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yuri R , Sep 13,2004,17:30
為紀念抗日戰(zhàn)爭勝利59周年，受KEEN之邀。我將以前的貼子重新整理一下發(fā)出，以餐網友。
公允的說：抗日戰(zhàn)爭的勝利是中華民族共同的勝利。國共兩黨都為這場戰(zhàn)爭的勝利，為中華民族的興亡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對在那場戰(zhàn)爭中犧牲的先輩，無論他屬于何黨何派，我們都不可作出任何不敬的言詞。因他們的鮮血和生命奠定了今日中國復興的基礎。
我開此欄只想糾正《一寸山河一寸血》中無視、扭曲、甚至篡改的歷史。
這些集子的開篇語說：
不能無視、扭曲、甚至篡改過去。要真誠面對歷史。
此話說得很好，但卻沒有做到。
片中凡是無視、扭曲、甚至篡改過去的地方，我將一一指正。
請給我一定時間來完成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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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集《烽煙再起》
第二十二集《長沙會戰(zhàn)》
第二十三集《在北風中出擊》
民國28年底，全面總攻擊的發(fā)起。一方面是長沙之役擊退敵軍所帶來的信心，一方面也是成長于惡劣環(huán)境中的國軍將領充分了解敵我當今狀態(tài)的結果。
昆侖關戰(zhàn)役
但這一戰(zhàn)的意義卻是非同小可的，因為它是淞滬以來，我軍第一次在攻堅作戰(zhàn)中得到了勝利。
第二十四集《突出封鎖線》
第二十五集《火拼大江中游》
棗宜會戰(zhàn)。國軍37個師，日軍3個師團、2個支隊，約10萬人。軍事委員會指示：避開日軍進攻鋒芒，以小股部隊狙擊遲滯，并分向山地退避，而后截其后路以消滅敵人。
國軍以四個集團軍的兵力，包圍棗陽之敵。5月30日，日軍終于在重重包圍中，向南殺出了一條血路，但是在黃龍垱和方家集，卻遇上張自忠的部隊。5月8日在新街接敵，9日北進峪山，11日圓部傾力圍攻，連戰(zhàn)五晝夜，直到16日，張將軍身中數彈，為國捐軀。74師也都在南瓜店附近的十里長山，為國家流盡了最后一滴血！（日第3師團還是13師團？）6月14日，宜昌陷落。
在大陸，對張自忠將軍的忠勇一直都有很高的評價。
在《血鑄中華》中關于這一役的記載
http://cyc6.cycnet.com:8090/xuezhu/qhwar/c...d=2404&pageno=1
★主辦：共青團中央 中國社科院
1940年5月1日，日軍第十三師團配戰(zhàn)車20余輛、飛機40余架，由鐘祥北進，向中國第三十三集團軍陣地攻擊。守軍利用地形與敵激戰(zhàn)。至8日，日軍先后攻占長壽店、田家集、豐樂、張家集、新野。此時，第二十九集團軍向敵之側背猛擊，第四十一軍也堵?lián)羧哲姳边M。在信陽方面，日軍第三師團、第四十師之一部擊退劉汝明第六十八軍及池峰城第三十軍各一部，攻陷明港、獅子橋及小林店，至7日，又攻陷桐柏、唐河縣城，并向棗陽進發(fā)。第三十一、第二集團軍和李仙洲的第九十二軍分路向日軍側擊、尾追，8日收復唐河，9日收復新野。在隨縣方面，敵第三十九、第六師團之一旅待兩翼包圍完成，于5月4日開始向第十一集團軍陣地攻擊，先后陷高城、安居。第十一集團軍主力轉移至棗陽附近。這時，唐縣正面之敵大舉進攻，并以戰(zhàn)車由兩翼包圍。此時棗襄公路被切斷，中國軍隊從棗陽突出包圍圈，留一七三師師長鐘毅持久抗敵，掩護主力向唐白河西岸轉進。至8日，日軍攻占隨陽店、吳家店，并沖入棗陽，與第一七三師激戰(zhàn)。該師寡不敵眾，且戰(zhàn)且退，節(jié)節(jié)抵抗。師長鐘毅以下大部分在新野縣境壯烈殉國，而主力部隊卻安全撤出日軍大包圍圈轉入外線。5月10日，各路日軍會師唐白河畔。此時外翼部隊反將日軍左右兩翼壓迫于中央地區(qū)，將敵大部反包圍于襄東平原地區(qū)。第五戰(zhàn)區(qū)也轉入攻勢，令第二、第三十一集團軍與第九十二師由北向南，第三十三、第二十九集團軍由南向北，第三十九、第七十五軍由西向東進攻，并以第九十四軍進出漢宜路，深入京山、皂市、應城、云夢攻擊敵后方聯(lián)絡線，同時鄂東游擊部隊第七軍占領平漢路上的雞公山、李家寨與柳林車站各據點。至5月16日，第三十一集團軍克服棗陽。此役斃傷敵2.5萬人以上，繳獲炮60余門，馬2000余匹，戰(zhàn)車70余輛，汽車400余輛，及其他戰(zhàn)利品不計其數。其時，第三十三集團軍總司令張自忠，為殲滅退卻之敵，親率總司令部特務營與七十四師主力，趕至南瓜店堵截，適敵大股轉回，反攻棗陽并反擊張自忠截擊部隊，張軍因兵力薄弱，直到所部傷亡殆盡，張亦重傷陣亡。17日，日軍再占棗陽。第五戰(zhàn)區(qū)部隊撤向唐白河西岸，于新野、唐河地區(qū)集結。日軍重占棗陽后，于襄河東岸集中，擬進攻宜昌。此時由東北抽調第四師團接替襄河以東的防務，以第三、第三十九師團由襄陽、宜城分別渡河，6月上旬陷襄陽，繼占南漳。日軍第六、十三師團則在漢宜路由汨口、沙岸分渡襄河，與南下之敵會合，向中國軍隊進攻，連陷荊門、江陵，進迫宜昌。國民黨軍節(jié)節(jié)西退，潰不成軍，14日放棄宜昌，改取外線態(tài)勢，于宜昌、當陽、隨縣、棗陽以北地區(qū)布防，監(jiān)視敵人。這次會戰(zhàn)，日軍雖占有宜昌，然而始終沒有捕捉到中國軍隊的主力，也未能解除襄樊和大洪山地區(qū)對武漢的威脅。是役歷時近兩月，大小戰(zhàn)斗500余次。中國軍隊在會戰(zhàn)中達到了牽制和消耗敵人的目的。
第二十六集《重慶精神》
片中語：汪精衛(wèi)出走的背景也許不單純，但對抗戰(zhàn)前途悲觀，顯然是其重要因素之一。老實說，當時作如是想的人絕不止汪精衛(wèi)一個。因為，從科學的觀點來評估，我們實在算不出決勝的因子何在？！但是，這個因子卻實然的存在著。古人有道[時窮節(jié)乃見]，這里的節(jié)，指的是一種氣節(jié)。也就是我們今天要談的[重慶精神]
片中語：面對這一連串的橫逆，一連串落井下石的打擊，國民政府作出了堅決的回應：1940年9月6日明令重慶為戰(zhàn)時陪都。
本片將[重慶精神]解釋成一種氣節(jié)，一種不屈不撓的精神，并將這種精神作為中華民族決勝的因子。
不屈不撓確實是我們中華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但是在重慶蔣先生領導的國府是否真的體現(xiàn)了我們民族的這樣一種精神呢？
戰(zhàn)后從日本揭露出來的“桐工作計劃”（1939年11月）、“錢工作計劃”（1940年11月）無疑給了否定的回答，這兩個計劃都是在汪精衛(wèi)剛投敵后發(fā)生的。同時也證實了當年中共對國民黨政府降日的擔心，并非無根無蒂、空穴來風。
對應的中共也宣傳“延安精神”。
什么是延安精神？下面是中共宣傳部門的說法：
延安精神的內涵十分豐富，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延安時期所培育起來的以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為中心內容的無產階級革命精神。
延安精神是延安時期共產黨人的一種精神風貌、思想品格、道德情操和優(yōu)良作風，也是中國無產階級所特有的精神文明。
延安精神的內在本質是共產主義的理想和道德，其思想基礎是實事求是，其最鮮明的特征是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創(chuàng)業(yè)精神，而崇高的共產主義理想和信念是延安精神的靈魂，始終貫穿于其中。
延安精神，是胸懷祖國，心想革命大局，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
延安精神，是廉潔奉公，不為個人、家庭、親友或狹隘集團謀私利的精神；
延安精神，是與人民群眾甘苦與共、艱苦奮斗、奮發(fā)圖強的精神。
在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２７日毛澤東寫給其表兄文運昌的信中，鮮明概括地反映出延安的革命精神。信中指出：“惟有合群奮斗，驅除日本帝國主義，才有生路。”我們這里“上自總司令下至伙夫，待遇相同，因為我們的黨專為國家民族勞苦民眾做事，犧牲個人私利，故人人平等，并無薪水。”（《毛澤東書信選集》，１１４頁）
延安精神最突出的就是艱苦奮斗的創(chuàng)業(yè)精神。延安，吃的是小米，住的是窯洞，穿的是粗布，物質生活可謂菲薄。然而，有千千萬萬的熱血青年，不少還是富家子弟，從豪華的大城市，如上海、北京等地，冒著生命危險，沖破層層封鎖線，投奔延安，一個根本原因就是延安有真理，有崇高的共產主義理想，有堅強的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信念，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新型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總之，延安精神，是中國無產階級所特有的精神文明。
第二十七集《資源開發(fā)》
片中語：在許多民生物資之中，糧食仍然是最重要的。據估計，后方14個省份的稻米生產，在戰(zhàn)前占全國總產量的65%，照講，戰(zhàn)時應該夠吃才對。但民國29年秋，重慶的米價卻飛漲了兩倍多，這一部分和當年欠收有關，但更大的原因是戰(zhàn)爭帶給民眾的不確定和不安全的心理影響，該賣的不賣，不該買的也買，于是[囤積應變]，使市場形成了嚴重的供不應求的失調現(xiàn)象。加上奸商哄抬物價，后方經濟的陣腳就更穩(wěn)不住了。
29年，政府采納沈宗瀚的意見，實施[田賦徴實]辦法。同時對有余糧的人，施行[給價徵購]
不知為什么，本片沒有談抗戰(zhàn)時期的經濟“統(tǒng)制”政策。其實日本人對這個經濟“統(tǒng)制”政策的評價還是很高的，因為它使得軍心不散，維持了軍隊的戰(zhàn)斗力。
但我也注意到，國府就像一名蹩腳的武士，在揮舞“屠龍刀”殺敵的同時，也將自己身上的肉一片片的割下來。
我就來談一談，田賦征實。
何謂田賦征實？田賦（國家農業(yè)稅）原來是以貨幣形式征收的，1940年，國府不愿收自己發(fā)行的法幣，改以征收農產品（實物）。
