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以他的滿腔熱忱進行著新中國的建設和社會的改造。與理學家張載的井田制的試驗不同，與圣西門、傅立葉的空想社會主義農場也不同，毛澤東的人民公社是建立在科學理論之上，它的核心是集體化。
集體化對于小農經濟的改革是完全必要的；集體化用于扶助剛剛獲得翻身，剛剛邁出自己的腳步的中國農民是完全必要的；集體化用于支持農業逐步向工業化農業轉化是完全必要的。
但是這一切來得如此急迫，猶如暴風驟雨，人們并沒有作好充分的思想準備。而且社會改造相伴而行，在一些極左勢力的干預下，人民公社---這一個本來是用于經濟活動的模式竟然成了意識形態斗爭的舞臺。不切實際的行為促使這個合理的模式走向否定。水潑出去，孩子也被潑出去了，這個孩子就是集體化。
第一個吃螃蟹的是小崗村的公民們。20多年前，那里曾發生了一場驚天動地的變革。18個農民冒死按下紅手印，開始了為求生存的“包產到戶，包干到戶”，“中國改革第一村”也在這里定格。當然這僅僅是改革者邁出的第一步。農村的改革只是提供了一個符合農業發展規律的機遇，如何面對市場經濟的大潮御風搏浪，對于農民來說是一個驚心動魄、不曾相識的課題。
于是，可以看到三種不同的命運：
1、繼續走集體化的道路，也就是共同富裕的道路。它的核心總是一個具有獻身精神、具有創業能力和具有凝聚力和號召力的個人或群體。大寨、華西村等等就是這樣成功的。很有意思的是，他們的帶頭人常常是一些復退軍人或是進入市場后取得成效而且道德高尚的人，而一些滿腔熱情的書生常常并不成功。以此也可見創業者的艱幸，成功并非偶然可得；
2、作家陳桂棣、春桃花筆下的那些村莊則是徹底退回了封建制度下的農村模式，正如他們的文章指出的：青年農民丁作明以生命換來的、那柄來自中央的“尚方寶劍”能鎮住、能殺光所有的貪官污吏嗎？就算把所有的貪官污吏一個不漏地撤職、殺頭，全部換上新官上任，誰又能保證這些新官不變成貪官？不是嗎？那個原先當過村民代表、帶領村民告狀獲勝、后又被上級正式任命為新任村支書的王俊彬，還沒有把村支書的板凳坐熱就淪為新的欺壓村民的貪官。
陳桂棣、春桃花以偉大的人性寫成《中國農民調查》，發出了農民的出路在哪里的提問。嚴格地說，這個問題有些危言聳聽。因為歷史不會重復，因為這樣的例子不能代表中國農村的主體。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封建回潮是短暫的，人間正道是滄桑；
3、更具普遍意義的是這樣的一些事實：
漳州是福建農業條件最好的地區，氣候溫暖，是著名的花果之鄉，漳州把自己定位成“海峽西岸農業示范區”。可是“成也農業，敗也農業”，它的發展遠落后于周邊地區，不必說廈門，泉州對它來說也是遙不可及的。究其原因，漳州就輸在工業這一塊，缺少象晉江、石獅那樣的一批高速發展的民營企業。類似的情況在浙江的魚米之鄉嘉興也有過。緊鄰上海的優勢的嘉興，被定位于“浙北糧倉”，結果經濟發展大大落后于隔岸的蘇州、無錫。
無工不立，無商不富。即使在農業已經高度商品化、現代化的美國，以農業為主的州基本上也是美國最窮的州。這是一條重要的經驗教訓：即使農業實現了產業化，如果沒有工業主體的支持，經濟還是發達不起來的。這個經驗教訓也說明了，在農業發展過程中必然分化出大量的進入其他領域的農業人口，并且實現城鎮化。
中國的農村確實在發展，但是由于各方面的因素，它的發展很不全面，在中、西部地區這個問題更為突出。小崗村的經驗是中國農業改革的縮影，20多年過去了，農民問題得到解決了嗎？沒有。有媒體這樣報道：一年跨過溫飽線，20年沒過發展檻，小崗村依然貧窮、落后。
有的專家指出，“三農”問題存在五大癥結：農村教育投資少，農民文化素質不高；農村社會保障缺乏，農民生活質量低；農戶生產分散化，農業規模效益差；農村黨政領導不力，中央政策落實不到位；小農意識太強，缺乏開拓進取精神。
所以有些人認為幫助農民增收也好，給農民減負也好，固然十分重要，但在扶貧幫困時還要花大力氣引導農民掙脫千百年來形成的傳統觀念的羈絆，適應市場需求，大做“農”字文章，引進科學技術，從事集約化生產，以此能激發農民自身的內在活力。
