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地主制"理論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重大成果
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理論成就(筆談)1
李根蟠
河北學刊 2007年第l期
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理論成就(筆談)
河北學刊 2007年1月第27卷第l期
[摘要]本組筆談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所取得的理論成就進行了探討。李根蟠認為，中國的“封建地主制”理論的提出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取得的一個豐碩成果，它標志著馬克思主義封建觀的新發展，在馬克思主義史學發展史上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陳其泰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今，關于民族理論問題的研究與探討取得了重大成就，主要表現為：關于歷史上民族關系的主流問題、對中國史范圍的處理和歷史上民族統一的不同階段問題以及“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理念等方面基本達成共識。張越認為，在中國歷史發展階段的探討過程中，唯物史觀所起的作用重大，意義深遠。王志剛認為，“五四”時期形成的唯物史觀傳播熱潮具有三個顯著的時代特點：即力求對馬克思主義學說的基本理論進行系統介紹和全面理解；運用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開始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的創建工作。張利認為，范文瀾在歷史評價問題方面貢獻良多，主要體現在：以歷史主義原則評價歷史人物；從加強各民族團結友好的高度評價歷史上的民族關系；以一種中國史與世界史聯系的眼光對歷史演進的一些重要問題加以評析，揭示其本質。張劍平對新時期以來中國史學界在歷史認識論和方法論研究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就進行了探討，提出了自己的一得之見。許殿才從唯物史觀與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的關系、馬克思主義史學的歷史地位、如何運用與發展唯物史觀以及史學與現實的關系等四個方面，對改革開放以來馬克恩主義史學理論在發展過程中所取得的理論成果進行了闡述。鄒兆辰則認為，在中國史學理論水平的提高過程中，善于分析與借鑒，功不可沒。
[關鍵詞]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家；“封建地主制”理論；民族問題；唯物史觀；歷史認識論和方法論；李大釗：范文瀾
[基金項目]2001年度國家教育部重大項目《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理論成就》(2001zDxM770003)
[中圖分類號]K09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7071(2007)01—0098—17 [收稿日期]2006-ll-20
“封建地主制"理論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重大成果
李根蟠
(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北京100875)
自20世紀初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傳人中國以來，中國史壇面貌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在那之后的將近一個世紀的時間里，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指導下，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取得了豐碩成果，“封建地主制”理論即為其中重要的一項。
