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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盛宴:古羅馬競技慶典與帝國秩序

李永毅 · 2007-03-16 · 來源:本站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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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永毅

簡介
  李永毅,1975年生,北京師范大學西方文論博士畢業,現任教于北京師范大學,從事英美文學、古羅馬文學和文藝理論的研究。





  卡爾科皮諾在《古羅馬的日常生活》中感嘆,羅馬人竟然會把殺人的表演作為“全城歡慶的節日”,實在是“匪夷所思”1。他的驚愕代表了許多研究者面對羅馬競技慶典(ludi)時的典型態度2。競技慶典是古羅馬文化中獨一無二的一種儀式,它集競技、宗教慶祝、勝利游行、血腥表演(主要包括大規模處決、人獸搏斗和角斗士對決)為一體,是幾百年間(尤其是公元前一世紀以后)最為流行的全民娛樂方式。這樣一個在別的方面高度文明的民族為何會對死亡的視覺盛宴如此癡迷,為何會表現出比“野蠻民族”更加野蠻的冷酷、殘忍與道德的墮落?研究者從宗教、政治、文化人類學、大眾心理等角度提出了各種闡釋模型3,在參考和融合這些模型的基礎上,筆者相信,競技慶典并非與古羅馬文明主體相悖的某種特殊社會現象,而是古羅馬人的核心精神體系的自然產物,它體現出強烈的種族優越心理、社會等級意識和尚武傾向,是震懾敵人、安撫平民、塑造羅馬身份、維護統治秩序的主要手段。然而,競技慶典的興盛所導致的暴力蔓延、道德墮落和資源枯竭反過來卻成為共和政體瓦解和帝國崩潰的關鍵原因。

  一 競技慶典的起源與演變

  古羅馬競技慶典中的三項主要的血腥表演(munera)是人獸搏斗(venationes)、角斗士對決(spectaculagladiatorum)和大規模集體處決。處決的形式有很多,例如火刑(damnatio ad flammas)、釘十字架(crucificio)或者讓野獸撕咬手無寸鐵的犯人(damnatio ad bestias)。在帝國時代,處決往往成為以神話為題材的表演節目的一部分,更加具有“娛樂性”和“觀賞性”。

  以競技慶典為主的節日(ludi)在羅馬歷史上興起較晚,在羅馬共和國早期,只有宗教性的節日(feriae)。在宗教儀式中,將牲畜獻祭給神是必不可少的內容,但人獸搏斗表演是后起的現象,它與羅馬的擴張有密切關系,公開獵殺在異國捕獲的大型猛獸是炫耀羅馬武功的重要方式。有史可稽的第一次表演發生在公元前186年,很快它就成了官方規定的節日慶典的固定項目4。關于角斗士對決的起源,目前史學界尚無定論。按照塞爾維(Servius)的說法,它源于兩種習俗,一是在葬禮上將活人獻祭給死者,一是在勝利后強迫俘虜自相殘殺5。第一次正式的角斗士表演發生在公元前264年6。由于角斗士所展示的勇氣和技藝正是士兵所應具備的品質,這樣的表演在以軍事征服為傳統的羅馬很快流行起來,角斗士的訓練方式甚至也融入了正規的軍事訓練之中。有學者認為,羅馬在征服海外的過程中到處興建圓形劇場,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以角斗士表演促進軍事訓練7。集體處決一直是羅馬震懾敵人的重要方式,但在早期并沒有表演和娛樂性質。早在公元前337年,羅馬人就曾在市中心廣場上對359名塔爾干戰俘施行集體斬首8。隨著軍事征伐的升級,集體處決的規模日益擴大,手段更加殘忍、更趨多樣化。公元前214年,西西里統帥馬爾凱盧斯(Marcellus)一次處決了2000名親迦太基的士兵9。公元前167年,埃米利烏斯(Aemilius)用大象踩死了眾多非羅馬的叛變者。公元前146年,小阿非利加努斯(Africanus)在迦太基用釘十字架、斬首、野獸撕咬等多種方式公開處決了大批戰俘10。羅馬統治者借此向敵國和一切存有異心的人展示其粉碎一切反抗的國家意志。

