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沃勒斯坦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兼論21世紀上半葉的中國問題

讀沃勒斯坦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兼論21世紀上半葉的中國問題

李民騏

　　今年冬季（1月份）給本科生教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我們這里是經濟學305。給學生安排的教材有羅伯特•塔克編的《馬克思－恩格斯讀本》、斯威齊的《資本主義發展理論》和沃勒斯坦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沃勒斯坦的學說，以前并沒有研讀過。這次借給學生上課的機會，略微有了一些了解。受沃氏的啟發，聯系世紀之交世界與中國的經濟、政治大勢，興之所至，將有些原來思索過的問題，略作整理，權充讀后感一篇。
　　

　　長周期、無產階級化和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歷史極限
　　
　　在黑格爾看來，拿破侖在耶拿戰役的勝利，既象征著象征著法國大革命的徹底勝利，也標志著“歷史的終結”－絕對理性的實現。而在馬克思看來，“現代資產階級社會”只是人類社會的“前史”結束之前所必須經過的一個階段。它是一定歷史條件（“生產力”）的產物，因而也只有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才能夠存在，并且必將為變化和發展了的歷史條件所超越、所摒棄。
　　
　　“現代資產階級社會”是怎樣為自己的滅亡準備了條件呢？在《共產黨宣言》中，有兩條線索。一條線索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在資本主義條件下表現為“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而資產階級又是怎樣度過這些危機呢？一方面是被迫摧毀大批的生產力；另一方面是通過征服新的市場和更徹底地剝削舊的市場，也就是說，通過為更全面的、更有毀滅性的危機掃清道路，和通過減少防止危機的手段?！?
　　
　　另一條線索是現代無產階級（雇傭勞動）的產生和發展－“資產階級的存在和統治的基本條件是資本的形成和增長；而資本的前提是雇傭勞動。雇傭勞動完全是以勞動者之間的競爭為基礎的。工業的發展（資產階級是其不自覺的促進者），消滅了由于競爭而形成的勞動者的孤立狀態，而代之以集中起來的勞動者的革命結合。所以現代工業的發展從資產階級的腳下破壞了它的生產和占有的基礎。因而資產階級所產生的，歸根結底，是它自己的掘墓人。”
　　
　　從今天的觀點看，一個經驗事實是，“現代資產階級社會”還沒有滅亡，也就是說，它通過在其自身范圍內的調整度過了到目前為止發生過的所有的危機。這就提出了一個問題，即如果“現代資產階級社會”不過是與一定歷史條件相適應的社會發展的一個階段，那么是否有證據可以說明，危機不僅是“現代資產階級社會”不斷自我調節的手段，而且在每一次危機－調節的過程中，還存在著某種長期趨勢，指向“更全面的、更有毀滅性的危機”和日益減少的“防止危機的手段”？這個問題，顯然只有在世界歷史的高度上才能回答。
　　
　　在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理論中，對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進行分析的最小時間單元是康德拉季耶夫長波。世界經濟長波的形成機制是世界供給和世界需求的矛盾運動。世界供給是無數個經濟個體在市場規律的驅動下分散決策的結果。由于在資本主義世界經濟中，市場交換和為交換價值生產占統治地位，在價值規律的作用下追求無限制的資本積累是個體資本的一個基本趨勢。因此，只要擴大生產與不擴大生產相比仍然有利可圖（或者損失較?。?，生產就有無限擴大的趨勢。
　　
　　另一方面，世界需求是由一定社會過程所決定的收入分配的“函數”。世界供給是由價值規律在世界范圍內的運動所決定的，而世界需求卻取決于在各個民族國家范圍內所進行的階級斗爭，反映資本和勞動之間的力量對比。階級斗爭的進程在一定時期告一段落時，對立的階級之間暫時達成一定的“妥協”。這個“妥協”往往通過制度、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從而在未來的一個時期（一般為幾十年）保持相對的穩定。
　　
　　比如，美國在經歷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工人斗爭的高漲以后，在戰后出現了所謂“資本－勞動諒解”的局面。在大公司和主要工會之間達成了如下的妥協：大公司保留在管理和投資決策方面的特權，工會努力維護勞動場所的紀律和促進生產率提高。作為回報，公司方面保證工人工資與生產率同步增長，并給予工人一定的就業保障。另外，也是在大蕭條時期，美國政府開始為失業工人提供救濟，“福利國家”開始形成。1946年國會通過了《就業法》，規定政府有義務運用公共開支等手段提高就業水平，維持宏觀經濟穩定。
