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面的系列文章（《主流經濟學不懂中國》《主流經濟學不為中國的發展買單》）中 ，我們用比較長的篇幅介紹了我國公有制的基礎設施建設體制和公共服務體制。
上述兩大制度的最突出特點就是，放棄市場條件下本可依賴壟斷或信息優勢帶來的超額利潤，以低利潤甚至負利潤提供產品或服務，保證了我國居民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能用較少的貨幣支出享受公平、相對優質的公共服務，成為了我國要素大流動、勞動力成本優勢等經濟動力的基礎性來源。
今天我們基于這些前提，深入聊一聊當下輿論經常討論的地方財政問題，看看廣大內陸和欠發達地區是怎樣做出了“功成不必在我”的經濟貢獻，批駁一些與此相關廣為流傳的錯誤話術。
在普通人的認知中，自己和財政打交道的途徑無非就是交稅、領養老金、醫保報銷，實際上，經過幾十年的經濟大流動、大發展，我們中的大多數都承載著財政資源培育的生產要素，在中心城市和家鄉間奔波，構成了個人生活與財稅遷移的“鄉愁”，進而形成了地區發展和財力不均衡等等現象，而紓解財政“鄉愁”的關鍵在于完善轉移支付機制，讓財稅資源也能“常回家看看”。全文九千字，干貨充足，建議耐心閱讀。
無償的財政支出與有償的財政融資
享受公有制基建和服務的群眾可以不直接足額支付成本，但它們的成本終歸要從社會產品中撥付。即使基建施工方、老師醫生們不索取美國同行水平的暴利，也依然需要相對充裕的貨幣資金補償其受到的教育，以及長工作時長、艱苦的工作環境和較高的職業道德要求等因素，否則只會面臨兩種結果：優質人才流失導致的服務質量下滑，或者從業者尋找灰色收入補齊利潤“差價”的動機大幅上升。
企業募股或舉債用以投資固定資產、招聘人才，到市場上獲取利潤支付融資成本，可在社會主義的導向下，我國財政必須堅持普惠的非盈利導向，不能也不容在基礎設施、教育和醫療上打賺錢牟利的主意。
稅收收入是源自國家權力的無償收入，和低利潤、負利潤的公共支出最為匹配。我國稅收占GDP比重僅為15%,與龐大的社會責任相形見絀。與之對比，著名“小政府國家”美國是27.7%，歐洲福利國家為40%+。
為彌補稅收與支出責任間的缺口，地方政府不得不依賴賣地、舉債等有償方式籌集收入。與很多營銷號和別有用心的財經媒體蓄意渲染所大相徑庭的是，在政府賣地的“毛收入”中，拆遷補償、N通一平等費用占到80％，政府自身可支配的“凈收入”只有20%(順帶一提，地價毛收入和稅費也只占房價的40%左右，而非網上大肆渲染的60%到70%，詳見《誰在替碧桂園喊冤》)，相當于融資成本80%。而在反復借新還舊、不規范不合法操作等因素影響下，地方政府舉債利率甚至能超過10%，融資手段最終反而變成了赤字的來源。
（吐槽：正因賣地收入的可支配部分太小，“土地財政”的核心不是賣地，而是以國有土地為形式上的抵押品大規模舉債。然而大多數財經自媒體和“專家”為了渲染自己的觀點大談特談“賣地”，如果不是真的不清楚這里面的邏輯，那顯然就是別有目的。）
所以，產生地方赤字和債務的直接原因可以歸結為：財政支出的非求償性和財政融資的有償性的矛盾。
分稅制不背鍋
非求償性并不意味著財政支出不能帶動收入自然增長。在理想模型中，投資于本地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建設的支出可以發展經濟、擴大稅基（即產生稅收的經濟活動，比如增值稅的稅基是銷售，個稅的稅基是收入）。也就是說，財政支出的“收益”不是和企業一樣直接來自提供產品或服務，而是間接體現在未來的稅收增長中，以此彌補前期投入可能產生的債務。
現實顯然并非如此，即使疫情前，除了蘇州、深圳等一只手能數得過來的極發達地區，全國所有非直轄市城市的收支全部、長期處于赤字狀態，由此衍生了地方債問題。
