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蘇聯解體與中蘇關系的評價問題

——兼與黃元《蘇聯解體的挽歌》商榷

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劉書林

《香港傳真》2009年2月23日以兩期連載的篇幅發表了一位“有限公司總經理”黃元的文章《蘇聯解體的挽歌》。這篇文章針對前此該刊發表的張全景同志的文章《蘇聯亡黨亡國的慘痛教訓》，“進行重新審視”，要“澄清人們過去的某些看法”。看過黃文，令人大失所望。黃文根本上拋開了對蘇聯解體這個中心問題的論辯，大講他自己對蘇聯一些歷史問題的評價。與張全景同志的文章相比，這顯然不是一篇平等探討的學術文章。更加令人失望的是，這種“重新審視”，毫無新意，其思想竟然還停留在50多年前赫魯曉夫的水平上，甚至對俄羅斯最近18年發生的對歷史重大事件和對歷史問題的重新審視毫無所知；至于作者要澄清人們過去的什么看法，那只是一廂情愿，人們越來越看透了那些歪曲蘇聯歷史、丑化社會主義制度和無產階級領袖的人的真正用心，正在恢復歷史的真面目，正在清掃西方西化和分化的輿論垃圾。黃元在這種時候，用這種水平的東西出來阻擋歷史的潮流，恐怕是無濟于事的。然而，為了防止黃文在社會輿論界引起不必要的誤會，筆者還是準備與其辯駁一番，講講一些起碼的事實和道理。

序、辯論問題是學術交流，不能扣帽子，

也不宜文不對題

黃元文章《蘇聯解體的挽歌》，意圖是與張全景同志的文章《蘇聯亡黨亡國的慘痛教訓》商榷的文章。但是，探討學術問題，包括和政治問題關系很密切的學術問題，應該是實事求是地講道理，抓住問題的核心內容，提出自己的根據。但是黃元“總經理”的文風則完全違背了這一點。不但給人一種“指此而言他”的困惑，而且有武斷和以勢壓人的風格。

黃文一開始，就給辯論的對方扣上了一個大帽子：“該文實際上繼承了中國共產黨60年代初期的官方觀點”。[1] 似乎有了這頂帽子，就把人給壓住了，不敢再說話了。這是大錯特錯的判斷。如今的人們，不是黃元想象的那樣，一個帽子就把人給嚇住了。現在，人們還是敢于堅持真理，敢于講話的。特別是對于黃元這種文章，我想敢于站出來講話和批駁的不會是少數。

其實，黃元議論的出發點是站不住腳的。他以“繼承了中國共產黨60年代初期的官方觀點”作為帽子，封人之口，毫無效力。中國共產黨60年代初期的官方觀點難道都是錯的嗎？繼承其中經得起考驗的內容有什么不對呢？“中國共產黨60年代初期的官方觀點”是一個包容很廣泛的概念。鄧小平倡導堅持黨的四項基本原則難道不是從“中國共產黨60年代初期的官方觀點”來的嗎？胡錦濤倡導堅持科學社會主義原則難道不是包括“中國共產黨60年代初期的官方觀點”嗎？“60年代初期的官方觀點”，是以毛澤東為首的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智慧的結晶，不是哪一個人的個別的想法。所以，60年代初期的觀點不一定不對，后來流行的觀點不一定就是對的。盲目地全盤否定我們黨60年代初期的觀點是錯誤的，也是站不住腳的。黃元以為張全景同志是60年代初期過來的人，就可以用這頂帽子封人之口，這真是太可笑了；這樣說話好像自己儼然就是后來50年新發展的代表，就可以信口開河了。其實，走過60年代的人，思想未必停留在那個時候，完全可以在更大的歷史跨度上進行比較和反思；新時期長大的孩子，未必不能繼承黨的意識形態傳統，未必像黃元這樣，思想停留在50多年前赫魯曉夫的歷史定位上。

至于辯論的內容，黃元的文章簡直可以說是文不對題。你要和人家辯論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就要老老實實地就這個問題進行辯駁，不要丟開主要的問題不談而去扯別的。

張全景同志的論文抓住蘇聯解體這一核心問題，分析了蘇聯亡黨亡國的五條教訓。（1）兩面派、陰謀家、野心家、修正主義分子篡奪了蘇共領導權，他們背叛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背叛了黨和人民，否定黨的歷史，否定黨的領袖。（2）蘇共在理論上背叛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在思想戰線縱容資產階級自由化，喪失了意識形態領域的主導權。（3）蘇共沒有把黨的組織建設好，喪失了黨的先進性。（4）黨內腐敗，嚴重脫離群眾。（5）蘇共在干部隊伍特別是領導班子建設上，嚴重違反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原則。這五條教訓概括得很準確，總結了蘇共背離科學社會主義原則的主要表現，是堅持馬克思主義方向的學者的共識。張全景同志的文章體現了洞察全局的政治眼光，吸收了學術界的研究的最新成果，將這些歷史的經驗教訓概括為以上五條，是很有學術價值的。

但是，黃元是怎樣辯論問題的呢？人們只需看看它這篇文章的標題就知道他扯到哪里去了。他的這篇超長的文章開列了這樣的一些標題：（1）關于對斯大林的評價問題；（2）對赫魯曉夫改革的評價；（3）對中蘇關系，特別是中蘇論爭的認識；（4）戈爾巴喬夫的改革；（5）結束語 — 蘇共亡黨之后蘇聯解體是否是必然。這樣五個部分，前三個部分與辯論的主題根本就沒有關系。第四部分也與辯論的主題沒有直接邏輯關系。只有第五條算是與張全景同志辯論，但具體內容的大部分也扯到別的問題上去了。這也算是與人辯論嗎？

既然黃元提出了與蘇聯歷史和中蘇關系方面相關的許多問題，筆者就順著他提出的問題，進行逐一地辯駁。

一、關于斯大林的評價不能停留在

50多年前的赫魯曉夫的水平

依據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的舊調，借否定斯大林實際上否定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進而否定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的現實，這就是黃文重新提出斯大林評價的主要思路。黃元幾次重復強調赫魯曉夫沒有全盤否定斯大林。黃文一口咬定：“赫魯曉夫至死都是一個斯大林主義者，從未打算從根本上改變斯大林的政治經濟體制”。[2]

我們從來不承認有什么斯大林主義，如果說有斯大林主義，那么斯大林主義首先和主要的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就是科學社會主義。按照黃文的說法，只有徹底從根本上取消斯大林時期的政治經濟制度，才不算斯大林主義者，那么蘇聯在斯大林逝世后50多年的歷史中，蘇共及其人民大眾就都成了斯大林主義者。這樣就出現了一種不能自圓其說的邏輯：赫魯曉夫在蘇共20大上所作的大反斯大林的報告，是一個斯大林主義的報告；是斯大林主義者把斯大林全盤否定，是斯大林主義者把斯大林焚尸揚灰，是斯大林主義者大罵斯大林是“強盜”、“殺人犯”，是斯大林主義者背叛了斯大林、提出“全民國家”和“全民黨”的怪論。請問世界上有多少人認同這種臆造的邏輯和除了自己誰也不能理解的語言？

黃文把布哈林說成列寧的繼承人，毫無根據。為了貶低斯大林，黃文竟然歪曲和閹割列寧對斯大林和布哈林的評價，并下斷語說，列寧“從未將斯大林視為自己的繼承人或學生。列寧主義真正的繼承人應該是布哈林”。“在當時尚存于世的主要領導人中，無疑布哈林的思想和列寧是最為接近的。”[3] 這樣的結論是沒有根據的。事實上，列寧沒有指定任何人為繼承人，也不存在把任何人視為繼承人或不把誰視為繼承人。列寧是嚴格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則行事，相信黨的組織在他逝世之后會按照組織程序產生一個合適的繼承人。因此，黃文根據自己世襲制的眼光看待無產階級革命家，認為列寧會欽定一位繼承人的想法，本身就是很落后的。黃文的民主意識，甚至趕不上他批評的斯大林同志。因此，無論說列寧“從未將斯大林視為自己的繼承人”或者說“列寧主義真正的繼承人應該是布哈林”，都是沒有根據的，也是沒有意義的。通常人們說的列寧的繼承人，是事后一個客觀事實判斷的概念，不是列寧事前指定或看中的結果。

黃文為了說明“布哈林的思想和列寧是最為接近的”，“列寧主義真正的繼承人應該是布哈林”這一點，不惜閹割列寧的意見。他引用了列寧對布哈林說的幾句肯定的意見，卻不敢提及列寧對布哈林本質評價的另外一些話。例如，黃文引用了列寧提到的“黨的最可貴的和最大的理論家”、“被認為是全黨最喜歡的人物”等語，卻對列寧緊接著批評布哈林的話視而不見。事實是：列寧在說了上述那些話語之后，接著話鋒一轉說：“但是，他的理論觀點能不能說是完全馬克思主義的，很值得懷疑，因為其中有某種繁瑣哲學的東西（他從來沒有學過辯證法，因而 — 我想 — 他從來沒有完全理解辯證法）。”[4] 根據列寧對布哈林的這些評價，難道可以得出黃文的結論，認為“列寧主義真正的繼承人應該是布哈林”嗎？黃文是沒有讀到列寧上述這些重要的結論呢，還是讀到而不敢正視這些結論呢？為了誣蔑斯大林，就這樣隱匿列寧的主要評價，單單拿出一些贊譽之詞掩人耳目。這種不老實的文風就沒有任何科學性了。

在借口列寧的遺囑對斯大林進行攻擊之后，黃文不惜重復早已過時的20世紀50年代赫魯曉夫的腔調，同樣學著赫魯曉夫無中生有的手法，對斯大林進行誹謗。黃文稱張全景同志的評論是“繼承了中國共產黨60年代初期的官方觀點”，那么我們完全也可以說，黃文的觀點完全停留在50多年前赫魯曉夫的個人觀點的水平。

盡管這樣，筆者還是覺得有必要把黃文提出的關于斯大林評價的問題逐一加以辯駁和清理，以正視聽。

第一，關于列寧遺囑在十三次黨代會上“沒有正式宣讀”的問題。

黃文認為，斯大林在黨的第十三次黨代會上繼續當選為總書記，很奇怪，列寧遺囑竟然沒有引起黨的領導集體的絲毫重視，[5] 影射斯大林利用權力隱瞞了列寧遺囑。現在的事實表明，在這個問題上，斯大林是光明正大的，沒有任何個人的過錯。

列寧的遺囑，即列寧給代表大會的信連同其他13份列寧的信件，是在列寧逝世之后、在黨的第十三次代表大會召開前夕，由列寧的遺孀克魯普斯卡婭于1924年5月18日送交中央委員會的。5月21日，中央舉行特別全會，政治局委員加米涅夫代表列寧檔案接受委員會做了情況通報，并向全會宣讀了列寧的“遺囑”。沒有人向全會隱瞞這些遺囑。列寧在“遺囑”中對斯大林的評價是客觀公正的。他說：“我建議同志們仔細想個辦法把斯大林從這個職位上調開，任命另一個人擔任這個職位”。[6] 列寧的遺囑宣讀之后，政治局委員季諾維也夫首先發言，談了對列寧評價斯大林的看法：“伊里奇的遺愿，伊里奇的每句話，對我們來說都是法律。……但是有一點，我們可以高興地確認，伊里奇的這一擔心并沒有應驗。……我指的是我們的總書記和中央委員會分裂的危險。”所以，季諾維也夫建議斯大林繼續留任總書記。加米涅夫代表政治局建議：把列寧的信傳達給出席代表大會的全體代表，但不在全體會議上討論這封信，由各個代表團分別討論。加米涅夫說，政治局建議，在討論列寧的信時要考慮到可以讓斯大林擔任總書記，條件是：他承認列寧所指出的他的性格上的那些缺點并同意對此作出必要的結論。[7] 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會是由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與斯大林共同主持的。大會閉幕后兩天，6月2日，斯大林就在第一次中央全會上正式提出解除其總書記職務的請求，但未獲得全會同意。[8] 在這次全會仍然把斯大林選為政治局委員、組織局委員、書記處書記，斯大林再次當選為總書記。