  這些彼此獨立的形式最終發展成綜合性的、在羅馬政治文化中占據中心地位的競技慶典是在公元前1世紀。此時羅馬的軍國主義已經失控,手握重兵的軍事統帥紛紛覬覦最高權力,共和政體岌岌可危。長期以來,羅馬都有為贏得重大軍事勝利的將領舉行凱旋游行(triumphus)的傳統。為了更有效地炫耀戰功、威懾對手、籠絡下層,龐培和愷撒等人將凱旋游行與舞臺節目、馬車比賽、角斗士對決、人獸搏斗、集體處決、模擬戰斗等項目結合起來,創造出了一種極其“壯觀”的全民娛樂方式(munera legitima),其核心內容仍是前面所述的三項最血腥的表演:上午是人獸搏斗(venationes),中午是集體處決(meridiani),下午是角斗士對決(munera)。內戰勝利后,愷撒舉行了令人眩目的慶典活動,僅在人獸搏斗中就動用了400頭獅子。除了常規項目外,還包括田徑比賽、斗牛和大規模的模擬海陸戰役11。到了帝國時代,競技慶典則完全納入了統治機制之中。屋大維通過立法手段幾乎壟斷了舉辦慶典的權力,他在慶典的“頻度、多樣化和規模方面都超過了前人”12。歷代羅馬皇帝都把慶典作為與前代統治者攀比的主要內容,因此慶典的規模急劇膨脹。公元80年,在皇帝提圖斯(Titus)慶祝弗拉維圓形劇場落成的慶典中,9000頭野獸被殺13;公元107年,為了慶祝達西亞之戰的勝利,皇帝圖拉真(Trajan)舉行了二十三天的慶典,11000頭野獸被殺,10000名角斗士參與了決斗14。

  由于舉行慶典的日期也是法定假日,羅馬帝國的假日也日益增加,到最后竟超過了全年的一半。在屋大維時代,全年假日有159天,其中65天為競技慶典日。在奧勒留(Aurelius)時代,全年假日達到了230天,競技慶典日達到了135天15。因此,我們可以毫不夸張地說,觀賞血腥的競技慶典成了羅馬人主要的生活方式。

  二 血腥表演的性質與羅馬人的態度

  為羅馬辯護的學者試圖把競技慶典中的血腥表演歸結于在古代民族中非常普遍的以活人獻祭的宗教行為。然而,史料顯示,羅馬社會中使用人牲的現象比較罕見,通常只用牛羊獻祭,只有在國家安全受到明顯威脅時,出于迷信的原因,象征性地處死少數異族人。更有說服力的證據是,羅馬人往往將活人獻祭視為野蠻民族的愚昧行為,作為自身“文明性”的反襯。比如愷撒就以鄙夷的口吻描述了高盧人以火刑將活人獻祭的宗教行為16,為自己在高盧的大屠殺開脫。公元2世紀至5世紀羅馬人與基督徒的論戰也從反面證明了羅馬人憎惡人牲的立場。在論戰中,雙方都互相指責對方以活人獻祭,以此確立自己在道德和文化方面的優越地位,將對方釘上野蠻人的恥辱柱。因此,我們很難將競技慶典中的屠殺理解成宗教行為。

  如果說羅馬人的部分屠殺行為具有某種宗教色彩,那也是與軍國主義捆綁在一起的。作為一個政教合一的國家,公開處決戰俘的確有向庇佑羅馬的諸神感恩的意味,但這并不是主要方面。正如普拉斯所斷言,“競技慶典從本質上說是為生者舉行的儀式,而不是為死者舉行的獻祭”17。對于以軍事立國的羅馬民族來說,這些屠殺行為首先是國家強力的展示。但屠殺行為竟會演變成娛樂節目,則與羅馬人縱容和欣賞的態度有密切關系。

