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認識近代中國人民的反侵略斗爭

怎樣認識近代中國人民的反侵略斗爭

    

    據不完全統計，全球47個國家和地區的200多個博物館中藏有中國的珍貴文物不下百萬件。公開的劫掠伴之以無形的摧殘。殖民者借助傳教、辦學、出版等方式，傳播奴化思想，消解民族精神。圣約翰大學校長卜舫濟聲稱：“我們的學校就是設在中國的西點軍?！?，要訓練中國“未來的領袖和司令官”。日軍“筆部隊”成員更是公開叫囂；“軍人用刀劍來刺支那人，我們文化人就是要用筆把他們的靈魂挖出來?！闭窃诘秳Φ耐葡?，淪陷區人民被剝奪了學習母語的權利，被迫接受“皇民化”教育。
    侵略者在血腥征服的同時，還要裝扮成文明進步的化身。這里要提到福澤諭吉，日本近代第一位軍國主義理論家，其肖像一直印在日本最大面額的萬元紙幣上。甲午戰爭期間，他發表《日清戰爭是文明與野蠻的戰爭》一文，聲稱日軍是為中國的“文明開化”而戰，為中國四百余州“迎來文明日新的曙光”。中國人“應當向文明的引導者日本國三叩九拜，感謝其恩。”爾后，他又發表文章，鼓吹日軍必須加緊進攻中國。“蹂躪（蹂躪一詞是福澤在原文中直接使用的漢字詞匯——引者注）四百余州，加快其亡國的機會?！薄拔拿鳌薄ⅰ磅遘k”、“亡國”——應該“感謝”福澤諭吉，能將問題講得如此直白。
    20世紀初，美國總統顧問亨利•亞當姆斯以西方文明代言人的口吻說過這樣一段話：為保障列強國內的經濟秩序和安全，“必須征服亞洲”，“決不能容許中國和亞洲實現工業化和政治上的獨立”，“如果容許在太平洋彼岸……以無盡藏的黃河流域的生產資料為供應的民族工業的體系成功地組織起來，對西方文明來說，將是不可思議的罪行?！焙髞?，妄圖獨霸中國的日本，更公然提出“工業日本”、“農業中國”的“理想”安排。事實清楚不過地表明：殖民化沒有帶來文明的福音，而是將中國逼入淪亡的深淵。就經濟而言，相對于始終占據絕對優勢、控制了中國財政經濟命脈的外國資本，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是那樣艱難緩慢。由此，孫中山才萌發了“打倒歐美霸道文化”的思想，最終形成明確的反帝主張。正是西方列強的瘋狂侵略，迫使人們全面認識西方文明，進一步看清它的本質。20世紀初，中國的知識界開始提出并比較普遍地運用“帝國主義”這個概念，認識到它是“假文明之面，行野蠻之實”。到三四十年代，反帝成為中國人——包括教育、科技、實業、各黨派乃至廣大民眾在內的廣泛共識。這絕不是因為某種意識形態的影響，而是為嚴酷的現實所教育。對所有關注祖國的生存發展、渴望文明進步的中國人來說，反帝已成為首要的歷史任務。
    強調落后就要挨打，既可以警醒落后者，使之勇追先進，又能讓先進者永不滿足，時刻保持憂患意識。但如果將該命題簡單化、絕對化，引申為落后只能挨打，以此否定近代中國人民的反侵略斗爭，則失之毫厘，謬以千里。近代主和派如曾國藩、李鴻章等，總以力不如人為其消極避戰開脫，視嚴守條約為維持和平的護符，并指責主戰派反抗侵略的行為導致戰爭的爆發，造成戰敗的嚴重后果。其實，列強之所以屢屢發動對華戰爭，從根本上說是由其殖民擴張政策所決定的，而非中國的反抗使然，更不是一味主和就可以避免的。與主和派寄希望“公法”、相期以“信義”不同的是，主戰派對列強背信棄義、得寸進尺的貪婪本性有著清醒的認識，指出如果不堅決抵抗，即使茍安一時，也必將后患無窮。在中法戰爭中，他們就指出：法國殖民者的目的是據越而侵華。甲午戰爭爆發前，他們又揭露了日本占朝鮮再圖中國的陰謀。針對主和派批評主戰派有“激怒之意，樂戰之心” 的論調，他們反駁道：“彼之怒與否，初不系乎我之激不激；彼之戰與否，亦不系乎我之樂不樂也……如其不然，我雖兢兢焉惟懼生釁，彼且將激我之怒，以遂彼樂戰之心，尚何待我之迫彼哉！”事實正是如此。盡管晚清奉行李鴻章所代表的主和外交，盡管那外交政策已經夠“柔”、夠“忍”、夠“讓”，誠如總理衙門照會美國公使所言：“中國與各國立約多年，無一事無一時不守條約?！钡?，所有的妥協退讓都未曾使列強的侵略止步，從未換來建設所需的和平環境。