一
“封建地主制”是對戰國、秦漢之后至鴉片戰爭以前中國社會經濟形態屬性的一種概括。其內涵主要有二：第一，它肯定這一歷史階段的中國與西歐中世紀同為封建社會；第二，它又指出，當時中國的封建社會是不同于西歐領主制的另一種類型——地主制。該理論之所以能夠形成還要從中國“封建”概念的演變說起。
中國古代“封建”一詞的原始意義是指封土建制、封邦建國。大規模“封建”的事實發生在西周建國初年。春秋戰國之際，“封建”制開始逐步瓦解，至秦統一全國后即完全被郡縣制所取代。其后，歷代均實行封爵而不治民的制度，這也被稱為“封建”。但不論原始意義上的“封建”，還是拓寬了意義上的“封建”，都是指一種政治制度。進入近代以后，在短短二三十年時問里，“封建”的概念就發生了兩次“飛躍”：第一次是嚴復把西歐的“feudalism”與中國固有的“封建”對譯，從此，“封建”被視為在世界各地都經歷過的一種社會形態；第二次是隨著馬克思主義的傳人，人們進一步把“封建”看作人類歷史上的基本生產方式之一。可見，“封建”概念是歷史地變化著的，不應用凝固的觀點來看待。“封建地主制”理論中的“封建”，用以指稱生產方式的一種類型，屬于馬克思主義的“封建”概念。
自嚴復引進feudalism的概念以后，中國歷史上存在過相當于西歐feudalism的封建社會，已為學術界所承認；但在相當多學者的心目中，封建社會卻是西周或三代。至于戰國、秦漢到鴉片戰爭時期中國社會的封建性質，是經過長期論爭之后才逐步被多數學者所認同的。這種認識經歷了一個從現實到歷史的逆向考察過程。它之得以完成，即由感性認識上升為理f生認識，起決定作用的是馬列主義唯物史觀的傳播和指導。尤其是列寧指出當時的中國存在封建制度，是一個“半封建”社會，這一思想于20世紀20年代初傳到中國后產生了重要影響。不過，中國人對當時社會封建性質的認識，早在列寧以至馬恩的有關論述傳到中國以前即已開始。如1915年，陳獨秀就已指出“固有之倫理、法律、學術、禮俗，無一非封建制度之遺”[1]，從而高舉起反封建批孔教的大旗。著名社會學家、五四運動學生領袖之一的陶孟和，l918年對江蘇省震澤鎮農民狀況進行了調查，指出當時的農民與歐洲封建社會的農奴“不見有何分別”[2]。這是當時中國的先進分子從現實出發通過古今中外比較而產生的感悟。可見，馬列主義的傳播對中國人新封建觀形成的影響，是通過中國的內因而起作用的。當時，從國外傳人的理論思潮各式各樣，中國共產黨人是經過比較和鑒別、思考和觀察，而得出自己的結論的。這一結論并非突然發生的，它與五四運動以前先進的中國人對當時社會封建性的認識一脈相承。可見，它植根于中國人對現實社會的考察，早有思想基礎，故能“一拍即合”。把這種認識說成是外在的，是十分皮相的看法。馬克思主義并沒有“制造”出中國的封建社會，只是為中國人認識這種封建社會提供了思想武器。
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中國共產黨形成了自己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綱領，獲得廣大人民群眾的擁護，中國當時的社會是封建社會的觀念也迅速在人民群眾中普及。1927年，大革命失敗，關于當時中國社會的性質，中國共產黨內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內部都出現了不同意見的激烈爭論。爭論的內容不是中國有無封建社會，而是當時中國仍然停留在半封建社會還是已經超越封建社會。中共六大再度肯定了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在驚濤駭浪中為中國革命把握了正確的航向。但爭論遠未結束，從黨內的托陳反對派和黨外的“新生命派”的發難開始，爭論公開化，從黨內擴展到社會，從現實擴展到歷史，這就是20世紀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與中國社會性質、中國農村社會性質的論戰聯系在一起的中國社會史大論戰。在這場論戰中，中國歷史上封建社會的問題居于中心地位，而焦點則是戰國、秦漢以后是否為封建社會。在這場論戰中，中國共產黨人和許多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均主張秦漢以后的中國屬于封建社會，這既是中共新民主主義革命綱領的邏輯必然，也是對中國歷史實際深入考察的結論。雖然有的學者囿于從西歐中世紀早期封建社會所得出的褊狹認識，或某種政治的原因，提出所謂“商業資本主義社會”說、“專制社會”說等，但他們都不能否定秦以后的中國社會存在著封建勢力、封建剝削和封建關系。經過論戰，秦以后非封建社會的各種論調受到了批評而漸趨衰微，秦以后屬封建社會的觀點為越來越多的人所接受。在中國共產黨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綱領指導下，人民革命的勝利，更雄辯地證明了這種歷史認識的正確性。