1925年8月1日，斯大林致信莫洛托夫，談了關于發表托洛茨基和克魯普斯卡婭關于列寧“遺囑”的文章的問題。[9] 斯大林對列寧遺囑是坦然的。這些問題的公開討論并沒有影響全黨對斯大林的信任。1925年12月底閉幕的黨的十四大和隨后召開的中央全會上，斯大林仍然繼續擔任總書記的職務。1927年10月23日，斯大林主持了俄共（布）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的聯席會議。在會上斯大林發表了《托洛茨基反對派的過去和現在》的演說。演說中公開談論了列寧遺囑的核心內容。他坦誠地談了對列寧遺囑的理解：“那里面只說斯大林粗暴。但是，粗暴并不是也不可能是斯大林的政治路線或立場上的缺點。……我對待那些粗暴而陰險地破壞黨的人是粗暴的。”他說，對那些人要有溫和態度，“這個我做不來”。[10] 斯大林的這篇演說，既光明磊落，又不掩飾自己的真誠態度，不久就公開發表在1927年11月2日的《真理報》上。

實際上，所謂“斯大林粗暴”，實際上就是斯大林在列寧就醫期間嚴格履行中央委托自己的職責，與列寧夫人發生了爭論。現在客觀地看，在這個問題上，道理不在列寧夫人一邊，而在斯大林一邊。在1925年召開的俄共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出現了以格·季諾維也夫為首的“列寧格勒反對派”，列寧的遺孀克魯普斯卡婭也參與了這個政治反對派，同與會的大多數人發生了爭吵。這時，列寧的妹妹瑪·烏里揚諾娃站起來發言，很委婉地糾正了她嫂子的看法：“同志們，我發言不是因為我是列寧的妹妹，因此自以為對列寧主義的理解和解釋要比我們黨的其他同志好。我認為，列寧的親屬沒有也不應該壟斷對列寧主義理解得更好的權利。”[11]   

至于日后托洛茨基分子把這個遺囑拿到國外發表，不斷利用“遺囑”大做文章，當政的斯大林揭露了他們的險惡用心，完全是正常的。那些做法不能說明斯大林對列寧的遺囑態度不端正。

第二，關于肅反鎮壓的人數被夸張得太離譜了。

黃文在沒有拿出任何根據的情況下，學著西方敵對勢力的手法，煞有介事地說：“一般估計在整個斯大林時代被關押和槍決的總數約在1200~1300萬之間。”[12] 這是十分荒唐的。

在夸大斯大林肅反期間鎮壓人數的問題上，國內外的敵對勢力都競相施展無限夸大、輪番夸大的伎倆。最離譜的是1997年俄羅斯“民主派”的報紙，說是“共產黨政權消滅了1.1億人”。難道蘇聯總人口的1.8億人，其中0.7億人能夠把1.1億消滅掉？按照最瘋狂的夸大說法，大清洗過程中遭到殺害的人數，超過了當時蘇聯有勞動能力的公民總數。這種驚人謊言的編造，足以證明反共勢力的無能和無恥。

1997年10月24日至31日的《真理報》發表的“社會主義者學會”的提綱證明：“早已確定的事實：1921~1954年被判決有罪的近380萬人。而這發生在半個世紀中經歷了三次革命、兩次世界大戰、一次國內戰爭和若干次地區戰爭的國家里。有人用古拉格的故事嚇唬整整兩代人，而不是讓他們了解真相。而且這么干的往往正是大規模踐踏法紀的人。”[13] 半個世紀的戰爭、革命，特別是反法西斯戰爭，總共損失的人群是380萬，這是一個完全可以理解的數字。但是，這樣的數字如果都籠統地加在肅反擴大化上，就成了不可理喻的事情。

在新出版的《斯大林全集》第15卷中，斯大林對被鎮壓的人數有正式的統計。他說：“1938年，根據反革命罪條款，內務人民委員部機關逮捕了52372人，司法機關在審查這些人的案件過程中，對2731人定罪，其中89人槍決，49641人被宣布無罪。如此數量的無罪判決表明，許多人是在證據不足的情況下被原內務人民委員葉若夫逮捕的。他背著中央胡作非為。”[14]

為了駁斥敵對勢力誣蔑斯大林“消滅自己的人民”、“比希特勒還壞”的誹謗，俄羅斯的理·科索拉波夫博士做了一個有趣的比較。他指出，在斯大林時代，蘇聯每年凈增人口三百萬，“自1992年起，死亡率一直高出出生率。在90年代的和平時期，我國就喪失了七百萬人！請問，是什么人、又是在什么時候消滅了自己的人民？是誰縱火燒毀和炮轟自己的議會、解散人民的蘇維埃？是誰的行為與希特勒更接近？”[15] 看來，對于這些真正“消滅自己人民”的現代罪行，反共勢力就可以充耳不聞、采取“鴕鳥政策”了。

第三，關于對所謂“列寧的老近衛軍”、“列寧老戰友”的兩次審判不能說明斯大林的態度。

黃文為了妖魔化斯大林，又一次提到赫魯曉夫時代編造和渲染的這樣兩次審判。其實這樣的審判是必要的，它擊潰了法西斯的“第五縱隊”，為日后的戰勝法西斯奠定了組織基礎。而且這個審判雖然發生在斯大林執政時期，但也未必代表斯大林的主張，以此說事，沒有說服力。

其實，在蘇維埃政府成立之后，許多人都自稱列寧近衛軍。連1917年8月才入黨的一些托洛茨基分子也自稱自己是“列寧近衛軍”。他們在同斯大林為首的黨中央斗爭失敗后，把自己的垮臺，也算做斯大林對“列寧近衛軍”的清洗。這種指責是牽強附會的。

30年代的鎮壓，涉及到了一些老黨員。原因是一些人參加了托洛茨基反對派等派別斗爭。1997年俄羅斯政治學家庫拉什維里在他的專著《新社會主義 — 論大難后的復興》中寫道：“1936年下半年，托洛茨基的《被背叛了的革命》一書問世。書中號召兩三萬名為真正的列寧主義黨轉入地下的托洛茨基分子利用自己在黨、國家和軍隊機關中的地位來策劃反斯大林‘熱月政變’的‘政治革命’，推翻背叛了世界革命的‘熱月黨官僚’政權。除了已經發現圖哈切夫斯基元帥可能與德軍司令部秘密勾結一事，托洛茨基反對派策劃政變一事也是開始大規模先發制人的清洗的導火線。”[16]

其實，斯大林并不是主張采取行政手段加速收拾托洛茨基分子的。拉·卡岡諾維奇對當時的情況做了詳細的描述，“誹謗者造謠，說斯大林只通過行政手段‘加速’‘收拾’托洛茨基分子和其他反對派。恰恰相反，斯大林和整個中央、中央監察委員會同他們進行了思想原則斗爭，希望他們中即使不是大多數也能有部分人洗手不干。……我記得，當我們幾個比較年輕的中央委員，即我、基洛夫、米高揚問斯大林，他為什么容忍那些人留在政治局里時，他回答我們說：‘對這種情況不能操之過急。第一，他們也許不敢輕舉妄動，不至于把我們逼得必須采取開除他們的極端措施；第二，應該讓黨了解開除的必要性。’”[17] 雖然1934年發生了暗殺基洛夫的事件，雖然發現了個別元帥與德國的勾結，斯大林在判斷國內外階級斗爭的問題時仍然是冷靜而審慎的，并沒有出現魯莽的行為。

黃文至今還拿著赫魯曉夫時期為了達到自己的政治野心而編造的所謂“波斯佩羅夫委員會報告”招搖過市，實在是太滯后了。

第四，黃文誣蔑斯大林的理論修養。其實，斯大林的文化與理論修養是其所有繼任者望塵莫及的。

黃文認為，“斯大林身上沒有多少馬克思主義”，“斯大林幾乎沒有受到像樣的、現代意義上的教育”、“文化水平不高”，想當然地認為斯大林沒有“深研那些詰屈聱牙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理論素養應該是他的軟肋”，甚至自負地認為，“筆者曾經閱讀過大陸的馬列原著，因而絕不相信斯大林主義與馬列主義有什么共同之處”。[18] 這樣的結論不但顯示了作者的淺薄無知，更說明黃文的極端的偏見。不要以為斯大林那身威武的軍裝和領導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就看不清他那理論家、思想家的本質。

斯大林對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的理論修養和造詣之深，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實踐和發展，都是他后來的幾個繼任者望塵莫及的。斯大林從來沒有允許稱自己的理論是什么“斯大林主義”，所謂“斯大林主義”，這個詞最初是斯大林的敵人強加給他的。他一生都堅持客觀地看待自己與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關系，始終做列寧主義的學生和繼承者。這與他深厚的文化修養基礎和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修養直接相關。

斯大林在中學生的時期就領導了學生馬克思主義小組，開始閱讀《共產黨宣言》和《資本論》等馬克思主義的著作，并在工人中講授科學社會主義理論。他參加革命實踐，批判“經濟派”的機會主義的著作，與列寧的主張一致，并得到列寧的贊揚。[19] 自從1903年與列寧聯系并于1905年與列寧會見，斯大林在以后20多年的時間里，一直是列寧親密而忠誠的戰友。事實向世人宣示，斯大林整個革命的歷程同時也是進行理論工作和理論創造的過程。列寧高度贊揚斯大林的著作《馬克思主義與民族問題》，認為斯大林是“神奇的格魯吉亞人”，這部著作奠定了布爾什維克的民族綱領的理論基礎。1917年10月，在討論發動武裝起義的中央全會上斯大林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作為列寧的得力助手，參與了十月革命的領導，并當選為負責民族事務的人民委員和負責工農檢察院的人民委員。在列寧的建議和提名下，斯大林于1922年當選為黨的中央委員會的總書記。斯大林和列寧一起成為新型國家的締造者。

列寧逝世后，斯大林在十分困難的環境和條件下，繼續推進列寧開創的社會主義事業，經過長期努力，終于成功地建成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第一次把社會主義思想、運動和制度結合到蘇聯現實，在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發展史上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1924年4月初，他發表了《論列寧主義基礎》的系列演講，后在《真理報》發表，全面闡釋列寧主義，進一步鞏固了列寧主義在全黨和全國的指導地位。

斯大林作為蘇聯的領導者，一貫重視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研究工作。根據斯大林的意見，1924年蘇聯成立了列寧研究院，1931年成立了由中央部門直接領導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研究院，負責《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列寧全集》的編輯和出版工作。在斯大林的領導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列寧全集》再版多次。1938年斯大林主持編寫和出版了《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成為全世界工人階級普及馬克思列寧主義常識的基本讀物。1952年，斯大林發表了《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成為全國統一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對社會主義建設的探索具有開創性的意義。

