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金融改革政策和金融開放政策，必須以人民為中心(如，可增加就業機會、可改善百姓生活、可避免儲蓄財富慘遭國內外金融資本洗劫等);必須服務于中國的工業現代化和國防現代化的戰略目標，必須體現社會主義有組織的市場經濟制度精神。一切可能導致百姓儲蓄財富遭遇洗劫、一切無助于工業現代化和國防現代化、一切有悖于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原則與精神的金融改革政策和金融開放政策，都必須收回來、改回去。
在日益嚴峻的國際政治經濟環境下，我們必須反思以往的經濟金融政策。我們設計出臺的資本市場做空機制配合了2015年的大股災，消滅了一大批大小投資者;我們鼓勵發展的P to P互聯網金融政策，讓百姓損失了數以萬億計的儲蓄財富;我們的基礎貨幣發行制度和匯率政策讓作為經濟大國主權貨幣的人民幣淪為事實上的美元紙幣的影子貨幣，導致海外金融資本可以在華攻城略地，其結果是，以互聯網和芯片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領域幾乎全線失守，而從汽車到洗發水的傳統產業也多數痛失了市場占有率的龍頭地位。
經濟金融政策的確到了必須反思的時刻。只有認真反思，才能糾正航向，到達勝利彼岸。
金融政策要以實現中國工業現代化和國防現代化為核心目標。為此，必須明確工業現代化的標準，拋棄一切以GDP指標、城市化率指標為發展目標的做法，也要拋棄從城市到鄉村到處搞工業區和開發區的“偽工業化”做法。工業現代化的標準是：中國各大工業部門前三強企業是本國企業，而不是外資;各產業的關鍵技術、核心零部件和工業軟件都掌握在本國企業手中，本國企業和研究機構的產業技術創新能力站立于全球第一梯隊;本土企業通過上下游的產業滲透和資本滲透，不僅控制著上游原材料與核心零配件的供應渠道，而且控制著下游的產品銷售渠道，并擁有產品銷售定價權;各個產業部門和金融服務部門創造的經濟增加值主要以工資、利潤、稅收的方式歸于國內的勞動者、企業和各級政府。對照工業現代化的標準，中國距離現代工業化國家還有不小的差距。
引進跨國投機資本、推高地價房價、發展股指期貨、把農田變為工業區等，雖然可以提高GDP數量和城市化指數，但是，這一切都已偏離了工業現代化和國防現代化的目標。如果中國始終把實現工業現代化和國防現代化作為經濟金融政策的核心目標，那么，中國的光刻機、芯片、大飛機等產業就不至于被甩出當時世界第一梯隊而成為當前卡脖子的產業短板，更不會出現以恒大為代表的房地產雷區。
為了實現工業現代化和國防現代化，中國必須堅持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經濟制度。這是因為：共產黨是代表國家和人民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的政治力量，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是實現中國工業現代化和國防現代化的制度保障。共產黨不是某個社會利益集團或海內外大資本力量的代表。這才是共產黨的靈魂。只要堅持代表國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與長遠利益，共產黨就不會丟失靈魂，就可以長盛不衰、永葆青春。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是特定歷史階段的產物，這一經濟制度的內容和特色體現在“社會主義有組織的市場經濟制度”之中。在國家資本、國內私人資本和海外私人資本共同構筑的市場經濟體系里，國家資本必須圍繞著工業現代化和國防現代化目標，發揮引導、組織、主導、控制、救助的作用。國內私人資本不能失控，海外私人資本更不能失控。我們應該從互聯網金融領域國內資本失控和互聯網大數據應用領域海外資本失控的教訓中警醒。
因此，任何一項經濟金融政策，不僅需要滿足中國工業現代化和國防現代化的目標要求，接受工業現代化和國防現代化戰略目標的約束;而且需要有利于加強黨的領導、有利于鞏固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接受政治制度約束和經濟制度約束。只有同時堅持正確的生產力目標約束和正確的政治經濟制度約束，才能保證我們的經濟金融政策不會出大偏差，才能保證中國經濟不會重蹈前蘇聯覆轍而墜入懸崖。
面對國際政治經濟軍事環境的變化，中國經濟金融政策已經到了必須反思、調整和懸崖勒馬的時刻。在此歷史背景下，采取“目標—制度—政策”分析模型，建立“工業化戰略目標—社會主義制度—經濟金融政策”的立體評價體系，評估各項經濟金融政策尤其是對外開放政策，避免產生顛覆性錯誤，顯得尤其重要和緊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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