為何不收法幣？原來法幣貶值太快。以1937年法幣l元的購買力為例，1938年底時約等于戰(zhàn)前幣值6角，1939年底的僅值戰(zhàn)前幣值2角8分，到1940年底時降至8分左右，“自此逐降到1943年底只值半分，到日本投降前夕的1945年8月，已只合值戰(zhàn)前法幣五毫”。
在第十八集《烽火桃李劫》中，王作榮回憶到：畢業(yè)時，我的畢業(yè)證上注有欠政府多少錢，這筆錢我都還了。不過還時已經一文不值了。那么，不值到什么程度？假設：1937年1萬法幣可供3名大學生1天2餐吃一年，到了1945年，就只能供1人吃1餐飯了。
經濟“統(tǒng)制”、田賦征實其本意為防止物價飛漲，穩(wěn)定供給。在抗戰(zhàn)時期，確實保障了軍隊、政府官吏的供給，起到了穩(wěn)定軍心的作用。
凡糧價上漲，勢必刺激工薪上漲的壓力，工薪上漲就會帶動物價普遍上漲，從而引發(fā)通貨膨脹的惡性循環(huán)。然而國府并非用田賦征實平抑物價，反而對通貨膨脹推波助瀾。
1941年，每一元農業(yè)稅換征2石稻谷，1942年變?yōu)槊吭魇?石稻谷。當時國民黨統(tǒng)治區(qū)流行的一首歌謠中就有：“市谷一石錢值萬，如何官價只二千”的歌詞。
1941年國民黨政府提出：“于征實之外，另行辦理定價讓購，每年參酌各省需要及當時糧價，分省核定征購數量、標準及價格，給付一部分現(xiàn)金，一部分糧食庫券及儲蓄券于秋收后隨同田賦征實，一次征收。各省縣級公糧，過去由縣自攤派者．亦規(guī)定限度，隨賦帶征”。據糧食部的報告所說，是“近于攤派”。其付款方法是所謂“三七搭成”，即付給三成法幣，七成糧食庫券或法幣儲蓄券。糧食庫券或法幣儲蓄券并不能在市場上流通，換句話說，糧食庫券或法幣儲蓄券不能作為第二年的生產準備金。
一方面，超低價征收，另一方面，剝奪第二年的生產準備金。如此一來，對農業(yè)生產的破壞性可想而知。
田賦征實、征購、征借的“三征”政策，嚴重損害了農民的利益。三征政策實際上是對農民的掠奪政策，通過這種政策，國民政府從農民手中拿走了其收獲物的一半以上。其被奪走的不僅是農民全部的剩余產品，而且有很大一部分是維持他們自身生存需要的必需品。如1942年，在田賦較重的四川，每畝收獲物的59．5%要被拿走；在湖南，被奪走的農產品占每畝產量的52．79％；云南被拿走的農產品也占到每畝的48％。通過三征，農村的糧食基本上被搜括殆盡。如此一來，雖然軍糧、公教人員等非農業(yè)人口的用糧得到了保證，但勞動農民卻要遭受忍饑挨餓的痛苦，絕大多數勞動農民只能以雜糧、野菜和草根樹皮為生，餓死人的事情已是司空見慣。
片中說，征收是對家有余糧的殷實戶所實行。果真如此嗎？當時大小地主都以政府增加田賦征實為借口，大肆向農民加租加押。1942年國民黨政府行政院曾通令各省說：“耕地租憑契約訂定繳納實物或改繳實物仍不敷完糧者，得請求增加地租”，如果有“爭議或佃戶抗不交租，得向司法機關起訴”。公開鼓動地主階級把錢租改為物租，并把賦稅的負擔轉嫁于從事實際生產的農民。（《中國近代經濟史》P501）
不合理的田賦征實和征購額度，造成大量自耕農的破產，土地兼并日益嚴重。同時由于余糧不足，大量青壯年離開土地投軍（有糧吃），使得農業(yè)生產人口大幅減少。吃糧的人增加，種糧的人減少，勢必第二年又要加重征實和征購額度。
為什么我說：國府對通貨膨脹推波助瀾呢？國府以低價強購（統(tǒng)制政策的統(tǒng)購統(tǒng)銷），而以8倍以上的價格出售。加上農業(yè)生產力的衰退，使糧食更成了稀缺之物，由此帶動物價的飛漲。
當時，法幣是國家的統(tǒng)一貨幣。國統(tǒng)區(qū)的通貨膨脹同時對淪陷區(qū)（汪偽政權）的經濟產生重大殺傷力。當時，共產黨控制區(qū)為了保護邊區(qū)的經濟穩(wěn)定，被迫發(fā)行邊幣。我們知道發(fā)行貨幣本是國家行為，邊幣的發(fā)行，促使共產黨開始考慮管理國家級政府所需的人材，并開始為之準備。
就個人來說，如果有兩種貨幣，一種天天貶值，而另一種穩(wěn)定得多。顯然，人們愿意接受穩(wěn)定的貨幣。因此，邊幣在華北、山東等地大行其道。
我們來看一看，當時共產黨在它的控制區(qū)是如何穩(wěn)定貨幣的，同樣也是從糧食入手。
為了鼓勵糧食生產。共產黨除了開荒、移民、修水利等經濟措施外，最主要的是實行減租減息。減租減息的具體辦法，在地租方面，一般都實行“二五”減租。不論公地私地，佃種地等，也不論是錢稅制、物租制、活租制和死租制(鐵板租)，一律照戰(zhàn)前租額減低25％，如群眾要多減時，也可以根據情況或三七、或四六減。減租減息政策從1937年8月正式提出，但受到了地主們的阻擾，他們企圖用自耕、出賣、分家等手段來威脅農民，或將租額提高，達到明減暗不減的目的。所以減租減息到了1942年才在各解放區(qū)普遍實行。
通過減租減息使農村階級關系和土地關系都發(fā)生了有利于廣大貧苦農民的變化。據太行區(qū)15個村的調查，減租減息后，地主和富農的經濟地位比之減租前顯著下降。地主占有土地的比例，從1942年前的23％降到1944年的3.6％，每戶平均占有的土地，由98.6畝降到42畝。貧雇農的經濟地位則顯著上升，平均每戶占有的土地數都有增長，許多上升到中農地位，使中農的戶數顯著增加，由1942年占農戶數的37.8％上升到1944年的55.2％，中農占有的土地則由1942年前的37％增到1944年的60％。（《中國近代經濟史》P542 這里的中農就是自耕農）
所以，當1946年，國民黨揮舞著“倚天劍”、“屠龍刀”向共產黨猛撲過來時，耀眼的鎧甲里面裹的卻是一副瘦骨嶙嶙的身驅，他的肉差不多已被自己割光了。反觀共產黨，手中只有三節(jié)棍，但藤甲里面卻是一幅壯實的身軀。所以，第一年，共產黨只能左閃右躲，第二年，國民黨氣喘噓噓，第三年，國民黨連招架之力都難以為繼了。
所以，雖然他們的名氣不如出生入死、效命疆場的軍人那么響亮。甚至我們連究竟有多少[戰(zhàn)士]在經濟戰(zhàn)線上奮斗都無法統(tǒng)計。但他們對整個民族的貢獻，卻將永志于抗日戰(zhàn)爭的青史之中。
據國民政府行政院農村復興委員會1934年前后出版的幾省農村調查記載，農村捐稅的名目各省都有幾百種。
又據天津《大公報》1932年統(tǒng)計，全國捐稅的名目有1756種。例如，不種鴉片的有懶惰捐，“大小便有糞溺捐．娶妻的有新婚捐，死人有棺材捐(福建)，掃地有垃圾捐，以及過路錢，交通稅，五花八門，不一而足。”特別是強迫人民種鴉片和重抽鴉片捐稅，對人民所進行的毒害和壓榨極為殘酷。各地軍閥爭相勒種鴉片。蔣介石為了奪取鴉片稅的收入，大肆叫嚷禁煙，實行鴉片專賣，又大規(guī)模武裝運銷鴉片謀取暴利，禁煙的結果，變成了無形的推廣種煙。據估計，1932年鴉片產區(qū)達17省，面積400萬畝．年產鴉片2億兩，捐稅在3.43億元以上。”其他捐稅的數量也都在不斷增長。
例如1928年特別是1931年后．地價和農產品的價格都在猛跌。而田賦的征收數額卻在逐年增高。江蘇武進1925年至1932年七八年間就增加了一倍。田賦附加稅，袁世凱統(tǒng)治時還規(guī)定不得超過正稅30％，但1933年江蘇海門、如皋的田賦附加稅競超過正稅的二十五六倍。。同時，有些地方還要進行預征。1935年四川的達縣、重慶、海南等縣均已征至1970——1981年。據統(tǒng)計，1930年至1933年蔣介石政府的稅收在除債款外的財政收入中達95％。在蔣介石中央政府的稅項收入中，關稅、鹽稅、統(tǒng)稅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收入增長的很快，從1928年度的2．59億元，增加到1936年度的10．57億元。這三大稅源同樣被四大家族其及爪牙用來大飽私囊和發(fā)動內戰(zhàn)。
第三戰(zhàn)區(qū)經濟委員會1941年出版的《東南經濟》4月號中說：“從后方到前方，從東南到西北，彌漫了‘暴發(fā)戶爭購田地’的氣氛。后方的農村固然不必舉例，凡關心報章的俯拾即是；就是前方的洞庭湖西岸的南縣、華容，買田都很起勁，甚至連經手交易收取傭金的人也有成為財主的，由此可以證明地權變動的激增。”
對國民黨統(tǒng)治區(qū)土地的加速集中，中國農民銀行的官員也曾披露說：自抗戰(zhàn)以來，“原有不良之土地制度完全暴露其惡性現(xiàn)象，……如糧食囤積，土地兼并，農民困苦，地價上漲，…加上戰(zhàn)時游資流入農村，兼并之風更盛，……賣地者，為受戰(zhàn)時經濟影響不能繼續(xù)經營之半自耕農、小自耕農、及坐吃山空的小地主，購地者為因糧價上漲大發(fā)國難財者、土劣、富商大賈與滿載而歸的軍人、政客及其他特權階級等，由是土地逐漸趨于集中。”
1944年廣東省地政局局長高信在中國地政學會座談會上承認；東江一帶5畝以下自耕農．在抗戰(zhàn)以來因生活高漲，無法維持，紛紛將土地抵押或出賣，去年(1943年)更拋棄土地逃荒，……現(xiàn)在廣東占地萬畝的地主卻不在少數。又據廣西桂林農村的典型調查，1936至1946十年之間，有80％左右的其雇農出賣了土地，這些土地有63％賣給了新興地主和官僚，再據國民黨農產促進委員會1944年對川、桂等11省114個縣的調查，佃農半佃農的比重由1936年的57.7％，上升到1944年的62％。
還可以從中國農民銀行四川農村經濟調查委員會1941年5月的調查報告和同年糧食部的施政報告得到說明。前一報告說：“萬縣一帶谷租比例，主九佃一者有之，主八佃二者有之，主七佃三者有之，四區(qū)多為主七佃三，大概以主八佃二較為普遍”。
糧食部的施政報告說：“農民終日辛苦所得，大部分要供給地主，這是最不公平的，就四川來說，成都附近一帶，因為都江堰水利，田土甚為肥沃，農民所納田租，最高的競達收獲量73％。其他各地大概要以60％歸地主。最近七八個月以來，因為糧價飛漲的結果，四川地主所得，比以前增加了10余倍至20倍。……至農民方面，所得甚微，甚至有不夠生活的，其影響生產，實非淺鮮。”
農業(yè)生產陷入日益萎縮的境地。
關于資金問題。首先，中貧農的農業(yè)再生產資金大半被重租重稅所消耗。例如1945年4月13日的《云南日報》社論指出昆明附近各縣的農民繳了租稅后的情況說：“近年來秋收后能夠有余糧供一家半年食用的、每村不及一半，過年后還能有存糧供—家3個月食用的，每村更不過數戶而已。在此期間，還有種種與時俱至的負擔源源而來，迫使農民將存糧出售。于是谷雨—至，連播種都成問題．更逞論日常供食用的米麥……農民自播種起至收獲前，因缺乏資本——主要是種種食糧和肥料——被迫忍痛將未來的收成以較現(xiàn)在為尤低的價格預賣給人”。沉重的租稅，加上生產成本的提高和高利貸的剝削，使農民更大量地喪失其農業(yè)再生產的資金，成為農業(yè)生產縮減的重要原因之一。