這其中當然存在不少面子工程和浪費，但絕非地方債問題形成的根本原因。抱著解決問題的態度討論地方債，這些問題必須予以嚴厲的打擊追責，但不能以此作為觀察和解決地方債的邏輯甚至情感出發點。
學界和政策界最流行的地方債成因解釋是：1994年分稅制改革后，中央分走了地方稅收的大頭，但本地投資、教育、醫療等繁重的支出責任卻留給了地方。稅率本來就低再被切走很大一塊，財權-事權不匹配導致地方政府不可能僅靠留在本級的稅收完成各項支出任務，催生了賣地舉債等開辟自主財源的行為。
多數人想象不到，在大一統的中國，中央收入占比超過50%的歷史并不長（本圖還沒包括80.90年代地方預算外的亂攤派亂收費）
這個解釋抓住了表象卻沒有抓住根本（后文詳細解釋），而且解決建議往往就會落在兩個方面，可惜都不能解決問題：
一是少管點事，把地方財政的“賠錢貨”變成市場企業的“搖錢樹”。在《國家曾給教培臺階下》一文中我們展示了，或明或暗的公共事業私有化會給普通群眾帶來何其沉重的生活負擔。疫情爆發后，“嚴控公立醫院數量”等給地方財政節流、給私有化開源的危險導向被逆轉，地方財政必須在保留公共服務責任的前提下考慮解決問題。
二是多留點錢，提高央地稅收分成中地方留存的比例。且不論分稅制的本意就是杜絕中央求某省打借條的強枝弱干現象，提高地方稅收留存也將賦予具有強議價能力的大企業更多占用財政資源的空間；更更根本的原因是，就算把稅收都留在地方，也不能使大多數地方財政扭虧為盈。
上圖是2019年部分地級單位財政自給率（本級收入/本級支出）分布圖，可見大多數地方政府的本級收入還不到其支出的50%。考慮到不發達地區的稅收收入比重往往只有60%甚至更低，即使把“增個企消”四大五五分成的主力稅種全部留給地方（地方稅收收入×2），財政自給率低于60%（這還是保守估計）的城市仍然不能財政自給自足。
一刀切提高地方稅收分成不僅不能在整體上解決問題，還會加劇地區財政不平衡。發達城市的稅收占財政收入比重往往顯著高于不發達地區，提高分成后獲得的稅收收益也將顯著高于不發達地區，因此這個建議是典型的富者更富的馬太效應建議。
地方財政問題的核心是成本收益空間分離
回到上文提到的理想模型，它假設財政投入和未來稅收回報產生于同一地區，但如果甲地的財政支出在乙地形成了新稅基，稅收增量被乙地征收，那甲地政府怎么彌補前期投入產生的赤字呢？
這就是理解地方財政問題的核心鑰匙，筆者總結為“本地補貼，異地生產，異地納稅”模型。為了形象解釋這個模型，我們先講一個普通人的故事：
小王出生在十八線小縣城，讀了12年書考上了省城的本科，畢業后和大學里相戀的妻子到某一線城市打拼，還好公司給交社保。小兩口工資不算高，刨去租房、生活費、寄給家里的錢，很難承擔一線城市的房貸和教育成本，生了小小王后只能留在一方父母家照看、上學，每年仿佛一對候鳥，坐高鐵往返回家看看老人和孩子。
雙方父母是國企下崗職工，在老家領養老金，得了病小王想帶他們來一線城市看病，老人覺得異地就醫報銷限制多還得個人墊付走后面麻煩的手續，就自己在省城治了。
打拼十年后，小王兩口卷不動了，就帶著一線城市攢下的小筆積蓄回到省城工作，把孩子父母接來安家，直到在省城退休。小小王很爭氣，考到一線城市的教育部直管大學讀了本碩博，畢業后留在互聯網大廠工作，老王夫婦咬牙給孩子拿了首付，貸款買房落戶，開始了下一代人的故事……
我們把截止到小小王開始買房工作時，小王一家三代和財政發生聯系的重大事項都梳理出來，形成下面的表格。注意，在表格中我們先不考慮轉移支付、社保跨省統籌結算，這也符合相當長一段時期內我們的財稅分割現實。
上表最直觀的體現就是“越窮越花錢，越富越收錢”。老家縣城和省城為小王一家的生育、教育、養老和醫療產生了不少支出項目，一線城市只補貼了小王在當地打拼時的一些費用。財政收入的情況卻完全反過來，小王一家大部分的納稅和社保繳費都發生在一線城市和省城，老家縣城只有可憐的一條收入項目。
