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兩國在 19 世紀的不同表現

中日兩國在 19 世紀的不同表現
日本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學生”，一部在中國并不算十分重要的文獻——《貞觀治要》，被日本人當成了構建國家體制的啟蒙教材和好幾個時代的施政綱領。直到19世紀中葉，日本仍然奉行著與中國同樣的閉關鎖國政策。但是從明治維新開始，這個同中國相比，無論從幅員、人口、資源和文化哪一方面看都是一個小國的日本，做出了怎樣的努力以應對外界的沖擊，才發生了與中國決然不同的變化呢？讓我們用比較的方法展示如次。

鴉片戰爭和黑船叩關

大家所熟知的中英鴉片戰爭發生于1840年，中國戰敗后于1842年訂立的《中英南京條約》標志著中國國門被打開，中國的閉關鎖國政策被迫終結。而此時的日本還“鎖在深山人未識”，仍然處于關門稱大的時期。英國維多利亞女皇在此后不久收到了一位剛剛到過日本的傳教士的“奏折”，在這個“奏折”中，這位傳教士這樣描述了日本和這個列島上的土人：
“這是一個布滿火山的群島，土地貧瘠，物產匱乏，政治野蠻殘暴，人民愚昧落后，不求進取。上上下下的人們都極易滿足于非常不起眼的蠅頭小利。  。。。 ”
總之，對大英帝國來說，這是一片毫無價值的地方。
維多利亞女皇和她的先人已經不是第一次讀到這樣的報告了，因此，英國人與中國打了50多年的官方交道（從乾隆時期算起），還沒有派過什么官員正式地光顧過這個島國。這個被英國人不予理睬的小島國的國門，是被美國人在十幾年以后才打開的。
1853年6月3日，4艘美國軍艦突然闖入東京灣的浦賀港，其中的兩艘是冒著黑煙的“火輪”（另外兩艘是帆船），土生土長的日本人第一次看到這么個東西，這個不用人力和風力的艦只，被日本人稱為“黑船”。不速之客的到來雖然讓一直孤傲的日本人感到不快，但是對手的氣勢和確實高人一頭的武器裝備讓日本人沒敢輕舉妄動。艦隊司令佩里（日本人譯為“伯理”——伊藤博文，或“陪利”——井上清）帶來了美國總統簽署的國書。佩里要求日本當局到浦賀港來接受國書，否則，就要把軍艦開進江戶，乃至 “立即開戰，以決勝負”（井上清：《日本的軍國主義》）。一向對內對外都奉行強硬政策的幕府將軍，這次是老老實實地派人來到佩里的艦船上接受了“國書”。出乎日本人的意料，美國人并沒有提出太過火的要求，提出的三項要求還算比較“客氣”：“第一，開埠通商；第二，供應美國船只以水、煤和糧食；第三，保護遇難船員。”但是同時也威脅道，如果不答應如上要求，美國就會興師問罪。面對這個突如其來的難題，德川家定不知所措了，于是就采取拖延對策。幕府當局與入侵者商議，請求“明年答復”，沒想到對方還真爽快地答應了。6月18日佩里率艦隊離開了日本。臨走時，佩里留下了兩樣東西，一樣是一面白旗，用來下次再打交道時使用——顯然這是一種不折不扣的挑釁行為；另一樣東西后人們很少提及，就是從一臺可以安裝在鐵路機車上的蒸汽機，這倒像是一件禮物——美國人這種怪異的行為方式著實讓當事的日本人難以理解了。
有人說是巧合，有人說是驚嚇的原因，四天后，也就是6月22日，第12代幕府將軍德川家定死在江戶——就是現在的東京。幕府將軍是當時日本的第一號強權人物，而長年住在京都皇宮里的天皇在此前的240多年里只是一個虛位的象征。這240多年被史家稱為“江戶時代”，敲響江戶時代喪鐘的，就是上述那個 “黑船叩門”事件的主角——佩里艦長。
