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本禹小傳
最近，從烏有之鄉書店收到戚文寫的《青梅煮酒論英雄：三國人物》和《大風起兮云飛揚：兩漢人物》兩本書，讀后震動很大。該文不為社會潮流所動，堅持馬克思主義歷史觀，以獨到的歷史視角縱論歷史人物及事件，同歷史虛無主義和唯心主義劃清了界線，表現出了一個堅定的老布爾什維克的風骨、戚文本來直率高大的山東大漢形象在我眼里更加醒目了。
戚文為何許人也？有不少讀者并不知情，戚文就是大名鼎鼎的文革小組最年輕的成員戚本禹。戚本禹，膠東威海人氏，明代抗倭名將戚繼光族人后裔，為人倜儻大度。文革初，未及不惑之年，就際會風云，被人稱為“戚大帥”。后來，因“王關戚”案入獄十八年，從此離開政壇。
筆者對戚本禹的認識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自己少年時代的認識，只知道戚本禹是歷史學家，很著名的左派。一九五八年三月，其在中央政治局秘書室時和林克等八人被楊尚昆等人打成“反黨集團”，后被毛澤東斥為“八司馬”事件，成為受毛主席關注的人。后來，他又著文批判太平天國忠王李秀成的被俘變節，被毛澤東閱后大加贊賞，批示：忠王不忠，不足為訓。文化革命中，戚本禹又寫了《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歷史影片清宮秘史》雄文，把文革矛頭直指劉少奇，一時名聲大起，成了文革派的著名領袖之一。
第二階段是一九六八年一月后，戚本禹繼王力、關鋒后被打倒，成為文革著名事件“王關戚”的主角之一。那時的筆者雖對打倒“王關戚”有些不解，但還是迅速接受中央的觀點，把他們當破壞毛主席戰略部署的壞人看。
第三階段是二千年后我開始反思文革，對“王關戚”事件有了新的認識。
文革“七、二零事件”后，中國左派開始四面出擊，七月二十二日，江青對河南一派群眾組織的代表團講話，提出左派要“文攻武衛”的口號，不準備妥協，試圖將文革進行到底。
八月七日，謝富治發表講話，提出砸爛公檢法，提出毛澤東贊賞的群眾專政革命主張，具有深遠的意義。 八月七日，王力發表奪外交部權的講話。在王力、關鋒支持下，造反派砸爛外交部政治部，封閉部黨委，奪外交大權，沖擊了周恩來的政府。隨即發生諸如八月二十二日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那樣的一系列涉外事件，嚴重破壞我國對外關系和聲譽。
面對左派從中央到地方沖擊軍隊、沖擊政府的浪潮，毛澤東顯然不能應付多個戰場，樹敵過多，決定收拾打亂仗的極左勢力。八月底，毛澤東批準周恩來的報告，對王力、關鋒實行隔離審查。第二年一月，戚本禹也被隔離審查。此后，毛澤東等以反多中心和抓五一六為名，控制了地方群眾扱左勢力，都是為實現其結束文革戰略服務的。
王、關、戚是文革激進派代表，當時他們有無個人野心想立功進常委，對這個問題分析沒有多大意義，即便有也沒什么。重要的是，讀者應該知道這是一種社會思潮，并不是他們三個人的事，對王、關、戚沒有立專案說明毛澤東很清楚他們的性質，戰略調整總得有人犧牲。
至于對王關戚三人的區別，筆者也逐漸明了。王力在死前寫了一本《王力反思錄》，我看后大為不滿，認為王力不是左派，是個投機分子，并打了《王力反思錄讀后感》短文進行評論：
“當我讀到《王力反思錄》時，王力已經死了。如果不死，我倒真想和他交流一些看法。
沒看《王力反思錄》時，我對王力的印象是完整的。不知從哪里來的想法，我總的把王力、關鋒、戚本禹當作文革派中的極左派，也可叫做徹底的文革派。王力當時的罪名主要是兩個，一個是亂軍，一個是組織“5·16”打倒周總理。他不聽毛澤東和江青的，有自成第三司令部的味道。通過看反思錄，才知道不是那么回事。對王力印象反而模糊起來，支離破碎。
王力的思想有的很清楚，如表述文革前黨內斗爭，又如表述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有時又很糊涂。例如把毛、鄧聯成一體，批毛頌鄧。批毛擁鄧的言論結果，造成否定文革，反對文革的人不買他的賬，而文革派視他為叛徒，認為他是一個機會主義者。這是王力的悲劇，他如何落得如此下場，他至死都沒弄明白。他想‘留下清白在人間’，但卻留下永遠也不清白的王力。王力忠于毛澤東主義不到底，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敗筆。
盡管對王力產生了不好的看法，但我還得要感謝他，是他較真實的再現了他所經歷的歷史，涉及面極廣，是一部很好的文革研究資料書。另外，王力畢竟是一個有真才實學的學者，他的許多見解也是頗有見地和道理的。有志做文化革命理論研究的人們，不可不讀《王力反思錄》。”
后來，在網上看了《戚本禹談毛澤東和文化大革命》，大為感慨，深知個人的歷史是個人寫的，不能怨天尤人，戚本禹和王力有天壤之別。戚本禹為自己洗刷了不白，證明自己是真正的共產黨人和忠于毛主席的正派人。
下面是《戚本禹談毛澤東和文化大革命》全文：
“訪問：美國《達拉斯時報》編輯陸源，整理：鍾志林
一度擔任毛澤東「御筆」、前中央文革風云人物戚本禹近年深居簡出。他不接見記者，不談政事，不寫往事回憶。美國《達拉斯時報》編輯陸源的父執輩，是戚本禹的好友。前不久，陸源因公務去中國大陸，兩人會見，談及往事。談話中陸源曾就李志綏寫的《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征詢戚本禹的意見。戚本禹堅決駁斥了李志綏，并透露了許多文革和中國共產黨中央的歷史秘聞。
陸：前不久，臺灣、美國出版了毛澤東私人醫生李志綏寫的回憶錄，這本書轟動海外，不知您看過沒有？
戚：看過，是友人從日本帶回來的，談這個問題之前，先要學孔夫子來個「正名」。毛澤東沒有私人醫生。毛澤東的醫生、護士、秘書都姓「公」。李志綏原是北京中南海門診部的醫生。我一九五O年進中南海時，他負責給中南海的干部、工人看病。他是從國外留學回來的「洋醫生」，醫術要比當時從解放軍訓練出來的土醫生高，加上他看病認真負責，而且能講出個道理來，所以大家都愿意找他看病，由此有了名聲，并被選為工作模范。他給當時中南海的警衛局長汪東興看病看得也不錯，汪東興喜歡他，遂被介紹到毛澤東那里參加保健工作。開始沒有名義，大概是一九五七年整風運動前才正式出任毛澤東的保健大夫。記得一九五八年五月叁日傍晚我到毛澤東住的菊香書屋開會時，看到他同毛澤東的機要秘書徐業夫和衛士長李銀橋一起在毛澤東臥室旁的值班室值勤。
毛澤東并不是「封建帝王」
陸：李志綏說毛澤東不是什么無產階級的領袖，而是個專制獨裁的封建帝王，他的統治，給中國人民帶來無窮的災難，他說回憶錄「是在毛澤東極權統治下平民百姓生靈涂炭的歷史記錄」。對此，您怎么看？
戚：李志綏雖然在毛澤東身邊工作多年，但專職是保健大夫，政治常識比較貧乏，以致在為了某種目的要攻擊毛澤東的時候，只能拾人牙慧，東施效顰式地趕著時髦去攻擊毛澤東是封建帝王，這并不奇怪。什么叫封建帝王？封建帝王是壓迫農民、維護地主統治的世襲君主，毛澤東何許人？他是中國歷史上唯一成功地領導億萬農民最終推翻地主統治的偉大人物。他青年時即號「農民王」，終其一生都造地主階級的反，他是封建帝王的最大克星。是二干多年封建社會最大的造反派。說毛澤東是封建帝王實在比指鹿為馬、指黑為白還要荒謬。說毛澤東「專制獨裁」，也是信口雌黃！李志綏大概沒有看過北洋軍閥、日本漢奸、國民黨政府是怎樣用槍炮來鎮壓農民、工人和學生的。毛澤東正是為了同這些專制的獨夫民賊作斗爭，才拿來武器鬧革命的。毛澤東在革命過程中建立過蘇維埃紅色政府、抗日民主政府、解放區民主政府，就連美國記者斯諾、斯特朗等人都承認這些政府是中國歷史上破天荒的民主政府，中國革命勝利后，毛澤東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盡管在民主建設上仍有諸多的缺陷，但它仍是中國歷史上最民主的政府。除了文化大革命這個非常時期，這個政府的所有重大決定，都是經過法定的會議討論通過的；即使是文化大革命時期，各級政權癱瘓了，黨和國家的重大事務，仍然由黨中央和國務院法定的會議討論決定。既然是通過了合法的形式，你并不能說它是專制獨裁！雖然，那個時期，由于毛澤東的威望，許多決定是按照他意旨通過的，但既然通過了一定的法定程序，就下能說是個人的專制獨裁。你可以對民主的不完善、不健全，甚至違反規則提出責難，但你不能簡單地把它與封建時代的皇帝獨斷獨行等同起來。毛澤東在黨和國家的民主制度的理論和實踐方面，不是沒有可指責之處的，但是他仍然是黨和國家民主制度理論和實踐的探求者和力行者。他可以有一千條缺點、錯誤，但是終其一生，他是始終熱愛著、牽掛著他的人民。毛澤東生前對英、法、美等國所奉行的資產階級民主制度比較欣賞，他曾對我們說過，我們寧可走英美式的民主道路，也不能走法西斯、貝利亞式的道路。法西斯指希特勒所實行的國家社會黨的專政，貝利亞指的是前蘇聯內務部所實行的亂抓人、亂殺人的特務統治。封建帝王是世襲的君主，但我們卻沒有看到毛澤東把自己的主席地位傳給自己的夫人或兒女。盡管江青多么熱中于權力，毛澤東還是提議并經黨中央政治局討論，確定華國鋒為他的接班人。他的子女也沒有特權，在他去世之前，他唯一尚存的兒子毛岸青是一個普通的翻譯工作者，他的兩個女兒大的是普通的科技干部，小的是黨委機關的一個領導成員。毛澤東掌握著全中國的財富，但他的子女除了分得一點稿費外沒有分得任何財產。難道世界上有這樣的封建帝王？
「曹營」的事不易辦
