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工人大罷工——“五一節”的由來

作者: 小 鬼 
日期:   2005-05-01 03:40

（人民網資料）

1886年5月1日 芝加哥工人大罷工——“五一節”的由來

    五一國際勞動節亦稱“五一節”，在每年的五月一日。它是全世界無產階級、勞動人民的共同節日．
    此節源于美國芝加哥城的工人大罷工。1886年5月1日，芝加哥的二十一萬六千余名工人為爭取實行八小時工作制而舉行大罷工，經過艱苦的流血斗爭，終于獲得了勝利。為紀念這次偉大的工人運動，1889年7月第二國際宣布將每年的五月一日定為國際勞動節。這一決定立即得到世界各國工人的積極響應。1890年5月1日，歐美各國的工人階級率先走向街頭，舉行盛大的示威游行與集會，爭取合法權益。從此，每逢這一天世界各國的勞動人民都要集會、游行，以示慶祝。
    中國人民慶祝勞動節的活動可追溯至1918年。是年，一些革命的知識分子在上海、蘇州、杭州、漢口等地向群眾散發介紹“五一”的傳單。1920年5月1日，北京、上海、廣州、九江、唐山等各工業城市的工人群眾浩浩蕩蕩地走向街市、舉行了聲勢浩大的游行、集會，這就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五一勞動節。解放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于1949年12月將五月一日定為法定的勞動節，是日全國放假一天。節日，舉國歡慶，人們換上節日的盛裝，興高采烈地聚集在公園、劇院、廣場，參加各種慶祝集會或文體娛樂活動，并對有突出貢獻的勞動者進行表彰。


“五一”節的由來
2004-4-26 17:06:58  

　　勞動最美麗，勞動是給“五一”節最好的禮物。
　　1889年7月14日，由各國馬克思主義者召集的社會主義者代表大會，在法國巴黎隆重開幕。這次大會上，法國代表拉文提議：把1886年5月1日美國工人爭取八小時工作制的斗爭日，定為國際無產階級的共同節日。與會代表一致同意，通過了這項具有歷史意義的決議。從此，“五一”國際勞動節誕生了。
　　為什么要把這一天定為國際勞動節呢？這還得從19世紀80年代的美國工人運動說起。
　　當時，美國和歐洲的許多國家，逐步由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為了刺激經濟的高速發展，榨取更多的剩余價值，以維護這個高速運轉的資本主義機器，資本家不斷采取增加勞動時間和勞動強度的辦法來殘酷地剝削工人。
　　在美國，工人們每天要勞動14至16個小時，有的甚至長達18個小時，但工資卻很低。馬薩諸塞州一個鞋廠的監工說：“讓一個身強力壯體格健全的18歲小伙子，在這里的任何一架機器旁邊工作，我能夠使他在22歲時頭發變成灰白。”沉重的階級壓迫激起了無產者巨大的憤怒。他們知道，要爭取生存的條件，就只有團結起來，通過罷工運動與資本家作斗爭。工人們提出的罷工口號，就是要求實行八小時工作制。
　　1877年，美國歷史上第一次全國罷工開始了。工人階級走向街頭游行示威，向政府提出改善勞動與生活條件，要求縮短工時，實行八小時工作制。罷工不久，隊伍日漸擴大，工會會員人數激增，各地工人也紛紛參加罷工運動。
　　在工人運動的強大壓力下，美國國會被迫制定了八小時工作制的法律。但是，狠毒的資本家根本不予理睬，這項法律只不過是一紙空文，工人們仍然是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倍受資本家的折磨。忍無可忍的工人們決定將這場爭取生存權利的斗爭，推向一個新的高潮，準備舉行更大規模的罷工運動。