第二年（1854年）的1月14日，佩里像一個幽靈又出現在浦賀港。這次他麾下的美國艦隊，艦只從4艘變成了7艘（也有文獻說是8艘），而且全都是“火輪”了。讓佩里司令感到意外的是，上次自己留下的那份“作業”，日本人完成得很出色。第一，答應無條件簽署“日美和好條約”，——日本歷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譯成中文是“日美友好條約”）。由于簽署地叫神奈川，日本人也叫它“神奈川條約”。條約中最重要的內容是：日本無條件為美國開放下田、涵館兩港。下田港在東京灣口外，涵館在津輕海峽北海道一側。
第二項“作業”完成得更令佩里感到意外。在佩里離去的8個月時間里，日本人把佩里上次留下的那臺蒸汽機組裝成一部簡陋的機車，并且居然成功地讓它在一條小軌道上跑了起來。當然，上次離去前，佩里在這方面還是給予了日本人若干指點的。
日本人的被迫開關通商與中國人有點不同，他們對外來文化強烈的好奇心多多少少遮掩了部分屈辱，而且面對強大的對手，說冷靜也好，說裝熊也罷，反正沒有此前像中國人所表現的那樣傲慢和死要面子，因而第一次打交道，沒有發生像中國那樣激烈的沖突。
中國的皇帝和士大夫把西方人拿來用以顯示他們科技成就的幾乎什么東西都稱為“奇技淫巧”，而日本人則歷來謙虛好學，他們在這一方面是有歷史傳統的。這次 “老師”是有點驕橫，但也不必太認真了，不行就是不行，不行就學，只要能從對手那里學到東西就暫時服一個軟。這個態度就與中國大不一樣。但是，正像人們后來看到的那樣，一旦他們認為自己“行了”，日本人馬上會變一個面孔，會給對手以毫不留情的羞辱，以加倍地找回自己當初失去的面子，根本不會顧及什么“師生情義”。
美國人不費一槍一彈，用了很短的時間就叫日本人改變了閉關鎖國政策，而英國人卻是用了近50年時間，再加上鴉片和堅船利炮才打破中國大門的。從某種意義上說，打破日本人國門的是美國人的那臺蒸汽機車，這真叫對癥下藥。不知當初美國人對中國人試沒試這一著，估計即使試了，也是不會奏效的，因為“滿大人”（mandarin ，西方人如此稱呼清朝官吏）一向蔑視這類“奇技淫巧”，那種輕蔑肯定也著實地讓他們丟過面子。
幾十年后，當日本開始變得強大起來以后，在佩里當年登陸日本的地方修建了一個公園，起名“久里濱伯理公園”，公園里唯一含有文化紀念意義的文物是一座紀念碑，上書“北美合眾國水師提督伯理 上路紀念碑”。題字落款者是使日本走上強國之路的大功臣伊藤博文。在一般中國人看來本來應當被稱作強盜的人，卻被日本人卻被當成了帶來福音的“圣人”，——這里的差別是不是也蘊涵著中日兩國日后不同的景遇呢？
日本人領教了西方文化的強大，也和中國一樣訂立了屈辱的不平等條約。本來已經開始走下坡路的幕府政權也被重重地震撼了。于是長期與幕府關系緊張的兩個西南強藩——薩摩藩和長州藩帶頭鼓動各種社會力量以實行改革為名，主動挑起針對幕府政權的斗爭。1867年，幕府將軍德川家茂打著“天皇圣意”的旗號，兩次討伐長州藩，但是均告失敗。德川家茂也因此憂郁至死。薩摩藩和長州藩的大久保利通和西鄉隆盛抓住時機，跑到京都，攛掇年僅14歲的睦仁天皇下秘詔給這兩個強藩，為討伐德川幕府尋求合法的外衣。
正巧，尚未作出什么動作之時，德川幕府眼見勢力不濟，決心以退為進，決定向天皇“奉還大政”，企圖借助天皇的力量養精蓄銳，應付危局。以大久保利通和西鄉隆盛為代表的“改革派”順勢以天皇的名義于1868年發布詔書，廢止幕府制，強令德川慶喜辭職，收回幕府領地。新即位的幕府將軍德川慶喜大怒，于當年4月發兵15000人進攻京都。雖然德川慶喜的軍隊人數占優，但很快就被各藩聯軍打敗了。在處置好幕府殘余勢力之后，“改革派”更進一步讓年輕的天皇更改年號，變“慶應”為“明治”，以示改弦更張，號令天下。同時還發布一系列加強中央集權的新法令實施變法，——這些新法令帶有濃厚的西方現代文明氣息。——是為“明治維新”。