我五十年代接觸毛澤東，六十年代離開毛澤東。就與他的交往看，我不感到他比我所見到的任何領導人更缺少民主。就以李志綏講到的「八司馬」案件說，當時許多中央領導人都認為青年人（即「八司馬」）批評中央辦公廳領導是反黨，唯有毛澤東說，青年人可以批評中央辦公廳的領導，如果這就叫反黨，那么我也反黨，我愿意同他們一起挨板子。當時被批判斗爭了幾個月的「八司馬」聽了毛澤東這句話，全部嚎啕大哭！就李志綏也不得不承認毛澤東尊重他，對他講平等（盡管他攻擊這是表面的、虛偽的），有幾次錯怪了他，還向他道歉。他說毛澤東向他道歉時的一句話：「曹營的事難辦吧！」情節上絕對真實。毛澤東向自己的部下道歉時常說這句話，意思是他像曹操一樣，出爾反爾，錯怪了人。李志綏攻擊毛澤東倡導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給中國人民帶來了災難，這個問題，即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當時稱之為「叁面紅旗」的產生、發展及其成績、錯誤，對它的歷史批判，需要一部專著才能說清楚。憤慨和攻擊，無助于歷史的認知，也無補于歷史的前進。當然，要求李志綏講清楚這個問題，就他的水平和經歷，也是不可能的。我只希望世人不要忘記，在糾正「叁面紅旗」的錯誤方面，毛澤東所化的力量不比他倡導「叁面紅旗」來得少，第一個提出壓縮空氣的，第一個提出要全黨冷靜的，第一個要底下講真話的，第一個反對過早進入共產主義的等等，都不是別人，而是毛澤東。對人民的苦難心酸垂淚，用不吃肉來懲處自己的也是毛澤東。眾所周知，毛澤東的日常生活遠遠比不上今天的一個小老板，他沒有吃過多少好東西，一碗紅燒肉是他最大的享受，他還能怎樣處罰自己呢！在毛澤東和他的黨的領導下，六十年代中期，農村的經濟終于得到了全面的恢復，易經曰：「無咎者，善補過也。」毛澤東至少是一個「善補過」者吧！在李志綏的筆下，中國在大躍進、人民公社時是哀鴻遍野，餓殍滿地，死人無數。這也太夸張了，大躍進、人民公社的缺點、錯誤，當時的天災人禍，的確給中國人民造成了苦難，但也不像李志綏描寫的那樣一片漆黑，當時我、田家英，一組的林克、葉子龍以及李志綏等人都按毛澤東的指示，在下面同人民同甘苦、共患難，苦難到什么程度，我們大家都清楚，為什么要夸張其辭呢！從五十年代后期開始，中國每年都有人口統計，這統計基本上是準確的，到文革時中國的人口已近八億，如果大躍進、人民公社時的中國真是到了曹操「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的程度，那么當時中國的八億人口是從哪里鉆出來的？也許他們都是果戈里筆下的死魂靈吧，那中國今日豈不早解決了人口問題，還提倡什么計劃生育呢？
文革機密抄錯了
陸：李志綏回憶錄的第叁篇寫文化大革命，外國人認為這是文革的信史，您怎么看？
戚：李志綏把文化大革命說成是毛澤東與劉少奇之間單純的權力之爭，以這種庸俗的見解，寫不出文革的信史，歷時十年、牽涉到億萬人民命運的一場運動，不可能根源于一、兩個人的權力之爭，雖然在一切重大歷史事件中，兩種思想、兩種觀念的斗爭，又往往具體體現為它們的代表人物之間的「權力之爭」。可以說關于文化大革命深遠的歷史根源，關于它的歷史必然性與偶然性以及與此有關的種種歷史奧秘的探索，李志綏連門檻還沒有跨過。我一九六八年一月即被審查，沒有參加文化大革命的全部過程，但我親自參加了文革初期的歷史活動，對這一段歷史我比較清楚。據我的了解，李志綏在文革初期，他的工作任務只是給毛澤東、江青和一組的人看看病，他既不是文革小組的成員，也沒有在文革小組辦公室擔任過任何職務，他離文革風暴中心比較遠，不可能了解很多文革的機密，由他來向我們提供文革的第一手史料，這是很滑稽的，依我看，他寫的文革回憶錄除了他親身參與過的支左活動外，其他大部分是根據現有報刊資料和別人寫的東西拼湊起來的。在拼湊時，為了嘩眾取寵，使人相信自己參與了核心機密，便假造現場，因此把個回憶錄弄得錯誤百出。拿他寫的文革第一件事《二月提綱》來說，他說他列席了一九六七年二月八日在武漢召開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會議，毛澤東在會議上講了話，但是我們從他寫的書中看到，這個講話卻是從關鋒、艾思奇整理的毛澤東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的講話原封不動地抄過來的，你既然參加了二月八日的高級會議，毛澤東在此次會議的講話，卻要從幾個月以前的會議紀錄中抄襲，這豈不可笑！接著，李志綏寫道：「彭真說，是不是寫個中央批語，請主席看過，發全黨。毛說，你們去寫，我不看了。我馬上就知道大難（彭真、陸定一的大難）要臨頭了，毛澤東設下圈套。」事實上，當時毛澤東、江青、康生都還不清楚彭真的意圖，也沒有仔細研究過《二月提綱》，毛澤東、江青還想依靠彭真打開文化大革命的局面，江青在彭真回北京前還向彭真交代她所聯系的北京左派力量，要他回北京后找戚本禹、關鋒、李希凡，所以彭真回北京開會時，一定要關鋒、戚本禹到場。只是在北京發生壓制左派的文章的事件以后，毛澤東回過頭來研究《二月提綱》，才發現這是一個壓制學術批判的文件。
李志綏太不自量
李志綏的「推背圖」不寧唯此，他還是個「三年早知道」，就是說他早在三年前即知道毛澤東在設圈套反對劉少奇、鄧小平。其他細節上的隨意編造，更是不勝枚舉，如所謂中央文革的名單是林彪提出來的，又如所謂中央文革在一九六六年底布置打倒汪東興等等，全是瞎扯！還有武漢事件，連前后過程都弄不清楚，就在那里亂加評論，讀者只要把他的回憶同當事人寫的回憶一比較，就可以看出破綻。中共中央機關，特別是中南海機關有嚴格的工作紀律。保健醫生的職責是保護首長的健康，他不能參與黨和國家的機密。不僅共產黨如此，就是號稱民主的美國共和黨與民主黨，大概也下會允許一位保健醫生參與他們的核心機密吧！而且，毛澤東對醫生，以及對大部分喝「洋墨水」的知識分子，總的態度可以說是「敬而遠之」。這是毛的一個弱點，世上知之者頗眾，這也可以幫助人們推斷李志綏在中南海的地位。李志綏在回憶錄里卻大言不慚地說，他不僅經常參與關系黨和國家核心機密的中央會議，甚至只有少數中央政治局委員參加的會議，他也可以參加，而且與毛澤東、彭真等人同席而坐，真夠嚇人的！事實上毛澤東的保健大夫也不只你李志綏一個人，在李志綏以前，起碼也有過五、六個人，他們包括毛澤東最信任的紅軍老干部、衛生部長傅連璋，沒有一個人參與過黨和國家核心機密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不要說是醫生，就是毛澤東的秘書、警衛，包括他最信任的機要室主任葉子龍，警衛局長汪東興這樣的老黨員也不能列席中央政治局會議，而他們都是長征干部呢！中央政治局開會時，葉子龍、汪東興偶爾過來關照一下，也只能站在邊上看一看。直到文化大革命時，中央要汪東興列席中央文革小組會議，這時中央政治局開會，汪才能在后邊有一個座位。一個醫生、一個新黨員竟可以列席中央少數政治局委員參加的會議，與毛澤東和其他中央領導同席，「充殼子」充到這般地步，李志綏也太不謙遜了。李志綏不僅不能參加討論黨和國家機密的中央會議，就是中央的一般會議，他也沒有資格參加。李志綏說他曾參加毛澤東召集的調查「八司馬」案件會議，還作了記錄。其實這次會議參加者都是中央直屬機關的領導人，其中職務最低的是我。除了林克、彭達彰（中辦領導之一）有個簡單會議紀要以外，沒有其他紀錄。李志綏根本沒有參加過這個會議。李志綏的「紀錄」，大部分是根據一些傳聞編制的，他說「毛說，唐順宗時王叔文、柳宗元八個人變法圖強」等等，就不對頭。毛澤東當時說的二王八司馬，二王是王叔文、王丕，八司馬是柳宗元、劉禹錫等。熟讀史書的毛澤東當然不會把二王、八司馬混在一起，自稱讀過《二十四史》的李志綏連這些常識都沒弄清楚就敢于代「圣人立言」，這等說起來，「小僧」真是可以「伸伸腳了」
毛澤東是有過“婚外戀”
陸：李志綏說毛澤東「縱情聲色犬馬」，「過的是糜爛透頂的生活」，「一貫以女人為玩物」，「熱中于以道家房中術御女」，他徵召大批美麗、年輕的女孩入宮，「女人像上菜般輪番貢入」，幾個人共一床大被，雨露均沾。這些都是事實嗎？如果您不好回答就保持沉默，我要弄清事實，千萬不要「為尊者諱」，言不由衷！
戚：毛澤東是我的導師，也是我的難星。我十八年革命，是在毛澤東的引導下進行的；我十八年的監獄，盡管是江青、汪東興送的誣陷材料，但最后作決定的也是毛澤東。「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我們之間的恩怨，已經分明，不存在「為尊者諱」的問題，事實上對于這些問題，我也有責任澄清事實，保持沉默，不符合我的性格。其實，早在你問這些問題以前，我已向許多人解釋過，李志綏對毛澤東玩弄女人的指控是謊言和捏造。但是看過李志綏回憶錄的人，大多相信李志綏的謊言和捏造，而不相信我的解釋。只有一位美國醫師胡定儀小姐相信我的解釋。她說，戚本禹被毛澤東關押了十八年，如果有事實，他不必為毛澤東隱瞞，胡小姐唯一的保留是，也許戚本禹沒有風聞過這些事，但又不大可能，因為他在毛澤東身邊生活過許多年，假如真有這些事實，他卻一點風聞也沒有，那是難以想象的。可惜像胡小姐這樣保持理性思維的人太少，許多人都是先入為主，偏聽偏信李志綏，反而認為我在替毛澤東文過飾非。這真是令人嘆息！善良的人是容易上當受騙的，文學家編個故事，就能賺他們的眼淚，騙他們的錢，他們怎么對付得了一個處心積慮地在那里偽造歷史的人呢！我在北京解放后不久，即上調中共中央辦公廳政治秘書室，開始任見習秘書，后來任秘書、科長、支部書記等職。順便說一下，李志綏說政治秘書室的主任是陳伯達，他弄錯了，陳伯達從來沒做過政治秘書室的主任，政治秘書室的第一任主任是師哲，副主任江青、田家英。師哲以后，田家英任主任，副主任有彭達彰、何載、陳秉忱等。田家英出問題后，我接任主任，一九六六年四月政治秘書室歸并中央秘書局，童小鵬任局長，我任副局長。中央政治秘書室也是毛澤東的秘書室，所以我在職期間，同毛澤東一組的人聯系甚多。葉子龍、蔣英、徐業夫、林克、汪東興、王敬先、李銀橋、沈同、王宇清、高智、吳旭君等等，我都熟識，而且同他們的關系滿不錯，我從來沒有見過，也沒聽汪何人說過毛澤東有玩弄女人的事實。毛澤東生活樸素，根本沒有什么「縱情聲色犬馬」、「糜爛透頂」的事實。偉大人物也有普通人的欲望，據我所知，許多偉大人物也同小民百姓一樣犯過婚外戀的錯誤，盡管我主張每個人都應當把自己的私生活限制在合乎社會要求的范圍里，但我不認為這類問題是什么「糜爛透頂」的事情。所以，要是我看見或聽說毛澤東有這類事情，我就說有，可是我在職期間確實沒有看見或聽說毛澤東有這類事情，所以我只能說無，我不需要在這個問題上為毛澤東作偽證，因為在歷史法庭面前做偽證，受損害的不僅是歷史，而且是他本人。歷史的偽證者同歷史的偽造者一樣，下僅喪失了現實的人格，而且有歷史的遺臭。事實上，在私生活的問題上，可以指責毛澤東的不是李志綏所編造的那一大堆謊言，而是他在井岡山上同賀子珍的婚姻，因為毛賀聯姻時，毛澤東與楊開慧婚約仍然存在，說實話，一九六六年夏天我曾向周恩來詢問過這一段歷史，周恩來的答復是，當時井岡山的人聽說楊開慧已經被國民黨反動派殺害了。朱德將軍也有過類似的情況，當時中央對這些問題已有過解釋。