　　1884年10月，美國和加拿大的八個國際性和全國性工人團體，在美國芝加哥舉行一個集會，決定于1886年5月1日舉行總罷工，迫使資本家實施八小時工作制。這一天終于來到了。5月1日，美國2萬多個企業的35萬工人停工上街，舉行了聲勢浩大的示威游行，各種膚色，各個工種的工人一齊進行總罷工。僅芝加哥一個城市，就有4.5萬名工人涌上街頭。這下，美國的主要工業部門處于癱瘓狀態，火車變成了僵蛇，商店更是鴉雀無聲，所有的倉庫也都關門并貼上封條。當時在罷工工人中流行著一首“八小時之歌”，歌中唱道：
　　“我們要把世界變個樣，我們厭倦了白白的辛勞，光得到僅能糊口的工餉，從沒有時間讓我們去思考。我們要聞聞花香，我們要曬曬太陽，我們相信：上帝只允許八小時工作日。我們從船塢、車間和工場，召集了我們的隊伍，爭取八小時工作，八小時休息，八小時歸自己！”
　　激昂的歌聲唱出了工人的心聲，唱出了全世界無產者的共同愿望，也感染了廣大的群眾，他們紛紛聲援工人的罷工運動，將罷工運動推向新的高潮。罷工運動所表現的巨大力量使政府當局和資本家極為恐慌，他們不甘心答應工人的條件，便露出他們猙獰的一面。5月3日，芝加哥政府當局終于撕下了“民主”的假面具，用暴力鎮壓工人。他們組織罷工破壞者在警察的保護下混進工人的罷工隊伍，故意制造混亂，以此為借口，當場開槍打死六個工人。這一暴行，激起了全市工人的極大憤慨，他們決心為死難的工人兄弟們報仇！
　　為紀念美國工人1886年5月11日的罷工運動，為推動整個世界工人階級的斗爭熱情，就把這一天定為國際無產階級的共同節日。在以后的每年5月1日，各國的工人階級都舉行大規模的示威游行，以爭取自身的權利。

1924年5月1日孫中山號召工人團結起來

　　１９２４年５月１日，廣東各界集會游行，紀念“五·一”國際勞動節，孫中山到會講話，號召中國工人“要從今日起立一個志愿，組織一個工人的大團體”，“要擔負抬高國家地位的責任”，“把中國變成世界上頭一等的強國”。
　　參加大會的有粵漢鐵路工會、海員工會、機器工會、工團總會等１４個工會團體和其他交通工人、各學校學生、中國國民黨各區分部代表，共１萬余人。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勞工部部長廖仲愷為大會主席。孫中山說：“中國現在是世界中最貧最弱的國家，受各國的種種壓迫，所處的地位，是奴隸的地位。中國現在所處的這種奴隸地位，比較各國殖民地的地位，還要低得多。”“國家的地位既然是很低，我們人們的地位自然也是很低，做工人的地位，當然是更低。”“中國人民就謀生一方面的經濟說，完全是處在外國的經濟壓迫之下。中國國家表面上雖說是獨立國，實際成了外國的殖民地。”“現在中國不只工人要受外國資本家的壓迫，就是讀書的人、耕田的人、做生意的人，都是受外國經濟的壓迫。”他指出：“俄國工人在幾年以前，結成大團體，推倒專制的俄皇，改革政體，弄成工人的獨裁政治，無論什么資本家都不許執政權，只有工人才可以管國事”，“英國、俄國的工人，便是中國工人的好榜樣”。大會結束后舉行游行。游行口號有：“一種產業一個團體”、“學徒不開夜工”、“同業劃一工價”、“參加國民革命”等。同日，上海工人兩萬余人集會，紀念五一國際勞動節。


勞動節春秋
　　今天是勞動節，美國的國定假日。不過這可不是我們以前年年過的五一國際勞動節，而是每年九月的第一個星期一，和九月的第一個周末一起，剛好成為初秋的第一個長周末。這一春一秋兩個勞動節，都是起源于十九世紀末的美國。一個世紀過去，再回頭看這兩個不同版本勞動節的春秋變遷，可謂寓意深長。
　　春天版的勞動節
