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井岡山上不尋常的散步
——紀念偉大領袖毛主席誕辰113周年
2006年12月23日 07:50:27 來源：文匯報 / 新華網
行沒人走過的路
歷史的鏡頭重新回到1965年5月的井岡山。
5月23日下午四點多鐘，張平化、劉俊秀、王卓超等人從井岡山革命博物館歸來，聽說毛澤東在賓館后面散步，便繞道過來。
主席看見他們很高興，問：“看展覽有什么發現啊？”
劉俊秀仰望著毛澤東的笑臉，說：“我們在博物館看到不少詩作，還有溥儀皇帝的。”
“哦，”主席果然有興趣，問：“他們都寫些什么？”
這幾位“省部級學生”在井岡山革命博物館早已認真地準備了主席的這次“考試”，劉俊秀拿出博物館內部油印的今人井岡山詩詞和題詞，上面有朱老總的題詞，謝老、董老的詩……他們一篇篇報著詩作的篇名、人名和時間。
劉俊秀告訴主席，劇作家田漢1962年10月也到井岡山來了，他們是在留言簿中看到田漢簽名的，還有詩作。田漢寫了五首詩。被油印一首《訪大井》，主席沒有帶老花鏡，聽讀了一遍。
聽劉俊秀后來說，主席當時一邊散步，一邊笑著說，田漢是我國劇協主席和文聯副主席，他寫過不少歷史劇，是個很有名的劇作家；《關漢卿》、《文成公主》、《謝瑤環》看過沒有，劉俊秀和王卓超都不好意思地搖頭。張平化笑了笑。主席笑著批評道：你們要關心戲劇、文化領域，它和過去井岡山一樣，也充滿著斗爭。
（劉俊秀夫人孫玉衡口述）
毛澤東的這番話顯然對戲劇文化領域有些看法，對不少領導干部的“麻木”提出善意的批評。劉俊秀、王卓超下山后才知道，田漢來井岡山的那個月，文化部打了一個《關于改進和加強劇目工作的報告》給中央，報告中可以看出中央對1962年戲劇界的狀況是不滿意和非常關心的。
毛澤東意味深長的批評使空氣陡然有幾分嚴肅起來，毛澤東悠然一笑，問末代皇帝的詩怎么不說呢？張平化記憶力不錯，當場背誦了溥儀1964年4月11日在井岡山的詩作。
毛澤東步子慢了下來，似乎細細咀嚼其詩其味，若有所思地說：“我們能夠把末代皇帝改造成新人，其他人的思想怎么不可以改造呢？”
走著走著，已到了砂石路的盡頭，按照常理，折回去再走，主席卻從盡頭向沒有路的小坡往上走。我們要先上一步扶老人家，他不要，自己在路邊折下一個樹枝，笑著說，秋收起義我的腳爛了，就是拄著一根樹枝當拐杖，上了井岡山的。這會兒，我也要借用一下這個天然拐杖。老人家用拐杖撥開一條路，繼續向前面走去。我們一個個都跟了上去。
主席側頭笑望著我們，說：魯迅有句名言，世界上本來沒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成其為路。井岡山的道路是這樣，社會主義的道路也是這樣。不過，走這條路比井岡山時期還要難。
井岡山四支部隊
5月24日中午井岡山賓館一樓餐廳，張平化、劉俊秀、汪東興、王卓超等人一桌吃飯，隨意地談到近日感受，幾個人當中，劉俊秀和王卓超上井岡山比較多。劉俊秀從1958年江西共產主義大學井岡山分校一成立就兼任校長，每年必到學校指導工作；王卓超負責保衛副部長級以上領導人在江西的安全，井岡山也常來常往；汪東興在下放江西任省委常委兼農墾廳廳長期間，來過井岡山兩次；張平化多年主持湖南省工作期間，忙于公務，上井岡山也不多。井岡山，中國武裝革命的搖籃，上山一次，自有一次的收獲，但終有一些遺憾。譬如：井岡山的隊伍到底有哪幾支？他們之間主要負責人有哪些，又是怎么變化的？飯桌上幾個人打定主意，主席下午散步時，向老人家討教。
