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10月，武漢市開了會，因為大學已經停止招生，中學畢業生分兩批下鄉。我因為自己沒有參軍，就想要帶頭下鄉去鍛煉。當時又怕方銘他們阻攔，就在中山公園開大會的會場上，公開提出來要帶頭下鄉，請方銘主任批準，在這樣的場合上，方銘站起來鼓掌。我在會上講，到廣闊天地里去鍛煉，是毛主席的指示，是紅衛兵運動的深入開展，要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張體學的姑娘當時在華師一附中讀書，有一次開會，我就對他說，體學同志，干部子女下鄉要帶頭，不能都叫別人下去。
1968年12月1日，武漢市第一批下鄉知青離開武漢，當時鑼鼓喧天。我們下鄉之后，想到潛江縣去建設紅十月人民公社，而且也認為學生下鄉之后到處都是，可以起很大的社會影響，后來說我們是下鄉去隱蔽起來。因為我先前參軍已經通過了，還給發了服裝背包，結果市革委會沒有讓走。我離開武漢的時候，找到人武部的孫習成，說把背包軍衣還給他，他說送給你算了，做個紀念。去之前，空15軍軍長、武漢市革委會主任方銘還特意跟我說，我曾經就你當兵的事情給你許過愿，你要想當兵的話，現在還可以去。我說現在這個時候怎么能去當兵呢？
我們到潛江之后，人武部長兼任的縣革委會主任來接待我們，征求我們的意見，要去什么地方，大家都是爭著要去最艱苦的地方，接受鍛煉。潛江縣最窮的是漁陽區，我們去了最苦的高湖公社聯合大隊6生產隊，這個地方是水稻區。王再平在新臺大隊。我們到達潛江的時候，滿縣城都是知青，一分散下去就非常分散了，我們的隊里只有幾個人，這是對廣闊天地之“廣闊”的第一個深刻感受。
我們在農村的時候，八屆十二中全會召開完了，下面進行傳達，參加革委會結合的人，都集中在天門聽會議錄音，我、小王都參加了。林彪所做的報告很長，印象比較深的是毛主席把劉鄧區別對待，毛主席說我們要開除D**的黨籍很容易，大家一舉手就通過了，我看是保留黨籍比較好。毛主席還說要把政協和民主黨派恢復起來。在提到群眾組織的時候，毛主席對各地群眾組織的情況非常了解。感到江青和陳伯達的講話不是蠻理直氣壯，有點吞吞吐吐。我們回來之后也組織了討論，還向農村的代表做了傳達，還刻印出來。
1969年武漢發動了反復舊運動，有些同學就要回武漢去參加運動。我當時與楊道遠也有聯系，他定期寄些資料給我。我也知道這個事情，但是不主張回武漢。我當時認為“復舊”是存在的，群眾代表不起作用也是現實，但是革委會是通過三結合成立的，應該在內部做爭取工作，鞏固權力把代表群眾的作用發揮出來，說話算數，不主張在革委會外面來搞，也不主張殺回武漢，農村才是我們的戰場。后來老楊他們去北京，康生講不斷革命，但是革命是有階段性的，革委會成立是文革勝利的一個標志，應該在革委會內部搞。
九大召開的時候，我們就在農村做宣傳，扎些臺子搞廣播，通過收音機聽新聞公報，然后講給農民聽，基本上能夠大致不差地把公報重復出來。聽到夏邦銀（武漢鋼工總勤務組成員，老黨員和勞動模范）被選為中央委員，個人非常高興，作為一個普通勞動者能夠進入中央最高權力機關代表大會，是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成果，至少在文革之前我們沒有想到過我們能夠進入革委會，也沒有想到漢軋的勞模夏邦銀成為中央委員。后來我們在農村就組織游行，慶祝九大勝利召開。對于九大傳達的內容，今天印象比較深的是周恩來說林彪成為毛的接班人是歷史必然，當時還有小道消息說陳伯達反對把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寫入黨章。