    美國著名作家馬克•吐溫也曾在講演中公開宣稱：“我任何時候都是和義和團站在一起的”。帝國主義侵略與義和團興起之間所具有的直接的因果關系，己有大量嚴肅的論著做了詳盡闡釋。這里只強調一個事實：世界三大宗教佛教、伊斯蘭教和基督教都早就傳入中國，但是并未引發群眾性的排教運動。只是到了近代，才出現連綿不斷的反洋教斗爭。為什么呢？其原因絕不是義和團無端挑釁，而是某些外國宗教勢力作惡多端。時任山東巡撫的袁世凱一貫仇視義和團，庇護外國教會，但他也承認：“推究本源，實由地方州縣各官，平時為傳教洋人挾制……而教民轉得借官吏之勢力，肆其欺凌，良民上訴亦難伸理，積怨成仇”。日本駐北京公使館武官柴武郎，在使館被圍期間負責指揮日軍作戰。他的分析是：“近年來，支那國勢不振，外國人或租借或掠奪其部分土地，并有大批傳教士涌入腹地，對教民實行法外保護，教民則倚仗外國勢力，為所欲為，肆無忌憚，為此，本為無害的義和團一變而為激進排外主義集團。”義和團運動雖然失敗了，但它以巨大的犧牲遏制了列強瓜分中國的趨勢，振奮了國民精神，啟迪、鼓舞了來者。聯軍司令瓦德西承認：“瓜分一事，實為下策”。英國外交副大臣布路德立克在議會討論對華方針時告誡：“應須小心謹慎，團匪之事，即可取以為鑒。我英亦不能以待印度者待中國也”。長期占據中國海關總稅務司職務的赫德對義和團運動及其顯示的未來遠景也有過清醒的估計。他承認，義和團運動是為使中國強盛的純粹的愛國主義運動，“今天的這段插曲不是沒有意義的，那是一個要發生變革的世紀的序曲，是遠東未來歷史的主調：公元2000年的中國將大大不同于1900年的中國！”
    經歷過太多的戰亂，就愈發渴望和平與發展；目睹了太多的血腥，就更加期盼“讓世界充滿愛”。但“冷戰”的結束并未實現預想中的和平，經濟全球化的浪潮也沒帶來利益的均沾。那些在歷史上曾備受欺侮的國家和民族逐漸發現，他們的發展依然受阻于有著歷史淵源的不平等的世界政治、經濟秩序。西方的某些政要明確表示：“相對武力而言，我們更愿意依靠外交，但在有必要保衛我們的國家利益時，我們也總是愿意使用武力”。他們的戰略學家也公開聲稱：“帝國地緣戰略的三大任務是：防止附庸國家相互勾結并保持他們在安全方面對帝國的依賴性；保持稱臣的國家的順從并維持向他們提供的保護；防止野蠻民族聯合起來”。
    從所謂的“現代化理論”，到時下流行的新自由主義、“歷史終結論”、新帝國主義等西方各主流學說，都自覺地為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尋求歷史和現實的依據。在它們的理論框架中，血腥的殖民侵略和慘烈的反侵略斗爭被過濾、淡化，甚至消失得無影無蹤。留下的只是 “自由”、“友誼”、“發展”等一系列悅耳動聽的謊言，以及一條必須跟著西方亦步亦趨的發展道路。因此，能否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正確認識中國近代歷史，不只關系到我們民族的現在，而且關系到我們民族的未來。近代中國所面臨的兩大任務是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完成現代化以實現國家富強和人民幸福。然而，沒有民族獨立就沒有真正的現代化，不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統治秩序、粉碎舊的生產關系，不將中國人民從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壓迫下解放出來，新的生產力就難以發展，全面建設更無法展開。國土淪喪、戰亂不已，民族生存尚且不保，又何談發展！所以，只有首先通過反帝反封建革命爭得民族獨立、人民解放，才能為現代化建設掃除障礙，進而迎來民族的偉大復興。對于中國近代歷史這一凝結著無數生命與鮮血的基本經驗，我們應當倍加珍惜，而不允許任何人以任何方式對它進行消解和踐踏。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道路上，要善于識別和抵制歷史虛無主義思潮，防止它們搞亂我們的思想、模糊人民的視線、偏離社會主義的方向。
    （《環球視野》摘自2007年第1期《馬克思主義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