曾經激烈反對過斯大林的學者亞·季諾維耶夫如今也改變了自己對斯大林的看法，在他的著作《世紀的名字》中，指出：“共產主義的社會制度是在列寧去世后，在斯大林時期建立起來的，是在斯大林的領導下建立起來的”。“斯大林沒有歪曲和篡改列寧主義，而是在真正意義上的歷史性創造。是在馬克思和列寧沒有制定過任何方案的情況下，建立起新型的由全國千百萬人民大眾參與的社會組織。”[20] 季諾維耶夫的這個評價是客觀公正的。

斯大林堅持和發展列寧主義的主要理論貢獻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第一，斯大林豐富和發展了列寧關于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的思想，形成了系統的理論。第二，斯大林創造性地提出蘇聯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的指導思想。斯大林關于實現國家工業化的思想，詳細論證了實現工業化的必要性和高速發展工業的緊迫性，提出了走自己的路，靠社會主義積累以求得發展的道路，同時提出了優先發展重工業、工業化不能通過削弱農業和犧牲農民的利益來實現。第三，斯大林對蘇聯社會主義社會若干理論問題的研究富有成果。第四，斯大林晚年的許多理論探索具有特別重要的理論價值，直到今天對我們都有極其重要的指導和參考價值。

2001年，俄羅斯的《對話》雜志發表了莫斯科大學歷史學副博士瓦·薩哈羅夫的文章《論斯大林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的貢獻》，肯定了斯大林從整體上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發展所做出的重要貢獻。[21] 2003年3月5日，《俄羅斯雜志》刊登《斯大林的生與死》一文，闡述在“世界革命”和建立國家形式問題上斯大林對馬列主義的發展，指出他是十月革命具體操作的領導者。因此他對俄羅斯人民十分了解，較之其他領導人，更能從俄國實際情況出發而不以教條式的態度對待馬克思主義。[22] 

第五，斯大林一生忠誠于列寧主義。在斯大林與列寧的關系上，斯大林也堪稱道德模范。1998年1月哲學博士理·科索拉波夫的評論是值得人們深思的。他說：“斯大林給后來的蘇聯領導人上了直觀的道德教育課……他是‘第一把手’中惟一的一個沒有貶低而抬高自己前任威信的人。也許有人反對這種看法，會說，那是因為列寧。可是像戈爾巴喬夫和亞·雅科夫列夫，沃爾科諾夫和拉特舍夫這樣的‘民主派’，他們的言行卻充分地證明，他們為了幾個美元，連基督也敢侮辱。斯大林一直緬懷列寧，盡管在列寧晚年他與列寧的關系很復雜，但他沒有背叛自己在領袖墓前發出的誓言。”[23] 這個評價多么中肯、多么深刻啊！

當然，斯大林在理論探討和實踐中，也出現了一些理論上的失誤。但是，一個共產黨人能夠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有這么多的貢獻，已經足夠偉大的了。一個取得了這樣多的理論成果的人完全可以當之無愧地稱得上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生和繼承者了。

對斯大林的評價從來就是一個意義重大的問題。即使赫魯曉夫上臺后大反斯大林的“秘密報告”，也不能一手遮天。當時，在第比利斯，批判斯大林“個人崇拜”被看作對民族英雄的侮辱。1956年3月4日，大學生們走上街頭，集會者還要求赫魯曉夫下臺。1956~1957年示威反對赫魯曉夫大反斯大林的集會和示威與武裝力量對抗，出現了傷亡，并有3380人被捕。[24] 即使在蘇聯劇變15年后的2006年，在俄羅斯的輿論高度多元化之后，據俄羅斯社會輿論基金會的測驗表明，認為斯大林在俄羅斯歷史上起正面作用的人占47%，認為其負面作用的占29%，難以回答的占24%。[25] 2007年出版的《俄羅斯現代史》這樣評價斯大林：“關于斯大林的歷史作用最為著名的一個評價，乃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英國首相溫·丘吉爾所說的話。丘吉爾絕對不是斯大林的擁護者，但他卻說道：‘斯大林接手的是一個手扶木犁的國家，死后卻留下了一個擁有核武器的國家。’”[26] 2008年夏天，在由俄羅斯電視臺、俄羅斯科學院及社會觀點基金會舉辦的評選“歷史名人”的活動中，經過網民投票評選之后，斯大林以15.69萬張選票位居榜首，而列寧以九萬票位居第三位。這足以看出俄羅斯人民在對待斯大林問題上的人心向背。

二、關于赫魯曉夫及其“改革”的評價

在這一部分文字中，黃元一共引用了三條資料全是來自赫魯曉夫本人的自我評價，兩處來自《赫魯曉夫回憶錄》，另一處來自赫魯曉夫《最后的遺言》。這種評價的科學性是得不到支持的，它在本質上無異于一種自我封閉的信口開河。黃文對赫魯曉夫的評價比較集中的問題也是值得辯駁的。

第一，赫魯曉夫出自個人野心和私憤全盤否定斯大林的言行已經牢牢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但是黃文卻一口咬定“赫魯曉夫沒有對斯大林進行全盤否定”，“特別是沒有對他造就的制度進行任何意義上的評判”。[27]

在蘇共審議的二十大的總結報告里，本來寫有“黨的十九大后不久，死神從我們隊伍里奪走了列寧的偉大繼承者斯大林，30年來，黨在他的領導下貫徹實行了列寧的遺訓”的話，但是這樣一句話，赫魯曉夫在宣讀時卻把它刪掉了。[28] 如果不是全盤否定斯大林，為什么把對斯大林作出基本肯定的話刪掉呢？

赫魯曉夫咒罵斯大林是“兇手”、“刑事犯”、“強盜”、“賭棍”、“伊凡雷帝式的暴君”、“俄國歷史上最大的獨裁者”、“混蛋”、“白癡”等等。使用這么惡毒和污穢的語言來對待斯大林，難道還不算全盤否定？赫魯曉夫這樣咒罵斯大林，同帝國主義者、各國反動派和共產主義的叛徒對斯大林的咒罵有什么不同呢？為什么對斯大林有這么深的刻骨的仇恨呢？為什么要采取比對待敵人更加兇惡的態度來攻擊他呢？這還不是全盤否定斯大林嗎？

肅反在當時的蘇聯是必要的。赫魯曉夫大肆攻擊斯大林領導的肅反斗爭，夸大了運動擴大化的一面，掩蓋了肅反斗爭在當時歷史條件下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一面。由于基洛夫被暗殺而引發的蘇聯對反革命分子的警覺，加之當時蘇聯被帝國主義包圍和顛覆的威脅，以及法西斯對蘇聯的威脅等因素，使得蘇聯在1937~1938年間開展了肅反運動。這場肅反運動在揭露打擊壞人、消除敵對勢力的侵入方面是具有必要性和積極意義的舉措。這場斗爭是十分必要的。現今俄羅斯學者提供的信息很有價值：“希特勒在戰爭末期的一次會議上為自己在東線（蘇德戰場）的失敗辯解時說，失敗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斯大林在1937年槍殺了他在俄國的‘第五縱隊’。”[29]

當然，由于斗爭的復雜性，在肅反斗爭中，許多混入中央機構的壞人進行“形左而實右”的操作，傷及了無辜，這是消極的一面。根據新解密發表出來的檔案材料，肅反擴大化的錯誤，主要是具體的部門操作的失誤，斯大林并不完全知情。所以，錯捕錯殺了一些人，也不能完全由斯大林來承擔責任。不僅如此，斯大林在了解到一些案件的擴大化傾向時，曾及時地做出指示，剎住了擴大化的傾向。在蘇聯解體以后，季諾維耶夫為當年的肅反進行辯護。他說：“任何政權不經過大規模清洗都不能確立起碼的社會秩序。……斯大林的大規模清洗制度是新社會為對付日益增長的各種犯罪現象的泛濫而發展起來的一種自我保護體系。”[30] 這個評論十分中肯和精辟，說出了具有歷史意義的結論。

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還表現在對于全世界人民稱道的斯大林領導反擊法西斯的衛國戰爭也進行否定。赫魯曉夫之流散布斯大林在二戰中指揮失誤的謠言，說斯大林主觀主義，只是靠一個地球儀指揮戰斗。這是十分可笑的。斯大林是一個冷靜指揮的統帥。在法西斯的閃電戰突發的情況下，戰爭不可能像紙上談兵的慷慨書生設想的那樣進行，局部的撤退也是無可非議的。相比之下，歐洲的某些國家在希特勒軍事進攻面前，當天或幾天就投降，即使法國這樣的大國，也只是堅持了一個月左右。在1941年9月開始的延續了七個月的莫斯科會戰中，蘇軍以少勝多，擊潰了希特勒的“閃電戰”計劃。特別是當希特勒軍隊距離莫斯科不到一百公里的時候，十月革命節的閱兵繼續進行，斯大林號召：“偉大的解放使命落到了你們的肩上。你們要無愧于這個使命！……在列寧的旗幟下向勝利前進！”[31] 在斯大林的鎮定而堅毅的領導下，無數紅軍戰士呼喊著斯大林的名字和戰勝法西斯的口號開往前線。這種壯麗的革命戰爭場面牢牢留在世世代代進步人民的心中。在1942年7月開始的反擊法西斯進攻斯大林格勒的戰役中，全殲德軍主力，大獲全勝，從根本上扭轉了蘇聯衛國戰爭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格局。在斯大林的統帥下，蘇軍發起總反攻，對德軍進行了十次打擊，收復了全部領土，轉入敵方領土作戰。1945年5月2日，蘇軍攻克柏林，迫使德國法西斯無條件投降。在斯大林領導下取得的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沖潰了那些誣蔑斯大林在戰爭面前驚慌失措的謊言。

赫魯曉夫大反斯大林的另一條戰線就是通過打成“反黨集團”的手段，消除領導集體中斯大林的支持者。赫魯曉夫是個典型的陰謀家、兩面派。他把反對他全盤否定斯大林的不同意見的領導成員馬林科夫、卡岡諾維奇、莫洛托夫都打成“反黨集團”。其實，馬林科夫只是反對赫魯曉夫狂熱計劃，莫洛托夫只是反對赫魯曉夫開荒種玉米。赫魯曉夫成于陰謀手段，敗也陰謀手段。最后，物極必反，他也被自己培植的親信的陰謀手段搞掉。

1961年10月，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二大上，再一次出爾反爾，轉而大反斯大林，并且把已被他打成“反黨集團”的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的名字與斯大林的名字并列。他還主持會議通過了他的建議：把斯大林的遺體從列寧墓中的水晶棺搬出，焚尸揚灰，埋進一個小墳墓中。同時，在全國到處拆毀斯大林的紀念碑和塑像。這種否定斯大林的行為還不算全盤否定嗎？

