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老田
按照番邦蠻夷羅斯托的說法，經濟起飛是要前提條件的，他把起飛定義為一種工業革命，在這個起飛階段，投資率要超過10％，農業采掘業和社會經營資本兩大部門要發生革命性的變化，為現代工業結構準備一個可以持續存在的基礎。其實毛澤東時代是在基本社會經濟條件達不到的情況下，強行起飛的。在新中國成立的時候，人均GDP只有27美元，不足印度的一半（57美元）；解放前投資率最高的所謂黃金十年，投資率也不足5％，遠遠達不到經濟起飛的條件。
從歷史經驗看來，舊中國在所謂的市場經濟條件下，長期無法集中足夠的剩余去投資，甚至不能讓有限的社會剩余流向合理的產業門類。中國的資本積累條件不佳也使得資本家信譽很壞，直接導致了“一化三改”的決策。1952年12月毛澤東在修改中宣部的宣傳提綱時，寫了這樣一段話：“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這是一個過渡時期。黨在這個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并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對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條總路線是照耀我們各項工作的燈塔，各項工作離開它，就要犯右傾或左傾的錯誤。”這個“過渡時期總路線”后來被總結為“一化三改”（即“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和私營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中國的經濟起飛將不再依賴資本的整合作用了，而是由國家政權主導工業化進程。羅斯托本人把中國經濟起飛的起始時間定位在1952年。
除了人們對資本在解放前惡劣表現的歷史記憶之外，資本信譽的敗壞還在于建國初的表現，私人資本的惡劣表現與自身的虛弱是聯系在一起的，沒有長遠眼光其實是缺乏主導能力和控制權的表現，因為未來的風險和不確定性無法排除，就進行“逆向選擇”把眼光完全盯在短期利益最大化上面，結果又極大的敗壞了自身的信譽，加速了資本在新中國自取滅亡的過程。資本家信譽敗壞的關鍵原因有二：一是資本弱小缺乏控制權因此資本行為模式長期陷入短期化，導致在積累的道路上枉顧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二是共產黨政權和掌握輿論的記者群體（多數出身于解放軍）拒絕為資本積累撐腰，資本在政權和話語權的不合作態度下弱勢盡行暴露，劣跡被反復曝光本身就是資本權力遠遠不敵政權和話語權的強大。換言之，私人資本的社會主義改造基礎有二：一是資本家公然背棄整體利益，二是政權和話語權對資本劣跡的不妥協態度。而建國初打擊投機資本的“穩定物價”之戰和“三反五反”運動，本身就成了對私人工商業改造的輿論動員前湊。
資本控制權的弱小，超出了毛澤東等領導人的預料，對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業因此出乎意料地順利。許多資本家雖然很割舍不下自己的資產，但是在強大的政權和話語權的面前，各地資本家都有一個要當“社會主義積極分子”的強烈訴求，許多人甚至親自出馬參加游行，去敲鑼打鼓地歡慶“全行業公私合營”。當時有個說法說這些資本家是“白天敲鑼打鼓，晚上關門痛哭。”這一現象的存在，本身是資本控制權弱小的表現，1956年初合營運動一經發動，各地官員和資本家都是爭先恐后，結果很短時間就完成了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過程。
新中國早先幾年的歷史，只要不是白癡就很清楚，資本信譽敗壞如此，弱小若此，靠他們來主導中國的前途和命運是絕對不行的，只有尋找更強大的主導因素，這就是依托新中國強大的政權機器。“過渡時期總路線”定性為“一化三改”實際上內含了新中國經濟“強行起飛”的目標和制度模式：資本不能兼容國計民生的整體利益目標，就要由比資本更“能干”的力量，來主導中國的工業化進程。
新中國的工業化進程，針對了中國特定的生產要素供給現實――中國資本短缺而勞動力資源卻很豐富。因此中國的工業化進程中間，就要求一個強有力的組織力量，私人資本的力量太有限無法動員廣大群眾的參與建設。而共產黨政權在革命中間按照毛澤東“政治掛帥”要求，培訓了大量的“有機知識分子”，他們初步具備相應的組織技術和政治條件，能夠勝任新中國的政權建設和勞動力動員工作，而一些未經革命洗禮的國家如印度，就不具備這一份重要的組織資源。因此毛澤東主張“一化三改”的基礎，也在于革命時代成長起來的大批“有機知識分子”的存在，如果沒有這個依托，也只能是空想。主導新中國的經濟起飛過程，本身也要求轉化在戰爭期間形成的“有機知識分子”群體，使之承擔起經濟建設的任務，讓這一股力量在完成“破壞一個舊世界”的革命任務之后，再行承擔“建設一個新世界”的新任務，毛澤東對于這個群體是了解的，在建國前后毛澤東有過多次講話，針對的就是這個有機知識分子群體可能出現的問題和偏向，毛澤東還就自己的預測對他們反復敲警鐘。
針對中國豐富的勞動力資源，1950年代開始進行了政權的系列強化和下沉過程，最重要的幾個步驟都是在農村進行的，先后經過農業互助組、合作化到人民公社運動，把分散勞動力通過反復強化的基層政權的組織作用，進行集體努力，卓有成效地進行土地平整和農田水利建設運動，把新中國的灌溉比重提高到40％，保證農業的剩余生產水平足以支持工業化和城市化過程。
