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記：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圣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
一抺斜陽，二頁遠山。莽莽蒼蒼的古原之上，數個孩子戲耍、嬉笑。陽光為古原鍍上金色的光芒，孩子為古原注入生命的燦爛。多么美麗的一幅畫！年青的志愿者凌弈迅速地把它們收入自己的相機，他感受著“天堂”的完美。
女志愿者江群為小學生們講解關于魚游動的課，可是這里缺水，見不到活魚，又怎么能夠見到活魚的游動呢？無論如何形容，孩子們都睜著詫異的眼睛。因為缺水，這里太貧困，這里太閉塞了，她感受著“天堂”的愁苦。
如何理解“天堂”？ 凌弈和江群有不同的看法。江群以為，只有讓孩子們走出閉塞，走出“天堂”，才是出路；但是凌弈卻認為“天堂”人可以建設他們的天堂，只要他們掌握了知識和文化。這種爭論太普遍了，要不就不會數十年不絕的民工的流動，也不會有“三農”問題的震蕩。
一部好的作品發人深思。《腳下天堂》是一個以志愿者為題材的影視劇，它通過幾個充滿朝氣的年輕人的視野，讓我們看到一個現實：或者叫做城鄉差別，或者稱為“三農問題”。它沒有對教條主義在農村的泛濫加以歌頌，也沒有對橫行于鄉間的土豪劣紳報以詛咒，它以年青人特有的樂觀、積極和向著光明的態度邀請觀眾進入“城鄉”問題的思考。
“天堂”的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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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神農嘗百草始，中國即進入農耕時代，中華文明史的主體就是一部“三農”史。當然這不是一個平靜的歷史過程，其間王霸互用，治亂相雜，朝代更替，說盡一江春水向東流。
有人認為農耕文明體系遵行的是“ 人--地自然法則”。“人”依賴土地，形成一種社會運動法則。此法則的特點是：“ 人口的無節制增加”與“ 土地的無節制傾瀉”。造成社會“人口超負荷”，導致流民劇增。 流民組合成為可怕的威脅，成為“ 脫秩序勢力”與 “暴力源”。
因此中國走不出命定的怪圈：“流民群”與“ 脫秩序勢力”增大，終于形成重大社會問題，農民暴動開始。 作為農民暴動產生的廣義社會結果----- 封建威權進一步強大化，出現“ 貞觀之治”式的治理局面。當 威權力量自我衰變，封建政權內部腐敗，“ 人--土地自然法則”再起作用，社會再次動亂。
這個觀點正確之處在于說明了農耕文明體系中人和土地之間的依存關系。當晉公子重耳忘記了饑饉和貴族的尊嚴，匍伏于地接受了農夫手中的土塊和臉上的嘲諷時，他是把農夫假定為上蒼的使者，他想得到的就是土地，所謂“分茅裂士”。土地把權力和貴族聯接，土地也把饑餓和農民聯接。
這個觀點錯誤之處在于無視土地上承載著的人的社會關系及其變化規律。這種關系是不平等的。當這種不平等還在人們的可承受的范圍之內，國家承平，于是有了文景、貞觀、康乾之治等等，讓史學家們認可的盛世；可是，歷史告訴我們，緊接著這一個美好景象之后的往往是執政者的昏庸、當道者的橫蠻。土地兼并和橫征暴斂把社會上的絕大多數民眾推向赤貧，如果再出現災荒，民眾的痛苦也只能用水深火熱來說明了。
郭沫若在他警世的《甲申三百年祭 》一文中這樣這寫到：有馬懋才《備陳大饑疏》，把當時陜西的災情敘述得甚為詳細，就是現在讀起來，都覺得有點令人不寒而栗：“臣鄉延安府，自去歲一年無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間，民爭采山間蓬草而食。其粒類糠皮，其味苦而澀。食之，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盡矣，則剝樹皮而食。諸樹惟榆皮差善，雜他樹皮以為食，亦可稍緩其死。”
更慘的事還很多，例如 “炊人骨以為薪，煮人肉以為食….而食人之人，亦不免數日后面目赤腫，內發燥熱而死矣。于是死者枕藉，臭氣熏天….而數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幾許矣。”
面對這樣的慘狀，社會矛盾卻更加激烈。“有司束于功令之嚴，不得不嚴為催科。僅存之遺黎，止有一逃耳。此處逃之于彼，彼處復逃之于此。轉相逃則轉相為盜，此盜之所以遍秦中也。”當然可以看出其中的主要原因并非是土地問題了，而是統治者的腐敗和殘忍，是民眾的無奈和垂死的掙扎。
中國史上的朝代更替其實是這樣循環發生的。
中國史上的朝代更替是一個非常慘烈的過程，其結果更是滅頂之災――人口銳減、田地荒蕪、瘟疫流行。。。這些現象不能不引起新興統治者和歷代開明政治家的思考。唐宗李世民認識了民眾與皇權是水與舟的關系，宋祖趙匡胤時代則以“半部論語治天下”，確立了主張“民重君輕” 的孟子以亞圣的地位。在具體措施上，朝廷廢除了苛捐雜稅，鼓勵農耕，結束了田園荒盡的慘狀。但是隨著富足的景象，新一輪的驕奢淫侈、橫征暴斂又重新出現，新一輪的朝代更替也開始醞釀。
歷史上總有思考者，而且相延不絕。其中之一就是著名的黃宗羲。黃宗羲討論的是歷史上稅費的改革，例如唐朝的‘兩稅法’、明朝的‘一條鞭法’、清朝的‘攤丁入畝’等等。但是每一次變革、減輕稅賦，農民負擔在下降一段時間后反而會漲到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黃宗羲總結了這個過程，稱之為“積累莫返之害”現象，后人把它命名為“黃宗羲定律”。
“黃宗羲定律”內在的原因就是“興衰周期率”。畢竟法是人制定的，法是人來執行的，在人治極權的時代，掌權者的行為決定一切。明確提出“興衰周期率”的是民主人士黃炎培。１９４５年黃炎培訪問延安，與毛澤東暢談未來中國。
黃炎培直言：“我生六十余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渤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
黃炎培說： “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只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既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就漸漸放下了。有的因為歷時長久，自然地惰性發作，由少數演為多數，到風氣養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并且無法補救。也有為了區域一步步擴大了，它的擴大，有的出于自然發展，有的為功業欲所驅使，強求發展，到干部人才漸見竭蹶、艱于應付的時候，環境倒越加復雜起來了，控制力不免趨于薄弱了。”
黃炎培說：“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
這確實是“天堂”的困惑，歷代帝王都無法面對這個問題。但是人民領袖毛澤東則肅然相答：“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起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毛澤東說到做到，他的后半生仍然堅持繼續革命的理念和實踐，讓我們看到了一個挑戰數千年困撓而義無反顧的人民英雄。于是人民看到了希望。我們在這里討論“三農”問題，正是因為有了這樣的一個政治背景，否則是毫無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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