其實，赫魯曉夫對斯大林的瘋狂誣蔑還為了達到一個不可告人的目的。那就是：借誣蔑斯大林打擊和排斥自己的政治的競爭者馬林科夫、卡岡諾維奇、莫洛托夫等人。

據最近發現的資料，赫魯曉夫對斯大林完全出于個人私憤，是公報私仇。俄羅斯克格勃前第二總局第一副局長、退役少將瓦季姆·烏季洛夫在他的回憶中所提供的情況更加具有說服力。他揭示道：赫魯曉夫與第一個妻子生的兒子列昂尼德·赫魯曉夫因為混跡于土匪，被判死刑，決定槍斃，只因他有一個當烏克蘭共產黨中央第一書記的父親，逃脫了懲治。后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中，他背叛祖國，駕機向德國人方向飛去，成了德國人的俘虜。最終他向德國人妥協，成了敵人手里的一張牌。根據列昂尼德的犯罪事實，莫斯科軍區軍事法庭判處列昂尼德死刑。赫魯曉夫兩次請求斯大林對他兒子從寬處理。斯大林提出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此事。在政治局會議上，莫斯科州委和市委書記謝爾巴科夫第一個發言，他強調在法律面前必須人人平等。馬林科夫、卡岡諾維奇和莫洛托夫也談了自己的意見，他們一致同意維持原判。最后表態的是斯大林。斯大林當然同意維持原判。這樣他的兒子就被處決了。赫魯曉夫對此懷恨在心，尋找一切機會進行報復。赫魯曉夫上臺后，果然對不滿他的人采取了報復行動。他上臺的第二天，莫斯科就取消了以謝爾巴科夫的名字命名的謝爾巴科夫區，關閉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百貨商店，還搗毀了謝爾巴科夫紀念碑的基座。接著，貝利亞被逮捕了，不經過程序審理，就被判處死刑。在蘇共二十大上，赫魯曉夫又開始對斯大林進行報復。從此，一場反斯大林的運動在全國開展起來。在1996年出版的《莫斯科~克里姆林宮~警衛隊》一書中，前蘇聯克格勃警衛總局副局長多庫恰耶夫中將引用了赫魯曉夫在二十大召開前對幾個親信說的話：“盡管斯大林已經是一具僵尸，我也要為兒子報仇，讓他嘗嘗我的厲害”，一語道破他反斯大林的不可告人的目的。[32]

按照黃文的說法，赫魯曉夫對斯大林“特別是沒有對他造就的制度進行任何意義上的批判”。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說，赫魯曉夫沒有消滅斯大林創立的社會主義制度。這里首先要弄清楚，斯大林繼承并發展了列寧創立的蘇聯社會主義制度，這個制度到底本質是什么呢？它到底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稍有歷史常識的人都知道：蘇聯根本的社會制度、組織制度是列寧按照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建立起來的。斯大林只不過是蘇聯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繼承者和維護者。中國共產黨人歷來認為，斯大林繼承和發展的這個制度，其基本的方面、根本的方面就是科學社會主義原則的體現。這是一切社會主義國家共性的東西、本質的東西，是不能否定的。另外，斯大林領導時期蘇聯社會主義模式之中屬于只適合蘇聯情況的東西，也是不能簡單否定的。只有即使在蘇聯當時的情況下也是錯誤的東西，才是應該否定的東西。黃文主張赫魯曉夫應該否定斯大林創立的制度，豈不是包括消滅體現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的制度嗎？如果連這樣的社會主義制度也應該被徹底消滅，那么世界上還有社會主義制度的另外的樣板嗎？黃文的這種立場到底是站在哪一個國家的立場上呢？

第二，赫魯曉夫的“全民黨”、“全民國家”錯誤理論能夠與“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等同嗎？

黃文在為赫魯曉夫散布的“全民黨”、“全民國家”錯誤理論進行辯護的同時，竟然拉了我國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作為陪襯。他提出這樣的問題：“‘三個代表’的理論不也正是這一同樣歷史進程的產物嗎。”[33] 這種風馬牛不相干的大膽聯系，沒有任何意義。

赫魯曉夫的“全民黨”、“全民國家”錯誤理論，是在錯誤地判斷社會主義所處階段的情況下作出的荒謬結論。它是以不承認蘇聯當時的社會存在階級和階級斗爭為前提，更不愿意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階級分析的方法看待政黨和國家。這種否認階級斗爭存在的熱昏的胡話，已經在20世紀90年代的蘇東劇變中被無情地嘲笑。

赫魯曉夫提出這些錯誤理論的“根據”，是從錯誤地判斷形勢，否定社會主義國家會產生資本主義復辟的立論出發的。在蘇共二十一次代表大會上，赫魯曉夫公開宣揚蘇聯不存在資本主義復辟的可能：“現在世界上沒有任何力量能夠在蘇聯復辟資本主義，能戰勝社會主義陣營。……資本主義在蘇聯復辟的危險已經沒有了。”[34] 這種否定階級斗爭和復辟資本主義可能性的判斷，必然要注定其改革的失敗。相比之下，多年前毛澤東就指出社會主義國家存在資本主義復辟的可能性，這是多么偉大預見啊！回顧歷史，反思蘇東劇變，歷史證明毛澤東的社會主義理論分析和水平，遠遠高于赫魯曉夫之類的人物。

在21世紀，對赫魯曉夫的評價，人們增加了許多參照。任何人的歪曲和斷語都不能掩蓋事情的真相，都不能替叛賣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人開脫，任何說法都要經受新事實和新材料的驗證。1991年由于叛徒嘴臉暴露而被開除出黨的雅科夫列夫，是個混進黨內的臭名昭著的階級異己分子。正是這個叛徒，高度評價了赫魯曉夫的改革。他說：“赫魯曉夫1956年在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做的報告，對撥正看法和形成新的評價起了決定性的作用。”[35]“他在蘇共20大上所作的關于揭露斯大林鎮壓的報告，這是在政治上走出的出色的一步，它在很多方面決定了斯大林去世后的過渡時期事態發展方向。”[36] 可見，黃文對赫魯曉夫的評價與雅科夫列夫不謀而合。

第三，赫魯曉夫在錯誤的思想指導下的所謂“改革”是失敗的，不單沒有給老百姓帶來什么實惠，反而激起了群眾性的暴亂，接著是群眾遭到殘酷的鎮壓。

赫魯曉夫的所謂改革，突出的就是把黨分裂為所謂“農業黨”、“工業黨”。這種狂熱的折騰很快就遭到了懲罰。他一廂情愿地學美國、大種玉米，搞得民不聊生。

赫魯曉夫的改革是以“現在這一代蘇聯人將生活在共產主義社會”為口號、為號召的。赫魯曉夫那種冒險的計劃，狂熱的口號，缺乏充分準備的魯莽行為，頻繁進行的行政改組，最后搞得出現食品危機，民不聊生。這種改革產生了嚴重的后果，以至于釀成了1962年的新切爾卡斯克暴亂和武力鎮壓事件。1962年6月1日開始的食品漲價和降低工資，首先激起了新切爾卡斯克電氣機車制造廠的萬名工人大罷工，喊出了“打倒赫魯曉夫”的口號。赫魯曉夫為首的當局運用逮捕和開槍的手段仍然不能阻止示威的隊伍，最后釀成大血案。據蘇聯官方公布的數字，這場沖突直接打死群眾22人，打傷39人，112人被判罪，九名被判死刑，兩名婦女被判15年徒刑，現場受傷被送往醫院治療的人無一人回家。大量的受害者家屬也受到了牽連。[37] 這就是對赫魯曉夫改革的生動批注。

赫魯曉夫推行的改革在50多年之后被俄羅斯人稱作“自由化”。但是人們又無法理解他的自由化過程的前后不一致。這正如《俄羅斯現代史》所總結的：“實施自由化過程中前后不一致的行為表現在，盡管揭露了1930年代到1950年代的政治鎮壓，但是在赫魯曉夫時期成千上萬的人因為政治罪行，即表述了對赫魯曉夫政策的不同意見而遭受迫害”。“在很大程度上，其原因是改革家本人，據他自己承認，曾經‘手臂沾滿了鮮血’。”[38] 該書還特別刊載了一段實際情況的文字：“1937年8月14日，赫魯曉夫在俄共（布）莫斯科市委員會全體會議上講話時，直接號召鎮壓‘人民的敵人’：‘應當消滅這些壞蛋！消滅一個、兩個、數十個，我們要消滅數百萬個。因此，就必須手不發抖，就需要踏過敵人的尸體來造福于人民’。”[39] 可以看出，被赫魯曉夫指責的斯大林，也不可能講出如此血腥味的話語。這樣一個所謂改革家，不能把改革健康進行下去，也就不奇怪了。

赫魯曉夫的言行不一、出爾反爾還表現在所謂反對“個人崇拜”方面。人們最不佩服的是，赫魯曉夫聲嘶力竭地反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同時又在厚顏無恥地大搞自己的個人崇拜。這種分裂的人格和行為也是很難成全一個改革者的形象的。近年出版的《俄羅斯現代史》是這樣總結這一現象的：“在赫魯曉夫的垮臺中，他的個人崇拜起到了不小的作用。獲得諷刺性模擬形式的赫魯曉夫個人崇拜離奇般地代替了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到處可以讀到有關‘偉大的列寧主義者’和‘偉大的和平戰士’赫魯曉夫的東西，識字課本和其他許多中小學教材的第一頁都是他的肖像……國家領袖的照片和畫像幾乎每天都出現在報紙上。銀幕上出現了《親愛的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這樣的影片。”[40] 

赫魯曉夫華而不實、大而不當的空話和狂熱是其改革在人民群眾之中產生疲倦感的原因。《俄羅斯現代史》如今是這樣評價赫魯曉夫的改革的：“全社會由于不能實現的聲明、沒有根據的諾言、蠱惑人心的論斷而感到精神疲倦。在列寧逝世以后的蘇聯歷屆領導人當中，赫魯曉夫大概是最出色的空想家。只要回想起這件事就足夠了：在1961年蘇共二十二大通過的蘇共綱領中提出了‘現今的一代蘇聯人將生活在共產主義社會’這句口號，這決定了綱領要求在20年內，也就是到1980年前，‘在蘇聯基本上建成共產主義社會’。”[41] 這種對蘇聯社會主義社會所處階段的認識，大大地倒退到斯大林以前去了。這根本就不是科學的態度，更不是改革的思路。

由于赫魯曉夫的改革沒有給人民群眾帶來任何好處和利益，所以人民群眾對他的被迫辭職也無動于衷。《俄羅斯現代史》評論說：“對赫魯曉夫的辭職普遍表現出無動于衷，其原因在于，他雖然有著美好的意愿，卻無意中引起了各類居民對其政策的不滿。幾乎人人都有這種不滿的理由。”[42] 這種普遍的不滿就是人民群眾對赫魯曉夫改革的最真實的評價。實事求是地講，赫魯曉夫的所謂改革沒有給老百姓帶來任何好處。這個改革出發點不端正，做法魯莽，加之領導者個人素質低下，總體上成為一種折騰，而不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這個所謂的改革完全是失敗的。這就是歷史的公正的結論。至于那些處于各種特殊處境的人帶著個人的偏見，怎么去吹捧和美化赫魯曉夫的改革，那不是我們十分關心的問題。