  羅馬的所有階層都對血腥表演極為癡迷18。上至皇帝、元老院議員,下至身無分文的城市貧民,都熱衷于觀看人獸搏斗、集體處決和角斗士對決等節目。塞內加甚至諷刺說,觀賞活人變成尸體的過程是羅馬人的一大樂事19,還說“上午他們把人扔給獅子和熊,中午他們把人扔給觀眾”20。這些被處死的人主要是戰俘、罪犯和奴隸,他們被稱為noxii,意思是“有害之人”,換言之是羅馬帝國的害蟲。因此,他們的死在羅馬觀眾心中激不起任何同情,按照塞內加的說法,屠殺他們只是出于“游戲和娛樂”的動機(per lusum ad iocum)21。對于羅馬來說,這些人只是“剩余商品”、“休閑的資源”和“帝國主義的副產品”22。攻占耶路撒冷之后,皇帝提圖斯(Titus)把大量猶太俘虜作為禮物,贈給行省的總督,供他們在圓形劇場屠殺之用,就是非常突出的例子。正因為這樣的屠殺沒有觸動羅馬人的道德底線,所以他們才毫不掩飾、甚至自豪地在雕刻和馬賽克藝術中加以描繪。雖然仁慈(humanitas)一直是羅馬人崇尚的道德準則,羅馬歷史上卻從來沒有大規模的抵制血腥表演的運動。如果說下層民眾對這樣的屠殺有什么不滿,往往都是抱怨皇帝過于吝嗇,參與表演的野獸和人數目太少。

  更令人驚訝的是,扮演社會良心角色的知識分子同樣沒有在原則上否定這樣的血腥表演。西塞羅雖然在一封信中批評了龐培的競技慶典,但他只是輕描淡寫地表示,這樣的表演對于一個有教養的人(homini polito)來說毫無樂趣可言。至于同情,他也只是施與了被殺的大象,其他被殺的人和動物都不在他的關心之列。更為重要的是,從信中可以知道,他經常觀賞這樣的表演,所以即使他有絲毫的憐憫之心,它也被羅馬人所習慣的生活方式淹沒了23。塞內加是競技慶典最嚴厲的批評者。但他并不是從根本上反對表演性的屠殺,只是反對以娛樂為唯一目的的屠殺。他認為正午殘酷的集體處決是絕對正義的懲罰(iustissimorumsuppliciorum)24。他真正擔心的是如此密集、強烈的暴力表演對觀眾道德的腐蝕作用,所以他強調,競技慶典中的死亡一定要體現出勇敢的品質和道德的儆戒效果。另外一些哲學家甚至稱贊此類表演有助于培養羅馬公民的勇氣和斯多葛主義所追求的忍耐精神。

  三 競技慶典的政治學詮釋

  對于普通羅馬人來說,競技慶典是帶有一定宗教色彩的娛樂活動,而對羅馬軍閥和皇帝而言,競技慶典首先是一種威力巨大的政治手段。正因為如此,歷任統治者都把舉行競技慶典作為最核心的政治活動來經營。對競技慶典進行詮釋,為分析羅馬的政治制度、民族意識和大眾心理提供了一把鑰匙。

  競技慶典首先是羅馬強權的展示。通過大規模的集體處決和慶典中資源的任意揮霍,羅馬向所有的屬地和敵國炫耀自己無與倫比的軍事力量和經濟力量,摧毀任何人、任何地區和國家反抗羅馬的意志。羅馬軍隊在第二次布匿戰爭(Second Punic War)25中的坎奈之役中慘敗,幾乎亡國,這一事件導致整個國家危機意識空前高漲,也刺激了軍國主義的發展。自那以后,羅馬人對反叛者和異族的鎮壓日趨殘忍。公元前146年在迦太基和科林斯的屠殺、公元70年對猶太人的大屠殺和強制遷移都是明證。將羅馬的敵人以戲劇化的方式、以花樣層出不窮的殘忍手段集體處決,在羅馬統治者看來,其震懾效果甚至超過戰場上的大捷。把數量驚人的大型猛獸從世界各地運到羅馬,在觀眾眼皮底下集中屠殺,讓羅馬人感覺到,自己的國家不僅對于其統治下的民族具有生殺予奪的權力,而且其力量足以對抗自然、甚至凌駕于自然之上。與此相似,維多利亞時期的英國殖民者也曾在殖民地大規模地捕殺獅、虎、象等巨獸,以心理暗示的方式向被統治的民族炫耀自己的帝國強權26。