下午四點多鐘，毛澤東像往常一樣，從井岡山賓館大門出來，一看幾員“大將”都等候在門口，笑著問：“集合到哪里去？”汪東興說：“中午吃飯我們議了議井岡山的歷史，有些問題想向您請教呢？我們主要是對當年井岡山紅軍由哪幾支部隊組成不怎么清楚。”
毛澤東的目光順序詢問，見一個個點頭，釋然地說：“井岡山是由四支隊伍組成，第一支是我率領的秋收起義的部隊；第二支是井岡山原有的袁文才和王佐領導的兩部分地方武裝，袁文才的隊伍當時在山腰茅坪，王佐的隊伍當時在山頂，也就是我們今天所在地茨坪；第三支隊伍就是朱德、陳毅帶來的八一南昌起義的部隊；第四支就是彭德懷和滕代遠率領的平江起義的部隊。井岡山紅軍主要是這四支部隊組成的，這很容易弄清楚，難一點兒的是，這四支隊伍是怎樣一步步組成紅四軍、紅五軍的。”
“你拿斧子我拿鐮”
初夏的井岡山，湛藍的天空白云輕染，就像風景畫似的，青松綠海，生機盎然。毛澤東說：“秋收起義那一天，銅鼓的天氣可沒有這樣好。天氣灰蒙蒙的，后來還下了雨。打瀏陽，到文家市，一直是陰雨天。盧德銘在蘆溪犧牲的那天，下著大雨。那些日子很少有晴天，痢疾、瘧疾在隊伍中盛行，減員比較厲害。那是我第一次帶兵，到三灣時部隊只有700人，比在文家市少了幾百人，比起義時四個團的人數少了八九倍。三灣改編是重要的一步。首先整編了干部隊伍，我們把革命信念不堅定的軍官都掛了起來，如師長余灑度、三團團長蘇先俊。提拔了一批革命意志堅定的工農黨員，把黨代表制落實到連隊，宛希先原來是個班長，三灣改編一下子就擔任了營黨代表。實踐證明，他是一個很優秀的同志。”
毛澤東接著說：“在駐水口時，宛希先帶人一打茶陵，其他部隊在大汾荊竹山遇肖家壁挨戶團被打散了，三營營長張子清帶一批人沖散到桂東，那天中午集合只有幾十人，我請曾連長喊口令集合，自己排第一，羅榮桓緊跟排第二。下午，找回被打散的兩三百人，提出三大紀律。第二天，王佐接到袁文才的信，派人接我們。我們是在最困難的時候在井岡山安的家。”
據王卓超回憶，沿著砂石路，毛澤東一邊走，一邊繼續說：
“袁文才和王佐的地方武裝是井岡山的第二支隊伍，一個在山頂，一個在山腰，當時有六七十支槍。他們同意我們上山，接受我們的改編，提出保留他們的建制。
“1927年12月，羅定的部隊來進攻茶陵，團長陳浩硬頂著打了一天晚上撤出，不愿回井岡山再過艱苦的生活，他帶部隊到了湖口準備去投降方鼎英部隊，陳浩是黃埔一期學生，方鼎英當時是黃埔教務長。但有覺悟的士兵和基層干部都反對，我趕到湖口連夜召開了緊急會議，當機立斷，決定把部隊帶回井岡山。第二天清早，在湖口圩的一塊收割后的旱田里集合部隊開會。宣布了團長陳浩、副團長韓昌劍、參謀長徐庶、第一營營長黃子吉要帶領部隊去投方鼎英，將他們逮捕。由張子清代理團長。部隊由湖口經源口、沔渡回到了寧岡龍市。陳浩、韓昌劍、徐庶、黃子吉是在龍市開大會被宣布罪行槍斃的。他們幾個人都是讀過書的人，但在關鍵時刻，為自己著想，出賣革命，想把部隊帶到邪路上去。
“部隊從湖口回到寧岡后，接著去打遂川。1928年元月4日出發，在大坑鎮打垮民團三四百人，順利占領遂川縣城。
“1928年1月24日，遂川縣工農兵政府成立，挑大糞出身的王次淳擔任縣政府主席。
