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拓的本來面目
王彬彬
一
一般人知道鄧拓，是因為《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1961年3月至1962年9月，時任中共北京市委文教書記的鄧拓，以馬南邨的筆名，在《北京晚報》開設“燕山夜話”雜文專欄，共發表雜文150多篇。1961年9月，鄧拓又約請時任北京市副市長的吳晗和時任中共北京市委統戰部部長的廖沫沙合作，共同以吳南星為筆名，在中共北京市委機關刊物《前線》上開設“三家村札記”雜文專欄。從鄧拓于1961年10月間發表第一篇文章《偉大的空話》開始，到1964年7月吳晗發表最后一篇文章《知難而進》結束，近三年的時間里，“三家村札記”欄目共發表三人文章60多篇，其中鄧拓寫了18篇。“文革”全面爆發前夕，《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就成為江青之流猛烈批判的目標。從此，全國各地掀起了批判“三家村”的熱潮。1966年5月17日夜，鄧拓因忍受不了種種迫害而自殺。
鄧拓于1979年獲“平反昭雪”，而他在60年代初期的那些雜文隨筆則受到一些歷史學家和文學史家的高度重視。國內有些論者，極力強調鄧拓作為“書生”的一面，濃墨重彩地描繪鄧拓的“書生”形象，突出鄧拓的“書生”氣質，以致于讓人忘記了鄧拓的本來身份。
也有人提醒大家注意鄧拓“作為政治家的第一身份”。 1960年夏天，鄧拓有過一次江南之行，并寫下了舊體組詩《江南吟草》，其中頗有歌頌“大躍進”、贊美“大好形勢”的作品。在鄧拓的筆下，其時到處是饑民并已開始出現餓殍的江南簡直是人間天堂。有人解釋此為兩個鄧拓的表現：一個是作為“政治家”的鄧拓，另一個則是作為“書生”的鄧拓。《江南吟草》中那些粉飾現實的頌歌，表達的是鄧拓作為“政治家”的現實姿態；而《燕山夜話》和在《三家村札記》里發表的那些文章，表達的則是鄧拓作為“書生”的良知和道義。這樣的解讀，雖然比把鄧拓主要看作一個“書生”更令人信服，也給我很大的啟發，但卻未必揭示了鄧拓的本來面目。
《同舟共進》2007年04期
二
要準確地理解鄧拓為何寫下了《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里的那些文章，就必須對當時的政治氣候和思想文化氛圍有盡可能多的了解。
薄一波在《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中說：“從1958年11月初的鄭州會議開始，到1959年7月中旬廬山會議前期，毛主席和黨中央接二連三地召開了一系列重要會議，領導全黨努力糾正已經察覺到的‘左’傾錯誤。八個半月的糾‘左’，是逐步深入和富有成果的。如果不是廬山會議后期中斷了這一進程，‘大躍進’造成的損失可能會小得多。”從1958年下半年開始，人口外逃、浮腫病和餓死人的現象就在全國農村普遍出現。
嚴峻的形勢使最高層不得不對政策進行某種程度的調整，出臺了一系列應對危機的策略，就連毛澤東也多次在公開場合做自我批評。1960年11月15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關于徹底糾正“五風”問題的指示》，所謂“五風”是指共產風、浮夸風、命令風、干部特殊化風和對生產瞎指揮風。1962年1月11日，所謂“七千人大會”開幕，劉少奇在會上提出了“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說法。薄一波曾特意寫到會議期間的“一個小插曲”：“在1月18日召集的《報告》起草委員會上，彭真同志發言：我們的錯誤，首先是中央書記處負責，包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該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錯誤就是多少錯誤……現在黨內有一種傾向，不敢提意見，不敢檢討錯誤。一檢討就垮臺。如果毛主席的1%、1‰的錯誤不檢討，將給我們黨留下惡劣影響。省市要不要把責任都擔起來？擔起來對下面沒有好處，得不到教訓。各有各的帳，從毛主席直到支部書記。”而在1月30日的講話中，毛澤東果然做了“檢討”：
