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的九篇文章摘要

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的九篇文章摘要
人民日報、紅旗雜志
　　（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四年）
　　蘇共中央七月十四日發表了給蘇聯各級黨組織和全體共產黨員的公開信。蘇共領導公然背棄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聯合帝國主義，聯合修正主義集團，反對一切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借口所謂“反對個人迷信”全盤否定斯大林，提出通過所謂“議會道路”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對于斯大林的批判，丑化無產階級專政，丑化社會主義制度，丑化共產黨，丑化蘇聯，丑化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赫魯曉夫在秘密報告中，捏造謊言，惡毒煽動，否定無產階級專政，否定斯大林捍衛和發展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敗壞了蘇聯的聲譽，敗壞了無產階級專政的聲譽，敗壞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聲譽，給了帝國主義、反動派和其它一切共產主義敵人以可乘之機，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造成了極其嚴重的惡果。帝國主義和各國反動派氣焰高漲，在全世界掀起了一次反蘇、反共、反人民的浪潮。美帝國主義把蘇共領導大反斯大林看作是“空前未有的合乎我們目的”的舉動，叫嚷要利用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作為武器來摧毀共產黨運動的威望和影響”，并且乘機鼓吹促進蘇聯的“和平改變”。鐵托囂張萬分。他們打著所謂“反斯大林主義”的反動口號，瘋狂地攻擊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制度。他們叫嚷說，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為在南斯拉夫開始的“新趨勢”“創造了相當多的因素”，“現在的問題是：是這條路線得勝呢，還是斯大林主義路線再度得勝”。處于絕境的共產主義敵人托洛茨基分子大肆活躍起來。所謂第四國際在他們的《告全世界工人和人民書》中叫嚷說：“當克里姆林宮領導人自己承認斯大林的罪惡時，他們就是默認……世界托洛茨基主義運動所進行的、反對工人國家墮落的不屈不撓的斗爭，是完全正確的。”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錯誤，在國際共產主義隊伍中引起了極大的思想混亂，使修正主義思潮大為泛濫起來。在許多國家的共產黨內，一批叛徒跟著帝國主義、反動派和鐵托一起，向馬克思列寧主義進攻，向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進攻。在這期間發生的最突出的事件，是蘇波關系事件和匈牙利反革命暴亂事件。
　　赫魯曉夫借口世界情況已經發生“根本變化”，提出了所謂“和平過渡”的論點。在赫魯曉夫訪問美國前夕，蘇共領導不顧中國方面多次提出不同意見，迫不及待地在九月九日發表了塔斯社關于中印邊境事件的聲明，偏袒印度反動派。蘇共領導撕毀關于國防新技術的協議和發表關于中印邊境沖突的聲明，這是在赫魯曉夫訪美前夕，為了討好美帝國主義，創造所謂“戴維營精神”，送給艾森豪威爾的見面禮。（附件：《關于和平過渡問題的意見提綱》對于由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問題，提出和平和非和平的兩種可能性，不是單提一種可能性，這就比較靈活些，使我們在政治上隨時處于主動的地位。1、提出和平過渡的可能性，表明我們在使用暴力的問題上首先是防御的，使資本主義國家的共產黨避開在這一個問題上所受到的攻擊，在政治上有好處：對爭取群眾有好處，對剝奪資產階級的借口、孤立資產階級有好處。2、在將來，在國際或國內形勢發生劇烈變化的條件下，如果個別國家出現了和平過渡的實際可能，我們將便于及時利用時機，取得群眾的贊助，用和平方法解決政權問題。3、但是，我們也不要因為這個愿望而束縛自己。資產階級不會自動退出歷史舞臺，這是階級斗爭的普遍規律。任何國家的無產階級和共產黨，決不能絲毫放松對于革命的準備。必須準備隨時迎擊反革命的襲擊，準備在工人階級奪取政權的革命緊急關頭，如果資產階級用武力來鎮壓人民革命（一般說來，這是必然的），就用武力去打倒它。
　　赫魯曉夫反對斯大林，實際上是瘋狂地反對蘇維埃制度，反對蘇維埃國家。特別值得人們注意的是，蘇共領導人在百般咒罵斯大林的同時，卻對艾森豪威爾、肯尼迪之流“表示尊重和信任”！咒罵斯大林是“伊凡雷帝式的暴君”、“俄國歷史上最大的獨裁者”，卻恭維艾森豪威爾和肯尼迪都“得到絕大多數美國人民的支持”！赫魯曉夫如果不健忘，就應該記得，正是他自己，一九三七年一月在莫斯科召集的一次群眾大會上，曾經正確地譴責那些攻擊斯大林的人說：“他們攻擊斯大林同志就是攻擊我們全體，攻擊工人階級，攻擊勞動人民！他們攻擊斯大林同志就是攻擊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學說！”正是他自己，多次地歌頌斯大林是“偉大列寧的親密朋友和戰友”，“人類最偉大的天才、導師和領袖”，“偉大的常勝元帥”，“人民真誠的朋友”，“自己生身的父親”。
　　蘇共領導全盤否定斯大林，有著不可告人的目的。斯大林是在一九五三年逝世的，三年以后，蘇共領導在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大反斯大林；八年以后，蘇共領導在蘇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上，又一次大反斯大林，并且搬尸焚尸。蘇共領導這樣一而再、再而三地大反斯大林，是為了掃除這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在蘇聯人民和世界人民中不可磨滅的影響，也是為了否定斯大林曾經捍衛和發展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為他們全面推行修正主義路線開辟道路。蘇共領導的修正主義路線，正是從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開始，在蘇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形成完整體系的。事情越來越清楚地證明，蘇共領導篡改馬克思列寧主義關于帝國主義的學說，關于戰爭與和平的學說，關于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關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學說，關于無產階級政黨的學說等等，都是同他們全盤否定斯大林分不開的。揭穿來說，無非是借口所謂“反對個人迷信”，把黨的領袖斯大林同黨的組織、同無產階級、同人民群眾對立起來；借口謂“反對個人迷信”，丑化無產階級政黨，丑化無產階級專政，丑化社會主義制度；借口所謂“反對個人迷信”，抬高自己，打擊忠實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者，為修正主義的陰謀家篡奪黨和國家的領導開辟道路；借口所謂“反對個人迷信”，干涉兄弟黨、兄弟國家的內部事務，力圖按著自己的意愿顛覆兄弟黨、兄弟國家的領導；借口所謂“反對個人迷信”，打擊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兄弟黨，分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赫魯曉夫提出所謂“反對個人迷信”，是一個卑鄙的政治陰謀。這種人，正如馬克思所說的：“如果說他在理論上一竅不通，那末他在干陰謀勾當方面卻是頗為能干的。”
　　南斯拉夫在戰后初期曾經一度實行過的社會改革本來就不徹底。鐵托培植和發展私人資本和私人企業，公布條例，規定“合伙的公民”有權“創辦企業”，“雇用勞動力”。同年，鐵托公布法令，規定私人有權購買國家經濟組織的固定資產。鐵托從稅收政策等方面，鼓勵地方政權扶植私人資本。鐵托規定，私人有購買外匯的權利。鐵托發展私人資本主義的政策，又以憲法的形式肯定下來。這個憲法規定，在南斯拉夫，私人可以創辦企業，可以雇用勞動力。在鐵托扶植下，一九六三年，南斯拉夫的私人“手工業”已有十一萬五千多家。實際上，許多私人企業主并不是什么“手工業者”，而是典型的私人資本家。鐵托承認，雖然按照法令，私有者有權最多雇用五名工人，但是有些私有者雇用的工人卻高出十倍以至二十倍以上，有的甚至雇用“五百個到六百個工人”。有些私人企業每年的流通額，達到一億第納爾以上。南斯拉夫《政治報》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七日透露說，這些私人企業主往往還是“大企業主”。“這些私人企業主的網散布得多廣，他們擁有多少工人，是很難確定的。按照法律，他們有權雇用五個工人幫助他們工作。但是據熟悉內情的人說，這五個人其實是五個包工頭，而這些工頭又有一些‘低一級的工頭’”。“這些包工頭往往是一些不再勞動而只是下命令、訂計劃，坐著汽車從一個企業到另一個企業并簽訂合同的人”。從私人企業主獲得的利潤，也可以看出他們確實是不折不扣的資本家。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八日南斯拉夫《世界報》說，“某些私人手工業者每月的純收入達到一百萬第納爾”。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日貝爾格萊德《新聞晚報》說，貝爾格萊德有“一百一十六家私人企業主在去年都獲得了超過一千萬第納爾的收入”。有的企業主在一年內“得到了約七千萬第納爾的收入”，按照官價匯率折算，近十萬美元。在南斯拉夫的城市中，不但有私人工業企業，私人服務企業，私人商業，私人房產業，私人運輸業，而且還有被稱為“私人銀行家”的高利貸者。這些高利貸者公開活動，甚至在報紙上刊登這樣的廣告：“出借三十萬第納爾，三個月為期，歸還四十萬第納爾，需要抵押品。”