和中國比較一下可以看出，明治新政權較少包袱，——沒有什么舊的制度文化可留戀；較少負擔——皇族人數較少、政府冗員較少。這都是其有利的一面。只是政權的穩固程度有些欠缺。
而此時的中國，不存在能與清廷相抗衡的社會力量，面對危局，大一統的政治格局決定了中國人只能在皇權所允許的范疇之內實施“漸變”，普通百姓除了“上書”、“請纓”之外，根本施展不出什么別的作為可以共赴國難。當時能對清廷實施致命打擊的只能是中國歷史上司空見慣的農民起義，但是太平天國革命的實踐就證實了以下這一點：中國農民由于其自身的局限性，根本擔負不起促使中國社會發生實質性變革的歷史使命。中國人內部單純的權利之爭、正統地位之爭（洪氏與愛新覺羅家族的決斗）只會讓本來已經積弱的中國雪上加霜。在太平天國革命所有的歷史作用中，有一個作用是所謂正面的，那就是催生了“洋務派”這個官僚買辦階層。這個官僚買辦階層比起舊式士大夫階層還有一點“現代性”—— 他們多多少少對西方文化、西方人的現代成就有所了解，因而如果朝廷后來真能多聽從一些他們的意見的話，至少不會再發生后來那件更能稱之為國恥的“庚子之亂”了。
似乎歷史已經注定：中國人只能背負著沉重的包袱行路，在通往現代化的道路上被日本人越拉越遠了。

中體西用和脫亞入歐

中國跟西方人打交道雖然比日本人早一些，但是，中國人出于文化大國、文明古國的傲慢與矜持，始終不肯放下地位優越的大國架子。這個頑固的毛病使得中國即使吃了敗仗，也是僅僅在原地的基準點上后退一小步，從來沒有打算從根本上探尋文化觀念方面的原因。
鴉片戰爭失利以后，在林則徐和魏源的思想影響之下，清朝政府一小步退到“師夷長技以制夷”，開始承認西方人的“奇技淫巧”里邊還有一些好東西可以拿來為我所用；到第二次鴉片戰爭又遭失利，在一片嘩然以后，仍然自認中國的政體比西方人的高明，只是一些支端末節可以借鑒一下西方人的作法。退的這一小步叫“中體西用”。又過了三十年，中日甲午戰爭戰敗。這次中國再也不能在這個巨大的打擊面前再邁四方步了。1895年，在康有為的組織下鼓動18省1300名進京趕考的舉人聯名上書光緒皇帝要求立即實行“變法維新”，此時朝廷才真著手考慮變革國家法統方面的事了。但這已經比日本人晚了20多年了。日本本來是中國的同路人，可是現在已經躋身于剪徑者的隊伍了。又經庚子之亂、八國聯軍入侵北京，更使得著手實施“變法維新”的準備工作一拖再拖，引起了全國人民的極大不滿，人民不能再等下去了。清王朝在一片動亂之中終于壽終正寢了。
日本人在接觸西方文化之前，其政治制度與中國相類似。在1853年被佩里打破國門之后，又吃了西方人兩次虧，也背上了不平等條約強加到日本人民身上的負擔。但是與中國不同的是那些親身考察過西方的人——巖倉具視、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伊藤博文個個都進入了可以決定日本國家命運的最高決策機構。
在日本思想界影響極大的福澤諭吉在明治維新以前就三次訪歐，最長的一次長達兩年。其實中國當時也不乏對歐洲有深刻了解的人，但他們頂多成為幕僚——中國人傳統上稱他們為“師爺”——只有看主人家臉色出出主意的義務，而沒有拍板作決策的權利，如容閎、郭松燾、王韜、馬建忠等等。他們雖然對西方人的制度文化感興趣，但是最終只能在技術層面上發揮一點作用。中國和日本當時的沉疴都存在于制度文化這個根本之中，日本人找對了病源，并及時果斷地予以施治，中國人卻治標不治本，一再地貽誤時機。
明治維新后的日本有志之士，痛感從中國躉來的那套治國方略弊病太深，小修小補解決不了問題，于是，福澤諭吉拋出了“脫亞入歐論”。他主張“擺脫以中國為中心的朝貢體，特別是擺脫儒教主義和亞洲的封建性的關系，進而使日本成為歐洲型的國家?！边@就是著名的“脫亞入歐論”。