那么，赫魯曉夫的改革就一點可取之處沒有嗎？恐怕不能這樣說。但是真正的具有進步意義的做法也是很有限的。他大反斯大林的做法，具有兩種作用：他首先是揭了蓋子，說明蘇共和斯大林并非一貫正確，在客觀上說，起到了破除迷信的作用；但另一方面，他也捅了婁子，惹起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極大混亂。十分有趣的是，據赫魯曉夫自己的說法，他的改革的惟一進步意義就是他通過改革創造了一個使得自己 — 這個黨的最高領導人被和平撤職的條件。這倒是千真萬確的。現代俄羅斯歷史學家這樣描述了赫魯曉夫的這個自白：“1964年十月全會上被免去一切職務后，回到家里，他對家人說：‘也許，我做過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他們可以用一般表決的方式撤換我，如果是斯大林的話，就會下令把他們所有的人都逮捕’。”[43] 赫魯曉夫說得完全準確，在這一點上算是有點自知之明。當然，這樣的歷史功績是頗具有諷刺意味的。

三、關于中蘇關系和中蘇論戰的認識和評價問題

人所共知，中蘇關系主要是在赫魯曉夫執政時期開始惡化、在勃列日涅夫執政時期徹底破裂的。黃文在關系到中蘇關系和中蘇論戰的問題上，站在我國政府政策和決策的反面，擺出一副為蘇聯外交政策辯護的架勢，嚴重地顛倒了中蘇關系的是非。可惜，歷史并不是黃某手中的膠泥。在涉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的這一重要階段，應該恢復歷史的本來面貌。

第一，黃文毫無根據地說朝鮮戰爭是斯大林發動的，旨在“找人賣命，花錢消災”，“朝鮮戰爭使中美關系正常化的進程推遲了20年”。[44] 對于朝鮮戰爭的這種看法完全陷入了當年西方資產階級政客的泥潭。

事實是，自從1948年斯大林就命令蘇軍從北朝鮮全部撤出了。雖然朝鮮軍隊之中還留有蘇聯的軍事顧問，但斯大林從來沒有命令他們鼓動或參與朝鮮戰爭。斯大林對待朝鮮即將發生的戰爭的基本態度，與其說是支持金日成發動這場戰爭，不如說是金日成在斯大林面前爭取到了進行戰爭的認同。斯大林對金日成打勝這場戰爭始終是懷疑的，他尤其擔心在朝鮮的舉動會卷入與美國人的一場大戰。斯大林的這個基本態度，為后來公布的歷史檔案所證明。因此，在整個朝鮮戰爭期間，斯大林始終不愿意蘇聯直接介入。斯大林在考慮支持中國人民志愿軍的舉措的時候，之所以瞻前顧后，猶豫不決，甚至多次變卦，就是出于這種蘇美關系的考慮。作為社會主義大國的蘇聯，當然希望朝鮮在這場戰爭中取勝，當時任何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公民，都不會有其他的態度和主張。但是，根據這樣的情況，卻根本就不能得出蘇聯的斯大林發動朝鮮戰爭的結論。

中國人民志愿軍赴朝作戰，是為了幫助朝鮮，同時也是為了保衛我國安全的必要措施。“抗美援朝，保家衛國”，這句當時流行的口號，比較全面而準確地反映了中國人民出兵朝鮮的目的和意義。中國人民的行動絕不是替人賣命，被人利用。斯大林確實不敢直接出面介入朝鮮戰爭，但卻希望中國人在這種時候助一臂之力。這種愿望和做法雖說并非無可挑剔，但起碼也不能說是“找人賣命”、“花錢消災”。黃文的說法是對斯大林的誣蔑。

朝鮮內戰的爆發是1950年6月25日。斯大林與中國領導人商討出兵支持朝鮮的時間是10月初。但是，中國領導人早就看到這場戰爭可能對中國構成的威脅，早就開始準備應對這場戰爭的軍事部署了。7月7日，中央軍委就做出了《關于保衛東北邊防的決定》，毛澤東當天批準同意，將四個軍、三個炮兵師組建為“東北邊防軍”，共計20多萬人的部隊，限令月底前調往中朝邊境一帶集結，并進行保衛國防安全的政治動員，根據朝鮮戰場的情況隨時準備渡江作戰。[45] 8月4日中央政治局舉行會議，毛主席明確講了抗美援朝的必要。他指出，如美帝得勝，就會得意，就會威脅我。對朝不能不幫，必須幫助，用志愿軍形式，時機當然還要選擇，我們不能不有所準備。[46] 8月5日，毛澤東電告東北軍區司令員兼政委高崗，指示他在8月中旬召集軍、師級干部開會，指示作戰意義和大略方向，并且“本月內完成一切準備工作，待命出動作戰”。[47] 8月27日，毛澤東電告彭德懷，令他再集中12個軍，以便機動。[48] 中國領導人這些準備和認識，都是出于對當時國際和國家的安全處境而做出的決策，并沒有斯大林的因素介入的。這是我們中國領導人審時度勢、科學預見的結果。這和黃文所說的斯大林是“找人賣命”、“花錢消災”沒有任何關系。

當然，9月份美國在朝鮮仁川登陸，戰爭形勢發生逆轉，10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應金日成、斯大林的邀請和請求，毛澤東連續主持政治局會議，充分發揚民主，聽取各種意見，終于做出了出兵朝鮮的決定。10月2日，毛澤東電告斯大林中國人民志愿軍入朝作戰的決定。在致斯大林的信里，毛澤東指出：“如果讓整個朝鮮被美國人占去了，朝鮮革命力量受到根本的失敗，則美國侵略者將更為猖獗，于整個東方都是不利的。”[49] 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政治局于10月8日做出了出兵朝鮮的決定。10月13日，毛澤東又致信周恩來，說：“我們不出兵，讓敵人壓至鴨綠江邊，國際國內反動氣焰增高，則對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對東北更不利，整個東北邊防軍將被吸住，南滿電力將被控制。總之，我們認為應該參戰，必須參戰，參戰利益極大，不參戰損害極大。”[50] 顯然，出兵朝鮮，抗美援朝，這是中國共產黨人根據當時的國際斗爭的現實，為了維護中國人民的利益，同時幫助朝鮮免于被美國帝國主義侵略的重大舉措。黃文的說法頗似現實流行的社會上一些時髦的演義和無稽之談。利用這些來歪曲這段歷史，是沒有任何說服力的。

關于抗美援朝，薄一波同志在回憶錄里做了這樣的概括：“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使我們剛剛誕生的人民共和國在與美國為首的外國侵略勢力血與火的較量中，巍然屹立于世界的東方。同時也消除了蘇共和斯大林對我們黨的某些猜疑，進一步增強了中蘇兩黨、兩國人民的團結和友誼，為我國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51] 關于抗美援朝，這個說法才是符合實際的中肯的說法。

至于黃文說的“朝鮮戰爭使中美關系正常化的進程推遲了20年”，更是沒有根據的無稽之談。

中美關系的對立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美國出于對全球范圍共產主義潮流的恐懼，不存在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或者與之建立外交關系的可能。新中國成立前夕，美國就發表白皮書，斷言新中國要失敗，稱新中國政府是“極權政府”。[52] 美帝國主義者覺得最“令人神往的”方案之一就是：“它可以實行大規模的軍事干涉，幫助國民黨毀滅共產黨”。[53] 這哪里存在建立外交關系的可能呢？新中國出于國家利益的考慮，也不存在與美國建交的條件。當然，如果美國真的愿意承認新中國，中國政府當然歡迎；如果美國根本就不想承認新中國，又想留下一些各類人等在新中國搜集情報，我國肯定不接受這種關系。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在美國參議院說：美國對華關系的“基本出發點是，這個政府實際上是俄國帝國主義的工具。”[54] 另外，美國還阻止印度、英國等國承認新中國，向他們宣傳承認新中國的“危害”，[55] 并在東南亞投入重金，“以一切可行和適當的政治、經濟、軍事措施，把共產主義阻截在中國南部邊境”。[56] 即使在朝鮮戰爭打響前后，美國這一基本政策也沒有任何變化，只是派第七艦隊駛入臺灣海峽，推行所謂“臺灣中立化”，阻止海峽兩岸的軍事行動，達到長期占據和利用臺灣的目的。美國推行這樣的基本戰略，根本就不存在建立外交關系的任何可能。怎么能說朝鮮戰爭推遲了中美關系的建立呢？

從新中國方面來說，也不存在與美國建交的可能。新中國剛剛建立，在外交上實施了“先打掃屋子，再請客人的方針”，不希望美國人來得太早。1949年10月沈陽人民法院判處毆打中國雇員的美國人華德等四名外籍人員數月徒刑，緩刑一年，然后驅逐出境。美國國務院向新聞界宣稱，“華德被捕取消了美國承認中國的任何可能”，并鼓動30多個國家對華抗議。[57] 1950年1月6日，北京市軍管會宣布收回美國等國過去占有的兵營地產權。美國則以關閉在華所有機構為威脅。1月14日，中國警察進入兵營，美國國務院不得不宣布撤離所有官方人員。中國政府立即敦促此事盡快成行。中國外交部2月5日聲明指出：中國“不獨不會阻止任何美官方人員和他們的家屬離開中國，相反，根據沈陽和迪化美國前領事從事間諜活動的經驗，我們寧愿聽到所有美國官方人員能夠盡快地離開中國”。[58] 美國官方人員于4月30日全部離境。后來，毛澤東談到此事說，與這些帝國主義國家有了外交關系，就會給我們許多困難，我們需要先打掃自己的屋子，暫時不與之建立外交關系，以免他們在我們內部制造麻煩。“實際上我們希望客人遲一些來，我們希望他們來時使他們處于無能為力的地位，使他們處于后悔的地位。”[59] 這充分說明，當時中美建交的條件取決于雙方各個方面的因素，并不是取決于美國的一廂情愿。中美在50年代，根本就不存在建交的任何可能，所以即使后來中國抗美援朝，也沒有改變中美關系最基本的狀態。黃文說，朝鮮戰爭把中美關系推遲了20年，沒有任何根據。

第二，到底應該怎樣看待當年中蘇關系開始惡化的原因？黃文十分武斷地提出，當年的蘇聯“在當時的對華關系中也并不存在后來人們附會的‘大國沙文主義’，更不存在對中國主權或民族感情的有意觸犯。”[60] 這完全是無視事實。

關于中蘇關系的惡化，薄一波同志在回憶錄里有一個簡要的概括。他說：“1958年，赫魯曉夫提出要同中國建立長波電臺和聯合艦隊，企圖從軍事上控制中國，并公開反對我們黨提出的‘三面紅旗’，反對我們‘炮擊金門’的正義行動（毛主席曾經說過：向金門打炮也好，停止炮擊也好，主要的都是為了支持臺灣人民和臺灣當局守住臺灣，而不被外國侵略和并吞 — 作者注）。”[61] 薄一波的這個分析，抓住了中蘇關系惡化的實質問題，即國家主權問題是中蘇之間關系破裂的關鍵因素。

蘇聯的大國沙文主義是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各國都刻骨銘心的問題。不但東歐各社會主義國家深受其害，而且西方各國的共產黨組織也深受其害。從某種意義上說，“歐洲共產主義”之所以產生，就是因為蘇聯推行大國沙文主義激起了他們的反抗。東歐社會主義各國發生的曲折和內亂，也是由于蘇聯推行大國沙文主義。怎么能說，蘇聯大國沙文主義根本不存在、是人們日后“附會”的呢？正是由于蘇聯推行的大國沙文主義，表現出侵犯中國主權、干涉中國內政的跡象，引起了中國國家領導人不能容忍的反抗，導致了中蘇關系的破裂。現在事實已經大明天下，對這樣的歷史事實，黃文矢口否定，令人感到吃驚。

