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五卅”運動（下）
資產階級的妥協與反動
當時中國資產階級內部對于此次運動的態度是這樣：
（甲）商業資本家，內分國貨與洋貨兩派。國貨派起初對罷市非常贊成；洋貨派則始終反對。
（乙）銀行資本家，內亦分土著銀行與中外合辦銀行兩派。土著銀行此時與匯豐銀行沖突，排斥該行鈔票已久，故對罷市贊成；中外合辦銀行則反對。
（丙）工業資本家，紡織業起初本欲利用工人打擊日本，積極贊助工人；后來罷工延及于華廠，頓改態度，特別在日本單獨提出解決時，日本資本家擬承認工會有代表工人權及增加工資百分之十，中國紡織資本家代表親向日人表示反對，誠恐此例一開，禍延及己。
（丁）航業資本家，以為英日輪船罷工，而中國輪船可以一時專利，竭力贊助罷工。
由上面的分析看來，各個資本家都以各自的利益做出發點，而各持相當差異的態度。然而尚未想到利用領導此次運動來取得整個資產階級的利益，觀察上面所已指出的，如罷市經工人學生與中小商人的脅迫方始贊成，罷市十日之內，絕不發表任何意見，置身事外，拒絕參加“工商學聯合委員會”，皆可證明。等到總商會會長虞洽卿由北京回來，而資產階級頓然采取積極政策（虞洽卿系一流氓出身，曾為國民黨陳其美部下，失敗時，蟄居上海，充當買辦，開設三北輪船公司發財，于是面團團作富家翁，而為上海資產階級之佼佼者矣。直系全盛時，皖系政客匿居上海，與虞洽卿非常接近，因此介紹虞洽卿加入皖系。此次北京政變，直系倒臺，皖系再起，段祺瑞以虞洽卿為上海商埠會辦。虞洽卿因此入京，適在“五卅”屠殺時）。
虞洽卿回滬后，他看清楚“五卅”事件，英人是要讓步承認相當條件的，于是欲借群眾的力量來做投機買賣了。他眼目中所欲得的有二：一、上海租界添加華董；二、收回會審公廨。上海租界納稅華人，占百分之七十，外人占百分之三十，但納稅會議董事會英人六，日人二，美人一，而華人一個也沒有。董事會事實上系租界立法最高機關，一切重要法律及重要事件，皆須經董事會通過，交由工部局執行，華人只有納稅義務而無選舉權利，不平之氣，醞釀已久。虞洽卿乘機宣傳，如董事外人九人，華人亦當為九人，最低限度華人亦得七人（此項主張日本人亦竭力利用，因為日本人亦欲平均董事權以打破英國的權力）。會審公廨比領事裁判權尤為豈有此理。領事裁判權為某國人歸某國領事管理，中國法庭無權審判；會審公廨不僅華人與外人訴訟須由領事陪審，就是純粹華人與華人訴訟領事亦得陪審。這是殖民地審判機關的雛型。此項會審公廨對中國資產階級亦極不利，因為會審公廨在帝國主義操縱中，常罰中國商人巨款。這兩樣東西與中國資產階級有切膚之痛，于他們有絕大利害，所以他們想乘此次運動，逼迫帝國主義對于他們有所讓步。
虞洽卿回滬后，資產階級的第一個策略，便是主張“單獨對英”、“縮小范圍”。這個策略的反面自然是“放開日本”。不用說，這是虞洽卿在北京時，與日本帝國主義的工具軍閥段祺瑞商量好的。他們說：“紗廠罷工是經濟事情，‘五卅’屠殺罪魁是英國。我們力量微薄，對英還怕不夠，何能兼對他國。”他們主張罷市罷工范圍以英租界為限。這個主張出來，果然發生效力，首先是小資產階級開始動搖。
適六國滬案調查委員會到上海，總商會把工商學聯合委員會所提出的十七條件置之不顧，單獨另提十三條件。現在我們把兩種條件比較一下。
工商學聯合委員會提出的條件：
先決條件
（一）宣布取消戒嚴令。
（二）撤退海軍陸戰隊，并解除商團及巡捕之武裝。
（三）所有被捕華人，一律送回。
（四）恢復公共租界被封及占據之各學校原狀。
正式條件
（一）懲兇。從速交出主使開槍及開槍擊死工人學生市民之兇手論抵，并由中國政府派員監視執行。
（二）賠償。因此次慘案所受直接間接之損失，如（甲）死傷者；（乙）罷工；（丙）罷市；（丁）學校之被損害者等項，須詳細查明酌定賠償額，應由租界當局按數賠償。
（三）道歉。除上述二項外，應由英日兩國公使代表該國政府，向我國政府聲明道歉，并擔保嗣后不再有此等事情發生。
（四）撤換工部局總書記魯和。
（五）華人在租界有言論、集會、出版之絕對自由。
（六）優待工人。外人所設各工廠，對于工作的華人須由工部局會同納稅華人會訂定工人保護法，不得虐待；并承認工人有組織工會及罷工之自由，并不得因此次罷工開除工人。
（七）分配高級巡捕。巡捕房應添設華捕頭，自捕頭以下各級巡捕，應分配華人充任，并須占全額之半。
（八）撤銷印刷附律、加征碼頭捐、交易所領照案。該三案歷經我國政府聲明否認，嗣后不得再提出納稅人特別會。
（九）制止越界筑路。工部局不得越租界范圍外建筑馬路，其已筑成者，由中國政府無條件收回管理。
（一○）收回會審公廨。（甲）民事案：子、華人互控案，華法官得獨自裁判，領事無陪審或觀審權；丑、洋人控告華人案，領事有陪審權，但不得干涉審判。（乙）刑事案：子、如洋人控告華人者，其有關系之領事，得到堂觀審，但不得干涉審判；丑、華人互控案，華法官得獨自裁判，領事無陪審或觀審權；寅、華人犯中華民國刑法，或工部局章程，視（丑）項論，且原告名義，須用中華民國不得用工部局。（丙）檢察處一切職權，須完全移交華人治理。（丁）會審公廨法官，均須由華政府委任之；（戊）會審公廨之一切訴訟章程，完全由中國法官自定之。（己）對于會審公廨一切事權，除與上（甲）至（戊）五項無所抵觸外，均可根據條約執行之。
（一一）工部局投票權案。租界應遵守條約，滿期收回，在未收回以前，租界上之市政權，應有下列兩項之規定：（甲）工部局董事會，及納稅人代表會，由華人共同組織，其華董及納稅人代表額數，以納稅多寡比例為定額，其納稅人年會出席投票權，與各關系國西人一律平等。（乙）公共租界外人之納稅資格須查明其產業為己有的或代理的二層，己有的方有投票權，代理的則系華人產業，不得有投票權，其投票權應歸產業所有人。
（一二）要求取消領事裁判權。
（一三）永遠撤退駐滬之英日海陸軍。
總商會提出的條件：
第一條撤銷非常戒備。
第二條所有因此案被捕華人一律釋放，并恢復公共租界被封及占據之各學校原狀。
第三條懲兇。先行停職，聽后嚴辦。
第四條賠償。賠償傷亡及工商學因此案所受之損失。
第五條道歉。
第六條收回會審公廨。完全恢復條約上之原狀：華人犯中華民國刑法或工部局章程，須用中華民國名義寫原告，不得用工部局名義。
第七條洋務職工及海員工廠工人等，因悲憤罷業者，將來仍還原職，并不扣罷業期內薪資。
第八條優待工人。工人作工與否，隨其自愿，不得因此處罰。
第九條工部局投票權案。（甲）工部局董事會及納稅人代表會由華人共同組織之，納稅人代表額數，以納稅多寡比例為定額，其納稅人會出席投票權與各關系國西人一律平等。（乙）關于投票權須查明其產業為己有的或代理的，己有的方有投票權，代理的其投票權應歸產業所有人享有之。
第十條制止越界筑路。工部局不得越租界范圍外建筑馬路，其已成者，由中國政府無條件收回管理。
第十一條撤銷印刷附律、加征碼頭捐、交易所領照案。
第十二條華人在租界有言論、集會、出版之自由。
第十三條撤換工部局總書記魯和。
由這兩種條件比較起來，很明白看出：
（一）資產階級刪去“永遠撤退駐滬之英日海陸軍”、“分配高級巡捕”和“要求取消領事裁判權”；
（二）資產階級又刪去“承認工人有組織與罷工之自由”而輕輕代以“工人工作與否隨其自便”；
（三）關于收回會審公廨，資產階級亦只要求恢復不平等條約的原狀（反面即承認不平等條約有效）。而不想根本收回。
這三點是最重要的；其余各條減輕要求的很多，由此比較，我們很明白知道資產階級的傾向：對外只要求得到他們所需要的華董，收回會審公廨，及撤銷印刷附律、加征碼頭捐、交易所領照案等——（當然僅限于恢復不平等條約原狀）；對內則壓迫此次運動的主動力——工人階級。資產階級把民眾的熱血、烈士的頭顱，就這樣的作了他們階級利益的犧牲品了。
但是，總商會提出條件后，適帝國主義內部關于調查事件發生意見沖突，北京公使各將委員撤回，于是大資產階級的買賣沒有成功。他們從此就提出開市問題。他們說：“罷市一日，中國商家損失三十萬。罷市無益。”但此項主張必招民眾反對，于是他們同時宣言“援助工人堅持罷工”、“抵制英日貨物”。上海總工會提出抽貨辦法，仇貨抽百分之五十，國貨抽百分之一，作為罷工費用，他們滿口承認。六月二十三日，終于開市了。
開市之后，資產階級并不履行與總工會的成約。本來照總工會計算，抽貨可得三十萬兩，足以維持罷工工人生活一月。但結果只抽得四萬余元，此都因資產階級阻礙所致。不僅如此，資產階級還心靈手敏，取得罷工救濟的經濟權。各地及海外捐款皆寄給總商會（發款由其附屬機關之“濟安會”發放），資產階級財政在握，高下從心，于是對于罷工極盡操縱利用之能事。
第二步提出日廠復工問題，強制執行，他們借口救濟費不足，或故意延宕數日不發，以挾制工人。此時上海總工會的策略亦已變更（見后），于是日廠先行復工。
第三步提海員復工問題，亦強制執行。
第四步便提出中廠復工問題。
資產階級本擬如此做法，可以挾制英國帝國主義對他讓步，曾由所謂十國商會作調和人，他們向英國表明以華董和收回會審公廨為主要條件，其余都不重要。資產階級雖然有點小聰明，但終不敵英國帝國主義者的老辣，英國人公布工部局停給中日工廠電氣。于是發生電力問題。這樣一來，使得資產階級著實狼狽。英國人說：“電氣工人罷工不得已停給電力”，其實是使中日工廠復工不成。資產階級乃大發雷霆，歸罪于總工會，完全反對工人罷工，要求交涉署與英領事交涉，以電氣工人復工為供給電力的交換條件。工部局卻要其他英廠亦一律復工。資產階級終于不能不歸屈服。