　　一個多世紀前的美國工人，每天要工作10到14小時，生活非常艱辛。1881年成立的最大的工人組織，美加產業和勞動工會聯合會（Federation of Organized Trade and Labor Un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即美國勞聯的前身）把爭取八小時工作制作為首要的目標。他們在1885年宣布，八小時工作制將在第二年，1886年的5月1日開始實行。這一號召得到了工人們的廣泛響應和支持。當時領導著工人運動的，有激進的無政府主義者和左翼社會主義者。工人運動的中心是芝加哥，工人斗爭的主要手段是罷工。在以往的大罷工中，比如1877年的鐵路工人罷工中，各州政府卻應企業主的請求派出警察、國民兵來打擊罷工工人，大企業則出資為這些警察和國民兵購買武器裝備對付罷工工人。在那個時代，罷工很容易造成暴力沖突，其原因在于，罷工是工人一方的唯一對話手段，而企業主一方沒有接受這種對話的習慣。工人罷工，企業立即可以招收其它人干活，罷工等同于自尋解雇。罷工工人的唯一辦法是堵塞工廠入口，阻止別人上班，而這種做法卻是非法的，企業方面就可以尋求警察幫助，粉碎罷工工人的糾察線。
　　到預定的那一天，1886年的5月1日，芝加哥的很多工人迫使雇主讓步，爭取到了八小時工作制，但是在更多的工廠里，企業主和罷工工人形成了互不相讓的對峙局面。1886年5月3日，工人集會，警民沖突中，警察向麥考米克機器公司的罷工人群開槍，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傷。無政府主義者號召第二天在草集廣場（Haymarket Square）集會抗議。
　　5月4日草集廣場的集會一開始是和平的，因為剛好碰上一個下雨天。當最后一個演講者還在臺上的時候，人群已經開始解散，廣場上只剩下二百來個人，這時候卻開來了180 多個警察，命令集會解散，開始驅趕工人。就在這最后的時刻，不知什么人向警察扔了一顆炸彈，當場炸死一個警察，還有六個警察后來死于醫院，有七十多個警察受傷。
　　警察立即向工人開槍。有多少人被警察的槍彈打死打傷，后來一直沒有確切的統計。到底是什么人向警察扔的炸彈，也一直沒有查出來。但是，警察隨后襲擊了工會領導者的家，數以百計的人被逮捕，恐怖一時籠罩芝加哥的工人區。受打擊最重的是無政府主義者和左翼社會主義者。
　　八個最活躍的無政府主義者受到起訴，他們被指控犯下了謀殺罪并被判處死刑。1887年11月7 日，其中的四人被處以絞刑，一人在獄中自殺。當局將這些人的遺體交給他們的親友安葬。他們的葬禮是芝加哥歷史上規模最大的送葬隊伍，幾十萬人列隊路旁為草集廣場的烈士送葬。在安葬他們的墓地里豎起了紀念碑。 1893年6月26日，伊利諾州州長宣布赦免剩下的三個草集廣場事件被告。
　　這是典型的矛盾循環激化的"革命前夜"的圖景。在人類向工業時代邁進的時候，這幾乎是各地的普遍景觀，因此也產生了順應時事的革命理論。
　　所以，對于激進無政府主義者和左翼社會主義者來說，1886年發生在芝加哥草集廣場的事件具有深刻的象征意義，它象征著資本主義制度下工人利益和企業主利益的不可調和，它象征著工人階級除了針鋒相對的斗爭別無出路，只有這樣它才能爭取自身的解放，擺脫被奴役被剝削的命運。1889年，在巴黎召開的第二國際首次代表大會決議，每年的5月1日是國際勞動節，全世界勞動者慶祝的節日。
　　此后，全世界幾乎所有工業國家的工人，都在這春天的日子里慶祝勞動者的節日。直至今天，很多西歐國家的工人，象原來的社會主義國家一樣，現在年年五一國際勞動節還要走上街頭，舉行游行，紅旗和國際歌的歌聲到處飄揚。
　　可是，有兩個工業化國家是例外，這就是加拿大和美國。北美的工人不慶祝五一國際勞動節，因為這兒已經有了另一個勞動節，一個秋天版的勞動節。
　　秋天版的勞動節
　　1863年，美國南北戰爭期間，一個貧窮的愛爾蘭移民應征上了前線，他11歲的兒子，彼得·麥克伽爾（Peter McGuire） 為幫助維持一家生計，在紐約街頭給人擦皮鞋，做清潔小工。這些移民家庭發現，新大陸的生活并不輕松，很多家庭不論男女老少都得辛勤工作才能維持溫飽。他們必須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疲乏生病也必須干活，不干就會被解雇。
　　彼得17歲的時候，他開始在一家鋼琴店學徒。這個工作比較好，他可以學著怎樣做買賣，但是還是工作時間長，賺的錢卻很少。到晚上，他去開會聽課，學習經濟學，參加討論社會問題。工人們討論的一個重要話題，就是工時太長，賺得太少，工人們太苦。他們談到，工人們要組織起來，成立工會，來改善工人們的處境。1872年，彼得參加了有10萬工人的大罷工，上街游行，要求縮短勞動時間。
