如果有這樣一個問題，要你在“動亂”與“戰亂”兩者中挑一樣，你會挑哪一個？按中國的一句老話“兩害相權取其輕”的意思，一般情況下，人們基本上會選擇，寧可要“動亂”，也不要“戰亂”。
歷史上的毛澤東就曾經面臨這樣的選擇。
事情的緣由還要從1945年7月的毛澤東與黃炎培的對話說起，這次對話被后人們稱之為“窯洞對”。在這次對話中，黃炎培提出了“周期律”這個問題，毛澤東應之曰用“民主”來打破它。
關于周期律這個問題，中國的封建社會歷史是一個最好的證據。中國從秦朝到清朝有2000年的漫長時間，在此期間，朝代反復更迭。各個朝代從建國時的勵精圖治開始，到最后的戰亂亡國結束。反反復復，就像頑癥一般。
黃炎培是一個諳熟歷史的人，他通過歸納歷史，提出周期律這個問題。但這個問題的提出只是對歷史的表面現象的概括，并沒有對其深層次的原因作出描述。
在歷史中，當某種現象反復出現時，其實就意味著某個歷史階段的主要矛盾可能暴露出來了。也就是說，如果不解決主要矛盾，而只是做一些這樣或那樣的改良，最終會被歷史證明，任何改良措施是不可能解決根本問題的。那么，當中國的各個王朝反復更替時，我們可以說，這些王朝內一定蘊含著某些共同的根本因素，而這些根本因素就是導致朝代更替的根本原因，也就是主要矛盾。只有解決了這個主要矛盾，那么才能最終破解這種“周期律”的重現。同樣的道理，當資本主義社會反復出現“經濟危機”時，就意味著這種社會內部蘊含著某種關鍵的因素，而這個因素就是主要矛盾，只要不解決這個主要矛盾，資本主義社會就會被“經濟危機”反復折磨；正是基于這個原因，馬克思提出了資本主義必亡的結論；因為特殊的主要矛盾是和特殊的社會形態一一對應的，解決了主要矛盾，相應的社會形態也就解體了，并為新的社會形態所代替。
回頭來考察中國的這段歷史，我們會發現，中國的古代封建社會其實可以分為兩個世界；一個世界是由高貴的特權者所組成的，一個世界是由卑賤的平民者所組成的；特權者以其擁有的政治上的權力、經濟上的財產和文化上的知識來對平民者實施政治上的壓迫、經濟上的剝削和思想上的奴役。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出，中國舊社會的主要矛盾就表現為特權階級與平民階級的斗爭上。那么，打倒特權階級就是中國革命的全部任務，只要這個階級存在，革命就不會停止，就會繼續下去。
那么與舊中國、舊社會相對應的，我們要建立一個什么樣的新中國、新社會呢？在舊社會里，經濟上表現為生產資料的私有制，政治上表現為權力的個人獨裁制，文化上表現為少數精英對平民的思想愚弄。那么，在新社會里就要將這種特權徹底地打破，經濟上要建立起生產資料的公有制，政治上要建立起權力的民主集中制，文化上要摧毀舊的教育體制和精英壟斷，實施全民的普及教育，全面共同地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質（當然要普及新的社會主義思想文化了）。
可以推斷的是，當人民獲得經濟上的公有制保障之后，他們才能得到人格上的基本平等；當人民獲得政治上的民主權利之時，作為國家的主人，他們才能真正得到身體上的基本自由；當人民獲得文化上的普及教育之時，隨著文化素養的全面整體的提高，他們才能得到心靈上的快樂。只有不斷地向這個方向努力，一個平等、自由、博愛的新的和諧社會才能構建成功，人民才能幸福、快樂、美滿。
中國共產黨的責任就是帶領人民群眾，向一切特權階級進攻，摧毀這個階級的經濟基礎、政治體制和文化教育體系；并不斷地建立起新的經濟基礎、新的政治體制和新的文化教育體系。
歷史向人們表明，中國共產黨正是這樣率領著人民群眾一步一步走過來的。雖然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帝制，但舊中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根本狀況并沒有改觀。直到中國共產黨誕生，中國的革命才渙然一新。中國人民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才由一盤散沙凝聚成了一塊鋼板，才最終打倒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這三座大山；進而通過社會主義改造，消滅了資產階級、小農經濟，使中國和平地由新民主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
通過一系列的革命運動，新中國建立起了社會主義制度。在經濟上實現了生產資料的公有制，在政治上確立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為國家權力最高機關，在文化上普及教育，推廣社會主義新的思想體系。至此，好像萬事大吉了，只需埋頭搞經濟建設就行了。事情真的會這么簡單嗎？不會的。