對于日本來說，國家的制度文化也是“別人家的東西”，合則用，不合則棄，用不著心痛。
然而在中國，19世紀中后期風光一時的領軍人物——所謂洋務派人士，正在做著洋務救國的美夢。作為一群漢族官僚，從打清朝立國200年來，首次獲得了最高統治者的充分賞識，自然是心懷感恩之情，盡心盡力地忙著采買機器設備以創辦和經營洋務企業、創辦同文館（既是從事外語教學的學校同時兼做政府和洋務企業翻譯業務的機構）。至于在新的國際形勢下國家發展道路的選擇、民族文化的改造、對人民大眾進行新思想意識的教育、傳播西方文化、批判傳統文化中的落后頹廢思想，——這些都不是洋務派人士考慮的范疇。
而考慮這些問題的是另一些人——真正的“在野”的失意文人們。他們雖然見解高明眼光深邃，但是中國的文化傳統就決定了，位卑則言輕。想實現報效國家的雄心大志，都得走“遍讀圣賢書、金榜提名時”的老路，——可是如果那樣一來，他們也就成了眾多腐儒中的一員，難以生出他們此時作為一個思想者所持有的見解了。這就是中國的悲哀。
但是話又得說得全面點，洋務派人士盡管突破了上述那個怪圈，也只能算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特例：他們的紅頂子是用太平天國起義者的鮮血染紅的，是拯救沒落帝國的有功之臣。因此，他們的升遷之路可遇而不可求，別人也無法效法借用。
洋務派人士雖然有權辦企業辦學校組建西方式的軍隊，但是在變更中國法統方面始終無權說三道四。即使做的是實業方面的事情也要照樣費盡心思對付保守派的騷擾和從中作梗。——一個咒語“祖宗自法不可改”，束縛住了洋務派人士們的頭腦和手腳。

派誰赴歐學習，學習什么

中日兩國在國門被打破之后都開始了向西方的學習。應當說學習的起步，還是中國在先，日本在后。但是從一開始就顯現出差距。
1840年林則徐在督辦廣東事務欽差大臣任上時，就開始把自己在與“西夷”打交道時形成的思想原原本本交流給自己的朋友——學者魏源。魏源把這些思想進行了歸納總結，完成了近代中國的一部重要著作——《海國圖志》。其中，為人們所熟知的精髓，是向朝廷提出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政策建議。顯然，這些意見的核心精神，也僅僅是把西方文化的外皮——器物層面的亞文化（開礦、冶煉、兵器制造之類的“奇技淫巧”），拿過來給自己披上。再體會這些士大夫們的思想，都沒有脫離開為君分憂、出謀劃策的性質。根本談不上在外部強大的壓力之下，向最高統治者提出對中國社會進行卓有成效的改革，對中國文化進行徹底改造的有遠見的政策建議。
讀者可能會提出疑問說，我們不能以今天的眼光和見識要求古人。但是我們下面所要比較的日本人在當時幾乎相同的條件之下，提出的的問題和爭論的焦點，出手就高出中國一籌。
明治維新之初，1771年，主持明治維新的重臣倉巖具視親自率領赴歐考察團考察歐洲各大國的政治制度，以決定以哪一個國家為日本的學習的樣板。本來，在幕府政權倒臺前后，日本政界盛行自由民權運動思潮，但是，倉巖具視和另一重臣大久保利通都認為，自由民權運動和以此思潮為基礎的英法政治體制不適合日本國情，他們都認為日本的政體改革應當實行漸進主義，都主張以普魯士模式制定憲法。1871年，普法戰爭以普魯士的勝利而告終，更使日本加強了向普魯士學習的信心。
被后人稱為日本憲法之父的伊藤博文也是倉巖使節團的成員，后來就是他遵照倉巖具視的囑托翻譯了《德意志國根本律法》，并據此起草了《日本國憲法》。
在幾次訪歐中，有幾件事意義特別重大，一是德皇威廉一世的召見和威廉一世給日本天皇的忠告：“聞汝來考察制憲，然而朕為日本天子慮，召開國會非為可賀之事?！辈⒍冢骸叭羧毡酒扔谛蝿?，竟至不得不設立國會之地步時，宜注意先確定國法。而且縱令發生怎樣的情況，在征集國費方面，萬勿采用非通過國會不可之下策?！边@件事對日本日后確立君主立憲制發生了決定性的影響。