　　從此，彼得認識到，組織起來的工人運動對于工人的未來是至關緊要的。以后數年里，他經常在工人集會上演講，還游說地方政府救濟失業工人。在那個時代，彼得走的這條路可不輕松。他被看作是一個搗亂者，常常自己就沒有工作。以后，他還到其它城市演講，鼓動工人組織工會。1881年，他搬到密蘇里州的圣路易市，組織召開了芝加哥木工大會，成立了全國木工工會，他成為美國木工兄弟會的總書記。
　　彼得的木工工會成為一個樣板，成立工會的風潮席卷美國。工廠工人，碼頭工人，到處都組織起來要求保障勞工權利：八小時工作，穩定的有保障的工作職位。彼得和其它工會商議，要設立一個勞工者的節日，這個節日定在七月的獨立日和11月的感恩節的中間，讓工人們在這四個月的辛勞中多一天休息和娛樂。這就是九月的第一個星期一。
　　1882年9月5日，第一個勞動節大游行在紐約舉行。兩萬工人穿過百老匯大街，他們的旗幟上寫著："勞動創造了所有財富"，" 八小時工作，八小時休息，八小時娛樂"。游行過后，他們舉辦野餐，吃喝歌舞。 入夜，他們放了焰火。這樣的慶祝活動立即傳播到全國。每年到這一天，工人們紛紛用這樣的辦法來慶祝自己的節日，表達自我覺醒的意識，要求勞工權利。十余年后，1892年，美國聯邦國會立法確定，這一天為聯邦勞動節。
　　然而，美國工人為改善自己的工作條件和生活處境，所走過的道路卻遠不是一日慶典那樣輕而易舉。
　　艱難的起步
　　美國工人為改善自己的生存處境，他們選擇的"解放之路"，其核心就是組織起來成立工會，并且以法律手段保護自己的利益。
　　早在北美殖民開發時期，有技藝的勞工就在各殖民地起著重要的作用。隨著五月花號來到普利茅茨的清教徒中，就有工匠。在詹姆斯河口定居的弗吉尼亞殖民地也曾要求英國多派出工匠。早期殖民地城鎮里的鐵匠鋪常常就是鎮民們議事集會的地方。美國的勞工從一開始就有地方事務的主人的意識。獨立宣言中宣布的原則，每個人都?quot;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理所當然地包括所有的勞工。
　　早期北美的勞工又有從歐洲帶來的按照行業組織工會的傳統，比如木工工會，石工工會，印刷工人工會。在工業革命的過程中，各地工人組織過很多小規模的工會。
　　到1881年，美加產業和勞動工會聯合會建立的時候，埃迪生發明電燈剛兩年，第一次電話試驗剛五年，社會生產和信息傳播的技術條件遠非今日可比。可是，在英國工會運動的影響下，美國勞工踏上了全國性組織的道路。1886年，美國勞聯誕生，彼得·麥克伽爾擔任書記。勞聯號召工人爭取八小時工作制，而且特別注意到要發動女工參與工會運動。
　　有30萬會員的勞聯發動過幾次罷工，有時失敗，有些則成功地爭取到了八小時工作的條件。勞聯發動的這些罷工都是和平斗爭。盡管在那個時代，多數企業主還沒有意識到有必要和工會談判，有必要作出讓步，工會的每一次成就都來之不易，但是工人的自我意識卻在一步一步的覺醒。
　　非常難得的是，在一個矛盾沖突緊張的年代，卻在對立的雙方，都有人意識到，激化矛盾并不是唯一的出路，人們必須有理智和智慧地處理自己遇降奈侍狻?/p>
　　1893年6月26日，伊利諾州州長宣布赦免剩下的三個草集廣場事件被告。他說，這三個人被赦免，不是因為他們已經受夠了罪，而是因為他相信他們是無辜的，而那已經被處死的人，是歇斯底里和司法不公的犧牲品。
　　而勞聯主席貢佩斯（Gompers）也曾經清醒地說，"那個炸彈不僅炸死了警察，也炸死了我們后來幾年的爭取八小時工作制運動。" 他把草集廣場個別人對警察的暴力事件，并不看作是"革命的正確途徑"，而是剛起來的工會運動受到的第一次沉重打擊。