繼續粗略估計這些收支的數額：老家縣城從小王一家收到的稅費是最少的，老人年輕時的企業養老制度決定了他們沒有預繳有強制儲蓄性質的社保，改制后相當于地方“凈掏錢”發養老金，而老年人又不可能花太多錢繳納流轉稅。雖然辦學條件有限，老家縣城還是為兩代人提供了廉價基礎教育。總的算下來，老家縣城補貼小王一家的支出總額也許不多，但支出與收入的比值可能是最大的。
省城與小王一家財政交互最多，它補貼了小王的本科教育，配套投資的高鐵也方便了本省培養的小王出省打拼。小王回到當地工作幾十年，創造了很多GDP和稅費，還在當地買了房子，省城也負擔了一家三代的養老醫療和教育。
小王作為一名普通勞動者，他繳納的稅費不可能也不應該在數額上完全覆蓋國家給予的福利，但他對省城的貢獻和省城給他的福利在性質上達到了大體平衡。
一線城市則完全不同，小王一生中工作能力最強的10年都在一線城市創造GDP和稅費，年輕人占有的醫保資源在量上可以忽略，贍養老人、撫教孩子和自己養老的成本也留在了老家，減去公共交通上的補貼，小王對一線城市的稅費貢獻呈現巨大的正值。直到小小王用一套價值不菲的房子獲得了戶口，才擁有了大量享受一線城市財稅資源的資格。
小王已經是一名幸運兒，他以自身的財稅貢獻獲得了省城戶口，參與了較發達地區的財政資源分享。而那些出身農村、沒接受過太多教育的農民工和廠弟廠妹，很可能在貢獻一生的GDP和稅費后，不得不重新回到財政支出最薄弱的農村，出現所享福利絕對值低于所做貢獻的極端情況。
“人”身上積累了最多的要素培養補貼，也是創造GDP稅收的主體，代入小王的故事，對比一下各經濟圈人口凈流動趨勢圖，以及各省市財政凈貢獻圖（可以近似理解為本地盈余虧空），地方財政不平衡的原因已經呼之欲出。
我們用財政語言把小王的人生故事再講一遍：因為廣泛的公共服務體制，邊緣地區的教育、醫療和養老支出補貼生產了各個層次的大量勞動力，蓄積居民儲蓄池，能源礦產農產品服從國家控價，并大量投資建設了加速上述要素流通的基礎設施——
一句話，邊緣地區財政用真金白銀，培育了大量優質生產要素。
巨大的內部市場、發達的基礎設施決定了，優質要素生產完畢后極難留在邊緣地區，而是流通到效率更高的經濟核心地區參與商品和服務生產、形成稅基，具體形式有候鳥式勞動力遷移，初級產品低價輸入，居民儲蓄被抽出轉化為投資等等。
支出在邊緣地區，稅基在經濟引擎，相當于邊緣地區源源不斷地向經濟核心輸送蘊含在優質要素內的財政資源。剛性支出、稅基沒有，地方上再怎么努力也難做到收支平衡，邊緣地區稅收占財政收入比重低，高度依賴賣地發債甚至罰款，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無奈之舉。
長期以來，學界政策界輿論界都理所當然地認為，人口流動和財稅差距是經濟發展不均衡的結果，但中國的公有制基建和勞動力再生產體制決定了，不討論“攜帶”財稅資源的要素流動，就不可能完整理解地區間馬太效應的成因。
綜上所述，各地財政支出與稅基的橫向分配不均衡是中國財政的兩大矛盾之一（另一個是財政支出的成本收益在公私人部門間分擔的不均衡，有機會再討論），也是地方財政窘境的根本原因。
駁“環XX貧困帶”和“京爺滬爺”
上文們討論了“本地補貼，異地生產，異地納稅”模型帶來的問題，但本文無意否定這一模式。現代工業大生產決定了，經濟要素必須在空間上集中協同才能有效發揮資源配置效率，我國分散生產低成本優質要素、集中生產商品服務的發展模式充分發揮了制度優勢，是經濟快速發展的法寶之一。
因此我們應該做好全國一盤棋的下半篇文章，增強要素-商品服務區域協同生產模式的可持續性。對輿論空間中有害于實現該目標的言論，應當予以反駁批判。
首先談談“環北京貧困帶”。北京以首都之尊，在經濟發展和公共服務上與河北形成極其巨大的落差，這是鐵打的事實。但很多言論在討論該話題時不僅沒有深入其財稅本質，反而通過“上海卻帶動了長三角富裕”等話術，把節奏往地域矛盾或“威權經濟”上帶。
