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的結束（當然，在有些人看來只是大體上結束），在中國一如在世界的大部分地區，被認為是資本主義一勞永逸地戰勝了社會主義；照弗朗西斯·福山多少有些聳人聽聞的說法，它甚至可以被視為最終結束人類歷史的歷史進步。與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所引起的強烈反響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福山的“歷史終結論”在中國被大部分知識分子心照不宣地全盤接受了。這個反差意味深長，它表明當“歷史”、“意識形態”以及其他一些煩人的東西全都如愿以償地終結之后，我們的知識分子實際上是非常意識形態的。
終結不等于一無所有，福山的論文《歷史的終結》于1989年發表以后，遭到許多人的誤解。對此他解釋道，說歷史已經終結，并不是說世界上不再有重大事件發生（例如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波黑內戰等等），也不否認自由民主國家存在著嚴重的社會問題（例如失業、污染、毒品、犯罪等等）。他要求我們這樣看問題：自由主義民主制度內部是否存在著更深刻的不滿的根源或者最終會使它陷于崩潰的重大缺陷。他說，如果看不到這樣的“矛盾”，那就必須承認我們已經到達歷史的終結點，因為所有真正重大的問題都已經解決了，安排人類社會的基本原理和制度已經沒有進一步發展的可能了。所有剩余的問題都可以在現有的原理和制度范圍內得到解決。福山沒有忘記補充一句，如果自由主義民主制度內部確實存在著足以使它崩潰的“矛盾”，那就必須承認歷史沒有終結。在他看來，這種可能性當然是不存在的。福山坦率地指出，歷史（以及意識形態）終結于資本主義（他更喜歡說Liberal democracy自由民主，盡管他認為二者是同義詞），首先因為它是最后的贏家，但最重要的還是因為資本主義制度作為全人類的“理想”已經沒有什么改善的余地了。P.安德森曾經撰寫長文分析歷史終結論的譜系，我以為多少是有點兒上了福山的當?！敖K結論”是冷戰時期的舊話題，福山把黑格爾的歷史哲學和柏拉圖的人性論拼湊在一起，并沒有增添什么新內容，他的思想基本上來自自由主義現代化理論。安東尼·吉登斯說得對，福山的前輩們惟一的慚愧之處就是不能像他那樣氣勢如虹。但是，福山的輕狂和油滑也是他那些嚴肅的前輩們所學不來的。耐人尋味的是，作為歷史終結的基本條件，福山特別強調所謂的“內部”：只要“內部”欣欣向榮安定團結，“外部”的麻煩是不足為慮的。福山是在通常的意義上使用liberal democracy的，在不同的上下文關系中它分別指稱自由主義民主原理、自由主義民主制度以及實行這種制度的自由民主國家，這類國家通常都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也就是構成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心地帶或“內部”的國家。在福山的筆下，“內部”亦即“后歷史世界”是和“外部”即所謂“歷史世界”相對應的。據福山的看法，生活在“后歷史世界”里的人，除了坐享“后歷史”的清福之外似乎就沒事可做，他甚至有點兒擔心他們會無事生非。至于“歷史世界”，不難想象，是留給那些沒有完成資本主義規定的歷史功課的人的。這就是說，地球的大部分地區和大部分人口都因為不符合“后歷史”的這一項或那一項指標而依然被困在現在已淪為貶義詞的“歷史世界”里。但是問題在于,“外部”和“內部”果真沒有關系嗎?現代化理論所設定的常規想象很像是一幅田徑比賽的圖景，不僅所有運動員都從同一起跑線出發，而且每個人都不能離開自己的跑道，有些人可能跑得比較慢，但這不能怪跑得快的人?，F代化理論關于社會發展的理解，既是對西方資本主義歷史的虛構，同時又是為那些以往被排除在歷史之外，現在又不見容于“后歷史”的人劃定跑道。實際上，跑道只是為別人設計的，設計跑道的人自已從來不遵守同樣的規則。
