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閑話——經濟危機1

　　當前正在發生的世界性經濟危機，原本是資本主義制度固有的通病，一些別有用心的人硬是要把它說成是瘟疫造成的，或者把它說成是防疫措施不當造成的，甚至還有一些人把它說成是司馬南那張“烏鴉嘴”造成的。好像沒有瘟疫流行，這世界就不會發生經濟危機似的，好像不對瘟疫進行嚴防死守的國家都沒有經濟危機似的，好像那些沒有司馬南的國家，就絕不會發生經濟危機似的。故意把矛頭指向瘟疫，指向防控，指向司馬南，讓他們來為資本主義制度固有的絕癥背黑鍋，是利益集團精心操控輿論的結果。各大主流媒體也不見有人站出來將引發當今世界嚴重經濟危機的原因指向資本主義制度，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極端違背基本常識的現象？難道就不覺得有些奇怪嗎？

　　資本主義制度是不是人類社會制度建設的終極形態？是不是如資產階級御用文人們所說的那般美好？這個問題必須搞清楚。資本主義如果真的是個極好的制度，那么我們就沒有理由批判和否定那些致力于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們，而且必須堅定不移大張旗鼓旗幟鮮明地走資本主義道路，完全不必藏著掖著。如果資本主義制度并沒有資產階級政客及其文人們所標榜的那么美好，而是深藏諸多尖銳矛盾和巨大危機的社會，那我們就得特別注意了，我們對政策路徑的選擇就應當慎而行之，切莫閉著眼睛把車開到懸崖上去了。

　　這里我準備從以下側面來談一談經濟危機問題：

　　1、經濟危機的一般表象

　　2、經濟危機的一般原因分析

　　3、經濟危機的本質

　　4、普通老百姓的疑問

　　5、專家學者的疑問

　　6、拯救危機

　　7、盲目的宏觀調控政策幫倒忙

　　8、忍看帝國主義利用金融武器打劫世界

　　9、資本主義制度的劣根性

　　10、小結

　　由于篇幅較長，我將分若干次刊出。

　　藍星：草根閑話——經濟危機1

　　凡是在資本主義世界生活過的人，或者在轉型的市場經濟體系里生活了十年八載的人，你都能深切地感受到經濟危機所帶來的郁悶和恐慌。然而，人們對經濟危機的認識卻是比較模糊的，不僅西方那些堅信“經濟自由主義”的人不承認經濟危機，就是凱恩斯也只承認有“不自愿失業”和“有效需求相對不足”，不愿承認資本主義經濟危機這個客觀現實。我們今天一些高校所使用的《西方經濟學》和《市場經濟學》教科書中，大都沒有“經濟危機”這一說，更談不上用專門的篇幅對經濟危機產生的原因、運行規律和解決方案作深刻的理論解讀。他們談得最多的是市場會自動促成各種層面的均衡，只要給市場以充分的自由。并且認為只有自由的市場，才能對資源進行高效的配置，自由的市場是萬能的，政府所要做的就是自覺地將資源配置的權力交由市場去完成。對經濟危機這類嚴肅的問題，他們僅用了一個簡單的“經濟周期說”來淡化處之，這種現狀反映了當下西方主流精英對經濟危機問題在認識上的極度膚淺，以及應對策略上的毫無準備和自以為是的精神狀態。