對這些說法，嚴格評之，只是書生之見。農民問題的解決要靠自己，外因很重要，但是內因是決定性的因素。農民能夠把握自己的命運。站在救世主的角度來討論農民問題，很無奈也很無效，因為它常常脫離實際，也就無法看到大量紛雜之中的本質，也就常常成為泛泛的空談。
其實，早在改革開放之初，農民們已經開始沖破自己的地域、自己的生活環境，走向社會，擁抱新的時代，因為他們本來就是改革的先行者。他們在謀生存的同時，也在增長自己的才干；在積累資金的同時，也在克服自己的不足，也在理解和接受新觀念、新思潮。這個偉大的行動，人們謂之“民工潮”。
從歷史的角度看，給“民工潮”再高的評價都不為過。歷史上，中國有許多次的農民流動，有洪洞大槐樹之說，有寧化石壁客家之說，也有自陳勝、吳廣到李自成、洪秀全的農民起義之說。這種農民的流動帶來民族的融合，也帶來社會、經濟的大發展。但是，因為這種行為常常受迫于強權，更多的是戰爭，流動潮的苦難難以盡述。只有社會主義條件下的“民工潮”才能體現為一種較為完善的進步。歷史不會否定這一點，看不到這一點的人不配談歷史，也不配談社會。
“民工潮”也體現了一個最基本的真理：生命在于運動。社會性的運動是社會發展的必備條件，它促使融合和諧調，它促使吐故納新，它打破死水一潭；讓我們的社會猶如奔騰不息的大江，前浪推后浪，永遠煥發撼天動地的朝氣，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但是，“民工潮”來得何匆促，正在大談改革的人們甚至在它的面前驚慌失措。一種很怪的名字出現了—“盲流”，生活在城市的人們發出堵截、驅趕的種種議論和行動；每一年，都發生來回一次的民工回鄉、打工潮；民工們付出低廉的勞動力換來城市的繁榮，也換來城市對他們的苛責。
城市對民工的苛責有至少二種：
其一、欠薪。建設部披露，僅到02年底，全國建筑業民工拖欠的工資，起碼已達200億元。(央視國際 03-12-15報道)； 因請溫總理幫討工錢而聞名的熊德明，自從去年10月在電視上露面后，平均每天有5個來自本市及鄰省的民工請她幫忙討工錢。。。這方面資料很多，也很公開，因為我們的社會敢于正視這個問題，可是它確實反映了社會對這個問題認識的遲滯。
其二、收留。這確實是一個很意思的問題，共和國的公民為什么在自己的國土上的流動得不到保護，反而受到種種歧視和侮辱，難道我們的國土上還有各種封建割據？孫志剛事件出在廣東，一個在中國最開放的大都市，一個受益于民工奉獻最多的城市。它是否可以說明形成此類事件的背景在全國具有普遍性？
這些現象告訴人們二點：我們社會的道德沒有明確的水準，什么事情都可能發生，例如巨量的欠薪；我們的社會多么閉塞，還處在城堡時代，人們頭腦中的土圍子還沒有鏟除。
同樣的，我們也看到了“民工潮”的歷史意義，正是它的出現沖跨了阻礙共和國發展的種種羈絆，也正是它向全社會發出重塑社會道德的呼吁。但是民工兄弟們承載得太多、太重，有許多負載本來并不屬于他們。
雖然來何遲也，予民工以保護的政策終于來了，畢竟我們的國家是社會主義的國家。人們應該記住“以人為本”的宣言宣示的時刻，它是中國人民走向解放和新生的又一個重要的標志。
還能夠有更具體的動作。這就是在理論上全面肯定“民工潮”的重要意義，它不僅僅是農民走向解放的一步，也是我們的社會實現深刻變化和全面發展重要的一步。主動認識和被動應對顯然不一樣；
另一個方面，就是引導農民走上集體化的道路，它的方式和方法不應該是原來的行政命令、長官意志，而是一些真心為民服務的人們，脫離官僚衙門的約束，作為農民的保護神、服務人員、科技知識傳播者、市場開拓者---也許是一些介于政府與農民之間的中介機構，在為農民服務的同時為自己求得生存的---是一種得到政府鼓勵和支持的準市場行為。
三農問題太多，難以盡述。但是，盡管腳下的路還很長，也坎坷，因為必然會有許多新問題出現，但是這一切都嚇不倒前行的人們，因為路在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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