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一 ：英美的綏靖政策與“八百壯士”
【原文出處】湖北師范學院學報：哲社版 199404
【作 者】丁一
1937年10月底，在淞滬會戰后期，中國軍隊撤退后，“八百壯士”留守上海四行倉庫，與日寇血戰四天四夜，殺出了人民的威風和骨氣，震撼了國內外。后來中國政府應公共租界當局之要求，乃命其撤退。當“八百壯士”撤入公共租界后，卻遭租界當局繳械，并被拘禁于“孤軍營”長達四年多。1941年12月28日又被日寇接管而落入魔掌。
“八百壯士”落得如此悲慘的結局原因是復雜的，而最主要的原因乃英美為代表的西方列強執行綏靖政策，出賣“八百壯士”抗日所致。今天回顧、總結這段歷史是可以從中得到深刻的教益的。
一
在中國的全民族抗戰開始，直至太平洋戰爭爆發期間，以英美為代表的西方列強，尤其是英國，口頭上標榜在中日戰爭中保持所謂“中立”，而實際上執行的卻是綏靖政策。它們對日本處處妥協退讓，不惜出賣中國人民的利益，當日寇大舉侵略中國，特別是當戰火燒到了上海，直接威脅到它們在華的利益的情況下，它們也只是對中國表示某些廉價的“同情”，實際上依然不敢得罪日本。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前，它們幾乎沒采取任何一個制裁日本侵略者的實際步驟，1937年召開的國際聯盟布魯塞爾會議就是一個極好的證明。
在淞滬會戰后期，中國軍隊因大場失利，全局動搖，為保存實力只得撤退，蔣介石因對即將召開的會議抱有幻想，為了爭取國際聯盟的同情和支持，使會議作出制裁日本的決議，乃命令第88師繼續留在上海堅守一塊陣地，以便向國際聯盟證明，中國軍隊仍在上海抗擊日寇。上海戰區最高指揮官顧祝同在傳達蔣介石的命令時，對此作了很好的說明，他說：“大場情況變化后，閘北陣地側背完全暴露，必須調整態勢。但國際聯盟十一月初要在日內瓦開會(后改在布魯塞爾召開引者注)，會中接受我國控訴，將討論如何制止日軍侵略行為，所以，委員長有意要貴師留在閘北作戰，把一連一排一班分散，守備市區堅固建筑物及郊區大小村落，寸土必爭，要敵人付出血的代價；并相機游擊，盡量爭取時間，喚起友邦同情”（注：張柏亭《淞滬會戰紀要》，載《八·一三淞滬抗戰》，中國文史出版社，1987年10月第一版，第140頁。）。后來，第88師師長孫元良等為了保存實力，根據實際情況，權宜變更，僅留該師第524團一個加強營，總共官兵420人，堅守四行倉庫，這些官兵便是后來享譽中外的“八百壯士”（注：“八百壯士”因其孤懸上海四行倉庫作戰，故亦稱“四行孤軍”、“孤軍”，號稱800人，實有420耍渭豆戮鷗叫喚蛹型餳欽擼┨竿順穌⒈本罰?937年11月2日《申報》。）。他們在全國人民的支持和聲援下，頑強抗敵，演出了驚天地，泣鬼神的一幕悲壯的歷史活劇。他們英雄事績雄辯地證明一個真理：中國不會亡，這對喚起民族精神，堅定民眾抗戰必勝的信心曾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因而贏得了人們的敬仰。
然而，由于英美等西方國家執行綏靖政策，卻使“八百壯士”主要的戰略目標爭取國際聯盟作出制裁日本侵略者的決議未能達到。國際聯盟的會議一直拖到1937年11月3日才在布魯塞爾召開。美、英、法等15個國家的代表出席了會議。日本拒絕派代表參加，并在其寫給大會的信中，公然顛倒是非、混淆黑白，竟將自己侵略中國的暴行，說成是由于“中國強烈的抗日政策和行動，尤其是中國訴諸武力的挑釁行為而使日本采取的自衛措施”（注：《布魯塞爾會議通過的報告和宣言(節錄)》(1937年11月24日)，載《第二次世界大戰起源歷史文件資料集》，華東師大出版社，1985年7月第一版，第84-85頁。）。面對日本蠻橫無理的態度，布魯塞爾大會只是拒絕承認日本所說的侵華乃“被迫自衛”的謬論，但卻不敢明確指出日本是侵略者。在大會通過的報告和宣言中，除了對日本的侵華罪行作了一點點隔靴搔癢的批評之外，根本未對日本采取任何制裁，而文件中反復強調的卻是要維護1922年2月在華盛頓簽訂的那個粗暴侵犯中國主權、獨立和領土完整的所謂《九國公約》的原則，即“維護各國在中國全境之商務實業機會均等”、“中國門戶開放”的原則。實質上不過是要求日本在侵華時不要損害西方列強的在華利益罷了。