　　
　　由資本－勞動之間的暫時妥協所決定的收入分配格局，決定著絕大多數人口的收入水平及其增長速度，進而決定著社會消費的水平及其增長速度。它有相對“固定”的特點。然而，世界供給卻有無限擴張的趨勢。在世界范圍內，沒有一個統一的政治結構，協調世界供給與世界需求。其結果，就是世界供給的增長不斷地有超過世界需求的增長的趨勢（參見斯威齊《資本主義發展理論》第十章，可以證明，如果積累占剩余價值的比重和資本有機構成都趨于上升，則資本主義經濟消費品部門的生產能力的增長有不斷超過消費品需求的增長的趨勢）。隨著需求增長越來越落后于供給增長，利潤率趨于下降，世界經濟進入下降或相對停滯的階段。在下降階段中，世界范圍的總需求相對于總供給進一步萎縮，萎縮達到一定程度以后，世界范圍的價格總水平發生“崩潰”，以世界經濟危機的形式強制解決現有的總需求與總供給之間的矛盾。
　　
　　需要說明的是，資產階級主流經濟學從來是不承認市場經濟的內在運動會導致經濟危機的。唯一的例外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后的二、三十年時間，“凱恩斯主義”占統治地位的時期，主流經濟學承認市場經濟是“不穩定”的。具有諷刺意義的是，恰恰是在這個時期，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經歷了其有史以來的最大的一次繁榮。無論就經濟增長速度，收入分配結構，一般勞動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和第三世界的工業化等方面來說，其紀錄都是空前絕后（“空前”是一個經驗事實，為什么是“絕后”下面再說明），是名副其實的“黃金時期”。如果說，十九世紀的主流經濟學無視市場經濟的內在矛盾，反映了上升中的世界資產階級的自信。那么，二十世紀晚期對自由市場迷信的全面回潮毋寧說是世界資產階級在步入老年之后的諱疾忌醫。
　　
　　世界經濟危機打破了原有的階級力量對比，無論在政治上，還是在經濟上，都要求對世界經濟的剩余進行再分配，將其中一部分分配給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勞動者。這樣一種再分配，使世界范圍的收入分配得到“改善”（在政治的和經濟的雙重意義上），提高了絕大多數人口的消費水平，使世界總需求再次超過世界總供給，從而啟動新一輪的長波。
　　
　　在沃勒斯坦看來，在啟動新一輪長波的過程中，無產階級化－即越來越多的勞動力按照雇傭勞動的方式參與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生產過程－起著一個特殊的和關鍵的作用。這里首先要提出的一個問題是，什么樣的社會關系從資本攫取剩余價值的觀點來看是最優的？從世界資產階級的觀點來看，無產階級－雇傭勞動的組織形式，通過使絕大多數勞動人口支配和使用數量龐大的貨幣購買力，有利于形成一個廣大的“國內市場”，進而有利于使不斷增長的剩余價值得到“實現”（即使以商品形式存在的剩余價值轉化為以貨幣形式存在的剩余價值）。
　　
　　但是，無產階級－雇傭勞動的組織形式不僅有利于剩余價值的實現，同時又使勞動者能夠有實力迫使資本讓出一部分，乃至越來越大的一部分剩余價值。這是因為，在無產階級－雇傭勞動的組織形式下，勞動者一方的“談判實力”大大超過了其在其它組織形式下（如在半無產階級的，“準封建”的，奴隸制的或其它強制性勞動的組織形式下）所能達到的水平。因此，從個別資本家的觀點看，或者說從剩余價值生產的觀點看，無產階級－雇傭勞動的組織形式不僅不是最有利的，反而是最昂貴的、“成本”最高的。
　　
　　這種“成本”是兩方面的，一是直接的、“靜態”的“成本”，二是長遠的、“動態”的“成本”。半無產階級或“準封建”的組織形式通常比無產階級－雇傭勞動的組織形式更便宜，因為在半無產階級或“準封建”的組織形式下，勞動者的相當一部分必需品是由勞動者及其家庭自己生產的。由于這種“自給自足”的生產活動是在商品、貨幣循環之外進行的，對于資本家來說，就不發生貨幣成本，資本家支付的“勞動力價值”因而只需要償付工人生活必需品的一小部分。這是外圍、半外圍國家大多數勞動者貨幣工資驚人低下的重要原因之一。相比之下，在無產階級－雇傭勞動的組織形式下，貨幣工資或“勞動力價值”必須能夠償付工人生活必需品的全部或絕大部分。這一差別，是在將無產階級－雇傭勞動的組織形式與半無產階級的、“準封建”的組織形式做“靜態”比較時總是存在的，并且是在兩種組織形式相轉換時直接發生的，因而是直接的、“靜態”的“成本”。
　　