　　鐵托公開放棄農業集體化的道路，解散農民勞動合作社。這是鐵托背叛社會主義事業的一個嚴重步驟。到一九五三年底，這種合作社由一九五零年的六千九百多個，縮減到一千二百多個。一九六零年，又縮減到一百四十七個。南斯拉夫的農村，是個體經濟的汪洋大海。鐵托公開說，集體化在南斯拉夫是行不通的。他們惡毒地咒罵“集體化和剝奪是一回事”，集體化是一條“最長久地保持農奴制和農民的貧困”的道路。他們還荒謬地主張把農業的發展“建立在各種經濟力量自由競賽的基礎上”。鐵托在解散大批農民勞動合作社的同時，從一九五三年開始，陸續頒布了一系列法令，在農村實行土地自由買賣和自由租賃，實行自由雇工，并且廢除農產品的計劃收購制度，實行農產品的自由貿易，鼓勵農村資本主義的發展。在這種政策之下，農村資本主義勢力迅速泛濫，農村的兩極分化日益加劇。農村的兩極分化，首先表現在土地占有情況的變化。南斯拉夫前農林秘書科馬爾承認：一九五九年，在農村中，占地五公頃以下的貧苦農戶，占農戶總數的百分之七十，他們擁有的耕地，只占私有耕地面積的百分之四十三；占地八公頃以上的富裕農戶，只占農戶總數的百分之十三，他們擁有的耕地，卻占私有耕地面積的百分之三十三。科馬爾還承認，每年進行土地買賣的農戶，占總農戶的百分之十左右。出賣土地的農戶，多數是貧苦農戶。土地集中的實際情況，比上面的材料要嚴重得多。據鐵托的喉舌《戰斗報》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九日透露：在一個縣，就有“成千農戶擁有大大超過法定最高限額十公頃的土地”。在比耶利納區，“發現有五百家農戶擁有十公頃到三十公頃的田產”。這種情況并不是個別的。農村的兩極分化，還表現在耕畜和農具占有的懸殊。在主要產糧區的伏伊沃丁那省的三十萬八千農戶中，有百分之五十五沒有耕畜。擁有兩公頃以下土地的農戶，占這個地區總農戶的百分之四十點七，但他們的耕犁只占耕犁總數的百分之四點四，平均每二十戶才有一張犁。這個地區的富裕農民，不僅擁有大量耕犁和畜力車，還有一千三百多臺拖拉機和大量的其它農業機器。農村的兩極分化，還表現在雇傭勞動制和其它資本主義剝削形式的發展。一九五八年二月七日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周報透露，一九五六年，塞爾維亞占地八公頃以上的農戶，有百分之五十二使用了雇傭勞動。一九六二年科馬爾說：有些農戶的主人近年來“在強大起來，他們不是靠自己的勞動而是靠如下的活動獲得收入：非法經商，不僅加工自己的產品、而且加工別人的產品，釀私酒，通過買地或者經常是租地、假分家、侵占或隱匿公有土地等辦法，占有超過最高限額十公頃的農地，用各種投機辦法購買拖拉機，通過代耕剝削鄰近的貧苦農民”。一九六二年八月三十日《戰斗報》說：“所謂善良的生產者”，“是租種他人土地、雇用勞動力的人，是有經驗的商人”。“這些人不是生產者，而是企業主。他們中間有些人整年都不拿鋤頭。他們雇用勞動力，而自己只是巡視田間，做做生意。”在南斯拉夫農村中，高利貸者的活動也十分猖獗，其利息往往在百分之百以上。此外，還有所謂勞動力包買主，利用失業者的困境，從事中間剝削。大批喪失土地和其它生產數據的貧苦農民，只能靠出賣自己的勞動力過活。據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日的《政治報》的材料，一九六一年，南斯拉夫全國只有兩公頃以下土地的農戶的貨幣收入，大約有百分之七十是靠出賣勞動力獲得的。他們遭受重重剝削，過著悲慘的生活。事實說明，在南斯拉夫的農村中，剝削階級占據著統治的地位。
　　鐵托的“農場”實質上是資本主義農場。所謂“綜合農業勞動者合作社”，實質上是一種主要從事商業活動的資本主義經濟組織。它不但不觸動土地私有制，而且它的主要作用就是扶植富農經濟的發展。貝爾格萊德出版的《南斯拉夫農業問題》一書中說：從合作社“今天的情況和它們所起的作用來看，它們絲毫不意味著農業和農村的社會主義改造。與其說它們的作用是在建立農村的社會主義據點，不如說在發展和幫助資本主義因素。有這種情況，這些合作社是富農分子的聯合”。鐵托給予“綜合農業勞動者合作社”向農民收購農產品的壟斷權。這種所謂“合作社”在它的商業活動中，憑借這種特權，利用農產品價格自由漲落的條件，大做投機生意，剝削農民。一九五八年南斯拉夫農業減產，“合作社”和其它商業機構就趁機哄抬農產品的銷售價格。一九五九年的農業收成有所增加，“合作社”就破壞同農民簽訂的收購合同，減少收購數量，不惜讓農產品爛在地里。“綜合農業勞動者合作社”和“農場”，大量雇用長期的和臨時的工人，進行剝削。據一九六二年《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統計年鑒》的材料，一九六一年，僅僅各種“合作社”雇用的固定工人，就有十萬多名。此外，還有大量的臨時工人。據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一日南斯拉夫《勞動報》透露，雇傭工人“經常受到最粗暴的剝削(勞動日長達十五小時)，他們的個人收入通常是十分低微的”。由此可見，這些所謂“社會主義成份”的農業組織，都不過是資本主義性質的農業組織。剝奪貧苦農民，發展資本主義農場，這是鐵托在農業方面的基本政策。鐵托在一九五五年就說過：“我們并不放棄在南斯拉夫有一天將以某種方式把小農莊合并起來……。在美國已經這樣做了。我們必須設法解決這個問題。”為了走資本主義道路，一九五九年，鐵托制定了“農地使用法”，個體農民如果不能按照規定的條件使用土地，就由“綜合農業勞動者合作社”或“農場”對他們的土地實行“強制管理”。這實際上是用剝奪貧苦農民，強制兼并土地的辦法，來發展資本主義農場。這是道道地地的農業資本主義道路。
　　南斯拉夫的“公營”企業蛻化變質。鐵托的所謂“工人自治”的經濟，是一種特殊類型的國家資本主義。這種國家資本主義，不是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國家資本主義，而是鐵托把無產階級專政蛻化為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國家資本主義。這些“工人自治”企業的生產數據，不是歸某一個或者某幾個私人資本家所有，而實際上是歸以鐵托為代表的包括官僚、經理在內的南斯拉夫新型的官僚買辦資產階級所有。這個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盜用了國家的名義，依附美帝國主義，披著“社會主義”的外衣，霸占了原來屬于勞動人民的財產。所謂“工人自治”制度，實際上是處于官僚買辦資本統治之下的一種殘酷的剝削制度。從一九五零年起，鐵托就公布一系列法令，規定工廠、礦山、交通運輸、貿易、農業、林業、公用事業等所有國營企業，都實行所謂“工人自治”。這種所謂“工人自治”的主要內容就是把企業交給所謂“勞動集體”自行管理，由各企業自己采購原料，決定產品的品種、產量和價格，自己到市場上推銷產品，自己決定工資，自己決定一部分利潤的分配。南斯拉夫法令還規定，企業有權自行買賣和租賃固定資產。
　　實行“工人自治”的企業，實際上是掌握在以鐵托為代表的新型的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的手中。鐵托控制了企業的財權和人權，拿走了企業收入的絕大部分。鐵托通過銀行控制全國的信貸，控制各企業的投資基金和流動資金，監督各企業的財務。鐵托通過稅收和利息等渠道，攫取各企業的收入。據《南斯拉夫聯邦執行委員會一九六一年工作報告》的材料計算，他們用這種方式，拿走了企業的純收入的四分之三左右。鐵托掠奪人民的勞動果實，主要是用于他們這個官僚集團的揮霍，用于維持它們的反動統治，用于加強對勞動人民的鎮壓機器，用于通過歸還外債和支付外債利息的形式向帝國主義交納貢款。鐵托還通過經理來控制企業。這些企業的經理，名義上由企業招聘，實際上是鐵托任命的。他們是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在這些企業的代理人。在這些所謂“工人自治”的企業內部，經理同工人的關系實際上是雇傭同被雇傭、剝削同被剝削的關系。實際情況是，經理有權決定企業的生產計劃和經營方向，有權處理生產數據，有權決定企業收入的分配，有權招收工人和解雇工人，并且有權否決“工人委員會”或“管理委員會”的決議。南斯拉夫報刊反映的大量材料證明，“工人委員會”只是一個徒具形式的“舉手機器”，企業的“一切權力都操在經理手中”。由于經理掌握和支配生產數據，并且掌握和支配企業收入的分配，這就使他們可以利用種種特權，侵占工人的勞動成果。鐵托自己也承認，在這些企業中，經理同工人之間不但工資懸殊，而且分紅懸殊。有些企業，經理和高級職員分得的紅利比工人高四十倍。“在某些企業中，一些領導人員領到的獎金總額，竟等于整個集體的工資總額”。企業經理還利用特權，巧立名目，取得大量收入。接受賄賂，貪污盜竊，更是企業經理的一項大財源。廣大工人的生活是貧困的。工人的就業沒有保障。大批工人因為企業倒閉而失業。據官方統計，一九六三年二月失業者的人數達三十三萬九千人，相當于在業總人數的百分之十左右。每年還有大量工人流亡國外。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五日南斯拉夫《政治報》承認：“在某些工人和職員之間存在著相當大的鴻溝，前者把后者看作‘吞掉’他們工資的‘官僚’”。這些事實表明，在南斯拉夫的所謂“工人自治”的企業中，形成了一個少數人占有多數人勞動成果的新的社會集團，它是新產生的南斯拉夫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的一個重要部分。