據1945年8月19日中央社報導：‘除了部分兵役官員的敲詐和勒索以外，在每千名被征新兵中受虐待致死的竟達840人。”。結果，所有農村壯丁，以及—部分超過或不及役齡的農民全被弄的不能安居樂業(yè)。不僅應服兵役的，就是許多應當免去兵役的農民，也經常因為害怕沒有保障而逃避抓兵。他們或去城市，或入山林，暫時逃生。兵役和抓丁的結果，造成農民勞力的枯竭。據1941年中山大學農業(yè)系在廣東連縣19個村的調查，所有離村的男子，有38.7％是出外當兵的。那19個村男子連老漢在內共1256人，離村的就達501人。僅一年中，離村成年男子即占總數39．9％。
抗日根據地的農業(yè)經濟政策
第一，開墾荒地，擴大耕地向積。由丁日寇的破壞和天災的侵襲，使解放區(qū)存在著很多荒地。如據晉西北1940年調查，耕地面積僅是戰(zhàn)前的84%。；又如1939年大水災，晉察冀邊區(qū)被毀良田不下17萬壩。而陜甘寧邊區(qū)在1937年以前由于國民黨軍隊的圍攻及水旱災荒，耕地面積縮小廠8431006畝，僅及全邊區(qū)可耕地4000萬畝的1／5強。因此，開墾荒地就成為解放區(qū)增加農業(yè)生產的一項十分重要的措施。
為了提高農民群眾開荒生產的積極性，各解放區(qū)民主政府頒布了鼓勵開荒的優(yōu)待政策。如陜曾寧邊區(qū)《優(yōu)待移難民墾荒條例》規(guī)定：“經移民、難民自力開墾或雇人開墾之公地，其土地所有權歸移民或難民，并由縣政府發(fā)給登記證．此項開墾之公地3年免收公糧，經開墾之私荒，依照地權條例，3年免納地租。3年后依照租佃條例辦理，地主不得任意收回土地。”
又如晉綏邊區(qū)政府的《開荒條例》規(guī)定：“開墾生荒3年內免征公糧，5年內免交地租；開熟荒免征公糧1年．免交地租3年；開河灘地免征公糧5年，5年至20年免交地租。例如1942年3月和9月先后公布的《淮北蘇皖邊區(qū)墾殖暫行條例》和《鹽阜區(qū)墾荒條例》，規(guī)定貧苦農民開墾公荒3年(淮北)或5年(鹽阜)免除賦稅。開私荒承墾人，3年不交地租有永佃權。各解放區(qū)開荒工作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績。在陜甘寧邊區(qū)，1937至1942年6年開荒約300萬畝，增產粗糧50萬石。1943年不包括機關部隊和秋開荒的開荒數為763276．8畝，1944年不包括機關部隊開荒數達1054720畝。”晉察冀邊區(qū)在抗戰(zhàn)8年中，共開生荒393819．9畝，墾熟荒848937．56畝，修灘352446．4畝，加修梯田、改良堿地和平毀敵占溝墻．共在200萬畝以上。”
第二，興修農利，擴大農田灌溉面積。“水利是農業(yè)的命脈”。
邊區(qū)抗日民主政府規(guī)定：“由早地變成水澆地的增產部分，3年免交公糧。靖邊在1942年興修了5000畝水澆地。全邊區(qū)1942年新修水澆地27572畝。”在敵后解放區(qū)．為了鼓勵群眾興修水利，各抗日民主政府也頒布了水利政策，因此．雖然戰(zhàn)火連天，仍取得空前的成績。例如在晉察冀邊區(qū)在八年抗戰(zhàn)中鑿井22425眼，澆地125190畝，開新渠3961道，澆地727060畝；整舊渠2798道，澆地304146畝，再加上其他增挑桿蓄水汪等澆地110224畝，共澆地1265601畝。華中解放區(qū)的“水利建設成績卓著”。例如蘇北鹽阜區(qū)在1943年冬1944年春兩季5萬人開浚的木豐、潭洋、魯濱等8條河流，共長80里，平均寬3丈，深1.5丈，約23萬余土方，受益田達14.5萬畝。
第三。農貸和各行各業(yè)的支援農業(yè)。為了扶植農業(yè)，在極端困難的戰(zhàn)爭年代里，解放區(qū)的民主政府對農業(yè)生產進行了盡可能的支援，發(fā)放了大量的低利或無利的貸款貸糧。以發(fā)展農業(yè)生產和調劑農村金融。為使農貸發(fā)揮更大的作用。
《陜甘寧邊區(qū)農業(yè)貸款章程》中規(guī)定：在農業(yè)生產、農村副業(yè)生產、農業(yè)供銷和農田水利這4類農貸中以農業(yè)生產貸款為主，該貸款以勤勞貧苦農民為對象，農村副業(yè)貸款以具備生產條件的農戶為對象；供銷貸款一般以民辦合作社為對象，供給農村必需品和運銷剩余農產品的周轉資金；農田水利貸款也要求經主管建設機關直接貸給生產的農民。不照章執(zhí)行或轉作不正當用途者，分別輕重給以處罰。這些規(guī)定說明抗日民主政府的農貸是為了幫助解放區(qū)的農業(yè)和國民經濟的進一步發(fā)展。貸款的利率也低，長期年利1分，短期月利1厘，遇天災人禍等意外事變，還可請主管機關減少或豁免償還。在陜甘寧邊區(qū)從1942至1946年經由建設廳和邊區(qū)銀行發(fā)放的農貸達9.9億余萬元。在晉冀魯豫邊區(qū)從1940至1945年5年中發(fā)放農貸共達134826萬元。
第四，提高農業(yè)技術，獎勵生產和開展勞動英雄和模范工作者運動。各解放區(qū)抗日民主政府頒布了各項具體的法令政策。獎勵開荒、獎勵興修水利、獎勵植棉、獎勵繁殖牲口、獎勵勞動英雄以及獎勵技術發(fā)明創(chuàng)造等等，又都召開了盛大的生產展覽會和勞動英雄大會。增加生產力要依靠技術和勞動，當時處在落后的農村，不能不多依靠勞動效率的加強和勞動群眾勞動積極性的增高。
第五，調劑勞動力。除了前面談到的勞動互助、各行各業(yè)和軍隊幫助等項辦法外，陜甘寧邊區(qū)和敵后解放區(qū)還采取了獎勵移民，動員婦女、動員“二流子”參加生產和生產放假等項有助于勞動力調劑的辦法。關于生產放假，毛澤東總結陜甘寧邊區(qū)的經驗指出：“邊區(qū)某些家境困難的黨政工作人員，應每年允許他們回家2次，每次若干天，從事家庭生產。邊區(qū)的小學、中學，農忙時必須停課，讓學生及本地教員回家?guī)椭a，這也是調劑勞動力之一法。
解放區(qū)部隊機關學校的生產自給運動，是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堅持持久抗戰(zhàn)，爭取抗戰(zhàn)勝利的重要戰(zhàn)略性措施．它是在解放區(qū)物質條件極端困難的條件下進行的。當時陜甘寧邊區(qū)和敵后各解放區(qū)都處于經濟落后的廣大農村。
毛澤東指出：“由于是農村，由于是經常被敵人摧殘的農村，由于是長期戰(zhàn)爭的農村，部隊和機關就必須生產。由于是分散的游擊戰(zhàn)爭，部隊和機關也可能生產。在我們陜甘寧邊區(qū)，則更由于部隊和機關的人數和邊區(qū)人口比較，所占比例數太大，如果不自己生產，則勢將餓飯；如果取之于民太多，則人民負擔不起，人民也勢將餓飯。因此，我們決定開展大規(guī)模的生產運動。”這種生產運動，是在當時“特殊條件下的特殊產物”，“是完全合理并且完全必要的”。八路軍新四軍這支打仗的軍隊“要當兩支用，一方面打仗，一方面生產。……我們的軍隊有了這兩套本領，再加上做群眾工作一項本領，那么，我們就可以克服困難，把日本帝國主義打垮。”
1943年陜甘寧邊區(qū)生產自給的總額達財政總支出的64％，取之于民的僅占36％。 1944年邊區(qū)直屬機關15個單位總收入占總開支的比例，平均占51.07％。中央直屬機關21個機關，生產共值小米56650.58石，占總開支77％，除自給外。尚節(jié)余13236萬元(邊幣)。部隊的生產成績最好，是年自給生產共生產：細糧10萬石以上，除去自用部分外，交到糧食局的共86982石，其中部隊占63178石，邊區(qū)系統(tǒng)11982石，中直系統(tǒng)11456石。部隊中又以三五九旅成績最好，是年共生產細糧2萬石，除自食外，還向政府交納公糧，打破了“吃糧當兵”的舊傳統(tǒng)，樹立了自己動手，艱苦奮斗的新風尚。
1943年11月29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招待陜甘寧邊區(qū)勞動英雄大會上贊揚是年邊區(qū)部隊機關學校的生產自給說，“邊區(qū)的軍隊，今年凡有地的，做到每個戰(zhàn)士平均種地18畝，吃的菜、肉、油，穿的棉衣．毛衣、鞋襪，住的窯洞、房屋，開會的大小禮堂，日用的桌椅板凳、紙張筆墨，燒的柴火、木炭、石炭，差不多一切都可以自己造、白己辦。……我們的機關學校，今年也大進了一步、向政府領款只占經費的一小部分，由自己生產解決的占了絕大部分；去年還只自給蔬菜50％，今年就自給了100％；喂豬養(yǎng)羊大大增加了肉食；又開設了許多作坊生產日用品”。
敵后解放區(qū)的部隊機關生產運動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例如：晉察冀的北岳部隊，據1944年11月的不完全統(tǒng)計，經營的土地達61756畝．可收糧1．5萬大石以上。早熟作物，僅一、四兩個分區(qū)和個別機關統(tǒng)計，已收獲7．9萬斤以上。蔬菜5、6、7三個月共收300萬斤以上，其他副業(yè)、牧業(yè)等生產獲利截至7月半已達1899萬元個晉冀魯豫的太行部隊同年開荒88l 72．43畝：太岳部隊開荒58052畝，產糧25409石，菜4031360斤。
各解放區(qū)，經過減租減息、互助合作，大大激發(fā)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和提高了農業(yè)勞動生產力，農業(yè)生產在大生產運動中得到了迅速的發(fā)展。首先是耕地面積的擴大和糧食生產的大幅度增加。例如陜甘寧邊區(qū)，抗戰(zhàn)前耕地面積己縮小至843萬余畝，到1945年又增至1521萬畝．增長了79．4％。“而且有大量早地改成水田，從1940年到1944年就從23558畝增至4．1萬余畝。邊區(qū)的糧食產量1943年達到184萬余擔，除當年總消耗162萬石外．可余20萬招。1944年更達200萬擔，不僅不再需要吃購進糧，而且有余糧輸出。在敵后各解放區(qū)也都有不同樣度的增加。如晉察冀解放區(qū)，經抗戰(zhàn)8年的水利建設．新成水田和受益田達2137433畝，僅此一項估計每年增產糧食百萬石以上。晉綏和晉冀察冀的太行、太岳分別擴大耕地55、30和22.5萬畝，分別增產糧食16萬大石、30和11萬石。
J·貝爾登，《中國震撼世界》(紐約：每周評論出版社1970年版)第61頁
太岳地區(qū)在抗戰(zhàn)的最后幾年個，從日占區(qū)和國民黨控制區(qū)收容了20萬難民，太行收容了40一50萬。貝爾登寫道：