　　一、經濟危機的一般表象

　　在資本主義生產得到充分發展之后，所有傳統產業的產能都出現極大的過剩，各種商品充斥市場，整個社會看似人口龐大，其真正的消費能力卻是相當的疲軟，除極少數壟斷企業和游弋在“藍海”的企業外，眾多看上去很合乎人們客觀需要的商品都出現嚴重滯銷，許多企業長時間處于開工不足、半停產或行將關門倒閉的狀態，大量商品積壓倉庫，而那些不易存儲的商品（如牛奶、水果等）就只能批量倒掉，極端情況下連新蓋的樓房都批量炸掉。企業贏利日益艱難，虧損企業與日俱增。昔日曾經相當紅火且規模宏大的企業都負債累累，生產難以為繼。眾多企業競相裁員，大批工人失去工作流落街頭，即使是一些剛畢業的大學生們，畢業即失業，就業遙遙無期，人心因之極度的迷茫。底層民眾低微的收入和極不穩定的工作，使他們常常因最基本的生活需求難于保障而苦惱。相當數量的底層民眾找不到穩定的工作，更看不到收入增加的希望，即使有一份勉強過得去的工作，也常有下崗失業和前途晦暗之極大隱憂。眾多銀行和金融機構呆賬壞賬頻現，大量銀行資金沉淀于昔日過度火熱的產業中而不能自拔，有的銀行出現資金鏈斷裂而陷于倒閉。大批企業和銀行的相繼倒閉又使得有錢的銀行也不敢隨意放貸，眾多中小企業的融資更是面臨極大困境，而一些有錢的企業則苦于找不到合適的投資項目，巨量的資本逃到國外，或者跳出實業專門從事金融博弈，各類金融產品花樣翻新此起彼伏，整個金融市場亂象繁生。社會有效消費需求極度萎縮，市場人心一片焦慮，政府稅收備受拖累，許多企業債臺高筑，金融體系岌岌可危，市場交投凄凄慘慘，從而給國家帶來嚴重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問題，諸如投資危機、生產危機，就業危機，金融危機、債務危機、信仰危機、信用危機、生存危機和社會危機等等。

　　金融危機

　　金融危機通常是指一個或數個國家的眾多金融資產在某些特定政策環境和社會背景下出現大規模的配置失度、失算或失策，整個社會的眾多金融資產價格在某些經濟政策和某些金融集團的共同作用下大大偏離它的合理價值區間，以致于在某個特殊時刻，或因某個特殊誘因（政策轉向、外部環境變化、列強作妖、天災人禍等）突然引發廣大民眾對股市、期市、債市、匯市和整個金融系統的安全性產生一致的悲觀預期甚至恐慌，進而引發整個金融市場的快速坍塌和眾多金融機構的資金鏈斷裂甚至倒閉。

　　金融系統的這種坍塌，通常是以貨幣當局貨幣政策的肆無忌憚，貨幣閘門的大放大收，貨幣信用的極度缺失，各種不同貨幣自由流通和自由兌換，民眾普遍對某個金融市場乃至整個社會的經濟形勢出現嚴重悲觀的預期為前提的，同時也是以市場存在眾多金融投機機構、投機標的、投機平臺和投機手段，以及大量良莠不齊相互交織的債務關系和杠桿關系為社會基礎的，是政府一系列政策漏洞和失誤與眾多金融機構投機逐利行為共同作用的結果。

　　金融危機的一般表現是：在曠日持久的經濟危機過程中，眾多資金找不到合適的投資方向，經過貨幣當局各種刺激政策的引導和某些市場投機客的積極發掘和精心謀劃，遂使某些重要商品或金融產品被一些銀行家和各類投機客們作為投機標的而炒得火爆，小到花卉、糧食、果蔬，大到房產、股票、期貨，都會引來巨額的資金介入，先是快速而普遍的賺錢效應，弄得人心浮躁個個急功近利，最后喪失理智舉債投機而不能自拔。它的末段行情更是具有極大的沖高慣性，這常常讓那些相對理性的人大跌眼鏡，而那些大膽的投機客們則一片狂歡，而恰恰就在此時災難常常緊隨而至，泡沫快速破裂，物價從那里來還回到那里去，甚至比起點更低。相關資產價格的快速下跌，導致眾多舉債投機和負債經營的個人、企業和金融機構出現嚴重的信用危機，從而引發整個金融系統的大面積違約、壞賬、虧損和資金鏈斷裂，進而引發民眾集中擠兌，一些銀行兌付出現空前困難，那些抗風險能力弱的銀行和金融機構瞬間崩潰。

　　金融危機是經濟危機時期的一種特殊現象，也是經濟危機中最驚險最引人注目的部分，由于它的反復出現和事發突然，對眾多企業和廣大百姓的傷害也最深最痛，其所造成的影響也最刻骨銘心。

