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克：我所知道的毛澤東
林克從1954年起擔任毛澤東的國際問題秘書，并教授毛澤東英語，在毛澤東身邊工作長達十二年之久。
初入中南海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世界的格局重新整合，國際局勢云譎波詭，中華人民共和國就誕生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作為新生政權的領袖，毛澤東感到需要一個懂英文的國際問題秘書。幾經物色，正在新華社國際部工作的我被選中。1954年10月，我住進了中南海靜谷的一個四合院，住在一起的還有逄先知。
進中南海后，我的工作關系就轉到了中央書記處政治秘書室。因而，在見毛澤東之前，田家英先找到了我。“你要有思想準備，要有決心坐冷板凳，要刻苦鉆研，否則可能三五年內，在工作上幫不上主席的忙。”身兼毛澤東政治秘書的田家英，說出了自己多年的體會。
我給毛澤東當英文老師
在我新接受的工作中，即有教主席英語一項。
20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毛澤東學英語的興致頗高，無論在京或是在外地，他常能擠出時間學習，一般是個把小時，有時三四個小時，興致高時，最多達七八個小時。甚至在出巡的火車、輪船、飛機上，這種學習也不間斷。
1957年冬季，毛澤東前往莫斯科，參加了世界共產黨與工人黨代表會議。當時為了鞏固社會主義陣營，毛澤東同許多社會主義國家的黨的領袖會談，并參與起草了共同宣言，毛澤東還作了多次講話，并提出十五年超過英國的目標。在整個會議進程中，他都非常緊張繁忙。盡管如此，毛澤東的英語學習卻始終未曾中斷，每每在天色未明時，他便邀我到他的寢室－原俄國沙皇的寢宮去領讀。
那時，毛澤東已年逾花甲。他自謂學習英語“到處碰石頭，很麻煩”。但他毅力非凡，表示“決心學習，至死方休”。他給自己定了一個目標，就是要通過學習，能夠看英文的政治、經濟、哲學方面的文章。
在我珍藏的大量毛澤東手跡中，不乏這樣的短函：
“林克同志，《選集》即（《毛澤東選集》）第四卷英譯本，請即詢問是否已經譯好，如已譯好，請即索取兩本，一本給你，另一本交我。”
“《莫斯科聲明》英文譯本出版了沒有？請你找兩本來，我準備和你對讀一遍。”
可見毛澤東對英語學習的執著。
毛澤東說，要敢于向權威挑戰
由于我最初擔任毛澤東的國際問題秘書，因而對毛澤東在處理國際事務過程中顯示出來的敏銳的洞察力、深邃的戰略目光、超乎尋常的魄力，有許多他人體會不到有感受。
1953年，法國政壇發生了戲劇性變化，戴高樂出將入相，被推為這個歐洲大陸國家的總統。在此之前，他始終充當法國海外殖民政策辯護人的角色，也是冷戰的積極推動者，給人印象頗為強烈。一時間，國際輿論嘩然，普遍認為這個歐洲大國的政局變化，將導致整個歐洲向右轉，戴高樂的上臺就是法西斯上臺。
但毛澤東卻未受這些人的影響，他力排眾議，獨到地認為：戴高樂其人民族意識、民族精神都很強烈，不依傍他人，且頗具獨立見解。他的當政，對歐洲擺脫美國的控制，推動歐洲中立主義的發展，改變世界政治格局，將會產生極大影響。后來歷史的發展，果然證實了毛澤東的卓越預見。
毛澤東十分欣賞那些不迷信權威、有挑戰精神、有獨立創建的人。
他很欣賞六代禪宗慧能，幾次向我談及慧能，要我了解他的身世作為，讀點他的學說。因我對佛學沒有什么研究，主席對我講解得就特別詳細。我當時并未全然領會毛澤東三番五次贊嘆慧能的深刻用心，直到后來我開始回溯與毛澤東相處的歲月，并加以爬梳整理，翻閱了有關慧能及其學說的論述，才感到：慧能自幼辛勞勤奮，在建立南宗禪時與北宗禪對峙，歷盡磨難；他不屈尊于至高無上的偶像，敢于否定傳統的規范教條，勇于創新；他把外來的宗教中國化，使之符合中國國情，為大眾所接受。所有這些都與毛澤東一生追求變革、把馬克思主義原理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性格、思想、行為，有許多相通之處。同時毛澤東言談幽默含蓄，寓意頗深，這也不能不說是與熟悉禪宗有關。
1956年7月16日，毛澤東和我一起讀英文本《共產黨宣言》，其中，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有如下一段：“這些基本原理的實際運用，正如《宣言》中所說的，隨時隨地都要以當時的歷史條件為轉移。”主席指著這段說：“可惜教條主義者不懂得這個道理。”
毛澤東最喜歡的就是讀書
來采訪我的人，大都問我毛澤東最喜歡什么，我覺得可以這樣說，毛澤東最喜歡的、興趣最大的，就是讀書。如果認為主席讀書的范圍僅限于此，那就錯了。他似乎對世間萬物都充滿興趣。他讀赫胥黎的《進化論與倫理學》、《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達爾文的《物種起源》，摩爾根的《基因論》，威廉斯的《土壤學——農作學及土壤學原理》等。這些對人文學者來說感到過于艱澀難懂的書，毛澤東讀來卻甘之如飴，而且能把書本上的知識融在記憶中。