當時我們六隊和七隊的知青，還辦了一份油印刊物《廣闊天地》，主要內容就是宣傳一些政策，當時武漢市革委會和老楊都有時寄一些資料給我。后來審查我時就說我在農村辦地下刊物。
1969年我作為武漢市的代表參加國慶觀禮，當時荊州地區的代表都已經到武漢集中了，我是一個人后來才接到通知的，又是一個人坐船回武漢。當時其他的代表都已經在洪山賓館集中，省軍區副司令員梁仁魁帶隊。我還沒有來得及回家，梁仁魁就叫車子跟我回家拿東西，當時朱鴻霞、胡崇元、張立國也都是觀禮代表。我們到達北京之后，跟荊州地區的代表一起住在友誼賓館，當天北京衛戍區和市革委會的人還來看我們，記得有溫玉成。朱鴻霞他們住在中南海，住的離毛主席越近，條件就越差，他們是睡地鋪吃窩窩頭，后來還有人出席了國慶招待會，不過我沒有資格。在十月一號這一天，我的席位在在東灰一臺，灰就是指灰色的區域。當時看得很清楚，毛林周都出來了，毛主席兩頭走，我們看的就更清楚了。十幾號的時候，毛主席在大會堂單獨接見觀禮代表，我們的座位在樓上，因為地勢高，毛主席從后臺走上來的時候，就已經看得清清楚楚了。當時周恩來把林彪和董必武安排到毛主席的兩邊，并讓留影。
在北京觀禮期間，還參觀了首鋼、燕山石化和北京地鐵工程。當時燕山石化還剛剛開始修建，地鐵一進去就看見“精心設計、精心施工”的大幅標語。感到建筑很雄偉，建設成就很了不起。此外還看了一些戲，紅色娘子軍就是其中的一部。
會后回到武漢，我去跟老楊說了，聽說要在北京辦學習班，我就找到武漢市革委會的政工組長，要求參加。他說北京學習班不讓中學生參加，要我還是回生產隊去。
在北京學習班里陳伯達就開始動員抓五一六、北決揚之后，武漢也開始搞。我們學校的工宣隊，開始是武昌造船廠的，人是造反派，后來就迅速更換成六棉的，人就換成保守派的人。保守派的人一來，就把我和小王從潛江搞回來辦學習班。開始還是依據事實，追查12-5事件，這件事確實是我們錯了，小王痛哭流淚做檢查，我們對事實也沒有任何隱瞞，他們也是盡可能地往老師身上扯，把一大灣子都牽進去了。后來要搞五一六、北決揚，開始隔離。他們清查“決派”的時候，先從成分不好的學生中突破，吳老師也被突破了。但是在我這里梗住了，他們把一些人根據他們意愿寫了材料拿給我看，上面有的說參加決派是出于我的布置，并安排填表，我要他們拿證據，這些口供都是非法逼供訊搞的。我們學校的造反派中間確實有幾個與魯林安關系密切跟著走的，我還曾經勸過他要注意，還有個女同學跟浠水縣農民造反派巴河一司有些關系，我也曾經勸過她。這些組織后來都被中央9-27文件說成是反革命大雜燴。
1970年一打三反開始后，學習班就太多了，搞也搞不清楚，我們就說辦學習班我們沒有工分，吃飯有問題要他們給補助。結果就回農村繼續辦，我們先是在區里集中辦，負責人是貧協的羅主席，他搞不清楚武漢的事情，對付他就很容易，有時候還有人故意出他的洋相，把他搞毛了，他就怒聲大吼。我們在區里的時候，可以看到報紙，有一次看到毛主席與斯諾的談話，說四個偉大討嫌。后來九一三林彪出事，我們就不感到意外。區里還組織我們去倉庫勞動，勞動完了還給工錢，我們就把工錢買肉來改善生活。那些在生產隊里辦的學習班，就很苦，完全是當做敵人對待。1974潛江縣蘇湖公社辦學習班，一天只有9兩米的定量，但是卻要人拉犁耕田，還有就是挖井，都是非常繁重的體力勞動，很多人身體就這樣跨下來了，有一個姓黃的同學就在這個學習班里呆過，身體跨了，后來他招工去武鋼，身體也一直不好。一個名姓葉的女同學，只是因為參加了9-2到9－4日在湖北省委門口的絕食，根本就不算一回事，也辦她的學習班。