　　債務危機

　　經濟危機時期的另一種特殊現象。這里所說的債務危機是指政府高負債運行、企業高負債營運和個人高負債投資和消費，導致全社會債務總規模過大，債務鏈條過長，債務關系的過度重疊，債務風險空前累積，從而嚴重危及整個社會的金融體系安全的情形。這種不可持續的經濟運行模式在遭遇金融動蕩、外部環境變化或宏觀政策反轉時，極易導致眾多債務主體同時出現大規模違約，引發嚴重的金融塌陷和連鎖危機。

　　在整個社會內需不足的大危機背景下，許多國家的政府為保障就業和社會生產，常常強力推行凱恩斯的“擴張性財政政策”，連年大幅舉債以“拉動內需”。由于前有高通脹政策的持續存在，存款利率大多實際為負，借債就意味著獲得存款人的補貼，于是，不僅政府大規模舉債搞建設上項目，過度寬松的政策環境還極大地刺激企業舉債投資一些像房地產這樣的門檻低時間短見效快的項目，一些金融機構更是積極利用政府寬松的政策環境，大肆舉債在資本市場上進行各種投機炒作，個人消費也大興舉債之風，致使全社會債務規模空前擴大，大到相當時期里無力償還甚至連利息都無力償還的程度，債務結構層層疊加,環環相扣，杠桿重重，它在將舉債收益大幅放大的同時，也將風險成倍放大。在擴張性貨幣政策實施初期，舉債賺錢，借雞生蛋是很容易找到標的的，問題在于擴張性政策的不可持續。過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環境和過度擴張的財政政策刺激，必然引發市場投機的大暴發，資源配置的大失算和經濟結構的大紊亂，從而導致宏觀經濟運行風險的急劇增加，迫使各種刺激性的政策在某個時刻走向它的反面。特別是在有些國家和地區，政府帶頭玩龐氏騙局，不斷地借新債還舊債，規模越來越大，風險越積越高，時間越拖越久，大有把龐氏騙局永久玩下去的意味，而誰該對此負責則越來越不清晰。當此類政策持續過久，對社會投資和生產造成嚴重誤導時，宏觀政策就不得不逐漸重新回歸穩健發展之路，這就極易引發債務市場巨大風險的集中爆發。尤其是美聯儲的惡意暴力加息，它總是選擇在你的政府和企業債務纏身不堪重負的時候把你放倒，然后悉數收割。

　　二、經濟危機一般原因分析

　　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世界的一個通病。導致經濟危機的根源到底是什么？是資本主義生產和投資缺乏計劃嗎？是生產資料私有制度的故有弊端嗎？是工人對工資的要求過高嗎？還是大眾生活太苦，有效需求嚴重不足？是市場自有的正常波動，還是市場運行的嚴重失序？這是治國理政者不可不弄清楚的。

　　由于導致經濟危機的因素較多且盤根錯節，加上經濟理論工作者視野的局限和階級地位的影響，所以，真正從理論上說清楚經濟危機原因和機理的人并不多。薩伊、穆勒、李嘉圖等著名經濟學家就根本不承認經濟危機這一說，他們把自由的市場描繪成萬能的具有自動修復功能的完美機器，把經濟危機所表現出來的各種亂象解釋為市場暫時失靈，是正常的市場周期波動，一段時間過后市場就會自然恢復正常。1929——1933年的世界性經濟大危機，雖然給了“古典自由主義”以沉重的打擊，且直接導致了凱恩斯主義的產生，但經濟理論界的“自由主義”學派并沒有因此而退出歷史舞臺，而且還經常在學術領域占據統治地位，并為許多國家的政客們所欣賞。

　　凱恩斯認為完全放任自由的市場是會失靈的，“有效需求不足”是客觀存在的，非自愿的失業大有人在，完全依靠市場自身的調節機制來修復是不靠譜的。不管“古典自由主義者”從理論上把“市場自動調節”說得多美好，大蕭條、大失業、大失序、大紊亂和大批企業倒閉的殘酷現實已經證明它并沒有起到多大的作用，進而他從心理層面為“總有效需求不足”列了三點原因，但回避從政策法律制度層面找原因。在凱恩斯看來，“市場失衡”的根本原因是“消費意愿遞減，投資意愿不足，存款意愿過大”（他在這里用了一組比較艱澀的詞：“消費傾向”、“投資預期”、“靈活偏好”）造成的有效需求不足所導致的。