”河南國統(tǒng)區(qū)的100萬饑民，渡過黃河來到邊區(qū)(晉冀魯豫邊區(qū))。據估計，原先十口之家者，其半數多已死在當地，活著的人結伴進入共產黨地區(qū)以謀生計。”
第二十八集《游擊戰(zhàn)》
這一集真是集謊言、隱瞞、歪曲事實之大成者。當然，片中有些語句也是誠實的，如：
“游擊隊員在對日作戰(zhàn)的過程中，居功厥偉是毋容置疑的。但是，他們的生活處境與作戰(zhàn)條件，則又是所有國軍部隊中最為窳陋的。”
“在抗戰(zhàn)期間，游擊戰(zhàn)士用自己的鮮血與生命，為整個戰(zhàn)爭所作的貢獻，可以從這張表上看得出來，根據民國30年（1941年）的統(tǒng)計：日軍在中國戰(zhàn)場上配置的兵力，[治安]地區(qū)比作戰(zhàn)部隊多出了三個師團又20個獨立旅（華北9個師團、12個旅，華東4個師團、4個旅，作戰(zhàn)地區(qū)10個師團、4個旅），這就是游擊部隊在敵后發(fā)揮牽制作用的具體實證。在此時此地，我們僅以至誠，向那些有名的、無名的英雄們，致以無上的敬意。”
隱瞞事實真像部分：（這些畫面沒有說明這些都是中共的武裝游擊隊，反而在片后部誣蔑中共）
幾個畫面
1、在高梁地里行走的游擊隊員，頭扎白手巾。典型的冀中平原裝束。
2、在湖泊中小船上的游擊隊員，頭扎白手巾。這是白洋淀的雁翎隊。
3、從高梁秸桿中鉆出的游擊隊員，
4、對敵作戰(zhàn)的民兵隊。
5、高梁地里頭扎白手巾，正在射擊的游擊隊員。
6、鑼敲過后，人們從地里、院子里拿起武器。頭扎白手巾。
7、拿起灶臺，現(xiàn)出地道。
8、片中埋地雷的鏡頭取自電影——地雷戰(zhàn)。
9、破壞交通，破壞鐵路，切斷補給線（百團大戰(zhàn)中的破襲戰(zhàn)）
10、在磚窯內行動的武攻隊員
以上這些畫面，分別取自于（地道戰(zhàn)）（地雷戰(zhàn)）（平原游擊隊）等反映中共領導人民抗日的影片。
在游擊戰(zhàn)區(qū)的地圖上：五臺、太行、呂梁、太岳、都是共產黨、八路軍的根據地。后來增加的冀察（八路軍）、魯蘇（魯：八路軍的泰山根據地；蘇浙：新四軍的根據地）也是中共軍隊的地域。
然而，片中卻說：“蔣委員長在南岳軍事會議上明確地說：要以三分之一的國軍，配備于敵軍后方擔任游擊。事實上，當戰(zhàn)事一開始，華北情勢逐漸惡化的同時，軍事委員會就已經令第一、第二、第五和第八等戰(zhàn)區(qū)，分別在綏遠、山西、豫北、鄂、皖等地據險建立基地，展開游擊戰(zhàn)了。”
好家伙，這一下將所有中共軍隊的作戰(zhàn)地域都劃歸國府名下了，在這些地域的中共戰(zhàn)績自然也歸了蔣委員長。末了再罵一句：中共游而不擊。篡改歷史的惡劣程度真是令人瞠目結舌！
只是不好解釋的是：為何抗戰(zhàn)勝利之時，這些地區(qū)的縣級政府全是共產黨的？這些地區(qū)的軍隊也全是共產黨的？以至到平津等地接受日軍投降，需要從后方空運軍隊？
只有中條山是國軍的游擊根據地。在1938年至1941年初的四年中，日軍曾先后八次大舉進攻中條山，企圖打開這道黃河北岸的防線，向黃河以南進犯。日軍的八次進攻都碰了個鼻青臉腫，慘敗而回。1941年6月10日中條山失守。
“七七之后，他們幾經演變，而組成了東北抗日聯(lián)軍繼續(xù)作戰(zhàn)。直到戰(zhàn)爭結束，還保有十至十五萬之多。其中以趙尚志、楊靖宇、周保中等人實力較為雄厚。可惜趙尚志和楊靖宇都在作戰(zhàn)中壯烈殉國。只有他們英勇的故事還留存于白山黑水之間。”
在片中提到了東北抗日聯(lián)軍，卻隱瞞了東北抗日聯(lián)軍的主力都是共產黨的部隊。
東北抗日聯(lián)軍共有11個軍，人數最多時有4萬多人，其中，第一、二、三、六、七等軍是在反日游擊隊(中共滿州特委領導)的基礎上建立的；第四、五兩軍是在王德林的救國軍、李杜的抗日自衛(wèi)軍余部的基礎上建立的；第八、九、十、十一軍是在義勇軍余部和抗日山林隊的基礎上建立的。
東北抗日聯(lián)軍第一軍的軍長兼抗日聯(lián)軍總司令楊靖宇將軍為中共黨員。
第一軍于1932年7月，遼寧省磐石縣成立，初時有8支步槍，3枝手槍，幾十棵手榴彈。3/5是朝鮮族人，2/5為漢族人。
1932年11月，中共滿州特委派楊靖宇來，被推舉為軍長。楊靖宇任軍長兼政委，宋鐵巖任政治部主任。下轄3個師1個教導團，共3000余人。
1936年3月，東北抗日聯(lián)軍第二軍成立，王德泰任軍長，魏拯民任政治委員，李學忠任政治部主任。下轄3個師1個教導團，共2000余人。
1936年1月，東北抗日聯(lián)軍第三軍成立，趙尚志任軍長，李兆麟任政治部主任。下轄10個師，共6000人。
1936年9月，東北抗日聯(lián)軍第六軍成立，夏云杰任軍長，張壽篯任政治部主任(代)。下轄4個師，共1500人。
1936年11月，東北抗日聯(lián)軍第七軍成立，陳榮久任軍長，崔石泉任參謀長。下轄3個師，共700余人。
以上各部為中共滿州特委所直轄(即在軍中建有黨組織)，主官全為中共黨員。非中共滿州特委所直轄的部隊如下：
第四軍，1936年3月編成，軍長李延祿(吉林延吉人。16歲投入東北軍，1931年入中國共產黨。)，政治部主任黃玉清，下轄3個師，共2000余人。
第五軍，1936年2月編成，軍長周保中（1927年7月在武漢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副軍長柴世榮，政治部主任胡仁，參謀長張建東，下轄2個師，共700余人。
第八軍，1936年9月編成，軍長謝文東（投日叛變），副軍長滕松柏，政治部主任劉曙華，參謀長于光世，下轄6個師，近1000人。
第九軍，1937年1月編成，軍長李華堂，參謀長李向陽，下轄3個師，共800余人。
第十軍，1936年冬編成，軍長汪雅臣(193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副軍長張忠喜，政治部主任王維宇，下轄10個團，共700余人。
汪雅臣是東北胡子出身，他的隊伍是由反日山林隊聯(lián)合組成，汪雅臣在帶領隊伍與日偽作戰(zhàn)的同時，發(fā)現(xiàn)在各種抗日隊伍中，只有中共領導的東北人民革命軍在斗爭中越打越大，越打越強，也只有中國共產黨抗日最堅決。他于1935年春，找到了中共珠河中心縣委的負責人馮仲云等。汪對馮仲云說，我堅決接受中共的領導，你快把我的部隊收編了吧，最好能把我們收編為你們第３軍的一部，我跟你們一起抗日到底。馮仲云等經過認真考慮后答復他說：你還是回到五常南山那里去，我們把你的部隊編為東北人民革命軍的第８軍，你看怎么樣？汪雅臣說：你們說咋辦就咋辦吧，我相信共產黨。
1938年開始，日軍調集巨大的兵力（70余萬，其中圍剿東北抗日聯(lián)軍第一軍的兵力達30萬人）對東北抗日聯(lián)軍進行“掃蕩”，并在政治、經濟等方面采取極端殘酷的手段進行鎮(zhèn)壓和封鎖。東北抗日聯(lián)軍的斗爭進入艱苦的階段，許多優(yōu)秀將士先后犧牲，部隊遭受嚴重的損失。
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后，日軍進一步加強了對東北的統(tǒng)治，抗日游擊戰(zhàn)爭的形勢更加惡化。為了保存實力，堅持斗爭，中共滿州特委決定把抗聯(lián)縮編成一個旅，旅長周保中，副旅長李兆麟，下轄4個教導營和一個通訊營，全旅約1700余人，轉入中蘇邊境地區(qū)進行整訓和學習。
以上來源《東北抗日聯(lián)軍紀念館》 http://dbkl.china1840-1949.net.cn
這里提到東北抗日聯(lián)軍的趙尚志（三路軍）、楊靖宇（一路軍）、周保中（二路軍）
我將這幾位的簡歷整理如下：
楊靖宇
中共滿州特委軍委書記。
生于河南確山。1923年到開封讀書，期間曾參加愛國學生運動。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后回家鄉(xiāng)從事農民運動，組建農民武裝。1927年4月參與領導確山農民暴動。6月轉入中國共產黨。10月組織劉店農民秋收起義后，任農民革命軍總指揮，領導開展游擊戰(zhàn)爭。
1932年秋奉命到南滿，按照中國工農紅軍的經驗整編、組建了中國工農紅軍第三十二軍南滿游擊隊并任政治委員。團結各路抗日武裝，創(chuàng)建了以磐石紅石砬子為中心的游擊根據地。1933年9月起歷任東北人民革命軍第一軍第一獨立師師長兼政治委員、第一軍軍長兼政治委員、東北抗日聯(lián)軍第一路軍總司令兼政治委員等職。在抗擊日偽軍討伐的作戰(zhàn)實踐中，總結提出了"不擊中敵人要害不打"、"對當地人民損害大不打"等"四不打" 原則和"敵合我分，敵進我退，乘敵之虛，各個擊破"的游擊戰(zhàn)術。
1934年在瑞金召開的中華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上,被選為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執(zhí)行委員，
1940年1月在所部遭日偽軍重兵圍攻的險惡形勢下，組織指揮部隊分散突圍。在得不到任何糧食補給的情況下，在冰雪山林中只身與敵周旋五晝夜。2月23日在吉林省濛江縣三道崴子壯烈犧牲。遺體被日軍割頭剖腹，發(fā)現(xiàn)胃里只有棉絮、枯草和樹皮。1946年東北民主聯(lián)軍通化支隊被命名為"楊靖宇支隊"，濛江縣改名為靖宇縣，以資紀念。
題外語：本片那幾位自稱游擊戰(zhàn)士的人，談到當時的生活如何苦，可是沒有一人提到吃草根、樹皮。然而吃草根、樹皮幾乎是每一支中共游擊隊都發(fā)生過的事。
趙尚志
1925年2月,考入哈爾濱許公工業(yè)學校。
1925年夏加入中國共產黨。不久被派往黃埔軍官學校第五期學習。
1932年春，曾先后任全滿反日總會黨團書記，中共滿洲省委軍委書記。
1936年6月,被任命為東北抗日聯(lián)軍總司令。但因錯殺第十一軍軍長祁致中（山東曹縣人，193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受到黨內嚴重處分。
1942年2月12日在戰(zhàn)斗中身負重傷被俘，寧死不屈，壯烈犧牲。
周保中（1902-1964），原名奚李元，字紹黃，白族，大理市灣橋村人。周保中是著名的東北抗日聯(lián)軍第二路總指揮，抗日民族英雄，優(yōu)秀的共產主義戰(zhàn)士。
1917年2月，年僅15歲的周保中毅然從軍，參加"靖國護法"戰(zhàn)爭.