資產階級對總工會的政策，也經過幾次變化。最初是極力拉攏總工會，欲利用工人的力量，做他要求帝國主義讓步的后盾。等到所謂十國商會進行調和時，內部發生三種主張：一派主張立即封閉總工會，罷工則俟調和后停止；一派主張調和后即封閉總工會，同時即停止罷工；一派主張調和成功后，先停止罷工后封閉總工會，但現在即須驅逐工會的共產黨員，代以工賊，而收歸自己指揮之下。這三種主張顯然是最后一種最為毒辣，代表這種主張者即為虞洽卿。他看清了：一方面如果此時封閉總工會，工人立刻看見他的狡謀，則無異自己打碎一個對帝國主義威脅的工具，安能使帝國主義有所讓步；另一方面數十萬罷工工人對總工會已有深厚的信仰，只可利用總工會招牌安然停止罷工。不然，難免不激成暴動。虞洽卿究不失為老奸巨猾，當時帝國主義本已與奉系軍閥勾結妥當，首先封閉工商學聯合委員會、海員工會和洋務工會，他認為利益尚未到手，尚非時機。于是向奉系軍閥說項，出來挽回，重新啟封三個團體。同時在另一方面則造出總工會職員吞款濫費的謠言，指使工賊搗毀總工會所，積極向共產黨進攻。到電力問題發生之后，知英國帝國主義非可輕侮，連讓步也不要，遂積極反對罷工，主張罷工立時解決。最后與帝國主義、軍閥完全沆瀣一氣，終于把總工會封閉了。而轟轟烈烈的上海“五卅”罷工，便在資產階級的妥協、破壞、出賣之下而終止。真是“愈到東方的資產階級愈卑鄙愈無恥”。
小資產階級的動搖
首先說學生。殖民地與半殖民地國家的知識分子，在社會階級的分化與斗爭尚未加厲的時候，還大半有革命的作用。這是很顯明的，因為知識分子在帝國主義與封建軍閥的壓迫之下，與其他被壓迫階級一樣的找不到經濟的出路，所以很容易激發其反抗性而走到革命方面來。在此次運動中，首先激發民族義憤而表同情于工人的便是學生。“五卅”屠殺后，更激起學生群眾的憤慨，與工人完全一致，非常勇敢，非常堅決。前面所敘述的事實已可證明。學生聯合會自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后，漸漸變成軟弱無力死氣沉沉，此次運動開始時，上海學生聯合會所包括的學校還只十多個，總罷課后，各校方重新組織學生會而加入上海學生聯合會，于是乎上海學生聯合會有了肉和血附著上去了，成為群眾的組織了。學生聯合會在此次運動中，成為一個重要的分子。
在資產階級的眼中，學生是被他們所比較重視的，此次南京路的屠殺，假使是工人而不是學生，資產階級一定是漠不關心，一屁不放（譬如資產階級對顧正紅案的冷淡，便是眼前的證據）。惟其是因為屠殺學生，他們方慢條斯理的討論他們對慘案的態度。所以此次學生運動有很大的作用。
但學生因其家庭的經濟地位各有不同，到一定的條件下必然會發生分化。此次運動中，自資產階級提出“單獨對英”、“縮小范圍”的主張以后，學生中便分左右兩派，右派贊成，左派反對。同時，此時國民黨中起來一個新右派，代表人物為戴季陶。戴季陶高唱“單獨對英”說，這是孫中山歷來的根本主張，自然又給學生不小的影響，于是右派學生便有勸法租界商家及東北部商家開市等情事。不久學生聯合會發生改組，左派得勢，戰勝右派。學生聯合會與總工會完全站在一邊，采取同一態度與策略，總商會主張開市時，學生聯合會激烈反對，并派代表取包圍政策打消總商會開市計劃，此時學生左傾極了。
但學生究竟不是一個經濟的階級，力量很有限，又適值放暑假，學生紛紛回里，于是學生聯合會的力量便形削弱。等到假后學生回校，他們已如隔世人，熱度冰消。學生生活本來富于浪漫性，熱度當然難以持久。故在運動的后半期，學生的毫無力量就表現了。
再說到中小商人。中小商人在罷市開始雖曾有一度熱烈的表現，但以后便始終是猶豫不定的態度，以至于最后完全倒在資產階級一邊。組織工商學聯合委員會時，各馬路商界聯合總會是積極參加的，后來見總工會與學生聯合會站在一邊，人數太多，于是害怕起來了，提出“每一個團體只有一票表決權；如某一團體不贊成時，此案不能通過”（按工商學聯合會由上海總工會，上海各馬路商界聯合會，全國學生總會，上海學生聯合會四大團體組織，每團體選出代表六人；如工人學生一致則占十八人，而商人只占六人。再則如以團體為單位，而工人學生仍占四分之三。因此他們提出此限制）。工學兩會讓步，同意此一提案，因此他們仍存留于工商學聯合委員會之內。惟此時一方面謠言極盛，說學生會都是共產黨，甚至于還說參加了工商學聯合委員會的商人也“赤化”、“過激”了，另一方面資產階級提出“單獨對英’、“縮小范圍”的口號，國民黨右派又竭力鼓吹，于是中小商人由畏縮恐怖而動搖了。但還未退出工商學聯合委員會。
虞洽卿回滬后，當然非將中小商人拉住在他的影響之下不可，各馬路商界聯合會中本有少數總商會分子，于是他們積極活動，而中小商人傾向資產階級也日益濃厚了。
此時擺在無產階級面前，就是如何與資產階級爭取中小商人的領導權。適開市問題發生，總商會登報于舊歷五月一日開市，其所以如此，因端午節為中國結賬的時期，即每個大資本家大收入的時期，故定在節前開市。小商人說：“滬案尚未解決，條件尚未承認，今忽然開市，是我們商界的恥辱。”實際呢，這亦是中小商人的油嘴，他們已感受罷市痛苦，希望早早開市，其所以要說這堂皇冠冕的愛國大道理者，不待言的，就因端午節只大商人有收入，小商人只有支出，于己不利。上海總工會看清這一矛盾，于是在工商學聯合會提議舊歷五月六日開市，結果通過。資產階級亦無可如何，只得屈從。但這種策略只一時有效，仍不能挽救中小商人之右傾，此后與無產階級愈離愈遠，而完全跟在資產階級的后頭跑了。
罷工策略的變更
“五卅”反帝運動，無疑的是無產階級做了主力軍。在此次運動中，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共產黨，是在萬分艱難的復雜環境中斗爭著。他們不僅與對面的帝國主義斗爭，而且要與民族的內奸斗爭——與軍閥斗爭，特別與資產階級斗爭，所以他們的策略是針對這些敵人而斗爭。
真的，這一斗爭是極艱苦的斗爭。在“五卅”運動初期，軍閥、資產階級及其教授學者，總之所謂“高等華人”，發生無數搖惑民眾的言論與主張，這當然是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劈頭的大敵，要使此次運動發展，首先須要打倒這些賣國奴的言論與主張，這些賣國奴的言論與主張，擇其重要者可列舉于下：
一 懲兇賠償說——他們以為南京路慘案，懲兇賠償可以了事（其實此次慘案，殺人之罪不僅在英兵與英捕，而在帝國主義的國家之高壓政策，如工部局歷來的橫暴，及此次海陸軍警的行兇，都是國家行為而非私人行為）。
二 縮小戰線說——他們主張對英日或專對英（其實此次慘案，罪魁禍首雖然是帝國主義之王的英國，而派兵遣艦向中國人示威，并堅稱上海西捕開槍無罪，日、美、法、意也和英國一樣，尤其日本在上海、青島直接殺了中國工人是此次慘案之起因）。
三 法律解決說——他們主張此次慘案用法律解決（其實法律只能裁判私人的犯罪行為，而不能裁判國家的橫暴與民族間的沖突）。
四 局部解決說——他們以為上海慘案，青島慘案，漢口慘案，都是地方問題，應各就當地局部解決（其實各地慘案，皆由于帝國主義根據一切不平等條約與特權而來，不但不是一個地方問題，而且也不是一個國家問題，而是要根本驅逐帝國主義才能解決）。
五 政府交涉說——他們以為只要依靠政府交涉就可以了（其實歷來的賣國政府對外懸案山積，從未得著相當的解決，并且當時政府對于各地同時并起的大屠殺案，不特不敢向帝國主義嚴重交涉，反而嚴刑峻法抑壓本國人民的愛國運動）。
這一切言論與主張，無疑的是軍閥、資產階級企圖影響革命的民眾，分裂革命的民眾，把革命運動消滅下去，當時共產黨曾與之作堅決的斗爭。
共產黨發表宣言，主張：
“第一、徹底明白中國的獨立與統一，必須廢除不平等條約方能達到。須有為此奮斗到底的決心，切不可信所謂‘高等華人’的‘縮小范圍’、‘局部交涉’等等茍且妥協的口號；并不可依賴段祺瑞政府一紙哀求式的官樣條文，可以達到廢除不平等條約之目的；
“第二、須有一個革命民眾勢力集中的組織，以為領導全國運動的統一機關……統一那散處各地的民眾力量，以便一致的進行到勝利的道路上去。要有這樣一個全國統一機關，便必須召集各界團體的大會于北京。在大會之前，應當趕快在各地組織工商學以至農民等的各界聯合會，由這些委員會速派代表赴北京的大會。大會便舉出執行機關，代表全體中國民眾而實行種種必要的運動。……”
無產階級及其政黨此時的總策略，是所謂“民族的各階級的聯合戰線”。在上海方面，是以工商學聯合會為其中心，由上海總工會聯絡學生會的左派，去壓迫他們的右派；又以整個學生會去聯絡各馬路商界聯合會左派，去壓迫他們的右派；然后再以整個商界聯合會聯絡總商會左派，去壓迫他們的右派。的確，此時無產階級已發生與資產階級爭取中小資產階級的領導權斗爭的開始。
開市以后，情勢日非，因為英帝國主義此時勾結奉系軍閥業已成功。奉軍初到上海的時候，還詭稱“保護國民利益”，其實奉軍之來，即為壓迫罷工運動替帝國主義解圍。奉軍初到上海不敢立刻下手，并不是因為他們不愿下手，而是那時運動初起，民眾反對帝國主義的情緒非常之激昂，奮斗的決心非常之堅決，如果那時便直接壓迫，民眾必定要起來暴動反抗奉軍。
過了些時奉軍的壓迫終于開始了，首先是在青島天津壓迫罷工運動，青島日本資本家直接命令奉系軍閥張宗昌槍斃工人領袖李慰農同志及《公民報》記者胡信之，并將紗廠工會封閉，四出拿人，捉去四五十。天津日商裕大紗廠誑騙工人，假意答應他們的要求，等到他們去上工，就開槍襲擊，奉系軍閥李景林也立刻幫忙，派出軍隊警察五六千人圍攻工人，死傷數百，接著還逮捕工會及學生會的領袖，嚴刑拷打，慘無人道。此外南京和記蛋廠原已答應罷工工人之要求，可是工人去上工的時候，英國資本家不但悔約，并且開槍打人，又叫英國水兵來幫著殺人，奉系軍閥亦從旁幫助，這種情形眼見得就要出現于上海。英帝國主義的報紙《字林西報》公開指使奉系軍閥邢士廉（上海戒嚴總司令）說：“槍斃一二首領，則余者當知彼等之惡作劇今應閉幕。”“如罷工必須以武力對付時，即直當訴諸武力，瞻顧無益也。”又說：“邢將軍若無行動之決心，則勢必令租界當局出而為之。”果然奉系軍閥開始有封閉工商學聯合委員會，海員工會，洋務工會之事發生。
軍閥既一天天進逼，資產階級一天天的反動，小資產階級一天天的動搖——這種情形，工人階級就應該變更自己的策略。