  競技慶典也是羅馬軍閥和皇帝展示個人權力和籠絡民心的重要手段。統治者往往會在擊敗政治對手之后舉行大規模的慶典,以示自己已經牢牢控制住局面。愷撒和歷代羅馬皇帝都深諳此道。從這個意義上說,圓形劇場是一個“政治劇場”,它“以戲劇化、儀式化的方式重新確認皇帝的權力,重新確立倫理和政治秩序”27。從愷撒開始,許多羅馬獨裁者都認識到,直接以利益換取平民尤其是貧民的效忠,是繞過元老院、強化個人權力的最佳途徑。事實上,在帝國時期,皇帝直接扮演了羅馬下層的恩主(patronus)角色,賞賜免費的盛宴、舉辦大規模的競技慶典是恩主顯示自己的“慷慨”、安撫底層民眾的手段甚至是義務。對于無法以常規方式介入政治的底層來說,慶典所提供的公共空間能讓他們體會到一種虛幻的權力感。一無所有的城市貧民可以在觀眾席上通過呼喊口號的方式表達自己的意志,影響公開審判、處決和表演的進程28。

  對于帝國的擴張事業來說,競技慶典、尤其是角斗士表演也是一種軍國主義的教育。角斗士向未曾親身體會戰場滋味的羅馬公民演示如何冷靜、勇敢地面對死亡。在這樣的表演中,膽怯和退縮于事無補,只有死路一條;惟有努力搏殺,才有一線生機,因為按照規定,部分獲勝的角斗士可以獲得特赦(missio)。這與羅馬上層努力向士兵灌輸的“不成功便成仁”(autvincere aut emori)的信條是一致的。在第二次布匿戰爭中,元老院就曾以此為由,拒絕贖回被漢尼拔俘虜的八千羅馬士兵29。由于角斗士的技藝和精神具有示范作用,雖然他們在社會地位上被視為賤民(infames),但卻受到羅馬大眾的普遍尊崇,甚至有相當數量的羅馬貴族主動加入到他們的行列之中。

  競技慶典對于維持羅馬社會的等級制度同樣具有重要作用。等級制度在羅馬社會根深蒂固,在政治和法律方面體現最為明顯。只有財產超過一百萬賽特克30的公民才允許參與元老院的競選。雖然所有具備公民身份的羅馬平民都受法律保護,但在訴訟程序、法庭選擇、上訴和有罪推定等方面都受到不公平對待,在量刑方面差別尤為顯著。上等人(honestiores)除了叛國罪和弒親罪外極少判處死刑,死刑的形式是以劍斬首;下等人(humiliores)的量刑非常隨意,死刑的形式也非常殘酷31。競技慶典直觀地向羅馬公民呈現出國家的等級秩序。圓形劇場座位的分類與布局、觀眾的著裝、出入場的規定、食物和禮物的檔次都清晰地表明不同階層的社會地位32。在血腥表演中慘死的戰俘、奴隸與罪犯作為被剝奪了一切權力的賤民,也以反襯的形式抬高了底層羅馬公民的地位,可以避免他們因為遭受經濟政治雙重壓迫而產生過度的心理失衡。因此,古恩德森形象地把圓形劇場稱為“羅馬社會結構的意識形態地圖”33。