第二件事是，是日本人比德國人更貼切地實行了公法權威施坦因的《國家組織理論》。面對謙遜的日本人，施坦因使出全身解數幫助伊藤博文等人在腦中形成了明確的制憲思想，令日本人感激萬分、五體投地。盡管施坦因已經是70多歲的老人了，日本人卻執意邀請施坦因到日本親身指導制憲。施坦因雖然以年紀原因謝絕了，但是他推薦的三位學生后來在指導日本憲政建設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僅僅從1871年到1872年，日本明治政府為了開支倉巖使節團為期一年的訪歐費用，就花費了全年財政收入的2%，達200萬日圓。可謂是下了大本。
中國人在19世紀70年代前后也陸續派出了若干考察人員赴歐學習考察，但是考察人員位卑階低。1866年清政府派出以赫德（英國人，時任清政府的海關負責人，當時正幫助中國政府建立海關制度）為首的考察團赴歐考察，考察團一行5人，只有赫德一人是有職有權的官員，其余四人有三人是學生，另一人是服務人員。
1872年在容閎在策劃下，實現了120名幼童赴美留學。清政府只是指望這些孩童在十幾年后能學來“西夷之長技”充當肱骨（就像詹天佑、鄧世昌那樣的干才），并不希望他們當中出現中國的盧梭或者福澤諭吉，憑空給自己添亂。
派出軍機大臣級的考察團那是甲午戰爭之后的事，即使如此其地位和陣容也是難以同20多年前的日本赴歐考察團相比的。
總之，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里，中國人向西方人學的是純技術（連管理都不學），而日本人在向西方人學習時，是把制度文化放到學習的最主要地位上：日本人是派出最高權利者出去學習，中國人派出的人連中級官員的資格都談不上。如此，二者的學習成果當然也就大不一樣了。

都有一本難念的經

明治維新以后的日本社會變革，也不是一帆風順的。日本國家小人口少，相對中國來講，應對外來沖擊好象易于作出較為靈活的反應。其實日本有日本的難處，他們能在后來作出較為有利于社會變革和國力發展的反映、實現長足進步也不是自然而然的事。只是其中的曲折少為我們中國人所知曉罷了。
日本在終結幕府政體之后，國內正處于一片茫然之中。剛剛即位的明治天皇是個不諳世事的孩子，他最愛干的事是跟宮女們打水槍玩。這著實地讓那些改革派元勛們費盡了心思。最讓他們不能接受的是，整天圍繞在天皇身邊的那一班從皇親貴族中選拔出來的侍衛和教師（侍講）們，天天往天皇的耳朵里灌輸舊時代那些倫理道德，對于外廷大臣們呈上來需要天皇簽署意見的文件能拖就拖，甚至在天皇應當“上班”的時間（平日的上午10點到12點），大臣們在宮外等好長時間也不見得能受到接見。天皇不喜歡伊藤博文是公開的秘密，原因是天皇嫌伊藤博文的思想太“西化”。伊藤博文認為是侍從長德大寺實則和侍講元田永孚從中作梗，于是在明治18年向太政大臣提出辭職。
如果說一句公道話，作為一個在深宮里成長起來的嬌貴，天皇根本不具備那些從刀叢殺出來的武士出身的悍將們所具有的心理素質，根本無法承受住那么多打打殺殺之類煩人的瑣事。從江戶時期開始的260多年來，形成了一條叫做“無答責制”的慣例，即，由于面對的是被架空的“現世神”， 向天皇作報告的人只請示匯報，天皇無須表態。也就是天皇面對朝見者，“只聽不說”。那個慣例是幕府時代形成的，幕府將軍為了獨攬大權，又出師有名，把天皇“修剪”成一個純粹的傀儡。現在雖然已經是明治維新時代了，但是要求從小就十分超脫的天皇的行為方式和思想方法，完全跟上那些處身于時代最前沿的精英們的快節奏，也是不太現實的。在后來（1889年）頒布的《日本帝國憲法》仍然把“無答責制”寫了進去，這也成為后來美國人否定中國和蘇聯的要求，不把裕仁天皇列為戰犯的歪理之一。