在布魯塞爾會議上，西方列強的綏靖政策就這樣出賣了中國人民的抗戰，致使“八百壯士”堅守四行倉庫的直接戰略目標未能達到，蔣介石指望國聯會議制裁日本的幻想也最終破滅了。
二
1937年10月26日，謝晉元率524團一部奉命留守上海，在他們進入四行倉庫以后，就已抱定為國捐軀，與日寇血戰到底的決心。他們的英勇戰斗，贏得了全國人民和外國友人的同情和支持，沉重地打擊了敵人的囂張氣焰。而上海公共租界由于害怕炮彈引起四行倉庫附近的煤氣貯存罐爆炸，特別是害怕日本將戰火引向公共租界，于是再三請求中國政府下令將“八百壯士”撤離四行倉庫。應公共租界的請求，上海市政府與公共租界工部局進行了協商，決定將這支部隊暫時撤至公共租界，然后轉移出上海。10月30日中國最高軍事當局下達撤退命令，10月31日凌晨，“八百壯士”撤退完畢，然而；當他們進入公共租界后，立即被英軍繳械，所有官兵均被送往新加坡的“孤軍營”予以拘禁。從公共租界留下的檔案材料中，清楚地看出他們這種背信棄義的行徑是早已預謀的。如他們在《萬國商團關于孤軍營問題的備忘錄》中寫道：拘禁營是“在1937年10月接通知后馬上趕建的”（注：《萬國商團關于孤軍營問題的備忘錄》原件為英文，上海檔案館藏(楊榮才譯)。）說明他們早就作好了拘禁“八百壯士”的準備工作。而且在1937年10月27日，即“八百壯士”進入四行倉庫的第二天，工部局便向租界各地段的軍事指揮官下達了如下密令：“1，收留流亡士兵的集中營已在戈登路軍營對面建成；2，負責各個地段的指揮官有責任收繳中國士兵的武器，并護送他們進入集中營……，各地段指揮官同時負責對收繳的武器進行妥善保管；3，上海工部局負責孤軍士兵的收容、安全及管理事宜；4，集中營已作好今晚收容難民士兵的準備。注意將時間通知各地段的指揮官”（注：《英軍關于建立集中營，拘留四行孤軍的密令》，原件為英文，上海檔案館藏(楊榮才譯)。）。這些材料充分證明公共租界對中國政府當面一套，背后又一套；他們對上海市政府所作的承諾完全是一場騙局。
在“八百壯士”被拘禁后，中日雙方都關注著租界當局對這支部隊作何處置，因而都與工部局進行了交涉。
針對工部局違背協議，將我孤軍官兵拘禁不放的情況，1937年11月3日上海市市長俞鴻鈞曾致函工部總董弗蘭克林，內稱：“逕啟者查此次我國軍事當局，因循各方之請求為顧念租界之安全，下令將88師留守閘北之士兵撤退，事后暫留于貴工部局所轄之膠州公園內，諸承關照，至深感荷，查當時有關方面曾商定：退出后一二日內即可將其遣回，用特函請貴總董飭知將其官兵克日悉數遣歸，并祈惠復為感”（注：《上海市市長俞鴻鈞致公共租界工部局公函》(1937年11月3日)，上海檔案館藏。）。而弗蘭克林在其復信中卻說：“關于安置在膠州路花園的88師中國士兵情況的急件謹收悉，現在作復，工部局并不知道有此協議，這些士兵是通過英國軍隊防線進入租界的，由于英國保衛部隊不能對此情況負責，在此危急關頭，工部局為了多方面的共同利益，不得不采取措施。
在此困難時期工部局所能遵行的方針是眾所周知的中立原則，以確保租界安全，保護難民。
由于這些士兵明顯是主動尋求避難進入租界的，又因他們是中國武裝部隊的一部分，工部局是處于此環境下，不能準許其離租界，除非雙方達成一致協議。對于您的要求，我可以說一下，領事館已同意了工部局所作的決定。