“快過舊歷年了，歐陽暉在遂川編了一個歌子四處宣傳：“‘過新年，過新年，你拿斧子，我拿鐮，打倒肖家璧，活捉羅普權……’”
“工農兵就像兄弟三個”
毛澤東一邊散步一邊繼續說：“井岡山的第三支隊伍是八一南昌起義的部隊。八一南昌起義打響了革命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反革命武裝的第一槍……當得知朱德他們要上井岡山來的消息后，我曾帶一個團到湖南桂東地區去接他們。當時聯絡困難，沒有接到，只接到蕭克帶領的一支小部隊。我們回到井岡山后又聽到有消息說朱德、陳毅已提前到達炎陵縣與攸縣（茶陵）交界的地方。我又再次下山去接他們，與朱德、陳毅的部隊在湖南炎陵縣會面。”
炎陵縣原黨史辦主任王錫堂經過長期研究，認為毛澤東和朱德見面的地方在炎陵縣沔渡鎮。
1965年5月24日下午，毛澤東的話題仍在繼續，他說可能博物館寫的比較簡單，井岡山第四支隊伍，就是彭德懷、滕代遠領導的平江起義部隊。
“1928年12月上旬，彭德懷經歷了很多曲折，帶了四五百人部隊上了井岡山，來到茅坪。沒有幾天，去寧岡縣新城參加會師大會。路上，彭德懷看見了我，叫我給紅五軍講話。我講了一個最簡單的道理，工農兵就像兄弟三個，工人是大哥，農民是二哥，士兵是三哥。我國工農兵占總人口的85%以上，地主資本家是少數，掌權的軍閥也是少數，我問紅五軍的戰士：多數人打少數人，誰能打得贏啊！當然是多數人打得贏，三個人打一個人，誰能打得贏？那當然是三個人打得贏！所以工農兵聯合起來，打遍天下。那時，紅五軍戰士聽了這些話，都高興地笑了。彭德懷笑得很開心。后來開會還出現了一個笑話。臺子垮了——”
毛澤東微微一笑，繼續說：
“紅四軍、紅五軍會師大會是1928年12月11日在寧岡新城召開的。會場的臺子是臨時用麻繩把木頭捆起來搭成的，比較簡陋。大會臺上的橫標是：紅四軍、紅五軍會師慶祝大會。臺子兩邊還有一副對聯：
“上聯是：在新城，演新劇，歡迎新同志，打倒新軍閥。
“下聯是：趁紅光，到紅軍，高舉紅旗幟，創造紅世界。
“會上表演了雙簧和舞蹈，女同志正在演節目，‘嘩’的一聲，臺子倒了，戰士們立即沖上去，搬的搬，抬的抬，一下子又把臺子搭了起來，繼續演。
“部隊有些老兵講迷信，譬如部隊出發，旗子沒有撐好，倒下來了，非把撐旗的打頓屁股不可，取個吉祥。見臺子垮了，有的人議論開了，說不吉利，今天會師垮臺了。這話大概讓朱德同志聽到了，臺子重新搭好后，朱德同志跑上臺去，笑著對大伙說：你們不要迷信，這個臺子是用繩子捆的，沒有捆好，垮了。我們無產階級的臺子是永遠也垮不了的。那一天，到處都是紅領帶，真鼓舞人心。”
講到這里，毛澤東笑著說那場景那些事就像在昨天，轉眼間三十八年過去了，天翻地覆，換了人間。停了一會兒，毛澤東感情深重地說，井岡山四支部隊的絕大多數同志都犧牲了，現在活著的只有幾十人，我們不能忘記這些犧牲的同志，忘記他們獻身的理想和追求。
摘自《前奏——毛澤東1965年重上井岡山》 馬社香著 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年10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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