　　在美國工會運動早期，人們就逐漸意識到，在勞資沖突中，政府的干預，立法和司法給各方留下的活動空間，對沖突的結果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爭取妥協，爭取雙嬴，不僅是可能的，也是唯一對所有的人都有利的結果。一方全嬴，一方全輸，長遠來看，沒有勝利者。　　但是，走出一個雙贏結果，還是需要雙方的反思，首先是有這樣的"思維方式"產生。這條道路依然不是一帆風順的。在草集廣場以后的二十來年里，工會和企業主有過幾次罷工對抗。工人們生活艱辛，自顧不暇，工會勢單力薄，而企業主一方不僅有強大的財力，而且往往得到政府的支持，運用法律來限制和擊敗工會。1892年的鋼鐵工人大罷工，1894年的鐵路工會大罷工，最終都在政府的武力干預下失敗。在鐵路工人大罷工時，克里夫蘭總統甚至派出了聯邦國民兵，盡管伊利諾的州長說根本沒有這個必要。
　　因此，在這個時候，強勢一方緩解矛盾的"雙贏思維"的產生，顯得尤為重要。
　　1902年，賓夕法尼亞的10萬煤礦工人從5月12 日起罷工，使煤礦關閉了一整個夏天。工人們拒絕調解，形成僵局。西奧多·羅斯福總統從10月初開始干預，他指派了一個調解委員會，作為中間者和雙方展開談判。五天以后，礦工們開始上班。五個月以后，總統調解委員會做到了所有工人提高工資百分之十，并縮短了工作時間。這一結果雖然沒有達到工會在罷工開始時的要求，卻使這次罷工成為和平而有成就的罷工。
　　丹伯里制帽工人案
　　美國人在發生利益沖突的時候，通過司法途徑尋求解決的傳統，也在一個看上去非常容易失控的工人"民眾運動"中，注入了理性的規范。第一個走上法庭的著名罷工案件，是丹伯里（Danbury）制帽工人案。
　　1902年，康尼迪格州丹伯里的一家公司提出民事訴訟，告工人妨礙貿易，違反了反壟斷法律，因為美國勞聯的制帽工人工會組織工人抵制這家公司，原因是這家公司不許工人組織工會。
　　這個案子用了幾年時間在聯邦法院里一級一級上訴。1908年，聯邦最高法院以5比4作出了對工人不利的裁決。這個裁決的意思是，工人可以作為勞動者或消費者對某公司實?quot;直接抵制"，比如不買這個公司的產品，或者罷工，或不為這個公司雇傭，這種直接抵制是完全合法的。但是，工人不可以強迫其它的公司不買這個公司的產品，或者強迫別人不和這個公司合作（例如罷工期間不準其他人上班），這樣的"二次抵制"是非法的。也就是說，你自己可以抵制，但是不能強迫別人和你一樣去抵制。法庭對丹伯里的184 名制帽工人作出25萬美元的罰款。在最高法院裁決以后，全美勞聯發起募捐，為184名制帽工人償付罰款，以免他們的房子財產被沒收。
　　這個裁決發出了兩個信息，第一，司法訴訟有可能成為解決勞資沖突的途徑，工會一方和雇主一方都有可能利用這樣的途徑，也都有必要知道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非法的。第二，工會對公司的抵制，只能?quot;直接抵制"的范圍里進行。1947年，塔夫特－哈特利法案（Taft-Hartley Act）明確規定二次抵制非法，從此以后，類似的二次抵制在美國工會運動中就消失了。不過，最高法院在同一案中也裁定，根據憲法的言論自由條款，工會可以在商家門口樹立宣傳標語和宣傳員，告知民眾，他們要抵制的某公司的某產品是"不公平的"，號召民眾"不要購買"，這是合法的，但是不能說這些賣商品的商家也是"不公平"的，不能號召民眾不去購買這些商家的所有商品。后面這種做法就?quot;二次抵制"，就是非法的了。
　　在這里，美國司法獨立和司法系統在建立"公正"信譽的努力，首先建立起了美國民眾的法律文化，這對事態發展走向良性循環起了極大作用。假如沒有這一條，法院無理偏袒政府或企業，工人不服就沖擊法院，那就真正是亂成一團，沒有解藥了。
　　1909年，兩萬制衣廠工人，大多是女工，而且幾乎都是東歐新移民，在制衣女工工會的旗幟下，發動罷工，她們得到了廣泛的公眾支持，最終爭取到了每周52小時工作和增加工資的條件。1910年，五萬制衣工人在紐約罷工。他們請出了著名律師路易斯·布蘭迪斯來談判。在他的努力下，這次罷工取得了重要的結果，不僅為工人爭取到了有利的報酬條件，而且開創了和平談判的范例。布蘭迪斯后來還擔任了聯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