中蘇關系在斯大林時代是良好的。雖然中蘇兩黨在歷史上有過一些分歧，但是都是革命隊伍內部的問題，可以協商的問題，不涉及對待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的態度問題，也不會導致國家之間的嚴重對立，因此解決起來也不費力。

自從赫魯曉夫執政，中蘇關系的情況就不斷發生了質的變化。

首先，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大反斯大林，以及后來丟棄歷史唯物主義關于階級分析的觀點，提出的所謂“全民黨”、“全民國家”等荒謬的理論，中共就保留了原則性的不同意見。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從蘇聯現實的錯誤之中看出了丟棄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理的錯誤。1956年11月15日，毛澤東在黨的八屆二中全會上講到：蘇共二十大已經把斯大林這把刀子丟掉了，帝國主義就撿起這把刀子殺人。“列寧這把刀子現在是不是也被蘇聯一些領導人丟掉了呢？我看丟掉相當多了。十月革命還靈不靈？還可不可以作為各國的模范？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赫魯曉夫的報告說，可以經過議會道路去取得政權，這就是說，各國可以不學十月革命了。這個門一開，列寧主義就基本丟掉了。”[62] 雖然當時中共中央沒有把這些問題提到黨際交往和外交層面上來，但畢竟把這些基本觀點作了正面表達，在1956年中央政治局集體討論的論文《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和《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的形式公開發表。毛澤東還說：“兩篇文章都是圍繞斯大林問題。這個問題的爭論還沒有完，估計本世紀內、甚至21世紀還有爭論，因為這是關系到馬列主義基本原則問題，我們要準備長期論戰。”[63] 這足見我黨對此類問題的嚴肅態度。這種原則問題正是日后激化中蘇關系的重要因素。

其次，赫魯曉夫雖然大反斯大林，但他推行大國沙文主義的程度遠遠超過了斯大林。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之后，中蘇兩黨商定先由蘇聯發表一個關于社會主義國家兄弟黨關系的宣言，然后中國也發表一個呼應性的宣言。1956年10月30日蘇聯的宣言發表，但是這個宣言根本不提反對大國沙文主義，只是提出批評“侵害平等原則的錯誤”。而中國的呼應的宣言中卻明確提出反對大國沙文主義：“這種錯誤，特別是大國沙文主義的錯誤，對于社會主義各國的團結和共同事業，必然會帶來嚴重的損害。”[64]這個時期雖然沒有發生爭論，那是因為中共為了顧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大局，事實上埋下了嚴重沖突的根子。后來的事實也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盡管中共中央對蘇共中央一系列的理論與實踐產生原則分歧，但是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仍然堅持顧全大局、團結友好的立場，希望在適當的時機通過妥當的辦法促進這些錯誤的改正。中共中央代表團在1957年莫斯科會議上，甚至維護了“蘇聯為首”的方針。赫魯曉夫集團惡化中蘇關系的關鍵之舉是在中國建立長波電臺和中蘇聯合艦隊這類侵犯中國主權的行為。

1958年4月18日蘇聯國防部長致函中國國防部長彭德懷建議在中國海岸建立中蘇“共同所有、共同使用”的長波電臺。這是赫魯曉夫在答應幫助中國制造潛艇之后，妄圖換取在中國領土上建立電臺的特權。中國政府認為這是涉及領土主權問題，堅持這個電臺可以建，但所有權只能歸中國。赫魯曉夫根本不尊重中國政府的意見，竟然決定立即派專家來華進行勘查設計、選址工作。6月5日，彭德懷將“蘇方不會很快接受我們意見”的情況報告毛澤東，毛澤東批示：“錢一定由中國出，不能由蘇方出，使用共同。如蘇方以高壓壓人，則不要回答，拖一時期再說。”[65] 6月12日彭德懷把毛澤東的意見正式復函蘇方之后，蘇方仍不尊重中方的意見。直到赫魯曉夫來華時才按照中方的意見得到解決。這個過程嚴重暴露了蘇方強加于人的大國主義，同時嚴重傷害了中國的民族感情和國家主權，引起了中方在合作中的警惕。

1958年7月21日，蘇聯駐華大使尤金求見毛澤東（不是黃文說的尤金“會見毛澤東”），要求在中國的沿海建立一支共同的潛艇艦隊。毛澤東等領導人對這一侵犯中國主權的建議十分反感，當場就拒絕了這種“合辦”海軍的要求。尤金走后，毛澤東吃不下飯，睡不好覺，第二天約見尤金發表措辭嚴厲的長篇講話。毛澤東指出，“你們就是不相信中國人，只相信俄國人。俄國人是上等人，中國人是下等人，毛手毛腳的，所以才產生了合營的問題。要合營，一切都合營，陸海空軍、工業、農業、文化、教育都合營，可不可以？或者把一萬多公里長的海岸線都交給你們，我們只搞游擊隊。”“你們建議搞海軍‘合作社’，怎么向全世界講話？怎么向中國人民講話？”“你們可以說我是民族主義，又出現了第二個鐵托。如果你們這樣說，我就可以說，你們把俄國的民族主義擴大到了中國的海岸。”[66] 毛澤東的這種反應本身就說明，蘇方提出的聯合艦隊的問題，嚴重涉及到對中國主權的侵犯，傷害了中國人民的主權意識。這不是以其他人是否承認這一點為依據的。

后來赫魯曉夫在回憶錄中，一面承認蘇方曾經向中方提出過上述兩項要求，同時認為這樣的要求“根本沒有想到侵犯中國的主權……或者傷害它的民族尊嚴”。[67] 這種邏輯頗似黃文的說法，即蘇方“不存在對中國主權或民族感情的有意觸犯”。世界上誰會信服這樣的奇怪邏輯呢？蘇聯在推行大國主義和霸權主義的時候，從來不承認侵犯別國主權和傷害過別國民族感情。后來的勃列日涅夫對捷克斯洛伐克實行了軍事入侵和軍事占領，也不承認侵犯了捷克斯洛伐克的主權，據勃列日涅夫說，這是根據“國際專政論”對捷克斯洛伐克的“軍事援助”，各國則應該根據其另一個理論“有限主權論”理解蘇軍占領捷克斯洛伐克的“合理性”。黃文至今還堅持說：“就算是建立‘長波電臺’，也并無理由與主權問題連在一起。”[68] 這與勃列日涅夫的強盜邏輯何其相似！

第三，中蘇關系走向破裂的主要因素是蘇聯撕毀中蘇兩國的合作協議、支持印度反華戰爭，直接破壞了兩國關系。

隨著赫魯曉夫的大國沙文主義的膨脹，其表現便日趨惡劣。在蘇共第二十一次代表大會的報告里，他變相地對中國的國內政治指手畫腳，只不過“沒有點中國的名”。[69] 赫魯曉夫在提出干涉中國主權的主張被挫敗之后，蓄意報復。1959年6月20日通知中國，突然中斷了援助中國原子彈研制的項目，撕毀了1957年10月15日簽訂的中蘇《國防新技術協議》。蘇聯單方面撕毀協議的做法，激起了中國人民的憤慨。中共中央作出決議：自己動手，從頭搞起，準備用八年的時間搞原子彈。[70]

1959年8月25日中印邊界第一次武裝沖突發生之后，中國向蘇方作了情況通報。但是蘇方卻草擬了9月9日的聲明，以貌似“中立”的姿態對這一沖突表示“遺憾”。這引起中國的不滿，當即告知蘇方不要發表這樣的聲明。但是，蘇方不顧中國的一再勸告，堅持在9月10日將這一聲明發表，在全世界面前表明蘇聯不支持中國，與中國存在原則分歧。實際上蘇聯是偏袒印度的，企圖利用印度要挾中國。這個所謂的“中立”的聲明發表幾天后，9月13日蘇印兩國就簽訂協議，蘇聯給與印度3.75億美元的援助。不僅如此，蘇聯不久就賣給印度一批米格21戰斗機，而且幫助印度制造這種飛機。[71] 蘇聯的報刊還攻擊中國“狹隘的民族態度的表現”，印度不可能“對中國發動軍事進攻”。[72] 公開地批評中國的立場。1959年9月30日，赫魯曉夫來到北京與中共中央領導人會談。會談中他更是信口雌黃，明目張膽地干涉中國內政。他說，中國為了人口稀少的高山上的一塊地方打仗不值得，一會兒又說西藏作為中國的領土對印度有威脅，[73] 還暗示中國可以讓臺灣獨立。[74] 赫魯曉夫對中美關系、中國的臺灣問題都要評頭論足，指手畫腳。毛澤東當場指正了他：“赫魯曉夫同志，你把問題搞錯了，你把兩個不同性質的問題搞混了。一個問題是我們跟美國的關系問題，這是國際問題，另一個問題時我們跟臺灣的關系問題，這是中國國內的問題。……你赫魯曉夫同志，對前一個問題有發言權，可以勸艾森豪威爾威爾從臺灣撤出一切武裝力量。對于后一個問題，你是無能為力的，不宜說三道四。”[75] 這次中蘇會談七個小時，不歡而散。赫魯曉夫日后也覺得自己在這次會談之中言談過分出格，回國之后竟然決定把這次北京會談的會議記錄燒毀。這正如后來歷史學界評論的：“那次會談給中蘇關系造成的巨大創傷，并不是燒毀記錄所能愈合的。”[76] 中蘇兩黨的分歧在國家關系上公開暴露，中蘇之間的關系被挑起國家關系惡化的赫魯曉夫等人徹底破壞了。

第四，中蘇兩黨關系的最終破裂不在于大論戰的筆墨官司，而在于蘇聯在國際會議上對中國的圍攻和邊境武裝沖突的發生。

眾所周知，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中共中央對蘇聯赫魯曉夫的批判發表了系列文章，成為“九評”。蘇聯方面也大量地發表抨擊中共中央的文章。這個爭論的特點是，中共中央方面據理力爭，步驟堅定，始終如一地掌握政策；蘇方則顯得沖動、霸氣，態度反復無常，沉不住氣，令人不能信服。

但是這些筆墨官司無論如何也不是帶有決定性的東西。這正如毛澤東所說的，“我認為，這種公開爭論不要緊，不要那么緊張。第一條不死人，第二條天不會塌下來，第三條山上的草木照樣長，第四條河里的魚照樣游，第五條女同志照樣生孩子。……我們對兩千多篇文章只答復了七篇，還差1993篇。”[77] 毛澤東這種貌似十分瀟灑的說法其實說明了一個真理：大論戰其實并沒有造成根本性的傷害，回旋的余地仍然是有的。真正的決定性的東西是武裝沖突的發生和莫斯科召開國際會議攻擊中國。特別是珍寶島的武裝沖突發生以后，兩個黨、國家就很難坐下來談問題。

1966年3月，蘇蒙兩國簽訂軍事同盟性質的《友好合作互助條約》，據此蘇聯在蒙古建立了軍事基地和導彈基地，同時在中蒙邊境地區蘇軍陳兵百萬。1969年3月，蘇軍陳列在中蘇邊境地區的軍隊從赫魯曉夫時期的十個師激增到40個師。不僅如此，蘇軍還在中蘇邊界不斷挑起事端和沖突，甚至是流血的沖突。在珍寶島地區，1967年1月23日至1969年3月2日，“兩年多的封凍季節里，蘇聯邊防軍就侵入我珍寶島地區十六次，并在入侵中幾次打傷我執行正常巡邏任務的邊防戰士，搶劫我槍支彈藥。”[78]

