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過后，為了盡快實現經濟復蘇和重振中國經濟，經濟政策制定部門已出臺了一系列刺激經濟的政策，如大力鼓勵發展民營經濟、鼓勵外資來華投資、降低貸款利率、刺激購房需求、活躍資本市場和降低存款準備金率等，甚至還采取了XX等“飲鴆止渴”的政策。也有不少人提出要深化改革開放，加快落實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的改革舉措，進一步激發市場活力和社會創造力。
但自2023年這個時候以來，筆者就一直認為，上述措施將會收效甚微。理由其實很簡單：自2008年底以來，生產過剩和產能過剩問題一直是中國經濟的主要矛盾（請注意是主要矛盾），中國經濟的主要矛盾不在供給側，而是需求約束，即有貨幣購買能力的有效需求不足。目前刺激經濟復蘇的絕大部分措施仍停留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思維定式之中，它不僅無助于解決中國經濟的這個主要矛盾，反而有可能在較長時期使中國經濟停留在所謂“L增長”的底部。
以大力鼓勵發展民營經濟這個呼聲最大的措施為例。這個措施有三個問題。
首先，目前中國經濟最大的問題是有貨幣購買能力的最終消費有效需求不足，大力鼓勵發展民營經濟能解決這個問題嗎？顯然不能。
其次，既然絕大多數學者認為，在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時期，民營企業的貢獻是大大的，那么，現在經濟不景氣了，怎么又說民營企業發展不夠和營商環境不好了呢？難道民營經濟的處境還不如高速增長時期嗎？現在經濟不景氣是政府的民營經濟政策造成的嗎？
最后，如果大力發展民營企業能解決目前中國經濟的困境，為什么美國只有通過“羅斯福新政”和“二戰”期間大幅度提高國家財政赤字率，才走出了上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在那時，美國的企業都是民營企業！
2008年底以來的中國經濟遠比上世紀三十年代西方國家“大蕭條”時的狀況好得多，但問題的性質都是一樣的：有貨幣購買力的有效需求不足和生產過剩。然而，在應對“大蕭條”上，沒有一個西方國家在當時采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去產能”和“去庫存”，因為這種“市場出清”的思路將殺死許多企業和加劇失業問題。當時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無不從解決需求問題走出了“大蕭條”。
“四萬億投資”旨在解決需求問題的思路是正確的，但因其嚴重缺陷所產生的問題引發了經濟政策的大轉向：從需求側轉向供給側，從而使供給側緊縮成為過去十年我國經濟不斷下行的重要因素之一。目前我國刺激經濟復蘇的經濟政策基本上仍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思路所支配，這有可能使中國陷入“慢性經濟蕭條期”的危險。對于目前的中國，不解決最終消費有效需求不足問題，無論怎樣鼓勵發展民營經濟都將是無濟于事的。不打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思維定式，不突破財政赤字3%警戒線的教條，中國將在“慢性經濟蕭條期”的泥潭中繼續掙扎很長時間！
我用“慢性經濟蕭條期”這個概念替代了“L型增長底部”這個概念。這是筆者在2022年10-12月閱讀與凱恩斯革命相關資料時提出的概念。凱恩斯的思想有一個長期的孕育過程，最初是為了解決英國從1921年開始的慢性經濟蕭條，在“大蕭條”的刺激下，才最終完成。20世紀20年代的英國經濟出口下降，失業加劇，經濟萎靡不振，而英國政府試圖通過降低工資和恢復金本位解決其困境。凱恩斯反對這些政策，這是凱恩斯革命的起源。
目前的中國經濟類似于當時英國的狀況：出口長期下降，內需不足，有陷入長期“慢性經濟蕭條”的危險。因此，中國首先需要國家財政支出而非減稅跨越“慢性經濟蕭條期”；然后通過經濟體制的改革，調整勞資分配關系，解決收入分配兩極分化問題，最終以絕大多數人的收入增長（即內需）為引擎，開啟國內大循環經濟的黃金時代。
總而言之，中國需要類似于上世紀三十年代“羅斯福新政”和美國戰時財政政策的新政。這種新政就是筆者在《現代貨幣理論在中國》的《序言》中提出的“人民凱恩斯主義”，這個《序言》是去年這個時候完成的初稿，值此一周年之際，筆者撰寫此文，呼吁經濟政策的大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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