事實的真相其實恰好相反：資本主義的“內部”從一開始就是依靠剝奪和奴役“外部”發展起來的。19世紀偉大的自由主義思想家托克維爾在他的名著《論美國的民主》里描北美印第安人時，寫道：“盡管我們描述的這個廣袤地區當時住有許多土著部族，但是仍然可以有理由說，在它被發現的時候還是一片荒涼。印第安人占據在那里，但并沒有擁有它?！@些部族的滅亡，始于歐洲人登上他們的海岸之日，后來又接著一直進行，今天正接近于告成。上帝把他們安置在新大陸的富饒土地上時，似乎只給了他們暫時的使用受益權。他們住在那里，好像是在等待別人到來。那些十分適于經商和開工廠的海岸，那些深水可流，那個用之不竭的密西西比河大河谷，總之，整個這片大陸，當時好像是為一個偉大民族形備的空搖籃?！蹦阏也坏奖冗@段文字更好的修辭分析的對象了。不過，我更關心的是托克維爾接下來說的那句話：“就是在這里，文明人已在試建基礎全新的社會，并首次應用當時人們尚不知道或認為行不通的理論去使世界呈現出過去的歷史沒有出現過的壯觀?！蓖锌司S爾這里所說的“理論”當然就是自由主義民主原理，但它不是在一條封閉的跑道里創造歷史奇觀的。在19世紀，自由主義和殖民主義、種族主義完美地融合為一體，托克維爾可以自由地表述自己的觀點，而沒有任何顧忌或歉疚。這種難能可貴的坦然印證了世界體系分析的一個基本觀點：“外部”和“內部”同樣是資本主義的產物，后者在發展自己的“內部”的同時生產出自己的“外部”；從現代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誕生之日起，“外部”就和“內部”一樣是這個體系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換言之，“外部”在一個不同的(不平等的)意義上也是“內部”，“外部”與“內部”的關系其實是“內部”自我聯系的種方式。如果這個看法能夠成立，對福山的追問還得繼續進行下去。我想知道的是，自由民主原理為什么不適用于“內部”與“外部”的關系?我尤其想知道的是，這種嚴格排他性的自由民主原理的“理想”果真沒有進步改善的余地了嗎?在漫長的冷戰歲月里，自由主義思想家(哈耶克、波普爾、伯林、波拉尼、貝爾)不太喜歡“理想”這個字眼，他們一再苦口婆心地告誡我們，放棄不切實際的理想追求吧，這會帶來你意想不到的惡果。但是這種告誡顯然帶有很強的意識形態選擇性。例如，他們希望或要求我們牢記極權主義的歷史(我們當然牢牢記得這段歷史)，但卻希望我們忘記殖民主義的歷史(這是我們不能從命的)。“外部”世界的(社會主義的和民族主義的)反抗使他們無法像托克維爾那樣對殖民地人民的苦難和憤怒視而不見；另一方面，“外部”世界的獨立義為他們提供了推卸責任的理由：現在，我無可抱怨了，發展現代化吧。由此產生的一個問題是，“外部”是不是也需要它的“外部”呢?如果是的話，它到哪里尋找自己的“外部”呢?如果不是的活，為什么?資本的意識形態具有和資本同樣的靈活性，現代化理論把“內部”的資本主義設定為普遍有效的可重復可模仿的模式，但卻悄悄地把“內部”與外部”的關系筆勾銷了，更確切地說，它更新了“內部”與“外部”的關系。到今天為止，現代世界體系這兩個主要構件之間的不平等關系有過什么實質性的改變嗎?導致全球分裂的鴻溝不是依然故我嗎?“內部”不是和殖民主義時代一樣主宰著這個世界嗎?和現代化理論的承諾相反，絕大多數第三世界國家，無論是現在還是在可預見的未來，都不可能發展歐美式的資本主義，因為它們無法像后者那樣以全世界的資源(從農產品、礦產品到奴隸勞動)作為自己積累的基礎，它們無法像后者那樣把龐大的剩余人口輸出到別的大陸，等等。正如印度學者艾哈邁德指出的：“印度能向哪里輸送它的資本主義無法養活的大約5億人口呢?印度資產階級能夠搜刮誰的礦產來發展自己的經濟呢?只有我們自己的森林可供砍伐，只有我們自己的河流可供污染”，“現代技術與落后的資本主義發展災難性的結合，無論是歡于人民還是對于環境。都造成難以想象的破壞，其嚴重的程度甚至超過了殖民主義時代”，同時這種自殺性的“發展”并不能改變第三世界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的從屬性和依附性地位。因為第三世界的發展在既定的歷史條件下只能是一種不平等(從而是不民主)發展。福山之流認為盡善盡美的liberal democracy對此是否拿出什么有效的對策嗎?沒有。更進一步的問題是，它是否打算消滅這種“矛盾”呢?沒有。或者退一步，它是否承認這個“矛盾”的存在呢?沒有。原因當然不止一端，比如經濟與政治的分離，經濟單位與政治單位的不重合，等等。自由主義的民主原理和民主制度決不可能適用于“內部”和“外部”，最主要的原因是，資本主義的生存一天也離不開，而且每天都要再生產兩極分化的全球等級結構。這個“矛盾”是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基本矛盾，不會因為福山及其同道的矢口否認而消失，不能正視和解決這個“矛盾”的自由民主肯定還會有進一步改善的余地。
