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挑戰需要哲學回應

 第七篇：歷史挑戰需要哲學回應 

（2003年2月23日—2003年7月30日。本文為作者

一本作品集的“代自序一”和“后記”的組合）

路  山

    人類創造著歷史，歷史挑戰著人類。

    歷史的發展有著不以人們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千百年來，雖然人類窮盡自己的智慧，上下求索這一客觀規律，但是只能一步一步地接近它而不能窮盡它。為此，歷史的發展總是挑戰著人類，挑戰著人類的智慧，挑戰著人類的智慧之果，包括挑戰著迄今為止人類最高的智慧之果——歷史唯物論。例如：

    按照歷史唯物論最基本的“生產力原理”，社會主義革命首先應當在資本主義發達以至熟透的國家發生，但是，歷史老人卻偏偏讓它在資本主義很不發達的基本上還是封建軍事帝國的20世紀初的俄國首先發生。盡管有些人在這一革命發生前喋喋不休地說“俄國生產力還沒有發展到實行社會主義的高度”,以此反對革命，但革命還是發生了，并且取得了勝利。勝利了的社會主義革命為俄國—蘇聯社會生產力的高速發展開辟了道路。革命前，俄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僅相當于美國的6.8%，到了1985年，蘇聯的國民生產總值約相當于美國的80%，成了世界第二強國。按照歷史唯物論的“生產力原理”，此時的蘇聯社會是不會倒退的，蘇聯當然也不會瓦解的。然而，歷史老人又給人類開了一個大玩笑——沒過幾年，不僅蘇聯瓦解，而且蘇聯社會生產力大倒退——20世紀九十年代末，俄羅斯的國內生產總值只相當于美國的10%左右。歷史在這里打了一個圈以后，理論在有些人那里又回到了原地。他們認為，蘇聯社會主義的失敗，證實了十月革命的“早產”和“先天不足”；這種失敗“是落后的俄國缺乏實行社會主義的客觀經濟前提而必然導致的失敗”。英國《經濟學家》周刊2002年12月21日一期刊登的《共產主義后的馬克思》一文認為，東歐和蘇聯實行的共產主義是對馬克思思想的歪曲，在這些國家發生的一切可能會使馬克思本人驚駭不已，因為，“根據馬克思提出的運動定律，社會應該在封建制度束縛生產力發展時（而不是促進生產力發展時）過渡到資本主義制度。然后，資本主義制度又以大致相同的方式讓位于社會主義制度（無產階級專政）——即在資本主義生產潛力完全發揮出來、資本主義制度的繼續存在對物質的充足起阻礙而不是促進作用的時候。但是，蘇聯直接從封建制度邁進社會主義制度。這‘快’過頭了。”如果這種“必然失敗”論和“快過頭了”論是能夠成立的、符合歷史發展邏輯的，那么，我們社會主義中國也同樣存在這樣的問題，甚至更嚴重，因為我們中國是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制度經過短暫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而邁進社會主義制度的；相對于俄國，“實行社會主義的客觀經濟前提”更“缺乏”、因而更“快過頭了”——既然蘇聯社會主義的失敗是“必然”的，那么，豈不是中國社會主義的失敗也是“必然”的了？

    問題還有另一面。我們黨宣布，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至少需要一百年時間，至于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需要幾代人、十幾人、甚至幾十代人堅持不懈地努力奮斗。有人據此而推算出其歷史過程長達2700年，相當于從孔夫子到孫中山那么漫長。至于彼時是不是搞共產主義，還要由彼時的人們去“公決”。質言之，在他們看來，共產主義既沒有歷史的必然性，更沒有現實的合理性。相應地，他們認為中國共產黨也應當改名，公然預言再過一二次黨代會，“共產黨將要改名為社會黨”。