　　從"黃狗契約"到民權法案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后的的二十年，是美國工會運動的不穩定時期。戰爭期間，工人運動常常被誣蔑為不愛國的叛國活動，是反對美國的非法的陰謀活動。企業在雇傭工人的時候，常常要求工人在雇傭合約中簽字保證不參加工會。這樣的契約被叫做"黃狗契約"。
　　但是美國工會仍然存在，仍然有一定的號召力和影響力，在時機成熟的時候，工會就成為政治家們不可忽略的力量。到1919年，全美勞聯仍然有四百萬成員。在1924年大選的時候，全美勞聯號召工人既不要把票投給共和黨的候選人，也不要給民主黨的候選人，而是投給第三黨進步黨的候選人，一個對工人和農夫比較友好的參議員，結果進步黨在大選中得到百分之十七的可觀票數，從此令政治家刮目相待。
　　三十年代的大蕭條，美國民眾進入了現代史上生活最艱苦的年代，大批工廠倒閉，工人失業率高達四分之一。也就是在這大蕭條的年代里，聯邦政府開始了一系列干預勞資關系的立法。這一過程一波三折，由此奠定了美國工人運動的基調。
　　1932年，福蘭克林·羅斯福當選總統。1933年三月，羅斯福開始一系列旨在刺激經濟，養活失業工人，恢復全國信心的計劃。在他的敦促下，國會立法建立全國恢復管理局（National Recovery Administration），這個局的7a分部專門管工會的登記，負責保證工會的合法存在并以工會集體的力量和雇主談判。盡管7a分部并沒什么實權，它的建立卻被千百萬工人看成是，政府為工人參加工會打開了綠燈。
　　全美勞聯立即抓住這個有利時機，發展會員， 他們的傳單上寫著："羅斯福總統要你加入工會"！
　　可是，不久，由于聯邦政府的全國恢復管理局過度干預私營經濟，最高法院在一次裁決中宣布，全國恢復管理局是違憲的，不再存在，7a分部也自然消失。然而，這個時候，已經有越來越多的政治家認識到立法干預勞資關系的重要性。無論是在經濟平穩的時期，還是在經濟蕭條的困難時期，勞工和資本的關系是一種互相依存、互相對抗而尋求雙嬴的關系，力量和利益必須在困難的協調下達到平衡，而政府必須在這樣的平衡過程中起積極的作用。這樣的思想，在以往政府不干預經濟的傳統中是沒有的。
　　在紐約州的聯邦參議員羅伯特·瓦格納的領導下，國會在1936年通過了國家勞動關系法，即瓦格納法。這是美國勞資關系史上第一個重要的立法。
　　瓦格納法的作用超出了當年的7a分部，為工會的存在奠定了牢靠的合法性基礎，明確規定工會有權代表工人和雇主展開集體談判。從此，這樣的集體談判是法律所要求的一項國家政策，雇主拒絕談判就是非法的。這項法案還提供保證，讓工人無記名投票選舉工會領袖，保護工會成員不受雇主的威脅利誘。
　　1947年，塔夫特－哈特利法案對瓦格納法作出了修正。1959年，蘭德倫·格列芬法案（Landrum Griffin Act）對此又作出了修正。至今，這些法案仍舊制約和協調著美國工人運動和勞資關系。從此以后，罷工不再是美國工人和企業主對話的唯一手段，甚至不再是主要的手段。勞資對話開始從罷工示威現場轉向談判桌，而政府，特別是聯邦勞動部，有時候甚至是總統，成為勞資談判桌上的對話媒介和協調人。
　　此刻，美國工人終于意識到，在美國這樣一個民主化的法治國家里，工人最強有力的武器，其實就是手里的那張選票。就是這張選票，迫使政治家不敢輕視工人的利益和呼聲，從而立法來保障工人的應有權益。美國工會把工作重點轉移到教育工人方面，教育他們理解工人的利益所在，鼓勵工人登記選舉，積極參與各級政府官員的選舉。