所謂“環北京貧困帶”的本質就是上文分析的邊緣地區向經濟引擎輸送財稅資源，河北因為環繞京津的特殊形狀和遠超經濟范疇的種種成本，成為了邊緣地區輸出資源的典型，但這絕不是國內的特例。
東北、蒙東、山西乃至山東河南都是北京虹吸的對象，蘇北、魯南、河南、安徽、江西、湖北、福建向長三角輸送了大量勞動力等受補貼要素，除珠三角之外的廣東、湖南、廣西、云貴川、江西、福建則是珠三角的要素來源地。
富也廣東窮也廣東，非珠地區人均GDP和廣西差不多，很能說明問題
而且在每個經濟圈，還存在周邊城市向中心城市輸送集中的趨勢，比如縣域向城市集中，安徽東部江蘇西部向南京集中，東三省向沈陽大連集中等等，涉及隸屬不隸屬、跨省不跨省等諸多財稅分享因素。“環XX貧困帶”沒有總結財稅成本收益的一般規律，更無法描述復雜的多層次財稅資源流動，除了挑動地域矛盾情緒外毫無價值。
如果說“環XX貧困帶”是打著同情邊緣地區的旗號表達某些核心地區的訴求，那么屢見不鮮的發達地區傲慢言論就是赤裸裸地踐踏邊緣地區培育要素的功勞：“臭外地的來北京要飯了”，“Shanghainese是一種新的生活方式和認同感”、“廣東一省養半國”，主要見于財力凈貢獻的地區的老市民。
這些奇談怪論的底色是統一的：拒絕承認自身城市/地區經濟成就中其他地區的貢獻，而全部歸功于“本地人”的天賦特權、商業頭腦、國際接軌等等亂七八糟的因素。在社會文化層面，我們已對這種現象做了很多批判（《當代上海從哪來？》《“上海式消費主義”是怎樣煉成的？》），今天我們從財稅的角度再來批判剖析。
地區優越論必然導向把全國要素的生產成果全部留在當地的財稅訴求。對于外來務工人員，個稅社保、租房買房等進賬一概笑納，但嚴格限制外地人分享本地公共服務。
對于邊緣地區，則是堅決否認轉移支付、跨省統籌的合理性：邊緣地區財政赤字社保虧空是因為他們思維落后、貪污浪費、營商環境差，可不是因為他們的青壯勞動力都來我們這繳稅繳社保了。為了死死捂住本地的錢袋子，吵鬧叫罵甚至“XX獨立”的極端言論不在少數。
先有全國財政補貼要素流向發達地區，再有發達地區財稅成果全國分享，這個邏輯不能顛倒。后一個環節“財政凈貢獻”統計數據直觀易得（還是那張圖），因此常掛在學界媒體熱榜，也讓某些人產生了針對同胞的傲慢。前一個環節“要素凈貢獻”在統計計算上極為復雜，少有人問津，卻是前者的重要成因。
舉例來說，貴州斥巨資建設高鐵高速，把本地財政支出培養的稅基“送”到廣東，成為廣東大量上解收入和巨額社保盈余的一份子，到頭來還要被一些輿論以點帶面開地圖炮。有朝一日，用科學方法計算各省的“要素凈貢獻”后，整張圖片的正負號幾乎都會反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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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博社：“地方政府持有價值高達20%至30%的資產
水司樓是貴州地方債的結果，這就不是貴州地方債的結果了嗎？
同理，東北河南的糧、山西新疆的電，外地的基礎教育補貼和中央的高等教育補貼，外來教師和工人在學校和工地上的勞動……發達地區的高盈余、老市民的高房產價值，無一不是邊緣地區培育的優質要素一磚一瓦壘起來的。
廣西貴州克服山高水長，以全國名列前茅的平均造價修建大量公路，供本地農民工往返廣東創造產值
成本收益匹配，受益者足額承擔成本，這是最基本的經濟分配原則。經濟引擎支付邊緣地區培育要素的成本，既是分工交換的必然要求，也是保障經濟引擎自身可持續性的措施。電池不充電都要耗竭，現在一邊是深圳中學教師年薪40萬清北博士趨之若鶩，另一邊是不發達地區義務教育待遇不夠人才流失，以后還會有足夠多的高質量人才到深圳創造產值嗎？
