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有順：當格瓦拉已成往事

當格瓦拉已成往事

 
　　“切”在阿根廷是親友之間打招呼的用語，是一個驚嘆詞，古巴人用“切”來稱呼格瓦拉時，有著一種說不出來的親切，并伴著一種難以言傳的柔軟情感。許多人在喜歡格瓦拉之前，已經在心里一遍一遍地低語：切，切，切……就連毛澤東在一九六五年見到格瓦拉時，也是劈面一句帶著濃重湖南口音的“切”。
　　然而，卡斯特羅說：“切這個名字后來出了名，成了一個象征。”
　　這話簡潔而明了地指明，現在我們所談論的切·格瓦拉，可能已經不是那個具體而真實的個人，而是一個符號，一個象征，一個被誤讀并帶著強迫記憶的觀念。人類一貫來樂于為死者唱贊歌，并習慣按著自己的想象和一相情愿去圖解歷史，神化偶像，而切·格瓦拉，很可能是一些人迄今為止所能找到的最合適的神化對象，因為他身上具有革命者、夢想家、圣徒、藝術家和受難英雄相混合的復雜氣質。什么“塵世基督”，“自由和正義的旗幟”，什么“我們時代最完美的人、不可腐蝕的人”（薩特語，但聽起來多像毛澤東對白求恩大夫的評價——難道這是革命者共同擁有的殊榮？），這些閃爍著神圣光芒的詞語，從一些人口中說出來時，與曾經有過的詆毀切·格瓦拉的惡毒言語一樣理直氣壯，它們表面上來自于不同的人群，實際上都源于對革命的過度熱愛或過度仇恨，不過是一個硬幣的兩面而已。
　　我相信，假如切·格瓦拉還活在今天，無論是對于美名還是惡名，他都會毅然地從中出走，就像一九六五年他毅然從革命的古巴出走一樣。相比之下，格瓦拉更愿意做一個永遠在途中的職業革命者，并努力保持對革命的必要警惕，這是在別的革命者身上罕見的閃光品質，正是它，使格瓦拉成功地逃避了從革命走向集權的宿命。在這個過程中，格瓦拉曾經反復說過：“我們手中最主要的制動器是一種擔心：擔心任何一種形式的東西使我們脫離群眾，忽略具體的人，忘記革命的最高、最終理想是使人擺脫異化，走向自由。” 這話，格瓦拉最初是針對革命逐步走向體制化之后的一種憂慮，如今，即便是對于他個人的命運，格瓦拉的這種“擔心”也已經不是多余，作為革命的象征，他死后數十年還面臨著被異化和被體制化的危險。如今的格瓦拉，在許多人的眼中，再不是那個瘦骨嶙峋的哮喘病人了，他成了革命、青春、激情、力量、夢想和烏托邦的代名詞。在一九六八年的巴黎街頭，他的名字“切！切！切！”成了法國學生游行時最響亮的口號；在球王馬拉多納的手臂上，他是圖騰；在許多人的書房里，他的黑白肖像代表著一個精神高地……
　　在這些煽情的場面里，切·格瓦拉真的在場嗎？我表示懷疑。我寧愿相信，清醒的、愿回叢林打游擊的格瓦拉會在這樣一些煽情的時刻選擇缺席。他甚至也從“塵世基督”，“我們時代最完美的人、不可腐蝕的人”這些贊美詞中缺席，轉而稱自己為“二十世紀渺小的征人”，并說“請時時想念我這個二十世紀渺小的征人”，這是他死前不久在給自己父母的告別信中發出的低微請求，一并獻給他身后動蕩的時代。
　　然而，前些年有一部劇，就叫《切·格瓦拉》，我雖然沒在演出現場，但讀過劇本之后，多少也能想象，這又是一個真實的格瓦拉選擇缺席的地方，從頭到尾，我們看不到那個“二十世紀渺小的征人”，有的只是闊大的理想，空洞的激情，虛假的口號，集體話語的惡劣翻版，以及被浪漫化了的暴力和革命美學，中間還夾雜著商業時代的矯情……打著革命的名義，販賣的卻是庸俗藝術家的瘋狂想象，還有根深蒂固的左派思想……這就是《切·格瓦拉》一劇的全部貢獻。
　　其中的危險性是不言而喻的。它的成功，走的是慣常的虜獲大眾的話語道路：通過詩化革命旅程，來掩飾和抹殺革命的血腥與殘酷；通過樹立人格神，來取消普通人生存中的個人細節，并禁止他們為自己的私人生活喜怒哀樂；通過出示富人和窮人、壓迫者和被壓迫者、人民和敵人之間的階級對立，在每個人心中開辟一個革命和烏托邦的戰場，進而激起他們的革命義憤和革命眼淚……它所遵循的邏輯是這樣的：成功，是因為革命取得了勝利；失敗，是因為我們背叛了革命。關于這一點，《切·格瓦拉》一劇的主創人員張廣天先生在給一位清華博士的信中教導我們說：“我相信，時代的事實會教育越來越多的勞動子弟回到本階級的立場上來，而且擦干革命先輩的血跡、接過他們的槍，重新奔赴戰場。”說得多么慷慨激昂！可是，張先生的語氣、用詞和判斷，我們又是多么的熟悉，在那些有著慘痛經驗的時代（歷次政治運動中），類似的“革命誓言”我們聽得還少嗎？什么“勞動子弟”、“本階級的立場”、“革命先輩”、“奔赴戰場”……這些空洞、煽情的大詞，當張廣天以“革命”的名義說出來時，可能從來沒有想過，它們并非第一次被使用，而是在反復的使用過程中已經沾滿了鮮血、仇恨和恥辱。這些歷史積塵還未經過必要的清理以前，張廣天以為自己口中只要念著這些大詞，就能輕易地接上那條革命的血管，想得也太過簡單了。