一個人睡也不寬敞的床
五十年代毛澤東住在菊香書屋背北面南叁間大房，東西兩屋各三十多平方米，由毛澤東、江青分住，中間屋二十平方米不到，是警衛、秘書、護士、服務員的值班室。毛澤東的屋，中間放個大床，半床多書，后來毛澤東常住游泳池，屋內也是一個床，半床書。這些床一個人睡覺都不寬敞，怎么能幾個人大被同眠，雨露均沾！李志綏的造謠也太離譜了！毛澤東是全國人民的領袖，威望極高，他很注意維護自己的形象，這一點李志綏也是承認的。就是一個平民百姓吧，他也要為自己的婚外戀保守秘密，很注意維護自己形象的毛澤東卻肆無忌憚地向李志綏公開自己的秘密，甚至同他討論自己非法的性愛問題，這能是事實嗎？毛澤東那么多部下、秘書，怎么他不去向別人公開自己的秘密，卻偏偏要向你李志綏坦白交代呢！毛澤東的居室沒有鎖，也從來不上鎖。門外就是警衛、秘書、護士、服務員的值班室，這個值班室是全天候的，二十四小時都有人，一切活動都有記錄，只要毛澤東沒睡覺，每隔一會，就要由警衛、護士、服務員進去送文件、熱毛巾、茶水、藥品，毛澤東無論做什么，外邊的人都知道。試問，在這樣的環境里，毛澤東是如何「以房中術御女」？而女人又怎么能「像上菜般輪番貢入」呢？
毛江之間無密議
文化大革命開始下久，我即被指定為毛澤東的秘書，毛澤東外出時，我是留守中南海的總管（中央辦公廳代主任）。這個期間我常到毛澤東那里去，有時深夜也去，我怎么從來沒有在毛澤東那里看到李志綏為我們描繪的那種房中秘戲圖呢！相反的，我倒是看見毛澤東對女同志格外尊重。包括日夜與他接觸的護士吳旭君，毛澤東對之都很尊重。因為我在中南海呆的時間久，同中南海的服務員很熟悉，她們中確實有漂亮非凡的年輕姑娘，她們最愿意為毛澤東送水、送熱毛巾，她們經常對我說「主席真偉大，不僅政治上偉大，生活上也很樸素」。毛澤東對她們也很尊重，有時問她們的姓名、家庭，講幾句鼓勵的話。有幾個姑娘也替我打掃辦公廳，同我無話不談。她們受委屈，找我申訴，有時有人對她們有非禮的言行，她們也找我申訴。她們向我反映過好幾個人的非禮行為，最嚴重的一次是李志綏好朋友做的，但她們從來沒向我講過毛澤東有任何非禮行為。李志綏好朋友做的事，李志綏后來也知道了，但他筆頭一轉竟把它硬按到毛澤東的頭上了。黨同伐異，尚可理解，歪曲事實，是何道理！李志綏最骯臟的造謠是說毛澤東同江青達成秘密妥協，江青允許毛亂搞女人，毛允許江青參與文革，這真是一石雙鳥，既攻擊了毛澤東，又攻擊了江青，但毛江妥協既是秘密的，你李志綏從何得知，難道你真是蛔蟲族。再者，毛澤東和江青都不是簡單的個人，他們的一切都在黨、群眾，特別是為數眾多的中外政敵的監視之下，他們不可能作這樣的妥協。在幾十年的革命歷史上，誰也沒發現毛澤東有過以黨的原則來換取個人私利的行為。江青雖有種種錯誤，但她潑辣的性格很難改變，它是娜拉、晴雯式的人物，連死去的楊開慧她都要死命妒嫉，怎么能想象她能在這種問題上與毛澤東達成什么秘密妥協！我以為，指毛澤東為「專制獨裁的封建帝王」，認文革為「毛劉之爭」，僅表明李志綏在政治觀念上的無知與庸俗。作為一個留洋的醫生，長期生活在一個大國的政治權力中心，縱然有千萬自以為是的「灼見」，卻難啟齒，一旦找到宣泄之機，長期被壓抑的政治表現欲驟然爆發，便飄飄然以為自己在一夜之間成了政治評論家。得意之余，容易忘形，夸大扭曲，在所難免。對此，我覺得尚可理解。但不能容忍的，是李志綏利用自己擔任過毛澤東保健醫生的身分，編造毛澤東的「假隱私」，蒙騙世人。這不再是一種正常人的心理需要，而是一個道德敗壞者的宣泄了。李志綏寫的那些黃色的、下流的東西，其實是從地攤上的黃色小報上改頭換面抄襲來的，不同的是除了幾個眾所周知的人物如江青、張玉鳳以及電影明星等，黃色小報再造不出多少女人的名字，李志綏畢竟在一組呆過多年，知道不少女機要室人員、女服務員的名字，他造謠的本錢比黃色小報大得多，他還會吹噓自己，把自己說成是毛澤東身邊的重要人物，裝腔作勢、藉以嚇人，企圖使人相信他捏造的各種謊言都是事實。曾參殺人，毛澤東玩女人，這古今兩大流言，都發人深省。
陸：李志綏回憶錄里有七、八處提到您，他說您是一九六六年叁月到上海幫助陳伯達、江青起草文革文件？
戚：我不需要李志綏的辯護。我是懷著在中國建立社會主義理想國的熱忱，主動、積極、自覺而且是義無反顧地投身到毛澤東領導的文化大革命中去的，雖然時間只有一年半，但這一年半工作中的一切都有我的責任，談不上什么「替罪羊」。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個人遭遇有偶然性，但在當時歷史條件下的文化大革命的發生是必然的，誰也逃脫不了。你明天可以不起床，但太陽仍要升起，這是沒辦法的事情。我們這個空前巨大的民族群，也只有通過苦難的歷程，才能臻于成熟，歷史只能對此發一聲深深的嘆息！但李志綏關于我的回憶也是根據不負責任的所謂「紀實文學」抄寫的。一九六六年叁月我是《紅旗》雜志歷史組組長，不曾任中央辦公廳秘書局局長，任局長是后來的事。一九六七年八月我仍在中央文革工作，沒有被逮捕。別人可以現抄現賣，你李志綏在中南海生活過，「八司馬」事件中曾支持過我和林克，并經常同我們打交道，可以說也是我的朋友，怎么可以亂抄亂寫呢！
早謀劉少奇太離奇
陸：李志綏在回憶錄里說，毛澤東當時對他不錯，他為什么要寫這樣的回憶錄呢？
戚：我聽一位從外面探親回來的友人說，李志綏的回憶錄原來不是這個樣子，后來出版社以重金提出了要求，才改成這個樣子的。如果這個傳聞屬實，那么這本書同其他根據政治需要而編制的反對共產主義的小冊子一樣，不過是某種政治目的產物，李志綏不過是個為了三十塊銀幣而出賣自己導師的猶大。但是我不滿足于簡單地把李志綏刻劃為一個卑鄙的猶大。 他從來就不是耶穌真正的門徒。他是封建帝王御醫的后裔，后來是一個在西方自由主義傳統意識培育下成長起來的自由職業者。共產主義意識對他是格格不入的，他的回國決定是他人主道路上的一個迷誤。這個決定同他的人生理念、價值取向以及世界觀體系完全相反。當然，這些分析是我根據他的所作所為而做出的判斷，李志綏本人不可能對自己有如此清晰的認識。在哲學思想上，他很淺薄、極其淺薄，正如我的醫學知識比起他也很淺薄一樣。把這樣一個角色裝扮成「內幕知情人」，讓他故作神秘地湊在人們耳邊大聲嚷嚷「隱私秘聞」，實在很可笑。不能說李志綏的回憶錄沒寫一點事實，不，他寫了些事實，特別是一些他直接經歷的又與他的創作意圖不沖突的事情，這些事情他寫得滿好，滿真實。例如毛澤東對自己疾病的態度，在毛澤東身邊秘密安置竊聽器的事件，毛澤東對擊水長江與奮搏海浪的執拗，還有他對江青、汪東興等人品格、作風的某些描寫等等，它們不僅整體就連情節也是真實的。但是只要涉及政治性的報導或分析，他就轉向了，歷史真實與他的政治取向竟成了互不相容的冤家對頭。即使是生活性的事情，只要與政治結了緣，他的筆也會產生扭曲。例如他說毛澤東早在六十年代初即企圖取消劉少奇的保健，讓劉少奇死于疾病，這個謠言就造得太離奇了！李志綏說他的回憶錄是中國「平民百姓生靈涂炭」的「歷史記錄」。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就在李志綏的回憶錄在海外甚囂塵上的時候，中國普通的平民百姓卻自發地掀起了空前的「紅太陽熱」。成千上萬的老工人、老農民和昨天上山下鄉的年輕人，虔誠地懷念他們逝世多年的領袖，一遍一遍地唱著毛澤東的頌歌。
抄襲別人見品格
被李志綏認為遭受毛澤東「涂炭」的干百萬「生靈」，在沒有任何輿論導向、沒有任何組織指令的情況下，掀起了遍及神州大地的「紅太陽熱」。李志綏對這個現象作何解釋呢？李志綏在序言中很得意他創制的種種謊言，但這些謊言對中國人民已無新鮮感！在此以前，各種攻擊毛澤東的出版物早已風靡過一陣子了。李志綏的書就同林青山寫的《江青的機要秘書》一書非常雷同，不僅雷同，而且有前書抄襲后者的痕跡，不同的是林青山沒有做過毛澤東的保健大夫，他無法編造自己的「親身經歷」，只好假冒戚本禹、閻長貴的口吻來攻擊毛澤東是封建帝王。戚本禹本人看了此書非常憤怒，鄭重地向北京市人民法院提出控訴，但北京市人民法院對我的控訴置之不理。林青山的謊言被戚本禹、閻長貴揭穿后沒人相信了，可李志綏不同，他做過毛澤東的保健大夫，誰能想象他與謊言制造者林青山竟是一流的人呢！李志綏不僅攻擊毛澤東，除了彭德懷等個別人，他是大觀園里沒好人。就連受中國人民尊敬的周恩來也是毛澤東的「奴隸」「忠犬」，他深感「憎惡」，而且他還親眼看到周恩來跪在毛澤東面前報告工作，哎呀呀！我幾十次地看到毛澤東同周恩來在一起商談國家大事，怎么一次也沒能看到此情此景，為什么好事情全部給李志綏一個人看去了！又，鄧穎超是「泥鰍樣的人物」「極端自私自利」，他深感「厭惡」，其他人更不必說了，上上下下都腐敗透頂……李志綏攻擊的僅僅是毛澤東嗎？”