1969年3月中蘇之間的對抗突然升級。兩國的軍隊在珍寶島公開以戰爭的形式進行對話。蘇軍竟然出動了坦克、裝甲車、大炮，連續發動軍事進攻。8月蘇軍又在中國新疆境內伊犁地區劫走數萬居民。這些嚴重的邊境沖突傷害了兩國關系，使得中蘇關系基本中斷了。

1974年1月15日，北京市公安局抓捕了蘇聯特務李洪樞，并宣布在這次間諜案中活動的馬爾琴科等五人為不受歡迎的人，驅逐出境。這標志著兩黨兩國的關系真正破裂。

其實，60年代蘇聯的赫魯曉夫公開走向分裂和背叛，是有深刻的國際國內背景的。在蘇共二十二大開會前中共中央代表團周恩來與赫魯曉夫的接觸之中，赫魯曉夫公開地說出了他一反常態的原因，同時也是導致中蘇關系分裂的根本原因之一。赫魯曉夫在會談中說：“我們過去是很需要你們的支持，當時中國共產黨的聲音對我們有很大的意義。但是現在不同了，現在我們好了，我們要走自己的路了。”[79]

第五，黃文誣蔑毛澤東對蘇聯赫魯曉夫的斗爭是“指桑罵槐的行為”，實際上是針對劉少奇的。由此得出結論說：“中蘇分裂的原因主要在毛澤東，在于他在國內的政治目的。”[80] 這簡直是超級編造、枉加罪名。

劉少奇等人雖然在文革高潮中被稱為“中國的赫魯曉夫”，成為文革的受害者。但人所共知，從1950年代到1960年代中期，在當時稱作與蘇聯修正主義的斗爭中，劉少奇是毛澤東為首的中央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成員，是許多重大事件的直接參與決策者。可以說，當時劉少奇不但不是被瞄準的潛在對象，而且是這個斗爭的重要領導者之一。

1960年6月蘇共在布加勒斯特會議上對中共組織了圍攻之后，接著于7月16日宣布撤回所有的蘇聯專家，并中止按計劃繼續來華的九百名專家。只是在這個時候，毛澤東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才作出了蘇共領導人走上了修正主義道路的判斷。我國內部提出反對修正主義的口號，就是從1960年7月5日至8月10日在北戴河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開始的。在這個決策反對修正主義的會議上，彭真匯報了布加勒斯特會議的情況，周恩來用三天的時間詳細回顧了中蘇關系的全部歷史。在8月10日會議結束的講話中，毛澤東講的是強調此后必須要自力更生的問題。劉少奇的講話則重點講了反對修正主義的問題。他說：“現代修正主義成為一種國際潮流。……發生不發生修正主義不由我們主觀來決定，因為修正主義有客觀的基礎，是必然發生的，不可避免的。……現代修正主義的出現，我們可以大大發展馬列主義，可以組織馬列主義的隊伍。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能夠擔當這么一個任務是非常光榮的。”“如果我們中國搞不好，也會產生修正主義。所以我們提倡干部參加勞動，每年要進行一次整風，要教育好后代一定要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81] 可見，這個時期反對修正主義的斗爭，劉少奇是直接的參與者。

1960年11月，劉少奇率團赴莫斯科，代表中國共產黨參加81國共產黨和工人黨會議。會議期間鄧小平在第一線發言，劉少奇作二線指揮。但是，鄧小平的兩次批判赫魯曉夫修正主義主要觀點的發言和是否在宣言上簽字等重大事項，都是經過劉少奇認同和決定的。經過斗爭，81國共產黨和工人黨會議的聲明，不僅沒有寫進赫魯曉夫策劃的攻擊我黨的內容，甚至寫進了“反對修正主義閹割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靈魂”這樣的觀點。[82] 這次出訪之中劉少奇會見波蘭代表團時，直接批評哥穆爾卡追隨赫魯曉夫、在會上攻擊我們黨和毛主席的做法，批評波黨對阿爾巴尼亞黨的態度不公道。這次會議的全過程，鄧小平批評蘇聯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的發言攻勢十分凌厲，給赫魯曉夫留下了深刻印象。由于當時鄧小平拄著手杖，赫魯曉夫一語雙關地說，你以后不要帶棍子來。彭真說，小平的棍子是保衛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毛主席說，你這根棍子出名了。[83] 從這種氛圍來看，毛澤東為首的第一代領導集體當時在反對蘇聯修正主義斗爭的決策是團結的，十分民主的，劉少奇、鄧小平都不是潛在的斗爭目標。

1961年1月召開的黨的八屆九中全會上，劉少奇講到莫斯科81國共產黨工人黨會議時說道：“修正主義要改是不容易的，有些黨已經成了新的社會民主黨了。毛主席講過，說社會主義國家沒有復辟資本主義的可能是不對的，還是有這個可能的，因為有修正主義。”[84] 如果按照黃文所說，中蘇關系的破裂是毛澤東為了滿足自己的政治目的，又怎么解釋劉少奇、鄧小平等人與毛澤東同心同德地反對修正主義的斗爭呢？

事實證明：把赫魯曉夫為首的蘇共定性為修正主義，是中共中央集體的意見，不是毛澤東個人的意見。比如，1961年8月赫魯曉夫拋出了提交蘇共二十二大的《蘇共綱領草案》，再次違背1957年莫斯科宣言和1960年聲明的原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討論這個草案時，陸定一發言指出：“《蘇共綱領草案》反映了赫魯曉夫這一幫人背棄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根本原則，不講階級斗爭，不講階級分析，要害是反對無產階級專政。”毛澤東講話說：“我們同赫魯曉夫的斗爭是階級斗爭，是在意識形態領域里無產階級思想和資產階級思想的斗爭，在國家關系上是國際主義和大國沙文主義的斗爭。”接著，劉少奇作了簡要的概括說：“應該說這個《綱領草案》是蘇共領導、赫魯曉夫從蘇共二十大以來執行的錯誤路線更加系統化、理論化。概括地講，可以叫做‘三和兩全’，‘三和’就是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兩全’就是全民國家、全民黨。……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的一套理論已經形成了。”[85] 看來，人們日后批判修正主義時頻頻使用的“三和兩全”等詞匯，還是經過劉少奇概括出來的。周恩來出席蘇共二十二大期間與赫魯曉夫的斗爭，實際上是劉少奇在國內主持中央工作會議進行指示的。劉少奇還指出：赫魯曉夫“實質上他搞的不是馬列主義，而是修正主義。我們應該相信蘇聯人民、蘇共大多數人是不會完全跟赫魯曉夫走的。”[86]

從1962年11月初到1963年1月下旬，東歐五個社會主義國家執政黨先后召開代表大會。在赫魯曉夫的鼓動下，這些國家的黨的代表大會從指名批評阿爾巴尼亞發展到公開指名攻擊中國共產黨。為了應對這種復雜的斗爭局面，中共中央進行了一系列針鋒相對的斗爭。在這期間，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政治局舉行的多次會議，都是劉少奇主持的。由于這個時期毛澤東在外地視察，中央的日常工作也是由劉少奇主持的。標志著我們黨公開迎戰的論戰文章，即1962年12月31日的人民日報社論《陶里亞蒂同志同我們的分歧》和1963年第一期紅旗雜志社論《列寧主義和現代修正主義》就是在劉少奇主持下寫成的。毛澤東在外地審閱之后批示：“寫得很好，題目也是適當的。”[87]

中共中央答復蘇共中央的3月9日的復信（1963年），毛澤東主持了3月7日的政治局會議修改之后，交給劉少奇主持的3月8日的政治局會議最后審定。在這個會議上，劉少奇講到了論戰的策略問題。他說：“在論戰中，我們的方針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我們選擇那些最關緊要而有利于講理的問題答辯，牽著他們的鼻子走，不受他們左右。”[88]

中蘇論戰公開展開后，羅馬尼亞代表團來北京做說客，勸說停止論戰。中共中央組成的與之談判的代表團團長就是劉少奇。一向處于對蘇論戰第二線的劉少奇，這次在第一線直接對羅馬尼亞一些不合理的提法和做法進行了針鋒相對的說理斗爭。劉少奇說：“公開論戰是蘇共發起的，要停，首先它要承認錯誤，不承認錯誤是不能停的。……我們對蘇共中央的公開信還沒有答復完，不能停。不能他說要攻就攻，要停就停。”“你們也知道，1960年的布加勒斯特會議之后，赫魯曉夫撤回在中國的所有蘇聯專家，撕毀一切協議和合同，這不是影響國家關系嗎？根本的原因，是赫魯曉夫想要控制中國。”[89] 這些堅持論戰的入木三分的分析，正是劉少奇做出的，而不是任何人強加的。

中蘇關系破裂的主要責任是蘇聯大國沙文主義和霸權主義，根本不是毛澤東出于對國內劉少奇等人的斗爭需要。在這個問題上搞歪曲，不但完全違背了事實，而且顯得一點兒愛國主義都沒有。

四、關于戈爾巴喬夫改革的評價

黃文的最后一部分，漫無邊際地、喋喋不休地講述著戈爾巴喬夫時期改革的歷史過程，但并沒有作出明確的評價。只是說“華而不實的作風害了戈爾巴喬夫也害了蘇聯人民”。其實害了蘇聯人民的不是一種華而不實的作風，而是由于背叛而導致的必然的崩潰。

第一，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失敗不能歸于個人的性格，而是徹底背叛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

黃文在總結戈爾巴喬夫改革失敗的原因時，一再強調這是戈爾巴喬夫個人的性格方面的弱點導致了改革的失敗。他說：戈爾巴喬夫“華而不實，軟弱妥協，又缺乏主見，患得患失”，因而“最后葬送了蘇聯”。[90] 這種對戈爾巴喬夫的個性的評價，言不及義，純屬于膚淺之論。在這一點上，俄羅斯歷史學家倒是值得黃文學習的。最近，《俄羅斯現代史》的作者也談到了戈爾巴喬夫的性格、質量，“國家領導人應該具有的主要質量是：了解航線、確定目標、做指路燈。對于戈爾巴喬夫確定的道路，西方同樣表示懷疑。”[91] 因此，只有從執行路線和堅持的道路的層面觀察領導人的個人性格才算抓住了根本。黃文的說法，只是皮毛之見。