  羅馬統治者對于底層民眾的顛覆力量有清醒的認識,所以也將競技慶典中的血腥表演作為民眾過剩暴力的宣泄渠道。當數以萬計的觀眾坐在同一座劇場里,以政府認可的、合法而“文明”的方式為鮮血四濺、尸體狼藉的場面歡呼、鼓掌時,他們也在觀賞、評論、感受和想象的過程中參與了屠殺,宣泄了對社會具有很大破壞性的過剩暴力。這種效果與現代社會的暴力節目和恐怖電影類似,只是更加殘忍,更加真實,因而也更具震撼力。普拉斯敏銳地指出,血腥表演中過度的暴力恰恰是統治者預防底層反抗的絕妙策略。將潛在的無序納入合法的秩序,人為地將觀眾從正常的生活狀態中引入一種可以操控的反常情境中,可以釋放他們的緊張和壓抑情緒,使他們更容易返回正常狀態,避免大規模無序狀態的出現34。

  競技慶典最為重要的政治功能在于,通過反復的儀式和表演,通過視覺符號和群體心理的潛移默化,向所有公民灌輸羅馬身份(romanitas)意識。圓形劇場在很大程度上象征了羅馬人心目中的世界模型35。劇場的中央代表著異族人、罪犯、奴隸和荒野所組成的非羅馬的、無序的野蠻世界,是被征服、統治、掠奪和屠殺的對象,它與羅馬公民的良知與道德準則沒有任何關聯,它的唯一功能是為羅馬提供財富、人力和娛樂。劇場環形的觀眾席代表著羅馬公民的文明世界,它擁有著完備的法律制度、宗教體系、道德規范和高度發達的物質水準,它支配著野蠻民族乃至人類和宇宙的命運。只要是羅馬公民,無論如何貧窮低賤,對于另一個世界來說都是天然的上等人和統治者,“我是羅馬人”(“Romanus sum”)是他們在帝國任何地方的護身符。這種集體的種族優越意識抵銷了社會內部等級制度的消極作用,成為支撐羅馬帝國的全民精神信仰。在這樣的框架之下,競技慶典中的殘酷暴力不僅不會喚醒觀眾的良知,反而會讓他們覺得這是摧毀野蠻、保護文明的正義行為,其目的是為包括自己在內的羅馬公民創造更加安全的環境。

  四 競技慶典與帝國的覆滅

  在塑造帝國意識形態、鞏固統治方面,競技慶典發揮了很大作用,但它也是一把雙刃劍,加速了共和政體的瓦解和帝國的滅亡。

  雖然作為一種安撫手段和宣泄渠道,競技慶典有效地預防了來自社會底層的大規模暴力,但從公元前1世紀開始,羅馬上層的暴力卻嚴重威脅著整個國家。在共和政體崩潰的前夕,軍事獨裁者之間的爭奪導致了規模空前的內戰。競技慶典上觀眾如醉如癡的反應讓龐培、愷撒、屋大維等人意識到,暴力和權力的結合可以贏得下層民眾的狂熱崇拜。蘇拉臭名昭著的懸賞謀殺政敵(proscriptio)的做法使得共和體制下的法律成為一紙空文,拉開了羅馬上層血腥爭斗的序幕。愷撒和屋大維在奪權的過程中,都充分利用競技慶典來籠絡民心,樹立自己的絕對權威。公元前44年,羅馬元老院選舉愷撒為終身獨裁者,以合法的方式埋葬了他們引以為豪的共和體制。在帝國時代,除了屋大維當政時期(Pax Romana)以外,統治層都被血腥的奪權斗爭所困擾,負責保衛皇帝的禁軍(praetorium)成為皇室生命的最大威脅,圓形劇場里的暴力狂歡終于蔓延到了劇場之外。內訌中的羅馬無暇顧及異族的崛起,當他們的命運被北方的野蠻民族任意操控時,他們仿佛從觀眾席上被驅趕到了劇場的中央,淪為他人觀賞的對象。

