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的悲劇
諸葛亮是個對我們民族精神產生過重大影響的歷史人物。“三個臭皮匠，抵個諸葛亮”、“三顧茅廬”、“萬事俱備，只欠東風”、“鞠躬盡瘁，死而后已”……哪一個歷史人物能產生這么多的“典故”，化為婦孺皆知的成語活在民族的語言之中!自六朝以來墨客騷人寫過多少吟詠諸葛武侯的動人詩篇哪!詩圣杜甫“飄泊西南天地間”之際，“久游巴子國，屢入武侯祠”，直接憑吊，吟詠武侯的詩篇就不下十余首；像《蜀相》、《八陣圖》、《詠懷古跡》都是千百年來廣為傳誦的名篇；“功蓋三分國，名高八陣圖”、“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遺像肅清高。三分割據紆籌策，萬古云霄一羽毛”、“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等，早已成了膾灸人口的名句。人們常常借助于這些名句，表達自己對于這一歷史人物的無限敬仰與無盡的嘆惋之情。
“歷稽載籍，賢相如林，而名高萬古者莫如孔明。”諸葛亮作為一個分裂割據的蜀漢小國的丞相，是什么原因使他這樣出名這樣赫然地凌踞于有五千年歷史的泱泱大國的許多著名的政治家之上呢?《三國演義》的批評者毛宗崗認為小說人物中有“三絕”，而諸葛亮為三絕之首。他說諸葛亮“其處也彈琴抱膝，居然隱士風流；出而羽扇綸巾，不改雅人深致。在草廬之中，而知三分天下，則達乎天時；承顧命之重，而至六出祁山，則盡乎人事。七擒八陣，木牛流馬，既已疑鬼疑神之不測；鞠躬盡瘁，志決身殘，仍是為臣為子之用心。比管樂則過之，比伊、呂則兼之，是古今來賢相中第一奇人。”毛宗崗以小說為依據，概括得很全面，但它還未能從民族的文化心理發展的角度進行歷史的具體分析，所以說得還不夠懇切。諸葛亮出名的原因，這里不擬作全面探討。但有一條肯定不能忽視，那就是他作為一個執著信仰、忠于托付、為之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失敗英雄，千百年來，在人們心目中凝聚為一種人人崇敬、贊嘆、感喟不已的情結，從而成為一種觀念或精神的象征，鐫刻在我們這一古老的民族的心靈之上。
未出茅廬，而知天下三分的大勢，這是何等的遠見卓識!諸葛亮出山之后，劉備的事業幾乎是無往不勝。“魚到南陽方得水，龍飛天外便為霖”，其政治軍事才能是何等超拔!“撥亂扶危主，殷勤受托孤”、“七擒孟獲、六出祁山”，“只因先主叮嚀后，星落秋風五丈原”，那忠貞、那執著、那高風亮節和犧牲精神是何等感人動人!“空余門下三千客，辜負胸中十萬兵”，千古以來多少英雄人物，壯志末酬，赍志而沒，一提起諸葛亮，“前后出師遺表在”，怎能不“令人一覽淚沾襟!”。
漢末群雄逐鹿，優勝劣敗，曹孟德父子以強凌弱，霸有天下；司馬仲達父子，依樣畫葫蘆，從孤兒寡婦手中，篡奪天下。宋、齊、梁、陳、隋，紛紛效尤，爾虞我詐，陰險兇殘，君臣、父子、兄弟相殺戮，三百年間七次易代，開創了中國歷史上政治丑惡的記錄。以諸葛亮的才干和威望，以劉禪的孱弱無能，在劉備身后他“受六尺之孤，攝一國之政，事凡庸之君，專權而不失禮，行君事而國人不疑”。吳魏兩國在孫權、曹操身后，都發生過多次篡殺和政變，而唯獨偏居一州之地的蜀漢小國，在劉備身后卻始終保持著政治穩定，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相形之下，諸葛亮的人格和節操——它不單是愚忠，真真是光照千古了。作為一個失敗的英雄，諸葛亮的歷史遭遇是何其不幸!然而，他又是何等的幸運啊!諸葛亮真是一個悲劇人物，一個多重意義的悲劇人物!