　　鐵托推行所謂“工人自治”，使原來屬于全民所有制的企業，完全脫離了社會主義經濟的軌道。表現在：第一，取消國家統一的經濟計劃。第二，把利潤作為刺激企業經營積極性的根本手段。企業為了增加收入和利潤，可以自行采取各種辦法。這就是說，所謂“工人自治”企業的生產目的，根本不是為了滿足社會的需要，而是像資本主義企業一樣，是為了追求利潤。第三，實行鼓勵資本主義自由競爭的政策。鐵托對企業經理說，“進行競爭將有利于我們的普通人、消費者”。鐵托還公開說，他們所以允許“競爭、追逐利潤和投機倒把等現象”，正是因為“對發揚生產者及其集體和公社等的主動精神起了積極作用”。第四，把信貸和銀行作為支持資本主義的自由競爭的重要杠桿。鐵托政權的信貸和銀行機構采取招標的辦法，投放貸款。誰有償付能力，誰出的利息高，償付快，誰就得到貸款。用他們的話說，這就是“把競爭作為常用的分配投資貸款的方法”。第五，各企業之間的關系，不是在國家統一計劃下的互相支持、互相協作的社會主義關系，而是在自由市場中互相競爭、互相傾軋的資本主義關系。

　　在“工人自治”的招牌之下，南斯拉夫各經濟部門和各企業之間充滿著資本主義式的激烈競爭。所謂“工人自治”企業為了在市場上打擊競爭對手，為了追求利潤，營私舞弊，投機倒把，囤積居奇，哄抬物價，貪污行賄，封鎖技術秘密，爭奪技術人員，甚至利用報紙和電臺互相攻訐，已是司空見慣的了。不僅在國內市場上，而且在對外貿易方面，南斯拉夫企業之間，也進行著激烈的競爭。南斯拉夫報刊說，常常是二、三十個南斯拉夫外貿企業的代表來到同一個外國市場上，彼此搶生意，爭奪交易對手。這些外貿企業，“由于自私的原因”，“不擇手段”和“不惜一切代價地賺錢”。由于激烈的競爭，南斯拉夫的市場極為混亂。不僅各個城市和地區之間，即使同一個地方的各個商店之間，甚至從同一個生產單位買來的同一類貨物，價格也有很大差別。為了保持高價，有些企業不惜把大批農產品毀壞掉。由于激烈的競爭，南斯拉夫有大批企業倒閉。據《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公報》的材料，近幾年來倒閉的企業每年都有五、六百家。
　　資本主義在南斯拉夫復辟的過程，是同鐵托投靠美帝國主義的過程，同南斯拉夫淪為美帝國主義的附庸的過程，交織在一起的。鐵托背叛馬克思列寧主義以后，就走上了出賣國家主權，依靠美帝國主義的施舍過日子的可恥道路。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到一九六三年一月，據不完全統計，美國和其它帝國主義國家給鐵托的各種“援助”，總共約五十四億六千萬美元。其中，美國的“援助”占百分之六十以上，約有三十五億美元。這些美援的絕大部分是在一九五零年以后給的。美援是南斯拉夫財政經濟的支柱。根據官方材料統計，一九六一年，鐵托從美國和美國控制的國際金融組織得到的貸款，共計三億四千六百多萬美元，相當于當年南斯拉夫聯邦預算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七點四。如果把其它西方國家的援款包括在內，那么一九六一年鐵托從所有西方國家得到的援款，共計四億九千三百多萬美元，相當于當年南斯拉夫聯邦預算收入的百分之六十七點六。為了取得美援，鐵托同美國締造了一連串賣國條約。一九五一年南斯拉夫同美國關于“共同防御援助協議”的換文規定，美國政府官員可以“自由地并毫無限制地”在南斯拉夫境內，對美國軍援物資收受和分配情況進行視察和監督，并有“充分獲得交通和情報方便”的權利。這個協議還規定南斯拉夫必須向美國提供戰略原料。一九五一年南斯拉夫和美國“軍事援助協議”規定，南斯拉夫要對“自由世界的防御力量做出最大的貢獻”，要準備向聯合國提供軍隊。美國根據協議派出的軍事使團，直接監督訓練南斯拉夫軍隊。一九五二年南斯拉夫和美國的“經濟合作協議”規定，南斯拉夫必須把美援用于“促進個人的基本人權、自由和民主制度”，換句話說，就是促進資本主義制度。一九五四年，南斯拉夫同北大西洋集團成員國希臘和土耳其締結同盟政治合作和互相援助條約，規定這三個國家在軍事上和外交上互相配合，事實上使南斯拉夫成為美國控制的軍事集團的成員。一九五四年以后，南斯拉夫又同美國簽訂一系列出賣主權的協議，僅從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二年，就有五十多個協定。
　　鐵托簽訂了這些條約和協議，使南斯拉夫依附于美帝國主義。美國取得了：

(一)控制南斯拉夫軍事的權利；(二)控制南斯拉夫外交的權利；(三)干涉南斯拉夫內政的權利；(四)支配和監督南斯拉夫財政金融的權利；(五)控制南斯拉夫對外貿易的權利；(六)掠奪南斯拉夫戰略物資的權利；(七)在南斯拉夫獵取軍事和經濟情報的權利。南斯拉夫的獨立主權，就這樣地被鐵托實行了大拍賣。
　　為了取得美援，鐵托除了同美國簽訂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出賣國家主權以外，還在對內對外政策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步驟，適應西方壟斷資本侵入南斯拉夫的要求。從一九五零年開始，鐵托就取消了對外貿易的國家壟斷制。一九五三年頒布《外貿經營法令》，允許企業獨立經營對外貿易，允許企業直接和西方壟斷資本企業進行貿易。一九六一年，鐵托政權又實行了一次外匯外貿制度的“改革”。這次改革的主要內容，是進一步放寬進出口的限制。對于重要的再加工材料和若干消費品的進口實行“完全自由化”，并且，在不同程度上放寬其它商品的進口限制。對于所謂自由進口的商品所需要的外匯，可以無限制地供應。“工業無產階級如果沒有工業保護是絕對不能工業、成為工業國的；這里的工業保護指的只是對外貿易壟斷制，決不是什么關稅政策。”南斯拉夫變成了帝國主義的傾銷市場。帝國主義國家的大量工業品和農業品涌進了南斯拉夫的市場。為外國壟斷資本服務而大發橫財的南斯拉夫買辦資本家們，為了追逐私利，對于國內能夠生產、甚至有大量庫存的商品也源源進口。一九六一年七月二十五日《政治報》承認，“隨處都能發現”南斯拉夫工業“正處在外國工業的不斷的和非常復雜的競爭的打擊下”。南斯拉夫變成了帝國主義的投資場所。南斯拉夫的工業企業，許多是靠美國和其它帝國主義國家的“援助”建立起來的。許多外國的私人壟斷資本直接打入了南斯拉夫。南斯拉夫國家投資銀行總經理帕皮奇說，在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六年這段期間，“國外資金的參加，達到經濟投資總額的百分之三十二點五”。美國國務卿臘斯克一九六二年二月五日說，南斯拉夫的資金“大部分都來自西方”。南斯拉夫變成了帝國主義的原料基地。從一九五一年開始，鐵托就根據美南“軍事援助協議”，源源不斷地供給美國大量戰略原料。據一九六一年《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統計年鑒》的材料，一九五七年以來，南斯拉夫出口的鎂、鉛、鋅、銻等重要礦產，有一半左右輸往美國。南斯拉夫的工業企業變成了西方壟斷資本企業的裝配車間。南斯拉夫很多重要工業，都是按照西方國家的許可證，依靠進口再加工材料、零件、部件和半成品來進行生產的。這些工業企業的生產，處在西方壟斷資本企業支配之下。事實上，南斯拉夫的許多工業產品，是從國外進口現成的零件，加以裝配，然后貼上自己的商標，當作自己的產品出售的。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南斯拉夫《星期三消息報》說，“我們某些工業部門開始變為特種商業組織，它們不是進行生產，而是進行安裝，僅僅把自己的商標貼在他人的產品上。”在這種情況下，南斯拉夫就成為西方壟斷資本的世界市場的一個組成部分。南斯拉夫不論在財政經濟等各方面，都同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結成不解之緣，淪為帝國主義的附庸，特別是美帝國主義的附庸。
　　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出賣自己的獨立主權，依附于帝國主義，這就不可避免要導致資本主義制度的復辟。鐵托宣揚的所謂依靠美援建設“社會主義”的獨特道路，并不是別的，就是按照帝國主義的需要，把社會主義制度改變為資本主義制度的道路，就是從獨立國淪為半殖民地的道路。
　　從鐵托在國際關系中所起的反革命作用來看，從鐵托所執行的反動的對外政策來看，在國際舞臺上，鐵托是美帝國主義破壞世界革命的別動隊。鐵托用資本主義在南斯拉夫復辟的實例，幫助美帝國主義向社會主義國家推行“和平演變”政策。鐵托打著社會主義國家的招牌，瘋狂地反對社會主義陣營，破壞社會主義陣營，充當反華的急先鋒。鐵托打著“不結盟”和“積極共處”的幌子，破壞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運動，為美國新殖民主義效勞。鐵托極力美化美帝國主義，麻痹全世界人民反對帝國主義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的斗爭。鐵托打著反對“斯大林主義”的招牌，到處推銷他們的修正主義毒素，反對各國人民的革命。在十幾年來世界上發生的一系列重大國際事件中，鐵托總是扮演著美帝國主義走狗的角色。