　　另一方面，無產階級－雇傭勞動的組織形式還有長遠的、“動態”的含義。這個含義對于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歷史命運有著決定性的意義。這就與《共產黨宣言》在論證“現代資產階級社會”的歷史的、相對的性質時的第二條線索－現代無產階級的產生和發展－聯系起來了?！豆伯a黨宣言》指出，資本完全是以勞動者之間的競爭為基礎的。只有工人生產的產品的價值大于維持工人在一定社會條件下“生存”的所必需的商品的價值，才能夠有剩余價值，這是一個數學意義上的事實?；蛘哂帽容^接近主流經濟學的語言說，給定一定的勞動生產率，一定的產品價格，工資必須低到一定點以下，利潤率才能大于零?？梢韵胂?，如果勞動者之間不存在競爭，而資本家之間存在競爭，利潤率必然被壓低至零。但是，在資本主義發展初期，或者更確切地說，在無產階級－雇傭勞動的組織形式剛剛代替各種非無產階級的組織形式時，勞動者之間存在著普遍的、“原子式”的競爭，這種競爭使工資普遍壓低到一定社會條件所決定的“生存”水平上。
　　
　　但是，《共產黨宣言》又指出，恰恰是“工業的發展”消滅了“由于競爭而形成的勞動者的孤立狀態，而代之以集中起來的勞動者的革命結合”?！豆伯a黨宣言》可以說是雄辯地論證了在無產階級－雇傭勞動的組織形式下，現代無產階級為什么必然具有以前一切勞動者階級都不敢望其項背的強大的向統治階級挑戰的力量。這種力量最終會成長到顛覆整個剩余價值生產的基礎的地步，從而使現代無產階級成為現代資產階級的“掘墓人”。
　　
　　《共產黨宣言》的論證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第一，資本主義大工業的發展本身要求對勞動者集中使用，從而為無產階級的組織創造了便利的條件。第二，資本主義工業的發展帶來了巨大的技術進步，包括通信、交通手段的飛躍進步，因而為無產階級的組織提供了必要的技術手段。第三，資產階級自身在上升為政治上的統治階級的過程中不得不把廣大的下層勞動者群眾，包括無產階級，投入到政治運動中，使他們受到“自由、平等、博愛”價值觀的熏陶，因而使廣大無產階級有了參與政治的愿望和能力。
　　
　　現代無產階級的組織形式有工會和政黨，在資本主義以前的一切社會中，還從來沒有出現過在社會的“正?！睏l件下，群眾性的“反體制”運動大規模地、有組織地存在的情況。被剝削階級在社會的“正?！睏l件下，即能夠迫使占統治地位的階級在政治上和法律上承認其利益，這在歷史上還是第一次。工會的存在消滅了勞動者在局部（在工作場所）范圍內的競爭。工人階級政黨（在二十世紀主要是社會民主黨和共產黨）利用代議制民主政治（本身是工人階級長期斗爭的產物）將國家（至少是在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中心地區）從“管理資產階級共同事物的委員會”變成了一定時期階級斗爭的暫時妥協在政治上、法律上的體現。在代議制民主政治條件下，即使在資產階級財產關系的范圍內，國家的政治行為也很難不與資本利益發生沖突。通過發展福利國家，為失業工人提供一定的生活保障，和迫使國家以管理總需求的形式維持高就業水平，工人階級參與國家政治逐步消除了勞動者在社會范圍內的競爭。勞動者之間競爭消除的結果，是資產階級被迫讓出剩余價值中越來越大的一部分，利潤率因而向下運動趨近于零。戰后初期（1945－73年）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的經驗有力地證明了這一規律（下面再加以說明）。
　　
　　所以，從個別資本家的觀點看，從剩余價值生產最大化的觀點看，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正常運行要求世界范圍內的大多數勞動力采取半無產階級的、“準封建”的或其它非無產階級－雇傭勞動的組織形式。但是，從整個世界資產階級的觀點看，從剩余價值實現的觀點看，在半無產階級的或“準封建”的組織形式下，相當一部分的勞動力的再生產是在資本主義商品、貨幣循環之外進行的，勞動者所需要的必需品的相當大一部分是由為使用價值的生產而不是為交換價值的生產來滿足的，因而極大地限制了“國內市場”。如前所述，在世界經濟長波下降波的最后階段，世界供給與世界需求之間的矛盾被迫以危機形式強制解決。重新啟動新一輪長波，要求世界需求的增長再次超過世界供給的增長，因而要求對原有的收入分配和階級結構做重大調整。而要突破原來的狹隘的“國內市場”，就必須使大批的勞動力無產階級化，即以無產階級－雇傭勞動的組織形式代替半無產階級的、“準封建”的組織形式。
　　
　　但是，這樣一種變化，從長遠來說，將徹底破壞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基礎。因為，第一，在無產階級－雇傭勞動的組織形式下，勞動者的組織能力和向統治階級挑戰的能力都大大加強了，并且在長遠有能力迫使資本讓出越來越大的一部分剩余價值，使利潤率向下運動趨近于零。第二，每一次世界經濟危機，在迫使各個民族國家實行收入再分配和剩余價值再分配的同時，也產生了進行再分配所必需的制度和法律結構。這些制度和法律結構，使資本主義條件下的收入分配，不再是單純的市場行為的結果，而越來越取決于各社會階級之間的政治斗爭。收入分配，因而成了一個政治問題。為了再分配而建立起來的制度和法律結構因而成為在經濟上和政治上組織起來的無產階級要求更大的剩余份額的斗爭武器。
　　
