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一篇瑞典學者談紅色高棉的文章

我們對歷史和社會的看法是根據(jù)歷史事實得出的，但如果我們不能搞清客觀歷史的真相，我們就會一直被愚弄下去。

　　例子實在太多了，其中之一就是今天被大肆渲染的柬埔寨。如果我們相信主流輿論千篇一律的大合唱，那么目前被軟禁的波爾布特就是當代的最大的殺人犯，而我們曾幫助和鼓勵過他。按照魯默爾教授發(fā)明的更高明的術語來說，我們所幫助的不是“種族滅絕”，而是 “人口滅絕”。這位教授是該領域中的專家，也是波·阿爾馬克（瑞典自由派作家和前牧師）的最新顧問。人口滅絕當然要更壞。人口滅絕包括種族滅絕、政治謀殺和大規(guī)模屠殺，但不包括戰(zhàn)爭死亡。這真是個聰明的定義，特別是假如你代表那個在二十世紀里進行了比其他各國所進行的戰(zhàn)爭總和還多的戰(zhàn)爭的國家。如果碰巧是一個炸彈而不是大棒落到你的頭上，你

就不是一個被謀殺的人，而是戰(zhàn)爭傷亡。這是截然不同的兩碼事。　　　　　　

　　我們這個時代最大的“種族滅絕”的事實真相到底如何呢？1955年柬埔寨獨立后，類似過去歷史曾出現(xiàn)過的情形，被包圍在美國的兩個盟國之間——北面的泰國和東面的南越。南越的領土被美國的傀儡集團所控制，盡管1954年日內瓦和平協(xié)議規(guī)定越南是一個單一國家。泰國和南越政府都聲稱擁有柬埔寨的部分領土，但由于長期的法國殖民統(tǒng)治而被擱置。而越南從1946年到1975年間進行了長期的戰(zhàn)爭。

　　西哈努克政府對外采取中立路線，對內則實行殘酷統(tǒng)治，依靠一個為數(shù)很少的地主貴族階級的支持。1962年，由柬埔寨共產黨和沙絡特紹（波爾布特的真名）領導的社會反抗運動開始了。國王則以包括政治謀殺的白色恐怖和日益增強的鎮(zhèn)壓來對付。西哈努克給予越南共產黨以支持，其后柬埔寨抵抗運動也給予越共支持，但都遭到了美國1973年－1975年的大規(guī)模轟炸作為懲罰。1970年美國入侵柬埔寨，扶植了一個傀儡政權，但仍沒有達到預期目的。戰(zhàn)爭在柬埔寨進行了13年，中間幾乎沒有停頓。1970年西哈努克被美國發(fā)動的政變所推翻，這時由波爾布特領導的抵抗運動和他先前的敵人西哈努克結成了聯(lián)盟。當1975 年和平降臨，波爾布特的紅色高棉進入早已被洗劫一空的金邊時，柬埔寨的基礎設施，包括灌溉系統(tǒng)都已被炸得粉碎。這個國家看上去千瘡百孔，到處都是帶著瘧疾病毒的蚊子在彈坑里興旺地繁衍。自1973年巴黎協(xié)議后，紅色高棉和正在越南取得勝利的抵抗運動的關系急劇惡化。除中國以外，沒有什么強大的力量支持紅色高棉，而且中國在南部的鄰國越南，和有敵意的蘇聯(lián)結盟，需要密切關注。在這種情況下，也許對也許錯，柬埔寨的新領導人無論從眼前還是長期考慮，都把用全部力量恢復農業(yè)基礎設施看成了唯一的出路，通過保證這一年的糧食收獲來應付一場可怕的大規(guī)模饑荒，而且盡可能地把城市人口疏散到農村，以使國家安全不受威脅。

　　對大多數(shù)人來說，疏散意味著回老家。1920年以前柬埔寨幾乎沒有任何真正的城市。幾乎所有人都完全依靠耕種大米來謀生。其次，在早期法國和日本的統(tǒng)治下，還依賴橡膠生產。1970年，金邊只有50萬居民，由于戰(zhàn)爭期間大量難民的涌入，人口急劇膨脹到200萬，這么多人都靠美國的援助維持生活。這種援助現(xiàn)在不再能指望了。因此，就多數(shù)而言，是在城市沒有牢固根基的大量人口，他們在短期內被以強制手段送回農村種地。隨后，發(fā)動了廣泛的農業(yè)集體化運動（經常是在地主逃跑或在戰(zhàn)爭中被打死的的土地上），也開始了大規(guī)模的灌溉系統(tǒng)的建設。科學、醫(yī)療、教育界的大部分骨干都跟著美國的附庸政權逃跑了，他們帶走了能移動的幾乎一切東西。缺少醫(yī)藥，沒有醫(yī)院床位。由于戰(zhàn)后瘧疾瘟疫的傳播，人口健康狀況更加惡化。政治上的反對勢力，既有親越南勢力，又有原政權的殘余，成為動蕩不安的根源。共產黨的干部大多數(shù)既年輕又缺少經驗，軍隊也一樣。因而在1975年－1979年間，柬埔寨因各種原因不必要地死了許多人。按照美國大英百科全書的權威資料，估計至少2萬人被處決。你可以說，那些沒有犯任何罪而被處決的人，屬于被謀殺。