從上文可以看出，在以非毛化為時髦的時代，一個被毛澤東下令關押過的人，不從個人恩怨出發，實事求是的為毛澤東及其戰友辯護，是多么的可貴、可敬。筆者認為，在黨內斗爭中受過委屈的人中，黃克誠和戚本禹表現是最好的，二者都在毛澤東逝世后為捍衛毛澤東偉大紅旗立了新功。
據說“王關戚”三人中的關鋒表現也是很好的，可惜手頭沒有資料。總之，以上是筆者對戚本禹的三個階段的認識。由于認識的改變，才有了這篇《戚本禹小傳》，希望更多的人了解戚本禹。
戚本禹，1931年出生，山東威海人，早年著書《袁祟煥》。
１９４２年隨父到上海（父為滬上報關行低級職員，屬當今所謂“藍領”）。未幾，就讀于據稱是國人在上海創辦的第一所中學－－南洋模范中學。在校期間，接受進步思想，投身地下學運，1949年，他十七歲加入中共。上海解放后，被選送至北京中央團校的前身勞動大學學習。
１９５０年５月４日，戚本禹被分配到中南海，年僅十九歲。戚報到處，為中央書記處政治秘書室，主任師哲，副主任江青、田家英。師哲離開后，未有任命正職，由田負責，重要問題與江青商量。 中央書記處政治秘書室，屬中央辦公廳編制。“八大”以后，取消中央書記，稱中辦政治秘書室，其實，就是毛澤東本人的秘書室。其他中央書記，各自另有秘書班子。初時最重要的工作，是編《毛選》１－３卷，戚是田家英的助手，負責校對，一篇文章，逐字逐句讀著校，要讀五六十遍。
1950年進入中南海后，戚本禹曾任過中共中央辦公廳信訪科科長、《紅旗》雜志歷史組編輯組長。
1958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秘書室整風，戚本禹等八人被打成“反黨集團”，當時，戚本禹和毛澤東的英文秘書林克等人由于向政治秘書室的副主任何載提意見“對上爭功討寵，對下獨斷專行”等，何載將這些意見向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匯報后，楊尚昆認為“這不是一般的問題，而是他們對黨不滿，是向黨進攻，林克、戚本禹都是反黨分子，一定要嚴肅處理。”于是，他們將這八個人在會上開展面對面的斗爭，還要求中直黨委給他們以組織處分。毛澤東知道后，氣得拍桌子說：“想不到在我身邊也發生了新的‘八司馬’事件。唐肅宗時期，柳宗元、劉禹錫、等八人實行變法改革，受到了大地主、大官僚的打擊，被罷官、撤職，形成了歷史上有名的‘八司馬事件。’林克、戚本禹這些人因為對中央辦公廳和政治秘書室的領導人右傾錯誤有看法，只提了一些批評意見，就要把人家打成‘反黨’，簡直是豈有此理！以我看，真正該受處分的不是林克、戚本每禹這些人，而是整他們的人”毛澤東的正確態度，救了戚本禹等人。
1963年，戚本禹在《歷史研究》上發表批太平天國李秀成的文章《評李秀成自述》,，引起很大轟動。
徐思彥的《從戚本禹批李秀成》一文中，雖帶有偏見，卻也透露出一些內幕。“編輯部負責具體工作的丁守和先生閱后覺得戚文文字清晰，還是講了一些道理的，可以發表，并遵照黎澍主編的意見，送給田家英一份請他看看。順便說一句，《歷史研究》自創刊之日起，就實行外審，只是那時一無制度，二非匿名。田家英的意見是，這個問題可以討論，大家進行探討總是有益的；但戚本禹這個人不是個好東西，文章可以壓一段時間再發表。（秋石客注：可見田家英對戚本禹有成見，以權謀私！）這樣戚本禹的文章就發表在《歷史研究》1963年第4期上。戚文發表后，在學術界、尤其是近代史學界引起軒然大波，絕大多數學者不贊同戚本禹的意見，并對《歷史研究》表示了強烈的不滿：如此重要的一份史學刊物怎么會發表這樣的文章。（秋石客注：恰恰相反，戚本禹文章受到了多數非權威學者的贊同，的確有反動學術權威壓制不同意見！）中宣部也批評道：《歷史研究》發這樣的文章，為什么不與我們打個招呼！？ （秋石客注：中宣部為什么這么關心和反對批叛徒的文章？因為黨內確有許多叛徒，文革后叛徒被一風吹了，難道中共真的那么純潔，一個叛徒都沒有了嗎？）
學術界反響強烈，中宣部也認為問題嚴重，于是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召開了一次專題會議，除郭沫若以外，歷史學界在北京的頭面人物基本都到會了，如范文瀾、翦伯贊、侯外廬、鄧拓、劉大年、李新，等等。會議出現了一邊倒的情況，人們紛紛指摘戚本禹，尤以翦老的發言最為激烈：戚本禹根本不懂得歷史。你批現代修正主義，要從近代史上找這樣一個例子，是完全錯誤的，是站不住腳的。翦老還講了忠王府的來龍去脈，說忠王府，那里是拙政園，原來就是富麗堂皇，并不是李秀成去了才富麗堂皇的。主持會議的中宣部科學處林澗青處長最后作了結論：戚本禹的文章理論上是錯誤的，政治上是有害的，史實上是站不住腳的，一定要肅清影響，并委托劉大年組織一篇批駁文章。劉大年等人的文章也很快寫好了。然而令這些鑒古知今的史學大家意外的是，戚本禹的這篇文章上達天聽，風向很快就變了。 （秋石客注：可見斗爭之激烈，一石激起千層浪。）
面對學術界一片反對的聲音，戚本禹已經亂了陣腳，正在準備寫書面檢查。這時江青代表毛澤東約見戚本禹。她對戚本禹說：你的文章寫得很好，主席看了，表揚了你，說你給黨立了一功。因為你的文章里提到了叛徒問題，主席認為黨內叛徒問題長期以來沒有解決，你的文章提出了這個問題，所以主席表揚了你。你要繼續寫下去，寫完以后，你可以請教康（生）老在釣魚臺九評的班子，他們會給你出主意。
在這里江青起了怎樣的作用，還不得而知。從江青那里領了“尚方寶劍”后，戚本禹不再寫檢討了，而是積極準備寫第二篇文章。這第二篇文章的初稿，主要是逐一反駁劉大年文章的觀點。文章寫就后馬上送到了釣魚臺。康生等“金針度人”，向戚本禹面授機宜：你不能被動地跟在別人后邊，要使文章有分量就要站得更高，要抓住叛徒問題。
如果說戚本禹的第一篇文章還有學術味道，那么第二篇文章就徹頭徹尾政治化了，國際上從考茨基、伯恩斯坦，一直到赫魯曉夫；國內從汪精衛、蔣介石一直到彭德懷，大講叛徒問題。“文革”以后，歷史研究編輯部工作人員曾到秦城監獄專門就這一問題調查戚本禹，他是這樣回答的：批李秀成是對著彭德懷的。彭德懷晚節不忠，我是用李秀成影射彭德懷。主席提出來，要保持晚節，晚節不好，一筆勾銷。
上述“故事”我們可清楚地看到：第一，政治對學術干預的強勢，無論歷史事實如何，無論歷史學家的解讀如何，政治領袖可以憑借其地位和權力一語定乾坤；這種干預并不完全是、或者完全不是（有時可能是）作為歷史愛好者的毛澤東個人對李秀成的看法，而是，第二，政治權力對學術的干預，其終極原因還在政治本身。在這個事件中，李秀成的自述是否是變節書，李秀成是否是太平天國革命的叛徒已經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戚本禹的文章提到了叛徒問題，而毛澤東正要解決黨內的叛徒問題。所以這個“為黨立了功”的戚本禹此后飛黃騰達，不可一世。由此我們也可以說，如果對當代中國的政治史沒有充分的研究，對當代中國學術歷史場景的再現也難免會有錯位。
政治干預學術的結果也是顯見的，它阻礙了正常的發展，使學術失去了其自身應有的評判尺度。毛澤東著名的十六個字批示 “白紙黑字，鐵證如山，晚節不忠，不足為訓”在史學界傳開以后，關于李秀成的評價很快只有一種聲音了，李秀成是太平天國革命的叛徒似成了鐵案。直到1970年代末，史學界才又重新開始討論李秀成及其自述。學者不僅喪失了學術言說空間，甚至也喪失了正常的生存空間。一位學者撰寫了批駁戚本禹的文章，投給《光明日報》，已經出了清樣，因風向的迅速改變文章胎死腹中。這篇文章卻成了“反對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的罪狀，這位學者在“文革”中遭到批斗。
從某種意義上說，學術的軸心是真理；政治的軸心是權力。政治干預學術，為權力而踐踏真理的事情就在所難免。獨立與自由是學術的“原生態”品質，扭曲乃至喪失了了這一品質，學術也就發生了變異，不再是真正意義上的學術。政治強勢干預下的學術，不會有真正的繁榮，即便有所謂繁榮，也是虛假的繁榮，隨風飄逝的繁榮。這里我們還可以舉一個例子。1974年底，《歷史研究》復刊，是當時少有的幾家“學術刊物”之一，發行量高達三十萬份，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到處都能看到這份刊物，其地位之顯赫大概可謂空間絕后。筆者那時正在廣闊天地接受再教育，我所在的大隊就訂有20份《歷史研究》，是政治學習的必備材料。然這個時候的《歷史研究》，在中國歷史學的學術“倉庫”里大概未有留下錙銖。這是政治干預學術的極至，準確地說，是政治以學術的面貌粉墨登場。”
徐思彥的文章表明，他根本不懂在階級社會從來就沒有什么純學術的社會學文章，說戚本禹文章不夠純學術是不公平的。而當你讀罷以下戚本禹的《評李秀成自述》文章全文，肯定會有另外一番感悟：
“太平天國后期的重要將領忠王李秀成，在一八六四年（同治三年）七月二十二日被曾國藩的軍隊俘虜了。他在敵人的囚籠里寫了一個自述。這個自述，從它的根本立場來看，是一個背叛太平天國革命事業的"自白書"。
矛盾的歷史現象
歷史的現象是多么矛盾。驍勇善戰、叱咤風云的農民革命將領卻寫了一個阿諛奉承、卑躬屈膝的"自白書"。怎樣對待這件事，怎樣理解這件事？
有人曾經簡單地否定自述的真實性，來為李秀成辯護。但是，這種說法現在已經站不住腳了。
又有人說：忠王在自述里確實寫了一些污辱自己、奉承敵人的話，甚至表示要向敵人投降，雖然這些話對李秀成的英雄事跡來說是個污點，但是那都是假的。忠王的目的在于利用"偽降"來爭取敵人的寬大，以保存革命力量，同時利用敵人的內部矛盾，分化滿漢統治者，并且爭取曾國藩調轉槍口去對付外國侵略者。主張這種說法最力的是羅爾綱先生。為羅爾綱先生《忠王李秀成自傳原稿箋證》作序的周ｃūｎ＠①先生也支持羅爾綱先生的意見。整理出版了自述部分真跡的梁岵廬先生和校補自述刻本的呂集義先生，也說李秀成是"偽降"。