　　如果資本主義世界經濟是一個在地理上有固定范圍的體系，那么世界資本積累的極限很可能很早就達到了。但是，資本主義世界經濟自產生以來一直是不斷擴張的。在每次世界經濟長波由下降階段到上升階段過渡時，一方面，在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中心地區，無產階級化和剩余價值再分配擴大了“國內市場”；另一方面，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在地理上的擴張將外圍地區大批新的勞動力納入世界市場體系。這些外圍地區的勞動力，由于是按半無產階級的、“準封建”的形式組織起來的，能夠生產大量的剩余價值。只要擴張的規模足夠大，如此增加的剩余價值就足以彌補在中心地區由于無產階級化和剩余價值再分配而失去的剩余價值，因而在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范圍內，剩余價值總量沒有減少，利潤率恢復到比較高的水平。同時，外圍地區生產出來的剩余價值通過以不平等交換為特征的國際分工體系轉移到中心地區，使中心地區得以同時維持高工資和強勁的資本積累。
　　
　　這就是第二國際中修正主義派（伯恩斯坦）和革命馬克思主義派（羅莎•盧森堡和列寧）在意識形態上的分歧的宏觀歷史背景。在十九世紀末至1913年這一輪世界經濟長波的上升波中，一方面是中心地區各主要國家（“帝國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工人貴族化”－即剩余價值再分配，從而為世界經濟增長提供了需求方面的動力；另一方面，是資本輸出的高潮（即“全球化”）和“帝國主義國家”瓜分世界，非洲和亞洲大部分完全殖民化，中國完全半殖民化，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在地理上達到了其可能達到的最大邊界－全球。
　　
　　1914－1945年，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遭遇了空前嚴重的危機。世界供給和世界需求之間的巨大矛盾，最終只有通過兩次世界大戰和世界經濟大蕭條而得到強制解決。危機改變了各個民族國家范圍內的階級力量對比，要求在資本和勞動之間形成新的妥協格局。從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在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中心、外圍和半外圍地區發生了如下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變化。這種變化包括三個方面：中心地區國家無產階級的進一步“工人貴族化”（福利國家的發展）；中心地區國家的勞動力無產階級化的完成（農業部門的勞動力完成了向工業和服務業部門的轉移）；外圍、半外圍地區國家的勞動力的相當一部分實現了無產階級化（主要是在半外圍地區，如拉丁美洲的進口替代工業化，蘇聯、東歐各國和中國的“社會主義”工業化）。
　　
　　這三個方面的變化，決定性地改變了世界無產階級和世界資產階級之間的力量對比。在中心地區和半外圍地區，在數量上大大增加了的和在政治上、經濟上有效組織起來的無產階級有能力逐步地縮小資本所占有的剩余價值的份額。在世界資產階級方面，由于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在地理上的擴張已經達到極限，在中心地區和半外圍地區所喪失的剩余價值不能夠通過世界體系的擴張得到補償，其結果，是整個世界資產階級所獲得的剩余價值總量的減少和世界范圍的利潤率下降（其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的體現便是震撼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六十年代危機”）。
　　
　　
　　世界歷史的轉折、二十一世紀上半葉的中國問題和從市場經濟向計劃經濟的過渡
　　
　　在人類步入二十一世紀之際，我們很可能處在一個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從擴張到歷史性衰落的轉折點上。當中國人民解放戰爭由戰略防御轉入戰略進攻的時刻，毛澤東曾經豪邁的宣布：“這是一個歷史的轉折點，這是蔣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統治由發展到消滅的轉折點，這是一百多年以來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發展到消滅的轉折點。”那時，距中國革命的勝利僅兩年之遙?，F在，我們或許已經處于這樣一個時刻－資本主義世界歷史的終結已經為時不遠了。這不是黑格爾、福山等人所說的“歷史的終結”，而是馬克思所說的人類“前史”的終結。
　　
　　1945年開始的世界經濟長波，具有與以前歷次世界經濟長波根本不同的特點。在1945－1966年的長波上升期，世界范圍的和各個民族國家范圍內的收入分配不是趨于“惡化”，而是趨于“改善”。1966年以后開始的世界范圍的利潤率下降，不是如以往那樣，由于世界供給的增長大大超過世界需求的增長，而是由于世界無產階級力量的增長，在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地理擴張達到盡頭的情況下，迫使世界資產階級讓出越來越大的一部分剩余價值。這標志著，世界范圍的無產階級化的過程，雖然還沒有達到它在技術上的極限（全世界勞動力的無產階級化），但是很可能已經達到了它在政治經濟學意義上的極限。就是說，世界范圍的“產業后備軍”－尚未無產階級化的半無產階級和“準封建”的勞動力，其規模已經不足以束縛中心地區和半外圍地區的無產階級占有越來越多的剩余價值的能力。