這些言論，當然代表了一些人的立場和觀點，但是，從本質上看，可以說是歷史發展本身對馬克思主義歷史觀提出的理論挑戰，而這種理論挑戰的歷史背景是馬克思創立歷史唯物論時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的。面對這樣的挑戰，作為后繼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作為共產主義者，必須應戰，必須在哲學上作出應有的回應。這種哲學回應，既要充分論證中國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和國際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運動及其旗手共產黨存在和發展的歷史必然性，又要充分論證其存在和發展的現實合理性，從而深化對歷史發展辯證邏輯和辯證規律的認識。唯其如此，才能證明和認識社會主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存在和發展是中國歷史發展的邏輯必然，才能證明和認識實行社會主義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邏輯必然；才能在對立面的理論進攻面前不致于顯得底氣不足，只有招架之功，沒有還手之力。

    本人雖然不是專業的哲學理論工作者，但作為一名忠誠的共產黨人，從東歐劇變、蘇共滅亡、蘇聯解體之時起，就一直密切關注著這一歷史提出的理論挑戰及其不斷深化發展，并且聯系這一“實際”，認真學習和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學習和研究毛澤東哲學思想，寫下了一些篇什，力求對此作出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回應。通過學習和研究，我逐漸發現，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不但是歷史唯物論（歷史唯物主義），而且是歷史辯證論（歷史辯證主義），是歷史唯物論和歷史辯證論的統一，是辯證唯物史觀。道理并不復雜：歷史唯物論倘若不與歷史辯證論結合，或者說只講歷史唯物論而不講歷史辯證論，就有可能陷入歷史機械論；反之，歷史辯證論倘若不與歷史唯物論結合，或者說只講歷史辯證論而不講歷史唯物論，就有可能陷入歷史唯心論。上述那些所謂歷史提出的理論挑戰，只要付諸歷史辯證論，就能予以合理的否定性回答。進一步說，倘若我們既要避免陷入歷史唯心論，又要避免陷入歷史機械論，那就必須堅持歷史唯物論和歷史辯證論的統一，堅持辯證唯物史觀，而不僅僅是堅持唯物史觀。對此，恩格斯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 1882年德文第一版序言》中是這樣論斷的：“唯物主義歷史觀及其在現代的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上的特別應用，只有借助于辯證法才有可能。”

就本人有限的理論視野而言，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史上，還沒有“歷史辯證論”和“辯證唯物史觀”的提法，在這樣的意義上，“歷史辯證論”和“辯證唯物史觀”的提法似是一種理論創新。不過，這并不是本人的獨創。

在《高教理論戰線》2002年第1期上刊登的何茲全同志的文章《我所認識到的唯物史觀和中國社會史研究的聯系》中，有7處運用了“辯證唯物史觀”的提法。這位時年91歲高齡的中國著名歷史學家指出：“我認為研究社會史的主要理論、方法應當是辯證唯物史觀”；“在我看來，辯證唯物史觀，乃是當代歷史理論、歷史方法論的最高水平”；這位北京師范大學年高德劭的老教授強調：“我相信，21世紀之初，西方史學理論和思想方法，還要興盛一時。過了一個熱鬧時期，辯證唯物史觀會受到反思，起來爭地位。過后，會復興，為史學家再接受。”在這些表述中，何茲全同志不用“唯物史觀”而用“辯證唯物史觀”的提法，不會不經過深思熟慮的。

《人民日報》2003年5 月27日第九版（理論版）上發表了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李鵬程同志的文章，題目是《從辯證唯物史觀看文化的力量》。在我幾十年閱讀《人民日報》的記憶中，似乎第一次看到《人民日報》上出現“辯證唯物史觀”的提法。從此文的邏輯看，只有既講唯物史觀又講辯證唯物史觀，才順理成章。

《高教理論戰線》2003年第5期發表了北京大學黃楠森教授的文章《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是不是馬克思的哲學？》。黃楠森同志認為“歷史唯物主義或唯物主義歷史觀的完整稱呼應該是辯證唯物主義歷史觀”，這與我的觀點或者說與我這幾年哲學研究的結論完全一致。

   “歷史辯證論”和“辯證唯物史觀”都是宏篇巨著的大題目，相對于這些大題目， 本人寫的那些篇什大概只能算作一鱗半爪——限于理論水平和寫作環境，本人也只能搞些一鱗半爪。這些一鱗半爪可能對這兩個大題目的展開、從而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創新發展，起到一點拋磚引玉的作用，為此將它結集出版，獻給哲學社會科學界和一切關心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命運的同志們朋友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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