對于諸葛亮的失敗悲劇，晉宋以來，人們曾反復進行過思索和探討，直到今天，依然聚訟紛紜，莫衷一是。
“臥龍雖得其主，不得其時”，漢朝氣數已盡，諸葛亮蒙劉備三顧之恩，后來更受托孤之重，他以“興復漢室”為己任，是“知其不可而為之”，盡人事以聽天命，最后的悲劇結局，是他在出山之前就已料定了的。把悲劇原因歸結于天數，這是《三國演義》的主調。《三國志》的作者陳壽，雖然對于諸葛亮的才干和人格給予崇高的評價，但他認為諸葛亮北伐“連年動眾，未能有克”，是因為他“理民之干，優于將略”，“治戎為長，奇謀為短”，就是說諸葛亮的治國才能優于軍事才能，而在軍事能力方面，又長于治軍而短于謀略。諸葛亮第一次北伐，拒絕采用魏延出奇兵走子午谷的奇襲長安的戰略，有人認為魏延是對的。去年一位長于標新立異的戲劇家還寫過《祁山夕照》的劇本，宣揚這種觀點，獲得了一片叫好聲呢。
一種意見是認為諸葛亮死得太早，否則“若天假之年，則繼大漢之祀，成先王之志，不難矣”。唐代中興名相，大家熟悉的“雪夜平蔡州”的統帥裴度，即持這種觀點。上文所引，即是他為成都武侯祠被后世稱為“三絕碑”所撰的碑文中的話。在碑陰文中，孫樵更公開地指責陳壽貶抑了武侯。學者認為，陳壽雖稱良史，然其父陳式本為諸葛亮的部下，因犯法為諸葛亮所誅，故壽為諸葛立傳有失公正。
一種意見認為，諸葛亮的“隆中決策”，是“跨有荊、益”作為根據地，然后待“天下有變”，分兩路出師北伐，一路向宛洛，一路向秦川，以統一中國。其后由于關羽“大意失荊州”，而劉備伐吳又遭彝陵大敗，致使蜀漢國土失半，元氣大傷，再無統一的可能。杜工部《八陣圖》詩所謂“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即表達了這種觀點。近年還有學者認為，諸葛亮的“隆中決策”本身就包含著悲劇的因素。從歷史、地理的因素看，漢末的中原(包括關中)與荊、揚及益州，已經發展成為三個互相對抗的經濟區，它是三國立國的社會基礎。荊州與揚州聯為一體，為東吳所必爭；而荊州和益州因為崇山峻嶺的阻隔，它們作為兩個各自獨立的經濟區，聯系極為不便，蜀漢集團無論以荊制益還是以益制荊都無可能，所以失荊州實為歷史的必然。故諸葛亮的隆中決策預見天下三分，有著非凡的眼力；認為劉備只有向荊、益二州發展，也很正確；但他的“跨有荊、益”作為立國和發展的基礎，是不現實的，這也注定了他的理想要成為悲劇。
此外還有多說，諸如認為諸葛亮用人苛嚴，求全責備，致使蜀漢無人啦；不重經濟致使糧饋不繼啦；北伐本來就是以攻為守啦，等等，不一而足。
從社會政治或者意識形態中尋求社會變革的原因，夸大個別人物在重大歷史事變中的作用，這是歷史唯物論產生之前一切社會歷史觀的基本特點，也是近些年又重新時髦起來的“新觀念”，其實如果你不帶偏見，認真地使用馬克思主義的“傳統方法”去觀察一些使你感到困惑的社會歷史問題，你馬上會有一種醍醐灌頂或恍然大悟或豁然貫通的感覺。諸葛亮的悲劇問題，何嘗不是這樣。有的論者駁難說，商湯以七十里，周文王以百里而有天下，漢高祖也是以漢中為基地戰敗項羽，故不能以實力懸殊為諸葛亮辯護。可是他們忘了，彼此的對手不同；夏桀、商紂、與項羽都代表腐朽落后的勢力，這注定了他們要失敗。而曹魏集團統治所依恃的社會基礎恰恰不是這樣。每一種生產方式都有一定程度的自我調節能力，而當它的內部矛盾積累到一定程度它自己無法解決時，社會便會呼喚外力將這種生產關系轟毀，或者通過外科手術將社會的“腫塊”切除，這之后，社會生產才能在新的框架內繼續發展。漢朝末年，政治極端腐敗，世族豪強任意兼并土地，使被剝奪的農民不是流離失所，就是淪為奴婢，使社會生產很難繼續下去，因此釀成了大規模的農民起義。繼之是曠日持久的軍閥混戰，祖國北方出現了“出門無所見，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的情景。經過董卓殺掠，中原地區“民人死者且半”，關中“無復人跡”；徐州漢末時“戶口百萬”，經過“曹操屠戮”，“自泗南至夏丘”，“雞犬不聞”，“城邑無復行人”，一直到曹魏統一北中國之后，雖然“奄有十州之地”，然“計其戶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長期戰亂，魚死網破，留下大片大片的無主荒地，曹操在這個基礎上，才得以招流民，興屯田，重新分配土地，恢復和發展社會生產，這才為他的統一事業奠定了基礎。大亂之后，人心思治，分裂已久，期望統一，對于世族豪強來說他們也許憧憬著過去的黃金時代，而對于廣大民眾來說，他們的記憶中所留下的恐怕主要是憎惡，所以劉備和諸葛亮的“恢復漢室”的口號，對于中原人民并沒有什么吸引力。
當然，諸葛亮不是袁紹，并不是舊的豪強世族的代表。但他和劉備從劉璋手中所接過的地盤，卻是一個與中原地帶完全不同的社會基礎。表面看起來，這“天府之國，沃野千里”，戰亂中，是一片相對穩定的綠洲，可這里豪強兼并，政治腐敗，仍沿著漢末的道路下滑。劉備從劉璋的手中接管了益州后，并未清掃那里的地基。他的蜀漢政權，是以他的東州地主集團和原來的巴蜀地主集團聯合統治為基礎，土地難于重新分配，生產秩序無法重建，想“屯田”而無地可分。北方的社會是切除病灶后的肌體，而巴蜀用的是保守療法，當然比起前者來要缺乏生機。加之諸葛亮及其后任的連年征戰，超過了國力負擔，故到蜀亡之前，已經是“入其土，民有菜色”的地步。劉禪投降，向魏方呈獻戶籍薄，蜀漢全國“領戶二十八萬，男女口九十四萬，帶甲將士十萬二千，吏四萬”人。
在今天看來似乎有點令人難解：以94萬的老百姓供養著14萬的官吏和軍隊，平均不到7人即負擔一個，包括龐大的軍費開支，在漢末那種生產力水平下這樣一個社會怎么能長期存在下去呢?而這則是諸葛亮統一中國的社會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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