1922.11-1924年他在云南講武堂學習軍事。
1926年他到廣東參加著名的"北伐戰(zhàn)爭"。
1927年3月，周保中擔任程潛第六軍五十六團副團長。
于1927年7月在武漢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27年12月，他擔任六軍十八師副師長，在湘、浙、豫等省從事兵運和聯(lián)絡工作。
1928年底，黨派他到蘇聯(lián)莫斯科國際列寧學院學習。
1941年"九.一八"事變后回國，赴東北參加抗聯(lián)領導工作。
從1932年1月到1946年的14年中 ，周保中作為東北抗聯(lián)的著名軍事指揮者和卓越領導人之一，沉重打擊日本侵略者的囂張氣焰。他曾5次受重傷，有一次肚子被子彈打穿，腸子流出來，他忍痛用手把腸子塞進肚內，又繼續(xù)戰(zhàn)斗。他曾用刮刀刮去被子彈打爛的皮肉，在不用麻醉的情況下，讓人用鐵工鉗子把子彈拔出來，驚得部下目瞪口呆。他以自己的英勇行為，身先士卒，贏得抗聯(lián)將士對他的無比信賴和愛戴。
在14年的抗日斗爭中，周保中歷任滿洲省委委員、軍委書記，綏寧反日同盟軍軍長、黨委書記，抗聯(lián)第二路軍總指揮，吉東省委書記、東北抗聯(lián)教導旅旅長，中共東北委員會委員、書記，東北人民自衛(wèi)軍總司令。
1950年2月，任云南省軍政委員會副主席，省政府副主席，中國人民解放軍昆明市軍事管制委員會副主任，中共云南省委委員、常委，省政府黨組書記，省委統(tǒng)戰(zhàn)部長，省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云南大學校長等。
1952年底，他調任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政法委員會主任兼民政部部長。
1954年后，周保中相繼當選為第一屆、第二屆全國人大代表，被任命為國防委員會委員，1955年被授予一級八一勛章，一級獨立自由勛章和一級解放勛章，1956年在中央"八大"上被選為中央候補委員，并擔任全國政協(xié)一、二、三屆常委，國家民族事物委員會委員。
1964年2月22日，周保中將軍逝世于北京，終年62歲。
抗日女英雄趙一曼
趙一曼，原名李坤泰。1905年生于四川省宜賓白楊嘴村。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赴蘇聯(lián)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期間同陳達幫結婚。1928年她一人回國，于春節(jié)后生下一個男孩，取名“寧兒”，此后一直帶著孩子在上海等地從事黨的的秘密工作。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她遵照黨的的指示到東北開展工作。
1935年秋，赴珠河游擊區(qū)工作，擔任中共珠河中心縣委委員、特派員和婦女會負責人，中共珠河區(qū)委書記。同年秋兼任抗聯(lián)第三軍一師二團政治委員。
1935年11月15日在同日偽軍作戰(zhàn)中負重傷，22日被捕，被捕后第10天，被押到哈爾濱偽濱江省警務廳，敵人對其進行嚴刑審訊，她堅貞不屈，拒不吐實，因她傷處化膿嚴重，敵人不得不把她送進哈爾濱市立第一醫(yī)院監(jiān)視治療，看守警察董憲勛，女護士韓勇義，都是有正義感的青年，她向他們講述抗聯(lián)戰(zhàn)士的事跡，爭取她們逐漸由同情，羨慕到決心參加抗聯(lián)隊伍，她傷勢見好后，她們共同籌劃逃離醫(yī)院，奔赴抗日游擊區(qū)， 經過周密準備，于1936年6月28日深夜，順利地逃出哈爾濱， 29日上午7時，偽警務廳得知這一消息，當即跟蹤追擊，30日晨5時，偽騎警隊在離抗聯(lián)游擊區(qū)不到20里的阿城縣金家窩堡，追上了她們，3人被押回敵警務廳，1936年8月3日于珠河（今尚志）小門外刑場，英勇就義，年僅31歲。
趙一曼的遺書
寧兒：
母親對于你沒有盡到教育的責任，實在是遺憾的事情。
母親因為堅決地做了反滿抗日的斗爭，今天已經到了犧牲的前夕了！
母親和你在生前是永遠沒有再見的機會了。希望你，寧兒啊！趕快成人，來安慰你地下
的母親！我最親愛的孩子啊！母親不用千言萬語來教育你，就用實際來教育你。
在你長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記你的母親是為國而犧牲的！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日
你的母親趙一曼于車中
另外一封這樣寫道：
親愛的我的可憐孩子啊！……母親死不足惜，……母親死后，我的孩子要替代母親繼續(xù)斗爭，自己壯大成人，來安慰九泉之下的母親！……
……我的孩子自己好好學習，就是母親最后的一線希望。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日
在臨死前的你的母親
兩份遺書字跡剛勁清秀（現(xiàn)陳列在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抗日戰(zhàn)爭館里）。趙一曼這字字千鈞的絕筆浸透著中國共產黨人為國家、為民族、為人民甘愿獻出一切的共產主義精神和大無畏革命氣概，表達了一個堅貞不屈的母親對自己的孩子寄予的無限希望。
《日本人記載的趙一曼被害經過》 http://adchina2000.51.net/cgi-bin/topic.cgi?forum=4&topic=22
第二十八集《游擊戰(zhàn)》中的謊言
片中語:“我們分別訪問了戰(zhàn)時曾在山區(qū)作戰(zhàn)的前游擊戰(zhàn)士們。”——開始偽造歷史了
浙東四明山游擊區(qū)趙如琳：“中央已經退得遠遠啦，我們那個...浙江那個地方，換句話說沒有國軍部隊，這都是叫地方部隊。縣政府嘛，縣政府那有軍隊啊，沒有的。只有警察。”
1941年4月，中共浦東工委領導的抗日武裝9000余人分7批渡過杭州灣，到達浙東三北(鎮(zhèn)海、慈溪、余姚三縣北部)地區(qū)。這些抗日武裝南渡后，立即與浙江地下黨一道，領導和依靠人民群眾浴血奮戰(zhàn)，打擊日寇，逐漸建立起以四明山為中心的浙東抗日根據地。新四軍浙東縱隊司令員為何克希，是一位著名的將領。
何克希(1906—1982) 四川峨眉縣人。192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5年曾在 峨眉縣 組織武裝暴動，后到上海從事黨的秘密工作。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后，在陳毅等領導下，深入江南 敵后開辟抗日根據地。歷任江南抗日義勇軍指揮部副總指揮，東路工作委員會副書記，新四軍江南指揮部東路司令員，江南行政委員會主任兼地方保安司令員，新四軍第六師副參謀長。1942年后任新四軍浙東游擊縱隊司令員。解放戰(zhàn)爭時期，歷任新四軍兼山東軍區(qū)第一縱隊三旅 政委，華東野戰(zhàn)軍第一縱隊副司令員，第三野戰(zhàn)軍三十五軍政委。建國初期，曾任華東軍區(qū) 特種兵縱隊政委、裝甲兵司令員兼政委，南京軍事學院裝甲系主任。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 。后先后任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二機械工業(yè)部部長助理，浙江省政協(xié)副主席，五屆全國政協(xié)委 員。1982年12月17日因病去世。
察哈爾五臺山游擊區(qū) 李修仁：“因為我們那個沒有薪水拿，沒有錢嘛，沒有薪水也沒有薪餉。就是吃老百姓的、喝老百姓的。那么貼個條子給這個村的村長，給我送500斤稻子或500斤面粉，或是武器。那時候在山西有鴉片，那時候日本人有種鴉片。要500斤煙土，煙土你知道就是鴉片啊。...就這樣生活。”
漏出馬腳來了，那個年代五臺山地區(qū)不產水稻，麥子也很稀少。過年時，能吃上一頓餃子的已是富裕戶了。你一下要500斤稻子或500斤面粉，讓村長從那兒變去？那個年代五臺山區(qū)以高梁為主要糧食作物，李修仁居然想不到他頓頓吃的高梁。豈不奇怪？這只能說明李修仁是個冒牌貨。
海南五指山游擊區(qū) 鐘天作：“多數都是向敵人拿的啦，所以要打敵人的倉庫。”
很抱歉，1927年，共產黨的紅軍就已經在五指山建立了瓊崖支隊，從此五指山區(qū)就牢牢地控制在共產黨的手中。那時日寇還沒發(fā)動918事變呢？1949年，瓊崖支隊配合李先念部登島作戰(zhàn)，將薛岳趕出海南島。
李修仁還談到游擊隊用女孩子色誘日軍，鉆進炮樓偵察。
這是一支什么部隊？居然向村長要武器？要煙土？
村長從那里獲得武器？是花錢去買來還是殺鬼子奪來？你這游擊隊是干什么的？
游擊隊歌里唱到：沒有槍、沒有炮、敵人給我們送上前。李修仁居然連游擊隊的武器來源都不知道！
進鬼子炮樓偵察，需要用女孩子色誘嗎？女孩子進炮樓，必然是群狼宰羊，這是誰的戰(zhàn)術？
事實上，八路軍、游擊隊要端鬼子炮樓，有許多種方法。
鬼子住在炮樓里，要吃、要燒。這些需要全靠周圍村莊的維持會供給。這就是可攻擊的弱點。
游擊區(qū)的維持會長大多是兩面人，有些甚至是共產黨指派的。
借節(jié)日勞軍的名義，趕上活豬肥羊，挑上幾壇烈酒，帶著伙夫廚師。能不能進炮樓？
借送糧草的機會，在糧草中藏上槍支，手榴彈，能不能進炮樓？
用女孩子色誘，簡直是天方奇談！
只能有一個結論：這個李修仁根本沒打過游擊戰(zhàn)！
魯東嶗山游擊區(qū) 仇肇先：地雷自己做，（訪問者：怎么做？）我們有專門會做地雷的。......用土藥，鐵渣子這個摻進去......
中國的土火藥摻進鐵渣子，這樣的地雷誰敢搬動？
抗戰(zhàn)期間，鋼鐵奇缺。除了正規(guī)兵工廠生產標準地雷外，游擊隊和民兵自制的地雷都是石雷、陶雷。有時甚至就在炸藥包上堆放小碎石。這些土雷雖然在效能上不如標準地雷，卻給了日本鬼子最大的困擾，因為工兵的探雷器對石雷、陶雷無效，反而被這些土雷所殺傷。
這個仇肇先連上面的基本知識都不知道，居然能大言不慚地談地雷戰(zhàn)。
這種偽造歷史的做法實在是無恥！
片中說：戰(zhàn)時，陜西的延安是最大的游擊基地之一，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部隊，從江西井崗山開始，便以游擊起家。戰(zhàn)前，他們的游擊對象是國民黨，戰(zhàn)時的對象雖然轉向日本人，但并沒有放棄對國民黨的攻擊。
片中在這里談到了抗戰(zhàn)期間的國共磨擦。雙方都指責對方制造磨擦。那么，歷史的真像是什么呢？