最基本粒子應當稱為“毛粒子”
1955年1月15日，毛澤東親自主持書記處擴大會議。討論發展原子能事業問題。錢三強應邀在會上講述核物理學的研究發展概況。當他講到核原理時，毛澤東插話問。“原子核，是由中子和質子組成的嗎？”“是這樣。”“質子、中子又是什么東西組成的呢？”錢三強一時語塞，因其時尚無人提出此問題。他思考著回答道。“根據現在科學研究的最新成果，只知道質子、中子是構成原子的基本粒子。基本粒子，也就是最小的、不可分的。’毛澤東卻從容地說：“以哲學的觀點來說。物質是無限可分的。質子、中子、電子也應該是可分的。一分為二，對立統一嘛！現在，實驗室里還沒有做出來，將來，會證明它們是可分的。”后來的事實證明，此一論題的勝者，正是毛澤東。
毛澤東經常瀏覽自然科學的經典，更關注最新的科技動態和最新的技術成果。1963年，《自然辯證法研究通訊》刊登了坂田昌一的文章《基本粒子的新概念》，其觀點恰與毛澤東1955年的預言吻合。主席十分贊賞這篇文章，立即讓我請《自然辯證法研究通訊》主編于光遠、著名科學家周培源來座談。在這次談話中，主席談了他對自然辯證法的見解。
當時北京正在舉行一個科學討論會，《基本粒子的新概念》的作者坂田昌一也參加了會議。毛澤東接見與會者時，告訴坂田昌一曾拜讀過他的大作。這使得坂田昌十分驚異和喜悅。于光遠還把毛澤東1955年有關基本粒子的見解，講給坂田昌一聽，這更引起了他的興趣。坂田昌一回日本后，多次在自己的文章中談到毛澤東的見解。
1977年，世界第七屆粒子物理學討論會在夏威夷召開，諾貝爾物理獎獲得者格拉肖發言，把物理學家逐層研究物質結構的歷程形象地比作剝洋蔥。接著，他說：“洋蔥還有更深的一層嗎？夸克和輕子是否都有共同的更基本的組成部分呢？許多中國物理學家一直是維護這種觀念的。我提議把構成物質的所有這些假設的組成部分命名為‘毛粒子’，以紀念己故的毛澤東，因為他一貫主張自然界有更深的統一。”
這個建議，并不是對基本粒子命名的具體意見，它了一位科學家對一位哲學巨人邃見解的由衷欽敬。
讀無字之書，從實際中學習
1960年12月25日，是我難以忘懷的一天。這天中午，毛澤東將在自己身邊的九位工作人員，請到家中聚餐，同時聚餐的還有他的五位家人和親戚。因為第二天是毛澤東六十七歲壽辰，所以就餐時，大家都向他表示祝賀。毛澤東興致盎然，侃侃而談。
毛澤東的話題從小整風引出，講到接受批評與檢討自身對人生的意義。最后，毛澤東提出讓我們中的幾個人下放鍛煉的想法，這頓飯吃了兩個小時。之后，毛澤東又給我們寫了一封信：
“林克、高智、子龍（葉子龍）、李銀橋、王敬先、小封（封耀松）、汪東興七同志認真一閱。除汪東興外（因汪東興剛從江西省回中央辦公廳，他奉毛澤東的指示在江西省工作了兩年多。筆者注），你們六人都下去，不去山東，改去信陽專區，那里開始好轉，又有救濟糧吃．對你們身體會好些。我給你們每人備一份藥包，讓我的護士長給你們講一次如何用藥法。淮河流域氣候暖些，比山東好。1月2日去北京訓練班上課兩星期，使你們有充分的準備……”在信的署名和日期的下面，毛澤東又寫道：“明天我就有六十七歲了，老了。你們大有可為。”
臨行前，毛澤東再一次囑咐我們，下去要過好三關：一要過好生活關，實行“三同”，不搞特殊化；二要過好政策關，正確執行各項方針政策；三要過好群眾關，深入調查研究。
我那次一下去就是七個月，當時正是困難時期，下到基層后，就實行“三同”，一個月的口糧不足十三斤，頓頓喝稀粥。喝時滿頭大汗，撐個“水飽”，但剛走出幾里地，就餓得兩腿軟綿綿的了。后來，我胸口以下都浮腫了。
1964年冬季，我到河北新城“四清”。臨走時，毛澤東像前一次一樣，又對我提出三條要求：一、化個假名；二、不要當官：二、深入群眾。經過幾次下放鍛煉，我感到收獲很大。學會了如何同群眾打成一片，如何深入實際調查研究。
直到那時，我才對毛澤東在那頓聚餐上講的話，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毛澤東當時說：“我在第二次革命戰爭期間挨整受壓制，兩三年一個鬼也不上門……、給我戴的‘帽子’就多了。說什么山上不出馬列主義，他們城里才出馬列主義。可是他們也不調查研究，我又不是生來就在山上的。我也是先在城市里，后來才到山上來的。說實在的，我在山上搞了幾年，比他們多了點山上的經驗……寫《實踐論》、《矛盾論》，是為了給抗大講課，他們請我講課，我也愿意去當教員。去講課，可以總結革命的經驗……我不能照書本子去講，那樣講，聽的人要打瞌睡。自己做準備，結合實際講，總結革命經驗，聽的人就有勁頭了。”這些話，主席都是在講讀無字之書的重要意義。
（《環球視野》摘自2007年6月《名人傳記》 林克/口述、王凡/采寫）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