　　持這種簡單思維的人并不在少數。《切·格瓦拉》上演后，無論在報紙雜志還是網絡上，吶喊、歡呼和感動之聲不絕，其中不乏年輕人——他們因著缺乏直接的革命記憶，很容易就把革命神圣化和浪漫化，以為太平盛世、幸福生活就躺在革命的身旁，等著每個革命者前去領取。這個現象讓我陷入深思：也許，新一代會走向想象中的革命，有時并非只是對革命的向往使然，而僅僅是為了表達對屈辱的現實、對革命之后的平淡生活的一種反抗；說到底，他們還是希望回到一種激情澎湃的歲月中。這種情懷本身是正常的，它實為長期來積存于社會內部的痼疾所致，《切·格瓦拉》利用了這種激進情緒，從而將那些簡陋、狂熱和有害的革命思想，通過理想和信念的虛假包裝，成功地塞入“人民”的手中。
　　人民，有多少的罪惡都假你的名義而行！甚至連法西斯，使用的也是人民的名義！《切·格瓦拉》一劇主創人員的得意之處也在于此：《切·格瓦拉》受到了“人民”的歡迎；而它受歡迎的原因是，重現了那場以切為中心的神圣“革命”。——夠了，這種人民和革命互證的游戲，我們是再熟悉不過了。但我要繼續追問的是：整個二十世紀，我們以人民和革命的名義所干的蠢事還少嗎？在中國，在前蘇聯，在格瓦拉的古巴，更多的時候，人民并沒有受益于革命，反而為一次又一次的革命付出了慘重的代價，比如嚴酷的“文化大革命”，難道我們這么快就忘記了嗎？難道萬千受害者就不是“人民”嗎？可惜，《切·格瓦拉》充斥著革命的宏大主題，卻難以看到與革命相伴的血腥段落，于是，暴力美學在容易激動的人群中崛起并肆虐。一方面，他們漠視歷史中曾經有的苦難，另一方面，支配他們前進的動力依然是烏托邦和集體主義。——與之相對的是，個人權利匱乏，公民意識淡薄，寬容和溫和的政治作風被徹底遺忘，民主、法治和人性的基本觀念得不到實踐……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對上述這些扭曲的革命邏輯有足夠的警惕，包括格瓦拉。今天的許多人都把格瓦拉所寓示的方向當作進入烏托邦社會的理想道路，至少也認為他代表著革命的理想狀態，習慣于在象征（而非現實）意義上談論格瓦拉。甚至還有人把《格瓦拉的遺體》（阿爾波塔攝）和《基督蒙難》（小霍爾拜因作）擺在一起，以二者在外在形態上的相似，來說明格瓦拉身上所具有的“塵世基督”的一面。其實這是最大的誤讀。耶穌基督來到地上的工作，是針對每一個個體的靈魂（耶穌在《約翰福音》第十章中說：“我來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豐盛。”這里所說的“羊”，就是指每一個個體），他無意于解決社會制度問題，所以他一再拒絕猶太人要他去做王的請求，而格瓦拉的精神重心還是在社會變革上；另外，耶穌基督是一個非暴力主義者（《創世紀》第九章說：“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他反對流血），而格瓦拉則信仰暴力革命。
　　應該相信，格瓦拉身上有許多革命者所共有的可怕的局限性，是他的早逝，使這些局限性沒有被充分實踐出來。據《讀書》雜志1998年第3期程映虹的《格瓦拉為什么出走？》一文所記述，格瓦拉在一九六０年八月一次對古巴醫務工作者的演說中，為了提出“新人”這個口號，他以自己從一個醫生轉變為革命家的經歷為例，宣揚革命的核心是消滅個人主義，號召用“徹底的批判的激情”去清除舊時代留給個人的一切，“如果每一個人都這樣成為自己的設計師的話，創造一種新的人類——他們將是新古巴的象征——就將容易得多”。他曾定義人為“一件半成品”，并把“新人”比作革命車輪上的一顆“幸福的齒輪”，一顆“有覺悟的，有自己特點”的齒輪；比如，他在《人與社會主義在古巴》的結尾說，以犧牲為核心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對古巴人民不但是義務而且是需要，“我們的自由隨著不斷的犧牲而膨脹，這種自由和它每天的營養物質就是鮮血。”比如，他對蘇聯在古巴導彈危機中的退讓感到非常憤怒，私下里稱之為背叛，并在一次接受英國記者的采訪時直言不諱地說當時如果按鈕在古巴人手里，導彈很可能就發射出去了；又比如，一九六０年在哈瓦那召開的第一屆拉美青年大會上，格瓦拉這樣告訴從各國來的代表：今天的古巴人民想讓你們知道，即使他們在一場為徹底解放而引發的熱核戰爭中被全部消滅，只要你們接過革命的火種，“他們也會為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而感到無比幸福”。