當時上海有一部分共產黨員與先進的工人確有這樣一種意見，想以武力暴動來救此種危機。但共產黨中央認為“武裝暴動乃是群眾奮起之最高潮，并且應該有全盤計劃的莊嚴工作，不應該在群眾起恐慌之時，拿武裝暴動當做一種浪漫的拚命辦法，想借此以泄憤，或拿來替代現時困難的斗爭。現在是群眾的宣傳及組織工作時期，是準備武裝反抗時期，還不是直接武裝暴動的時期”。于是武裝暴動的意見被打消。
此時共產黨中央決定“為防御工人階級的孤立起見，為保存工人階級組織及已得的勝利起見，應改變罷工的政策，以經濟的要求及地方性質的政治要求為最低條件；至于全國性質的根本要求，工人方面應該提議委托南北政府合組一委員會來解決。工人群眾應該糾合全國的力量，努力督促這委員會，不準它對外讓步，使它不能不擁護民眾的要求”。并且認定“為擴大上海香港罷工運動的新途徑，增加總斗爭中民權運動的成份，一直到平民的革命政權之實現，工人并聯合一般平民起來反對摧殘民族運動的奉天軍閥是必要的，甚至于聯合同情民族運動的軍人反抗奉天軍閥都是可以的”。于是準備結束上海罷工而開始反奉戰爭。
這個決定之后，上海罷工的局勢一變，一是經濟斗爭，一是局部解決。
經濟斗爭與局部解決
經濟斗爭與局部解決是同時并行的，就是局部解決仍然是以經濟要求為主要的條件。我們在這里先把局部解決敘述之后，再略略敘述經濟斗爭。
自“五卅”以來，到八月中旬，罷工已兩月有余，而總要求并未達到，因資產階級之出賣，中小資產階級之淡忘，所謂各階級之聯合戰線，至此已無法重新團結，而英帝國主義強硬依然如故，無產階級何能孤軍獨戰？故總要求“委托南北政府合組一委員會來解決”，而進行工人方面自身利益的局部解決。
第一日本紗廠復工。“五卅”慘案發生后，日本資本家便有先行單獨解決的表示。八月中旬由日本領事、中國官廳商界調停人幾經協商的結果，日本紗廠同業組合發表聲明書，聲明條件如下：
（一）工廠俟治安維持確定之后，得承認中國政府頒布工會條例所組織之工會，有代表工人之權。
（二）罷工期內之工資，不便發給，惟對于良善工人，因長期失業，所受痛苦，各廠表示憐惜同情，當予以相當之幫助。
（三）各工人之工資，除依照技術進步之程度，當然予以增加外，其余應斟酌工人生活情形，與中國紗廠協議辦理。
（四）工資向以大洋計算，惟其零數照習慣以小洋支付，以后將零數滾入下期，一律以大洋支付。賞金登記工折者亦付大洋。
（五）工廠日人，平日入廠當然不帶武器。
（六）工廠無故不開除工人，并留意優待工人。
附件：各廠自備電機者，一律先行開工，其余復工須在工部局送電開始以后。
此外對于無電廠家不能即行復工的工人幫助費，為日人擔任十萬元，中國總商會另籌十萬元。顧正紅撫恤金一萬元。
這些條件，總工會當然不能認為滿意，但審查各方面的情形又不能不忍痛接受。日廠問題，算是暫且這樣解決了。于八月二十五日早一體復工。
第二海員復工。日廠復工以后，接著就是海員復工問題。八月二十六日上海總商會與日輪公司代表及海員工會代表商量海員復工條件如下：
（一）凡罷工船員（連小輪船駁船領江等）均復回原職。
（二）罷工海員長期失職，各船務公司表示同情，當予以相當之幫助，如不足由上海總商會補足。
（三）復工后不得借故開除。
（四）各輪船由復工日起，照原有工資發給，其加資問題在復工一個月后，由海員另函請求，酌核加薪。
條件解決后，于八月二十八日復工。
第三工部局電氣復工。上面已經說過，即是英帝國主義以工部局不供給中日工廠電氣為挾制，如工部局不給電氣，中日工廠復工等于不復。由此連帶而及的，自然解決工部局電氣問題。九月四日，上海總商會召集中國交涉員、工廠代表及總工會代表商量，由中日雙方紗廠與總商會集洋六萬元，作為補助三分之一的工資，再由中國紗廠聯合會與總商會加籌三萬元，作為特別津貼，于是工部局電氣工人也復工了。
第四英廠復工。英國帝國主義是以英廠復工為供給中日工廠電氣作交換條件的，當然亦須解決。九月二十六日，上海總商會與英廠商量條件如下：
（一）工人之工會，須俟政府工會法頒布，并地方上治安及秩序恢復后，始得承認之。
（二）維持工人，發給罷工期內工資，星期一總商會發一元，進廠時廠內發一元，至第七日廠內發一元后，總商會發二元。
（三）各廠應調查工人之生活情形，將來到必需時，磋商酌加工資，與中日紗廠同樣辦理。
（四）各廠所給工資，均照大洋計算，零數則并入下期工資內，一律發給大洋。
（五）外國職員平時在廠內不帶武器。
（六）各廠如無正當理由，不得開除工人，并先對于工人待遇上加以注意。
（七）各廠俟內部刷清后，即行復工。
條件議定后，于九月三十日起，各英廠亦陸續復工，只英船海員堅持至最后方解決。
“五卅”以來的罷工，至此已依次完全解決。
在另一方面經濟斗爭卻同時勃興，而且都是華人工廠。茲將幾個重要的罷工，略略敘述：
一 郵局罷工。上海郵局工人，在“五卅”發生時并未加入罷工，八月十七日舉行罷工，可算是大潮流中之異軍特起。參加者約二千余人，聲勢頗為浩大。要求純為經濟條件。中國郵權表面隸屬國家，實際為外人所潛奪，高位要職，盡為所據。故此次罷工亦含反帝國主義性質。罷工三日，由中國官廳、總商會調解，結果承認：一、工會改為公會；二、薪水除照部定新章外，因滬埠生活較高，另給津貼：甲、郵務生每月十元，乙、揀信生每月七元五角，丙、郵差聽差每月六元，丁、苦力每月二元五角，戊、各部專門員役，及老大、汽車夫、機器匠、小手紙夫、鍋匠、木匠每月五元。算是得到勝利。
二 商務印書館罷工。八月二十二日，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所、印刷所、總務科全體職員工人罷工，后來編輯所亦加入，共三千六百余人。要求亦純為經濟條件。結果，由勞資雙方協商條件，共十六條，承認工會，增加工資，改良待遇。完全勝利。至二十八日復工，計罷工七日。
三 中華書局罷工。接著中華書局罷工，要求與結果均和商務印書館大致相同。自八月二十八日罷工至九月二日復工，計罷工五日。
此外八月二十八日還有滬寧快路車務處員役提出經濟要求，路局批準增加工資，故罷工未發生。
“五卅”的上海大罷工，就在這樣各種形式下解決了。但接著便是帝國主義、軍閥、資產階級、工賊之聯合進攻，而發生封閉上海總工會的事。
帝國主義軍閥資產階級工賊之聯合進攻——上海總工會的被封
上海總工會的成立，在帝國主義是看得很清楚的，只是它是他們的最主要的仇敵，自然是無時無刻不想設法消滅它。然而因為上海總工會是在反帝國主義的高潮中涌現而出的，它不僅有二十余萬罷工工人的雄厚勢力，而且得著社會、特別是小資產階級之廣大同情，所以在“五卅”運動初期，帝國主義是無可如何的。在“五卅”運動的后期，資產階級一方面欲利用上海總工會脅制帝國主義對于華董及會審公廨兩問題有所讓步，即資產階級利益的部分的取得；一方面又欲利用上海總工會“統率”數十萬的罷工工人群眾，免得發生暴動，以至于最后順利的解決（資產階級明白他們自己是無此“統率”力量的），所以不贊成解散上海總工會。大老板虞洽卿的言論可以做代表。他說：“在國民對外運動尚未收束，工人人數又多，有一統率機關，于辦事上較易接洽，封閉總工會實為不當。”這段話的反面，很明顯的如國民對外運動收束了（正確些說，他們資產階級的利益得到了），封閉總工會，是大當而特當的。所以一到“五卅”運動末期，他們不需要總工會了，他們與帝國主義、軍閥聯合一致向無產階級進攻了，于是九月十八日上海總工會終于被封了。他們大家都完全明白上海總工會是他們共同的仇敵。
上海總工會自成立之日起，即在一切反動勢力環攻之中，自然敵人最合用的工具是工賊。上海本是工賊團體的中心。工賊的所謂上海工團聯合會在上海總工會宣布成立及加入工商學聯合委員會之后，他們說：“工團聯合會是代表三十余萬工人的組織，有三年的歷史，難道還不如三天歷史的上海總工會么？”要求加入工商學聯合委員會。工賊的所謂工團聯合會不僅工人切齒，就是小商人亦知他們沒有群眾和慣于招搖撞騙的丑史，不準其加入工商學聯合委員會。工賊說：“明天召集全體大會以示信。”次日他們的大會果然召集了，到二百來個流氓。其時適洋務工人一千余人在同一屋內開會，工賊乘機欲借洋務工人為自己的群眾，以圖掩飾。上海總工會代表即當群眾宣布工賊罪狀（如破壞南洋煙草公司罷工等），群眾大憤，群呼“打倒工賊！”“肅清內奸！”結果一個工賊被打傷了，余則抱頭鼠竄而去。又次日，上海總工會亦召集代表大會，并請商會代表列席，而工賊聞訊亦乘機趕至，欲借大會煽動。工賊登臺后，中小商人起而質問：“貴會有三十余萬工人在那里？”工賊窘極，而信口說如洋務工人，碼頭工人十余萬都在他們領導之下。當時洋務工會代表及碼頭工會代表起而申明：“我們工會始終是受上海總工會指揮的，并未加入過什么工團聯合會。”全場哈哈大笑，工賊無法只得走了。總之，在運動的初期中，工賊的一切企圖和行動都失敗。
罷工之后約一月余，工賊又抬頭了，統率流氓數十百人到上海總工會以罷工工人名義，要求發給救濟費。至時便將總工會所搗毀一空，毆打工會職員，而警察則故意置之不理，總工會請求他們保護時，他們說：“這是工人內部之爭，警察不便干涉。”這顯然是帝國主義與軍閥的指使。可是總工會是以廣大群眾做基礎的，工人聞訊大憤，紛紛派人來保護總工會，因此，工賊這次的破壞，總工會雖略受損失，但他們搗散總工會的目的，竟未成功。
到九月，各方反奉戰爭忽然緊張，因為奉軍入關以來，由直魯直驅上海，所有中國北部中部海口盡為所奪，不僅戰敗的直系殘余軍閥朝不保夕，即戰勝而于倒直有功的新起的國民三軍（以馮玉祥為領袖）亦被逼甚厲，在人民方面，感受奉軍殘暴比直軍還兇，因此各方面的反奉的空氣頓濃。浙江孫傳芳進攻上海的軍事行動尤其緊張。上海罷工影響到了北方，唐山、天津皆發生猛烈的罷工風潮，此等地方即屬奉軍勢力范圍，同時上海造船廠、鐵路在上海總工會領導之下，亦為奉軍所注意，故奉軍為免除戰爭時后方不穩起見，必須先給工人一大打擊。所以到此時決心要封閉所有工會。帝國主義處心積慮已久，奸計得售，不用說眉開眼笑了。資產階級亦因“五卅”罷工依次解決，所剩者只英廠而已，不再需要總工會；同時中國工廠經濟斗爭猛烈，由對外罷工延至對內罷工了，他們以為這是總工會所指使，又急于需要解散總工會。于是帝國主義、軍閥、資產階級、工賊聯合向無產階級進攻，九月十八日由上海戒嚴司令部奉系軍閥邢士廉執行封閉總工會，并指明逮捕委員長李立三及其他重要工人領袖。后來還秘密槍殺副委員長劉華同志，不過上海總工會雖然被封，但仍秘密存在，仍能秘密指揮各業工人作種種斗爭，上海總工會已深入工人群眾的心坎之中，這是敵人無論如何封閉不了的，所以后來就有幾次上海總工會自動啟封的事。