從執行路線和堅持道路的層面看，戈爾巴喬夫失敗的主要原因就是他背叛了科學社會主義的道路和原則，成為葬送蘇聯社會主義制度的歷史罪人。

他背叛科學社會主義原則的主要表現是：（1）1990年，蘇共召開的二月全會修改憲法，取消憲法第六條共產黨在國家的執政地位，背叛了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國家堅持黨的領導的原則。（2）戈爾巴喬夫主持的蘇共二十八大，通過了新的綱領，公然丟掉共產主義的旗幟，舉起了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的旗幟，背叛了科學社會主義的最高理想。（3）鼓吹“公開性”，實際上放棄了科學社會主義堅持必要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原則，以致造成全國規模的動亂，導致局面不可收拾。（4）戈爾巴喬夫在改革中更加狂燥地推行大國主義和霸權主義，干涉波、羅、保、德國的內政和改革，逼迫東歐社會主義國家走類似自己的叛賣道路。這一時期，戈爾巴喬夫大國主義的內容有兩個，在向美國外交臣服的同時，瘋狂地出賣東歐各個社會主義國家的根本利益。“戈爾巴喬夫有意推動東歐國家非共產主義化。……1989年8月22日，他打電話給波蘭共產黨領導人拉科夫斯基，說服他：必須合作，將政權交給‘團結工會’。”[92] 戈爾巴喬夫還逼迫德國走當時蘇聯改革的道路。“戈爾巴喬夫對昂納克說話非常嚴厲。他證實，停止國內游行的惟一方法，就是按照蘇聯模式走改革路線，只有這樣，昂納克才能拯救自己的政府。……戈爾巴喬夫對其戰友們說，昂納克必須下臺，而且要越快越好，因為‘東德領導人已不能控制局勢’。”[93] 戈爾巴喬夫不但命令蘇聯在東德的駐軍對東德的動亂隔岸觀火，而且還采取拆臺的手段施加影響。1989年10月7日，當昂納克下令德國的秘密警察驅散人群時，秘密警察領導人克倫茨得知戈爾巴喬夫對昂納克的態度后，竟然拒不執行昂納克的命令。[94] 日后戈爾巴喬夫在兩德統一問題上對民主德國的出賣，連美國總統小布什都感到吃驚。在1989年12月22日，羅馬尼亞齊奧塞斯庫與反對派激烈交戰的危機時刻，戈爾巴喬夫政府竟然宣布已經派出空軍部隊，把作戰資源源源不斷地運向反對派“救國陣線委員會”一邊。這種直接干涉他國內政的行為，真是惡習不改。戈爾巴喬夫的這些叛賣活動，為他的所謂的“改革新思維”作了一個清楚的腳注。戈爾巴喬夫領導的改革的失敗，基本原因就是背叛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自尋死路。

第二，戈爾巴喬夫改革失敗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全盤否定了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而黃文分析正在重復戈爾巴喬夫的失敗邏輯。

戈爾巴喬夫在他的《改革與新思維》一書中說：“世界已今非昔比，世界上的新問題再不能按照過去世世代代留下來的思維方式來解決了。”[95] 實際上戈爾巴喬夫的這種失控的新思維，就是否定以往馬克思列寧主義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的宣言。從思想上對馬克思主義方法論的否定，必然使得他對社會主義的實踐采取徹底否定的態度。這種徹底否定社會主義國家歷史的行為，使社會主義制度在蘇聯輿論中失去了繼續存在的合理性，必然導致國家的動亂和滅亡。

在戈爾巴喬夫這種新思維的指導下，形而上學在蘇聯猖獗，否定歷史的趨勢難于控制。在蘇聯的主流意識形態領域，由過去與社會黨敵對轉而全盤肯定社會黨而否定蘇共的歷史；由糾正階級斗爭越來越尖銳的觀點，轉而提出取消階級分析的“全人類的利益高于一切”；由與美國對抗和競爭轉而與美國打得火熱。美國駐蘇大使小馬特洛克曾經記敘了這種現象：“戈爾巴喬夫覺得自己與外國人在一起比本國公民在一起更自在。‘他覺得布什總統、國務卿貝克比我們中的任何人都更親近些。’”[96]

然而否定社會主義國家實踐歷史的最突出的表現還是在斯大林的問題上。蘇聯自1985年4月戈爾巴喬夫上臺后，重新掀起批判“斯大林主義”的高潮。這次重新評價斯大林的高潮規模很大。國家領導人講話屢屢出現對斯大林的批判和責備，討論斯大林問題的圓桌會議頻頻舉行，報刊上關于斯大林的文章連篇累牘。所謂“斯大林主義”、“斯大林體制”作為社會主義制度和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代名詞，遭到粗暴的批判。他們不但不銘記和承認斯大林領導反擊法西斯的豐功偉績，反而誣蔑斯大林領導反對法西斯的戰爭“不利”，“造成了過多的損失”，完全無視斯大林領導蘇聯反擊法西斯戰爭取得勝利的基本事實。

隨著對斯大林的全盤否定，社會主義制度、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導思想，都被當成“斯大林主義”和“斯大林模式”加以否定。這新一輪的全盤否定斯大林的運動，其目的就是顛覆蘇聯現實社會主義制度。

在蘇聯國內，極端主義的思潮很快由反對斯大林轉向反對列寧，反對社會主義制度。蘇聯國家歷史檔案研究所所長、蘇共“民主綱領派”的頭目阿法納西耶夫，發表文章說，“斯大林主義的實質在于列寧主義。”“在1918~1919年著作里，列寧多次強調‘暴力’、‘無情地處決’、‘大規模的恐怖’這些字眼。當然后來的觀點有所變化，但從未否認使用暴力的恐怖的可能性。就是這種允許恐怖、允許黨的壟斷的思想成為最終在斯大林時期形成的社會結構類型的基礎。從這一意義上說，斯大林與列寧相比實際上沒有任何新的發明。現在社會上有一種說法，應當從壞的斯大林轉向好的列寧。我感到這個口號是無益的、是前途無望的。我感到最重要的是要揭露斯大林主義所包含的列寧主義實質。”“許多人想犧牲斯大林來拯救斯大林主義，這就回避了問題的實質。”他還說，“我們需要拆除現有的制度，而不是摧毀這個制度；摧毀意味著再要流一次血，拆除制度應當文明地進行。”[97] 看來，全盤否定斯大林的思潮，最終落到了徹底否定列寧、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的目的上。

在這種極不正常的政治氣氛中，什么人敢于堅持真理，什么人敢于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態度對待斯大林，馬上就遭到瘋狂輿論的咒罵。在這種瘋狂輿論壓力下，人們隨著極右的“激進派”，不可挽回地走向滅亡國家的深淵。

第三，一個自相矛盾的奇怪的邏輯：在蘇共亡黨的情況下蘇聯可能被保存下來。

在黃文談到蘇共與蘇聯的關系時，拋出一個自相矛盾的悖論。黃文認為，“他（指戈爾巴喬夫）曾最后寄希望于解散蘇共還有機會保住蘇聯，這也是他的另一個天真或愚蠢之處。”[98] 這種對待蘇共與蘇聯國家關系的想法，當然是一種愚蠢的想法。

但是黃文在他的論文結束的時候，自己卻回到這種“天真或愚蠢”的想法上來了。他說，“實際上蘇共和蘇聯是兩個概念。一個是黨，一個則是國家。雖然他們是相繼滅亡的，但他們的共同消亡之間并沒有邏輯關系。有一種很大的可能就是蘇共亡黨，而蘇聯則以某種形式存續下來。沒有蘇共的蘇聯的存在對后來災難深重的蘇聯人民來說也許是一件好事。”[99]

如果說，蘇共亡黨，但蘇聯照樣還可以保存下來，那么，就等于承認非共產黨的黨派或者勢力也可以搞社會主義制度或者容忍社會主義制度。這不是白日做夢嗎？莫說那些一直想篡奪國家權力的持不同政見者及其西方敵對勢力，即使是從共產黨分離出去的葉利欽也不可能容忍社會主義制度。沒有共產黨就沒有社會主義制度。這是階級斗爭和階級社會中顛撲不破的真理。如果說有人為戈爾巴喬夫解散共產黨的行為開脫，那也是沒有任何說服力的。

第四，斯大林沒有任何義務為50年后的不肖子孫的垮臺負責。

黃文最后作出的結論是，同意張全景同志關于蘇聯的亡國和蘇共亡黨是一個歷時35年的過程。但是他又反過來一口咬定“但問題的總根子則是斯大林種下的。”[100] 這是極少數人重復著的一個奇怪的邏輯。但是這個邏輯在人民大眾之中并沒有任何說服力。難道斯大林逝世50多年之后，還要為后代的不肖子孫和敗家子承擔事業失敗的責任嗎？這是一種欲加之罪。這是一種極端的偏見。

斯大林留給后代的是一個繁榮發展的強大社會主義國家。這個國家是列寧領導建設起來的。這個國家是當時體現科學社會主義原則的第一個樣板。如果說西方資本主義制度把英國稱為議會之母，那么我們也可以毫不夸張地說，蘇聯是社會主義制度的第一楷模。斯大林的“總根子”就是科學社會主義原則。堅持這個“總根子”，或者基本上沒有背叛這個總根子，就會發展興旺，否則就會帶來災難。赫魯曉夫、戈爾巴喬夫這類人物給蘇聯人民造成的巨大災難，不是因為他們堅持了斯大林的這個“總根子”，恰恰是因為他們背離和背叛了這個“總根子”。他們大反斯大林的惡行，就足以暴露了他們的這個本質，黃文無論怎樣顛倒黑白，也是無濟于事的。

如果說科學社會主義原則、共產主義理想指導的國家制度必然失敗，這是連現今俄羅斯的歷史學家也不能接受的妄斷。最新出版的《俄羅斯現代史》指出：“斷言說，體制不能改革、必須被摧毀，至少是非常幼稚的（中國和越南就在全世界面前提供了一個反證）。這些國家在本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成功地完成了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過渡，發展迅速。現在，在世界各國經濟自由度的排名表上，共產主義中國高于民主的俄羅斯。”[101] 如果說列寧、斯大林領導的蘇聯的基本原則堅持下來必然垮臺，那么怎么解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成功呢？中國堅持科學社會主義原則，又能夠與本國特點和時代特點相結合，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本身就說明了西方誣蔑的社會主義“大失敗”邏輯的荒謬。

戈爾巴喬夫在他的《改革與新思維》一書中，曾說：“客觀事實是：沒有哪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發生了舊制度的復辟。”[102] 如今，如果戈爾巴喬夫還能夠面對蘇東九個社會主義國家發生的劇變，他除了自打嘴巴，還能再說什么呢？難道他還能夠說出，這些國家發生的不是資本主義復辟而是社會主義革命嗎？

戈爾巴喬夫是列寧、斯大林之后的不肖子孫。他叛賣社會主義事業的罪行將把他永遠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無論黃文怎樣為之開脫，全世界世世代代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子孫也不會原諒他。如今的俄羅斯人民經歷了那場驚心動魄的劇變，在現實面前怎樣看待戈爾巴喬夫呢？根據2004年俄羅斯“社會輿論”基金會的民意調查資料，63%的俄羅斯人不贊同西方把戈爾巴喬夫說成是“20世紀杰出政治活動家”的說法，贊同的只占24%；53%的俄羅斯人認為戈爾巴喬夫給我們民族帶來的危害更多，認為他帶來的利益和危害同樣多的人占21%，認為他帶來的利益更多些的人占11%。[103] 這些輿論發生在思想處于多元化狀態的俄羅斯，本身就說明了人民群眾對戈爾巴喬夫這種角色看得越來越透徹了。

黃文拉拉雜雜，長達幾萬言，“幾乎把整個蘇聯歷史作了一次綜述”，企圖對“所有深受60年代中國共產黨官方意識形態影響的人們”進行說教。[104] 憑著這種極端片面、個性歪斜的敘述，就能夠改造一代中國人民？君之志可謂大矣！君之謬也可謂大矣！要說服一代中國人從共產黨的官方意識形態中解脫出來，需要老老實實的科學研究，黃文這樣的又扣帽子、又東拉西扯的不正文風恐怕是沒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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