由于以上原因，我很抱歉，工部局不能答應您的要求，我想您將會完全理解的”（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總董弗蘭克林給俞鴻鈞的復函》，原件為英文，上海檔案館藏(楊榮才譯，弗蘭克林亦有人譯為樊克令)。）在這封信中，弗蘭克林完全顛倒了是非，他不僅矢口否認了雙方曾有過孤軍“退出后一二日內即可將其遣回”的協議。而且還將“八百壯士”應工部局等多方要求，奉中國軍事當局之命撤入租界是什么“主動尋求避難進入租界的”蠻橫無理地拒絕了俞鴻鈞關于將孤軍官兵“克日悉數遣歸”的合理要求。
與此相反，工部局對日本則表現了一副卑躬曲節、百依百順的態度。1937年11月1日，即孤軍撤到公共租界的第二天，他們便主動致函日本駐滬總領事通報情況，百般討好，信中寫道：“茲謹告知閣下，從四行倉庫撤退下來的中國士兵已放下武器，英國軍隊允許他們進入公共租界，為了中國士兵的安全，昨日早晨已將他們移交給工部局，工部局將這些士兵安置于膠州路兵營，由俄羅斯志愿兵負責守衛，工部局建議在目前緊張局勢期間，將這些士兵監禁起來”（注：《弗蘭克林致日本駐上海總領事函》(1937年11月1日)，原件為英文，上海檔案館藏(楊榮才譯)。）。
日本總領事對工部局一方面表示感激，另一方面又提出了“扣留中國軍隊的武器”的無理要求，他在給工部局的信中寫道：“就此事而言，本人很感激工部局作出的決定，同時也提出要求：監禁中國士兵的決定一定要嚴格執行。另外，先生的來函雖未提到如何處理中國士兵交出的武器，本人認為要由工部局收管，鑒于現在形勢緊張，這些武器不得退還中方”（注：《日本駐上海總領事復弗蘭克林函》(1937年11月3日)，原件為英文，上海檔案館藏，(楊榮才譯)。）。對日本的這些無理要求，工部局也都表示將一一照辦，弗蘭克林在其復函中說：“所涉及被收繳的中國軍隊之武器現由工部局保管，鑒于現在形勢緊張，這些武器將不會移交出去”（注：《弗蘭克林復日本駐上海總領事函》(1937年11月1日-原件如此-引者)原件為英文，上海檔案館藏(楊榮才譯)。）。
還要指出的是，在此之前，也曾有過日軍潰退到租界之事，然而，工部局既未收繳其武器，更未將其拘禁起來，而是讓他們攜械安全地離開租界（注：參見《謝晉元致工部局秘書處函》(1938年7月28日)，上海檔案館藏。）。
由于工部局乃西方列強在滬利益的總代表，所以他們的所作所為集中地反映了西方列強特別是英國的意志。以上事實充分地暴露了工部標榜的所謂“嚴守中立”是假，執行英美的綏靖政策是真，他們對正義的中國軍人肆意刁難壓制，而對日本侵略者則處處姑息遷就。“八百壯士”的抗日權利就是這樣地被他們出賣了的。
三
“八百壯士”在“孤軍營”里拘禁長達四年多。所謂“孤軍營”實際上與監獄強不了多少。在營區四周圍著鐵絲網，并派有俄羅斯、呂宋等國雇傭兵輪流看守，“八百壯士”不得離開，在營中一切愛國活動，甚至上海市人民前來慰問均受到嚴格限制。我“弧軍”健兒在精神上、人格上以至肉體上所受之摧殘不言而喻。
1938年，張伯倫為首的英國政府進一步推行綏靖政策。公共租界工部局也加緊對“八百壯士”抗日愛國行動的限制和鎮壓，并一手制造了“8·11升旗事件”。這起流血事件的經過是這樣的：“八百壯士”在進入“孤軍營”后，為了表達愛國之忱，早就向工部局提出了懸掛中國國旗、舉行升旗儀式的正當要求，工部局恐因此觸怒日本，而予拒絕。“八百壯士”只得在一無旗桿、二無國旗的情況下，堅持舉行“精神升旗”儀式，后來，他們為了紀念“8·11”出師上海和參加“8·13”淞滬抗戰一周年，再也不能滿足于平時的“精神升旗”了，全體官兵一致議決要豎立旗桿，舉行一次真正的升國旗的儀式。謝晉元團長代表全體官兵，將這一決定通告了工部局和萬國商團。幾經交涉方得到允許。待旗桿剛一豎好，工部局便出爾反爾，派人通知說不準升旗，理由是“恐被日軍發現，對工部局不利”，經謝晉元與其反復協商，最后工部局同意升旗，但需將旗截短，使之不超過營房屋脊的高度。“八百壯士”也按協議照辦了。8月11日上午6時，全體“孤軍”官兵著裝整潔、容光煥發，舉行了莊嚴的升旗儀式，大家看到迎風飄揚的中國國旗無不歡欣鼓舞。