　　
　　自1966－1973年開始的世界經濟長波的下降波中，世界范圍的和各個民族國家范圍內的收入分配不是趨于“改善”，而是趨于“惡化”。要恢復利潤率，從而恢復資本積累的基礎，就必須打破世界無產階級的政治組織和經濟組織，重新建立勞動者在世界范圍和在各個民族國家范圍內的“原子式”的競爭。為了重建勞動者在世界范圍內的競爭，就必須實行“全球化”，特別是實行資本在國際間的自由流動。為了重建勞動者在民族國家范圍內的競爭，就必須削減福利國家，乃至一般性地減少國家對經濟的干預，使收入分配從一個政治問題重新變成一個純粹的經濟問題。同時，還必須或者以公開失業的形式（如歐洲），或者以大批從事低工資工作的勞動力的形式（如美國），重建國內產業后備軍。而要在整個世界經濟范圍內重建產業后備軍，就必須摧毀半外圍地區的無產階級，使其中相當一部分或者失業，或者淪為半無產階級。自1980年以來的世界經濟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半外圍國家再外圍化的歷史。八十年代初的拉丁美洲債務危機宣告了拉丁美洲進口替代工業化的終結。1989年“柏林墻”的倒塌宣告了有七十多年歷史的“社會主義”工業化的終結。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結束了所謂的東亞經濟奇跡。而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步驟，將有可能證明是中國經濟奇跡結束的開始。
　　
　　說到收入分配，有必要澄清在中國知識界的論戰中產生出來的幾個問題。中國的自由派知識分子在論戰中制造了兩個神話。第一個神話，是說中國目前的貧富懸殊的問題，主要不是市場經濟運行的結果，而是由于權力干預市場、權力導致腐敗造成的。也就是說，是腐敗，而不是市場要為中國目前的收入分配嚴重不公的狀況負責。腐敗自然是要反的，試問當今之世界，哪一種政治力量，從左到右，從自由到保守，從法西斯主義到各種宗教原教旨主義，從極端民族主義到和平主義、環境保護主義，敢說自己不反腐敗，不以反腐敗相標榜呢？世界上有多少以腐敗下臺的政治家，當初不是打著反腐敗的旗號上臺的呢？眼前就有埃斯特拉達這么一個例子。但是，撇開腐敗問題不論，自由派的這個神話無論在經驗上，還是在邏輯上，都是站不住腳的。在經驗上站不住腳，原因很簡單，世界上有的是“基尼系數”與中國相當或者比中國更高的市場經濟國家。據2000－2001年《世界發展報告》，中國的基尼系數是40.3，巴西是60.0，智利是56.5，馬來西亞是48.5，墨西哥是53.7，新西蘭是43.9，尼日利亞是50.6，菲律賓是46.2，俄羅斯是48.7，南非是59.3，泰國是41.4，土耳其是41.5，美國是40.8。中國的收入分配程度，以“基尼系數”衡量，在世界上也只能算是中等。這并不是為中國現有的貧富差距做辯護，而是說，我們所觀察到的世界上絕大部分的市場經濟國家，包括一些公認的比中國“規范”得多的市場經濟國家，都存在著嚴重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問題。既然市場在世界上的絕大多數國家都造成了嚴重的不平等（且不論世界市場在各個民族國家之間造成的不平等），那么，有什么理由認為，中國的收入分配不平等，僅僅是或主要是腐敗造成的，而與市場無關或關系很少呢？自由派的這個神話，在邏輯上也是站不住腳的。在政治經濟學的意義上，腐敗，歸根結底只與統治階級內部的收入再分配有關，而與國民收入在社會各階級之間的分配無關。換句話說，腐敗或許能解釋精英集團中的某些個人為什么收入如此之高、積聚了如此大量的財富，但是，腐敗不能夠解釋為什么中國有上億的打工者為了極其低廉的工資，在極其惡劣的、沒有安全保障的工作條件下，每天工作十二個小時，以及忍受種種侮辱和非人的待遇。
　　
　　中國的自由派知識分子的第二個神話，是說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公正的標準不應當是結果平等，而應當是機會平等。這種觀點認為，只要實現了機會平等，比如給全國所有公民發一張價值相等的私有化證券，那么中國的工農群眾就會從此安分守己，再不會因為失業而上街鬧事，或者因為對老板不滿而破壞機器，或者要求不切實際的高工資。自由派知識分子的迂腐，由此可見一斑。問題從來不在于什么抽象的、脫離具體歷史條件的“機會平等”或“結果平等”。而且，怎么定義“機會平等”呢？馬克思主義關于生產資料公有制的主張不也是為了機會平等嗎？在一切階級社會中，所謂的“公正”只能是這樣一種“公正”，即“統治者能夠照舊統治下去，人民能夠照舊生活下去”。具體到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條件下，所謂的“公正”無非是指，與穩定的、保持一定速度的資本積累相適應的收入分配結構。而歷史經驗表明，沒有國家的大幅度的干預，甚至不經過相當規模的階級斗爭，僅憑資本主義市場自身的運行，是無法保持這樣一種收入分配結構的。
