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改革開放三十年，黨員隊伍急速擴大，但隊伍中的混入了大量不合格的黨員和腐敗分子，干部隊伍中腐敗現象日趨猖獗，引起群眾的強烈不滿。我們要指出的是，黨員隊伍中始終存在假共產黨員，他們打著共產黨旗號，干著結黨營私的勾當。我們就會明白，敗壞社會和共產黨形象的是黨內敗類。1月8日是周恩來的逝世紀念日，這里輯錄了一些周恩來的故事，他的故事可以告訴我們什么是真共產黨。
建國以后，周恩來總理在生活上始終保持戰(zhàn)爭年代那種艱苦樸素的作風。他常說：生活上不要那么講究，穿得舊一點別人看著也沒關系，丟掉艱苦奮斗的傳統才難看呢。
翻開周恩來的著作，“為人民服務”的思想無不閃爍在各個篇章的字里行間。他深情地說：“假如是對人民，我們要像孺子牛一樣誠誠懇懇、老老實實為人民服務。我們要有所恨，有所怒，有所愛，有所為。”“人民的世紀到了，所以應該像條牛一樣努力奮斗，團結一致，為人民服務而死。”他反復強調“我們的一切工作都是為了人民的。”他明確指出：“我們國家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應該和群眾同甘苦，共命運。”他要求干部“以人民的疾苦為憂”。在周恩來看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中國共產黨人永遠不變的宗旨和天職，因為中國共產黨站在“為絕大多數人民的最高利益著想的人民立場”，“我們的國家機關是屬于人民群眾的，是決心為人民服務的。”
家規(guī)
周恩來在家里規(guī)定親屬不得違反十條家規(guī)：“看戲以家屬身份買票入場，不得用招待券；不許請客送禮；不許動用公家的汽車；凡個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別人代辦；生活要艱苦樸素；在任何場合都不要說出與總理的關系，不要炫耀自己；不謀私利，不搞特殊化。”
鄧穎超不能在政府任職
周總理兩袖清風，一塵不染，鞠躬盡瘁，死而后已，其高風亮節(jié)，全世界景仰。他嚴管自己的配偶、親屬和子女。他曾說過：“只要我當一天總理，鄧穎超就不能到政府里任職。”１９７４年籌組四屆人大領導班子時，毛澤東曾批準提名鄧穎超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被周恩來壓下來。直到他去世后，鄧穎超在１９７７年被選舉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時，才得知此事。
“我要中國料子”
進北京后，周總理第一次做衣服，選中了“紅都”服裝店。工作人員介紹：“這是聞名全國的高級服裝店。”
周總理笑容滿面：“我就是慕名而來的。”
面對工作人員介紹的英國呢料、澳大利亞毛料等各色的外國布料，周總理搖搖頭，說：“我要中國料子，無論毛料布料都要國產的。”
這次他做了一套青色粗呢毛料中山服、一套藍卡其布夾衣和一套灰色平紋布中山裝。這幾件衣服一直穿到１９６３年，始終光滑整潔、挺挺括括。
衣服穿了１０年仍然挺挺括括，其中當然有奧妙。周總理有兩只袖套，辦公時必定套在胳膊上，這樣就保護臂肘不會磨損得太快。然而，他一天工作長達十七八個小時，天長日久仍不免磨損磨破，于是，便送去“紅都”請裁縫織補，一般人是看不出來的。衣服雖然舊了，會客時將衣服熨燙一遍，穿出來仍然挺挺括括，再加上他瀟灑大度的儀容舉止，絲毫無損大國總理的風度。
204個補丁
周恩來是個有名的外交官，但就穿衣而言，卻常常是“整潔其外，儉樸其中”。他的衣服穿破了補，補了又穿是經常的事，一件睡衣穿了幾十年，從外邊能數出來的補丁就有204個。
“我們領導更要帶頭”
周總理吃飯很簡單，經常是兩菜一湯，主食吃普通面粉，不吃富強粉，吃普通大米，不吃小站稻，而且每周至少一頓粗糧。在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周總理不吃肉，不吃魚，不吃蛋，和全國人民同甘共苦。在中南海，他常常親自排隊買飯。有一次，他買了一碗玉米飯和一碗湯，最后碗里剩下的湯，周總理就用窩窩頭蘸著吃完，一點也不浪費。同志們見到這種情景，都非常感動，勸他說：總理，你肩上的擔子重，一定要保重身體。現在雖然困難，但我們這么大的國家總能讓您吃好一點。周總理卻親切地對大家說：“現在全國人民度荒年，我們領導更要帶頭。”