　　一九四九年七月十日，鐵托宣布對希臘人民游擊隊封鎖南希邊境。同時，卻讓希臘保皇法西斯軍隊通過南斯拉夫領土，從背后打擊希臘人民游擊隊。一九五零年九月六日，當時的外交部長卡德爾發表聲明，公然誣蔑朝鮮人民反侵略的正義戰爭，為美帝國主義辯護。十二月一日，鐵托代表在安理會發言，攻擊中國“積極干涉了朝鮮戰爭”。鐵托并且在聯合國投票贊成對中國和朝鮮“禁運”。一九五四年四月，討論印度支那問題的日內瓦會議召開前夕，鐵托極力誣蔑越南人民的正義斗爭，說什么莫斯科和北京把越南人民“作為自己在戰后冷戰政策中的一張牌”。長期以來，鐵托對社會主義的阿爾巴尼亞，一直進行顛覆活動和武裝挑釁活動。他們先后在一九四四年、一九四八年、一九五六年、一九六零年，制造了四次重大的叛國案件。鐵托在阿南邊境所進行的武裝挑釁活動，從一九四八年到一九五八年，達四百七十多次。一九六零年，鐵托和希臘反動派，配合美國在地中海的第六艦隊，策劃過一次對阿爾巴尼亞的武裝進攻。鐵托在一九五六年十月匈牙利反革命暴亂事件中，扮演了干涉者和挑撥者的可恥角色。在反革命暴亂發生以后，鐵托發表一封信，支持叛徒納吉的各項反革命措施。十一月三日，鐵托通知納吉到南斯拉夫駐匈牙利使館避難。十一月十一日，鐵托發表講話，說反革命叛亂是“進步分子”的反抗，狂妄地提出是“南斯拉夫路線”得勝，還是“斯大林主義路線”得勝的問題。一九五八年，美帝國主義出兵侵占黎巴嫩，英帝國主義出兵侵占約旦，全世界掀起了巨大的抗議浪潮，要求美英軍隊立即撤走。南斯拉夫外交國務秘書科查凡·波維奇，在聯合國大會討論中東局勢的緊急會議上說“問題不在于堅持譴責或贊同美國和英國所采取的行動”。他還主張由美帝國主義操縱下的聯合國進行干涉。一九五八年秋，中國人民解放軍為了打擊美帝國主義在臺灣海峽的挑釁活動，懲罰美帝國主義的走狗蔣介石匪幫，炮擊金門。鐵托把中國的正義斗爭誣蔑為“對全世界的威脅”，“有害于和平”。一九六零年美國派遣Ｕ－2間諜飛機侵犯蘇聯，破壞巴黎四國首腦會議。鐵托在五月十七日發表聲明，攻擊蘇聯政府當時采取的正確立場是制造“如此規模的糾紛”。一九六零年六月，日本人民掀起了空前的反美愛國正義斗爭。鐵托卻為美帝國主義辯護說，美國對日本的占領，“曾促進了日本政治生活民主化”。以后，鐵托又攻擊日本社會黨前主席淺沼稻次郎所說“美帝國主義是日中兩國人民的共同敵人”的話，是“主張極端路線”。鐵托破壞印度尼西亞人民反對帝國主義的斗爭。他們進行卑鄙的活動，企圖阻撓印度尼西亞成立“納沙貢”內閣，即包括民族主義者、宗教界、共產黨人的民族團結政府。一九六零年夏，當美帝國主義打著聯合國的旗號，對剛果進行武裝侵略的時候，鐵托不僅在聯合國投票支持美帝國主義，而且遵照美帝國主義的意旨，派遣了一批空軍人員，直接參加對剛果人民的血腥鎮壓。一九六一年一月，當美帝國主義擴大對老撾的干涉的時候，鐵托卻宣傳美國“真正關心老撾的和平和中立化”。一九六三年五月，當美帝國主義在老撾制造政治謀殺和武裝沖突的時候，鐵托又攻擊老撾愛國力量“把一切都歸罪于美國”。一九六一年八月，美國脅迫一些拉丁美洲國家同它訂立所謂“爭取進步聯盟”計劃，作為美帝國主義奴役拉丁美洲人民的新工具。這個侵略計劃受到拉丁美洲人民的強烈反對，但是鐵托卻捧場說，它“在很大程度上符合拉丁美洲國家的要求”。自從印度反動派在一九五九年制造中印邊境緊張局勢以來，鐵托一貫支持印度反動派對中國的擴張、侵略和挑釁活動。他們公開造謠說“劃界工作在本世紀初就以眾所周知的麥克馬洪線的形式完成了”，并且極力顛倒黑白，誣蔑中國“放肆地用武力修改對印度的邊界”，“侵略”印度。鐵托發表了大量評論，攻擊古巴“只是相信革命”，說什么古巴革命“與其說是典范，倒不如說是革命道路的例外”。在一九六二年秋天加勒比海危機期間，鐵托為美帝國主義的侵略行動辯護，說什么“困難是從古巴革命刺著了美國公司的痛處開始的”，說“美國可能為在古巴，在它的近鄰設立火箭基地而被激怒，這是可以理解的”。
　　南斯拉夫城鄉資本主義的泛濫，南斯拉夫全民所有制經濟蛻化為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南斯拉夫淪為美帝國主義的附庸，歸根結底，是由于南斯拉夫黨和政權性質的蛻變。南斯拉夫共產黨，是有光榮的革命斗爭傳統的。鐵托的叛變，首先在黨內遇到了強烈的反抗。為了鎮壓這種反抗，鐵托就利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權力，在黨內排斥和清洗大批的忠實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共產黨員。僅一九四八年到一九五二年，就開除了二十多萬黨員，占南共原有黨員總數的一半。他們用“情報局分子”的罪名，大批逮捕和屠殺南斯拉夫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革命干部和革命人民，被逮捕和監禁的共產黨員和革命積極分子就數達三萬人以上。同時，鐵托對反革命分子、資產階級分子、各色各樣的反社會主義分子以及想憑黨證升官發財的投機分子大開方便之門。一九五二年十一月，鐵托宣稱，“黨這個名稱不再適用了”。他們把南斯拉夫共產黨的名稱改為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鐵托違背南斯拉夫一切正直的共產黨人的意志，改變了南斯拉夫共產黨的無產階級先鋒隊的性質，使得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實際上成為維護鐵托獨裁統治的工具。
　　鐵托政權設立了許多法西斯式的監獄和集中營，使用各種慘無人道的刑罰，折磨死了成千上萬的革命者。同時，鐵托政權大量赦免反革命分子和反法西斯戰爭期間的賣國賊。一九五一年一月七日，鐵托在答合眾社記者時說，南斯拉夫赦免了一萬一千名政治犯。一九六二年三月十三日，又赦免了國外流亡的反革命分子達十五萬人。對這些人民敵人的專政確實是取消了，這些人倒是得到了“民主”。鐵托不管說得多么好聽，他們所謂的“民主”，只是少數新老資產階級分子內部的民主，對于廣大的勞動人民，卻是徹頭徹尾的獨裁。鐵托把在南斯拉夫一度建立的、用來鎮壓剝削階級少數人的革命的國家機器，變為鎮壓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的國家機器。南斯拉夫國家政權的蛻化變質，不是通過暴力推翻原有的政權，重建新的政權，而是通過“和平演變”的途徑。表面上看，掌握政權的還是鐵托這一幫人，但是，實質上，這些人已經不再代表工人、農民和一切勞動者的利益，而是代表帝國主義和南斯拉夫新舊資產階級的利益。
　　鐵托利用國家政權，掌握國家經濟命脈，最大限度地剝削南斯拉夫勞動人民，在南斯拉夫形成一個官僚資產階級。這個官僚資產階級，依附于美帝國主義，具有濃厚的買辦性，也是一個買辦資產階級。鐵托掌握的政權，就是這個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專政的政權。我們在上面所說的一系列的事實，從各個方面說明了鐵托政權所執行的政策，是恢復和發展資本主義的政策，也就是使南斯拉夫重新回到半殖民地或者附屬國的政策。南斯拉夫政權性質的蛻變，導致了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破壞，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復辟。當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以新的形式重新建立起來，新型的官僚買辦資產階級逐步形成以后，他們就要求進一步強化資產階級專政，進一步發展同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相適應的政治制度，以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在南斯拉夫，從黨和政權的蛻變，到整個社會經濟制度的資本主義復辟，正是這樣一步一步地實現的。南斯拉夫的蛻變過程，已有十五年之久。這是一部社會主義國家怎樣“和平演變”到資本主義國家的歷史。
　　鐵托是依靠美帝國主義的支持，依靠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機器，依靠被收買的一批工人貴族，依靠農村中的富農，來維持他們在南斯拉夫的統治的。同時，他們還采取種種欺騙手段，來掩蓋他們的反動面目，蒙蔽人民群眾。鐵托反對斯大林，是從根本上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也是從根本上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鐵托和赫魯曉夫都否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都攻擊中國共產黨人和其他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共產黨人是“教條主義者”，都把自己對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篡改說成是對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創造性發展”。鐵托和赫魯曉夫都為美帝國主義的頭子吹噓捧場。鐵托說，艾森豪威爾是“努力保衛和平的人物”，肯尼迪的努力“有助于改善國際關系和和平解決世界的迫切問題”。赫魯曉夫也說，艾森豪威爾“真誠希望和平”，肯尼迪“表現出對維護和平的關懷”。鐵托和赫魯曉夫都極力渲染核戰爭的恐怖，用來恐嚇世界人民，要他們放棄革命斗爭。鐵托說，一旦發生核戰爭，那就是“人類的毀滅”。赫魯曉夫也說，一旦發生核戰爭，“我們將毀滅自己的諾亞方舟——地球”。鐵托同赫魯曉夫都宣揚，在還存在著帝國主義的條件下，就可以實現所謂沒有武器、沒有軍隊、沒有戰爭的世界。鐵托宣揚“積極和平共處”是南斯拉夫對外政策的“基石”。赫魯曉夫宣稱“和平共處”是蘇聯“對外政策的總路線”。鐵托和赫魯曉夫都宣揚“從資本主義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可能性增長了。鐵托說，“人類正在通過各種途徑不可阻擋地深深地進入社會主義時代”。赫魯曉夫說，可以用“議會的道路”代替十月革命的道路。鐵托宣揚通過“和平競賽”實現世界“政治一體化和經濟一體化”。赫魯曉夫也宣揚通過“和平經濟競賽”，實現同帝國主義的“全面合作”。鐵托從各方面破壞民族解放運動和民族解放戰爭。赫魯曉夫借口“任何一個‘局部戰爭’都會成為引起世界大戰的火災的星星之火”，反對民族解放運動和民族解放戰爭。鐵托取消無產階級專政。赫魯曉夫也在“全民國家”的口號下取消無產階級專政。鐵托否認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赫魯曉夫說，蘇共已經“成了全體人民的黨”。鐵托標榜“非集團”，反對社會主義陣營。赫魯曉夫也說，“集團之類的說法是暫時的”。他們都要取消社會主義陣營。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地區出現了偉大的革命風暴。亞洲和非洲五十多個國家宣布了獨立，中國、越南、朝鮮和古巴四個國家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面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但是，蘇共領導卻經常散布一種論調，好像在今天的世界上，殖民主義已經消失或者接近消失了。