　　而這類信息來源，在很大程度上依據(jù)的是1979年越南入侵柬埔寨的最初幾周里，被作為戰(zhàn)爭宣傳發(fā)向全世界的信息，這種信息來源在一般情況下是不被當真的。在入侵后的僅僅幾個月里，入侵軍隊及其所扶植的政權就在金邊國際輿論界面前用死者的頭顱堆筑起給人印象深刻的金字塔，這些死者被故意說成都是波爾布特的犧牲品。很清楚，這所謂的歷史記錄的需要是服務于戰(zhàn)爭宣傳的，當時的觀察者也大多是把它當作戰(zhàn)爭宣傳的。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新聞媒體、魯默爾教授和著名作家眾口一詞地得出結論說，在1975年－1979年間，不多不少有2,035,000人被殺害。這頂多是說明了他們具有超人的特異功能而已。柬埔寨戰(zhàn)前最后一次人口統(tǒng)計是在1962年，人口數(shù)為590萬。在民主柬埔寨政府1979年的一次報告中說，其人口為800萬。從1962到1979年的15年間戰(zhàn)爭連綿不斷，內戰(zhàn)，大規(guī)模的美國轟炸，生存環(huán)境十分嚴峻。假如大規(guī)模屠殺的指控是真實的話，那么一個公正的人口估計是能夠證實的，但這樣的公正的人口估計并不存在。但確有一種政治利益的需要去夸大死亡人數(shù)，從而對資料的來源就不加以認真追究了。

　　一些頭腦還稍微清醒的評論家至少承認：也許不能把所有人的死亡都歸罪于波爾布特本人。通常的情形是：指控民主柬埔寨政權所推行的政治致使一、二百萬人民的生活艱難，其艱難程度足以使他們非正常死亡，因而犯下了種族滅絕罪。這是一個全新的、擴大了的種族滅絕的定義。其隱涵的假定是：內戰(zhàn)、美國入侵和轟炸，解放戰(zhàn)爭和越南入侵都一概無關緊要，和柬埔寨的死亡人數(shù)毫不相關。這真是個大膽的假設。這個定義也太愚蠢，因為它會反彈到其提出者自身。如果每天有四萬兒童由于不合理的經濟和政治制度而非正常死亡，則制度的設計師和從中獲利者就是種族滅絕的兇手。

　　我們民主的西方國家熱情萬分地歡呼俄羅斯的新統(tǒng)治階級上臺，幫助它建立起自由市場制度，但短短幾年時間里，俄羅斯的人口預期壽命下降了7-10歲，這意味著每年數(shù)百萬人的非正常死亡，死亡原因，同樣可說是“生活艱難”。以上最後兩個例子是“看不見”的種族滅絕的例子。所謂“看不見”，是因為這類屠殺在我們的世界中太正常了，每天都在發(fā)生，我們已經習已為常了。特別是對那些認為世界銀行版本的資本主義是唯一的自然狀態(tài)的人來說，這種屠殺更是天經地義。這是所有希望得到贊助撥款的“嚴肅”的歷史和社會科學的所定義出來的　　　　　　

　　然而，不正常的、可見的，是波爾布特和民主柬埔寨為改變那種“自然狀態(tài)”而做出的絕望的和失敗的努力。因此，要接受審判的是波爾布特，而不是葉利欽或世界銀行。這場審判的主要證人將是越南的黨和國家的領導人，他們因此會進一步接近上等人的圈子。他們已經清楚地顯示了他們急于達到此目的。在河內，來自美國、英國、日本還有新的強盜貴族南朝鮮、臺灣和新加坡的公司，又一次取得了統(tǒng)治權。萬寶路和希爾頓正在這個城市的街道上展開廣告戰(zhàn)。美元接管了越南盾，美國控制著金融流動，日本放貸給消費者，新加坡控制著不動產市場，臺灣和南朝鮮則占領了免稅加工工業(yè)。

　　越南已經加入了世界銀行的項目，承諾建立起了一個可以安全地剝削勞動力的社會，在這個社會里經濟差距在擴大，資本的重要性壓倒一切。這意味著：越南人民爭取自由的三十年漫長斗爭，都白搭了。因此，民主柬埔寨領導人是否在任何意義上犯下了種族滅絕罪仍是有待證明的。即使能夠證明確實如此，這仍不能解釋為什么西方要發(fā)動一場如此激烈仇恨的運動來反對民主柬埔寨政權，這個政權的殘部看來現(xiàn)在正在柬埔寨的叢林里瓦解。對資本主義的冒犯，對資本主義的徹底反叛，這才是民主柬埔寨所犯下的大罪，因此必須得到懲罰，以“殺一儆百”。這種仇恨和馬丁·路德對德國農民起義的詛咒是一致的：

　　“還有什么比造反的人更邪惡嗎？你會因此而發(fā)臭，而窒息，而被打倒。你若因而死去，那就太好了，你只有那樣才得永生。”

（原載瑞典雜志“Clart”, No.2, 1997；杭新英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