相當一些人同意了上述的意見。有些中國近代史的作者，在自己的著作里，也以上述的觀點解釋了這一頁歷史。
忠王不忠，歷史的事實嶄遣蛔?問題真的解決了嗎？沒有。
歷史是客觀的存在。客觀的歷史真象是不能更改的。
李秀成是中國近代歷史上一個有才干的農民革命軍將領。他在太平天國后期的革命斗爭中起過很大的作用。李秀成在太平天國革命史上的這些功績是應該予以充分估價的，是不能抹煞的。但是，他在被敵人俘虜以后喪失革命氣節、背叛革命事業的事實，也是否定不了的。在他的自述里，頌揚敵人、詆毀革命的話是那樣的清楚，那樣的明白，以致任何辯解在這種冷酷的事實面前都是難以令人信服的。
李秀成在自述里美化了敵人。他一而再、再而三地用最美麗的字眼稱頌太平天國的死敵--曾國藩、曾國荃兄弟。他贊美臭名昭著、軍紀敗壞的湘軍。在自己的兄弟姐妹、父老妻兒被敵人殘酷屠殺的時候，一個革命將領，卻昧著良心去稱頌那些最反動的殺人劊子手，難道這還不夠可恥嗎！？
美化敵人，必然要丑化自己。李秀成也不例外。在自述里，太平天國偉大的革命斗爭竟然被說成是"忽（屈）誤英雄"、"誤死世民"，"違犯天命"、"害民害眾"，"先機之定數"、"世人之劫數"。在自述將近完畢之際，他懊喪地嘆道："何生天王而亂天下，何我不才而佐他乎？"①
李秀成在自述里對天王洪秀全的責備特別苛刻。他批評天王"不問賢良"、"不問國事"，"不修得（德）政"，"不以軍民為念"，責備他"用人不專，信人之不實，讒ｎìｎｇ＠②（佞）張揚，明賢偃避，豪杰不登"②。但是，在這方面他所舉出的事實，則有不少是不真實的。應該說，洪秀全不是沒有錯誤的，同時也不能要求李秀成正確地評判洪秀全的功過；但是，無論如何他不應該用一些歪曲了或者夸大了的罪名在革命領袖的臉上抹黑。
他這樣指責天王，夸大他跟天王之間的矛盾，實際上包含著在敵人面前表白自己的意圖。他把自己的革命歷史描繪成這樣：他一開始就是受"惑教"而參加革命的，"自拜上〔帝〕之后，秋毫不敢有犯，一味虔信，總怕蛇虎傷人。"③"我自小為民不知，勇勇而來"，一路"迷迷而來"，"蒙蒙而隨"，"造成今日患害"，"情知此事者，能死亦不能為也"④。他把自己在太平天國后期率領革命群眾取得的巨大勝利說成是："初任重事，又不周詳，糊糊涂涂而作，此時國未當絕，亂作而成，亂行不錯，故而保至今也。"⑤他說，他之所以仍舊呆在革命隊伍里，不過是"奇（騎）上虎輩（背），不得不由。""我生世亦未悉天命之先排，若人能先有先知，何肯違犯天命，逆天行事？何人愿作不良（不）義不孝？何人而肯輩（背）井ｌí＠③（離）宗，ｌí＠③（離）親別友，去戚ｌí＠③（離）鄉？""我不故（過）在秦為秦，為（在）楚為楚"⑥。除了強調自己沒有革命意識以外，還表示他早因為自己"本是忠直賢良，〔不〕幸未逢明主"，而有動搖之意了。只可惜清軍"凡拿是廣西之人斬而不赦"，不然，太平軍"解散久矣"。"因我粵人，無門他入"，所以才堅持革命至今。如果這次"曾中丞大人以及老中堂能以奏清（請）圣上，肯赦此粵之人，甚為美甚"⑦。
李秀成在自述里，不僅絕不隱瞞他思想的動搖，而且也不掩飾他一度有過的投降活動。
南京保衛戰最危急的時刻，李秀成的一個妻舅宋永祺出城同曾國荃營下的一個師爺拉上了關系，商談了投降的事。大概這個人不善于做叛賣勾當，以致來往十幾天，還沒有得到實情。宋永祺嗜酒，醉后失言，把李秀成同他談的一些機密要語，向一個想投敵叛變的松王陳德風講了，陳德風得了風聲就寫信來問。恰巧這天李秀成正在府中召開糧務會議，陳德風的信為補王莫仕葵順手打開了，大家看了信就質問李秀成，隨后又把宋永祺押了起來，準備正法。這樣一來，事情弄大了，鬧得"合城驚亂"。"朝臣"們也都不同情李秀成。后來虧得李秀成用銀子疏通了莫仕葵，才把事情平息下去。李秀成在自述里說："自此之后，四時有人防備，恐我有變心。"⑧
不但如此，他還反復強調自己過去已經做了許多有利于清軍的事情，來向敵人表"功"。
表"功"的表現之一，是一再地說自己過去如何禮待獲自"大清皇上"的俘虜。
有人認為這主要是為了以優待俘虜的政策去爭取敵人。就算是這樣吧，那末，在李秀成自己變成了敵人俘虜的時候，還講這些，卻又是為什么呢？這時已經沒有敵人可爭取了，講這些話恐怕還是為了讓敵人"爭取"自己吧。李秀成自己說："非我參是好言，光我之溥（薄）面，皇天明照，不敢隱瞞。"⑨不是表"功"是什么！⑩
表"功"的表現之二，是一再地說自己過去如何寬恕投靠"大清皇上"的革命叛徒。
赫赫有名的忠王，原來是個軟骨頭，這真出乎反動派的意料。老奸巨滑的假道學家曾國藩對付軟骨頭當不乏手腕，于是在兩次"深惠厚情"的談話之后，這個所謂"萬古忠義"的忠王終于向反動派遞交了降表。自己投降了不算，還要替反動派在大江南北打起招降的白旗。
自述的最后部分被曾國藩撕毀了，但是，就在最后幾行間，堂堂天朝的軍事統帥已經自認為是"大清民根"了，而革命軍隊和革命群眾，則變成了"眾匪"①①。
據曾國藩的幕僚趙烈文說，李秀成在死前，還寫了十句絕命詞，"敘其盡忠之意"①②。許多人拿這件事來證實李秀成的"凜然氣節"，可惜原詞沒有留下來，否則或者可以為這種說法找到一些實在的根據。但是，就算是為太平天國的革命事業盡忠吧，已經太遲了。"既干進而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祗"。把詩詞化為長江的波濤，也洗不凈這一頁投降變節的可恥記錄。
總之，無情的事實說明了：李秀成的自述并不是為總結太平天國革命的經驗教訓而寫的"革命文獻"①③，它只不過是為投降的目的而寫的一個背叛太平天國革命事業的"自白書"。
問題的焦點是怎樣評斷李秀成的動機
分明是一個投降變節的"自白書"，可是羅爾綱等先生卻說這個投降是假投降，說自述里那些"頌諛敵人、污損自己"的話，都是欺騙敵人的。
問題的焦點是怎樣評斷李秀成的動機。
毛主席說："我們是辯證唯物主義的動機和效果的統一論者。"①④評斷歷史人物主觀動機的好壞，唯一的標準是他自己的社會實踐。李秀成背叛太平天國革命事業的自述，是他投降變節思想的合理的產物。
我們且分析一下李秀成提出的十條綱領，即"招降十要"。李秀成認為，"天朝之根已去，能收復此等之人眾齊來"，就可以迅速平定天下，"免大清心腹之患再生"①⑤。"招降十要"就是為這個目的而提出的。
"招降十要"的辦法之一，就是用"恩赦兩廣之人"的政策，瓦解最堅決的革命隊伍。"肯散兩廣之人，其各易辦"。他主張利用太平軍的俘虜作宣傳工作，以使"人人悉中堂中承（丞）寬恩赦他，其心免結，圖事速成"。他又建議曾國藩"出示各省遠近州縣鄉村，言金凌（陵）如此如此，今各眾不計何具（俱）赦，仍舊為民"①⑥。
在這里，李秀成又一次表示要利用天朝統帥的威信，親自參加招降活動。李秀成在"招降十要"的結尾部分里說："昨夜承老中堂調至駕前訊問，承恩惠示，真報無由。罪將一身屈錯，未逢明良，今見老中堂恩廣，罪將定要先行靖一方酬報。昨夜深惠厚情，死而足愿，歡樂歸陰。"
在這里，分布在大江兩岸的太平軍變成了李秀成晉見新主人的見面禮。羅爾綱先生在《箋證》里說，李秀成這里寫的"罪將"，并不是向敵人"低頭"，而是說罪在"不能保衛太平天國"；"死而足愿，歡樂歸陰"的話，表明李秀成早有了為革命而死的決心①⑦。羅爾綱先生似乎錯誤地領會了李秀成的意思。李秀成的"罪將"明明是向敵人表示懺悔的自稱；"死而足愿，歡樂歸陰"明明是向敵人表示忠心的諛詞。翻譯成現代的話，就是："我的罪大極了，您老卻這樣的恩待我，真使我粉身碎骨難以報答。今后為您赴湯蹈火，犧牲生命都是心甘情愿的。"試問，從這里能夠找出什么為革命而死的決心呢？
李秀成的招降計劃，共分三步：
第一步，"先收我兒子為先"，要曾國藩準他找人帶著他的親筆信，去辦這件事。
第二步，"要收我堂弟李世賢為首。李世賢之母親及其家眷概被蘇州李撫臺溧揚（陽）帶云（去），業寬養重代（待）。欲收我弟，速見攻（功）者，求中堂行文取其母到皖省，我行文前去，可速成功定也。其視（事）母至孝，今我被擒，辦此者之易甚也。"李世賢部是太平軍在長江以南的大股部隊，招降李世賢是消滅太平軍的重要一著，清廷對這件事很重視，李秀成死后，還下諭旨向李鴻章查問情況。李世賢后來沒有投降清朝，但是李秀成為了招降李世賢竟然想拿人家的母親做人質，簡直是不擇手段了。
第三步，兒子、堂弟"收復"以后，再收聽王陳炳文。"陳炳文與我至愛，兩好作為親親。我今被獲在此，我文至，其定肯從。其各肯從成此事，因我在此，各有去路，定而成也。陳炳文從，汪海洋亦至，我家弟從，朱興隆、陸ｓｈùｎ＠④（順）德從之定也"。"又收黃文金"，"其事定成"。"天朝獨我部眾，我將我部收齊，其余各記（寄）話而從。"
李秀成南京突圍時保護過的幼主，現在變成了重新檢驗他政治立場的試金石。他知道，他必須對這個重大的原則問題表示態度，否則新主人就不會信任他。
他解釋道，他過去保護幼主，是一種"愚忠"。他估計幼主一定在突圍時被殺害了，"此人必不能有了"；但是，萬一幼主沒死怎么辦呢？幼主，這點象征革命的骨血，對有過"朱三太子"鬧事經驗，又受過農民大革命浪潮沖擊過的，腐朽圮［ｐǐ匹］敗的清朝統治者，卻是一個危險的人物。怎么回答這個問題呢？李秀成彷徨了。曾經主張"不計是王是將"，都"赦其死罪"的忠王，對這個老天王臨危托孤、清白無罪的小主人，也愛莫能助了。"查ｙòｕ＠⑤（幼）主果能到處，再有別樣善謀，又再計效（較）"。李秀成的"鐵膽忠心"，在這里完全破碎了。
李秀成還表示，在天朝將兵"收復"以后，他還愿意為鎮壓北方的農民起義軍效犬馬之勞。"罪將邦（幫）籌為引……穩（捻）匪作亂，舉手而平。"①⑧這真是最徹底的背叛了。
這些事實，這些徹底叛賣革命事業的行動綱領，難道還不能說明李秀成的真正居心嗎？