“樓外樓”上三付餐費
１９７３年９月，周總理陪同法國總統蓬皮杜訪問杭州。這天下午，周總理請隨行工作人員到杭州有名的酒家“樓外樓”吃飯。這是總理第９次上“樓外樓”，酒家職工們非常高興，除了準備西湖醋魚等高檔名菜外，還端上了總理喜歡吃的紹興霉干菜、豆芽菜等家常菜。飯后結賬時，省里的同志說由地方報銷，總理不肯，堅持要自己付錢。店里的同志知道，不收錢，總理會生氣的，就收了１０元。誰知周總理不肯，說：“１０元錢怎么夠，要收足。”店員們商量了一下，加收了５元。不料周總理又說：“不夠的，要同一般顧客一樣收。”沒辦法，店里只好又收了５元。這樣收了２０元。沒想到一個小時后，杭州機場來了電話，說總理上飛機前留下１０元錢補交中午的飯費。于是店員把當天的午餐費按照牌價表仔細算了一遍，餐費是１９元多一點。
“不能有以后，一講以后就止不住了”
周總理住的是舊房子，地面的方磚高低不平，泛潮泛堿，天花板和四周墻壁都已灰黑，門窗縫是用紙糊的。雖然這樣，但他一直不讓修繕。１９５９年，趁他外出，管理人員替他翻修了房子，裝上地板，換了地毯、窗簾、洗澡盆。沒想到，周總理外出回來，卻少有地發(fā)了脾氣，把有關同志嚴厲批評了一頓，并且憤然離去，不肯回家。有關同志多次認錯檢查，又請陳毅等老同志出面，周總理仍然不肯回家，并且主動在國務院做檢查，要大家吸取教訓，還專門召開會議做自我批評，要大家引以為戒。一些老同志勸說：“已經這樣了，以后注意就行了。”周總理卻說：“不能有以后，一講以后就止不住了。”結果，除了地板之類無法取走的東西之外，凡能取下來的東西都退回了公家。
簡樸起居
在秘書的記憶中，周總理和鄧大姐兩個人幾乎沒有個人家庭生活，西花廳既是辦公的地方又是居住的地方，在西花廳的日子基本就是工作。總理回到家就直接進辦公室工作直到晚上，他去睡覺的時候手里還拿著文件。早上起來時，他很少在客廳吃飯，都是到辦公室急急忙忙地吃。總理吃的東西很簡單，豆?jié){、粥、玉米糊、一塊面包。周總理和鄧大姐雖然一起住在西花廳，但是由于他們兩人作息時間不一樣，所以在一起的時間很少。雖在同一屋檐下，但兩人居然還得用寫信、打電話這樣的通訊方式進行溝通。大姐常常寫好紙條讓值班衛(wèi)士送給總理，或者打個電話問問總理吃藥了嗎，什么時候能回來。還有一種特殊情況，偶爾下午，鄧大姐午睡起來，看見總理沒出去，就扒著總理辦公室的門，探頭說一聲：“恩來啊，你是不是起來，該站著休息了。”
邢臺牽動總理心
1966年3月8日凌晨,劇烈的大地顫動將河北省邢臺地區(qū)的人們從睡夢中驚醒。前所未有的強烈地震，在數分鐘內使震區(qū)周圍約130平方公里的房屋全部倒塌，地面下陷斷裂，噴水冒沙，河堤破裂，鐵路橋梁破壞，電網一度中斷，四萬多人傷亡，直接損失5億多元。3月22日，邢臺地區(qū)寧晉縣又連續(xù)發(fā)生兩次強烈地震。突如其來的災難使世代生活的家園變成廢墟，危難中的邢臺人民渴望著生命財產得到救援。
邢臺地區(qū)的嚴重地震災情迅速傳到黨中央、國務院。周恩來總理不僅馬上召開國務院緊急會議，對整個抗震救災工作做出安排部署，而且決定馬上前往災區(qū)視察，直接組織指揮搶險救災。地震發(fā)生的第二天下午，他乘專機抵達石家莊市，立刻聽取了省委和駐軍領導的匯報。當天晚上，周總理不顧旅途勞累，帶領河北省黨政軍負責同志連夜冒雨趕赴震中隆堯縣視察災情。在昏暗的馬燈下，周總理聽取了縣委和部隊同志的匯報。正在談話時，突然發(fā)生了強烈的余震，只見房屋搖晃，門窗作響，墻上的白灰和塵土掉落，大家立刻站起來,讓總理出去避險。周總理鎮(zhèn)靜地坐在那里，不慌不忙地說：“不要緊,大家要沉住氣。還是繼續(xù)談吧。”望著周總理那安詳的神情，大家的緊張情緒很快就消失了。周總理說：“我是代表黨中央毛主席慰問地震災區(qū)群眾的。我們今后的工作方針是不是這樣提出：自力更生,奮發(fā)圖強,重建家園,發(fā)展生產。”
