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一些關于文革中吃人現象的報道

      最近一段時間在好幾個地方看到了一些關于文化大革命中出現吃人現象的詳細報道、描述、評論。實為震撼之至，場面慘狀似乎令人發指，血淋淋之至泯滅人性。這樣的篇章總會引發許多人一起去虛構那個殺人如麻的幾乎至巔峰的社會，一起去抨擊那個天理法度無處容身的狀態，去打破那個被塵封的神，達到一個又一個小目的，當然也有可能沒有什么目的，僅僅是為了自己一吐為快的欲望，為了自己完成自己的“夙愿”，以昭示天下！

      我乃一介布衣，兩手空空，三言碎語，加上四肢發達，雖行跡五洲六府，但終不能抵擋七嘴八舌，九五之尊，十方神圣。故本應緘口不言，然則一身正氣，二十狂徒，站三尺國土，享受四季晴雨，謝父母賜五臟六肺，調查七省八縣，九村十社，以至妄言冗繁，但不吐不快。

      首先，許多關于文革中吃人現象的報道中所運用的資料大部分是文革后整理而成的，受政治環境影響而出現潮濕膨脹，故難以信之。而后期口述史以平反昭雪為目的，也算是給了翻身人民批斗“地主財狼”的契機。再加上相當一部分學者們從諸種角度的調查研究，便出現了各種各樣的聲音，各式各樣的資料，多姿多彩的訪談，千變萬化的記載。在此，筆者想著重指出的是，那些沒有可靠的資料作為支撐，沒有真實的記載作為佐證，而僅僅出于發泄或附和動機的言辭，只會讓那段原本模糊的歷史印跡愈加迷離，讓當今的評論愈加的遠離真實。

      其二，任何歷史中的事件都必須放回到歷史中去分析。這句話本來沒有任何錯誤，但是如果有人以此為借口而斷裂歷史，曲解過程，顯然是過于依賴了短期的歷史背景。吃人現象是一個自古有之的事件現象，而部分人士把吃人現象放到“文革”中去分析并得到一些結論性的言語（這里我就不把結論性言語引過來了）。我覺得這是一種很明顯不負責任的做法，斷裂歷史、妄自劃分而自以為分析得當，結論高尚，確是值得反思。

      其三，如果記載、描述屬實（無論是否有如果），文革中的確存在吃人現象。筆者認為，與其“執著”于那段時空中的“非人行為”難以釋懷，不如作為今世的借鑒，加以反省。乍眼看，當下世界清平，乾坤朗朗，到處花團錦簇，歌舞升平。但部分人居廟堂之高而早忘吾民，趾高氣揚，不問民生；還有部分學者身體力行、躬行于山村野郊，走家串戶為民請愿，熱血正氣，天地可昭。然而即使是后者，怕是也不甚明了中華大地上真正的疾苦。畢竟，能“上達天聽”，被納入公共視野關注的地區還具有令問題浮出水面的能力，而那些真正的貧困，真正的窮極，卻是那些暫時沒有看見的地區，政府不愿意看見的地區，學者、學人們車輛所不及的地區，那些富裕之地掩蓋著的地區。所謂“倉廩實而知禮節”，這四種地區不存在血淋淋吃人現象（就是吃人肉）便不是能被立時論證的問題。筆者20003年在四川某村調查時，一位老人曾痛陳，1985年該村因為地處山區，當年過于干旱而沒有吃的，三個年輕人半夜去撬開一個剛下葬的小孩的墳墓，砍下大腿，烹而食之。1985年，深圳早就成了繁華的大都市了，改革的春風也蔭澤山川大地了，這里卻還有如此駭人聽聞之事。但我們卻不能因此而肆論“改革開放”的不當。同理，又怎么能因為文革中的“食人”現象而使那個歷史階段背負太多的指責和咒罵呢？

      吃人并非文革專有，在文革前有，在文革后的今天盛世也還存在。也就是說，吃人是一個歷史的共性，只是說這是一個不好的共性。所以，對于一個歷史上的共性事件，我們為何要單單拿出文革來大肆挑剔呢？如果論通史中的吃人現象無可厚非，而獨述文革中的吃人現象，描繪入微，讓人心驚膽顫，妄圖引起共鳴，不免有失妥當。

      可能有人會說“文革”中的吃人是直接的吃人、是血淋淋的吃人，讓人煌煌不安，難以想象，相當不人道。也因此，有許多人以此為攻擊點，獨獨對文革中的“吃人”假以辭色，卻對其他時期，如魯迅先生時代的隱蔽的，令人難以察覺的吃人現象，或者如當今時代的高于生存線的，富裕對貧困的“吃人”報以寬容之態。如果僅因此，我倒覺得有些可笑。記得有句話是：“人是一個極其善變的動物，面對變化莫測的人世社會，我寧愿做真小人，也不做假君子。”真假之辨，由此傳達。

      反復思量，此言得之。

      我不反對那些批判文革、批判文革中諸現象和事件的學者們，因為他們有他們的研究立場，研究視角和研究證據。

      我也不反對那些親歷文革并與其中飽受摧殘，希望通過章辭來抒發自身情感的人，因為他們的經歷是復雜和傷懷的，他們有傾訴的權利。

      但是我堅決反對那些道貌岸然者，為渲染而渲染，為附和而附和。

      要做真君子就得有膽量和氣魄，不要假道布施，令人齒冷的做一個假君子，與其這樣，還不如做一個堂堂正正的真小人。

      言辭閃爍，一語不詳，二話難恰，實不知以何如，故糙糙言寫之，只愿我姑妄之言，能使得世間少一兩個假君子，多一兩個真小人。

      不奢求是真君子。

      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