戴季陶主義之出現
還有一事在這里不能不提及的，便是在這反帝國主義的大潮中發生戴季陶主義。戴季陶早年在國民黨中算是一位左派。在民國初年，他在上海辦“民氣報”的時候，鼓吹勞動黨；在“五四”運動中，他在上海辦“建設”和“星期評論”的時候，頗竭力介紹馬克思學說。就是當中國共產黨發起的時候，他確是參與發起會議，但他不愿出名發起，卻與沈玄廬抱頭大哭一場，說什么“我雖不加入共產黨，我的精神與共產黨一致”的鬼話。當國民黨領袖主張容納共產黨加入的時候，他還是竭力贊成的一個，所以以前的戴季陶無人不承認他是一個國民黨左派。這不算奇怪，在社會階級分化還不大明顯和銳利的時候，急進的資產階級分子思想的左傾，在世界各國都不乏前例，如俄國的斯徒廬威便是明證。一九二五年大革命一來，新興的無產階級，更明顯的表現它的階級覺悟與斗爭力量，而成功一獨立的而超越資產階級的政治勢力，并且事實上成了威逼資產階級的勢力，這樣一來，卻使資產階級及其學者嚇壞了，于是寧愿拋棄反帝國主義而拚命進攻無產階級。其著重點便是攻擊階級斗爭的理論，戴季陶主義便是代表這一個傾向。
戴季陶當時七辛八苦的著了一本書叫做“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最重要的話是說：“我們非得到國家的自由，民族的平等，便甚么問題都無從談起。”“我的心目中，只有一個中國國家和民族的需要。”他批評中國共產黨說：“爭得一個唯物史觀，打破了一個國民革命。”又說：“不把中國國家和民族的真實的需要認清楚，單是一味的盲進。”“使國民吃不必要的痛苦，負無所得的痛苦，那就真可憐極了。”他說：“擁護工農群眾的利益，不需要取階級斗爭的形式，因為人類是具有仁愛性能的，可以仁愛之心感動資本家，使之尊重工農群眾的利益。”整個戴季陶主義的精神，就是“對外一致，對內不可斗爭”。戴季陶主義在當時的影響確不小，促成國民黨內部的新分化，而新右派遂以形成，其時舊右派已經離開黨，所遺下的地位，便給新右派頂補了。
戴季陶主義一出現，共產黨即與之作極猛烈的斗爭，但它的影響仍是伏流而進，一直到一九二六年廣州有三月二十日的政變發生。
此次運動中的教訓
總結起來說，在這次運動中，無產階級及它的政黨所采取的策略，鞏固無產階級的獨立力量，與資產階級爭取對城市小資產階級領導的嘗試，罷工擴大到華廠不為什么民族學說所束縛，這些都可說是幼稚的黨所難能而可貴的事。但是在此運動中，分明看見資產階級的妥協與最后反動，分明看見城市上層小資產階級的動搖與不可靠，分明又看見了無產階級的孤立，然而卻沒有教訓我們的黨，沒有覺悟到無產階級需要另找最可靠的同盟，這最可靠的同盟者就是廣大的農民與城市貧民。很顯明的，上海“五卅”運動之未能得到如何直接的結果，固然是由于資產階級之出賣，小資產階級之怠工，然而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無產階級之孤立，無產階級未能取得廣大農民與城市貧民的贊助而孤立。論理這里應該啟示我們的黨，要開始積極做廣泛的農民運動，然而結果沒有，不僅沒有，而且走到另一機會主義的道路上去了，這一道路便是所謂“聯合同情于民族運動的軍人，反抗奉天軍閥都是可以的”。反奉戰爭，確是當時無產階級所需要的，然而當時共產黨中央的主要負責者，現今成了共產主義的叛徒——陳獨秀，從此得出的結論，是工人階級力量到底不行，于是他專心致志的去祈禱馮玉祥之戰勝，郭松齡之倒戈，聯合軍人反奉，成了當時共產黨中央的“國是”。“聯合進步軍閥反對反動軍閥反對帝國主義”，補充了陳獨秀主義的一部。很顯明的至于無產階級應該爭取農民這一偉大事業，在當時是連做夢也未曾想到。后來上海三次暴動，共產黨不能利用這次運動中所得的教訓，以致于暴動得到悲慘的失敗，自然不是偶然的。
“五卅”運動以后，革命高潮，一瀉汪洋，于是構成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國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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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據一九二五年七月北京《晨報》出版部出版的《五卅痛史》所載：自五月三十日至六月十日，“總計十二日之內，英日人在上海九次槍殺我國人，當場立斃及因傷斃命者，凡六十余人，重傷者凡七十余人，輕傷者則不計其數。”正式列入上海學生法律委員會及上海地方檢察廳調制的死傷調查表里的是死者三十二人，傷者五十七人。
[2]據一九二五年八月北京民國大學出版的《五卅慘案調查記》所載：據當時地方警察廳和地方檢查廳兩廳的調查：死者十名，受傷者二十一名。后據學生會調查：陽邏撈獲被槍殺之尸體二十五具，連同前十名共死約近四十人。
第十三章 省港大罷工
罷工的準備
省港罷工是為了抗議上海“五卅”慘案而起，繼續了二年多之久，成了“五卅”以來反帝國主義長期潮流之最后砥柱。罷工繼續到這樣長久的歲月，詳細敘述所占篇幅太多，我們這里只能將這次罷工擇要的作簡括的敘述。
省港罷工未能繼上海“五卅”運動立時發動，其原因是廣州此時發生劉楊戰爭。廣州正在準備戰爭狀態中，故中華全國總工會接到上海“五卅”慘案消息后僅只能召集一次示威的群眾大會，還不能有省港罷工的決定。雖然如此，但全國總工會已準備于劉楊戰爭告終之后，必須號召這個罷工以響應上海。故當戰爭方殷之際，就派代表到香港去準備。
當時香港的情形是這樣：工會雖有百余，但不是黃色工會，便是行會工會。海員工會雖有我們的影響，特別是林偉民、蘇兆征兩同志相繼加入共產黨后，我們在海員工會中的影響增加，但該會會長還是一個極右傾的分子。香港的共產黨員，此時還不滿十人，而多為最下層的碼頭工人，共產主義青年團員雖比黨員多幾個，但多數為學生。很顯明的，如以我們主觀力量估計起來，罷工能否發動，確無把握。我們當時鼓動這個罷工是從上下兩方面著手，一方面在各工廠散發傳單，一方面與各工會領袖接頭。此時上海反帝革命高潮風起云涌，這種影響給予香港工人極為巨大，果然，不到數日，我們的鼓動工作生效了，罷工情緒繼續增高。當時我們最感困難的是香港工會的不統一，我們在十一章便已指出。當時香港工會大別為三派：一、工團總會派，包含七十幾個工會，多屬手工業，就中海員工會為一大產業工會；二、華工總會派，包含三十個工會，亦屬手工業，重要的只電車工會；三、無所屬派，約二十幾個工會，卻多是大工會，如機器、起落貨、煤炭、洋務等工會。在這樣分立狀況之下，罷工如何能夠一致！幸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成立了中華全國總工會，香港各工會是參加過勞動大會的，故對于中華全國總工會的代表頗有信仰。于是全國總工會之代表召集各工會代表聯席會議，罷工公然竟在此次會議上無異議通過，還通過罷工宣言與罷工要求。過一日又開第二次聯席會議，組織罷工的統一指揮機關，定名為“全港工團聯合會”并選定職員。
上面說過，香港工會不是黃色工會，便是行會工會，為什么這些黃色領袖會贊成罷工呢？這因為黃色領袖有他們自己的企圖與希望。這般黃色領袖實際上是些百業不居的分子，以抽收會費為生，他們以為參加罷工，與自己并無不利，因為罷工之后，領導權握在手中，一方面固可取得愛國虛榮，一方面又可取得克扣罷工經費的實利，所以他們贊成罷工。這一點我們當時是估計到的，所以在香港與這些黃色領袖計議罷工時，關于他們爭奪罷工指揮機關的位子，我們當時取放任態度，因為那時如要香港罷工實現，的確少不了他們，去了他們罷工便會被搗亂。我們所需要的是罷工實現，故對于他們一時不能不采取容忍策略。雖然如此，但黃色領袖事到臨頭終于畏縮起來了，向我們提出許多難題：第一個是罷工工人的食宿問題，他們說劉楊戰爭未平，罷工工人何處取得宿食？我們解答：劉楊戰爭三日內可平，回廣州宿食不成問題。果然削平劉楊的消息第二日便證實了，但黃色領袖還不相信宿食問題有把握，一定要派代表到廣州接洽，其時劉楊戰后，廣東政府接受共產黨的提議，贊助香港罷工，因此香港工會派去接洽的代表得到滿意的答覆。第二個是如何應付香港政府封鎖出口問題，他們說：香港政府如下戒嚴令，停開火車，罷工工人不能出口，怎樣辦？我們解答，即使火車停開，尚有好幾條水路與旱路可回廣州，萬一香港政府真的封鎖水陸交通，我們起來暴動，我們有全世界工人的同情與援助。到最后，第三個難題來了，黃色領袖提出罷工程序問題，他們主張分批罷工，其畏懼罷工更明顯了，我們極力主張同時罷工。在會議上，他們勉強通過我們的主張，但我們已預料到黃色領袖必然怠工。在此千鈞一發之際，當晚共產黨黨團開會決定，首先由受我們指揮的各工會（海員、電車、華洋排字、洋務等工會）先行罷工，再來逼迫黃色工會罷工。于是這偉大歷史意義的省港罷工，就在這個決議之下，于六月十九日晚實現了。
罷工的爆發
未罷工以前，香港各工會聯名送給香港政府公文一件，敘明罷工理由，并臚列罷工要求條件，分兩大綱：第一綱，擁護上海工商學聯合會之十七條件；第二綱，對香港政府要求六項：一、政治自由，二、法律平等；三、普遍選舉；四、勞動立法；五、減少房租；六、居住自由。
宣布罷工時，發表宣言，其大意如下：