強行起飛的一個主要表述既形象又貼切，叫做“大躍進”。對于新中國經濟強行起飛的目標表述，大家都很熟悉，有幾個不同的時代表述，建國初是說要建立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工業國，在1957年以后是說要在15年左右的時間里在主要工業品產量方面超過英國，在1964年第三屆人大召開的時候，毛澤東把發展目標修改為四個現代化，在1975年四屆人大報告中間正式提出兩步走：第一步是初步建立獨立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并在世紀末的時候初步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四個現代化”。這些不同階段的表述，都是緊扣住工業革命的目標和工業革命過程的不同階段。
強行起飛的政策措施和制度安排，還有一個根本要點是如何分配中國有限的剩余，以及政權作為整合力量起作用的方式。從“一化三改”到“三面紅旗”，制度的內涵開始豐富和完善起來。三面紅旗的具體內容是：總路線（“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大躍進（“在十五年左右的時間內在主要工業品產量上趕上或者超過英國”）和人民公社（實質上就是立足于把豐富的勞動力資源組織起來的基層政權強化形式）；而“三面紅旗”的主要內涵有三：一是國家政權代替私人資本的主導作用去整合人力物力；二是在剩余分配優先安排重工業發展；三是在農業上針對勞動力資源豐富的現實強化基層政權的組織和動員能力，通過有組織的集體勞動去改善農業生產條件，以促進農業的發展。
新中國起飛過程中間的大量公共工程，多數也是依托有組織的勞動投入解決的。“三面紅旗”的全部內涵的表述，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的講話中間就已經完成了，最后又以這篇文章為藍本書寫了八大政治報告，在八大會議中間就這個政治報告又作出了決議，全面肯定了新中國的剩余和資源分配重點，勞動力資源利用的方向和目標。在《論十大關系》講話中間，毛澤東就新中國有限的資源和剩余分配模式，進行了相對系統的論述，關于資源的行業分配問題（“農輕重”）、資源的地區分配問題（“沿海工業與內地工業的關系”），不同的目標之間的資源占用關系（“經濟建設與國家安全的關系”）、整體利益、局部利益和個人利益問題（“國家集體與個人之間的關系”），長遠利益與當前利益之間的問題（“積累與消費關系”），一個總的意思是貫徹“平衡發展”的思想和“統籌兼顧”的可能，當然由于中國工業化過程的“強行起飛”性質，決定了剩余和資源分配上的緊張性質，不可能真正達到面面俱到，在一個特定的時期總是要有所取舍，當然平衡發展和“強行起飛”的實際可能，也在于中國擁有豐富的勞動力資源，足以支持各個方面的努力；而充分動員和有效利用中國的勞動力資源，就成了中國工業化順利進行的關鍵。此后二十余年中國的剩余和資源分配，基本上都是按照這個原則辦理的。
人們其實可以溫習一下毛澤東的個人認知，是如何進入決策和后來實踐的，從《論十大關系》到八大政治報告，再到關于政治報告的決議。新中國經濟起飛的政策要點，最后是這樣表述的，在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關于政治報告的決議》中間，對于后來的國家發展路徑和工農業關系，所做的明確闡述是：“黨和全國人民的當前的主要任務，就是要集中力量來解決這個矛盾，把我國盡快地從落后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國。”“農業的發展不僅直接地影響著人民生活的水平和輕工業發展的速度，而且也影響著重工業發展的速度。我國目前農業生產還不能適應日益增長的需要，今后必須用更大的力量發展農業。但是，在最近的將來我國還不能有很大的農業機械工業和化學肥料工業，還不能進行很大規模的墾荒，水旱災害也還不能迅速根治。因此，目前農業增產的主要途徑，就是要充分發揮農業已經基本上實現合作化這個優越條件，依靠合作社的集體力量和政府的支援，采取興修水利、增施肥料、改良土壤、改良品種、推廣新式農具、提高復種指數、改進耕作方法、防治病蟲災害等項措施，來增加單位面積產量。此外，還應當根據可能條件，積極開墾荒地，擴大耕地面積。糧食生產是農業經濟的基礎，必須優先發展；同時也必須按照適當的比例發展棉花和其他各種經濟作物的生產，并且發展畜牧業和副業生產，發展農業的多種經濟。為了發揚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除了國家必須實行正確的稅收政策、糧食政策和物價政策以外，農業生產合作社必須堅持勤儉辦社和民主辦社的方針，正確地處理合作社內部集體和個人的關系，進一步鞏固集體所有制。”
在工業化優先的目標已經確定的情況下，國內資源分配要優先集中投向工業部分，不利于農業的資源分配政策就已經確定了，而且決議還預計到在相當長的時間內農業無法指望機械和化肥的支持。在這樣的情況下農業如何適應工業化進程，決議也作出了正確的估計。從后來20余年的執行情況看，這個方針是落實了的，也實現了以集體化促使農業增產并支持工業進步的預期目標。
個人網頁：xuezhe/laotian
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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