去年6月12號，在中央北京工作會議的最后一天，我講了自己的缺點和錯誤。我說，請同志們傳達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許多地方沒有傳達。似乎我的錯誤就可以隱瞞，而且應當隱瞞。同志們，不能隱瞞。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別人推卸責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責任，但是，第一個負責的應當是我。
這等于是承認“大躍進”造成的巨大災難應由自己負責。對于毛澤東來說，這的確不易。對此，薄一波評說道：“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像‘七千人大會’這樣，黨的主要領導人帶頭做自我批評，主動承擔失誤的責任，這樣廣泛地發揚民主和開展黨內批評，是從未有過的”。
1961年6月19日，周恩來做了《在文藝工作座談會和故事片創作會議上的講話》，一開頭就說：“我首先聲明，今天我的講話允許大家思考、討論、批判、否定、肯定。‘一言堂’，說出一句話來就是百分之百正確，天下沒有這種事情。……即使是黨已經研究通過的東西，也允許提意見。中央工作會議正式通過的東西都允許討論，允許提意見，加以修改”。1962年2月17日，周恩來又做了《對在京的話劇、歌劇、兒童劇作家的講話》，也是一上來就強調“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特別是陳毅于1962年3月6日所做的《在全國話劇、歌劇、兒童劇創作座談會上的講話》，可謂快人快語，說了許多“出格”的話。陳毅首先談了“關于知識分子問題”，一開場就說：“我想現在的問題，是大家都有氣，今天要來出出氣……那些做黨的工作的同志、搞政治工作的同志跟科學家之間，關系很不正常。科學家覺得受了委屈……因此，他們科學論文也不寫了。特別是大煉鋼鐵、大辦水利中間，有很多做法是違反科學的。一畝地，硬說可以產一萬斤水稻，他們早知道這是不可能的，違反科學的，但是不敢講。他們說‘一講就說我們保守，就說我們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我們只好不講’。現在事實證明一畝地搞一萬斤水稻幾千斤麥子，是靠不住的。早知如此，悔不當初聽聽這些科學家的話，也許我們少走彎路。什么‘兩年就要超過魯迅’、‘一個夜晚寫六十個劇本’，現在恐怕誰也不敢講了。這些不合理的事，不合科學的事，浮夸、謊報，以及把不可能的事情認為可能，它給我們的教訓是非常深刻的。”對“審查文藝作品”，陳毅也提出了異議：“現在我們要問他：什么人給你那樣大的權？今天打擊這個，明天打擊那個？…… 又是哪個給你的權？中央給你的？中央宣傳部給你的？憲法上載有這些嗎？都沒有。昨天我對一位同志說：中央沒有決定要審查文藝作品。”類似的“出格”之語，陳毅在這次講話中還說了不少。這次講話，贏得了60多次掌聲和笑聲。
就是在這樣的政治氣候和文化氛圍中，鄧拓寫下了《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里的那些文章。
三
不過，在分析《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前，我們應該明白在這之前的一段時間，鄧拓寫過些什么，或者說，應該明白在中共中央決定對政策進行“調整”前，鄧拓公開發表過怎樣的言論。
毫無疑問，在此之前，鄧拓是“大躍進”的歌頌者。為紀念1958年10月1日的“國慶”，鄧拓發表了《從天安門到全中國》一文，其中說：
今天，當我們又一次走到天安門廣場來慶祝國慶的時候，我們將看到我國最近一年來在農業、工業、科學、文化等各個戰線上大躍進的驚人成績。世界各國的來賓今年也比往年更多。大家都將看到我國的小麥、稻谷、馬鈴薯、高梁、玉米、谷子、紅薯等最新的紀錄。我國自己制造的飛機、汽車、光學儀器、活性染料以及其他各種創造發明，一定都要迅速趕超世界先進水平。