李秀成的"招降十要"，每一條都可以馬上實行，而且都可以立即收到應有的效果。當然，在實行的過程中，也一定會遇到堅決革命派的抵制；但是，它仍然可以幫助敵人更快地摧毀大江南北的革命隊伍。
李秀成不會"助桀為虐"，干出這種卑鄙的勸降勾當嗎？請看他向敵人立下的軍令狀吧。"如辦不成，正國法是定。"他的頭顱和熱血已經為他投降的決心作了擔保。
是真投降還是假投降，李秀成自己不是清清楚楚地答復了嗎？這就是我們評斷李秀成動機的根據所在。
能不能說，李秀成的招降是為了保存革命群眾的力量，也就是"保民為樂"呢？
對革命群眾，李秀成確實主張"亭（停）刀勿殺"。不殺當然比殺好，但是，李秀成的不殺是有條件的。這條件就是：徹底投降，不再革命。從太平軍出來的李秀成深知，革命群眾是"殺之不盡"的，而且殺的越多，反抗的也越多，所以"平定天下"要以"仁愛為刀"。否則，"雖中堂兵欲爭，能平此等，實有費力費財"，而且"爾兵到此，其又去被（彼），何不有亂于民？被為（圍）嚴緊，尚有計他逃，不獨該在外許廣野而無別計者乎？"由此看來，李秀成這種以"仁愛為刀"的不殺辦法，對反動派來說，倒的確是一種大有好處的萬善之策。無怪乎殺人如麻的"曾剃頭"曾國藩，看了這一段話，也要向皇帝說"其言頗有可采"了①⑨。
也許，在李秀成自己想來，他為了保存自己的生命，甘愿從此作一個"順民"；他想保存自己兒子和部下的生命，也必須誘使他們都變成甘愿被套上奴役之軛的"順民"。但是這種想法本身就是投降變節者特有的可恥的想法。他所設計的招降辦法并不是什么保存革命實力的策略，而是一種瓦解革命實力的策略。革命群眾的生命既不能用乞求的辦法保存，更不能用投降的辦法保存。革命群眾的生命只能依靠革命群眾自己機智、英勇的斗爭來保存。
能不能說，李秀成是為了挑起滿、漢統治階級的內部矛盾而投降曾國藩的呢？
這種說法也是缺乏事實根據的，至少，從現有的材料里，找不出這種根據。相反，我們從李秀成的自述里，只能看到他經常把"中丞大人"、"老中堂"和"大清皇上"并提，而且總是把"大清皇上"寫在前頭。此外，在他的自述里，歌頌"大清皇上"的詞句屢屢可見。從這里似乎找不出一點挑起滿、漢統治階級內部矛盾的線索。
曾國藩、李鴻章、趙烈文這些鎮壓農民革命頗有經驗的巨奸大憝們對李秀成的態度是看得很清楚的，他們并不認為李秀成是"偽降"。曾國藩對李秀成的評論是："宛轉求生，乞貸一命"，"獻諛乞憐，無非圖延旦夕之一命。"②⑩趙烈文在日記中兩次記述李秀成"有乞活之意"，"有乞恩之意"。至于李鴻章對李秀成的看法就更難堪了。李鴻章本來對李秀成非常害怕，在來往文書里有時稱他為"忠老"，后來知道李秀成寫了一個投降的自述，在致曾國荃的信里說："阱虎乞憐，曾狗鼠之不若，殊可嗤也"。
既然如此，曾國藩等人為什么不接受他的投降，反而認為"此賊甚狡"，"不宜使入都"，而且迫不及待地把他殺了呢？
這個問題并不難理解。李秀成在整個革命戰爭期間始終活躍在最前線，又是后期太平天國最主要的將領之一，他對于戰爭的經過是了如指掌的，曾國藩、李鴻章和清軍其他部隊狼狽潰敗、腐敗無能、奸淫擄掠以至欺君賣國的種種劣跡在他腦子里有一本清賬。他在曾國藩面前固然盡量頌揚這位"侯爺"，但是對李鴻章就并不客氣，隨筆拈出幾件事情，就揭了李鴻章的老底。假如準他投降，清廷一定會命他入朝，誰能擔保他到了北京不會照樣把曾國藩的丑事揭露一番呢？曾國藩深知清廷對他是非常猜忌的，而他十幾年來虛誑欺騙朝廷的勾當又不知有多少！雖然李秀成自述里沒有挑起滿漢統治階級內部矛盾的意思，但是曾國藩卻不得不深加戒備。他權衡反革命利害的輕重，就斷然把李秀成送上了斷頭臺。
"生當做人杰，死亦為鬼雄"，李秀成卻含著羞憤的眼淚，懷著失節的悲痛，回到了他的"天國"。
談字里行間的"革命立場"
呂集義先生說：李秀成的自述"字里行間仍然到處表現出他的堅定的革命立場"。他舉出了實例，如"在時間上寫的是太平天國天歷"，"在稱謂上仍然稱'天朝'、'天國'"，寫上帝、天王時抬格等。羅爾綱先生也認為李秀成的自述，其"文字的實質和精神，依然表現著堅定的立場"。他還說，對這一點"不僅要從中國傳統的春秋史筆的書法去體會"，而且還要和當時的叛徒聽王陳炳文、寧王張學明等人在投降文書里污蔑天朝的軍隊為"賊匪"、"賊壘"，稱頌清朝的法令為"欽命"、"國法"等作比較②①。
怎么解釋這些現象呢？既然李秀成要投降了，為什么在自述里還使用著革命隊伍里的稱謂，保持著太平天國的用語習慣呢？
什么事情都有發生、發展的過程，投降變節也不例外。決定投降變節是一回事，養成投降變節的全部心理和習慣又是一回事。李秀成可以在一個極短的時間里作出投降變節的決定，卻很難在一個極短的時間里養成投降變節的全部心理和習慣。一個歷史學家說過，"臣妾簽名謝道清"的南宋皇太后，當她手拉著小孫子朝見忽必烈大汗的時候，她還沒有養成全部的奴才心理。同樣道理，在農民起義烽煙里翱翔過的雄鷹李秀成，當他被敵人抓住，決定投降變節的時候，他也還沒有具備完備的叛徒心理。這一點李秀成自己意識到了，他在自述里，不是明白地向曾國藩的"師爺"們說，"恐有違犯字樣，是煩勞清心改除可也"②②嗎！如果有一個"師爺"，真的按照李秀成的請求，替他把"時逢甲子"一類的話，改為"同治三年"，李秀成大概不會提出抗議吧！
決定問題性質的是自述的根本立場，而不是某些習慣稱謂。
太平天國的另幾個叛徒在投降文書里污蔑天朝，稱頌清朝，這當然是無恥之尤了。這說明他們的叛變思想早就成熟了。但是拿這幾個叛徒作尺子，仍然否定不了李秀成投降變節的事實。事實上，在李秀成自述的最后部分，所謂"字里行間"的"革命立場"或者什么"春秋史筆的書法"，再也找不見了。在這里，農民的"起義"，已經變成了"亂民"、"害民"；革命方面的"失"或者"失守"，已經變成了"大清"王朝的"收復"或者"平定"；最嚴重的是太平天國的革命軍隊和革命群眾，在這里已經被稱為"眾匪"了，這個字眼已經和叛徒的口吻完全一致了，至于稱清朝的法令為"國法"，則早就有了。可見，只要投降變節，就會認賊作父。心理和習慣上的不協調、不一致終究只是暫時的現象。
關于"防鬼反為先"
李秀成的"防鬼反為先"的思想，經常被當作證明他并非真投降的論據。"防鬼反為先"的確是值得肯定的。但是這一點也洗白不了他投降變節的錯誤。封建反動派和外國侵略者同是太平天國革命的敵人。在太平天國的革命者看來，一個是"妖"，一個是"鬼"。投降了"妖"，請他來防"鬼"；或者投降了"鬼"，請他來反"妖"，同樣都減輕不了他背叛革命事業的錯誤。利用敵人的內部矛盾來進行革命斗爭，是一種革命的策略；但是叛變了自己的階級，并且企圖不擇手段地替反動派作招降工作，甘心情愿地去幫助敵人"平復""眾匪"，"安定"天下的人，是談不上什么革命策略的。
太平天國的革命事業是在封建反動派和外國侵略者的聯合進攻下失敗的。"妖"、"鬼"盡管有矛盾，但是還是一家人。如果背棄了太平天國的革命事業去投降封建敵人，企圖請他們來防備外國侵略者，那只能是一種無法實現的幻想。
從太平天國起義到失敗的十幾年里，中國歷史上曾經有過兩個階級在戰場上同外國侵略者相遇過。地主階級很快向侵略者妥協、投降、割地、賠款；而農民階級進行了英勇的戰斗，給予侵略者嚴重的打擊，并且以自己堅決反侵略的光輝榜樣，激發了后人的英勇斗爭。歷史事實證明，抗擊外國侵略者，只能依靠革命的群眾。一個曾經依靠革命群眾同外國侵略者作過斗爭的農民領袖，背棄了革命的路線去投靠封建反動派，而且還幻想依靠他們來反對外國侵略者，這在歷史上不是進步而是退步。李秀成投降變節是不是因為歷史條件的限制？有人用"歷史局限性"的觀點來為李秀成的投降變節行為辯護。他們說，李秀成在自述里所以"夾雜著一些對敵人過分期待的話語"，是因為他"對陰險狠毒的階級敵人認識上有歷史的局限性"，是因為"農民革命的局限性"②③。
如果這種說法是指：李秀成的投降變節作為舊式農民革命中常常會出現的現象之一，是這種農民革命的歷史局限性的一種表現，這是對的。
但是，如果認為因為舊式農民革命有著一定的局限性，所以，投降變節行為對于李秀成來說就是難以避免的，是不必加以責備的，是可以原諒的，那就完全錯了。
農民群眾的英勇斗爭在新的社會階級形成以前是歷史的唯一的動力；沒有這種斗爭，歷史就不能前進一步。自己放棄斗爭，還以策劃招降的辦法來協助封建統治者瓦解這種斗爭，這不是歷史對他的局限，而是他對歷史的反動。
舊式農民革命打擊了封建統治者，但是不可能推翻封建社會。農民群眾認不清封建制度的本質，他們常常反對舊日的壞皇帝，而擁護新的所謂"好皇帝"。但是李秀成卻不是這樣，他是去擁護壞皇帝，而污蔑自己的天王；他是企圖去幫助當時農民群眾正在反對的壞政權，而出賣自己的太平天國。這不是農民階級的意識局限了他，而是他對農民階級的背叛，是他對農民階級的罪行。同李秀成一樣出身、一樣成長、一樣失敗被俘，有著一樣的局限性的許多別的太平天國將士，卻沒有象他一樣投降。
英王陳玉成在一八六二年（同治元年）被俘虜了，勝保勸他投降，他寧死不從，而且還描敘勝保打敗仗的情形譏笑敵人。后來終于被殘酷殺害了。也許有人想李秀成被俘的時候，南京已經被敵人攻破了，歷史條件還是有些不同。那末我們看看另一些歷史人物吧。
有一個差不多和李秀成同時被俘的太平天國領導人，這就是干工洪仁ｇāｎ＠⑥。他在反動派面前自稱"本藩"，直指敵人為"妖軍"。他崇高的氣節，堅定的立場，視死如歸的決心，表現了太平天國英雄們為革命不怕犧牲的偉大精神。
遵王賴文光在南京城破以后仍然繼續在長江北岸艱苦地同反動派作堅決斗爭。他聯絡并且領導了北方的農民起義兄弟捻軍，把清朝名將僧格林沁和曾國荃的新湘勇打得落花流水。不幸一八六八年（同治七年）兵敗被俘，他對慘酷的刑戮毫無畏懼，真是赤膽忠心的鐵打好漢。
同一時代，同一種歷史條件，卻存在著兩種截然不同的人物。一種人寧死不屈，慷慨赴義，另一種人投降變節，屈膝媚敵。怎么能用"歷史局限性"來為后一種人辯解呢？
英雄為什么還會投降變節？