　　六十年代民權運動中，聯邦政府通過了一系列法律，大幅度地偏向社會弱勢群體，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實現了美國工人百年來夢想和爭取的目標。1963年，聯邦立法規定男女同工同酬，禁止性別歧視。五年后，反年齡歧視法案通過，有效阻止雇主解雇和歧視40歲以上的工人。最重要的是1964年的民權法，由約翰遜總統在白宮簽字生效。約翰遜總統在簽字儀式上特地提到，這個歷史性的法案，如果沒有工人和工會的長期努力，是不可想象的。這個法案的歷史可以上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全美勞聯的主席說服羅斯福總統發布行政命令建立聯邦公平就業委員會。

　　在以后的年代里，美國完善了一系列保障勞工利益的法律，如最低工資法。聯邦政府建立了公平就業機會辦公室，來負責監督和實施聯邦公平就業法。美國的工會也走上了和平斗爭、談判妥協這樣尋求雙嬴的道路，在發生勞資利益沖突的時候，各方都意識到必須和政府合作，在法律的制約下尋找出路。每年勞聯產聯的大會，總統出席講話，已經成為一個傳統。
　　這幾年，美國發生過幾次大罷工，比如聯合包裹公司UPS的罷工。這些罷工最終都是談判妥協的，這些罷工都沒有對經濟、對民眾生活造成很大的影響。由于"二次抵制"是非法的，因此，過去以罷工作為唯一手段的工人，是處于弱勢的；今天，在立法的支持，工會組織的強大，政府的中立協調，利用法律保護等手段下，人們大多把今天的罷工看作一種要求的姿態，一種工人力量和訴求的象征，人們都明白，真正重要的是在談判桌上進行的較量，談判和雙方的協調退讓成為解決問題的主要方式。　　一百年前美國的緊繃著的勞資張力被緩解了，一個雙贏局面在雙方的努力下逐步建立。
　　如果你生而是一個工人
　　記得當我還是一個小學生的時候，我就聽說了這樣的說法："勞工神圣"！勞工怎樣神圣呢？我卻沒有去細想。我的前半輩子，在很長的時間里，不是農民，就是工人。當農民尚且不提，即使是當一個工人，拿著最低時一天七角人民幣，最高時一個月36元人民幣，我并沒有任何可以討價還價的余地，也沒有選擇做哪一種工作的權利，因此那幾十年的日子里，我從來也沒有再去想過，勞工是否神圣，勞工怎樣神圣。
　　到了美國以后，我還是工人，干的是沒有什么技術的粗體力活。在勞動節放假以前，我突然意識到，這不是我們以前的春天的勞動節，這是秋天。我問了跟我一起干活的年輕的工友們，"知道五一國際勞動節（May Day）嗎"？
　　答案是，沒有一個人知道。這真是不可思議。我還清楚地記得，小學里出紀念紅五月的黑板報，我曾寫了一首贊頌五一節的詩，那里面就有一句，"芝加哥工人大罷工"。現在來到了這五一節的發源地，人家居然一臉茫然，一絲一毫都不知道。
　　我又問，"會唱國際歌嗎"？答案是，沒有一個人聽說過。
　　以后，我逢人便問，終于問到了一個知道五一節也會唱國際歌的女士，不過她是德國移民，來自馬克思的故鄉。可是，在二十世紀初，美國工人生活還很艱難的日子里，很多大工業城市的工人是會唱國際歌的，那悲壯的戰斗的歌聲曾經在工人的集會上響起過。
　　春天的勞動節和悲壯的國際歌在美國的淡出，說明了什么呢？
　　我只想過，人生就是含辛茹苦，辛勤謀生是最天經地義的事情。可是，只有當我在這塊土地上身為一個工人，學著用我的美國工人朋友的思路看待生活的時候，我才理解，如果生而是一個工人，我們要的是什么？勞工神圣，因為勞工和別人一樣，是平等的，既不低人一頭，也不高人一等。勞工不能讓人貶低，也不必受人贊美。勞工的利益在于，他們有權得到他們應該得到的那一份尊嚴和福利，不能少也不必多。他們還有權得到法律給予所有人的同樣的保護，勞工的權利第一條，就是他們有權組織起來成立真正代表他們自己利益的工會，當他們組織起來，能夠理直氣壯地利用法律保護自己利益的時候，他們才不再是可憐的弱者。
　　所以，在這初秋的日子里，在勞動節，美國的勞工或出門度假，野餐，或休閑，聚會，這是他們的一個輕松的日子。春天的勞動節和悲壯的國際歌聲就這樣被淡忘了。
 
（人民網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