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全面圍剿中國、封鎖先進技術和裝備進入中國的情況下，在其它發達國家普遍收緊先進技術與重要資源流出的背景下，以美元資本代表的外商投資已經不能代表先進的生產力，引進外資已經無法帶來先進技術與裝備。在此背景下，美元資本對中國而言，已經不再具備推動中國工業化和現代化的意義。
為了應對美國經濟金融危機，維護美元資產價格，近年美聯儲增加投放數萬億的美元流動性。這一空投紙幣刺激美國經濟的政策對美元貨幣體系將造成巨大沖擊。為了防止美元體系崩潰并維護美元的世界霸主地位，泛濫的美元紙幣急需在全球市場上尋找商品、資源和股權等實體對應物。各國政府十分警惕美國濫發美元來掠奪世界，紛紛采取措施“去美元化”并防止經濟資源的流失。在此背景之下，如果中國各行各業擴大對外開放，那么，中國必將成為美元紙幣的主要泄洪區。美元紙幣流入中國并實現其資本化，將加快美元資本對中國各行各業的滲透與控制。這將進一步影響國內的經濟結構、產業結構和所有制結構，削弱中央政府的宏觀經濟調控能力，甚至可能造成中國經濟金融主權的喪失，重蹈法國經濟和南美國家經濟的覆轍。美元紙幣一旦在中國實現資本化，一方面可以增加美元的含金量、鞏固美元的國際地位、提升美國經濟金融實力，另一方面則必然地削弱人民幣的國際地位、使得人民幣淪為美元的代金券，即，在增強美元資本對中國經濟、金融與政治的控制力的同時，削弱了中國經濟金融的實力。美元紙幣在美國國內只是紙老虎，但是一旦流入中國完成其資本化和實體化、美元紙幣成為美元資本，那么，美元紙幣就變成了真老虎。老虎要吃肉，甚至吃人，這是美元資本的本性。應該看到，在美元資本的背后，隱藏著美國中情局、并站立著美國軍隊。
美國通過發行美元紙幣可以在中國購買中國商品、投資中國企業、獲得各類資源(如稀土等)、取得長期收益，但是，中國拿著美元卻不能在美國購買中國所需要的產品、技術、資源和股權，只能購買美國指定的產品，如美國國債和轉基因產品等。因此，在中美關系走進戰略對立的特定歷史階段，擴大外商投資領域、大舉引進美元資本(即資本化的美元紙幣)、付出商品、資源和股權來換取美元儲備，以此刺激經濟，實屬飲鴆止渴，后患無窮。這種以中國實物交換美國紙幣的交易，屬于出賣中國國家和民族長遠利益的交易。所有的中國人、以及我們的子孫后人都將成為這場錯誤交易的犧牲品。
美元紙幣一旦進入中國央行系統，央行就要相應地增發人民幣交給外商，這些外商將美元紙幣兌換成人民幣之后可以投資于中國對外開放的各個產業領域。其結果是：中國央行得到了美元紙幣，增加了美元紙幣儲備，而國內各行各業得到了由美元兌換而來的、由美元紙幣背書的人民幣，最后，國內企業得到的還是人民幣，但資源、股權和收益權卻到了外資手中，而美聯儲發行的美元紙幣借助人民幣實現了脫胎換骨的資本化。
中國央行與美聯儲一樣擁有獨立的基礎貨幣發行權。既然核心技術、關鍵產品和重要裝備拿美元是買不來的(華為和中興體會最深刻)，既然中國持續推進的工業化和現代化必須依靠中國人自身的投入和努力，那么，中國政府為什么不直接把人民幣進行資本化呢？為什么不借助資本市場把人民幣直接資本化并投入于各行各業呢？為什么人民幣基礎貨幣的發行一定要請美元紙幣進行鬼神附體和背書呢？為什么不學習日本央行獨立自主地發行紙幣并實現紙幣的資本化呢？為什么要進一步開放國內產業、引進美元紙幣、幫助美元紙幣借助人民幣來實現其資本化并控制國內產業和國內市場呢？為什么要開放產業、引進國際私人資本、進一步降低中國資本和國家資本在國內產業中的比重、削弱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的基礎呢？為什么要為岌岌可危的美元貨幣體系持續輸血呢？其立場、動機和原因是什么？