歷史是一個連續的序列，是一個承前啟后的過程。雖然新中國成立了，但并不表明舊的東西一夜之間全部煙消云散了，也不表明舊意識的中國人一夜之間就全部變成了具有新意識的人了。在這里，新中國首先就要面對的是一個文盲人口眾多的現實，由于人民長期受剝削階級的壓迫以及思想上的毒害愚弄欺騙，以至于，當新中國賦予他們至高無上的權力時，他們大多數并沒有意識到這種巨大變革背后的深刻含義。民主作為一種施政手段，其實不過是一種社會習慣罷了，任何習慣的形成都是一個比較漫長的過程，尤其象舊中國那樣長期處于君主專制體制下，人民根本就不具有民主的習慣，而民主的實施恰恰需要“人人起來負責”，但這個條件是相當缺乏的。正是由于這個條件的匱乏，所以無論你在紙上寫出多么美麗的民主制度，只要廣大群眾不去（或不會、或不知）實行，其實就是一張廢紙而已。
其次，新中國還要面對一個舊勢力反撲的威脅的問題；這種威脅有兩種表現，一種是明目張膽地公開攻擊共產黨和社會主義，一種是掩蓋的，比如在教育系統內對青年學生灌輸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等等；另外國際上的反華勢力也不可忽視；這些顯然都是要給予關注的。
再次，隨著各種主要的特權階級被消除，新中國就必須面對一個更加重大的考驗，那就是，那些曾經勇敢地沖在革命前列的干部們，能不能在新中國的建設里保持本色呢？會不會重蹈打江山坐江山，最后腐化墮落，最終在戰亂中丟掉江山的老路上去呢？也就是說，問題的關鍵就是，干部們能不能避免自己演化為新的特權階級；如果變質了，那么，那個“周期律”就必然將重演。
毛澤東作為一個政治家，當然不能像一些學者那樣只需要清談一下就完了，就睡大覺去了。他必須切切實實地面對這個問題，尋找出具體的辦法來，解決的不好的話，如果“周期律”重演，那么就意味著他所領導的中國革命再次陷入到歷史的泥潭中去了，也就意味著最終的失敗嘛。
問題的關鍵在哪里呢？任何一個人，都是無法回避自然規律的，每個人總會有去世的那一天，作為國家領袖的毛澤東當然也不可能例外。所以說，毛澤東必須找出辦法來，解決可能發生的“人亡政息”這個問題。
每個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不過是歷史長河的一個片斷而已，但人民的生命是無限的，他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根本動力。那么，為了避免重新陷入“周期律”的困境中去，就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找到一種方式徹底地喚醒民眾，使他們樹立起集體意識，樹立起國家主人翁的意識，只有這樣，他們才能“人人起來負責”，“監督政府”，也只有這樣，才有希望避免“人亡政息”發生。并且，還要把這種精神塑造成一種傳統，養成一種社會習慣，那么，只要人民代代相傳，我們的國家才可能最終跳出那個“周期律”。
說到這里，大家不妨可以去參考一下西方的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及啟蒙運動，正是通過思想意識的解放運動之后，才有了后來的打倒神權統治，摧毀封建政權的資產階級革命的勝利，也由此確立了資本主義制度，解放了生產力，實現了工業化。正是這樣，資產階級才擁有了耀武揚威的資本，最后還侵略到中國，并殘酷剝削壓榨中國人民。
那么，中國人民又是如何解放自己的呢？那就是因為有了中國共產黨這個先鋒隊，這個領導核心，才能夠把中國人民擰成一股繩，最終靠團結戰勝了各種反動派。同樣，新中國成立后，又是在共產黨的正確領導下，人民團結一心，中國實現了工業化，中國人民建成了自己的工業體系，建立了強大的國防體系，正是有了這樣的堅實的物質之處，今天的中國才能在世界民族之林站穩自己的腳跟。可以推斷的是，中國將來能不能繼續鞏固并壯大社會主義事業，關鍵還是要看中國人民能不能團結，中國共產黨能不能繼續正確領導。
為了實現中國共產黨能夠繼續正確領導，為了實現中國人民繼續團結一致，那么，所有的黨政干部和普通群眾就都必須積極地行動起來，干部們要自覺地走群眾路線并接受群眾的監督，而群眾們也要自覺地樹立起國家主人翁的意識來，認真地行使憲法法律賦予的權利，作好參政監督工作；只要眾人都能自覺地積極行動起來，每個人都樹立起“為人民服務”的思想來，那么，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就一定前途光明。
所以說，毛澤東要做的就是發動一場文化的革命，一場思想的革命。要人們都有意識地學習并運用馬克思主義，都有意識地樹立國家主人翁的思想，都有意識地習慣“為人民服務”的作風；只有人人都全心全意地、自覺地、斗志昂揚地參加到國家的管理和建設中去，這樣的國家才能真正的發展壯大。