　　
　　自1980年以來，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收入分配結構，無論是在世界范圍，還是在各個民族國家范圍內，都趨于惡化。這種惡化的直接結果，是世界需求的萎縮，和世界需求與世界供給之間的差距不斷擴大。世界需求與世界供給之間的矛盾目前直接表現在兩個不可持續的趨勢上。第一個不可持續的趨勢，是美國的持續的并且日益擴大的經常帳戶赤字。自1983年以來，美國每年對外都發生經常帳戶赤字。進入九十年代以來，美國的經常帳戶赤字有逐年擴大的趨勢，目前占GDP的比重已超過4％。美國的經常帳戶赤字是世界需求趨于萎縮的反映。由于收入分配格局的惡化，世界各國勞動人民相對或絕對貧困化，大眾消費趨于萎縮，美國充當著世界市場“最后的消費者”的作用。美國的經常帳戶赤字勉強彌補著世界供給和世界需求之間的缺口，使世界經濟免于崩潰。但是，美國的經常帳戶赤字必須通過外國資本不斷流入美國來平衡，而外國資本流入美國，是因為受到美國急劇膨脹的資產市場的吸引。一旦美國的資產市場泡沫破裂，資產價格暴跌，導致資本外逃，美元必然大幅度貶值。那樣，美國便無力繼續對外維持經常帳戶赤字，世界供給大于世界需求的矛盾也就無從得到緩解了。
　　
　　第二個不可持續的趨勢是主要中心地區國家的實際利率普遍高于GDP增長率。據OECD資料，西方七大國平均的實際長期利率（十年期政府債券利率與消費者價格指數之差）與GDP增長率之比，1881－1913年為0.97，1919－1939年為2.40，1946－1958年為0.36，1959－1970年為0.55，1971－1982年為0.18，1983－1994年為1.83。可見，實際利率高于GDP增長率的情況只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和1983年以后才出現過。這種情況的出現，一方面是由于在“全球化”和資本自由流動的條件下，各國中央銀行為了防止資本外逃，不得不提高利率以吸引資本在本國停留；另一方面，是由于居于霸權地位的中心國家－美國－為了平衡其經常帳戶赤字，不得不以高利率吸引外國資本，進而迫使其它國家的中央銀行提高利率。實際利率高于GDP增長率，其潛在危險是十分嚴重的。因為這意味著債務增長速度超過收入增長速度，從而公私債務占GDP的比重有不斷上升的趨勢，其最終結果將是企業、居民部門不堪債務重負，普遍破產，引發全面經濟危機。
　　
　　象以往一樣，目前的世界供給和世界需求之間的巨大矛盾，將不得不以“崩潰”和危機的形式得到強制解決。危機的作用，在于打破原有的階級力量平衡。在危機的情況下，與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世界經濟秩序相聯系的國際金融資本的統治，將難以為繼。各國政府，包括中心地區國家的政府，將不得不重新對資本流動實行管制（這是在民族國家范圍內實行宏觀經濟政策的前提）。為了恢復總需求和總供給的平衡，必須扭轉過去二十年來收入分配格局惡化的趨勢，重新實行對各勞動階級有利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同時增加公共投資和公共消費。這些都是早已為人們所熟悉的社會民主主義－凱恩斯主義的政策，足以在短期穩定世界經濟形勢。但是，在長期，所有的中心地區國家和無產階級化達到相當程度的半外圍地區國家都將不得不重新面對與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同樣的困境。非“全球化”和對資本流動的管制將會限制乃至消除勞動者在民族國家之間的競爭，而收入再分配政策和國家對經濟的干預，則將使資本主義的經濟問題再度政治化，同時會減少乃至消除勞動者在民族國家范圍內的競爭。其結果，將是無產階級在經濟上和政治上再度有效地組織起來，通過代議制民主政治條件下的國家對資本主義經濟實行干預，從而擴大自己占有的剩余價值的份額，而縮小資本占有的剩余價值的份額，也就是說，導致利潤率下降和資本積累的火焰熄滅！出路何在呢？
　　
　　在探討矛盾的解決辦法之前，先研究一下，在世界歷史的大轉折，中國在資本主義世界經濟中處于一個什么樣的位置呢？在中國的新左派與自由主義派的論戰中，一個重要的問題是，如何判斷中國當前的社會性質，即中國是否已經建成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如果我們撇開各種學究式的爭論（如單純憑國家在各種經濟指標，比如產出、投資、就業中所占的份額，來判定中國是不是市場經濟）不談，也撇開意識形態的偏見，而關注于中國實際經濟結構和社會關系的變化，那么，毫無疑問，中國是過去二十年中世界上資本積累最強勁的國家。中國的投資占GDP的比重常年保持在35－40％（基本上是世界第一），GDP年平均增長率達9％（也是世界第一），九十年代中后期平均每年吸收外國直接投資約400億美元（連續多年居發展中國家首位，世界第二位），自1994年以來常年保持巨額經常帳戶順差（在統計上即意味著中國是資本凈輸出國）。可以說，中國是二十世紀晚期世界上新興的半外圍強國。