這就涉及到國民黨地方派系軍隊的供應問題。國府在授予那些地方派系軍隊主官的軍權時，同時要授于某一地區(qū)的最高行政長官職權。這就是一份執(zhí)照，允許他掌管地方財政收入，籌糧吃餉。有多少兵，就有多大的地盤，這就是那些新軍閥為保有自己的軍隊，對日作戰(zhàn)不力的原因。國民黨抗戰(zhàn)不力的污名就是他們給戴上的。國共磨擦的根源也在于此。
為了消除異己，國府往往將在共區(qū)邊緣的新軍閥的委任區(qū)劃到共產黨控制區(qū)內。而在共產黨控制區(qū)，民眾都被共產黨組織起來，當地政權也控制在共產黨手里。這些新軍閥自然在這些地區(qū)籌不到糧，收不到款。若只有小部份地盤在共產黨手里，不致威脅到他的生存，他們也不會挑起爭斗。但若是大部分地盤在共產黨手里，或隨著民眾的組織動員，他們籌糧吃餉、抓夫拉差困難起來，他們就坐不住了。他們自持有國府發(fā)的執(zhí)照，向共產黨要地盤，要清除共產黨所建的組織、政權。國民黨正巴不得這樣，也從行政、軍隊方面給予支持。可是共產黨卻不怵那一套，于是只好刀槍下面見真章。
所以，我們看到那些新軍閥打鬼子不力，聞風而逃，而打共產黨卻很賣力，全是為了生存二字。
鬼子少，無法長期占據他的地盤，鬼子走了，他只要還有軍隊，還可以回來繼續(xù)籌糧吃餉。
而一旦被共產黨所控制，新軍閥們就無法再回來繼續(xù)籌糧吃餉了。所以，共產黨才是他們真正的大敵。
抗戰(zhàn)期間，國共磨擦的原因在于——國民黨的一石二鳥計，新軍閥為生存而戰(zhàn)。
第二十八集《游擊戰(zhàn)》——皖南事變
當年在第三戰(zhàn)區(qū)擔任宣傳工作的馬樹禮回憶國軍和中共新四軍作戰(zhàn)的一段往事說：.....要新四軍撤退到長江以北？這一段話全是撒謊。
千古奇冤
江南一葉
同室操戈
相煎何急
周恩來
1、新四軍的組成
一九三七年十月二日，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同意將分散在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廣東、河南、浙江、安徽等八省的十三個地區(qū)的紅軍游擊隊(1萬2千余人)正式改編為“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新四軍”(簡稱“新四軍”)
這1萬2千余人個個都有與國民黨操家滅門之仇，國民黨剿了兩年都沒剿滅掉。當中共派人上山通知他們接受改編時，有不少上山干部被他們當作“叛徒”冤殺，其中不少是弟殺兄、父殺子、妻殺夫的慘事。可以說這是一批共產黨的鐵桿兵，有多年作戰(zhàn)經驗的老兵。他們與國民黨有深仇大恨，同樣國民黨也對他們恨之入骨。
2、新四軍的作戰(zhàn)與根據地的擴大
1938年4月，在國民黨軍隊向西潰逃，武漢受敵威脅的緊要關頭，新四軍兵分兩路，揮戈東進。其中江南部隊在陳毅、粟裕等率領下，沿長江南岸向蘇南挺進，于六月進到京滬地區(qū)，經過多次戰(zhàn)斗，到同年十二月，初步建立了以茅山為中心的蘇南抗日報據地；另一路江北部隊在張云逸等率領下，沿長江北岸向皖東前進，于五月進入安徽的梁湖、無為、定遠一帶，建立了以藕塘為中心的江北抗日根據地。
1939年春，東進游擊支隊向徐州挺進，到達永城、毫州、渦陽北部一帶，連戰(zhàn)皆捷，并在這個地區(qū)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權。同年八月，永城縣長高雨亭率永城抗日武裝千余人參加了東進游擊支隊，繼而蕭縣抗戰(zhàn)縱隊在中共黨員率領下也來參加；同年冬，胡曉初又率部千余人參加。東進游擊支隊因此擴大到七千多人，正式改名為新四軍第六支隊。在潤陽、蒙城、蕭縣、宿縣、變縣、懷遠、風臺等地建立起抗日民主政權，對日寇形成極大威脅。從一九四O年開始，日寇調動重兵進行“掃蕩”。在反“掃蕩”戰(zhàn)斗中，著名的有“四一戰(zhàn)斗”與“六一戰(zhàn)斗”。在“四一戰(zhàn)斗”中，新四軍擊退了日偽二千余人的進攻，新四軍第六支隊一總隊隊長高雨亭英勇殉國。
日寇集中駐扎在京滬線的兵力三萬余人，于1939年4月21日分三路殺來。國民黨第108師、第52師棄地而逃。新7師、第144師和第145師也不戰(zhàn)而退。新四軍得知敵人進攻的消息后，立即命令駐守在軍部附近的第一團及直屬隊，向三里店、峨嶺一帶進軍；命令駐守銅(陵)繁(呂)地區(qū)的部隊，堅決阻擊由狄港、銅陵進犯之敵；同時動員武裝民眾，配合部隊作戰(zhàn)，進行堅壁清野。當新四軍增援南陵的部隊進入左坑附近時，駐守南陵三里店、峨嶺一帶的國民黨部隊早巳逃之夭夭。新四軍孤軍奮戰(zhàn)，在左坑前面山地及涂塘、父子嶺一帶，同有飛機掩護的敵人步兵三千余人、騎兵七百余人展開激烈戰(zhàn)斗。經過兩晝夜血戰(zhàn)，始將敵寇擊退，擊斃擊傷敵兵一千多名。殘敵向何家灣潰退，又遭新四軍另一部截擊，全部被擊潰。新四軍駐守銅陵、繁呂的部隊，與進犯之敵在天門外、中分村、方村一帶展開激戰(zhàn)，歷時十四天。敵寇死傷慘重，向后潰退。致四月底，新四軍及廣大抗日民眾終于取得了皖南第一次反“掃蕩”的勝利。
日寇于一九三九年九月上旬，集中一萬多兵力，發(fā)動了對皖南的第二次“掃蕩”。其目的一是鞏固長江交通線，集中力量配合其對中國大后方進行戰(zhàn)略進攻；二是乘秋收之機，掠奪一批糧食，以供軍用。
敵人主力分為兩路發(fā)動進攻，其中的一路由銅陵深入，與新四軍血戰(zhàn)數日，死傷其多，殘部向銅陵逃去；另一路由蕪湖經黃墓渡，迅速、順利地通過了國民黨部隊的防地——麻橋、南陵，攻下三里店，迫近左坑、汀潭一帶后，遇到新四軍一團的堅決抵抗。與日寇激戰(zhàn)一晝夜，斃敵六百余，迫使殘敵向曉林敗退。葉挺隨即率領部隊追擊，在楓坑口又斃敵數百，繳獲輕機槍及其它軍用品一批。此時，進攻的敵寇彈藥耗盡，軍心動搖；新四軍部隊乘勝追擊，準備配合駐守徑縣縣城的國民黨部隊．于大河邊夾擊這股逃敵。不料，國民黨部隊早已撤離徑縣縣城，致使日寇得以安然渡過大河，逃入徑縣縣城固守。新四軍連夜追擊，將縣城包圍，沖殺四次，重創(chuàng)敵寇。國民黨戰(zhàn)區(qū)司令顧祝同、上官云相此時卻強令新四軍部隊停止追擊，將徑縣縣城交與國民黨部隊，致使殘敵得以逃出重圍。
至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形成了長江以北，淮南路以東，淮河以北，開封以東，隴海路以南，大海以西的抗日游擊區(qū)。并著手在一年以內改造成民主的抗日根據地。按照這一設想，新四軍決定東進黃橋，建立根據地。
3、黃橋保衛(wèi)戰(zhàn)（這就是馬樹禮所說：打死國軍軍長的一戰(zhàn)）
新四軍蘇北指揮部確定東進黃橋的方針之后，部隊在揚(州)泰(州)地區(qū)休整了一周，隨即于1940年7月25日出發(fā)，在7月26、27日通過口(岸)泰(興)線上的寺港口、繆灣等李明揚、李長江防區(qū)。通過時，李部如約讓路，并朝天鳴槍，新四軍則佯作奪路而過的樣子。韓德勤得知蘇北新四軍東進的消息，當即命令何克謙的保安第四旅由黃橋及其以南地區(qū)向北進攻，同時命令陳太運率稅警總隊自曲塘南下至北新街一帶，企圖實行南北夾擊，消滅新四軍東進部隊于運動中。
對此，新四軍蘇北部隊采取了不同對策：在擊潰陳太運的兩個團并殲其一個多營以后，如數遣返了俘虜，主動地送還了部分槍支，警告他不要跟著韓德勤打內戰(zhàn)，應該團結抗日；與此同時，新四軍蘇北指揮部以第二縱隊占領黃橋以北及東北的蔣垛、育溪、營溪，以第一縱隊占領般經，截斷何克謙的退路，以第三縱隊攻占黃橋及其以南地區(qū)。28日經過一夜激戰(zhàn)，以上各部均勝利完成任務，于29日凌晨共殲國民黨頑固派何克謙部主力近兩千。在中共團結抗日的號召下，何克謙部兩個團由陳宗保等率領于戰(zhàn)后起義。
以黃橋為中心的抗日民主根據地的建立，以及新四軍部隊的迅猛發(fā)展，韓德勤感到莫大威脅。于9月3日，編成左路軍和右路軍，向新四軍發(fā)動進攻。與此同時，天長、六合的日寇以步兵一千五百余人，騎兵數百；在9月5日，攻陷了新四軍在路東的中心區(qū)馬集、竹鐵集、舜山、半塔等地，與韓德勤遙相呼應。這次進攻很快被擊退。
韓德勤于是親自指揮二十六個團共五萬余兵力，于1940年10月3日，進攻黃橋地區(qū)的新四軍蘇北部隊（作戰(zhàn)人員為5000人，把機關、后勤、文宣部門算上共7000人）。新四軍蘇北部隊決定以四分之三的兵力作為機動突擊力量，僅以四分之一的兵力守衛(wèi)黃橋。李明揚、李長江、陳太運及日軍都密派人觀戰(zhàn)。
10月3日，首先進入戰(zhàn)斗的是韓德勤的嫡系主力翁達旅，3000人，一字長蛇，拉了9華里長。新四軍主動出擊，將翁達旅截為幾段，經3小時，全殲翁達旅。與此同時，黃橋守軍雖有較大傷亡，但仍擋住了韓德勤33師的進攻。
10月4日夜，新四軍完成對第89軍的合圍，首殲33師于小二房莊，總攻時，陶勇將黃橋守軍中的伙夫、文員全部派上戰(zhàn)場，于6日清晨，全殲第89軍。軍長李守維淹死在溝河中。這就是馬樹禮指責新四軍打死的軍長。韓德勤余部軍心潰散而逃。
4、皖南事變
1941年1月，新四軍軍部及直屬部隊九千余人，在奉命移防途中，于6日到達皖南茂林地區(qū)，突然遭到國民黨顧祝同、上官云相指揮的七個師八萬余人的包圍和伏擊。新四軍血戰(zhàn)數日，除千余人突圍外，大部分壯烈犧牲。軍長葉挺被非法扣留，副軍長項英、參謀長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國平等人遇害。達就是中國近代史上的“千古奇冤”——皖南事變。
5、皖南事變前的國民黨密件
一九三九年國民黨制定的五個機密文件摘錄
共黨問題處置辦法
(分別密令各省黨政軍高級長官)
黨政方面
(1)全國上下均應一致遭奉抗戰(zhàn)建國綱領，以實行三民主義為最高原則，任何糾紛，皆當依照法令處理。
(2)共黨在各地不得假借名義，為任何公開或秘密之組織及民眾運動，如經發(fā)現(xiàn)，即勒令解散，并予以應得之處分。
(3)共黨外圍組織，如民族解放先鋒隊、西北青年救國聯(lián)合會、工人救國會、農人救國會、婦女救國會、全國學生聯(lián)合會等，應即嚴令取消，由中央指定機關接收訓練。
(4)共產黨員非經中央特許，絕對不準服務于各部隊、機關及軍事性之學校、交通及產業(yè)機構中，上述各部門尤應嚴格防范共黨潛入活動，發(fā)展其秘密組織。
(5)個別共產黨員在各地一般公私機關團體服務者，必須開列名單呈報中央，否則一經查覺，即以戰(zhàn)時非法活動論罪。
(6)共黨應即停止違反本黨政策之種種宣傳及共產主義思想之傳播與該黨黨章決議宣言實際活動情形之公布，關于“統(tǒng)一戰(zhàn)線”、“新階段”、“拉丁化運動”、“新啟蒙運動”、 “民主政治問題”與“少數民族問題”等等宣傳活動，即應取締。
(7)共黨加辦有報章、雜志、書店或印刷所等，均應依法辦理立案登記等手續(xù)，并遵照法令之規(guī)定，報章、雜志不得載有違禁之文字或廣告，書店不得發(fā)售違禁之書籍刊物，違則即行封閉。其他報章雜志如刊載有共黨色彩之非法文字，亦應同予取締。至出版事業(yè)收歸國有國營時，共黨所辦之報章、雜志、書店及印刷所等，則一律不許繼續(xù)存在。