歷史上有過這樣的英雄，他們曾經騎著駿馬，馳騁在疆場上，同敵人進行過殊死的戰斗，但是他們最后卻經受不起失敗的考驗。"士眾滅兮，名已聵"，在軍隊潰散，身陷困境的時候，他們的風云壯志消失了，于是喪師辱志便接踵而來。這種人在太平天國的歷史上也不是個別的。蘇州的叛將"渺一目"，屢次打敗英法侵略軍的寧王周文嘉，上面說到的聽王陳炳文，都是這樣的例子。李秀成的投降變節不是偶然的。
從他的自述里可以看到，他雖然曾經進行過英勇的戰斗，但是在他的思想里，對于洪秀全、楊秀清等人倡導的太平天國的革命理想，一直缺乏明確的認識和堅定的信念。他在太平天國后期斗爭越來越困難時，就逐漸失去了對革命事業的信心。他形容自己是"騎在虎背，不得下騎"。因此，一旦別人能把他從"虎背"上拖下來，他是不會再去堅持革命氣節的。
他在參加革命以前受到許多封建思想的感染。所謂"天命"、"天數"、"明良"、"明主"、"在秦為秦，在楚為楚"一類東西，都是這種思想遺毒的反映。
他雖然是貧苦農民出身，但是從士兵變元帥以后，首先從生活上，慢慢從思想上逐漸背離了本來的階級。做了元帥以后的李秀成并沒有保持他艱苦樸素的作風。
十年壯麗的天王府，早已煙消云散，洪秀全的宮殿已經找不著了。但是"忠王府"的遺址，仍然在蘇州的"拙政園"任人憑吊。
"忠王府"是個未完的工程，幾千個工人長期建筑了三年多，到蘇州陷落時仍未竣工。王府的設置富麗堂皇，"內外四五十間，純用金銀裝飾。"②④叛徒獻城以后，李鴻章入踞蘇州，這個驕奢淫逸的反動將軍見了"忠王府"也不禁嘆道："瓊樓玉宇，曲欄洞房，真如神仙窟宅。"②⑤
李秀成的金銀財寶也不少。有一次因為同洪秀全鬧矛盾，被勒令交出餉銀十萬兩。南京陷落以前，他說自己銀米都沒有了，但是為了給叛徒陳德風等人疏通，一次還能拿出成千兩的銀子。
具有象征意義的一件事是李秀成的性命，最后竟給一堆珍珠寶物斷送了。
"我命該絕，……身上帶有寶物，用縐紗帶捆帶在身，那知此日心如此之迷，到此破廟亭（停）息，將此珍珠寶物吊在樹下，……那邦（幫）百姓得我寶物，民家見利而爭，帶我這邦（幫）百姓，去問那邦（幫）百姓，兩欲分用。被邦（彼幫）百姓云：'爾問我分此物，此物是天朝大頭目方有，如（余）外別無。爾必拾獲此頭目。'……因此我藏不往（住），是以被兩國（個）奸民獲拿。"②⑥此日的"心迷"，乃是往日"心迷"的結果。李秀成當初如果不貪戀這堆珍珠寶物，他是可能安全回到自己部隊的。
明朝末年，被清軍俘虜的洪承疇，因為屢次拂掃衣服上的塵土，被范文程窺破了他心理上的秘密。"一衣猶愛惜如此，況其身耶？"果然，正當崇禎皇帝準備親自為這個道德曲范舉行祭奠的時候，他已經披上了皇太極的貂裘，做了滿族統治者的奴才。既然如此，我們對國破家亡時尚念念不忘珍珠財寶的李秀成，又怎么能企望他堅持革命氣節呢？
李秀成的自述作為一種太平天國的史料，有重要的價值。但是，現在的問題不是史料價值問題，而是對它的根本評價問題。
由于李秀成已經不僅是歷史學家研究的對象，而且是各方面拿來在群眾中進行廣泛宣傳的人物，因此，正確地估計他的表現具有格外重要的意義。
我們祖國人民的光榮斗爭傳統是反抗階級壓迫，反抗民族壓迫的革命傳統。中國近代史上許多可歌可泣的革命斗爭正是這種傳統的繼續。在太平天國的歷史上，我們也看到了這種光榮的斗爭傳統。洪秀全、楊秀清、蕭朝貴、馮云山、林鳳祥，李開芳、陳玉成、譚紹光、洪仁ｇāｎ＠⑥、賴文光以及成千上萬的革命戰士，盡管他們有這樣和那樣可避免的或者不可避免的缺點和錯誤，但是他們堅持了反對封建壓迫、反對外國侵略者的斗爭，為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勝利開辟了道路。他們在革命事業遭到失敗，個人生命遭到威脅的時候，仍然繼續斗爭，絕不變節。他們赤誠的革命忠心，磅礴的革命氣概，在階級斗爭的歷史上永遠發射著不朽的光芒。他們才是我們歷史上可敬愛的革命英雄，我們應當承繼的正是這種光榮的斗爭傳統。李秀成呢？雖然他在太平天國革命史上起過很大的作用，但是他最后卻喪失了革命氣節，背叛了太平天國的革命事業。他的自述既不能代表我們歷史上的光榮斗爭傳統，也不能作為鼓舞后人戰斗的榜樣。
如果我們尊重革命的歷史、尊重歷史唯物論的真理，我們便不能讓變節分子的"自白書"繼續彪炳于革命的史冊。”（注：此文為網文，有問題也無從修改）
1965年12月8日，戚本禹在《紅旗》雜志第十三期發表發表《為革命而研究歷史》，批判翦伯贊提出的既要重視階級觀點又要注意歷史主義的意見，是“超階級”、“純客觀”的資產階級觀點，受到毛澤東贊賞：“現在的權威是誰？是姚文元、戚本禹”“要年紀小的、學問少的、立場穩的、有政治經驗的堅定的人來接班。”
此后，戚本禹受到了重用，一個十六級干部，先后任《紅旗》雜志歷史組組長、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任辦公廳秘書局副局長、《紅旗》雜志副總編輯、中共中央辦公廳代主任、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成為毛澤東、江青的得力助手。
1966年，戚本禹在《紅旗》雜志第七期發表《評〈前線〉、〈北京日報〉的資產階級立場》。把矛頭指向北京市委，為推動文革做出了貢獻。
1967年3月，戚本禹在《紅旗》雜志第5期發表《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歷史影片〈清宮秘史〉》。4月1日，《人民日報》予以全文刊登。此文為針對“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派”和“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的“革命大批判”定下了基調。戚本禹的《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反動影片〈清宮秘史〉》一文，首先回顧了１９５０年陸定一、周揚等人與江青在評價《清宮秘史》時的意見分歧，此舉意在點明：兩種意見分歧，實際上是代表著劉少奇與毛澤東在當前政治問題上的重大分歧。戚本禹在文章中寫道：“在對待這部反動的、徹底的賣國主義影片問題上，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革命派同一切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們的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存在重大原則分歧。”戚本禹在文章中認為：“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是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代理人，是鎮壓“文化大革命”群眾運動的元兇，是復辟資本主義的總頭子，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反動資產階級的代言人”，是“帝國主義買辦”。戚本禹在文章中還認為劉少奇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而是假革命、反革命，是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
1968年1月，戚本禹被中共中央隔離審查，并撤消黨內外一切職務。他是中央文革小組王、關、戚中最后被隔離審查的。
面對全國文革的局勢，毛澤東決定動用人民解放軍，采取“支左”的辦法，將文化革命引向深入。但軍隊并沒有很好完成支左任務，許多部隊卻反其道而行之。在這種背景下，文革激進派鼓動造反派把矛頭指向了政府和軍隊，提出倒周恩來和揪軍內一小撮，打亂了毛澤東的戰略部署。各地造反派把斗爭的矛頭指向了人民解放軍，許多地方發生了沖擊軍事機關、搶奪槍支彈藥等嚴重事件，最后引發了影響全國的武漢“七二○”事件，沖擊外交部，奪了外交部黨委的權，發生了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的事件。在這一系列左傾事件中，中央文革小組的王力、關鋒、戚本禹都成了先鋒的角色。
這一系列事件的發生，迫使毛澤東決定將文化革命由放的方針變成收的方針。周恩來開始注意到了中央文革小組，周恩來最早提出解決“王、關、戚”的問題，并且認定中央文革小組里面有壞人。這些壞人，就是王力、關鋒、戚本禹。而最早提出解決“王、關、戚”問題的，就是周恩來。
１９６７年８月２６日，毛澤東在接到周恩來的報告后，經過慎重考慮，在軍隊、政府、文革小組做出選擇，決定先解決“王、關、戚”的問題。
毛澤東在解決“王、關、戚”問題時，覺得對戚本禹先保起來，還要看一看，爭取一下。因此，周恩來在執行毛澤東的決定時，只是宣布對王力、關鋒實行“請假檢討”，不但沒有動戚本禹，而且在釣魚臺開會宣布讓王力、關鋒“請假檢討”時，還讓戚本禹發了言。
在毛澤東８月２６日的談話傳下來后，中央把一切左傾問題都推到了王力、關鋒、戚本禹三個人身上。他們給“王、關、戚”扣上了“變色龍”、“小爬蟲”的帽子。
戚本禹感到問題嚴重和委屈，于是向毛澤東求救。１９６７年９月４日，戚本禹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在信中說，關鋒、王力犯了很嚴重的錯誤，表現形式是“左”傾盲動。他們錯誤地估計全國的形勢，把斗爭過程中的反復現象，看作是全國出現了資本主義復辭，看不到革命群眾的斗爭成果和力量。他們錯誤地估計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在報紙、電臺到處號召抓“軍內一小撮”。他們懷疑一切，隨便動搖毛主席司令部的領導。他們犯錯誤的思想根源是個人主義，自我膨脹，自以為了不起，比誰都革命，聽不得不同意見。戚本禹在信中還檢討說，我對他們的有些問題察覺不出，王力在外交部問題上犯的錯誤，就同我有關。我從心里愿意努力改造自己，永遠做一個忠于毛澤東思想的小兵。
