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歷史上最危險的叛徒

顧順章早年在南洋煙草公司的制煙廠當小工頭，1925年“五卅”運動時，在罷工中表現活躍而加入中國共產黨。1926年被黨組織選派與陳賡一起赴蘇聯學習政治保衛，1927年回上海不久，即參加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任工人武裝糾察隊總指揮，在黨內初露頭角。
    “4·12”政變后，顧順章轉移到武漢從事秘密斗爭，負責制裁叛徒和特務。“八七會議”后，顧順章在上海參加中央特委，于周恩來直接領導下的中央特科擔任行動科(三科)負責人。其時，他領導的“紅隊”(又稱“打狗隊”)極為活躍有名，確實制裁了不少叛徒特務，震懾了敵人，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黨在白區的損失，顧也由此當上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但顧順章卻居功自傲，往往不把他人放在眼里；且利用工作的特殊性，日漸腐化，吃喝嫖賭，五毒俱全。當時任中央特科二科(情報科)科長的陳賡就曾憂慮地對人說：“只要我們不死，準能見到顧順章叛變的那一天。”就在黨中央考慮將其調離特科之際，顧順章亦有所聞，對此極為不滿，頓生叛變之心。
    不久，黨中央決定張國燾、陳昌浩赴鄂豫皖蘇區，由顧順章護送至武漢。但任務完成后，顧順章并未立即回上海復命，而在漢口停留下來，并以藝名“化廣奇”在新市場游藝場表演魔術斂錢。一日，曾是顧的下屬、而后叛變的尤崇新碰巧在游樂場發現了顧順章。經跟蹤，導致顧順章在漢口被捕。特務在其身上除搜出我黨重要文件外，還有一封寫給蔣介石的信，可見其叛變之心早已有之。
    顧順章被捕后即叛變，并供出所知一切中共機密。幸虧打入中統內部并擔任特務頭子徐恩曾機要秘書的錢壯飛，及時獲取顧叛變的絕密情報，并搶在特務動手之前通知黨中央機關轉移，在上海的黨中央及江蘇省委才未被破壞，周恩來等黨中央主要領導得以幸免于難。據當年也在中央特科工作并參與組織撤退的聶榮臻元帥回憶說：“當時情況是非常嚴重的，必須趕在敵人動手之前，采取妥善措施。恩來同志親自領導了這一工作。把中央所有的辦事機關進行了轉移，所有與顧順章熟悉的領導同志都搬了家，所有與顧順章有聯系的關系都切斷。兩三天里，我們緊張極了……”由于中央及主要領導及時轉移，特務們一無所獲，令徐恩曾十分沮喪。
    顧順章被押解到南京的第二天，就向特務機關指認了中共領導人之一的惲代英(其時，惲代英正被關押于南京中央軍人監獄，化名王作霖，身份尚未暴露)。結果，在惲代英經黨組織多方營救，眼看即將出獄脫險之際，卻被敵人殺害在南京雨花臺。
    顧順章一面千方百計破壞中共在各地的組織和機關，搜捕其人員，一面為中統對付共產黨獻計策，并為其培訓特務。曾為顧當過貼身保鏢的林金生稱：“在中統特務瘋狂破壞中共地下組織過程中，顧順章經常親往策劃、指揮。”突出的一例即是1931年6月，顧順章帶領特務捕獲中共另一領導人蔡和森，終致蔡慘死獄中。
    鑒于顧順章窮兇極惡，對中共白區工作造成了極大危害，中共中央決定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的名義，對顧發出“通緝令”。1931年12月1日發布的《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通緝令———為通緝革命叛徒顧順章事》，正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親自簽發的。通緝令歷數顧的種種罪行，并稱：
    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特通令各級蘇維埃政府，紅軍和各地赤衛隊，并通告全國工家勞苦群眾：要嚴防國民黨反革命的陰謀詭計，要一體緝拿顧順章叛徒，在蘇維埃區域，要遇到這一叛徒，應將他拿獲交革命法庭審判；在白色恐怖區域，要遇到這一叛徒，每一革命戰士，每一工農貧民分子有責任將他撲滅。緝拿和撲滅顧順章叛徒，是每一個革命戰士和工農群眾自覺的光榮責任。
    這份特殊的《通緝令》，可以說是對顧順章下了“格殺勿論”的嚴令，在中共歷史上，由中央政府對一個叛徒特下這種“通緝令”，可謂極為罕見。
    顧順章投入敵人懷抱后，由于個人野心極度膨脹，搖擺于中統、軍統之間，在兩方面都邀功買好，因而不久即遭中統的冷落。不甘寂寞的他又企圖組建所謂的“新共產黨”，犯了蔣介石的大忌。終于被逮捕關押。
    1935年6月，顧順章被秘密處死于蘇州監獄，死況甚慘。據知情者透露，因顧順章在特務中名氣甚大，傳說其不僅精通化裝術、魔術，而且會催眠術，甚至“土遁術”。為此，臨刑前特務給顧穿了“琵琶骨”，以鎮其邪術，防其逃跑(負責執行槍決的特務名叫呂瑞京，與林金生是熟人，行刑情況是他后來親口告訴林金生的)。顧順章死時年約31歲。由于顧順章叛變時掌握著我黨的高級機密，叛變后又窮兇極惡地破壞我黨各地的組織，故有人稱他為“中共歷史上最危險的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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