1972年3月26日，省里面在首義路招待所辦批林整風學習班，武漢軍區三辦的劉志做講話，講了一個下午。中央發了幾個文件，其中有《五七一工程紀要》《毛主席給江青的一封信》，這個學習班說是學習，其實是繼續抓五一六。老楊當時還是單獨監護的，還沒有恢復自由。當時的批判都是空對空，這個學習班的表面上也是非常寬松，我在學習班里還學會了打雀牌，跟動力和軍代表做對手。我后來雀牌打得很好，朱鴻霞還教我玩劍。在學習班里還經常安排看電影，都是社會上看不到的，如多瑙河之歌等。
后來有人跟我說，軍區準備對造反派搞殺關管。朱鴻霞在組織準備向中央反映情況。我年輕比較沖動，就去找軍區的徐劍、許文強他們，說聽說要對我們殺關管，徐劍竭力否認，說沒有這個事。后來趙華說我不講方法。這樣就把張體學請出來了，張體學當時已經是癌癥在身，當時是熱天他過來的時候穿著襯衣。張體學過來的時候，跟我們座談，要我們安心學習，講些大道理，大家都不做聲。朱鴻霞當時也在，就說伙食太差，張體學說那好辦，就從梁子湖搞魚過來加餐。張體學來過學習班兩次，伙食都很不錯。當時我們在學習班里，伙食標準是每月24元，很不低，省里面還給我們生產隊每天8毛錢補助，生產隊給我們記工分。這個學習班辦了8個月，沒有什么結果，是年底結束的，講三個長期斗爭，給我的印象是不了了之。當時我們都聽說北京四三派、四四派互相賭狠，說是看20年后誰殺誰。學習班里也說，肯定和否定文革的斗爭將是長期的。
學習班結束后，老陳就跟我回潛江，到潛江后，也沒有讓我回生產隊，而且到廣華的一個五七干校。我一個人在那里，鬼也不管，叫寫材料，我就跟潛江的學員閑聊。后來又通知我回生產隊，結論也沒有。
在1975年春節回武漢期間，我曾經去找過省委里面主管組織的書記姜一，并把這個名單的抄件給他看，問他知道不知道這回事。我還對他說，姜書記，本來我下鄉就是準備急流勇退，不想再搞運動了，但是階級斗爭不以我個人的意志為轉移，曾思玉劉豐確實是把我們當作階級敵人對待，要殺我們，姜一書記不要總是說我們不識大體，喜歡鬧。姜一用手指頭點著這個材料說：小柳，我確實不知道這個事情，都是曾劉他們搞的。
1974年三四月份的時候，漁陽區長來生產隊找我，說接省委組織部通知，要我回省委組織部報到。我回來之后就去組織部，是副部長唐振生接待的，說根據省委指示，準備安排工作，要我等通知。這一年的五四青年節，團省委在洪山禮堂召開大會，要我在這個大會上做講話，也就是要我亮亮相。我要同學江給我準備一個講稿，后來覺得不能體現我的意愿，我就自己起草了一個稿子。我的稿子里面講了要揭林彪死黨劉豐的蓋子，要為楊道遠翻案，還準備把他們搞的殺關管的名單的事情捅出去。這個稿子的火藥味相對比較濃，也是結合當時批林批孔的政治氣候來講的。在準備開會的時候，我在休息室坐著，正在奇怪沒有人來審查的我的講話搞，姜一就來了，對我說，小柳，把你的稿子給我看一下。當時謝在我的旁邊。姜一看了之后就說，小柳，有些話不能這樣講，楊道遠的問題省委還在研究，不要把炮開在前頭，把這些都劃掉，連劉豐的名字都不讓提，我不同意，結果僵住了。姜一又要謝來勸我，姜一還說外面的代表已經在那里等了很久，說不要冷會，叫我為難。最后，就做了一些修改，把語氣改得緩和多了。最后就是這樣一個經過大幅刪改之后相對溫和的講話，在會場上就贏得了極為熱烈的掌聲。第二天的湖北日報，在報道這次會議的時候，連我的名字都沒有提，只說是有關方面的代表在會上發言，我就感覺到有些不對頭。果不其然，過了一些時候，胡厚民就說姜一要他帶信，讓我先回潛江，補臺的事情以后再說。