那些打著“尊王攘夷”旗號上來的士族元老們，其實也是個人有個人的心思，都代表著各藩的利益。幾個頭面人物常常會因為政見不同互下黑手。這個時期被日本現代史學家稱為“元老政治”時期。最高執政權在薩摩藩和長州藩這兩個最強大的藩的元老之間私相授受。其他藩主當然不會輕易買帳，每議一事都要勾心斗角。在主要的鐵腕人物大久保利通和巖倉具視之間的書信（1869年）中，就顯示出當時政界的險惡：“謬論紛紛，不足掛懷，但近察民情，實不勝痛心之至?！痹诤髞?，1778年被稱為“維新三杰”之一的大久保利通被政敵暗殺，死于東京曲町清水谷。（井上清：《日本的軍國主義》）
廢藩置縣問題是又一個難題。結束幕府政治，把天皇被推上尊位，主要是借助薩摩藩和長州藩兩藩的力量完成的。當初，薩摩藩和長州藩兩藩與幕府之間的矛盾就是由于代表“中央”利益的幕府和代表地方利益的“藩”的權利沖突，天皇制的中央政府取代幕府政府以后，沖突并沒有得到解決，反而由于新政府增強與商界的聯系，使得沖突又增添了新的內容。大的藩主如薩摩藩就醞釀叛亂，原因是“輔弼大臣勾結商人營私舞弊”。在此情況下中央政府就必須有一系列動作：（一）廢藩置縣；（二）建立中央軍隊（后來稱為“皇軍”）取締地方軍隊；（三）由中央政府出錢“贖買”各藩藩主（華族）和武士（士族）的特權——這個措施使得相當多的原來的地方封建主成了新社會的商人。
其中的哪一項措施的頒布和實施都充滿著斗爭乃至流血沖突。

對日本社會改革成功的分析

由于中日兩國畢竟國情不同，確實存在這樣一種情形：有一些有助于日本改革成功的因素，在中國不存在或難以創造出來。這一點常常為人們所忽略，筆者試著提出一些不很成熟的見解，一是可以供讀者參考，同時也有與讀者共同消除一些為歷史環境所鑄成的片面看法的意圖，如把其后中國遭受列強蹂躪的責任過多地歸于某個人和某些人，等等。
關于國民素質。筆者認為，從總體上講，中國人民在長期專制政治的壓迫下，無論在心理健康方面還是在民族責任感方面，中國都已經滑落到日本的后面了。在教育的普及方面，中國也已經落后于日本了。證據是，被稱為明治思想家的福澤諭吉把他三次出訪歐洲后形成的思想寫成《勸學篇》和《文明論概略》后不光影響了當時的士族和華族，還影響了廣大的平民百姓。他1872年出版的《勸學篇》竟然印行了70萬冊，僅從這個令人難以置信的數量上分析，也能得出結論，它成了日本全國人民的普及讀物。
相對照，中國雖然也有嚴復等人翻譯的不少西洋名著如《天演論》，也有不少學者出版了不少富有真知灼見的著作，如王韜的《盛世危言》，但是由于這些作品都使用的是用文言文，它們根本無法親近一般民眾，一般的平頭百姓讀不懂，平常的讀書人也是敬而遠之。幾乎所有的讀書人的興趣都在于讀書作官，走仕途顯赫的道路，四書五經的死記硬背和八股文的編織技巧才是讀書人不變的追求。而一般日本人要想出人頭地只有獻身社會上最“時髦”的事業，以往是要當一個能被人稱頌的武士，而當時則是學習維新知識與技能，報效天皇。所以，幾乎所有日本人都能對維新思想家的著作趨之若騖，才出現福澤諭吉的《勸學篇》令洛陽紙貴的現象。因此在引導民眾接受新思想方面，中國就大大地比不上日本了。
關于政府的質量。日本明治政府是一個剛剛把全國統一到一起的新生的政權，而當時的清政府已經延續統治了200多年，清政府難免會把前幾代皇帝用慣了的手法順手拿來使用，讓他們憑空變換思路乃至觀念，真有點難為他們了。一新一老兩個政府，雖然幾乎是同時接受一種全新的觀念，當然日本人會占有先機的。