3月10日下午3時，周總理從石家莊乘直升飛機去災情最重的白家寨視察。這時，大地還在頻繁顫動。總理不顧個人安危,視察災情,慰問群眾。在積雪未化的寒冷天氣,總理繞場半周,讓群眾背著風,而他卻迎著寒風站在木箱上，在一片熱烈的掌聲和歡呼聲中向大家講話：“鄉(xiāng)親們，我們是社會主義的中國，大家一定要團結起來，戰(zhàn)勝地震災害！自力更生！奮發(fā)圖強！發(fā)展生產！重建家園！。”隨后，總理跨過縱橫交錯的地震裂縫,走進矮小的防震棚慰問受災群眾。隨后，他先后到寧晉縣東汪鎮(zhèn)、束鹿縣王口鄉(xiāng)、冀縣碼頭李鄉(xiāng)、寧晉縣耿莊橋、巨鹿縣何寨等五個重災鄉(xiāng)村走訪慰問。他還三次冒著余震危險親臨現場，要求有關方面探索地震規(guī)律，減輕地震損失。3月22日寧晉發(fā)生了強烈地震后，周總理再次對軍隊救災工作做出重要指示，要提高戰(zhàn)勝地震災害的決心和信心，與自然界作斗爭，要保持鎮(zhèn)定，要有冷靜的頭腦，才能掌握情況，研究對策，采取措施，最終戰(zhàn)勝地震災害。在周總理親自領導下，北京軍區(qū)立即組建了救災指揮機構，派出了兩個醫(yī)療隊開赴寧晉等重災區(qū)，使災區(qū)人民脫離了困境,樹立了恢復生產，重建家園的信心。
在邢臺地震災區(qū)視察的日日夜夜，周恩來總理充分顯示了一個人民公仆的形象、愛民情懷，深深感動了邢臺人民。他對人民群眾深情的問候、誠摯的囑托，把黨的關懷和溫暖送到群眾的心坎上，心情沉重的人們堅強起來，一些失去親人都不曾痛哭的人們感動的痛哭失聲。他的深切關懷，使災區(qū)人民真切地感到了“社會主義國家人民地位高”，并樹起了自力更生、為國減憂的思想，煥發(fā)了發(fā)展生產、重建家園的斗志；他的正確指揮，使災區(qū)人民把黨視為“救命恩人”和“主心骨”；他提出的抗震精神，使邢臺人民戰(zhàn)勝了前所未有的自然災害，取得抗震救災斗爭的偉大勝利。
與癌癥斗爭
1972年5月，周恩來在檢查身體時發(fā)現尿中有癌細胞，隨后被確診為膀胱癌，但他不僅繼續(xù)擔負著常人難以承受的繁重工作，而且承受著來自黨內外巨大的政治壓力，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在批判極“左”思潮、“組閣”、“反對經驗主義”等重大問題上進行了頑強的斗爭。他在毛澤東的支持下，逐步推舉鄧小平重新走上黨和國家的領導崗位，成為自己的接班人，為中國今后的前途和命運作出了重大貢獻。
周恩來自1974年6月1日住院到1976年1月8日逝世，共做大小手術13次，平均40天左右要動一次手術。只要身體尚能支持，他仍繼續(xù)堅持工作。這一時期，他除了批閱、處理一些文件外，同中央負責人談話161次，與中央部門及有關方面負責人談話55次，會見外賓63批，在會見外賓前后與陪見人談話17次，在醫(yī)院召開會議20次，出醫(yī)院開會20次，外出看望人或找人談話7次。
1975年9月7日
最后一次會見外賓
從1975年6月以來，周恩來由于癌癥的折磨，身體極度消瘦，體重只剩下了30．5公斤。
9月7日，周恩來不顧病情的嚴重惡化和醫(yī)護人員的一再勸阻，堅持會見了伊利耶·維爾德茨率領的羅馬尼亞黨政代表團。這是周恩來生前的最后一次外事活動。當談到自己的病情時，他坦然而又肯定地告訴客人：馬克思的“請?zhí)保乙呀浭盏搅恕＿@沒有什么，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自然法則。他還說：我現在病中，已經不能再工作了。鄧小平同志將接替我主持國務院工作。鄧小平同志很有才能。你們可以完全相信，鄧小平同志將會繼續(xù)執(zhí)行中國黨和政府的內外方針。這次會見，只有短短的15分鐘。
能不能哼一哼？
病重期間，每當劇痛襲來時，周恩來緊緊握住醫(yī)護人員的手，不露痛苦的表情，并安慰和鼓勵他們：你們給我治療是個好機會，可以很好地在我身上總結經驗。現在還有那么多人受癌癥的折磨，我就不相信對癌癥沒有辦法，總有一天會突破的!他曾專門交代醫(yī)務人員：現在對癌癥的治療還沒有好辦法，我一旦死去，你們要徹底解剖檢查一下，好好研究研究，能為國家的醫(yī)學發(fā)展做出一點貢獻，我是很高興的。
他問大夫：“我很疼，能不能哼一哼，叫喚叫喚?”