在五月二十幾號，中央對湖北的事情有一個七條指示，講批林批孔斗爭的大方向，林彪死黨的蓋子不能捂；武漢七二○的案不能翻；這樣我們在華師開會，表態形成一個統一意見，擁護中央七條，要按照七條的指示精神辦事。會后方、丁和我各帶一個組，分別在武漢三鎮進行宣傳演講，我們把七條印成傳單廣為散發，我和周帶了一個小組在武昌區委門口做宣講。
后來胡厚民跟方說外面來的學生要先回去，是收的架勢。方、丁也都走了，我也回到潛江。
我回到生產隊之后，只有我一個人了，其他的知青都已經通過招工等方式回到城市了，除了我之外，小王的弟弟在七隊，小何在三隊。因為人數少，三個人就都安排在小學教書。我們回農村之后，農村也在搞批林批孔，大隊里進了工作組，是縣委常委宣傳部長帶隊。當時大隊有一個地主寫了副對聯，明顯表述了對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不滿，工作組倒是沒有去搞他，他們要搞的事情卻是什么割資本主義尾巴，對社員房屋前后進行丈量，搞什么前三后四，對農民的副業、竹園、養雞換點油鹽錢，包括對自留地都大力限制。當時我就寫了一張大字報貼在大隊門口，指責他們這種整群眾，損害群眾的切身利益的作法，我們三個知青老師和幾個民辦老師都在大字報上署了名。現在看到了一些資料，才知道1975年是在第二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之后，D**安排的工作隊，當時D**批判了江青四個月，可能是小平要跟江青比誰更左，當時是他主持中央全面工作，周恩來已經病倒了，他就派了100萬工作隊下鄉去搞“割資本主義尾巴“的運動。
他們工作組沒有直接跟我們接觸，但是把區里、公社里的干部叫來，召集我們開會，要我們不要這樣搞，要服從組織。我反駁他們說，毛澤東思想和革命路線當然要通過黨的領導來體現，要通過各級組織來執行，但是必須是真正執行革命路線，你們搞社員和農民是不對的，我們又寫了幾篇大字報批評他們，他們就把工作組撤了。我們第二張大字報的題目就叫做《一石激起千層浪》。他們沒有來整我們，但是他們去搞民辦教師，威脅他們，有一位年輕教師的父母被他們逼得要投水自殺，后來我們寫的大字報就不要他們簽字，王始終陪著簽字到底。結果我們貼了幾張大字報，就把這個“割尾巴”的工作組給轟走了，這個事情在當地影響很大，后來被稱為“高湖事件”。再后來我就頂職回武昌車輛廠，王又平后來考上華師京山分院。
1970-71年的時候，開始在知青中間招工，先是武漢建工局招了一批，后來襄樊也去潛江招了一批。我們當初下去的時候，都是決心在農村扎根一輩子，沒有人打算回來的。招工之后，知青思想的波動就比較大。到1975年的時候，還在農村的，基本上就是家庭出身不好，或者在文革是比較堅定的造反派或者當過頭頭的那些人，這些人在當權派看來是有問題的人，其他的都走得差不多了。
農民人都很實際，說武漢來的都是好伢，個個肯吃苦，為群眾做好事。我們去的時候，都是爭著去最苦的位置，在我們剛剛到農村的時候，就是宣傳兩條：一是要學習貧下中農的優秀品質；二是要為群眾服務做好事。我們的同學學農活，個個都是好樣的，沒有孬種。插秧割谷，耕田包括做副業，都蠻吃苦，沒有差的。
我們那個生產隊有兩項副業，一個是燒窯，二是在東荊河上擺渡，擺渡是生產隊的一點現金收入。我們去之前，這個擺渡是經常換人，主要問題就是現金不容易收上來。我們去了之后，社員都說知青是最大公無私的，要交給我們來辦。當時我們八個人就輪流來擺渡，現金一分不少如數上繳生產隊。這個渡口平時2分錢，漲水的時候5分錢。后來我們幾個撐船的手藝練得很不錯，包括女生都一樣，在插秧的時候，我們把小船裝滿秧苗，沿著一米多寬的小水渠送秧，往來自如，農民都很佩服。