另外在社會的思想鉗制方面，日本也比中國大為寬松。原因倒不是由于日本有什么民主的傳統，而是明治新政權剛剛確立，根本無暇顧及那么許多。這有點像中國的清末民初，老的專制統治者剛完結，新的統治者羽翼未豐，使得思想家如雨后春筍般成長一樣，明治初年許多思想家也是“自由泛濫”，一些不利于專制政治的著作也能公開出版。如日本思想家中江兆民在1775年可以把盧梭的《社會契約論》在日本翻譯出版（中江兆民把它譯為《民約論》），但是這本書在中國就沒有人敢于翻譯出版，在當時的中國，政治環境還不允許那種與君主專制直接唱對臺戲的思想浮出水面。思想鉗制的松緊對于改革進程的影響無疑是重要因素。在這一點上，日本又是當然地占先了。
在政府職能設計方面，日本新政府人員很少，根本不可能像清政府那樣分派出官員去創辦企業并親自管理企業。日本政府開始時也是考慮由政府出面管理企業的。但是當赴歐考察團回來以后，他們很快就改變了主意，把原先由政府投資開辦的企業半賣半送地拍賣給商人經營。拍賣所得款項根本不足以收回原先的投資，更不用說幾年十幾年的積累了。這種政府不插手市場、不干預企業經營事務的作法也是赴歐考察團的成果之一。這種作法（政府認可在自己的權利場之內，再生出一個不按行政力運作規律的新天地——市場范疇）是無法從東方人的慣常思維中推導出來的。中國人早在兩千年前就已經“解決”這個問題了，那是在西漢初年《鹽鐵論》時代的事，所有能夠“貨殖”的營生，都當然地是專屬于政府操辦的事情，以免生出富比王侯的平民百姓，攪亂“正?！钡膫鹘y人倫。雖然早早地落了一個“與民爭利”的壞名聲，但是兩千年來封建專制統治者始終死死地扼著“民生”（或商品經濟）的喉嚨不放手，致使中國社會長期停滯不前。
日本人把企業放到民間，當然還有一些配套措施出臺，就是要頒布一系列相關法律保證民營企業的正常運作，如明治3年頒布的《日本民法》和十幾年后頒布的《日本商法》，就給予了商人依法經營的保障。
在中國，伴隨著洋務企業的誕生，江南也有不少商人在商業發達的商埠開辦了一些純粹的民營企業。但是由于沒有有效的“保護傘”——相應的法制環境和人文環境，幾乎所有的企業都要“邀請”各級官吏乃至地痞流氓“參股”。一來二去弄得企業或是收歸官有或是破產了事。所謂的民族資本，只能小打小鬧，無法對社會生活的變革發揮像日本那樣的作用。中國這種政府對企業的無邊際的“關愛”，一直延續到20世紀末，人們可以從改革開放之后民營企業千方百計地把自己向“集體所有”性質方面靠攏這一事例中，可以想見早在清末創辦和經營一個民企會有怎樣的艱辛。
在現代法制秩序建設和新的社會環境培育和養成方面，中國與日本在19世紀下半葉的表現簡直可以用南轅北轍來形容。日本人在后來創造出來的“日本奇跡”，在很大程度上是那個時代打下的堅實基礎。
從明治6年到明治27年，日本拍賣了產權屬于日本政府所有的25個企業。后來成為超級航母的三井、三菱就是那時占盡了先機，成功地成長為擁有先進技術和基本實現科學管理的現代財團，成了帶動日本經濟成長的龍頭。
從某種意義上講，日本人能走到前面去，千條萬條，最起作用的一條就是他們一旦接觸到西方文化，就迅速找出東西方文化的根本性的區別所在，走出東方大一統的封建專制的泥淖，率先完成了現在被稱為“政企分開”的關鍵性的改革。這只能說日本人實現了“急功近利”，把西方文化的某些局部嫁接到日本的文化中，至于自己民族文化的深層次的改造，還遠遠的停留在遠古洪荒時期弱肉強食哲學的階段，致使后來的倒行逆施受到來自全世界各族人民的一致反對和致命打擊，到頭來不得不接受外國人強加在頭上的軍事管制，洗心革面，重做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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