這一切說明：在優越的社會主義制度下，社會生產力得到解放和充分的發展，客觀的歷史條件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人類的主觀能動性就能發揮無窮無盡的作用。只要客觀可能的事情，通過主觀努力，就沒有辦不到的。可以斷定，我們一定能把社會主義祖國建設得更好。想想這美妙的未來，我要高吟一首詩，為天安門的未來和全人類的未來贊頌：
古來歲月去悠悠，
獨向高城瞰九洲；
今日天安門外路，
四通八達遍環球。（16）
1958～1960這幾年，喜作舊體詩的鄧拓寫過一些歌頌“大躍進”、歌頌當時“大好形勢”的詩詞。例如寫于1959年1月1日的《慶春澤·迎接一九五九年元旦》：“中國飛奔，全球注視，東風吹遍大千。領導英明，前途幸福無邊。人民忠勇勤勞甚，更難能足智多賢。有雄心，改造家鄉，建設田園。 新年又值春光早，看棉糧歌舞，鋼鐵騰歡。一望高潮，竟然倒海移山；再經苦戰幾回合，管教他地覆天翻。盼將來，星際通航，世界長安。”再如1959年2月《留別〈人民日報〉諸同志》的最后兩句：“平生贏得豪情在，舉國高潮望接天”。這里的所謂“高潮”，自然指當時的“社會主義建設高潮”。“高潮”二字，在鄧拓這時期的作品中是頻頻出現的。
為什么面對嚴峻的現實，鄧拓卻寫下這樣的詞句？是他沒有看到真實的面貌，還是他故意閉上了自己的眼睛？”韋君宜的《思痛錄》中這樣回憶到：從1959年冬開始，“北京已經買什么都困難了……食物匱乏的情況越來越嚴重。肉已斷檔，鮮菜也沒有了。有一段時間，我們家每天吃的是白米加白薯煮的飯，菜是腌菜葉，稍炒一炒。”到了1960年，“情況越來越壞了。北京郊區不斷傳來餓死人的消息，城里人也出現了浮腫。”韋君宜夫婦都是在北京生活的高級干部，丈夫楊述與鄧拓是經常唱和的好友，先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和宣傳部長，后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副主任，與鄧拓在官階上居同一層次。韋君宜夫婦所能經歷體驗到的，鄧拓當然也會經歷體驗到。所以若說鄧拓不了解當時的實際情況，似乎不合事實。
鄧拓1929年高中畢業后考入上海光華大學政治法律系，翌年肄業，參加左翼社會科學家聯盟，同年加入中共，從事地下活動。1934年插班到河南大學歷史系就讀，開始研究中國經濟史。1937年出版的《中國救荒史》，是他在大學畢業論文的基礎上寫成的。這是國內第一部系統地研究歷代災荒和救荒的學術著作。既然系統地研究過中國歷史上的災荒與救荒，鄧拓理應比別人對這場罕見的大災荒有更清醒的預見和更深刻的認識，當災難觸目驚心地降臨時，鄧拓應當比別人更加痛心疾首。在這個意義上，鄧拓更沒有理由為“大躍進”唱贊歌。
明白了鄧拓這幾年實際上一直唱著“大躍進”的贊歌，我們才能如實地評價他的《燕山夜話》和在《三家村札記》中的文章。
四
對“大躍進”的贊歌，對“大好形勢”的稱頌，是與中共中央的“口徑”相一致的，而《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也并不與中共中央的“口徑”相背離，或者說，《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里的那些雜文，也仍然是在迎合中共中央的“口徑”。如果說雜文和頌歌在“口徑”上有了不同，那首先是因為中共中央的“口徑”發生了變化。前面說過，進入1961年，迫于形勢的嚴峻，中共中央在政治、經濟和文化策略上進行“調整”；毛澤東在這段時間做了自我批評，在他的帶動下，劉少奇、周恩來等也做了自我批評，在公開場合發表了頗有鋒芒、思想頗為“解放”的講話。中共中央新出臺的政策及領導人的言論，無疑意味著“口徑”的“調整”和更新，因而鄧拓們文章的面目、腔調也要隨著調整和更新。鄧拓于1961年3月開始寫《燕山夜話》，這正是《農村六十條》開始起草的時候。此前，中共中央已開了一系列會議，在醞釀著對政策的“調整”。作為高級干部，鄧拓當然能及時知悉其中情形，并意識到毛澤東和決策層的態度有了改變，意識到中央有了新的“精神”。沒有這樣一個前提，很難設想鄧拓會在報紙上開設一個雜文專欄。鄧拓夫人丁一嵐關于《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有這樣的說法：