在大隊的窯場，我也干了很久，手藝也很不差。熱天就穿著短褲干活，通身曬得黑油油的。和泥、做胚、堆垛樣樣在行，就是點水不會，那個師傅對我保密，不愿意讓我看到，每次總是自己一個人做。小何當時去看過我，前些時在同學聚會的時候，還開玩笑說，你們沒有見過小柳做的磚，那可真是有水平，每一塊都是方方正正，棱角一點不缺。
記得有一年洪水很大，為了保護五七油田，我們去搶險的時候，沿途的水都已經齊腰深，大家都迅速涉水過去，因為當時洪水水位上漲太快，從其他地方運土過來已經來不及，只好把大堤一邊挖掉，來進行加高。
農民相對而言怕冒風險，顯得保守一些。在農村的時候，我們參與搞試驗田。當時我們參與推廣棉花營養缽，這個確實有效果，對掌握季節和出苗率都有好處。在李慶霖寫信給毛主席之后，天門那邊的知青也出了些事情，王震就到荊州來蹲點，王把招待所養的花都推倒，要種棉花，搞棉花王，也要推廣棉花王。我們大隊也搞了農科所，我們有一個初中同學名字叫李文生，他要試驗合理密植，說棉花只要長到尺把高，每株只要掛4-5個桃子就可以了，加上合理密植，產量就會很不錯，試驗田畝產比原來也高很多，農民親眼看見了，也很佩服。后來李文生去教書，也是一把好手。
那個時候省里有一個重點交通項目，就是修漢沙公路，修路需要石料，我們和農民一起到荊門的馬良山采石，再用板車送到2000米之外的漢江邊裝船運走。采石要靠放炮炸開，當時打炮眼有點危險，都是我們知青來干，農民中間沒有人愿意扶鋼釬，怕大錘落下來偏了會傷著手，我們就主動來干。18磅的大錘一揮就是一整天，每天可以打兩個炮眼，我們非常認真，大錘也是落點穩得很，沒有出過任何事故。掄大錘后來就把手勁練出來了。拉板車我們也比農民跑得快，當時一板車石頭堆好碼齊，一車石頭總有上千斤重，我們也是一個人拉一車，從江堤到水邊是一段300米長的下斜坡，農民都是用肩膀扛住車把減速緩慢下行，我們都是飛車下去。
我們在潛江的時候，無論是種田還是教書，都是全身心投入。后來我挨整的時候，他們去外調時，農民沒有說我們半句壞話。在招工的時候，農民和大隊也總是優先推薦我們，因為我們在文革中是造反派，是站在當權派的對立面上，所以每次下面的招工推薦意見都不能起作用，我們就要社員不要再推薦我們，他們說不推薦我們心里過不去。在農村，社員家庭和鄰里有時候鬧點糾紛，我們出面說話，他們也都能夠聽得進去。
因為自己曾經參加過造反派，當權派招工的時候就總是壓著我，總是回不來，農民寫了多少次好的鑒定和推薦材料，都沒有用。父親就著急了，1975年父親就要求退休，要廠里安排我回來頂職。廠里面派一個工人和一個干部到潛江幫我辦關系，那個時候我在大隊寫大字報的余波，還沒有結束，因為這個事情我竟然成為當地的名人了。到縣醫院體檢的時候，醫生還問你就是小柳？廠里的人說趕緊走吧，怕縣里卡，當時我貼大字報驅趕工作隊的事情還沒有最后了結。我是國慶節之前回武漢的，在武漢過的國慶節。
回到武昌車輛廠之后，先是進行培訓，搞安全教育，分配鑄工車間當爐前工。人事科的人對我說回廠要好好搞，我的師傅蠻好。
九幾年的時候，我曾經回去下鄉的大隊看了看，今天農村田地的樣子非常破敗，沒有以前照料得好，農民自己也是出去打工，村里的人也是稀稀拉拉的；村莊里面以前是很干凈的，現在牲畜的糞便沒有人收拾，到處都是，顯得很臟，不太像樣。原來的機械都已經沒有了，水渠也壞了，耕作方式比我們在鄉下的時候還要原始得多，都退回到解放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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