　　一個要徹底消滅個人主義的格瓦拉，一個要別人去做“齒輪”的格瓦拉，一個以“犧牲”和“鮮血”作為自由的“營養物質”的格瓦拉，一個有勇氣摁下導彈按鈕的格瓦拉，一個古巴人民在“熱核戰爭中被全部消滅”后還要別人“為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而感到無比幸福”的格瓦拉，實在是一點都不詩意，不浪漫，也與自由、正義無關，反而與那些使我們受害至深的“革命”思想如出一轍。這并非格瓦拉一個人的悲哀，實在是崇尚暴力革命者共有的宿命。由于人類與生俱來就有暴力傾向，加上世界秩序中有太多的不公正，暴力作為簡單直接的反抗方式，還將長時間受到青年的青睞，革命還將繼續深入人心，類似《切·格瓦拉》這樣的東西也還會繼續賺取“人民”廉價的眼淚。
　　不等于要屈從于它。如同許多國家通過和平的方式也可以完成民主變革一樣，我相信，革命、青春、激情、理想、烏托邦，也可以找到新的解釋方式，至少不能再是“它每天的營養物質就是鮮血”了。切·格瓦拉為革命光榮地死了，我想，他的死，就是為了讓更多的人可以不死。因此今天，我們面對格瓦拉不應該是簡單的沉醉，而應該在格瓦拉喪失的地方開始跋涉，從革命的烏托邦高地下落，回到常識，回到理性，回到個人的尊嚴和權利，回到生存一切細微的喜樂中，在通往自由、民主和公正的路途上，也做一個“渺小的征人”。
　　魯迅先生說得好，“革命不是教人死而是教人生的”，從這個角度說，一個人與其為那個宏大的革命目標而死，還不如為爭取屬于他自己的微小的公民權利而生，因為許多人的偉大的死，有時反而會使一個社會變得冷酷而專制（一些人的死，成了另一些人冷酷和專制的資本），而許許多多人普通的、堅韌的生，卻有可能構筑起一個公民社會所需要的最堅固的人性基礎。
　　因此，我喜歡那個寫家書的格瓦拉，那時，他是柔軟的父親，深情的丈夫，忠誠的兒子。——他的人性部分在家書中發揮得最為突出；我喜歡那個向卡斯特羅遞辭行信的格瓦拉，他成了罕見的從集權主義的陰影中自我突圍的革命者。——他的批判激情在這里表現得最為尖銳；我喜歡說這話的格瓦拉：“讓我冒著讓人嘲笑的危險說出來吧，引導真正的革命者前進的，是偉大的愛。”“你們應當永遠對于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非正義的事情，都能產生最強烈的反感。這是一個革命者的最寶貴的品質。”“有的道理是無需證明的，我討厭還要為此而爭辯。”——他的革命思想在這些話中醞釀得最為成熟。
　　而我最終想要說的是，我們在這里紀念、談論格瓦拉的目的，不是希望有更多的格瓦拉誕生，而是希望格瓦拉式的人物能夠成為往事，因為一個健康、民主、人性的公民社會，是不需要格瓦拉這樣的人物的：不需要他騎著騾子戰斗（那不先進），不需要他帶著哮喘病去完成偉大的革命事業（那不人道），不需要他回到叢林里打游擊（那不安全），不需要他成為革命、青春、烏托邦的代名詞（那不真實）……此刻，我是多么懷念格瓦拉，同時也多么想望一個不再需要格瓦拉的公民社會。
　　所有的人都必須學習過一種沒有格瓦拉的生活，一種不革命也不是不革命的生活。格瓦拉為這種生活提供了最后的證據——他那死后被玻利維亞政府軍砍下、現供奉于哈瓦那廣場的雙手，堅定地證明：無論是革命的一方還是反對革命的一方，他們的雙手都有血跡。讓這種紅色生活離我們遠去，讓口號式的“切！”從我們口中消失，讓每個人都能用平常的、人性的聲音這樣稱呼他：“切。”這或許是格瓦拉最后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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