他們強調說，“地球上還有五千萬人口在殖民主義的統治下呻吟”，殖民主義制度只是在非洲的葡屬安哥拉、莫三鼻給這些地方剩下一點殘余，消滅殖民主義已經進入“完成階段”了。事實是國家宣布獨立，并沒有完全擺脫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控制和奴役，它們仍然是帝國主義掠奪和侵略的對象，仍然是新老殖民主義者角逐的場所。老殖民主義者搖身一變，成為新殖民主義者，通過他們所培養的代理人，繼續維持他們的殖民統治。在另外一些國家，前門走了狼，后門又進來虎，新的、更大的、更危險的美國殖民主義者代替了老殖民主義者。以美帝國主義為代表的新殖民主義的魔爪，嚴重地威脅著亞洲和非洲各國人民。第二個哈瓦那宣言說：“今天的拉丁美洲處在比西班牙殖民帝國更加具有獸性、更加強大得多、殘酷得多的帝國主義的桎梏下”。又說：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美國的投資超過了一百億美元。拉丁美洲既是廉價原料的供應地，又是昂貴產品的購買者”。“金錢源源不斷地從拉丁美洲流向美國：一分鐘約四千美元，一天五百萬美元，推行新的殖民主義。這種新殖民主義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帝國主義被迫改變直接的殖民統治的舊方式，采取通過他們所選擇和培養的代理人進行殖民統治和殖民剝削的新方式。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利用組織軍事集團，建立軍事基地，或者成立“聯邦”和“共同體”，扶植傀儡政權，把殖民地國家和已經宣布獨立的國家，置于他們的控制和奴役之下。他們利用經濟“援助”等等方式，繼續把這些國家作為他們的商品銷售市場、原料供應地和資本輸出的場所，掠奪這些國家的財富，榨取這些國家人民的血汗。他們還把聯合國作為一個重要工具，干涉這些國家的內政，對這些國家進行軍事的、經濟的和文化的侵略。當他們不能用“和平”手段維持對這些國家的統治的時候，就在這些國家制造軍事政變，進行顛覆活動，以至對這些國家進行直接的武裝干涉和武裝侵略。在推行新殖民主義方面，以美國最為積極，最為狡猾。美帝國主義用新殖民主義的武器，力圖把其它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和勢力范圍攫為己有，建立自己的世界霸權。這種新的殖民主義，是更陰險、更毒辣的殖民主義。
　　蘇共領導根據他們的錯誤“理論”，給被壓迫民族精心設計了一套包治百病的藥方。現在就讓我們來看看這套藥方吧。第一個藥方，叫做和平共處和和平競賽。蘇共領導經常把戰后亞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民族解放運動的一系列偉大勝利，都歸功于他們所謂的“和平共處”和“和平競賽”。在蘇共領導看來，民族解放革命的勝利，主要不是依靠各國人民群眾自己的革命斗爭，不是人民群眾自己解放自己，而是要在和平共處和和平競賽中，等待帝國主義自然而然地垮臺。這實際上是要被壓迫民族永遠忍受帝國主義的掠奪和奴役，不要起來反抗，不要起來革命。第二個藥方，叫做援助落后國家。蘇共領導把他們對新獨立國家的經濟援助的作用吹得天花亂墜。蘇共領導對印度的援助，更是別有用心的。在蘇聯給新獨立國家的援助中，印度占第一位。這種援助，顯然是為了鼓勵尼赫魯政府的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國家的政策。連美帝國主義者也說，蘇聯這種援助“同我們的利益是很符合的”。蘇共領導還公開主張同美帝國主義一道來“援助落后國家”。第三個藥方，叫做裁軍。赫魯曉夫說：“裁軍就意味著裁減戰爭的力量，消除軍國主義，排除武裝干涉任何國家內政，徹底和最后地消滅各種形式的殖民主義。”赫魯曉夫說：“裁軍會創造必要的條件來大大擴大對年輕的民族國家的援助。世界軍費總數為一千二百億美元，如果從中撥出百分之八到百分之十用于這個目的，那末在二十年內就可以消滅世界上貧困地區的饑饉、疾病和文盲狀態。”為了揭露和反對帝國主義的擴軍備戰，我們一貫主張進行爭取普遍裁軍的斗爭。但是，絕不能說可以通過裁軍來消滅殖民主義。在這里，赫魯曉夫簡直像一個神父在說教：全世界受苦受難的人們啊，你們有福了！等待著吧，等待著帝國主義放下武器，自由就會降臨在你們身上，等待著帝國主義大發慈悲，世界上的貧困地區就會變成流著奶和蜜的樂園了……這不僅是幻想，而且是麻醉人民的鴉片。第四個藥方，叫做通過聯合國消滅殖民主義。赫魯曉夫認為：聯合國如果采取措施徹底鏟除殖民主義制度，“目前身受外國統治所造成的侮辱之苦的各國人民，就會有擺脫外國桎梏獲得和平解放的光明近景”。在赫魯曉夫看來，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人民不應該也不可能消滅殖民主義，要消滅殖民主義，就得指望聯合國。總歸一句話，蘇共領導給民族解放運動開的藥方，就是要人們相信帝國主義可以放棄殖民主義，可以把自由解放恩賜給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人民，因此，一切革命理論，一切革命主張，一切革命斗爭，都過時了，都不需要了，都應當而且必須取消了。
　　蘇共領導所以這樣千方百計地要亞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放棄革命斗爭，這是因為，他們雖然口頭上說支持民族解放運動和民族解放戰爭，實際上他們在革命風暴面前嚇得發抖。蘇共領導有一個著名的“理論”，認為“一個火星也能夠引起世界大戰”，而一打起世界大戰，就是熱核戰爭，就是人類毀滅。因此，赫魯曉夫大聲疾呼“在當代，‘區域性戰爭’是很危險的事”，“我們要頑強地努力，撲滅可能燃起戰火的小火星”。+
　　蘇共領導反對民族解放運動的一切法寶都用盡了，只好乞靈于帝國主義的最反動的種族論。他們把中國共產黨堅決支持民族解放運動的正確立場，說成是“建立種族和地理的藩籬”，“用種族觀點來代替階級觀點”，說成是“利用亞洲和非洲人民的民族主義的、甚至種族主義的偏見”。要是世界上還沒有馬克思列寧主義，說這種謊話，倒還能夠騙一騙人。可惜，這種謊話的制造者們生不逢時，現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已經深入人心了。斯大林說得好：列寧主義已經“拆毀了橫在白種人和黑種人，歐洲人和亞洲人，帝國主義的‘文明’奴隸和‘不文明’奴隸之間的墻壁”。蘇共領導到處大喊大叫，說什么“黃禍”呀，“成吉思汗的威脅又來了”呀，當造這種謠言的時候，溫習一下歷史還是必要的。中國著名的文學家魯迅，在一九三四年寫的一篇文章中，講過一段關于成吉思汗的話，對你們可能有些用處。我們順手抄下，供給你們參考。他說：他在二十歲的時候，“聽說‘我們’的成吉思汗征服歐洲，是‘我們’最闊氣的時代。到二十五歲，才知道所謂這‘我們’最闊氣的時代，其實是蒙古人征服了中國，我們做了奴才。直到今年八月里，因為要查一點故事，翻了三部蒙古史，這才明白蒙古人的征服‘斡羅思’，侵入匈奧，還在征服全中國之前，那時的成吉思汗還不是我們的汗，倒是俄人被奴的資格比我們老，應該他們說‘我們的成吉思汗征服中國，是我們最闊氣的時代’的。”稍微懂得一點世界近代史常識的人，就會發現，蘇共領導喧嚷的一套“黃禍論”，不過是繼承了德國皇帝威廉第二的衣缽。早在半個世紀以前，威廉第二就宣布“朕為黃禍論者”。
　　萬惡的帝國主義制度，給世界人民帶來了無數次戰爭，帶來了兩次世界大戰的災禍。帝國主義的戰爭使人民遭受了巨大的苦難，同時也教育了人民。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全世界人民普遍地強烈地要求世界和平。越來越多的人懂得了，要保衛世界和平，就必須進行反對帝國主義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的斗爭。
　　列寧和斯大林都不倦地號召各國人民要同帝國主義的和平騙局作斗爭。列寧說過，帝國主義政府“都是口頭上高談和平和正義，而實際上卻在進行掠奪性的侵略性的戰爭”。斯大林說過，帝國主義奉行的和平主義，“只是追求一個目的：為了準備新的戰爭而用和平這種響亮的詞句來欺騙群眾”。他還說，“許多人認為帝國主義的和平主義是和平的工具。這是根本不對的。帝國主義的和平主義是準備戰爭的工具，是用虛偽的和平詞句來掩蓋備戰的工具。沒有這種和平主義及其工具國際聯盟，在目前情況下要準備戰爭是不可能的。”同列寧和斯大林相反，第二國際的修正主義者，工人階級的叛徒，卻幫助帝國主義欺騙群眾，成為帝國主義發動兩次世界戰爭的幫兇。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以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為代表的修正主義者，竭力用虛偽的和平言詞，麻痹人民革命的斗志，掩飾帝國主義準備世界戰爭的計劃。在第一次世界戰爭爆發前后，老修正主義分子就紛紛扯下了“和平”的假面具，站在本國帝國主義政府一邊，擁護帝國主義重新瓜分世界的戰爭，在國會中投票贊成軍事撥款，虛偽地利用“保衛祖國”的口號，煽動本國的工人階級投入殘殺別國工人兄弟的戰爭。當帝國主義者需要按照帝國主義的條件實行休戰的時候，以考茨基為代表的修正主義者又用什么“沒有比建立在‘你活，讓別人也活’的原則之上的諒解的和平更使我感到幸運了”之類的甜言蜜語，來蠱惑人心，反對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后，叛徒考茨基和他的繼承者，更加明目張膽地充當帝國主義的和平騙局的吹鼓手。
　　在戰爭與和平的問題上，第二國際修正主義者散布了一大堆謊言：第一，美化帝國主義，轉移世界人民斗爭的視線。第二，幫助帝國主義掩飾新戰爭的危險，麻痹群眾的斗志。第三，用戰爭毀滅人類的論調來嚇唬群眾。第四，不區別正義戰爭和不義戰爭，不準革命。第五，宣揚唯武器論，反對革命的武裝斗爭。第六，散布通過裁軍就可以保衛世界和平、達到民族平等的謬論。第七，散布裁軍節省下來的錢可以援助落后國家的謬論。第八，為帝國主義的“和平戰略”獻策。第九，對帝國主義操縱的國際聯盟大加吹捧。第十，散布依靠美帝國主義維護世界和平的幻想。