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在論證秦漢以后的中國屬于封建社會的同時，還致力于揭示這種封建社會不同于西歐封建社會的特點，“封建地主制”理論就是在這一探索過程中產生的。這一概念是呂振羽于l934年首次提出的，以后許多學者也作了同樣的或類似的論證。如20世紀四五十年代，王亞南系統闡述了“地主經濟的封建制”不同于“領主經濟的封建制”的特點，使“封建地主制”獲得了比較完備的理論形態。經過長期的探索和研究，關于戰國、秦漢以后社會性質為“封建地主制”的論定，終于成為中國史學界的主流觀點。
二
當前，中國秦以后屬封建社會的理論遇到了一些學者的挑戰。有人認為，它不但不合“封建”的古義和西義，而且“與馬克思主義封建社會原論相悖”。他只承認“封建”的“古義”和“西義”是合理的，其他“封建”概念一概是對正確的“封建”原義的背離，故有“泛封建觀”之稱[3]。這種觀點，否定“封建”概念演變的合理性，并企圖把馬克思主義的封建觀“鎖定”在“西義”封建的范圍內，實際上是要把人們的鮮活的歷史認識拉回凝固的古老“封建”概念中去。
筆者的看法正好相反，秦以后屬封建社會說，既反映了中國的歷史實際，也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尤其是“封建地主制”理論，是對馬克思主義封建觀的繼承和發展。
在西歐，后來被譯為“封”的“feudalism”這一概念，最初是從羅亞爾河、萊茵河之間狹小地區9—13世紀的材料中概括出來的，主要是指“封土封臣”的制度，后來被擴展來指稱以此為特征的社會形態。這就是所謂“西義”的“封建”。但歐洲中世紀實際上到18世紀才結束，l3、14世紀以后，西歐封建社會已經發生了許多變化，即使從西歐中世紀情況看，原來的“西義”“封建”概念，也顯得過于狹窄了。
馬克思、恩格斯的封建觀是從“西義”封建概念中衍化而來的，但已經大大超越了它。他們視封建社會為人類歷史上基本的生產方式之一，社會經濟形態依次演進鏈條中的重要一環，帶有普遍性，而不僅僅局限于西歐一地。事實上，除了西歐以外，馬克思、恩格斯還關注和論及東亞的日本、西亞的土耳其、橫跨歐亞大陸的俄國等等的封建社會。尤其重要的是，他們深刻分析了封建生產方式的經濟基礎，并指出，資本主義制度和封建制度本質上都是對生產者剩余勞動的無償占有，但前者剩余勞動表現為利潤，后者則表現為地租。封建地租不但有西歐等地封建社會早期流行的勞動地租，而且有實物地租和貨幣地租。他們又指出，封建社會不同于奴隸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的另一特點是勞動者仍然占有或多或少的生產資料，具有自己的獨立經濟；在這種情況下，封建地主對勞動者的剝削除了通過掌握土地所有權獲取地租以外，還必須借助超經濟強制和人身依附關系。與多種形態的地租方式相適應，農業勞動者對土地所有者的依附關系亦存在多種形態，呈現無數的色層。這些論述揭示了封建社會經濟基礎的本質特征及其多樣性的表現形式，為我們從更深的層次和更寬的視野觀察封建社會指明了方向。但馬克思、恩格斯較多從他們比較熟悉的西歐歷史實際談論封建社會，沒有系統總結封建社會的不同階段和不同類型。馬克思雖曾敏銳地指出“小農業和家庭工業的統一”是中國“生產方式的廣闊基礎”，但并未對中國社會進一步明確定性，究其根源，無外乎是他對中國歷史和現實的社會了解不夠深入。列寧根據馬克思的理論總結了“徭役經濟”的四前提(自然經濟占統治地位；直接生產者分得土地并被束縛在土地上；農民對地主的人身依附和“超經濟的強制”；技術的極端低劣和停滯)，這可視為對封建經濟特點的新概括。它已超越了西歐范圍，更具普遍意義，但畢竟是領主農奴制類型封建社會特點的概括。列寧又明確指出了當時中國社會的半封建性質，但他所列舉的中國封建制度的表現，如農業生活方式和自然經濟占統治地位，農民被束縛在土地上，等等，仍然屬于一般性的。全面論定中國封建制度和揭示中國封建經濟特點的任務，歷史地落到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身上。