“中國自從鴉片戰爭之后，帝國主義除了經濟的政治的文化的侵略以外，還要加以武力的屠殺，是而可忍，孰不可忍！故我全港工團代表聯席會議，一致決議與上海漢口各地取同一之行動，與帝國主義決一死戰。我們為民族的生存與尊嚴計，明知帝國主義的快槍巨炮可以制我們的死命，然而我們亦知中華民族奮斗亦死，不奮斗亦死；與其不奮斗而死，何如奮斗而死，可以鮮血鑄成民族歷史之光榮。所以我們毫不畏懼，愿與強權決一死戰。”
六月十九日晚起，香港如大地震一樣，罷工爆發了，海員、電車、印務首先發難；接著是洋務、起落貨、煤炭工人以及各種工人相繼而起，最后是機器、船塢工人亦相率罷工，前后約十五日，完全罷盡，罷工人數約二十五萬人，而罷工局勢遂以大定。工人紛紛乘火車、輪船由前山、江門、三水河口分道回廣州。
廣州沙面洋務工人亦同時罷工。
這里須略略補述的，上面說過黃色領袖事到臨頭便畏縮起來，真的，如果不是海員、電車、印務首先發難，罷工一定發生變化，事實上黃色領袖對于同時罷工之決議案怠工，一直到后來影響所及，工人群眾紛紛自動罷工，才不得不跟著走。所以共產黨黨團決議是正確的。最有趣的是，海員工會會長是一極右傾的分子，對于罷工，臨時發生動搖，海員逼著他下罷工命令，說：“下不下，不下以老拳奉送。”因此他不得不下罷工命令了。更有趣的是，香港機器華人會本系香港帝國主義之御用機關，對于各工團聯席會議始終拒絕到會，罷工發生以后又始終不肯下罷工命令，但是其屬下的機器船塢工人群眾，卻不待工會罷工命令，紛紛自動罷工，這就是機器船塢工人罷工獨后的原因。
香港政府事先對于罷工本有所聞，密探四出，捉拿領袖，并布告說：“上海事件與本港無關，工人應安心樂業，不得妄動，妄動者嚴懲不貸。”但這種恐嚇，對于罷工工人，絲毫不生影響。罷工發生，香港政府一時手忙腳亂，宣布歐戰時的戒嚴令，宣布禁止糧食出口令，宣布禁止金銀圓塊紙幣出口令，海軍陸戰隊全體登陸，軍艦升火往來海面巡邏，香港頓時陷入戰時狀態，但工人卻萬死不辭，蜂擁離港。
沙基慘殺
罷工工人紛紛回廣州，六月二十三日偕同廣州市工人、四郊農民、青年軍士、學生共十萬人舉行大示威游行，當路過沙面租界對岸之沙基時，英法帝國主義命令水兵巡捕在沙袋背后瞄準游行群眾，開放機關槍掃射，同時，兵艦發炮示威，二十五分鐘后，五十二個中國人當場被槍擊身死，重傷者一百七十余人，輕傷者無數。上海、漢口、青島等處大屠殺，又重演于廣州。但帝國主義這樣一來，卻更激起中國民眾反抗的決心，于是各界人民更表示熱烈援助省港罷工。
罷工工人的組織
罷工工人到達廣州以后，中華全國總工會召集香港沙面各工會代表大會，當通過罷工委員會的組織法。罷工委員會以十三人組織之，香港方面九人，沙面方面四人。罷工委員會之上為罷工工人代表大會，以人數為比例，每五十人選一代表，為最高議事機關。共計代表八百余人，間日開會一次。罷工委員會之下設干事局，分置文書、宣傳、招待、庶務、交通、交際、游藝七部。另設財政委員會，籌措以保管罷工經費。后來又添設會審處，為審判破壞罷工，私運糧食，偷賣仇貨之走狗的機關，并有監獄，拘禁犯人。設保管拍賣處，為保管及拍賣被糾察截獲仇貨的機關。設法制局，為起草各機關組織法及各種辦事細則的機關。設審計局，為審核各機關開支賬目的機關。設筑路委員會，為管理修筑馬路事宜的機關。另有糾察隊（見后）、水陸偵緝隊、罷工工人醫院、宣傳學校等機關。又設工人飯堂、工人宿舍，封閉原來之賭館煙館及所有廣州市空屋充之；分全市為八區，每區設登記處，罷工工人登記后領得憑證，分往宿舍住宿，至于吃飯則只要有憑證及飯票，到處可以吃飯。到后來，還添設不少機關，不能詳述。真的，這個罷工委員會，按其實際，實不啻一個政府，它有絕對權力，可以處置一切與罷工相關之事，廣東政府不得過問，所以后來香港帝國主義宣傳廣東有“第二政府”，就是指此。
罷工委員會委員長就是蘇兆征同志。原來當大會通過罷工工人組織法時，黃色領袖力持異議，首先反對組織統一的罷工委員會，謂香港沙面應各有機關各辦其事，但是遭大會的打擊而失敗。繼則反對代表大會以人數做比例，謂應以工會為單位（黃色工會多半系手工業的小工會，人數不多），亦遭大會的打擊而失敗。三則中華全國總工會向香港工會提出希望：罷工委員會中香港方面之九人，應包含海員、起落貨、機器、煤炭、洋務各一人及工團總會、華工總會務二人，他們又反對，主張自由選舉，但選舉結果全國總工會的希望完全勝利，他們又失敗。因此黃色傾袖著著失敗，他們在香港時之一切企圖，到此皆空。蘇兆征同志被群眾擁護起而充當委員長。
我們對于黃色領袖的策略，在重要地方雖不讓步，但在次要地方亦可放任，比方在香港發起罷工之指揮機關——“全港工團聯合會”，我們聽其存在，月給津貼。各部亦網羅他們參加辦事。設法分化他們。這些黃色領袖在罷工過程中，營私舞弊，層見疊出，后來經代表大會——加以懲戒，有不少還被逮捕送會審處，處以有期徒刑。
我們須特別指出的，是這次罷工，這個八百余人的代表大會的確起了不可思議的偉大作用。罷工策略經過集體的討論，因而取得一致的團結。罷工內部許多糾紛，都依靠代表大會的威權予以解決。黃色領袖以及一切反動分子之陰謀企圖，都受到代表大會的嚴厲制裁。工人群眾的一切意志，都經過代表帶到代表大會。罷工消息又經過代表帶入工人群眾。罷工委員會的會務及財政，皆經常在代表大會報告，以致外面一切謠言都失其效用。罷工各機關重要職員，都經過代表大會選舉，不稱職時又經過代表大會隨時撤職，因此罷工各機關不致腐化。真的，代表大會奠定了此次罷工。這個經驗我們是在這次罷工中第一次取得的。
再須附帶提及的，是罷工委員會一切權力都有，只沒有殺人權，正因為此事，當時曾發生一場激烈的斗爭。原來罷工起后，香港帝國主義派遣大批走狗，混入廣州，造謠搗亂，破壞罷工。有林和記者，運動海員復工，會審處以其情節重大，判處死刑。此消息傳出以后，廣東檢察廳長以“尊重法律，保障人權”、“破壞罷工，罪不至死”為辭，提出抗議。罷工工人大憤，以為此次罷工，系反帝國主義的革命的非常時期，不能以普通法律，寬宥國賊。結果是由廣市政府另組“特別法庭”，處斷此等人犯。
封鎖香港
封鎖香港本是一九二二年海員罷工的舊經驗，故罷工工人一回廣州，各工會即紛紛自動組織糾察隊封鎖香港。罷工委員會成立以后，乃統一各工會糾察隊，加以整理與擴充，設總隊部，置總隊長一人、訓育長一人，為全隊主腦（后來改為七人的糾察委員會）。設總教練一人，施以軍事訓練。下分五大隊，每大隊置大隊長一人，大隊副一人，訓育主任一人。每大隊下分三支隊，每支隊置支隊長一人，支隊副一人，訓育員一人。每支隊下分三小隊，每小隊置小隊長一人，每小隊下分三班，每班置班長一人，每班十二人（這個編制后來略有變更）。糾察隊起初總數為二千余人，后來還有擴充。糾察隊的責任，為維持秩序，逮捕走狗，截留糧食，扣緝仇貨。糾察隊布置以后，分派到各海口駐防。因此省港交通完全斷絕，繼以澳門附和香港，亦宣告斷絕。當廣東尚未統一時，糾察隊封鎖線還只限于珠江口一帶，東起深州，西抵前山。后來廣東政府收復東江南路，糾察隊的封鎖線也擴張了，東至于汕頭，西至于北海。廣東沿海港口皆有糾察隊駐扎，蜿蜒數千里，旌旗相望，金鼓之聲相聞。糾察隊還有小艦十二艘，電船數只，往來巡查。糾察隊槍枝號稱四百余支，實只二百余支能用（我們當時為增加槍枝，不知花了若干氣力，結果增加不多）。香港便在這樣封鎖之下，肉食菜蔬，無從取得，豬肉漲至一元余一斤，雞蛋漲至五角多一個，牛肉幾乎絕跡，街市等于虛設。街上垃圾糞穢，堆積如山，樓居者以紙包糞，拋擲街中，加以暑日炎蒸，臭氣熏天，故當時群呼香港為臭港。但是最使香港痛苦的，還是經濟上受到空前未有的大打擊。
香港經濟上的空前損失
當沙基慘殺后，沙面英國領事送來一函，大意是說：“你們抵制英貨好了，何必罷工！”當時我們頗為詫異，繼乃考察《中國海關貿易冊》，則知香港每年出入口貨價值為一萬五千萬金鎊，約合華幣二十五萬二千萬元。罷工以后，航業商務概行停止，平均罷工一月，損失二萬一千萬元，罷工一日，損失七百萬元。但英國貨每年輸入廣州者不過三四千萬元，這樣罷工五六日，便抵得排貨一年。罷工是如何有力量的武器呀！于是我們堅持罷工排貨與封鎖，以與香港帝國主義相周旋。
真的，香港自被封鎖以后，經濟上受到空前大損失。我們根據當時香港報紙自己披露的消息，就可看得出來。
就輸入輸出來說。一九二四年輸出為八百八十一萬鎊，一九二五年只得四百七十萬鎊，相差四百一十一萬鎊。一九二四年秋季入口稅，總數為一千一百六十七萬鎊，一九二五年秋季則降落到五百八十四萬鎊，相差五百八十三萬鎊。總之，輸出輸入，一九二五年皆只得一九二四年之半。原因是這樣的，香港出口貨中，四分之一往中國北部，四分之一往南洋群島，四分之二往中國南部，香港罷工工人封鎖以后，即使中國北部與南洋群島未被封鎖，但中國南部是被封鎖了的，所以輸出輸入皆損失一半。
我們再就其他方面來說，都可證明香港經濟上的損失。例如航業，一九二四年到港船數為七萬六千四百九十二只，共噸數為五千七百萬噸，平均每日有船二百一十只，共噸數為十五萬六千一百五十四噸。但自一九二五年七月起計算，平均每日僅有船三十四只，噸數為五萬五千八百一十九噸。一九二五年與一九二四年比較，船數減少五•五倍，僅得一九二四年百分之十六；噸數減少一•八倍，僅得一九二四年百分之三十六。
再如商店破產。罷工以后，香海報紙與政府通告，每日必有商店報窮案。僅就一九二五年十一、十二兩月，計破產的商店已達三千余家。
又如銀行。罷工以后，存款斷絕，提款突增，紙幣被抵制，現金流出。雖然當時香港報紙對于銀行損失，諱莫如深，我們無從考察，但股票是低跌的，如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二日至十月十九日，匯豐銀行股票，由一千二百九十元跌到一千一百四十元，已減少百分之十一•五。
又如政府收入。罷工以后，出入口貨稅固然損失大半，地價也跌到十分之五，房租又跌到十分之四。稅收固然銳減，同時開銷卻又銳增，因為政府要應付罷工風潮，軍備等項突然增加。真的，香港政府當時把常存不用的存款一千七百萬元，都從銀行提出來用了，并提出制定新預算，高唱“裁員減薪”。