國內經濟金融界有一批專家學者，一方面極力反對人民幣直接資本化，另一方面卻積極主張對外開放、招商引資。他們從來不反對美元紙幣的資本化，他們從來不說以下金融事實：美元資本就是美元紙幣的資本化。他們的政策主張客觀上是在幫助美元資本占領中國市場，擴大美元資本在中國的金融版圖，幫助美元紙幣在中國完成實體化和資本化，使得人民幣淪為美元紙幣的代金券。人民幣為什么難以走出去？原因就在于此。因此，對于那些極力反對人民幣資本化、同時積極主張對外開放的政策建議與主張，必須保持高度警惕。
在美元不代表黃金、也不代表先進技術、并且日益貶值的情況下，國內各行各業的投資機會應該留給中國央行自己發行的人民幣，實現人民幣直接資本化，而不應該進一步開放產業、引進美聯儲發行的美元紙幣，幫助美元紙幣完成在華的實體化和資本化。
日本、澳大利亞以及歐洲各國都嚴格把關、嚴防外資(資本化的紙幣)滲透和控制本國重要的技術、資源和產業。他們始終沒有把境外的美元紙幣作為刺激本國經濟的手段。難道他們不如中國人聰明嗎？不是。他們精得很，他們是一批真正懂得貨幣與金融本質的人，而且，他們愛國而不賣國。
2019年11月25日，日本緊跟歐美抬高外商投資門檻的步伐，頒布了新版《外匯與外國貿易法》，把外資獲取有關涉及國家安全領域企業股份的申報門檻從10%調整為1%以上，并且把受約束領域擴大為四大類(國家安全、公共秩序、公共安全、經濟平穩運行等)，不僅涵蓋飛機、核能、武器制造，而且包括農業、運輸等民生領域。在上述領域里，存在外資股東的企業在作出重組董事會、出售核心資產等決定之前必須向日本政府申報，并在獲得批準之后方可實施。
與發達國家全力保護本國產業的政策取向相反，目前中國有關部門開始全面放棄對本國產業和企業的必要保護，大幅降低國際資本的投資門檻。這種政策取向將剝奪國內企業自主創新的發展機會，破壞中國自主創新型的工業化進程。以引進特斯拉為例，在中國把上海郊區三千畝低價良田和數百億信貸資金作為厚禮引進美國特斯拉之后，特斯拉從一個隨時可能破產的風險企業搖身成為明星公司，結果是，一方面美國特斯拉公司股價升天，另一方面中國新能源汽車產業紅旗落地：在特斯拉受政府加持的屠刀下，國內企業形成了大量過剩產能和不良資產。歷史終將證明：這種招引外資、擠壓內資的對外開放方式，終將作為沉痛的教訓而載入中國現代經濟史。
中國主導對外經濟政策制定的官員和專家應該是精通經濟、金融與國際地緣政治的戰略家，而不應該是熱衷于短期經濟數據的宏觀分析師。
可見，如果沒有從基礎貨幣發行機制的角度思考國家金融問題，如果沒有從貨幣與金融角度思考產業發展與宏觀經濟問題，如果發展經濟的思維仍然停留在所謂供給、需求、投資、消費、外貿、外資等經濟現象上而不深入到經濟本質、不深入到產業結構、經濟結構和所有制結構上，那么，我們將無法真正理解現代經濟與現代金融，也無法真正確立國家安全意識與金融安全意識，更談不上維護國家政治經濟的全局利益和長遠利益。
法國從戴高樂時代的世界強國淪落為“破產的國家”，其深刻的教訓就在于使用外資的失誤上。未來中國會不會也淪落為一個破產的國家？這取決于當下中國政府有關部門對外開放的政策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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