　　世界上最大的騙局，莫過于把世界和平的主要敵人，說成是愛好和平的天使。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美帝國主義代替德、意、日法西斯的地位，企圖在全世界建立一個空前未有的大帝國。美帝國主義的“全球戰略”目標一直是：侵略和控制處于美國和社會主義陣營之間的中間地帶，撲滅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的革命，并且進而消滅社會主義國家，獨霸全世界。為了實現這種稱霸世界的野心，美帝國主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的十八年來，連續不斷地在世界各地進行侵略戰爭和反革命武裝干涉，并且積極準備新的世界戰爭。事實很清楚，帝國主義仍然是現代戰爭的根源，當代侵略和戰爭的主要力量。
　　但是，蘇共領導卻認為美帝國主義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愛好和平的。他們說，出現了能夠清醒地估計局勢的“明智”派。這種“明智”派的代表人物就是艾森豪威爾和肯尼迪。赫魯曉夫曾經贊揚艾森豪威爾，說“他作為得到本國人民絕對信任的人”，“真誠希望和平”，“也像我們一樣在為保障和平而操心”。赫魯曉夫現在又贊揚肯尼迪，是一個比艾森豪威爾更能夠承擔起維護世界和平的責任的人，“表現出對維護和平的關懷”，可以期待他“來為地球上的和平生活和創造性勞動保證可靠的條件”。在散布謊言，美化帝國主義方面，赫魯曉夫正像第二國際修正主義者一樣賣勁。
　　肯尼迪的“和平戰略”的主要點就是：用和平手段在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推廣美國的新殖民主義。用和平手段對其他帝國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實行滲透和控制。用和平手段推動社會主義國家走南斯拉夫式的“和平演變”的道路。用和平手段削弱和破壞全世界人民反對帝國主義的斗爭。肯尼迪在最近聯合國大會上的演說中，狂妄地宣稱美蘇和平的條件是：一、要把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統一到西德去；二、不能容許社會主義的古巴存在；三、要允許東歐社會主義國家“自由選擇”，也就是要在這些國家實行資本主義復辟；四、不允許社會主義國家支持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的革命斗爭。
　　反動階級維持自己的統治和實行對外擴張，從來是依靠兩手的。一手是牧師式的欺騙，一手是劊子手式的鎮壓。帝國主義的和平欺騙政策和帝國主義的戰爭政策從來是互相為用，互相補充的。作為美國壟斷資產階級代表的肯尼迪的明智，只能是更加奸險地玩弄這種兩手政策。反動的統治階級倚仗的主要的一手，始終是暴力。牧師式的欺騙，是對暴力起輔助作用的。帝國主義從來是依靠實力地位來劃分勢力范圍的。肯尼迪對這一點講得很明白。他說，“歸根結蒂，維護和平的唯一方法，是準備最終為我國而戰，并且說到做到。”肯尼迪執政以來，推行所謂“靈活反應戰略”，要求加速建立一支“多樣化的軍事力量”，加強“全面的實力”，以便美國能夠隨心所欲地打一切戰爭，不管是全面的還是有限的，核的還是常規的，大的還是小的。肯尼迪的這個狂妄計劃，把美國擴軍備戰活動推進到空前的高峰。請看美國官方公布的一些事實：第一，美國政府的軍費開支，從一九六零財政年度的四百六十七億美元，增加到一九六四財政年度預計的六百億美元，達到了和平時期的最高水平，也超過了進行朝鮮戰爭時期的水平。第二，肯尼迪最近宣稱，兩年多來，美國的“戰略警備部隊”的核武器的數目增加了百分之百，作好戰斗準備的陸軍師的數目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五，采購空運飛機的數量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七十五，“特種游擊隊”和“反暴亂部隊”增加了將近五倍。第三，美國的戰略目標聯合計劃參謀部，已經制定了對蘇聯和其它社會主義國家進行核戰爭的計劃。美國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今年年初宣稱，“我們準備在整個時期建立能摧毀幾乎蘇聯所有的‘軟’的和‘半硬’的軍事目標（即地面的和半地下的基地）以及他們許多極為堅固的導彈發射場的力量。此外，還要建立一支保護得很好的力量，用來進攻或者以備將來進攻他們的城市和工業區”。美國進一步加強了矛頭針對社會主義陣營的核導彈基地網，大大加強了在海外的攜帶導彈的核潛艇的部署。同時，美國指揮下的北大西洋集團軍隊，今年以來向東推進，貼近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和捷克斯洛伐克邊境的前沿。第四，肯尼迪政府加強了在亞洲、拉丁美洲和非洲的軍事部署，并且大力擴充陸、空、海三軍的“特種作戰部隊”，用來對付這些地區的人民革命運動。美國把越南南方作為它進行“特種戰爭”的試驗場，美國在南越的部隊已經增加到一萬六千人以上。第五，肯尼迪政府加強了戰爭指揮機構。這些事實說明，美帝國主義是當代最狂熱的軍國主義和新的世界戰爭的策劃者，是世界和平的最兇惡的敵人。可見，美帝國主義并不因為赫魯曉夫向它念圣經、唱頌歌而變成美麗的天使，并不因為赫魯曉夫對它焚香膜拜而變成善心的菩薩。在這方面，不管赫魯曉夫怎樣給美帝國主義幫忙，美帝國主義卻絲毫不給赫魯曉夫賞臉。它總是要不斷地用新的大量的侵略活動和戰爭活動，來自己揭露自己的和平偽裝，也就是不斷地打了赫魯曉夫的耳光，宣告赫魯曉夫美化帝國主義的種種謬論的破產。這對于甘心充當美帝國主義辯護士的人來說，實在是很可悲的。
　　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正在積極準備新的世界戰爭，戰爭的危險是存在的。早在一九四六年，毛澤東同志在同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著名的談話中就說：在目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不久的時候，美國反動派如此大吹大擂地強調美蘇戰爭，鬧得烏煙瘴氣，就使人不能不來看看他們的實際目的。原來他們是在反蘇的口號下面，瘋狂地進攻美國的工人和民主分子，和把美國向外擴張的一切對象國都變成美國的附屬物。我以為，美國人民和一切受到美國侵略威脅的國家的人民，應當團結起來，反對美國反動派及其在各國的走狗的進攻。只有這個斗爭勝利了，第三次世界大戰才可以避免，否則是不能避免的。”（《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一千一百九十二頁。）老實說，赫魯曉夫這樣一種對待談判的錯誤態度，對于談判本身也是不利的。赫魯曉夫越是在帝國主義者面前步步退讓，越是饑不擇食，帝國主義的胃口就會越來越大。赫魯曉夫以歷史上最大的談判迷的姿態出現，結果總是害單相思，屢次成為笑柄。無數的歷史事實證明，帝國主義和反動派對于投降主義者是從來不講什么情面的。
　　赫魯曉夫把他在加勒比海危機中步步退讓，拿原則作交易，俯首貼耳地接受美帝國主義的屈辱性要求，叫做“和平共處的勝利”，把中國在中印邊界問題上堅持正確的原則，把中國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對印度反動派的武裝進攻實行自衛反擊，叫做“破壞和平共處”。
　　美帝國主義為了實現它的消滅各國人民革命，消滅社會主義陣營，獨霸全球的戰略目標，歷來都是采取戰爭的與和平的兩手策略。在國際形勢的發展對它越來越不利的情況下，美帝國主義需要在繼續擴軍備戰的同時，更多地玩弄和平陰謀。第一，美帝國主義力圖用所謂“和平共處”來束縛蘇聯和社會主義各國的手腳，不許它們支持資本主義世界各國人民的革命斗爭。第二，美帝國主義在所謂“和平共處”的名義下，對蘇聯和社會主義各國推行“和平演變”政策，力圖實現資本主義制度的復辟。
　　人們不難看到，蘇共領導的“和平共處”總路線，正好是投合了美帝國主義的口味。蘇共領導借口“和平共處”，竭力討好美帝國主義，不斷地宣揚美帝國主義的代表人物“關懷和平”，這恰恰適應了美帝國主義的和平欺騙政策的需要。蘇共領導借口“和平共處”，把和平共處引伸到被壓迫階級和壓迫階級、被壓迫民族和壓迫民族的關系中去，反對革命，取消革命，這恰恰適應了美帝國主義不許社會主義國家支持資本主義世界各國人民革命的要求。蘇共領導借口“和平共處”，在國際范圍內用階級合作代替階級斗爭，鼓吹社會主義同帝國主義“全面合作”，為帝國主義對社會主義國家的滲透大開方便之門，這恰恰適應了美帝國主義的“和平演變”政策的要求。
　　蘇共領導原先以為對自己有利的公開論戰，正走向他們意愿的反面。蘇共領導手里沒有真理，他們在攻擊別人的時候，只能依靠造謠污蔑，歪曲事實，顛倒是非，一旦論戰展開，要擺事實、講道理的時候，他們站立的基礎動搖了，他們害怕了。列寧曾經說過，對于修正主義者來說，“最不愉快、最不樂意和最不能接受的，莫過于弄清理論上、綱領上、策略上和組織上的主要意見分歧了”。列寧斥責考茨基說：“只有壞蛋或者傻瓜才會認為，無產階級應當首先利用資產階級壓迫下和雇傭奴隸制壓迫下進行的投票方式取得多數，然后才去奪取政權。這是絕頂的愚蠢或絕頂的虛偽，這是用舊制度舊政權下的投票來代替階級斗爭和革命。”
　　現代修正主義是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和國際壟斷資產階級政策的產物。現代修正主義者被核訛詐政策嚇破了膽，又被收買政策迷了竅，充當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反對革命的馬前卒。