　　應當說，從理論上承認資本主義制度下客觀存在相對于現代產能的“總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同時否定市場中的各種供求關系（包括勞動力市場的供求）會在價格機制下 “自動達到均衡 ”，這固然是一個進步，亦被一些人稱之為經濟學發展史上的“凱恩斯革命”。因為，在“古典經濟學”理論體系當中，市場面對的問題只有“稀缺”，沒有“過剩”，只要“自由”,就會“均衡”，只能“放任”，不可“干預”。而凱恩斯則認為“社會總有效需求相對不足”是客觀存在的，政府適時進行某些干預是必要的。這無疑是理論上的一個很大進步，但是，凱恩斯為資本主義經濟危機診斷的三個“病灶”，并不是問題的關鍵。如果危機的根源僅在于“資本投資意愿不足”，那么，采用高通脹低利率的方法來提高投資收益，刺激社會投資擴張，再配合以擴張性財政政策，應當是手到病除沒有任何懸念的；如果是人們存款意愿過強，實行多年的零利率和負利率的國家就應當不再會有經濟危機出現；如果問題的核心是人們的消費意愿遞減，那么，在那些積極施行凱恩斯刺激政策以鼓勵透支消費的國家絕不會深陷于經濟危機泥淖之中。而實踐證明：在資本主義陣營中，雖然大家都按照凱恩斯所給的藥方吃藥，但結果并不理想。“病人”猶食鴉片，精神好了幾天之后又蔫下去了。由于病灶未除，病情只會加重，表面癥狀的暫時緩解，只是將死亡的日期往后推遲了些時日罷了。在世界范圍內，除了實行原蘇聯模式的國家外，在整個資本主義世界里，經濟危機至今仍然像匹脫韁的野馬，沒有誰真正找到制服它的辦法，以至于今天它還在世界范圍內肆虐，令世界各國政要頭痛不已。

　　盡管在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極為嚴重的時期，凱恩斯的政策主張對暫時平抑社會供求矛盾和促進社會就業確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因而也曾被眾多資本主義政府廣泛采納，但資本主義世界最近幾十年來的宏觀調控實踐證明：凱恩斯對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病因的診斷，并沒有切中資本主義制度這個要害，因而，他所主張的以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和出口政策來實現對社會需求和勞動就業的積極拉動，也是藥不對癥的。以他所給出的“藥方”來拯救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不僅不能收到根治效果，而且還將真正的病因掩蓋了起來，使得那些深層問題不斷積累和發展。他所建立的所謂“宏觀經濟學”也是粗糙的很，這是“凱恩斯主義”后來遭到人們詬病和非議的根本原因，當然也是它在實踐中不僅不能根除經濟危機問題，反而把經濟危機問題復雜化的根本原因。

　　在對經濟危機原因的研究中，值得一提是西斯蒙第，作為經濟學說史上系統論述經濟危機問題的第一人，他早在1819年就深刻指出了資本主義制度下發生經濟危機的客觀必然性。他認為：生產和消費是相互影響和相互制約的，生產和消費必須保持平衡，消費相對不足是引發經濟危機的前提，其根源在于資本主義經濟制度。資本主義制度無法保持生產和消費的平衡，因為它無法克服生產無限盲目擴大和消費相對縮小的矛盾。資本主義生產總是無限擴張的，但由于不合理的分配制度,使勞動生產者收入普遍不足, 從而使國內市場供求日益失衡，生產發展受到阻礙,最終導致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他還強調資本主義之所以還能發展是由于還存在國外市場，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嚴重依賴國外市場的國家會越來越多，世界市場將變得越來越窄，最終會使過剩問題成為不可克服的困難。應當說西斯蒙第對經濟危機的認識已經達到了相當的深度了，特別是他能夠從生產與消費平衡這一視角去審視資本主義制度下經濟運行中的矛盾已經是難能可貴的了。