  當謀殺與放逐成為羅馬統治層的主題時,恐慌與懷疑的氣氛便一步步把羅馬推向了警察國家的境地。叛國罪(maiestas)雖然在公元前246年36就已確立,但從愷撒和屋大維開始,它才嚴重地威脅到所有羅馬公民的權利和生命。根據《愷撒法》(Lex Iulia),侮辱代表羅馬人民或政府的任何人的任何言行都按叛國罪論處。更危險的是,任何人都有權控告他人的叛國罪,甚至包括在正常情況下必須受過酷刑其證詞才具法律效力的奴隸,而且如果被告最終獲刑,所沒收財產的1/4將用來獎賞告密者(delatores)37。在這樣的制度誘惑下,冤案層出不窮。據塞內加說,在皇帝提伯里烏斯(Tiberius)統治期間,以叛國罪陷害他人的行為幾乎成為一種時尚,“罹難的羅馬公民人數超過任何一次內戰”38。被指控犯有叛國罪的人為競技慶典中的人獸搏斗和集體處決提供了充足的資源。

  由于羅馬公民長期浸淫在競技慶典的暴力文化中,塞內加所擔心的腐蝕作用的確無法避免。他們天然的同情心日漸泯滅,取而代之的是仇恨與殘忍,這種心理可以輕易地從異族人轉移到本族人、從賤民轉移到與自己同階層的人身上,導致自身性格的全面異化。正因為如此,巴爾頓認為,羅馬人在競技慶典中“既是迫害者,也是犧牲品”39。此外,由于一年中大半都是假日,而在假日舉行的慶典又往往是揮金如土的狂歡場面,奢靡之風自然也日益嚴重。羅馬建國初期所提倡的勇敢、公平、誠實、正直等品格都被人淡忘了。李維在《羅馬史》序言中哀嘆說,羅馬人已經墮落到這樣的地步:他們“既不能忍受自己的邪惡,也不能忍受將自己從邪惡中拯救出來”(nec vitia nostra nec remedia pati possumus)40。強大的羅馬帝國在新興的基督教面前不堪一擊,一個重要原因是早期基督徒堅定的信仰和純潔的生活與羅馬普遍的道德敗壞形成了鮮明對照。

  羅馬帝國后期嚴重的資源枯竭加速了它的覆滅。羅馬是一個建立在擴張基礎上的消耗型帝國,這注定了它的繁榮不可能久長。居于帝國中心的羅馬城從來都不是一個生產性的城市,進口的物品是天文數字,出口卻幾乎為零,是海外行省和屬地的財富支撐著它。相對于奴隸和異族而言,全體羅馬公民構成了這個帝國的特權階層,他們的文明生活是靠羅馬軍隊對其他地區的殘酷鎮壓和羅馬政府的野蠻掠奪來滋養的。每一次大規模戰爭的勝利都為羅馬帶來了新一輪的貴金屬、奢侈品和勞力,讓羅馬得以繼續自己的奢侈生活。羅馬的欲望是無窮的,但它的征服能力終歸是有限的。當極限到來,不再有新的財富從海外涌入時,它的經濟便停滯了。不僅如此,生活在帝國財富無窮無盡的幻覺中,羅馬人用驕奢淫逸的生活揮霍著原有的資源。鋪張的競技慶典對于羅馬帝國而言,如同慢性自殺,不只經濟財富(尤其是貴金屬礦藏)迅速萎縮,甚至大型野獸在南歐和北非的許多地方都絕跡了。

  古羅馬在政治制度、法律、城市規劃和工程建設等方面都創造了令人嘆為觀止的成就,但通過競技慶典,我們卻清楚地看到了古羅馬文明的另一面,它讓我們更深地理解了羅馬的民族心理和興衰軌跡41。塔西陀借一位蘇格蘭酋長之口,概括了羅馬文明對異族的含義:

  “羅馬人劫掠著整個世界;當不再有供他們摧毀的土地時,他們就開始搜索海洋。如果敵人是富庶的,他們就垂涎財富;如果敵人是貧窮的,他們就渴慕光榮……他們用‘帝國’的名字來形容搶劫和屠殺;他們制造出一片廢墟,然后把它稱為‘和平’。”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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