1975年9月20日
最后一次簽名
9月20日，周恩來準備做住院后的第四次大手術。鄧小平、張春橋、李先念、汪東興和鄧穎超等來到醫(yī)院手術室外守候。
周恩來清楚，施行這次手術的后果很難預測。在進入手術室前，他要工作人員找來自己1972年6月在中央批林整風匯報會上作的《關于國民黨造謠污蔑地登載所謂〈伍豪啟事〉問題》的報告錄音記錄稿，用很長時間仔細地看了一遍，用顫抖的手簽上名字，并注明簽字的環(huán)境和時間：“于進入手術室（前），一九七五、九、二十”。
進入手術室時，周恩來大聲說：“我是忠于黨、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以表明自己在重大原則問題上遭受“四人幫”誣蔑時的嚴正態(tài)度。在場的鄧穎超要汪東興將此情況報告毛澤東。
長達5個小時的手術，對極度虛弱的周恩來又是一次嚴峻的考驗，但他堅持了下來。手術過程中，醫(yī)務人員發(fā)現周恩來體內的癌細胞已擴散到全身，無法醫(yī)治了。鄧小平當即指示醫(yī)療組盡一切努力，“減少痛苦，延長生命”。10月24日，周恩來又做了第五次手術。這次手術后，周恩來再也沒能從病床上下來。
病榻上聽《紅軍不怕遠征難》
這一年10月，是中國工農紅軍長征40周年。在鄧小平等支持下，北京軍區(qū)戰(zhàn)友歌舞團沖破江青一伙阻撓，在10月中旬重新演出由肖華作詞的長征組歌《紅軍不怕遠征難》。當長征組歌重新演出后不久，鄧穎超即打電話告訴有關部門：總理在醫(yī)院里很想再看一看、再聽一聽長征組歌。不久他收到了長征組歌的錄音帶。長征組歌，特別是那首《過雪山草地》，是周恩來十分愛聽愛唱的一首歌曲：雪皚皚，野茫茫。高原寒，炊斷糧。/紅軍都是鋼鐵漢，千錘百煉不怕難。/雪山低頭迎遠客，草毯泥氈扎營盤。/風雨侵衣骨更硬，野菜充饑志越堅。/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
這首頌揚紅軍英雄氣概和頑強斗志的歌曲，仿佛又一次把周恩來帶回過去那艱難困苦的歲月，成為鼓舞他堅持工作、忘卻病痛和勞累的巨大力量。
1976年1月7日
留下了最后一句話
1976年1月7日，周恩來病情繼續(xù)惡化，氣息已變得十分微弱，長時間處于昏迷狀態(tài)。醫(yī)療組成員、護理人員等晝夜守護在病房，隨時準備搶救。深夜11時，彌留中的周恩來從昏迷中蘇醒。他微睜雙眼，認出守在他身邊的吳階平大夫，用微弱的聲音說道：“我這里沒有什么事了。你們還是去照顧別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們……”這是周恩來留下的最后一句話。（摘自《新聞信息報》）
不要保留骨灰
在周恩來去世一周后，鄧穎超在同周恩來身邊工作人員、醫(yī)務工作者以及親屬的談話中，作了這樣的回憶：“我自己是共產黨員，我用無產階級的堅韌性，高度地克制我內心的痛苦，在他病中還要用愉快的精神和恩來一起同疾病作斗爭。當他知道自己的病不能挽救時，一再叮囑我，死后不要保留他的骨灰。這是我和恩來在十幾年前共同約定下來的。”“1958年，恩來首先把他死去的父親，我把自己死去的母親以及重慶辦事處的一些死去的同志的墳墓平掉，進行深埋。恩來還把他在淮安幾代親人的墳墓，也托人平掉，改為深埋，把土地交公使用。在中央作出人死后實行火葬這個決定不久，我們二人共同商定，互相保證，把我們的骨灰撒到祖國的大好河山去，撒到水里、土里去。”“他自己就曾經講過：人死后為什么要保留骨灰?把它撒在地里可以做肥料，撒在水里可以喂魚。他還主張人死了以后應該做尸體解剖。在他病重住院期間，他曾專門交代醫(yī)務人員：現在癌癥的治療還沒有好辦法，我一旦死去，你們要徹底解剖檢查一下，好好研究研究，能為國家醫(yī)學發(fā)展做出一點貢獻，我是很高興的。”“恩來對他的后事，曾經對我說過，喪儀要從簡，規(guī)格不要超過中央的任何人。”“一定不要搞特殊化。”
保守秘密