就在《燕山夜話》專欄開辟不久，黨中央召開了七千人大會。毛澤東同志在會上號召發揚社會主義民主，發揚“三不主義”。老鄧響應毛澤東同志的號召，用筆來發言，把自己所見所聞所思寫出來。在《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的影響下，全國不少報紙刊物也都開辟了類似的專欄，一掃陳言現話八股腔，以平等的態度和讀者娓娓談心，傳播知識，交流思想，有助于驅除“一言堂”的沉悶空氣，推動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局面。
丁一嵐對《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寫作動機和社會效果的說明，應該是符合實際的。 “七千人大會”的召開，使得“調整”的局勢更加明朗。作為“文化戰線”上的高級干部，鄧拓當然覺得有義務加大配合新政策的力度，于是在1961年9月，又約請吳、廖二人一起來寫《三家村札記》。《從天安門到全中國》也好，《江南吟草》也好，《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也好，都表明了鄧拓作為一個有知識有文化并且“管理”知識和文化的“政治家”與中央“口徑”的一致，都是鄧拓在努力為現行政治服務。所謂“書生意氣”，即便有的話，也是微乎其微。不了解這一點，就不能理解鄧拓為何在臨死前認為自己是“冤沉大海”。
《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所提倡的，往往也是當時中共中央所提倡的；《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所反對的，也正是當時的中共中央所反對的。這些文章雖然對“大躍進運動”中的某些具體現象做出了批判，但卻并沒有從根本上否定“大躍進”，相反，一些文章仍然表現出一種“大躍進精神”和“大躍進思維”。中央雖然對“大躍進”時期的一些政策作了“調整”，但并沒有從根本上否定這場運動，即便在“七千人大會”上，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這“三面紅旗”仍然是被肯定的。鄧拓們在寫《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時，自然也“小心翼翼地把握這個大前提”。實際上，在寫作《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的同時，鄧拓也仍在寫“三面紅旗”的頌歌。1961年冬鄧拓寫過“昔年邊塞地，今日稻粱倉。躍進經三載，紅旗舉八荒”這樣的詩句，1962年2月寫下組詩《南游未是草》，這些詩作與同時寫下的《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相矛盾，但在鄧拓那里，二者并不矛盾。
鄧拓的《燕山夜話》共150多篇，《三家村札記》中他寫了18篇。這些文章絕大多數并無什么政治批判鋒芒，或者說，都離“政治”很遠。其中的《大膽練習寫字》、《交友待客之道》、《養牛好處多》、《大豆是個寶》、《多養蠶》、《白開水最好喝》等一類文章，所談頗為瑣屑。面對饑腸轆轆的讀者大談養牛養狗養貓養蠶一類知識，似乎有意在以“精神食糧”代替窩窩頭與糠菜團。如果考慮到其時的民不聊生，就不能不讓人想起魯迅在《小品文的危機》一類文章中對周作人、林語堂的批評。這類看起來遠離“政治”的文章，能夠彌合和安定人心，能夠不知不覺間消除人們心中的火氣，所以，實際上又能十分巧妙地為現實政治服務。
鄧拓這時期確實寫過一些對“大躍進運動”中某些現象進行批判的文章，但在他這時期的作品中，所占比例并不大。如今經常被人提及并稱頌的，在《燕山夜話》中有《一個雞蛋的家當》、《王道和霸道》、《說大話的故事》、《兩則外國寓言》等。在《三家村札記》中則有《偉大的空話》、《專治“健忘癥”》這幾篇。如果考慮到當時的政治形勢，就不難明白，這一類如今看來不同程度地具有批判鋒芒的文章，仍然是與主流“口徑”相一致的。當時的所謂“調整”，就是對此前的一些言行予以否定，而鄧拓這些文章的尖銳程度，遠遠比不上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人的講話和中共中央的文件，與陳毅的講話相比，就更是小巫見大巫了。