　　
　　在階級結構和社會關系方面，中國社會在過去二十年中最重大、最有深遠意義的變化，不是什么“市民社會”的形成，更不是什么“中產階級”的增長，而是中國社會勞動力的大規模的無產階級化，即越來越多的勞動者常年依靠出賣勞動力換取工資為生。據《新中國五十年統計資料匯編》，城鎮勞動力占全社會勞動力的比重從1980年的24.8％上升到1998年的29.6％，同期非農業勞動力占全社會勞動力的比重31.3％上升到50.2％。中國現代無產階級的形成和發展，對于中國未來的政治、經濟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因為，如《共產黨宣言》所論證的那樣，也是為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歷史所證明的，無產階級的組織能力和爭取占有越來越多的剩余價值的能力是遠非其它形式的勞動階級所能相比的。
　　
　　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國資本積累的社會基礎，在城市是掌握國家機器和國有資本的政治精英與國有企業工人階級之間的“社會主義”－進口替代工業化的聯盟；在農村則是“耕者有其田”的小農制度。這樣一種社會結構，可以保持資本積累所必需的政治和經濟穩定。政治上，相對“工人貴族化”的、人數相對眾多的國有企業工人階級起著中國的“中產階級”的作用，防止著社會的兩極分化，也防止著在各下層階級之間結成廣泛的反對政治精英的聯盟。在經濟上，通過允許國有企業工人階級分享一部分剩余價值和農民的不斷的無產階級化（鄉鎮企業的發展），能夠保持大眾消費和社會需求穩步增長，從而為資本積累解除了需求方面的“瓶頸”。如果這樣一種格局能夠保持下去，中國是有可能在現有的政治、經濟框架內完成全社會勞動力的無產階級化并進而上升為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中心國家的。
　　
　　在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歷史上，一個半外圍國家上升為新的中心國家，總是伴隨著大片原外圍地區上升為新的半外圍國家。比如，美國上升為中心國家的過程伴隨著拉丁美洲各大國（墨西哥、巴西、智利和阿根廷）上升為半外圍國家的過程。日本上升為中心國家伴隨著“東亞四小龍”和東南亞各國上升為半外圍國家的過程。這是因為，就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經濟來說，外圍和半外圍地區的半無產階級和“準封建”的勞動力起著中心地區和半外圍地區所有無產階級的產業后備軍的作用，而在中心地區和半外圍地區范圍內，則是半外圍地區的無產階級直接充當著中心地區無產階級的產業后備軍。也就是說，正是因為半外圍地區無產階級的存在，抑制著中心地區無產階級爭取占有剩余價值的能力，才使中心地區資本的利潤率不至于向下運動趨近于零。當然，隨著半外圍地區無產階級規模的擴張和組織能力的提高，半外圍地區的無產階級也有能力爭取占有越來越多的剩余價值，從而不再有效地充當中心地區的產業后備軍，這時，中心地區資本的利潤率下降就不可避免了。
　　
　　中國作為半外圍國家的興起，發生在二十世紀晚期，資本主義世界經濟五百年的擴張史已越過頂點而轉入歷史性衰落的時刻。在這種情況下，世界上已經不存在任何一片廣大的地區可以充當中國的“后院”或“殖民地”。換言之，中國上升為資本主義世界經濟中心國家的前途作為一種歷史可能性已經不存在了。這種歷史現實反映在政治上，就是中國的政治精英自1992年以來受到來自中心地區國家的統治階級和其自身內部的巨大壓力，要它放棄“社會主義”－進口替代工業化的戰略，而代之以自由化－全球化的戰略。自由化－全球化戰略的實質，是試圖一方面通過國有企業私有化，另一方面通過商品、勞務和資本市場的開放，將中國目前的半外圍的地位固定下來。這一戰略，在國際上，要求中國的政治精英接受現有的中心地區國家在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領導地位；在國內，要求中國的政治精英放棄其與國有企業工人階級自1949年革命以來所形成的“社會主義”－進口替代工業化聯盟，轉而與城市中產階級（知識分子、自由職業者、管理精英）結成新的“自由化－全球化”聯盟。
　　
　　自由化－全球化戰略在政治上、經濟上都是不穩定的。在政治上，城市中產階級是一個在人數上遠遠小于國有企業工人階級的集團，無力防止社會兩極分化，也不能在社會的上、下層之間發揮有效的平衡作用。這里值得注意的一點是，中國在曾經進行過社會主義革命的各個國家中，恐怕是唯一一個革命的合法性在廣大下層工農群眾中從來沒有喪失的國家。在經濟上，國有企業私有化和商品、勞務和資本市場的開放，意味著收入分配格局的全面惡化。其中，與農業相關的各市場的開放，有可能動搖1949年以來確立的“耕者有其田“的農村社會經濟制度。收入分配方面的兩極分化意味著狹隘的國內市場和日益嚴重的剩余價值實現的困難。這種困難，只有通過世界市場的擴張來克服。但是，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在未來二十年的前途不是擴張，而是崩潰、危機。