現在看來，此信的判斷是正確的，檢討是真誠的。
毛澤東看了戚本禹的這封信后，于９月７日在這封信上寫下了批語：“已閱，退戚本禹同志。犯些錯誤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錯誤。便時，請你告知關、王二同志。”可以看出，毛澤東是稱他們是同志的，是明白的。
１９６７年１２月，陳伯達在《紅旗》雜志編輯部召集幾個人談話，說了這樣一句話：“在《紅旗》雜志，除了我之外，在揭發王力、關鋒的問題時，所有的人都可以揭！”陳伯達此話一出，不只是社會上的紅衛兵攻擊戚本禹了，連《紅旗》雜志的造反派、中央文革小組的人員，都紛紛攻擊起戚本禹來了。在這種情況下，經毛澤東同意，１９６８年１月１４日，戚本禹也被中央宣布“請假檢討”了。實際上，戚本禹在最后是被投機分子陳伯達等落井下石了。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戚本禹、王力、關鋒他們被送到秦城監獄后，并沒有立案審察，還準許他看一些書籍、報紙。說明他們只是干擾了毛澤東的政治部署，并不是反毛主席，他們是高層政治斗爭的犧牲品。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鄧小平在重新審理“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案件之后，在重新審理“王、關、戚”時，王力和關鋒被開除了黨籍，鄧小平決定對他們二人免予起訴，而對戚本禹，不但開除了他的黨籍，還決定將他起訴至法院，是發人深省的。
１９８３年１１月２日，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誣告陷害罪和聚眾“打砸搶”罪，依法判處戚本禹有期徒刑１８年，剝奪政治權利４年。
北京市人民檢察分院“京檢字第４２號”起訴書中列舉了戚本禹的罪行，主要是：
１９６６年６月１６日，由戚本禹起草，和關鋒共同聯名簽署了給江青、康生、陳伯達的信，信中說“彭德懷到三線后還在積極進行不正當的活動”，“直到現在還是一面黑旗”，“要徹底消除這個隱患”。同年１２月２６日即彭德懷被戚本禹支持的學生從四川挾持回到北京的前一天，戚本禹寫信給江青說：“彭德懷現在已經被紅衛兵抓住，一二日內即要押送回京。北京的學生，已經做好了斗爭的準備。”
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２日，在釣魚臺１６號樓，戚本禹召集中共中央辦公廳的一些人開會。戚本禹說：“中南海冷冷清清，外面轟轟烈烈。劉少奇、鄧小平、陶鑄在中南海很舒服，你們為什么不去斗他們？你們可以貼大字報揭發朱德，可以去婦聯點火揭發康克清。”在戚本禹煽動下，當晚中央辦公廳秘書局七八十人闖進朱德家，圍斗了康克清，并在中南海西門等處張貼了誣陷朱德的大字報、大標語。
１９６７年７月中旬，江青、康生、陳伯達等擅自決定對劉少奇、鄧小平、陶鑄夫婦進行批斗。７月１８日凌晨，戚本禹貫徹執行他們的批示，在人民大會堂召集中南海機關的一些人開會說：“前幾天中南海圍斗了劉少奇，規模小，有人圍斗他總是好，但是火力不強。”“對劉少奇、鄧小平、陶鑄要面對面斗爭。”“這是你們相當時期頭等重要的任務。”“要使他們威風掃地，要殺氣騰騰，可以低頭彎腰。”戚本禹作了具體布置：“搞幾個戰斗組織，有的搞劉少奇，有的搞鄧小平，有的搞陶鑄。王光美、卓琳也要搞。”在戚本禹的組織、煽動下，當天中南海３００余人批斗了劉少奇和王光美、鄧小平和卓琳、陶鑄和曾志，對他們進行人身迫害，并先后抄了他們的家。
戚本禹的刑期，從１９６８年初算起，到１９８６年初正好是１８年。１９８６年初，戚本禹刑滿釋放，并沒有一天的提前，可見鄧小平對戚的態度，也可見戚本禹的歷史地位。對"王、關、戚"這種排列法,知情人關鋒卻不贊成，他認為應該是"戚、王、關"。戚本禹雖然在他們三人中職務最低、資歷最淺,但他擔任了毛澤東、江青的秘書,地位特殊，當時,就連陳伯達、康生要見毛澤東,都要通過戚本禹。
戚本禹被剝奪４年政治權利，則要到１９９０年初為止。
戚本禹刑滿釋放后，被安排在上海市圖書館收藏部當圖書管理員，做一點工作，一九九一年退休。退休后主要做生意和讀書寫書，他的辦公室在一幢很老的西式大樓里，而住在上海另外一棟房子，晚年還算不錯。與人合作《大人物的變態心理》，與人主編了二百余萬字九大卷《中華易學大辭典》，與關鋒合著孔子批判（上下） ，著研究中華民國第一任內閣總理唐紹儀，為真禪法師等人的著書作序。
戚本禹很健談，思維敏銳，性格開朗，消息靈通，關心歷史，關心人民，熱愛祖國，熱愛毛主席，對胡錦濤有較好評價，是一個真正的共產黨人，馬克思主義者。他不相信關鋒“兩耳不聞窗外事”，證明他是坦蕩的君子。
戚本禹至今仍認為，其１９６８年１月被毛、江所“拋棄”，是由于對來自上海的一批有關江青本人的材料處置失當所致。而從戚的文革積極表現看來，即使沒有１９６８，也會有１９７６，他的厄運，終究難逃。
從１９５０年到１９６８年，是戚本禹人生高峰的十八年。而自１９６８年被關進秦城單獨囚禁直到１９８６年出獄，戚本禹進入人生低谷，恰恰又是十八年。前十八年，戚本禹將毛看作恩師，后十八年，是他追隨毛主席繼續革命的邏輯結果。戚本禹談及往事，從沒有流露出一絲對毛主席的怨恨和不敬，體現了他的品德和立場，非常珍貴。更難得的是，戚本禹對很多人避之惟恐不及的江青給了很多好評，如說毛、江的關系一直很好，感情甚篤，直到晚年，尚為如此，說毛澤東對江青沒有感情，那是騙人的話。
戚本禹有光明正大的本色，說出了一些歷史真相。如１９６６年５月北京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５。１６通知”是如何舉手通過的問題，戚本禹指出，先是主持會議的劉少奇請出席會議的政治局成員表決，未有反對意見。其后，劉少奇再向坐在后排的列席人員說，你們也表表態，這樣，列席者也紛紛舉手，算是出席、列席會議的人都“一致通過”，但后者應不計入票數。這個事實證明，發動文化大革命是黨中央的集體決定，全盤否定文化革命是很荒謬的。再如林彪寫有一葉群的“處女證明書”一事，戚本禹說沒有見過這么一個“證明書”。批中宣部長陸定一時，發過一份材料，是陸定一夫人嚴慰冰寫的匿名信。此事是嚴慰冰很不對，在嚴信之前，黨內高層從來沒有發生過這樣不正常的事，黨中央副主席的家庭受到了不斷的來歷不明的騷擾。
筆者認為，戚的回憶應與事實相符。林彪是黨的副主席，用不著也不可能寫“處女證明書”那樣的事。許多人編造文化革命歷史，是可悲的。
再如，論及1966年５月政治局擴大會議的過程，戚本禹透露說，這次會議，名義上是劉少奇主持，實際上，起核心作用的是周恩來，周比劉更能領會毛的意圖。林彪“５。１８講話”，是周恩來要他講的，林彪說：“常委的其他同志要我先講”，指的就是周恩來。講話記錄稿先由中央辦公廳的工作人員梁川作了初步整理，再交戚本禹作進一步整理，因為林彪講了很多歷史上官廷政變的例子，這些剛好是戚本禹熟悉不過的東西，可得心應手地加以史料上的核對和文字上的加工。戚本禹基本是按記錄稿整理，沒有作任何大的增刪。林彪看過整理稿后十分滿意，說戚是高水平的整理。周恩來也有講話，但周恩來講得比較零散，沒有林彪系統。周恩來講話的主題是反修，講話中對陸定一罵得最厲害。
再如，對有無毛澤東給江青的信問題，戚本禹目睹毛給江的信被燒毀，認為肯定有這封信。他解釋說，你可以看看這封信的字里行間，完全是毛主席的風格，而毛主席的語言風格，是任何人都難以模仿得神似的。江青收到這封信后，覺得應該在黨內最高層部份人中傳閱，得到毛主席同意。傳閱過程中，周恩來抄了一份，陶鑄也抄了一份。林彪知道毛主席有這么一封信，江青交黨內最高層傳閱時，林彪也是傳閱人之一。在林彪從大連回到北京后的一天，葉群到釣魚臺找江青談這封信的事。葉群對江青說，林總不放心，為避免以后發生不好的影響，請示了主席，主席說，燒了吧。燒的時候，在江青的住處，江、葉在場，把我也叫去了江青說了大致情況，我無意看信的內容，怕日后惹麻煩，待信完全燒光后，葉群才離開。對有人懷疑現在發表的抄件，與燒了的原信有出入問題，戚本禹說他沒有看過原信的內容，不好評論。但認為應該不會有大的出入，為什么要有出入呢？沒有必要作改動。原信對林彪肯定是有些不利，否則，葉群不會那么緊張兮兮。
“我是懷著在中國建立社會主義理想國的熱忱，主動、積極、自覺而且是義無反顧地投身到毛澤東領導的文化大革命中去的，雖然時間只有一年半，但這一年半工作中的一切都有我的責任，談不上什么「替罪羊」。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個人遭遇有偶然性，但在當時歷史條件下的文化大革命的發生是必然的，誰也逃脫不了。你明天可以不起床，但太陽仍要升起，這是沒辦法的事情。我們這個空前巨大的民族群，也只有通過苦難的歷程，才能臻于成熟，歷史只能對此發一聲深深的嘆息！”戚本禹說的何等好啊，只能令筆者向他脫帽致敬。
戚本禹是毛澤東親自拍板，周恩來親自下令抓的,可直到現在他還是為毛澤東、周恩來說話，為文革當事人和許多老干部說話，證明他可能有很多敵人,但是他未必有一個私敵。
二零零七年七月二十五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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