也就因此引起香港帝國主義對于廣東的憤恨，七月二十七日，召集什么公民大會，電請倫敦英皇，立即出兵攻打廣州，驅逐“過激黨”，說廣東人都是“過激黨”。后來八月十五日，又召集公民大會，以前次電報，英皇不理，乃改電首相，意態極其憤懣，仍請立時出兵。但當時英國倫敦政府因本國無產階級之不穩，各殖民地之蠢動，各帝國主義間之沖突，有此種種原因，所以對于香港什么公民大會之答覆是：“香港困苦，倫敦至深系念，惟統觀全局，現時無法出兵。”英國倫敦政府當時借款給香港三百萬鎊，為救濟商業之用。但當時有名的演說家哥爾就說：“此次借款，只不過救濟香港危機于一時罷了”；香港此時真是陷于絕地。罷工、排貨、封鎖，這是如何有力量的武器呀！
國民政府的成立
罷工以后，廣州當時的政治情形是這樣：劉楊雖被削平，但東江又被陳炯明占領，南路仍被鄧本殷割據，就是廣州內部各派軍閥亦是擁兵自恣，各有異志，總之此時廣東仍是四分五裂的狀態，仍然是處于內憂外患岌岌可危的環境。幸而有此次罷工，十余萬革命工人，集在廣州，表示擁護革命政府，當時國民黨左派，也為之氣壯，采納共產黨的提議，重建新政府，即國民政府，宣布新政綱，主張軍政統一，財政統一，民政統一，各軍受政治訓練，軍需獨立。這樣一來，廣東內部即起分化，主要分成三派：一派以許崇智為首，而魏邦屏、梁鴻楷及所有粵系軍官屬之；一派以胡漢民為首，而一般官僚政客屬之；一派以廖仲愷汪精衛為首，而左派黨員及工農群眾屬之。共產黨不用說是贊助最后一派。新政府成立了，但三派之明爭暗斗，也愈趨愈烈。胡許兩派陰謀政變，首為罷工委員會查覺，于是召集罷工工人于八月十一日舉行肅清內奸大運動，游行示威，其意即在于壯國民黨左派之膽，實行斷然處置，但國民黨左派當時卻極其動搖，懔然不動手。此時胡許兩派公開宣傳“反共產”（其實劉楊叛變亦以反共產為口號），形勢更為嚴重，一直到八月二十日廖仲愷被刺，國民黨左派方下最后決心，解散梁鴻楷、魏邦屏的部隊，并下令捕拿胡毅生、朱卓文諸人。在軍事行動時，罷工工人為軍隊作偵探與向導，盡力甚多。隨后驅逐胡許離粵，許崇智則以“請假赴滬”為名，胡漢民則以“出使蘇俄”為名。廣東政權從此完全遞入左派之手，此一時期，可說是左派執政時期。
此時罷工工人與國民黨政府真是相依為命，有存則俱存、亡則俱亡之勢，內外環境更為惡劣；在廣州，謠諑繁興，反側蠢動；在全省，陳炯明陷落惠州，鄧本殷進攻江門，中山縣被土匪占領；在省外，香港勾結北艦南來，資助陳鄧反攻。于是罷工工人援助國民革命軍東征與南征。
在東征與南征的時候，罷工工人組織運輸隊，運輸輜重接濟前線；組織宣傳隊，隨從大軍前進，向農民宣傳；組織衛生隊，救護戰場傷亡戰士。罷工糾察隊請纓出征，上陣殺賊。政府囑其鞏固后方。真的，國民革命軍得罷工工人之助，行軍迅速，東征軍一鼓而下惠州，再鼓而占汕頭，東江以次收復。南征軍一鼓而平高雷，再鼓而入瓊崖。商路也以次底定。前后不過三個月，廣東全省統一了。
當時中國國民革命唯一的根據地，就在罷工工人幫助之下完全鞏固了，以至于能再準備力量，而有后來之出師北伐。
罷工的中心策略
罷工的頭兩個月，因封鎖香港，海外交通完全斷絕，任何國家輪船皆不準其出入廣州。這樣一來，這種封鎖不只封鎖了香港，而且封鎖了我們自己。
因為廣東米糧向來仰給海外，以香港為總轉運之門廣，如不溝通海外直接航運，勢必自困；再則廣東工業尚不發展，貨品無以自給，特別是燃料缺乏，如不溝通外埠直接運來，亦系自困。此外還有兩個問題須得解決：一個是商人營業問題，很顯明的，沙基慘案之后，愛國空氣高漲，一時商人停止貿易，尚可隱忍；時過境遷，熱潮低降，商人非要求貿易不可。再一個是帝國主義聯合問題，也是很顯明的，英、美、日帝國主義年來爭奪廣東市場，極為猛烈。據《中國海關貿易冊》的數字，英貨逐年遞減，日、美貨則逐年遞增。廣東排英，在日、美自然認為是取英而代的絕好機會，如廣東抵制一切外貨勢必逼成日、美與英協同對我。罷工委員會有鑒及此，于是決定一種“特許證”制度，訂定“凡不是英國貨英國船及經過香港者，可準其直來廣州”。此特許證由罷工委員會、商務廳、公安局、外交部共同鑒字發出。這個特許證實行后，真的，上海、暹邏等處商船聞風而來，美國大來公司、日本三井洋行及各國商船亦要求領證復業。于是上海廣州間之航線，暹邏與廣州間之航線，直接打通，廣州江面每日有四十余只船入口，為廣州有史以來所未有的現象。
這一個“凡不是英國貨英國船及經過香港者，可準其直來廣州”之原則，是省港罷工的中心策略，真的，在這個中心策略之下，解除廣東經濟的困難，保持廣東商人的中立，拆散帝國主義的聯合戰線，最后還促進廣東經濟的獨立發展，使這個偉大的罷工，得以堅持如此長久的歲月，就是由于這個中心策略之正確。
工商聯合
這里我們要說到當時廣東商業資產階級對于罷工的態度。當罷工開始時，特別因為發生沙基慘殺，商業資產階級為愛國空氣所降住，當然不敢公開反對罷工，同時也不贊助罷工，譬如罷工開始時，我們要廖仲愷（當時他身兼國民政府財政部長和廣東省政府財政廳長）召集全市商人開會，商量捐助罷工經費，結果是商人只捐數千元敷衍面子。罷工委員會自動宣布特許證制度后，商業資產階級才乘機向罷工委員會進攻，原因是此時正是胡許兩派陰謀政變，政局杌隉不定，我們內部里極端困難的時候，他們看清了這一點，受胡許兩派的指使，于是挺身出來反對特許證制度。問其所持理由，則曰“手續麻煩，手續費太重”。罷工委員會認為這是枝節問題，手續可以力求簡單，手續費亦可準予減免，但不能取消特許證。商人仍堅持反對，主張根本取消。不久廖案發生，政府斷然處置，解散反動軍隊，通緝反動政客，驅逐胡許出境，政府轉危為安。罷工委員會又自動取消特許證，并提倡“工商聯合”，邀請四商會共同商議善后辦法。罷工委員會提出仍以“凡不是英國貨英國船及經過香港者，可準其直來廣州”為原則，訂立工商善后條例，共同蓋章，張貼布告，以資遵守。以后只在罷工委員會領取輪船出入口證，不須經過商務廳公安局外交部等機關簽字，手續費一律減免。商業資產階級見我們鎮壓反動如此神速，政局突然安定，又見我們自動取消特許證，已無可借口，對于“凡不是英國貨英國船及經過香港者，可準其直來廣州”這一原則，當然不便反對，如反對無異自承為英帝國主義走狗。因此商業資產階級完全接受罷工委員會的提議，罷工委員會與四商會聯名蓋章的皇皇布告遂貼滿街上了。
的確，從此以后，商業資產階級對于罷工不僅不反對，而且相當贊助，這不是他們革命性的表現，而是有經濟的原因。原來廣州自與海外直接建立交通以后，商務突然興盛，不僅比罷工開始時興盛，而且比沒有罷工以前還要興盛。茲將粵海關一九二五年七月罷工以后各月份收入統計，與一九二四年同月份的作一比較：
一九二四年 一九二五年
七月 二二九、五二三（以海關兩計） 七○、七一一
八月 二八一、八一六 一五○、一八○
九月 二八九、六三二 二三二、四○七
十月 二四二、○七八 三○六、一二五
十一月 三一九、八三五 三三七、五三二
十二月 二八二、五六四 三○四、八三八
一九二五年 一九二六年
一月 二五七、五四一 四二二、九七一
觀上表，可看出，七月罷工初起時，海關收入較一九二四年同月份少三分之二，此時商務可說極壞，但自十月與海外直接建立交通后，則不僅完全恢復原狀，而且逐月均有增加，一九二六年一月比一九二五年同月，超過五分之三。為什么呢？第一，因為廣州與海外直接建立交通，第二，因為廣州與香港澳門交通斷絕，而且內地向來向港澳直接采辦貨物者，現在都改向廣州采辦，廣州之批發商業乃驟然興盛；所以當時資產階級的報紙也說：“此種情況，誠出一般人意料之外也。”這樣，罷工不僅不妨害廣州商務，而且大有造于廣州商務。這就可以解釋當時廣州商業資產階級能夠接受罷工委員會“工商聯合”的口號，甚至于到一九二六年一月，香港政府不接受罷工條約時，廣東四商會開大會，義形于色的做決議說：“此次罷工為人民自動，出于愛國運動，爭回國體與人格，各工友如此犧牲熱烈，我等商人亦應聯合一致熱烈援助，務求達到香港完全承認復工條件為目的。”
國民黨與這次罷工
這次罷工是由共產黨發起而成的。究竟國民黨對這次罷工取如何態度呢？這里須得加以敘述。在罷工發動的開始數日，共產黨中有一部分同志，有這樣一種機械論的見解，說：“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政黨，罷工是無產階級的事情，所以省港罷工應完全由共產黨獨立領導，不要國民黨來過問；國民黨來過問便會奪去領導權。”其實領導權共產黨是不是會失掉，那要看共產黨在罷工工人群眾中的工作是不是努力才能決定，拒絕國民黨過問是不能保證共產黨對罷工領導權的鞏固的，并且這種拒絕國民黨過問，實際竟拒絕國民黨幫助，假若當時不取得國民黨幫助，的確罷工不到一個星期便要倒臺。試問十幾萬人的伙食經費從何取得？無疑的這種機械論的幼稚見解是不對的，當即被黨否決。不僅要國民黨過問，而且要拉國民黨來過問，這樣才能取得國民黨目前迫切的物質幫助，這與領導權問題全是兩件事。的確當時國民黨因劉楊戰爭剛畢，新勝之余，對于民眾運動極為援助，特別是劉楊戰爭之中，鐵路工人與海員工人罷工給予他們軍事上很大的便利（請參看下一章[1]），所以使得他們懷好感，省港罷工起，共產黨要求國民黨經濟援助，他們很慷慨的承認而且實行了。
后來才接各方面的捐款。從罷工開始直到一九二六年六月，罷工委員會收入是這樣：國內捐二十五萬元，海外華僑捐一百十三萬元，租捐及政府收到各方捐款二百八十萬元，殷實紳富捐二萬元，拍賣英貨四十萬元，罰款二十萬元，其他二十萬元，共四百九十萬元。
的確，國民政府財政部，自始至終是每月送給罷工委員會一萬元。
當然國民黨內部對于罷工的態度是不一致的：右派是始終反對，左派在罷工的頭半年的確是熱誠擁護的。左派擁護罷工的原因，在政治方面，我們在上面已經說了許多，很明顯的他們那時完全要依靠工人幫助才能把握政權，故不能不擁護罷工。在經濟方面，我們來多說幾句話。