周恩來和鄧穎超1925年在廣州結婚，在半個世紀的風風雨雨里，他們互相關心，互相幫助，相濡以沫，堪稱一對模范夫妻。在這生離死別的最后時刻，他們之間該有多少要說的話啊!可是，他們談論的仍然是如何嚴于律己、遵守組織決定，如何為人民、為后代造福。至于他們認為不應該談論的其他“心里話”，始終沒有講起。鄧穎超回憶說：有一次，我們在一起交談，他對我說：“我肚子里還裝著很多話沒有說。”我回答他：“我肚子里也裝著很多話沒有說。”當時雙方都知道，最后的訣別不久就會殘酷無情地出現在我們的面前，然而我們把沒有說的話終于埋藏在各自的心底里，永遠地埋藏在心底了。
他們一生嚴格遵守黨的紀律，保守黨的秘密，成為每個共產黨員學習的榜樣。
總理一家的收支
總理1976年1月8日去世后，工作人員整理了周恩來和鄧穎超兩人的工資收入和支出賬目。收入只有單一的工資和工資節(jié)余部分存入銀行所得的利息，別無其他進賬。而支出的項目比收入的項目要多一些，大體有這樣幾項：伙食費、黨費、房租費、訂閱報紙費、零用費(購買生活用品)，特支：補助親屬和工作人員、捐贈費。
從有記載的1958年算起，截至1976年，兩人共收入161442.00元。用于補助親屬的36645.51元，補助工作人員和好友的共10218.67元，這兩項支出占兩人總收入的1／4。
這說明兩位老人對有困難的同志都給予補助，他們把同志們的困難看成自己的困難，對親屬、對同志體現了無微不至的關心和愛護。比如說，給周總理開車多年的司機鐘步云，因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失事遇難，多年來總理、鄧大姐都關心著他的家人。得知他的女兒結婚，鄧大姐給她送去300元作為結婚的費用。在60年代這300元可不是小數了。鄧大姐經常這樣講，拿自己的錢補助同志，也就節(jié)約了國家的錢，這些同志就不會再向國家申請補助了。
周總理的月薪404.80元和鄧大姐的月薪342.70元，合起來是747.50元，在當時領導人的收入中，算是不少的。五位常委的工資都是一個級別，而夫人們的收入就不等了。總理和大姐沒有親生子女，經常把剩余的錢拿出一部分來補助他人。他倆除每月應繳納的黨費外再多余的錢，積蓄夠5000元就交黨費，在我到西花廳工作的期間，他倆曾三次交黨費共計14000元。總理去世后，兩人合計積蓄5709.80元。這以后，鄧大姐個人還交過3000元黨費。80年代，隨著工資的調整，鄧大姐收入增加，1992年7月最高達到過706.50元，她仍然堅持艱苦樸素的生活，仍然幫助有困難的親屬和工作人員，對執(zhí)勤部隊進行生活補助，捐贈希望工程、亞運會等。
1992年，鄧大姐去世后，我們遵照她的囑托，把她所有的積蓄，包括已購買的國庫券550元，共計11146.95元，全部交了黨費。
聯合國秘書長下令降半旗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逝世時，設在美國紐約的聯合國總部門前的聯合國旗降了半旗。這是非常罕見的事。自1945年聯合國成立以來，世界上有許多國家的元首先后去世，聯合國還沒有為誰下過半旗。 當時的聯合國秘書長瓦爾德海姆站出來，就在聯合國大廈門前的臺階上發(fā)表了一次極短的演講，總共不過一分鐘。他說：“為了悼念周恩來，聯合國下半旗，這是我決定的，原因有二：一是，中國是一個文明古國，她的金銀財寶多得不計其數，她使用的人民幣多得我們數不過來。可是她的周總理沒有一分錢存款！二是，中國有10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4，可是她的周總理沒有一個孩子。你們任何國家的元首，如果能做到其中一條，在他逝世之日，總部將照樣為他降半旗。” 說完，他轉身就走，廣場上外交官各個啞口無言，隨后響起雷鳴般的掌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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