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有制的悲歌

公有制的悲歌

——不匹配的分配

考察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實踐及其垮臺，其興起的原因幾乎都是要完成本民族或本地區的工業化的根本任務，擺脫被首先發展起來的資本掠奪的命運，從而走上脫鉤發展的道路，選擇社會主義來動員全社會的力量，是成本最小的選擇。這或許就是社會主義在世界各個落后地區得到廣泛發展和呼應的根本原因。而隨著蘇聯解體，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宣稱歷史終結的意義，只不過是又一次得到廉價的掠奪對象的得意洋洋的歡呼而已。

在蘇聯、東歐和中國等較大的地區或國家，社會主義道路對實現本國和本地區的工業化，取得了極其巨大的成功，有著極其驚人的效率。其實現本國或本地區的工業化的時間非常短暫，都是僅僅在一代人的時間內就完成了。

然而，隨著工業化的完成，工業化的巨大成果如何分配就成為這些國家或地區的首要問題。執政黨沒有注意到該問題的嚴重性和迫切性，也沒有認識到公有制下工業化成果的看守者——政府官僚、國營企業官員以及御用知識分子——對這些成果的占有之心，是如此的迫切，以至在生產關系的重要一面——產品如何分配上——走上了錯誤的道路，那就是在全社會實現人民不平等的收入分配，并最終使得公有制失去人心，造成社會的崩潰，公有制的成果借助一些錯誤的方案而落入了少數人之手。

這個不平等的收入分配主要就是看守者自盜。看守者自盜是如何實現的呢？讓我們回顧一下歷史，就可以明白。在蘇聯和東歐地區，看守者——政府官員們、國營企業領導們和作為社會精英的知識分子——享受著許許多多的特權和物質供給，有度假和保姆，等等，在社會產品分配中占盡優勢。這是看守者自盜思想的起源和修正主義思想的起源。到后期，看守者們不能滿足特權了，也就是不僅僅滿足分配中的多吃多占，貪污腐敗走到了前臺，分配更進一步向看守者們傾斜了。由于分配的不公平，社會矛盾產生和激化。蘇聯在歷史選擇的緊要關頭，“8·19”做出了最后的努力，然而人民再也不能相信，出現了戈爾巴喬夫的最后叛賣。現在來看，光有社會主義的公有制，還只是解決了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一個方面。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另一個重要方面——產品如何分配——也必須同時解決。那么，如何避免看守者自盜呢？

我通過學習毛主席所領導的“文化大革命”的歷史和觀察近些年來的反腐敗發現，所有者的政治權力被剝奪是造成看守者自盜的根本原因。在“文化大革命”時期，所宣揚的反修防修，其實質要解決的問題就是產品分配中的不平等現象，也就是要解決生產關系中的分配問題。只有加強基層人民的政治權力，才能解決分配不平等的問題。而“文革”之所以失敗，就是看守者不甘心失去他們分配中的優勢地位，利用手中的權力進行反攻倒算的結果。反觀“文革”失敗后，人民的大民主的政治權力被取消，看守者自盜在我國越演越烈，共產主義信仰在我國人民群眾中的號召力迅速消散，從頭再來談何容易。而失去共產主義信仰后，動員人民的能力只能每況愈下，到今天不得不走上如何提高黨的“執政能力”的道路了？

所有者的政治權力又是如何喪失的呢？缺乏組織是所有者的政治權力被剝奪的原因。通觀古今中外，總是有組織的少數人戰勝無組織的多數人，并進而剝奪多數人的政治權力，取得分配中的優勢地位。在19世紀以來，工會運動使得工人組織起來，爭取到工人自己的利益。可是我國的工會失去了組織工人的功能，使得城市里工人成為一盤散沙。農民更是連個組織的形式也沒有。也就是說，我國社會主義的所有者們事實上是無組織的群體。他們面對組織紀律嚴明的看守者們，沒有任何抵抗能力，不被剝奪政治權力才怪。毛主席曾經試圖保護他們的政治權力，把陳永貴和吳桂賢推上副總理的寶座，可惜這兩人不知道組織基層群眾的重要性和如何組織基層群眾，因而在看守者們的聯合進攻面前，迅速下臺失敗。

“改革”明確地提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其實就是把分配中的不平等完全合法化。面對如此重大問題，所有者——工人和農民——積極響應，真的為他們未來所遭受的苦難而無法悲哀！我國的看守者們比蘇聯的高超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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