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工作者在研究與討論中，指出了秦漢以后的中國封建社會不同于西歐等地封建領主經濟的許多明顯特點。例如，商品貨幣關系比西歐中世紀發達得多，商業資本相當活躍，土地可以買賣，不同于西歐中世紀“非運動性”的土地所有權。勞動力在一定程度也可以自由轉移。地主主要不是通過封賜、而是通過買賣形成。商人、高利貸者與地主是“通家”、是“伙伴”，地主經濟的再生機能與商業資本本身的再生一致。基本的階級關系表現為地主與農民的關系，而不是領主與農奴的關系。地主主要把土地出租給農戶耕種，收取實物地租，而不是像西歐中世紀早期那樣領主把份地授予農民，讓農民在自己的自營地上服役。地主階級的經濟權力和政治權力是分離的，地主不像領主那樣擁有對農民的直接統治權。農業勞動者對土地和土地所有者的依附相對較輕，但仍然存在不同程度的人身依附關系和超經濟強制。與這種經濟基礎相適應的是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和官僚制度，而不像西歐中世紀早期那樣統治權力分散和多元化。
這種隋況曾經使一些學者感到疑惑：具有這樣特點的社會算不算封建社會?尤其是比較發達的產品貨幣關系和中央集權的政治制度，似乎與他們心目中以嚴格的自然經濟和分散的多元化的政權形式為標志的“封建社會”不相容。其實，嚴格的自然經濟和分散的多元化的政權形式只是西歐中世紀早期的特征，并非貫徹于西歐封建社會的全過程，更不足以涵蓋世界各地封建社會的情況。中國在戰國、秦漢以后，商品經濟雖然有了較大發展，但仍然是作為自然經濟的補充而存在的。構成當時經濟最廣闊基礎的小農經濟，雖然有或多或少的商品生產成分，但依然是以自給性生產為基礎和依托，因此，在本質上仍然屬于自然經濟。集權式的君主專制，在西歐中世紀晚期也曾存在，馬克思、恩格斯亦稱之為“封建專制”。可見，政權形式的集中或分散，并非判別是否為封建社會的標準。一個社會是否屬于封建社會，主要是看其經濟基礎。秦漢以后的中國，建立在地主土地所有制基礎上的地租是榨取剩余勞動的主要方式，存在程度不等的人身依附和超經濟強制，農民所受的剝削甚至比西歐中世紀農奴還重，這完全符合馬克思所定義的封建社會的范疇。但是，它卻屬于與西歐中世紀的封建社會不完全相同的另一種類型，由于它與地主經濟為基礎和基本特征，故稱為“封建地主制”。
有的史學家一度以“官僚主義封建社會”命名秦以后的社會，后來放棄了這一名稱，而改稱“地主經濟封建社會”。為什么呢?因為，“官僚主義”或“專制主義”著眼于上層建筑，不如“地主經濟”能夠揭示經濟基礎的本質。而且正因為地主沒有直接統治農民的權力，因此，需要一個中央集權的官僚機構代表地主階級行使統治權力。可見，地主經濟是中央集權官僚政治的基礎。
有的史學家曾經以“變態封建社會”命名秦以后的社會，這一名稱也沒有獲得普遍認同。因為所謂“變態”是相對于西歐中世紀而言的，是把西歐封建社會作為典型和樣板，沒有擺脫西歐中心論的陰影。中國是幅員遼闊歷史悠久的東方大國，封建社會存在的時間比西歐長，其形成基本沒有受到外來因素的重大影響，由于擁有比較發達的商品經濟，以及農民有較多的自主權和較高的積極性，經濟發展長期處于世界前列。因此，只要我們從只有西歐才是封建社會的正宗的狹窄眼界中解放出來，不難看出，中國封建社會比西歐封建社會更發達，更先進，更具有典型意義。
由于“封建地主制”理論既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又深刻反映了中國的歷史實際，因此，該理論得到廣泛認同絕非偶然。應該承認，在這樣一個東方大國，揭示出了一種不同于西歐封建領主制的更具典型意義的封建社會新類型，不僅大大豐富了人們對封建社會的認識，同時還標志著馬克思主義封建觀的新發展，即使在馬克思主義史學發展史上也是具有重大理論意義的。
[參考文獻]
[1]陳獨秀．敬告青年[J]．新青年，第l卷第t號．
[2]陶孟和．社會調查[J]．新青年，第4卷第3號．
[3]馮天瑜．“封建”考論[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6．
[李根蟠(1940—)，男，廣東省新會市人，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中國經濟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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