鄧拓的批判鋒芒集中于說大話空話假話。而對所謂“浮夸風”，當時的領導人在各種場合都曾予以嚴厲的抨擊，在正式文件中也將反對“浮夸風”作為重點。所以，鄧拓對說大話空話假話的批判，完全應該視作是對“中央精神”的呼應。鄧拓的有些文章，看來今人對之有所誤解。例如《一個雞蛋的家當》，確有批判鋒芒，但恐怕所批判的并非“大躍進”式的妄想，而是另有所指。鄧拓臨死前寫了一封給中共北京市委的長信，為自己文章做了辯解。他說之所以寫《一個雞蛋的家當》，是有感于當時有些社隊又在搞“投機買賣”和“剝削行為”。
五
鄧拓年方18歲時即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中國古代文化、中國化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這三者組成了鄧拓基本的知識結構和精神視野。說60年代初的鄧拓張揚“西方式的自由主義價值觀”，鄧拓九泉有知，或許會視為“天大的冤枉”，因為何為“西方式的自由主義價值觀”，恐怕鄧拓并不了然。
“文革”的發動之所以拿吳晗、鄧拓等人祭旗，目的是以此為突破口摧毀北京市委。吳晗、鄧拓們首當其沖，恐怕主要不在于他們寫了《海瑞罷官》、《燕山夜話》、《三家村札記》這些東西，而在于他們占據著北京市的要職。時任中共北京市委宣傳部長的李琪，在批判“三家村”的運動開始后，私下里對妻子李莉說：“這次運動是對準彭真和北京市委來的”。
曾在鄧拓領導下的《人民日報》工作的袁鷹回憶：“特別使我至今念念不忘的，是他那許多由于報紙宣傳需要的急就章。一個重大的政治事件，一個重要的節日，一項急促的宣傳任務，報紙往往需要組織相應的版面，包括文藝副刊在內。這也是我們無產階級報紙的傳統。這類約稿，時間的要求很急，常常不容許作者反復推敲。因此，有些作者視為畏途，有的也的確不愿意或不屑于撰寫這類詩文。但也有不少作者，的確是滿腔熱情地、誠心誠意地支持報紙的宣傳，樂于寫這類‘遵命文學’的。最使我們感佩，并且經常稱頌的是郭沫若同志。鄧拓同志也是這樣的詩人。他離開報社去當北京市委書記以后，仍然同我們保持經常的聯系，有什么要求，寫封短簡，或者晚上給他宿舍打個電話，一般都是有求必應，按期交稿。元旦或春節的副刊版面，要登一首詞，而且最好用《慶春澤》、《東風第一枝》、《春風裊娜》這類不常用的詞牌（純粹因為詞牌的名字），按說實在有點違反常情，用現在的話說，不符合文藝創作規律。但是鄧拓同志理解我們副刊編輯的用意，從不‘還價’，總是欣然命筆”。這里描繪的鄧拓，就接近真實的鄧拓了。作為一個高度政治化的知識分子，鄧拓是樂于寫“遵命文學”。《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中的文章，也應作“遵命文學”看。
姚文元等人批判鄧拓的文章發表后，全國掀起了批判鄧拓等人的高潮。對“革命群眾”的這種情緒，鄧拓表示了極大的理解：“群眾是對的。既然宣布我反黨反社會主義，那就是敵人，他們當然理應表示憎恨。群眾從來是相信黨、相信黨報的。”當過10年《人民日報》掌門人的鄧拓，在批《武訓傳》、批胡風、反“右”等運動中，一次次地簽發過批判材料和文章，并一次次立竿見影地激起過“革命群眾”對批判對象的憤恨。如今“人為刀俎，我為魚肉”，他倒比別人多一分理解。
在寫給中共北京市委的遺書的最后，鄧拓呼喊道：
作為一個共產黨員，我本應該在這一場大革命中經受得起嚴峻的考驗。遺憾的是我近來舊病都發作了，再拖下去徒然給黨和人民增加負擔。但是，我的這一顆心，永遠是向著敬愛的黨，向著敬愛的毛主席。
我要離開你們的時候，讓我們再一次高呼：
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萬歲！我們敬愛的領袖毛主席萬歲！偉大的毛澤東思想勝利萬歲！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偉大事業在全世界勝利萬歲！
我想，這是鄧拓的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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