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馬克思、凱恩斯分析經濟周期經濟危機的發生機制，核心范疇是利潤與利潤率，從利潤追求到利潤率下降。今天，GDP及其變化不一定能很好地反映實際經濟狀況，用電量被指計量不準（早年有些地區電話費計量收費是標準的幾倍），失業率的數字各國都低估，中國農村大量過剩半過剩人口不計入。工資具有剛性。愚以為，反映企業狀況相對最好的指標是利潤，反應宏觀經濟狀最好的指標是稅收。
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利潤總額（一三產業無相同數據）增速：疫情前已經為負數，2023年2月累計增長-22.9%，應為疫情影響，然后逐漸恢復，2024年2月突然累計增長為10.2%，然后迅速下降，在上年基數低的情況下，1-6月同比增長3.5%，5月同比增長0.7%，6月同比增長3.6%，已經不是疫情影響。
稅收數據很全面最客觀。前些年多年連續兩位數。今年上半年，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11.59萬億元，同比下降2.8%，可比增長1.5%左右。其中，全國稅收收入9.4萬億元，同比下降5.6%；非稅收入2.18萬億元，同比增長11.7%。由上可推，稅收收入可比增速應為負數。
現代經濟周期經濟危機不同于古典經濟危機經濟周期，生產總量增速往往不是大起大落，而是經濟停滯，暫短負增長，或增長降速（有時不一定準確體現在GDP等統計數字上），而稅收和利潤出現較大的波動。
2.馬克思、凱恩斯分析經濟周期經濟危機，具有經典模型，今天的經濟周期或增長低速，情況復雜，不同時期影響因素各異。既不能忽視和誤解制度與體制的原因，也要重視經濟戰略及其政策，還要注意有利的環境和不利的環境等因素，以及路徑歷史。籠統的“改開以來”“改革成就”存在語言陷阱！經濟高速增長不能忽視也不能全部歸因于體制和制度，經濟衰退不能忽視也不能全部歸結于體制和制度。在增長中，非公經濟凈收益也許占十之一，開放凈收益也可能占十之一。同一因素在不同時期也會起不同作用，如國有企業是高速增長的因素之一，也是減緩經濟衰退經濟失速的因素之一，非公經濟，開放，房地產等則助漲助跌，是增長高速的原因之一，也是經濟失速的原因之一。同一因素在同一時期也會同時具有促進與促退作用。
3.增長主義誤區。通常，在周期性增長停滯之前存在增長過快，尤其是不恰當的過快。增長過快除了利潤追求等因素推動，重要原因是增長主義（鄙人有系列論文并組合成書）的影響。增長主義片面追求GDP 的增加而忽視資源環境的損耗和民生的改善。例如蓋很多閑置房拉動了GDP，但其材料生產會釋放大量的三廢，消耗大量的礦產和土地，樓房擁擠可導致城市夏天溫度高了好幾度，馬路體感溫度比預報的陰涼處溫度又高出很多，凈化空氣的綠地嚴重不足。為了增長，稅收極優惠，閑置房不統計，各部門不透漏相關信息，學者估算難保準確。僅僅是一例。生態文明理論與科學發展觀是從理論上對增長主義的糾偏，但實踐難以效果充分。增長主義意識往往導致不重視生態狀況這個增長的約束條件，為了增長而使利益向企業（主）傾斜，財力大量用于投資而使縮小貧富差距（別侈談共同富裕）問題得不到很好的解決。增長主義在頂層、中層、企業有諸多原因，而宏觀深層邏輯在于，認為增長是解決一切問題的關鍵性條件，尤其是壓倒一切的穩定。
經濟增長中政府作用與國有經濟作用是兩個不同的范疇，國有經濟的優越性不同于政府干預的作用與影響，不能認為，市場經濟中政府作用越大越多就越正確。
4.增長的民營依賴癥誤區。關于增長的“民營經濟”依賴癥。其表現：對非公經濟在財政、金融等政策方面特殊支持、特殊優惠補貼；地方為吸引企業，實行更為特殊的優惠即補貼；低工資在微觀上有利于企業提高競爭力，因此工資協商無疾而終；在勞資沖突中，地方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選擇是盡量站在企業一方，這有利于留住企業、吸引企業；企業提供主要稅收，客觀現象就相當于衣食父母，書記市長發工資、維穩等等很需要錢（這與資本論的本質分析是兩回事，工人求工作，就得客客氣氣，不能說我給你創造剩余價值）；地方比頂層更需要維護非公企業，當店小二也是事岀有因。原因：體制機制使然。非公經濟被當作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組成部分；又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主要力量，當店小二原則上不錯，真能做到也是盡職盡責；國有企業指望不上，扶持非公經濟客觀上對局部勞動者也有利，現實是，非公經濟是國民經濟的主要部分，其經營狀況與貢獻對國家社會至關重要，地方財政與增長更是依賴非公經濟；社會主流的（錯誤）共識是，非公經濟一般效率高、有活力，國有經濟腐敗多、效率低、難搞好，所以主要靠非公經濟。