　　
　　在短期，只要能夠避免自由化－全球化的戰略，而采用社會民主主義－凱恩斯主義的方法，即實行對下層勞動群眾有利的收入再分配和加強政府在經濟中的作用，中國的資本積累就可以開始新的（但是也可能是最后的）一輪大發展，直至中國社會完全無產階級化。這時，中國也會面臨各中心地區國家所面臨的同樣的問題，即完全無產階級化以后資本利潤率下降和資本積累趨于停滯的問題。
　　
　　在馬克思看來，資本主義的歷史使命就是發展生產力和形成統一的世界市場，為新的無階級社會和人的全面自由發展準備物質上的條件。在完成了這個使命之后，資本主義就可以退出歷史舞臺了。馬克思并且預言，代替資本主義的將是一個為了使用價值的生產而不是為了交換價值的生產的社會。在這個新的社會中，社會將自覺地按照統一的計劃在社會的各個生產部門之間分配社會勞動，也就是實行計劃經濟。在柏林墻倒塌和“歷史終結”之際，世界資產階級的辯護士們曾經廣泛宣傳，說馬克思所主張的計劃經濟已經在蘇聯、東歐和中國等地嘗試過并且以失敗告終?，F在看起來，柏林墻的倒塌在世界歷史上只占有一個很不顯著的，并且是悲劇性的位置。
　　
　　無論在蘇聯、東歐，還是在中國，計劃經濟都從來沒有在技術意義上失敗過，即出現了技術上無法挽回的崩潰和混亂。直到柏林墻倒塌那一年（1989年），蘇聯和大部分東歐國家仍然保持著經濟正增長，連嚴格意義上的衰退都談不上，何來崩潰？在這些國家，計劃經濟都是根據居于統治地位的精英集團的政治決定而被“改革”掉的。所謂計劃經濟的“失敗”，只不過是在下面這個意義上，即各計劃經濟國家在與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中心國家在經濟、軍事方面的競爭落了下風，因而在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框架內已經難以維持下去了。但是，彼一時，此一時，在二十一世紀的上半葉，我們即將面臨的問題，不再是如何在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范圍內提高競爭力和爭取“發展”，而是面對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歷史性衰落，當著資本積累在世界范圍已經走到盡頭的時候，如何在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已經準備好了的物質基礎上建設新的社會。
　　
　　現在回過頭來看，蘇聯式的計劃經濟，如果能夠用政治上和經濟上的民主代替其官僚制度，實在是很不錯的經濟制度。蘇聯經濟（作為一個半外圍國家）在基本上沒有得到來自世界其它地區的剩余轉移的情況下，使其本國人民達到了很高的物質生活水平。蘇聯的教育水平和科學研究水平絕對是世界一流的。蘇聯的計劃經濟制度有能力保持宏觀經濟高度穩定，消滅了經濟危機。蘇聯是世界上唯一一個在1928－1990年長達六十二年的時間里，除了戰爭期間以外，每一年都保持經濟正增長的國家。在蘇聯式計劃經濟下，沒有失業，勞動人民醫療、養老均有保障，沒有危險的或危害工人健康的工作場所，工人可以帶薪休假。即使是官僚的特權，實際上也受到很大的節制。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國領導人昂納克在德國帝國主義為了政治報復而設置的法庭上，曾經自豪地宣布，在經歷了德國“統一”以后的各種倒行逆施以后，德國東部地區的人民已經明白“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有權利宣布自己為工農國家”。相比起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時代世界上絕大多數勞動人民的狀況，將蘇聯式計劃經濟說成是勞動者的天堂也不為過。
　　
　　蘇聯式的計劃經濟，在技術進步方面，落后于處于“黃金時期”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中心國家，但是還是能夠保持一定的技術進步速度的。這樣一種經濟制度，如果不是在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范圍內被迫與中心國家進行經濟、軍事競賽，是沒有理由生存不下去的。只要用政治、經濟民主來代替官僚制度，計劃經濟就可以成為解決后資本主義時代世界所面臨的問題的理想經濟制度。由于取消了為交換價值而生產，因而也不再存在無限資本積累的沖動，在計劃經濟條件下，世界經濟的總量將可以被限制在整個地球的自然環境能夠承受的范圍內。技術進步的成果將被用來普遍縮短勞動時間，從而使廣大勞動者能夠日益從生產必需品的勞動中解放出來，從事科學、藝術、文化、公共管理等創造性活動，實現人的全面自由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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