可是，正當謝晉元開始對官兵訓話之際，白俄雇傭軍的隊長闖入會場，無理要求立即將國旗降下，當即遭到謝晉元的斷然拒絕。9時，工部局再次派人通知，限令一刻鐘內將旗桿撤除，否則采取必要手段。面對工商局的威脅，謝晉元大義凜然，據理力爭。他說：“我們是中國人，在中國的土地上懸掛自己的國旗，為什么不可以?”（注：章渭源《回憶跟隨謝晉元團長五年的戰斗歷程》，廣東省蕉嶺縣政協文史科藏。）。只問得對方理屈詞窮。10時，工部局派出英、意以及白俄武裝千余人，向赤手空拳的孤軍發動沖擊，打傷孤軍官兵111名，湖南籍士兵何玉湘當場中彈犧牲。士兵劉尚才、龍長青、吳祖德、王文義四人也因傷勢過重而身亡，制造了一起駭人聽聞的流血事件。事后他們又將孤軍排以上軍官全部押往外灘白俄雇擁軍總部予以軟禁，企圖折散官兵的聯系，以達到削弱“八百壯士”抗暴戰斗力的目的。
1940年2月12日，工部局為了加強對“孤軍營”的控制，在營房入口處又增加一道鐵絲網，這一舉動嚴重傷害了中國官兵的自尊心，因此，遭到全體孤軍的強烈反對，工部局再次使用暴力鎮壓，打傷孤軍士兵及市民各2人，工部局制造的這些流血事件，進一步暴露了公共租界當局頑固地執行綏靖政策，助紂為虐，以強凌弱的丑惡嘴臉。
然而，歷史是無情的，英美推行綏靖政策，原本是為犧牲弱國利益，對日本侵略者采取姑息縱容，妥協退讓，以達到保全自己的目的，但最終并未抑制住日本強盜的侵略野心。1941年12月7日，日本為了奪取美、英、荷集團在太平洋的利益，偷襲了美國在太平洋的主要海空軍事基地，擊毀美軍主要艦只18艘，飛機260余架。次日，美國對日宣戰，太平洋戰爭從此開始。不久，日軍便占領了上海公共租界，立即以占領者的姿態對工部局發號施令，通知工部局總董說：“日本軍隊已決定在今日接管中國‘孤軍營’，“我請您交出‘孤軍營’官兵名單以及孤軍的軍械設備清單”（注：《日本總領事給上海公共租界總董的信》(1941年12月28日)系英文譯件，上海檔案館藏(楊榮才譯)。）。工部局唯命是從，答應一一照辦。12月29日日軍占領‘孤軍營’，租界軍事當局與日軍進行了交接后，‘孤軍’軍官26名，士兵307名全部被日軍押走（注：《日本軍事部門接管拘禁營》(1941年12月29日)，原件為英文，上海檔案館藏(楊榮才譯)。）。“八百壯士”就這樣被英美的綏靖政策徹底出賣了，從此淪為了日寇的階下囚和苦力，受盡了人間折磨。
四
值得中華民族自豪的是：面對著日寇的槍林彈雨和英美等西方列強綏靖政策的欺侮壓迫，“八百壯士”從來都未屈服過。他們保持了中國抗日軍人的英雄本色和崇高的民族氣節。
在“孤軍營”中，“八百壯士”同來自工部局的欺壓，進行了長期的不屈不撓的抗爭。在一般的情況下，他們主要是通過和平的方式，即由謝晉元出面與工部局進行口頭或函件進行抗議、交涉，以維護自己的尊嚴與權利。現在上海檔案館還保存謝晉元的這類函件不少。例如，1938年4月9日，鑒于工部局對孤軍官兵的蠻橫態度以及不公正的待遇，引起官兵們的極大憤慨等情況，謝晉元致函工部局總董說：“此間情勢倘工部局仍本以往態度，恐將一發不堪收拾矣。工部局已準備逼此三百多官兵誓灑最后一滴血于閘北，無代價的(地)流于公共租界，恐工部局亦不能袖手旁觀而不發生嚴重影響吧!則一切后果當由工部局完全負其責……非然者，任何權力當不能阻止其危險性之爆炸也。請將此意轉知工部局，喚醒其(改正)以往錯誤態度為幸”（注：《謝晉元致工部局副總辦何德奎函》(1938年4月9日)，上海檔案館藏(楊榮才譯)。），義正詞嚴地表達了孤軍官兵為反對租界當局的欺壓而斗爭到底的決心。當租界當局以暴力鎮壓時，孤軍官兵更表現出不畏強暴，以死相拼的氣慨，尤為感人的是1938年8月11日的護旗斗爭。如前所述，當工部局1000多全副武裝的雇傭兵，強奪中國國旗的時候，謝晉元一聲號令，孤軍300多名官兵，個個奮勇當先，展開了一場保護國旗的殊死搏斗，但終因赤手空拳，寡不敵眾，5名士兵為護衛國旗獻出了自己寶貴的生命，百余人為此流下了鮮血。