(8)對付共產黨員之態(tài)度可分為兩種，上層注重“理性之折服”，以“嚴正”對之，中下層則予以“事實上之教訓”，以“嚴厲”對之，但對于思想不定之青年，則宜開誠感格，善為誘導，佼之悔悟。
行政方面
(1)絕對否認所謂“陜甘寧邊區(qū)政府”之組織，中央決定認此為地方問題，授意各該省政府自動以種種必要手段恢復管轄權力。
(2)共黨在華北游擊區(qū)內組織之地方政權，應即令移交冀察戰(zhàn)區(qū)黨政委員會分會。
(3)教育與訓練機關，必須絕對統(tǒng)一于中央， “陜北公學”與“抗大”應令停辦，或歸中央接收，至少其教員應由中央遣派，課程應請教部核定。
(4)任何地方不得建立違犯本黨立場及中央法令之經濟制度。
(5)根據重慶財政會議，戰(zhàn)地省政府得發(fā)行以法幣為基金之省紗及輔幣(軍用流通券)，但各省發(fā)行之數量，應先呈準，不得濫印濫發(fā)，以防流弊。
軍事方面
(1)加派有力部隊，或忠實精干之游擊干部前住冀、魯，強本黨在華北之武力，以限制共黨之發(fā)展。
(2)加派有力部隊開入陜北，或陜北就地編組軍隊，以樹立本黨在該區(qū)內之武力，保障黨政工作之推進。
異黨問題處理辦法
戰(zhàn)地黨政委員會公函
案奉 委座辦四次(二)代電節(jié)開： “辦公廳轉陳該會戰(zhàn)黨勒字一七六三號函暨附件均悉。查該會對異黨問題處置辦法所擬實施方案，尚妥。關于黨政部分對晉冀察邊區(qū)問題三四兩項，仍應由該會會同中央各黨務機關確實推行情由希查照迅速辦理為盼。”等因，奉此，自應遵辦，除分行外，相應抄同原方案函請 查照辦理，并將辦理情形隨時見復為荷。
此致
中央社會部
附 異黨問題處理辦法黨政部分對晉冀察邊區(qū)問題第三次第四次實施方案各一份
主任委員 蔣個正
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日
1940年11月14日，國民黨政府軍令部根據蔣介石的命令，擬出《黃河以南剿滅共軍作戰(zhàn)計劃》，規(guī)定第一步以第三戰(zhàn)區(qū)司令長官顧祝同所部，于1941年1月底以前，肅清江南新四軍。12月3日，何應欽在給軍令部長徐水昌的親筆函件中提議：“若江北異軍(指新四軍江北部隊)競敢攻擊興化，則第三戰(zhàn)區(qū)應將江南新四軍立予解決。”翌日，徐水昌即將何應欽的意見呈報蔣介石。將介石閱后照準。
6、皖南事變前中共給葉挺、項英的電文
（皖南事變中項英應負主要責任，項英自持中央所派，獨斷專行，又優(yōu)柔寡斷。遲遲不肯離開無戰(zhàn)火的云嶺，前出到江北。至有此敗）
毛澤東1940年12月26B給項英、周子昆、袁國平的電報。電報全文是：
“你們在困難面前屢次來電請示方針，但中央還在一年以前即將方針給了你們，即向北發(fā)展，向敵后發(fā)展，你們卻始終借故不執(zhí)行。最近決定全部北移，至于如何北移，如何克服移動中的困難，要你們自己想辦法，有決心。現(xiàn)雖一向向國民黨抗議，并要求寬展期限，發(fā)給餉彈，但你們不要對國民黨存任何幻想，不要靠國民黨幫助你們任何東西，把可能幫助的東西只當作意外之事。你們要有決心有辦法，沖破最黑暗最不利的環(huán)境，達到北移之目的。如有這種決心辦法，則雖受損失，基本骨干們可保存，發(fā)展前途仍是光明的；如果猶豫動搖，自己無辦法無決心，則在敵頑夾擊下，你們是很危險的。全國沒有任何一個地方，有你們這樣遲疑猶豫、無辦法無決心的。在移動中如遇國民黨向你們攻擊，你們要有自衛(wèi)的準備與決心，這個方針也早己指示你們了。我們不明了你們要我們指示何項方針？究竟你們自己有沒有方針？現(xiàn)在又提出拖或走的問題，究竟你們自己主張的是什么？主張拖還是主張走？似此毫無定見、毫無方向，將來你們要吃大虧的。”
(《毛澤東軍事文選》內部本第233頁，解放軍軍事科學院1981年12月版)
7、皖南事變后毛澤東的講話
“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內”⑸，反動派必然是搬起石頭打他們自己的腳，那時我們就愛莫能助了。我們是珍重合作的，但必須他們也珍重合作。老實說，我們的讓步是有限度的，我們讓步的階段已經完結了。他們已經殺了第一刀，這個傷痕是很深重的。他們如果還為前途著想，他們就應該自己出來醫(yī)治這個傷痕。....
至于重慶軍委會發(fā)言人所說的那一篇，只好拿“自相矛盾”四個字批評它。既在重慶軍委會的通令中說新四軍“叛變”，又在發(fā)言人的談話中說新四軍的目的在于開到京、滬、杭三角地區(qū)創(chuàng)立根據地。就照他這樣說吧，難道開到京、滬、杭三角地區(qū)算是“叛變”嗎？愚蠢的重慶發(fā)言人沒有想一想，究竟到那里去叛變誰呢？那里不是日本占領的地方嗎？你們?yōu)槭裁床蛔屗侥抢锶ィ谕钅暇拖麥缢兀堪。橇耍嫒毡镜蹏髁x盡忠的人原來應該如此。于是七個師的聚殲計劃出現(xiàn)了，于是一月十七日的命令發(fā)布了，于是葉挺交付審判了。但是我還要說重慶發(fā)言人是個蠢豬，他不打自招，向全國人民泄露了日本帝國主義的計劃。
————————《中國共產黨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發(fā)言人對新華社記者的談話》——毛澤東
宋慶齡等上書蔣介石
蔣總裁暨中央執(zhí)行委員監(jiān)察委員諸同志：
抗戰(zhàn)進入第五年度，敵人失敗之局已定，國際于我有利之勢已成。今年已迫近最后勝利年，我國人白當堅信而共作決心以趕之。誰是日寇失敗命運之決定，并非即我民族解放之最后完成，我之抗戰(zhàn)尚未脫離危機，仍密經歷更大之艱難困苦，則誠如總裁今年元旦所昭示。溯自我黨前年臨時大會確定抗戰(zhàn)建國綱領以來，明示國策，為建國而抗戰(zhàn)，亦為抗戰(zhàn)而建國，實即指示最后勝利之機，系于國內種種適宜之設施與措置。如被淪陷區(qū)域之收復，被凌壓人民之解放，三民主義之實現(xiàn)，國家民族獨立自由和平地位之達到，均將以此為基點。然而最近則有討伐共軍之聞甚囂塵上，中外視聽，為之一變，國人既惶惶深憂兄弟鬩墻之重見今日，友邦亦竊竊私議中國抗日之勢難保持，倘不幸而構成剿共之事實，豈僅過去所歷慘痛又將重演，實足使抗建已成之基礎墮淤一日，而時勢所趨又非苦比，則我國家民族以及我黨之前途，將更有不堪設想者。
夫共黨問題，原為世界性之問題。世界之病態(tài)不除，此種勢力組織必存在，我總理早已揭示其端。此種世界性組織，既由世界資本主義影響之所及而存在，即或以武力作一時之僥幸之解決，仍必復生滋長，決不能以人之加以消滅，已為無疑之問題，此一義也。我總理過去提攜共產黨共同努力于國民革命，偉謀遠見，無待費言。是以總理臨終時曾致書蘇聯(lián)其本旨外在聯(lián)合蘇聯(lián)，而內在訓示吾人應以國內和乎合作團結互助為重心，各同志對此當能念念不忘。今茲日寇欲淪亡我國于殖民地，日寇為我黨之敵人，也正為共產黨之敵人；敵人之死敵亦即為我之良友，則我黨不宜以如何消滅共產黨為決定政策之出發(fā)點，實亦毫無疑義此又一義也。今日之中國共產黨既在我政府領導之下，則仲其發(fā)展所長為我黨之他山，成抗戰(zhàn)之干城，此正合于總理天下為公之懷抱，亦即切符總裁昭示國人發(fā)揮國家無限潛力之意旨。是則無得我黨，有益國族，又更為目前迫切之要義也。
且黨派問題，決非處理共產黨一黨之問題，而為處理我黨以外各抗日黨派之一般原則。各黨依法自由發(fā)表，本為民主國家當然之定則，而各黨各派在同一革命日標下不互猜忌，尤為我國在抗建時所必要。我黨領導革命以進予創(chuàng)行憲政權之所在，責無窮貸。今日大敵在外，內己一致，一切問題，在乎發(fā)展內容，而不拘泥形式，在乎統(tǒng)括大體，而不苛求枝節(jié)。設使有力于此無從運用以對外，迫而施之于內，以競生存，在我為自孤其勢，在人且將謂我領導無方，殊非我黨諸同志之始愿。為期中國革命之完成，為保我黨領導于不隳，要在示人以寬，感人以誠，動人以德，處人以信，我總裁及中央諸同志，知必已籌慮及之。
更有進者：總裁屢次訓話，敵人所欲我者，我當避免，敵人所不欲予我者，我當堅持。今日敵人既瀕敗境，惟欲我抗建實力之削弱，以至于消滅，于是惟欲我發(fā)動剿共以造成無限制之內戰(zhàn)。而在我痛心敵人以戰(zhàn)養(yǎng)戰(zhàn)之陰謀，應從扶植淪陷區(qū)域各種抗日實力入手。力避敵人以華制華之毒計，當于保障國內絕不釀成分裂開端，蓋已成為莫可爭辯之關健。誠如此，國內前后種種磨擦事件，無因而生，敵人近來種種謠言攻勢，不攻自破，總裁所病根過去敵人之挑撥離間商剖分裂政策，將永無實施機練，功罪之分，成敗之界．至為顯明，匪獨國人所深知，抑亦敵友所均悉。
我總理遺訓，喚起民眾，聯(lián)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斗至理昭垂，放今尤為切合，總裁所云：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皆有抗日救國之責任，早已普及深入于國人之心，乃有勝利抗戰(zhàn)，以進入第五年度。今年成為我國最艱辛最重大之一年，而剿共問題，恍若泊在眉睫，引起國人惶惑，招致友邦疑慮，又因以便利敵人之乘問抵隙，不得不有望于總裁暨中央請同志之毅然決然，進謀國內和平之鞏固。竊以為鎮(zhèn)守總理遺訓，力行我黨國策，撤消剿共部署，解決聯(lián)共方案，發(fā)展各種抗日實力，保障各種抗日黨派，一舉手措足之勞，即可轉定抗建基礎，安如磐石，至于共產黨所言所行，茍系有違國人公意，必不為國人所愛護，何須施以武力。如其有力可用．我黨自應詢國人公意，而加以愛護導之于有用之地，亦無所用其危疑。我黨政策彰彰在人耳目，如何發(fā)揚廣大，責任在我。幾諸所陳，率秉愛國愛黨之衷心，希垂察焉。
宋慶齡 柳亞子 何香凝 彭澤民
一月十二日
陳嘉庚致國民參政會轉國民黨政府電