自罷工以后，國民政府的收入，也增加了。一九二二年，廣東全省收入為一千萬元，平均每月為八十三萬三千元。一九二四年收入僅七百九十八萬六千元，平均每月為六十六萬五千元。一九二五年罷工以后，八月收入為一百五十萬元，已比前兩年每月收入之平均數增加不少。到十月，收入達到三百六十一萬六千元。十一月收入為三百八十萬元，則較前兩年每月收入之平均數多至六——七倍了。
為什么呢？因為一方面是由于廣東統一的影響，但另一方面則因為省港罷工，斷絕與香港交通，把大門關住，好讓政府來從容的有計劃的從事財政的整理。原來廣東經濟向來是受香港所操縱和支配。比方廣東政府所設立之中央銀行，孫中山在時，舌敝唇焦要求人民信任他們紙幣，但結果經不起香港紙幣之操縱，使得中央銀行紙幣價格起落不常，信任動搖。直到罷工以前，中央紙幣一元還只當三四角用。罷工以后，加以沙基慘殺，于是廣東人民抵制香港紙幣，又兼封鎖，故香港紙幣當時幾乎絕跡于市面，而中央銀行乘此加以整理，再不受香港紙幣的操縱，因此信用恢復，營業擴張，紙幣變為十足十用。舉銀行就可以概其余。
從上面的事實，就可以解釋當時左派政府為什么熱誠擁護罷工；又何況政府每月送給罷工委員會的一萬元，事實上是政府從各方面收得的罷工捐款，慷他人之慨于已毫無所損，又何樂而不為。
但是這些左派，到一九二六年一月以后，對于罷工就有些冷淡了，當然廣東統一了，不再需要罷工工人了，又加上右派借罷工如何“不法”的誣蔑事實，專門與左派為難，小資產階級動搖的根性發作了，遂日益與罷工工人離開。
三月二十日政變，代表民族資產階級的新右派掌握政權以后，無疑的是反對省港罷工，其所以不敢斷然解散罷工者，因他們自己力量還感覺不足，一時還不能脫離無產階級，因為省港罷工到此時確已形成一個堅固的力量，而且是正在與帝國主義斗爭著，無端解散罷工，于力固所不能，于理亦所不順。
香港帝國主義態度的變化與廣東政局
香港帝國主義對于罷工的態度經過好幾次的變化，這些都與廣東政局有關。
第一期，強硬時期。罷工開始時，香港方面急于在求一戰，所以他們的什么公民大會兩次電求倫敦出兵攻打廣州。出兵被倫敦否決后，香港則專心一致實行“以華制華”政策：一方面勾結北方軍閥侵粵，一方面勾結廣東內部一切反動勢力作亂。第一著便是香港暗中資助胡許兩派政變，文華堂二百萬元之賄賂，江門梁鴻楷部隊新軍械之發現，皆其鐵證，于是而有廖仲愷的被刺。但因為當時共產黨幫助國民黨左派實行斷然處置，胡許被逐，香港的第一著政策失敗。第二著便是香港資助陳炯明鄧本殷兩路進攻廣州。陳炯明當時在香港設立機關，招兵買馬，在香港市上得以自由逮捕過往汕頭的罷工工人、海陸豐的農民以及革命的學生達二百人。香港政府又復勾引北洋四艦南來，幫助陳鄧反攻。再則又嗾使土匪袁帶、林警魂陷落中山縣。此時罷工委員會本已準備解決罷工，九月二十八日香港中等華商代表來省，罷工委員會將香港沙面工人及學生要求之三十余條件交其帶回香港。香港總督扳起面孔對華商代表說：“誰叫你帶回條件來！”很明顯的，香港帝國主義此時在指揮如意的搗亂廣東，此種計劃還未實驗，如何肯解決罷工！但因為當時罷工工人幫助國民黨左派堅決進攻陳、鄧，東江南路都次第收復，而香港第二著政策又失敗。
第二期，軟化時期。原來陳炯明占領汕頭時，汕頭罷工立被解散，港汕交通恢復，但革命軍攻入汕頭時，本地罷工工人又卷土重來，封鎖香港。鄧本殷受香港八十萬元，專雇輪船八艘，載運糧食赴港，但革命軍攻入瓊崖時，此項接濟又被本地工人截斷了。勾引南來之北洋艦隊，見陳鄧已敗，不敢進窺虎門，只得悄悄率隊北返。香港亦無可奈何。同時又因香港中等華商見罷工已久，憤恨香港政府不予解決，使他們受“城門失火殃及池魚”之慘痛；又見國民政府著著勝利，同情廣東，于是而有“懇親團”之組織，十二月二十六日來廣州，共代表三百余人。繼而又有“華僑參觀團”之組織，不久亦來廣州，其人數亦相若。香港中等華商這些舉動，無疑義的直接對廣東政府同情，間接即對香港政府示威。香港帝國主義知大勢已去，外既軍事失利，內又居民叛離，于是戲法為之一變，宣布派遣四個全權代表，赴廣州解決罷工，以安香港方面的人心。同時又派華商代表八人先行來廣州，以探廣東方面的意旨。八個華商代表抵省以后，與罷工委員會商量經濟條件，罷工委員會答覆：“我們固然要經濟條件，同時也要政治條件；只談經濟條件，何能謂為根本解決？”并矚其轉告香港政府，所派定的四個全權代表，放膽來省，可以商量解決罷工。無論如何香港帝國主義此時確有軟化的表示。
第三期，猶豫時期。一九二六年一月，國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以后，廣東政局內即發生新的醞釀，原因是共產黨在國民黨大會時采取了對于新右派的退讓政策，以致新右派得以紛紛回粵活動，于是左派的政權隱隱發生動搖。蔣介石以左派的資格一變而為新右派的領袖，暗中準備反革命的政變。這種內容，香港帝國主義豈有不知之理，認為廣東既要發生政變，左派倒塌，右派登臺，那么又何必急急于解決罷工！所以香港政府派定的四個全權代表，始終遲遲不來。不僅如此，香港政府還于一月二十五日，率性宣布停止解決罷工，以示決絕。
香港帝國主義此時一方面靜候廣東的政變，一方面則用盡一切方法以加速這一政變。比方那時他們加緊“英國決用十萬大兵進攻中國”的宣傳。上海英國帝國主義的機關報，登載這樣一個消息：說“倫敦方面決將用武力干涉中國，預定十萬大兵，北攻天津，中攻滬漢，南攻廣州”。同時，英國公使向北京政府提出質問：“究竟能否制止廣東排英運動？否則，英國當代加重大教訓。英國國會業已同意，預算將來對粵每日軍費一百五十萬。”很顯然的，這種恫嚇的作用，只是給右派一種借口，好來提議解散罷工。再則就是勾結廣東右派加緊對于罷工工人的進攻。伍朝樞等此時與香港政府已經發生密切關系。在此時期，伍朝樞萬事不管，專門在國民政府委員會上，替外國商人告發罷工糾察隊的“不法”。又如公安局長吳鐵城向市民宣傳，“罷工工人比劉楊兵士還兇”，簡直開槍射擊罷工工人。很顯然的，這種造謠中傷的作用，一面是離間左派對于罷工的信任，一面也是給右派將來借口強迫解散罷工打下基礎。香港帝國主義此時還有一個得意之作，就是嗾使粵海關停關。中國海關稅務司，按照不平等條約都須盡用英人，粵海關稅務司不用說亦是英人。二月二十二日粵海關突然宣告停關，借口是“罷工糾察隊扣留八艇貨物，未經稅關查驗，糾察隊如此行動，彼實不能執行職務”。并對廣東政府說：“罷工會不聽政府命令，我來替你教訓。”又對廣東商人說：“我之停關，系為減少你們受糾察隊之壓迫。”又很明顯的，這種挑撥離間的作用，都只為了一個目的，就是催促廣東政變加速的到來。
但一切陰謀，當時是被我們一一加以打擊，故一時未能生效。
直到三月，香港帝國主義見廣東政變竟未發生，不覺猶豫起來了，于十九日派人到廣州面見汪精衛說：“香港政府有誠意解決罷工，已內定輔政司、律政司、華民政務司為代表，只須汪主席親筆寫一函去，三代表就可來省。”可見香港帝國主義此時還有意解決罷工。恰恰第二天廣東發生蔣介石的政變，罷工委員會亦被兵包圍，即所謂三月二十日中山艦事件，于是香港帝國主義的態度又為之一變。
第四期，重新強硬時期。三月二十日蔣介石的政變，使香港帝國主義從此根本取消解決罷工的意思。三月二十日政變消息傳到香港以后，香港總督召集西商大會，興高采烈的說：“恭賀諸位！報告你們一個好消息，就是二十日廣東政府已上軌道了。”聽眾報以歡笑，高呼萬歲！所以香港政府內定的三個代表，遂不出發。四月九日，再派人到廣州與伍朝樞談說之后，香港政府率性宣布“香港政府對于罷工期內工金及不能復業損失賠償，均不給予，亦不容許此項辦法”。以前香港帝國主義雖因面子關系，不愿出錢，然而并未正式宣布決絕；香港商人出錢，香港政府至少已經默許，如一九二五年年底派八個華商代表到廣州談經濟條件可以證明。今則露骨的不承認出錢原則，而且布露天下，咸使聞知，態度何等鮮明，何等堅決！無疑的這是三月二十日政變的影響。香港帝國主義從此重行抱持強硬的態度，以至于后來的“中英談判”，仍堅決的把罷工問題撇開，我們在后面再說。
這次省港罷工，本有極大的直接勝利的可能性，然而有了三月二十日的政變，這種可能性完全取消了。
罷工與北伐
北伐是中國革命過程的一件大事，因為有了北伐，使中國革命發展到最高度，革命領土擴張到長江流域，中國工人運動農民運動很迅速的得到長足的進步。北伐自然是當時中國全國范圍內革命高漲的需求，然而直接促進北伐則省港罷工實為很大的動力。廣東統一以后，就開始了北伐的準備，雖然經過三月二十日蔣介石的政變，但北伐終是革命的要求，終不能因任何障礙而阻止它的進行。六月，北伐出師了。在這次北伐中，省港罷工工人不用說是積極的參加。他們照東征南征一樣，組織運輸隊、宣傳隊、衛生隊，隨師北伐。特別是運輸隊三千余人，給予北伐軍巨大的幫助。湘粵之交，為五嶺山脈，崇山峻嶺，道路異常險阻，又兼濕暑炎蒸，罷工工人重擔渡嶺，其困苦可知。也就因此，罷工工人病者好幾百人。北伐軍因得罷工工人這種幫助，出師異常迅速，八月便收復全湘，九月便直抵武漢，中國革命得到空前的發展。
中英談判