“系統觀念、全局觀念”從來不是一句空話，財政成本收益分離的既得利益群體總覺得大局限制了自己，殊不知他們才是大局奉獻的食利者。這些群體往往還擁有不小的媒體聲量，在網上地域黑吵架事小，阻礙全國一盤棋機制的完善、固化區域利益才是最值得我們警惕的企圖。
轉移支付的鑰匙開稅基流失的鎖
前文提到邊緣地區無能力自行解決債務可持續性問題，根本原因是在邊緣地區新稅基大量流出的情況下，在未來任一時點本稅收轄區都不可能產生盈余。所以邊緣地區也不應該單打獨斗解決債務可持續性問題，尤其面向未來赤字的治本之策，必須靠區域協調解決。
以現代工業的生產規模和物流水平，幾家工廠完全可以滿足全國乃至全世界對單一產品的需求，因此制造業市場競爭達到盈利的動態平衡時，地理分布必然是集中的。這也是為什么在物流成本和地方保護壁壘不斷削弱，地方市場被納入全國大市場后，大量國營時代的地方老廠不聲不響地消失或萎靡了。全國資源配置效率的提升也伴隨著無奈的代價，邊緣地方稅基和童年記憶的消散就是其中之二。
重新培育一個制造業集群不僅需要密集的企業投資，政府需要配套提供的資源也屬天量，邊緣地區很難拿出這么多財稅資源，拿了也很難和具有先發優勢的幾個制造業中心競爭，有很大風險投資失敗債務存量雪上加霜。
近幾年搞產業很火的幾個網紅二線城市，無一不是次級經濟圈的核心，絕大多數城市根本不具備這樣虹吸資源破局制造業的條件。
制造業集中讓邊緣地區個人和企業所得稅稅基流失，那么數字經濟就在邊緣地區的增值稅基上砍了一刀。一方面，電子娛樂、平臺服務等數字服務打破了傳統服務業不能跨地區的形態，石家莊用戶刷視頻產生的數據和流量收益集中到京滬杭，稅自然就也留在了京滬杭。
另一方面，以前制造中心的甲地廠商向乙地銷售產品，往往在當地設立分/子公司，或者批發給當地分銷商，這樣乙地稅務機構就可以對本地分/子公司或分銷商的銷售征收增值稅。電商普及后，大量產品直接從廠商抵達乙地消費者手中，增值稅的征收地變成了甲地，乙地消費產生的稅基也被從消費行為中剝離了。
學界注意到了這一現象，但討論不夠多不夠深入
實際上，現在三線以下城市，除了老天喂飯的采礦、旅游，或者服從國家重大戰略布局的制造業（這些產業往往不產生直接經濟效益），維系地方經濟財稅的恐怕只剩下無法跨區貿易的行業（基建、餐飲、線下娛樂）和地方政府自身采購需求。網絡上調侃東北直播和燒烤的段子背后，是邊緣地區的共同辛酸。
礦沒有就是沒有，于是很多地方一窩蜂押寶旅游業，打造吸引稅基回流的手段。這十年來，我們看到了太多同質化的旅游泡沫、宰一單就賺的盈利手段，敗壞了地方形象，誕生了水司樓、關公像等典型的亂作為面子工程。生造出來的旅游業也許可以帶來一定的增長，但真的挑不起地方經濟財稅大梁。
被一些人寄予厚望，另一些人大肆渲染“狼來了”的房產稅呢？房價來自吸納周圍經濟活動的價值，房產稅的稅基自然也和其他稅基掛鉤。房產稅一定有很多各種扣除項，其他稅基流出，扣除后的房產稅基豈能充裕？因此房產稅的定位必然是空置稅、富人稅、資本利得稅，而不是地方財政的替代性來源。
發展的問題要在發展中解決，大生產和數字化是提高生產力的必然趨勢，不能以開經濟發展倒車的形式刻舟求劍。也并非說邊緣地區探索發展特色優勢產業的風涼話，只是提醒在要素集中的大背景下，不要寄希望于一擊扭轉赤字。
解決“本地補貼，異地生產，異地納稅”模型的問題，辦法就是在模型后面加上一句“反哺本地”。打開地方財政的鎖、做好全國一盤棋的后半篇文章，還是得依賴轉移支付，從根本上把稅基“還給”培育它的邊緣地區。
完善轉移支付任重道遠
在《潤人能站著把飯要到嗎？》的評論區，有讀者認為潤出國和農村進城一樣，都是追求更好生活的個人選擇。這一看法忽略了國內城鄉間和國與國之間的根本差別——轉移支付代表的彌合成本收益分離、統一利益立場的能力。