5.要防止投資依賴癥。馬克思凱恩斯的經濟周期理論都指出，投資過度形成生產過剩，生產過剩導致利潤下滑進而導致投資不足觸發危機，成為經濟衰退的直接原因。不過馬克思恩格斯的理論體系說明，經濟周期的根本原因是生產投資無限擴大的趨勢超過了勞動人民的需求能力，即消費不足。馬克思恩格斯的需求不足，是消費需求不足，不是包括投資需求不足的需求不足。無政府狀態的競爭也是導致生產投資盲目擴大的原因，無政府狀態導致部門產品比例失調的說法是計劃經濟背景下對恩格斯論述的曲解或誤讀（我有文章說明）。當代世界生產投資盲目擴大并非僅僅是資產者的追求，自負盈虧的國有企業也有這種沖動，不過明顯小于私人資產者，干預經濟的計劃者或管理者同樣也有增長主義的沖動，有時甚至超過資產者。世界經濟的困難不在于沒有資金造不出產品，而是貨物和服務的銷售受阻，而資本品的銷售最終依賴于消費品的銷售。大量的公路對生態具有極大的消耗和不對稱的效用。投資依賴癥忽視生產與消費的總量比例，似乎供給自動創造需求。現在講以人民為中心，過去講生產目的是滿足人民需要，落實到經濟建設上，就是要理順投資與消費的關系，但不是簡單的刺激消費。
6.理順投資與消費的關系，就要顯著提高消費支出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比重，這一比重東方大國與其他國家多年具有非常大的差異，一般的措施幾乎無法使之改觀。大幅提高消費支出在經濟中的比重，并提高消費意愿，首先要大幅提高勞動者報酬尤其是私企勞動者報酬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是提高相對收入而不是絕對收入，而這以雇傭勞動者在企業、行業中的集體談判地位為前提。美國全國性工會對工資影響非常大，福耀玻璃美國稱，建工會我就關廠。特斯拉胖東來的做法不可能得到推廣。其次，要以充分的社會保障為前提。五十年代西方社會保障社會福利的大發展是發達國家真正騰飛的重要條件。養老，我國城鎮職工問題不大，居民問題稍大，進城務工人員和農民問題就大了。醫療保險還談不到是保障。失業工傷生育風險也未能充分解決。再次，政府提高低收入群體的收入與消費支出，前提一是高稅收，二是財政預算結構大幅調整。東方大國的財產稅與國外大不相同，個人所得稅改革的結果是擴大收入差距（不是隨便說的），漂亮國的巨額政府債與東方大國的巨額政府債，用途完全不同。投資依賴必須破除。
7.社會管理者的目標及決策由其利益、認識、價值觀所決定，通常不會簡單地遵從于某種理論或觀點。社會管理者使用理論不等于被理論牽著走，就是企業管理者在北大讀了MBA也不會按所學理論管企業。社會管理者目標的必要約束條件是自身的崗位維護，很多做法與崗位是吻合的，有些東西與崗位不吻合，將會被不同程度上被修改，當然社會規律都有例外。政策選擇是各種力量相互作用的結果，而社會管理者的力量要把崗位維護列為必要甚至首要的政策制約因素。
美國政府債多得不可思議，但仍然不斷擴張，首先是因為執政黨派及其總統需要用福利開支取悅于選民，并不符合任何西方經濟學的理論。本來，降利率、寬貨幣的積極的積極貨幣政策并不能刺激經濟（我有三篇文章說明此點），這也是馬克思的觀點，緩解經濟波動要選公有制，美國不可思議地天量發行貨幣，則完全突破了任何經濟學理論，但美聯儲作為社會管理者也要盡量表現自己。古代帝國影響政策的各種力量通常都沒有皇上的力量大；在既定的框架內，社會力量和杰出人物能否影響朝廷管理者的認識和價值觀從而顯著影響政策，有成功的例子但不多。朝廷如何興修水利賑濟災民如何抑制豪強打擊腐敗，取決于皇上認為具體怎樣做才能更好地持續穩定駕馭政局。
12.過度開放思想誤區。對過度開放的副作用，大量人士已反復指出。此處補充的是，主張高度（過度）開放的思想原因，一是增長主義思潮，認為我們迫切需要經濟增長，而增長需要盡可能高度的開放，引進外資，副作用相對于增長不重要。但實際上過度快放對增長的幫助不像想象的那么大，例如，學者們幾十年的研究一直證明以市場換技術的目的達不到。在外資充盈的情況下再增加外資則對內資具有顯著的擠出效應，剩下的正作用減去對于國家經濟安全、所有制結構等方面造成的諸多負作用，是正是負不一定；兩方面作用孰大孰小，人們的價值權衡不一樣，有些人只顧眼前的蠅頭小利。二是缺乏制度自信，包括在經營機制、企業治理、技術創新等方面，許多人潛意識中認為非公比公好，外資比內資好，或者沒必要區分公與私。其實，國內企業機制不變，監管機制不變，引進外資他也不會學習；要想學習，不引進外資也能學習。那些引進的會計師事務所到了中國并不比國內的同種機構更守法。外資擴，國資比重小，不問姓公姓私必然如此。三是滿足有錢階級便于享用高端或特殊服務的需要。如國際學校、外資醫院、外資康養機構等。這種做法一個連帶影響是爭奪普通人的教育醫療人才資源。階級社會有這種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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