　　在蘇聯，一些工廠領導人和他們的一伙，利用職權，動用國營工廠的設備和材料，設立“地下車間”，進行私人生產，私賣私分，大發橫財。列寧格勒一個軍用品工廠的領導人，把自己的親信安插在工廠“所有關鍵性職位”上，“把國營企業變成了私人企業”。他們私自進行非軍用品生產，三年內，僅出售自來水筆一項就貪污了一百二十萬舊盧布。在這些人中，還有“一生都在盜竊”的“二十年代”的“投機商人”。烏茲別克一個絲織廠的廠長，同總工程師、總會計、供銷科長、車間主任等人結成一伙，成了“新的企業家”。他們通過各種關系套購了十幾噸人造絲和純絲原料，“生產不入帳的產品”。他們私自招收工人，“實行了十二小時工作制”。哈爾科夫的一個家具廠的廠長，在工廠中附設了一個“地下針織車間”，進行投機生產。這個廠長“有好幾個老婆，好幾輛汽車，好幾所房子，一百七十六條領帶，近一百件襯衫，幾十套西服”，并且是賽馬場上的大賭棍。
這些人的活動，并不是孤立的。他們總是同國家的物資供應部門、商業系統和其它單位的工作人員勾結在一起，在警察和司法機關中也有他們的保護人和代理人，甚至還得到了國家機關中高級干部的支持和庇護。莫斯科精神病防治所的一個附屬工廠的廠長及其一伙，建立了“地下企業”，通過賄賂，“獲得了五十八部針織機”和大量原料，并且同“五十二個工廠、手工業合作社和集體農莊”搭上關系，幾年中賺了三百萬盧布。他們收買了社會保安機關工作人員、監察員、稽查員、巡視員等。俄羅斯聯邦一個機器制造廠的廠長，伙同另一個機器制造廠的副廠長和其它人員，一共四十三人，把九百多臺織布機盜賣給中亞細亞、哈薩克、高加索等地的工廠，供這些工廠的領導人進行地下生產。吉爾吉斯一個四、五十人的貪污盜竊集團，在他們把持的兩個工廠中進行地下生產，盜竊國家財產達三千多萬盧布。這個集團的成員，包括共和國計劃委員會主席，商業部副部長，共和國部長會議、國民經濟委員會、國家監察委員會等部門的七個局長和處長，還有“從流放中逃回的大富農”。從這些事例中可以看到，這些蛻化變質分子所把持的工廠，名義上是社會主義企業，實際上已經變成他們發財致富的資本主義企業。他們同工人的關系，變成了剝削與被剝削、壓迫與被壓迫的關系。像這樣的蛻化變質分子，他們占有和支配著部分生產數據，剝削別人的勞動，難道不是道道地地的資產階級分子嗎？他們在國家機關中任職的同伙，與他們串通一氣，營私舞弊，收受賄賂，坐地分贓，參與了各種各樣的剝削活動，難道不也是道道地地的資產階級分子嗎？顯而易見，所有這些人，都是屬于同無產階級相敵對的階級，屬于資產階級。他們的反社會主義活動，正是資產階級向無產階級進攻的階級斗爭。
　　集體農莊的領導人和他們的一伙，為所欲為地貪污盜竊，投機倒把，肆意揮霍，剝削莊員。烏茲別克一個集體農莊的主席，“使全村都處于恐怖之中”。農莊的一切重要職務，“全被他的許多姐夫、妹夫、小舅子、親家以及其它親友所竊據”。他“揮霍了農莊十三萬二千盧布，以滿足私人的需要”。他有一輛轎車，兩輛摩托，三個妻子，“她們各有一套單獨的住宅”。庫爾斯克州一個集體農莊主席把農莊看成是自己的“領地”。他勾結會計、出納、倉庫主任、農藝師、商店主任等，互相包庇，“盤剝農莊莊員”，在幾年內貪污盜竊了十幾萬盧布。烏克蘭一個集體農莊主席，伙同會計偽造證件和帳目，盜竊了農莊五萬多盧布。這個會計還被宣傳為“模范會計”，在莫斯科舉辦的國民經濟成就展覽會上展出了她的事跡。阿拉木圖州的一個集體農莊主席，專門從事商業投機活動。他“從烏克蘭或烏茲別克買來釀酒果汁，從江布爾買來糖和酒精”，進行加工，然后到處高價出售。這個農莊擁有一座年產一百萬公斤的釀酒廠，它的商業投機網布滿哈薩克共和國，商業投機成了農莊收入的一個主要來源。俄羅斯一個集體農莊主席，“儼然以一個有封邑的小公爵自居”，“什么事都獨斷專行”。他根本不住在農莊里，而是住在城里或者自己的“華麗的別墅”里，經常“忙于各種商業鉆營”，“搞投機活動”。他從別處購買牲畜，冒充自己農莊的產品，虛報生產成績，但他卻成了“經常受到贊揚”的“模范領導者”。從這些事例中可以看到，這些農莊領導人所把持的農莊，實際上變成了他們的私產。他們把社會主義集體經濟變成為新的富農經濟。他們在上級領導機關中往往有著自己的保護人。他們同莊員的關系，同樣變成了壓迫與被壓迫、剝削與被剝削的關系。像這樣的壓在農民頭上的新的剝削者，難道不是貨真價實的新富農分子嗎？
　　顯而易見，所有這些人，都是屬于同無產階級和勞動農民相敵對的階級，屬于富農階級也就是農村資產階級。他們的反社會主義活動，正是資產階級向無產階級和勞動農民進攻的階級斗爭。
　　在國營企業和集體農莊以外，蘇聯的城市和鄉村中都還有許多資產階級分子。他們有的開設私人企業，私產私銷；有的組織私人包工隊，公開承包國營或合作社企業的建筑工程；有的開設私營旅館。列寧格勒有一位“蘇聯女資本家”，雇用工人，生產和銷售尼龍女上衣，“每天收入七百新盧布”。庫爾斯克州一個作坊主，制造氈靴，高價出售。這個作坊主，擁有五百四十雙氈靴，八公斤金幣，三千米衣料，二十條地毯，一千二百公斤羊毛等大量物資。?戈米爾州一個私營業主，“招雇工人和匠師”，在兩年內以高價承包了十二個工廠的焙燒爐的建造工程或大修工程。奧倫堡州有“數以百計的私人旅店和私人貨棧”，“集體農莊和國家的錢源源不斷流入旅店經營者的腰包”。他們有的進行商業投機活動，低價收購，高價賣出，長途販運，牟取暴利。在莫斯科，就有大批投機者販賣農產品。他們把“成噸的柑桔、蘋果和各種蔬菜運到莫斯科，用黑市價格賣出”。“有人給這種唯利是圖的人創造了一切便利條件：備有市場客棧和保管室等其它設備供他們使用”。?克拉斯諾達爾邊疆區一個投機商，建立了自己的“商業公司”，“雇用了十二名售貨員和兩名搬運夫”，“把上千頭的豬，幾百公擔糧食，幾百噸水果”，從農村運往頓巴斯，“把成千上萬盜竊來的礦渣磚、成車廂的玻璃”和其它建筑材料，從城市運往農村，在倒賣中大發橫財。他們有的專門充當掮客和經紀人，這些人交游廣闊，只要給他們賄賂，什么東西都可以弄到。列寧格勒有這樣一個掮客，“雖然他不是貿易部長，可是全部貨物都掌握在他手里，雖然沒有鐵路官銜，可是支配著車輛”。他可以把“嚴格調撥的東西，通過調撥以外的途徑弄來”。“列寧格勒所有的倉庫都為他效勞”。他從經手商品中，獲得大量“酬金”，僅一九六零年就從一個林業公司獲得了七十萬盧布。這樣的掮客，在列寧格勒有“一大批”。這一批私人企業主和投機倒把分子，干的是赤裸裸的資本主義剝削的勾當。他們屬于同無產階級相敵對的資產階級，這難道不是明明白白的事情嗎？
　　在社會主義國家中，出現新舊資產階級分子向社會主義進攻，這本來是不奇怪的。只要黨和國家領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這是不可怕的。但是，在今天的蘇聯，問題的嚴重性在于，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篡奪了蘇聯黨和國家的領導，在蘇聯社會上出現了一個資產階級特權階層。目前蘇聯社會上的特權階層，是由黨政機關和企業、農莊的領導干部中的蛻化變質分子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構成的，是同蘇聯工人、農民、廣大的知識分子和干部相對立的。赫魯曉夫破壞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實行資本主義的利潤原則，發展資本主義的自由競爭，瓦解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制。赫魯曉夫攻擊社會主義的農業計劃制度，說它是“官僚主義的”、是“不必要的”。他熱中于向美國農場主學習，提倡資本主義的經營方式，扶植富農經濟，瓦解社會主義集體經濟。赫魯曉夫宣揚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宣揚資產階級的自由、平等、博愛和人性論，向蘇聯人民灌輸資產階級的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以及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人道主義、和平主義的反動思想，敗壞社會主義的道德風氣。腐朽的西方資產階級文化成了時髦，社會主義文化受到排斥和打擊。赫魯曉夫在所謂“和平共處”的幌子下，勾結美帝國主義，破壞社會主義陣營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反對各國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的革命斗爭，推行大國沙文主義和民族利己主義，背叛無產階級國際主義，這一切都是為了維護一小撮人的既得利益，把他們的利益放在蘇聯人民、社會主義陣營各國人民以及全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之上。赫魯曉夫所實行的是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路線。在這種路線下，不僅舊的資產階級分子猖狂地活動起來，而且在蘇聯黨、政領導干部中，國營企業和集體農莊的負責人中，文化、藝術和科學技術等部門的高級知識分子中，產生出大批的新資產階級分子。目前在蘇聯，新資產階級分子不僅在數量上空前地增長了，而且在社會地位上也有了根本的變化。在赫魯曉夫上臺以前，他們在蘇聯社會中并不占統治地位，他們的活動受到種種限制和打擊。在赫魯曉夫上臺以后，隨著赫魯曉夫逐步地篡奪了黨和國家的領導權，他們就在黨、政、經濟、文化等部門占據了統治的地位，形成蘇聯社會上的特權階層。這個特權階層，是目前蘇聯資產階級的主要組成部分，是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主要的社會基礎。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就是蘇聯資產階級特別是這個階級中的特權階層的政治代表。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在全國范圍內，從中央到地方，從黨政領導機關到經濟、文化教育部門，進行一次又一次的清洗，撤換一批又一批的干部，把他們所不信任的人打下去，把他們的親信安插到領導崗位上。就拿蘇共中央委員會來說，據統計，經過一九五六年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和一九六一年蘇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一九五二年蘇共第十九年次代表大會選出的蘇共中央委員，有近百分之七十被清洗了。