后來，國旗被搶走，排以上軍官被押至白俄隊總部軟禁，孤軍更是義憤填膺。為了向國內外控訴工部局的暴行，毅然舉行了絕食斗爭，謝晉元為表示堅決抗議，又寫信質問工部局：“一、第三者要求我當局下令撤退，一因表現人類同情心，不忍見我等身陷絕境；其次，槍彈橫飛，顧念租界中外人士生命財產之安全。今貴局收容我等，是否本此意義?二、我等已(并)非俘虜，絕非犯人，我等法律地位及私權是否完全喪失?三、旗桿及升旗問題，業由何副總辦等協議妥當，因何實用武力強行拆除，且被毆傷亡111員之多?8月13日1時，貴局復派隊將我等全部長官移押此間，不知是何法律?”（注：《謝晉元致工部局函》(1938年8月20日)，上海檔案館藏。）。謝晉元嚴辭責問，使工部局不能自圓其說。絕食斗爭堅持數日，工部局送來大魚大肉，美味食品，孤軍官兵無一人動箸。
孤軍官兵的正義斗爭得到了全國人民、特別是上海人民的廣泛支持，他們紛紛向工部局投書抗議，聲援“八百壯士”。他們在信中寫道：“過去租界當局為侵略者張目之事，多至不可勝數，中國人民心中莫不一致痛恨助桀為惡者，今租界當局復出野蠻手段，更予中國人民以至深至惡之印象，為(此)特警告貴局，當年之五州精神可重現于今日“租界當局”應特別認清此點”（注：《上海一市民致工部局抗議專函》(1938年8月12日)，上海檔案館藏。），表示“誓為我幽囚絕食于上海膠州公園之孤軍勇士之后盾，以與彼違反人道公理、侵害世界和平之惡魔奮斗到底，并要求向被辱孤軍當面道歉”（注：《廣東文化界抗敵協會給上海工部局的抗議書》(1938年8月15日)，上海檔案館藏。），“對營房管理指揮人員從嚴懲辦，以慰死傷，而維人道”（注：《上海律師公會給工部局的抗議書》(1938年8月15日)，上海檔案館藏。）。給工部局投書，抗議者，既有各社會團體，也有自發聯名的群眾，既有流落上海的難民，也有富有的納稅人，既有各級學校的師生，也有家庭婦女。上海青年還開展了為抗議8·11流血事件的簽名運動。中國共產黨在漢口的機關刊物《群眾》周刊上發表了題為《紀念“八·一三”一周年》的社論，文中還特向在上海“孤軍營”里堅持奮斗的“八百壯士”表示了崇高的敬意和誠摯的慰問。一時間形成了抗議租界當局的怒潮，在這一怒潮的沖擊下，工部局被迫將孤軍軍官全部放回“孤軍營”，孤軍官兵的絕食斗爭終于取得了勝利。
“八百壯士”的斗爭史深刻的告訴我們：中國作為國際聯盟的成員國，利用國聯這個機構，揭露日本侵略者的侵華罪行，以贏得國際社會的同情和支持，孤立日本強盜是必要的，但是作為受制于西方大國的和平機構之國聯，決不可能為一個弱國主持公道，而去制裁一個強大的侵略者。中國的領土、主權的完整，要依靠中國人民自己去捍衛，如果把中國的命運寄托在大國或國聯的恩賜上，這是極不現實和極其危險的。
其二，它再次地向全世界表明：中華民族是一個具有反抗侵略、反抗壓迫光榮革命傳統的偉大民族，任何侵略者滅亡中國的夢想都是不能實現的，任何大國推行綏靖政策、出賣中國企圖，到頭來也只會是搬起石砸自己腳。
其三，它也告訴中國人民：中國之所以遭到日寇的侵略，并成為英美等西方列強綏靖政策的犧牲對象，飽受帝國主義的欺侮，根本原因在于當時我們祖國太積弱積貧了。正如謝晉元所說：四行孤軍受到工部局的“種種無理限制實與囚徒無異，可嘆可痛。弱國國民處處受人欺侮，不流血，不抗戰等待何時”（注：《謝晉元日記鈔》，正言出版社，1945年10月版，第66頁。）。這一切都告訴我們：發揚光榮的革命傳統，努力把經濟搞上去，加速實現現代化，把祖國建設成一個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該是何等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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