國內農村/小城市人“隨身”帶走了老家財政投資，到大城市發光發熱，雖然并不完善，我國還能通過轉移支付把他在大城市創造的部分價值拿去補償老家的財政開支。而潤出國就完全不同，潤人不僅在美享受著中國的廉價商品供養，還沒有轉移支付手段補償承擔成本的發展中國家。
我國有一個特殊的“進城”案例：如果廣東小鎮做題家到深圳，在深圳交稅可以通過省內、央地調配反哺老家；如果他到香港打工，港府高度獨立的財政體系將完全保留他的稅款。正是轉移支付實現的資源雙向流動，界定了大陸人民共同奮斗的范圍。
這42次火星探索來自大陸補貼的水電糧菜，勞動力供給和市場開放
筆者也反對把轉移支付全部解釋為“補助”、“調節”等二次分配概念。固然存在對老少邊窮地區的補貼性轉移，大部分轉移支付屬于經濟引擎“購買”邊緣地區培育要素的“服務”，是典型的一次分配，各地完成國家賦予的戰略定位，沒有強勢弱勢、高低貴賤，只有分工協作、共享成果。
共同富裕不是殺富濟貧，也不是施舍補助，是在生產過程中根據貢獻各得所應得。不滿并污蔑共同富裕的人，一定是切走了遠超自己貢獻的蛋糕的食利者。財稅分配的共同富裕，就是要靠轉移支付實現。
近幾年，國家越來越重視轉移支付，23年中央轉移支付總額已經突破10萬億元。既包括維持基本公共服務的均衡性轉移支付，也有涵蓋教育、農發、環保、戰略產業的各類項目，加上不斷推進的社保醫保全國統籌、疫情后推動的財政資金直達機制，可以說，轉移支付的大框架正不斷趨于完善。
但完善轉移支付制度的重量工作還在后面，那就是定量地、科學地測算邊緣地區培育要素的財政成本，界定財政成本要素載體的去向和收益情況，在最終產出收益中合理劃分出歸屬于要素培育地的財稅補償，由中央完成“內部交易”的交割工作。
當然，上面假想的是最最理想情況，現實中因為各種要素的流動性越來越強，隱性補貼受益者和受益量的估算難度大，以及勞動力貢獻界定的天然困難等等因素，不可能算出諸如“上海今年應付河南義務教育收益分成XX.XX億元，糧食供給收益分成XX.XX億元”的結果并執行。
也許可以從最明顯流向要素培育的項目入手，以滿足各地基礎教育、基本公共管理和初級產品非虧損生產為目標，倒算邊緣地區所需轉移支付的規模，以此考量經濟核心地區應承擔的上解收入規模，在接受轉移支付的一端則應強化直達監督，保證專款專用。
在這一過程中，要適當提高邊緣地區教師等要素培育具體從業人員的待遇，保障就高不就低，吸引更多人才回到邊緣地區，提高要素培育質量。
決不能虧待了千千萬萬個“張桂梅”們的奉獻
另外，還應繼續完善醫保社保全國統籌機制，消除外來務工人員享受務工所在地公共服務的門檻，讓貢獻者切切實實分享到自己的勞動成果。對邊緣地區官員的考核也應相應轉變，從不唯GDP升級到不唯商品服務生產，必須更加重視要素培育的成績。
除了技術問題，更難的是利益協調。中國的“中央集權”程度遠低于大家想當然的認知，財政的“聯邦主義”色彩相當濃厚。別看經濟核心地區大量貢獻的財政收入，其實都是留出“小金庫”后的上解。
此前上過熱搜的某街道清北博士扎堆，在全國人均3萬6、杭州人均7萬的情況下，杭州竟然能拿出30萬的公務員“全包”（瞧瞧這市場化的用詞）。而邊緣地區、艱苦地區基層公務員的工資低還有拖欠之虞，背后折射出的截留規模和協調難度，不言自明。
總之，中國的經濟財稅實踐既取得了史無前例的巨大成就，保衛它、完善它同樣面臨著從無先例、橫無可比的艱巨任務。
對于我們個人而言，在大城市奮斗追逐人生理想之余，回頭是漸顯落寞的家鄉，和綿久縈懷的鄉愁。地方財政竟在某種程度上構成了鄉愁的另一端，我們可以痛心于家鄉的經濟不振，抱怨家鄉思想落后、服務不如大城市便捷，但不應該罔顧這里育人不留人的奉獻，不應該惡毒詆毀自己或別人的家鄉。
游子當歸，游子身負的財稅投資何嘗不應如此？切莫讓家鄉只變成角落中漸漸破敗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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