因為北伐的原故，因為“得以進行本國統一革新之工作”的原故，罷工委員會同意國民政府致函香港政府提議商量解決罷工。六月五日，國民政府去函，香港帝國主義答覆謂：“罷工已成過去事件，愿派代表商量排英貨問題之解決。”國民政府回函聲明罷工仍為政治上經濟上一件要事，但亦可磋商廣東人民業已維持一年以上之排英貨運動的方法與手段。九月十五日，中英談判終于在廣州外交部實現了。第一次會議（十五日）只國民政府致了一篇歡迎辭。第二次會議（十六日）國民政府代表提出一意見書，大意是說廣東人民發生排英貨之直接原因，由于沙基慘案：沙基慘案之重要背景，由于上海“五卅”慘案。廣東為什么有省港罷工與經濟絕交之排英運動？因為“廣州為中國民族主義最大中心點，無怪其于此案堅持民族主義以相對峙，而視為中國民族主義與外國帝國主義間斗爭之顯著表示也”。中國以民族主義辦外交，并坦直指斥帝國主義，這算是中國外交史上的第一次。此外并質問為什么香港對廣東實行經濟財政封鎖？為什么拒絕國民政府在沙基慘案發生后所提議的解決條件？第三次會議（十九日）英國代表提出答覆書，謂“五卅”屠殺是自衛行動；沙基慘案系中國先開槍；省港罷工系少數人強迫；香港并未封鎖廣東。第四次會議（二十一日）國民政府代表提出反駁書，引證據理，指斥其推諉圖賴。談判到此，國民政府提出解決辦法，組織一公正的第三者考察法庭，惟此事須延宕時日，如為早日恢復兩國關系計，主張兩方協力分任擔負：第一，應保障不再有類似沙基慘案發生，此種保障，在于整頓沙面海陸駐兵，并限制英國炮艦停泊國民政府領土河面；第二，根據極公平原則，撫恤沙基慘案死傷者家屬；第三，解決因香港廣東通常關系破裂所發生的大失業問題，應籌備大宗款項。英國代表對組織第三者考察法庭表示須請示本國政府；對早日恢復關系之三條件，表示反對，并聲言解決問題不能包含賠償在內。國民政府代表表示讓步，提議在第三者法庭未成立以前，應行借款，此項借債，雙方分別擔任，如將來英國在第三者法庭得到勝利，香港擔負之借款，由國民政府償還。英國代表表示反對，提議實業借款貸予中國，以為黃埔開埠之用，而以建筑粵漢、廣九兩鐵路接軌為條件，其監督借款則依照廣九鐵路協約，雇用英國總工程師總管賬各一人。此日，罷工委員會偕同廣東工農商學各界召集十萬余人之示威大會，發布力爭沙基慘案與省港罷工條件的宣言。第五次會議（二十三日）雙方以其提議寫成條文，繼續討論，雙方皆表示須請示本國政府，而中英談判就此告一段落。其名延期，實則破裂。總而言之，中英談判雖為廣東自有獨立政府以來第一次與外國開的對等會議，為國民政府的新紀錄，但對于罷工解決是毫無結果。
取消對香港的封鎖
中英談判延期以后，罷工委員會發出致全國同胞書、致海外華僑書、致全國工會書、致世界工會書、致國民黨與國民政府書，除敘述中英談判經過外，請教三事：
一 其將不念先烈沉冤，無條件屈服乎？
二 抑將不但屈服，且進而接受英國所提出的實業借款條件乎？
三 或不愿屈服，須再接再厲，繼續奮斗，以求最后之勝利乎？
對于三條道路，罷工委員會說：“因我等罷工，事關民族問題，并非純屬我等一己問題，何去何從，毫厘千里，故不能不要求海內外同胞立予決定者也。”罷工委員會又申明：“我等奮斗，犧牲一切，本身利害，久非所計，如荷同胞指示，我們惟敬謹遵循，雖赴湯蹈火，決不瞻顧。”罷工委員會發出這信之后，各方面紛紛回答，都說“應當繼續奮斗，誓為罷工后盾，以求得最后之勝利”。
本來罷工委員會有好幾次準備收束罷工。當一九二五年八月廖仲愷被刺的前后，曾有一度準備，因那時“五卅”運動，在北方各地已依次低落，廣東孤軍奮斗，如何做得？于是而有“北上外交代表團”之發起，由各界各出代表二人及罷工代表八人共同組織之，將省港罷工所提的政治條件交付此代表團聯合全國去爭，而罷工委員會只與香港解決經濟條件便可復工。但此種準備，一方面固然因香港帝國主義一時還不愿意解決，一方面確因當時東征南征，須要罷工封鎖香港，將帝國主義對于反革命派之援應斬斷，好讓我們關起門來在家里捉賊，所以第一次準備收束罷工的計劃就作罷。一九二六年一月國民黨大會的前后，我們又有一次準備收束罷工，因東江南路均已收復，我們須準備北伐工作，如果香港帝國主義接受相當條件，亦可復工，故當時廣東方面派一重要官員到香港，作非正式之探詢；香港亦曾派一重要官員到廣州，非正式的表示要將罷工條件分為政治經濟二部，廣東方面答應如經濟方面原則上能承認，分開亦無不可；后來香港方面對于恢復工作一層，因謂商店倒閉，無業可復，完全復工，有些困難，廣東方面表示可以相當讓步。但因國民黨大會后廣東政局有新的醞釀，右派紛紛回粵，香港帝國主義因為有新的希望遷延解決，我們亦擬維持罷工，以預防右派的叛逆行動的發生，因為罷工工人經常聚集廣州者近五六萬人之多，造成一種革命的濃厚空氣，實在是鎮壓右派的一種力量，所以第二次準備收束罷工的計劃又作罷。三月二十日政變發生了，民族資產階級乘機進攻，此時當然我們不愿即于收束罷工，自己解除武裝。到五月第三次全國勞動大會的前后，我們因急于需要出師北伐，又有一次準備收束罷工。勞動大會提出由國民政府、香港政府、廣州商人、香港商人和罷工委員會五方面舉出代表組織委員會，商量解決罷工。這個五方面共同組織的委員會，亦含有打破香港方面謠言的作用，因為當時香港有一種謠言說：“香港出錢未為不可，不過恐其落在罷工領袖及過激派手中，仍里為繼續反對香港之用。”罷工委員會曾以此辦法，慫恿廣州商人派兩代表到香港，征求香港商人同意，并托其轉征香港政府同意，結果是香港帝國主義者置之不理，所以第三次準備收束罷工又作罷。陳獨秀、魏琴當時大罵廣東的黨部“太左，自始至終就無半點意思收束罷工，簡直是胡鬧”！據他們的意思，應該無條件解散罷工。自然他這種意見，我們無論如何不能贊同。但當時譚平山在上海的共產黨中央機關報宣布：“省港罷工終止了！”省港罷工在廣州分明沒有終止，而他們卻在上海宣布已經終止，這簡直是工賊的作用。
七月北伐出師了，而且所向克捷，收復全湘，直趨武漢，我們此時以為時機已至，決定自動的收束罷工，首先是取消對香港的封鎖。取消對香港封鎖的原因還有一個，就是對于廣州沿海農民的讓步。自罷工以來，封鎖香港，所以沿海一帶農產物一律禁止出口。當罷工初起時，罷工糾察隊封鎖海口，的確得農民的幫助不少，當時愛國熱潮甚高漲，農民也卷入這個熱潮之中。但封鎖實在太長久了，農產物停滯不能出口，農民當然大感不安，到一九二六年五月以后，農民與糾察隊在海口常常發生沖突，因為農民偷運農產物出口，糾察隊當然截留。此時正是新農產物上市時期，農民非得出口不行。罷工糾察隊封鎖以來，在各海口常常發生戰爭，如沙魚涌之戰，糾察隊與鐵甲隊死者數十，是香港以兵艦飛機巨炮協助土匪干的。太平之戰，糾察隊死者八人，是香港指使當地奸商土匪干的。中山之戰，糾察隊全隊覆滅，是香港以機械資助土匪干的。其他還有白鵝潭之戰，淡水之戰，前山之戰，大概都是奸商土匪協同干的。在這些戰爭中，農民還有幫助糾察隊的，至少是守中立。但到此時便不然了，農民反對糾察隊，如寶安，好幾個鄰近英界的村莊農民，簡直與糾察隊取了武裝對抗的形勢，雖被糾察隊征服了，但農民不平之氣確是與日俱增。這一點也是逼得我們不得不取消封鎖的。
關于取消封鎖自然需要收束罷工有一根本解決才行，罷工工人代表大會對此問題經過鄭重的討論。罷工委員會提出辦法，在關稅上附加二五稅，以此稅作為收束罷工之用。每一罷工工人先領一百元，到各處尋找工作，最好到香港尋找工作，六個月后，如不能尋找工作，可以回廣州，罷工委員會依然供其宿食。二五附加稅當然不是一次便夠發給所有罷工工人，可分五批發給：每批二萬人，以五個月發齊。此問題決定后，以二五附加稅由政府通知各國領事，期在必行，各帝國主義無法，只得在罷工工人這種偉大權威之下承認了。
于是一九二六年十月十日，罷工委員會召集廣州各界群眾大會，宣布取消對香港封鎖，并宣言“我們對香港封鎖的取消，是為了將來根本收回香港的準備”。
十月十一日，便于海關附近另建二五附加稅征收機關，由政府與罷工委員會共同組織，開始征收。
于是對于省港封鎖，便這樣的告一結束。
二五附加稅是由省港罷工開始的，這又是中國革命史中的新紀錄。此例一開，不僅國民政府領土內一切海關照例舉行，就是當時北方軍閥亦向帝國主義要求援例開辦，罷工工人所爭得的果實，不期軍閥也能得受實惠，真是出人意料之外。
此后省港罷工便辦理結束，實際上罷工并沒有完結，罷工委員會一切機關依然存在，罷工食堂與宿舍亦一律存在，一直到一九二七年整個國民黨叛變以后，汪精衛回粵，知省港罷工工人為一不可侮的勢力，于十月方用武力強迫解散罷工工人，罷工才算完結。所以正確計算，省港罷工從一九二五年六月起，應算至一九二七年十月為止，共計兩年零四個月。
這次罷工的意義與教訓
這是一個為世界職工運動有史以來所未聞見的長期罷工，它的意義的確超過“罷工”以上。很明顯的這個罷工在中國大革命的廣東時代，無疑的起了無產階級的領導作用。省港罷工委員會本身的確有獨立的政權性質（香港帝國主義所罵的“第二政府”），它當時在南中國的確成了各社會民眾團體的總領袖，它在廣東的地位的確有舉足輕重之勢，它的影響的確是巨大無比。也就因此使廣東方面全省工人組織起來，全省農民（九十四縣之中有八十五縣）也組織起來。共產黨由四百余人的小團體一變而為上萬數的真正群眾的政黨；以致無產階級和共產黨在政治上得到巨大的威信。幼弱的國民黨、國民政府、國民革命軍，更是得到省港罷工的幫助，鞏固了革命根據地，統一了廣東，實行了北伐，使革命高潮推向前進。所以省港罷工的意義，的確是不能以“罷工”的意義來解釋的，因為它超過了“罷工”的意義以上了。
省港罷工的策略是不是有錯誤呢？如就罷工范圍內所有主要的策略來說，我們直到現在始終還未發現錯誤，認為是正確的。關于個別的局部錯誤，當然是不免的，但與根本策略無關。的確省港罷工所采用的策略達到了最高的形式，不是工廠范圍的形式，也不只是國內范圍形式，而是國際范圍的形式，這在中國，這種罷工策略之最高形式，應該說是自省港罷工才開始的。我們要說這些策略便是我們的教訓，讀者可自去領會，這里不重說了。
省港罷工遺傳下來的種子，直接影響到一九二七年十二月的廣州公社的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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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鐵路工人和海員工人的罷工對平定劉楊戰爭的巨大支援，按著者原來的編寫計劃是要寫在“廣東時代極盛期”一章（見“著者申明”）中，后來因著者忙于革命的實際工作，原來的編寫計劃未能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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