國民參政會轉中央政府鈞鑒，全國軍政長官全國同胞公鑒：去歲春間，庚以商僑總會主席名義，代表海外一千一百萬華僑，率領慰勞團回國慰勞，并考察戰(zhàn)時軍政現(xiàn)象，民間情形，以及經濟生產事業(yè)，語其大旨，不外面端：一則藉視祖國抗戰(zhàn)實情如何，最后勝利有無把握；二則搜尋各種進步實證，攜回宣傳，鼓舞僑胞，加強捐匯，自春祖冬，閱時九月，西北高原，東南領海，足跡所經，幾十五省，而耳目所及，士兵則艱難苦戰(zhàn)，不顧死生，民眾則勇躍效勞，不惜血汗，愛國精誠，真足使人感奮；惟政治不及軍事，貪污尚尚據津，噴噴人言，亦無可詫，所幸領袖賢明，舉國擁戴，強敵雖然末退，勝利確有可期。比及南歸，據實報告。寸心本無愛憎，片言絕不楊柳。海外華僑，捐資救國，純?yōu)闊崆樗專灰杂悬h而增，亦不以無黨而減，推倒?jié)M清，朔贊民國，救濟災難，捐輸教育，數十年如一日，千萬人同此心，當地法令，共產黨既不許潛藏，國民黨又未能活動，百千人中，有黨籍者，一二而已，多數華僑，成能明識大體，發(fā)揚正義，不分黨派，愛護國家，抗戰(zhàn)之韌，獲得國共兩黨，統(tǒng)一對外，莫不勇躍歡呼。不意中途磨擦，謠琢續(xù)興，遂至熱望冰稍，義捐停繳，或者慶首理額，駭汗相告，庚總僑團，義難坐視，乃于回國期中，分說渝延兩黨領袖，垂涕而道，苦勸息爭，用以顧全大局，蔣委員長表示優(yōu)容，毛澤東先生托述擁戴，庚聞之良慰，且亦以此引告國人，期勿相驚伯有。乃南歸末逾一月，危機又遍國中，位此敵焰猶張，國仇未雪，如復自為鷸蚌，勢必利落漁人，民族慘禍，伊于胡底，華僑無黨派立場，無利害私見，睹茲異象，彌切記憂。庚久處炎荒，字聞政治，人間名利，視者漠然，黨派異同，更非所問，茲逢第二屆參政會開幕，猥以愚拙，謬廁一員，愛舉所懷，以告同感。尚祈一致主張，弭止內爭，加強團結，抗建前途，實利賴之，天海非遙，愿聞明教。
陳嘉庚叩歌(一九四一年二月新加坡發(fā)）
上海各民眾團體呼吁團結的快郵代電
全國各報館，轉全國同胞，國民政府林主席，國民黨蔣總裁．共產黨毛澤東先生暨各黨領袖，并參政會諸公鈞鑒：據報載新四軍以不遵令調防，致礙友軍，已由第三戰(zhàn)區(qū)顧司令長宮下令，以武力制裁，并由軍事委員會命令，取消其番號。此事內幕究若如何，因電文簡單，我上海民眾，未能盡悉蘊底，竊以僅此抗敵不逞之際，忽有偌大不幸事件發(fā)生，政府或有難言之隱。然鷸蚌相爭，漁翁得利，先哲明訓，足資做惕。況新四軍成立以來，轉戰(zhàn)大江南北，其衛(wèi)國衛(wèi)民之功績，中外各報，迭有記載，事實懼在，均可復案，縱有誤會，亦不難以政治手腕解決之，何至兵刃相見，而始同室操戈之譏。我上海民眾現(xiàn)在各就本位，戮力抗建大業(yè)，聆此消息，不勝惶駭，心所謂危，礙難緘默；用特電陳，務析領袖諸公，念我祖宗血地，尚未收復，半數同胞，正陷水火，相忍為國，團結對外，并助全國同胞，一致呼吁，終止磨擦，消洱內戰(zhàn)，抗建前途，實利賴之。
———————————————— 上海各界民眾團體叩
蔣介石密令顧祝同“解決”江南新四軍的電文
(一九四O年十二月十日)
上饒顧長官祝同密
(一)查蘇北匪偽不斷進攻韓部，為使該軍江南部隊，不致直接參加對韓部之攻擊，應不準其由鎮(zhèn)江北渡，只準其由江南原地北渡，或由該長官另予規(guī)定路線亦可。
(二)該戰(zhàn)區(qū)對江南匪部，應按照前定計劃，妥為部署并準備，如發(fā)現(xiàn)江北匪偽競敢進攻興化，或至限期(本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該軍們不遵命北渡，應立即將其解決，勿再寬容。
(三)右二項仰即遵辦具報為要。
上官云相關于皖南新四軍一部開始北移事致安徽省政府皖南行署電
(一九四O年十二月十一日)
急
黃主任紹耿兄x x據五十軍周參謀處長城先齊申電話報稱：
(一)據報虞申新四軍軍部人員及重要文件，陸續(xù)由云嶺經繁昌路線北移渡江。
(二)該軍第一、二兩支隊之各一部隊，亦陸續(xù)分由南陵、笛昌、銅陵路線北移渡江。現(xiàn)六里丁、何家灣附近尚有該軍第三支隊之一個營。
(三)云嶺附近該軍所養(yǎng)之豬數百只均送與民眾。
(四)該軍部隊開動時對歡送之民眾，稱本軍系服從中央命令開赴江北各等情，謹敬特聞。
上官云相佳未遠
蔣介石密電國民黨避免與日寇作戰(zhàn)進行“剿撫”工作的命令
長官李瑜真午年及副長宮孫子元酉嶂戰(zhàn)電：
頃奉委座色令一元電開：
(一)查朱葉各部，尚未恪遵命令向黃河以北移動。
(二)決強制執(zhí)行之。
(三)第三第五戰(zhàn)區(qū)應并用軍政黨綜合力量，迫其就范。
(四)待須注意防止該部向江南山地及大別山或豫西流竄，影響大局。
(五)務避免以大部隊在前線致敵所乘，我軍應以游擊戰(zhàn)要領避難就易，避實擊虛，計出于萬全，勿致牽動全局。
(六)關于局部及剿撫進退諸機宜，統(tǒng)由各該長官負責處理為要計，擬定左列清剿部署如次：
甲、方針：戰(zhàn)區(qū)以重建豫、鄂、蘇、皖邊區(qū)黨政，俾利抗戰(zhàn)之目的，決以軍政黨綜合力量，肅清轄區(qū)內之匪軍。
乙、匪軍兵力及流竄區(qū)域：
(1)平漢鐵路以西匪首李先念兵力八千余，在京、鐘、天、漢、河、應(城)、云、安、隨、信一帶，以應隨邊境之八字門、大山頭為根據。
(2)淮河以南匪首張云逸兵力約兩萬，在黃崗、活、防、無、廬、定、巢一帶，以巢廬銀屏山滁屬萬甫山為根據。
(3)淮河以北匪首彭雪楓兵力約三萬，在渦、蒙、靈、泅、永等縣盤據。
丙、清剿：
(1)部署軍隊區(qū)分：子、鄂中區(qū)司令官王仲廉，轄新二軍及獨立十四十五兩旅及鄂游擊部隊。丑、淮南區(qū)總司令李品仙，轄豫、鄂、院邊區(qū)各部隊，寅、淮北區(qū)總司令官湯思伯，所轄部隊同委座銑午令一元電。卯、襄西區(qū)，總司令馮治安，所轄部隊同前序列。
(2)作戰(zhàn)地境：鄂中區(qū)與淮南區(qū)間為正陽東北萬里橋、驢河店(正陽東)、梅黃店、漣河以南沿平漢鐵路之線，線上屬鄂中區(qū)；淮北區(qū)與淮南鄂中兩區(qū)間，為南陽賒旗店。河關、駐馬店、夏店以東沿沙河、洪河、淮河之線，線上屬鄂中淮南兩區(qū)，鄂中區(qū)襄西區(qū)為衰河之線。
丁、各指定部隊應以武力肅清境內匪軍勢力，其就近之作戰(zhàn)國軍，需隨時聯(lián)系并派隊協(xié)助之。
戊、各地區(qū)匪軍統(tǒng)限于丑月他日前肅清，其各地進行清剿情形，應隨時具報。以上陳轉報委座并分電各總司令外，仰即遵照實施為要。
關于就地秘密處置被俘新四軍主要人員電文
第六、八區(qū)行政督察專員公署、黨務指導專員辦事處、各縣縣政府、執(zhí)行委員會：極機密。
查皖南叛軍業(yè)已掃除，各地搜集殘余反動分子，除查系被迫脅從應按照自首條例辦理俾予自新之機外，其證據確鑿之叛軍主要人員，準予會同審訊，就地秘密處置后再行呈報。仰即遵照為受。
安徽省政府皖南行署主任黃紹耿。
安徽省執(zhí)行委員會皖南辦事處主任宋振渠。子留機印
“他們口中所喊, 與心中所想并不一致. 這是有許多事實可以證明的.”
我們必須承認，任何一個政黨必有其私利。任何一個政黨必有擴大自己力量或者說擴大自己勢力范圍的本能，任何一個政黨必有獲取政治領導權的目的。這個目的就是該黨最大的私利。
在這個政黨擴大自己勢力范圍時，獲取政治領導權的過程中，必然與其他政黨發(fā)生沖突。
如果沖突的各方都承認對方的目的是合法的，都能在法律范圍內，雙方共同遵守的規(guī)則下進行約束，那么這種沖突就表現(xiàn)為競爭。注意，競爭的前提是：承認對方的目的合法！
如果任一方不認為對方的目的合法，因而對沖突的另一方使用武力。那么，有兩種結局：1、對方被掐死；2、爆發(fā)戰(zhàn)爭。總之，一旦動用武力，其結果只有一個：某一方被滅掉。
且不論對方的私利是否合理，首先動用武力的一方無疑是將本黨的私利凌駕于國家、民族利益之上。因而，不惜促使內戰(zhàn)爆發(fā)。
在政黨沖突中，只要他們口中所喊, 心中所想，手中所行，所謀求的私利不損害國家、民族這個最高利益，他們的政策、方針、措施與國家、民族的利益相一致。我們就應該認為是可以接受的。人民以各自的利益匯集成整個國家、民族的利益，他們將以不同的方式表述他們各自支持那一方，也就是承認那一方的私利是合理的，可以接受的。
因此，站在某一政治派別的立場上，指責另一方謀求私利，只是一種無聊的言論。難道他們那一政治派別就沒有自己的政治目的？就沒有私利？他們真的就做到了“無私無欲”？
其實，任何一個指責對方政黨的言論，都是出自于自己的政治目的，也就包含了本黨的私利。問題不在于有無黨派私利，而在于其私利是否與國家、民族的利益相一致。
孫中山先生提出的“天下為公”，毛澤東先生所說的“為人民服務”。其實都包含了一個道理：國家和民族的利益就是本黨的利益，本黨的利益服從國家和民族的利益，在這個前提下才有本黨的利益，那就是——執(zhí)政。
“他們口中所喊, 與心中所想并不一致. 這是有許多事實可以證明的.”
共產黨口中所喊, 與心中所想并不一致。確實有許多事實可以證明。
共產黨宣稱：服從蔣委員長的領導，統(tǒng)一于國民政府之下進行抗戰(zhàn)。
可是做起來，確不是那么回事。為了擴大共黨勢力，并不服從蔣委員長的領導。
其罪狀有二：1、破壞全國軍令之統(tǒng)一；2、破壞全國政令之統(tǒng)一。
破壞全國軍令之統(tǒng)一，以江南新四軍做得最為明顯。他們肆意突破蔣委員長給他們劃定的抗戰(zhàn)防區(qū)，竟然將部隊打到了上海附近。
在皖南事變前，新四軍其實在暗中已分裂為兩部。
一部是以陳毅為首的江南指揮部、江北指揮部，破壞全國軍令之統(tǒng)一，就是陳毅他們干的。他們四處出擊，居然將下屬的一部偷換旗號，以“江東抗日游擊縱隊”的番號，一路打進上海虹橋機場。連老百姓都知道他們其實就是新四軍。陳毅居然敢問：有什么證據，可證明“江抗”是我的部隊？當戰(zhàn)區(qū)司令冷欣舉證說：這支部隊能打日本，軍紀極好，足見是你的部隊，必須招回防區(qū)。他們竟然抗令說：難道能打日本，軍紀極好的就只有新四軍嗎？無視統(tǒng)一軍令以此尤盛！
另一部是以葉挺、項英為首的新四軍軍部。他們雖然一直固守于劃定的防區(qū)內，但也有不服軍令之舉動。當日軍進攻之初，國軍奉命轉進之時，竟敢違令，與日軍迎頭而上，將日軍趕離他們的防區(qū)，蓄意羞辱友軍。
對于如此違令之“叛軍”，蔣委員長英明決策，果斷將其剿滅。只是首惡之陳毅所部歷來不服軍令，且在日占區(qū)，力有未逮。只得將尚能遵令的葉挺所部剿滅。
查共黨此類惡行，不勝枚舉。
破壞全國政令之統(tǒng)一，在共黨所有轄區(qū)，都有施行。
共黨在國軍能力未及之地，私建共黨政權，雖使日汪政權不能控制，也使國府政令不能通達。
罪行如下：
私定“二五減租”之法，以減輕對農民之盤剝。然國府并未有此政令。此乃罪行之一。
行“田畝累進稅制”，暗行“平均地權”之實，致使富戶田畝流失于劣農之手。此乃罪行之二。
發(fā)行邊幣，使國府通貨膨脹之戰(zhàn)略決策不能及邊區(qū)之地。此乃罪行之三。
如此種種，以利民生之名，圖控掌政權之私。致使劣民紛紛赤化，而危及國府之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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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銀湖碧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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