對于資本主義中心或“內部”來說，予取予奪的生殺大權來自對最重要的全球資源的壟斷，這一點在后殖民時代的今天和殖民主義時代沒有什么不同。薩米爾·阿明認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依靠五個方面的壟斷而雄踞全球等級結構的頂端，這就是科學技術的壟斷、世界范圍的金融壟斷、地球自然資源的壟斷、媒體和通訊的壟斷，以及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壟斷。也許我們還可以補充一條：自由民主的壟斷。這條補充在兩個意義上是非常嚴肅的：一、自由主義對民主的壟斷旨在抹掉自由主義和民主歷史地結合的痕跡(想一想霍布斯的自由主義吧)，似乎由自由主義界定的民主是世界上惟一可能的和可行的民主；二、這樣做的目的當然是企圖壟斷一切合法性資源，保證資本主義世界秩序的永久合法性。它的鋒芒不僅針對過去的敵人，而且針對未來可能出現的對手。自由主義對民主的壟斷是經過艱苦腸殺得來的，它確實打敗了它的對手。但是，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勝利不能掩蓋它長達5個世紀的黑暗而又血腥的歷史。自由主義民主能夠對占世界4／5人口的饑餓、貧困、疾病無動于衷嗎?我們能夠說這是他們自己的過錯，因為他們沒有像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那樣“發展”嗎?我們能夠說占全球5％的人口(不管這些人屬于哪個國家)消費全球1／3的資源是自由民主嗎?我們愿意讓資本的剝削制度和對地球(現在已經延伸到外層空間)資源的掠奪性開發無限地延續下去嗎?反對極權主義就是為了讓我們淪為資本的奴隸嗎”自由主義既要掩蓋這些矛盾又要壟斷對民主的解釋，肯定是行不通的?，F代世界是一個整體的世界，不存在一個可以被排除在自由民主之外的“外部”。歷史沒有終結，是因為產生不平等、不自由和不民主的土壤還繼續存在；因為沒有任何力量能夠阻止“全世界受苦的人”追求一種更為公正的、全面民主的生活方式。
“全面民主”概念的提出有待于歷史本身的發展，基于對自由主義民主原理的批評性理解，它主要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來理解：首先，民主的原則必須貫穿于社會生活的每一個方面。和自由主義把民主理解為一個政治概念(特別是政府的產生方式和組織原則)不同，全面民主的生活方式必須承認每一個人都擁有平等的權利參與社會生活所有主要方面的決策和安排，因為權力決不僅僅局限在狹義的政治領域里，經濟資源和文化資源占有的不平等同樣會導致權力關系的不平等，導致形形色色的壓迫關系，所以和政治民主同樣重要的是經濟民主和文化民主。另一方面，全面民主的原則必須是一個全球性規劃，它不可能在任何一個民族國家的范圍內完全實現(不排除部分實現的可能性，相反，全面民主原則在任何國家內或局部范圍內的部分實現都可能具有不可估量的全球意義)，因為資本主義制造的全球分裂是全面民主的主要障礙，所以實現全面民主必須既在局部范圍內又在全球范圍內反對資本主義，消滅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制造的全球性兩極分化。同時，對于以上兩個方面來說，經濟民主都是全面民主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足條件)。如果建設一個全面民主的全球社會可以說是一種社會主義實踐的話，那么社會主義的復興是不可想象的。全面民主的社會主義將不固于任liberaldemocracy教條主義的意識形態，因為人類的解放不是任何意識形態所能壟斷的，它不拒絕任何有助于人類解放的思想資源。惟一可以肯定的一點是，它毫不妥協地反對任何肯定現狀(不論是在局部范圍內還是全球范圍內)的企圖，毫不妥協地反對一切形式的壓迫關系及其或公開或隱蔽的辯護士。
20世紀社會主義運動的失敗有著多方面的復雜原因，它是當時的歷史條件的產物。我絲毫不想為它的造成無數災難性后果的錯誤辯護，但是我必須承認我也沒有自由主義者那種幸災樂禍的心理。當我看到在社會主義的廢墟上資本是怎樣的肆意橫行的時候，我意識到將近一個世紀前的革命是資本主義本身而不是冷戰思想家所說的一小撮革命家的陰謀的產物，而且我相信全球資本主義還在繼續培植社會變革的土壤。在這樣的條件下，歷史終結論不是為資本的全球化鳴鑼開道還能是什么呢?皈依資本的邏輯是種很強的誘惑，條件是你必須學會適應“不道德”的經濟(僅僅是經濟?)，對有些東西，你必須要么心安理得，要么視而不見。我始終學不會福山者流那種有選擇的義憤填膺，也無法響應他們的召喚進入一個“做穩了奴隸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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