一九五六年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選出的蘇共中央委員，在一九六一年蘇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時也被清洗了近百分之五十。再拿地方各級組織來說，據不完全的統計，蘇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前夕，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借口所謂“干部更新”，把各加盟共和國黨中央、邊疆區黨委和州委的成員撤換了百分之四十五，市委和區委的成員撤換了百分之四十。一九六三年，赫魯曉夫集團又借口劃分所謂“工業黨委”和“農業黨委”，把各加盟共和國黨中央和州黨委會成員撤換了一半以上。經過這一系列的變動，蘇聯特權階層控制了蘇聯黨政和其它重要部門。這個特權階層，把為人民服務的職權變為統治人民群眾的特權，利用他們支配生產數據和生活數據的權力來謀取自己小集團的私利。這個特權階層，侵吞蘇聯人民的勞動成果，占有遠比蘇聯一般工人和農民高幾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們不僅通過高工資、高獎金、高稿酬以及花樣繁多的個人附加津貼，得到高額收入，而且利用他們的特權地位，營私舞弊，貪污受賄，化公為私。他們在生活上完全脫離了蘇聯勞動人民，過著寄生的腐爛的資產階級生活。這個特權階層，思想上已經完全蛻化，完全背離了布爾什維克黨的革命傳統，拋棄了蘇聯工人階級的遠大理想。他們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反對社會主義。他們自己背叛革命，還不準別人革命。他們唯一的考慮，是如何鞏固自己的經濟地位和政治統治。他們的一切活動，都以特權階層的私利為轉移。赫魯曉夫集團篡奪了蘇聯黨和國家的領導之后，正在把具有光榮革命歷史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蘇聯共產黨變為修正主義的黨，正在把無產階級專政的蘇維埃國家變為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專政的國家，并且正在逐步地把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變為特權階層的所有制。
　　由于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偉大的蘇聯人民用血汗創立的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正面臨著空前嚴重的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赫魯曉夫集團宣揚“蘇聯已經沒有敵對階級和階級斗爭”，這是為了掩飾他們對蘇聯人民進行殘酷的階級斗爭的真相。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所代表的蘇聯特權階層，只占蘇聯人口的百分之幾。他們在蘇聯干部隊伍中，也只占極少數。他們同占蘇聯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蘇聯人民，同蘇聯的廣大干部和共產黨員，是根本對立的。蘇聯人民同他們之間的矛盾，是目前蘇聯國內的主要矛盾，是不可調和的對抗性的階級矛盾。
　　在蘇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上，赫魯曉夫公開打出了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的旗號。他宣布用所謂“全民國家”來代替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蘇共綱領說：“無產階級專政在蘇聯已經不再是必要的了。作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而產生的國家，在新的階段即現階段上已變為全民的國家”。稍微有一點常識的人都知道，只有資產階級及其政黨才竭力掩蓋國家政權的階級本質，千方百計地把他們掌握的國家機器說成是“全民的”、“超階級的”，企圖欺騙人民群眾。赫魯曉夫宣布取消蘇聯的無產階級專政，提出所謂“全民國家”，正是表明他用資產階級的謊言，代替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國家學說。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為了給自己的“全民國家”辯解，還竭力詆毀無產階級專政不民主。赫魯曉夫的“全民國家”的實質究竟是什么呢？赫魯曉夫取消了蘇聯的無產階級專政，建立了一個以他為首的修正主義集團的專政，也就是蘇聯資產階級特權階層的專政。他的所謂“全民國家”，的的確確不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而是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一小撮人對蘇聯廣大的工人、農民和革命知識分子實行專政的國家。在赫魯曉夫集團的統治下，根本沒有蘇聯勞動人民的民主，而只有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一小撮人的民主，特權階層的民主，新舊資產階級分子的民主。赫魯曉夫的所謂“全民民主”，正是不折不扣的資產階級民主，也就是赫魯曉夫集團對蘇聯人民的專制獨裁。
　　現在，在蘇聯，誰要是堅持無產階級立場，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敢于說話，敢于反抗，敢于斗爭，誰就會被監視、釘梢、傳訊、以至逮捕和監禁，或者硬被說成是“精神病患者”，而被送進“瘋人院”。最近，蘇聯報紙公然宣稱要對那些稍微流露一點不滿情緒的人“進行斗爭”，即使僅僅對赫魯曉夫的農業政策說了幾句“俏皮話”，也要當作“敗類”，給予“無情打擊”。尤其駭人聽聞的，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竟然不止一次地對工人罷工和群眾反抗進行了血腥的鎮壓。取消無產階級專政，保留全民國家”這個公式，道破了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內心的秘密：無產階級專政，他們是堅決反對的；國家政權，他們是死也不肯放棄的。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懂得掌握國家政權的極端重要性。他們需要利用國家機器來壓迫蘇聯勞動人民和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他們需要利用國家機器為在蘇聯實現資本主義復辟開辟道路。這就是赫魯曉夫打起“全民國家”、“全民民主”的旗號的真正目的。
　　在蘇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上，赫魯曉夫還公開打出了改變蘇聯共產黨的無產階級性質的旗號。他宣布用所謂“全民黨”來代替無產階級政黨。蘇共綱領說：“由于社會主義在蘇聯的勝利，由于蘇維埃社會的一致的加強，工人階級的共產黨已經變成蘇聯人民的先鋒隊，成了全體人民的黨”。蘇共中央公開信說，蘇共已經“成為全民政治組織”。第一，蘇聯共產黨代表著全民的利益。第二，全體人民接受了工人階級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世界觀，工人階級的目標──建成共產主義──已經成為全民的目標。第三，蘇共的隊伍是由工人、集體農民和知識分子的優秀代表組成的，蘇共在自己的隊伍里聯合著全國一百多個民族和部族的代表。第四，黨的活動的民主方法也符合黨的全民性質?
　　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說，他們這樣做，是因為“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經濟重于政治”，?是為了“使共產主義建設整個進程所提到首要地位的經濟問題和生產問題居于黨組織活動的中心，居于黨組織整個工作的首位”。赫魯曉夫說：“我們直截了當地說，黨機關工作中主要的東西就是生產。”?他們還把這種觀點強加給列寧，說什么這是按照列寧的原則辦事。但是，稍微了解蘇共歷史的人，就知道這根本不是列寧的觀點，而恰恰是反列寧主義的觀點，是托洛茨基的觀點。在這個問題上，赫魯曉夫也不愧是托洛茨基的門徒。
　　列寧在批評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時候曾經說過：“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政治同經濟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這一點，就是忘記了馬克思主義的最起碼的常識”。列寧又說：“一個階級如果不從政治上正確地處理問題，就不能維持它的統治，因而也就不能解決它的生產任務”。但是，由于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的禍害，蘇聯的社會主義經濟遭到了嚴重的破壞。赫魯曉夫經常在重重矛盾中掙扎，他的經濟政策經常是朝令夕改，出爾反爾，使得蘇聯的國民經濟陷于嚴重的混亂。赫魯曉夫是一個不可救藥的敗家子。他花光了斯大林時期的糧食儲備，給蘇聯人民的生活帶來了嚴重的困難。他歪曲和破壞了“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分配原則，使一小撮人侵吞了廣大蘇聯人民的勞動果實。
(摘編：orc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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