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隆平，祖籍江西德安縣，1930年生于北京，1953年畢業于西南農學院，之后一直從事農業教育及雜交水稻研究。1995年被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現任國家雜交水稻工程技術研究中心主任，第九屆全國政協常委，湖南省政協副主席。
世界著名的雜交水稻專家，我國雜交水稻研究領域的開創者和帶頭人，為我國糧食生產和農業科學的發展作出了杰出貢獻，被譽為“雜交水稻之父”。1991年獲國家發明特等獎，1995年獲聯合國糧農組織糧食安全保障獎，2000年獲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
曾經有人難以理解，中國的雜交水稻竟能在“文革”這樣的非常時期取得重要突破。我想這其中原因有很多，像同事的精誠團結，各地百姓的密切配合，但我更想說，是黨的陽光雨露，養育了雜交水稻這朵奇葩，我由衷地感謝黨的好領導。
——袁隆平
我從1964年開始搞雜交水稻研究，迄今已是37個年頭了。回顧我走過的路，深深感到，雜交水稻的成功以及我的成長都離不開黨的關懷、鼓勵與鞭策。
曾經有人難以理解，中國的雜交水稻竟能在“文革”這樣的非常時期取得重要突破。我想這其中原因有很多，像同事的精誠團結，各地百姓的密切配合，但我更想說，是黨的陽光雨露，養育了雜交水稻這朵奇葩，我由衷地感謝黨的好領導。
記得我1964年最初發現水稻雄性不育株以后，需要擠課余時間進行試驗和配備助手短期幫忙，黔陽農校黨支部書記管彥健同志便通知教務科，把我的課排在上午10點鐘以前或下午，還調來一位教師協助我。1966年，我把試驗結果寫成“水稻的雄性不孕性”的文章在《科學通報》第四期上發表后，國家科委九局局長趙石英同志立即致函湖南省科委和黔陽農校，指出雜交水稻研究很有意義，要求省科委和黔陽農校給予大力支持。這一紙文函起的作用可不小，它使我在“文革”的暴風雨中得到了少有的順利進行雜交實驗的機會。
1967年3月，“文革”動亂席卷神州，但省科委仍把“水稻雄性不育”正式列入省科研項目，撥了600元的科研經費。省農業廳同意將李必湖、尹華奇兩名學生留下作我的助手。科研小班子搭起來后，省科委年年派人到學校和海南實驗基地了解情況和檢查工作。
1970年以后，我們得到的支持更多了。1972年9月，農林部在長沙召開了第一次全國雜交水稻科研協作會議。自此，每年召開一次，有力地促進了這項研究工作。雜交水稻三系配套和試種成功以后，這一成果沒有淪為展品、樣品，而是迅速得到推廣應用，轉化為生產力，這又是因為有一批熱心扶持雜交水稻的黨的領導干部。如原省農業廳廳長、省農科院院長陳洪新同志，他不辭辛勞，深入到湘南十幾個縣宣傳發動，并與有關領導同志一道研究，制定了大面積種植雜交水稻的周密計劃。1975年冬，國務院領導同志作出了迅速擴大試種和大量推廣的決定。國家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財力，一年三代易地，進行繁殖、制種，以最快的速度來發展雜交水稻。
新事物的成長總是要經過斗爭的。盡管有人反對，嘲笑、挖苦、謾罵，無所不有，但每次都是黨給了我們前進的力量。那時，我雖然擔心自己可能被打成科研騙子，但想到有黨支持，渾身就有勁了。
1984年湖南雜交水稻技術研究中心成立了，我被任命為中心主任。在各級黨組織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研究中心取得了多項科研成果，研究隊伍也不斷壯大。隨之而來的問題也越來越多，最為突出的是科研經費緊張。1994年12月17日上午，李鵬總理一行來到我們研究中心，我當時做完匯報，便琢磨著怎么開這個要錢的口，沒想到總理竟主動說：“你有什么困難可以提出來，在條件許可的范圍內，我一定幫助解決。”我真是激動萬分，忙遞上準備好的報告，請求支持1000萬，總理當即就簽了字。1995年，在原來湖南雜交水稻研究中心的基礎上成立了“國家雜交水稻工程技術研究中心”。為保持我國雜交水稻研究在國際上的領先地位，急需一筆資金來購進更新的基本設備，我們打好報告并將它轉呈給朱镕基總理，這份不足600字的報告馬上引起朱總理的高度重視，次日就簽字批準，并關照國務院秘書長親自向報告人轉達國務院全力支持的信息，這使我又一次深深感受到黨和國家的信任與重視。
我不厭其煩擺出這一件又一件事實，就是想說明一點，從雜交水稻的研究成功到全面推廣，從雜交水稻研究中心的順利建成到蓬勃發展，這每一件事都體現著黨的關心和培育。我常想，為什么我們國家的科研能在國際范圍內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呢？就在于我們有優越的社會主義制度，有實事求是的黨。黨的80周年生日就要到了，作為一名倍澤黨恩的老知識分子，我十分感謝黨給予的無上榮譽和無微不至的關懷，心里感激的話難以盡述。人類新千年，科技又一春，我決心在黨的指引下，戒驕戒躁，為發展雜交水稻作出新的貢獻，讓社會主義祖國的科學事業永遠興旺發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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