人類社會是在不斷地發展的，沒有誰能做到用其有限的一生，來完成所有的社會任務，當然，毛澤東也不例外。毛澤東作為一個歷史偉人，他已經成功地完成了歷史賦予他的責任。他領導中國人民打倒了反動派，建立了新中國；他領導人民從憲法上賦予了中國人民自己至高無上的國家權力；他領導人民建立了自己的工業體系，實現了工業化，從此，人民可以不再仰外國人的鼻息；他領導人民對已經出現的官僚主義作了堅決的斗爭，以避免人民的果實被新興的特權階級騙奪；他領導人民用科學的理論武裝自己的頭腦，教育人民要學會思考并分辨是非；他領導人民共同探索維護行使自己權利的方式，告誡人民不要放松警惕。
毛澤東以其眾多前無古人的探索，為后來人留下了豐富的思想寶藏，留下了許多可供人民反思的參照物，留下了永遠鼓舞人民不懈奮斗的寶貴精神。
文化思想的革命相對而言是一種效果不易察覺和評價的運動，它在開始的階段只有少數人能受到深刻的影響，但就是這少數人，他們就像火種一樣，已經注入到民族的血脈之中。他們開始是弱小的，但是只要是真理就一定開花結果，星星之火，必將燎原，他們一定會發展壯大。毛澤東發動的文革是打響針對新興特權階級的第一槍，這只是個開始，目的就是要阻止新興特權階級的發展，同時，要不斷地完善人民民主，探索實現人民民主的有效方式。那么，文革的效果會如何？鑒于文化的影響力需要極長的時間才能顯現，但是具體的文革有具體的目的，那么，也就有具體的評價標準。因為毛澤東的文革的出發點是為了跳出那個“周期律”的。所以，我們不妨可以確立這樣一個標準，即只要中國500年內不發生內戰，那么文革就初步勝利了；如果1000年之內不發生內戰，那么可以說，文革基本上取得勝利了。如果的確如此，那么可以說，毛澤東用一時的動亂取代將來的必然戰亂（只要特權階級重新發展壯大，則戰亂不可能避免）這一戰略目的，就取得成功了。
歷史的現象是多姿多彩的，是變化多端的，是復雜難辨的，但在絢爛多姿的表象之內，一定蘊涵著某種深刻的必然性。只要人類社會沒有停止，社會實踐終將給出最后的答案，也許有的事件需要幾代人才能真正看的清楚，但答案終歸是會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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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毛澤東與黃炎培的“窯洞對”
1945年7月,延安窯洞。
毛澤東問黃炎培到延安考察了幾天之后有什么感受？
黃炎培說：“我生60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只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繼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漸漸放下了，有的因為歷時長久，自然地惰性發作，由少數演為多數，到風氣養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并且無法補救。也有因為區域一步步擴大了，它的擴大，有的出于自然發展；有的為功業欲驅使，強求發展，到干部人才漸漸竭蹶，艱于應付的時候，環境倒越加復雜起來了，控制力不免薄弱了。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個周期律。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個周期律的支配。”
毛澤東說：“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律。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黃炎培說：“這話是對的，只有把大政方針決之于公眾，個人功業欲才不會發生。只有把每個地方的事，公之于每個地方的人，才能使得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來打破這周期律，怕是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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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炎培后來也說：“我一輩子都在尋求著真理，一直未曾如愿以償，而使我認識到可能是真理所在的，就是1945年的延安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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