　　馬克思對西斯蒙第的以上思想是比較認同的，他說：“一切真正的危機的最根本的原因，總不外乎群眾的貧困和他們的有限消費，資本主義生產卻不顧這種情況而力圖發展生產力，好像只有社會的絕對消費力才是生產力發展的界限。”馬克思雖然沒有寫過專門論述經濟危機的文章，但他在《共產黨宣言》中對經濟危機現象及原因作了個基本的描述，并將經濟危機的根本原因歸為“生產力與生產關系”這一社會運動的基本矛盾在一定發展階段上的產物，他說：“幾十年來的工業和商業的歷史，只不過是現代生產力反抗現代生產關系、反抗作為資產階級及其統治的存在條件的所有制關系的歷史。要證明這一點，只要指出在周期性的循環中愈來愈危及整個資產階級社會生存的商業危機就夠了。” 這樣，馬克思就把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和資本主義制度的必然滅亡同他創立的“歷史唯物主義”總規律聯系在了一起。在馬克思看來，社會化大生產與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制度是不相適應的，具體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個別企業生產的有組織性與整個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之間的矛盾；二是資本主義生產具有無限擴大的趨勢與勞動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對縮小之間的矛盾。當這兩種矛盾發展到一定程度時，就會出現經濟危機。在自由競爭環境下，極有組織的私人企業自主生產，一方面會導致生產力的極大提高，且有不斷擴大的趨勢，另一方面這種專為銷售而組織的商品生產在宏觀上又是盲目的，不可能與全社會每個人的客觀需要有效對接，于是，生產失策、產品積壓和各種過剩不可避免。特別是在生產資料私有制下，生產成果大部進入資本家的腰包，大眾消費總體不足必然導致供求矛盾日益突出。因此，要想消滅經濟危機必須徹底埋葬資本主義制度，即消滅私有制及其一切相關經濟關系，包括自主生產、自由競爭、商品經濟、貨幣關系以及以剩余價值為形式的剝削關系等等。他的關于生產資料公有化思想，計劃經濟的思想，消滅商品貨幣關系的思想，實行按勞分配產品的思想，都是受此啟發產生的。

　　應當說，馬克思的危機理論吸收了當時政治經濟理論界的最高成就，而且在170年前就把問題講到這個程度，這在當時是非常了不起的。但馬克思對經濟危機的描述仍是粗線條的，許多地方需要展開和補充，比如：

　　“社會化生產”是一個很寬泛的概念，一切有組織、有協作、有分工、有一定規模的生產都是社會化生產，整個社會大部或全部采用專業化商品化生產的也是社會化生產，還有那些采用了現代機器、機械和各種智能化設備進行的生產更是社會化生產。經濟危機與那種形式的社會化生產相聯系？應當具體指明，不能泛而言之。

　　自《共產黨宣言》發表以來，又一百七十余年過去了，大千世界的發展演進極大地拓寬了我們的眼界，許多深層的問題，過去暴露不夠充分，現在已經暴露的比較充分了，這使得我們有可能把問題說得更清楚一些。

　　我們的觀察發現：

　　商品經濟本身并沒有那么可怕和可惡，商品經濟是一切文明社會快速發展生產和高效配置資源的主要形式，不要說徹底拋棄商品經濟，就是將一個國家與世界各國的商品貿易切斷，也會快速導致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停滯甚至崩潰。斯大林說，商品生產替封建制度服務過，替資本主義社會服務過，“試問：為什么商品生產就不能在一定時期內同樣地為我國社會主義社會服務而并不引導到資本主義呢？”毛主席對此評論說：“這句話很重要。利用商品生產為社會主義服務，斯大林講了很多理由。那么，商品生產有沒有消極作用呢？有，就限制它，否定它，過去的資本主義的‘鬼已經吃掉了，將來再出現資本主義的‘鬼，就再吃掉它。怕這個‘鬼干什么？不要怕。我們發展商品生產，不是為了利潤，而是為了滿足社會需要……。在這方面，商品生產還是一個有利的工具，這點應當肯定，我們應當充分利用這個工具。”

　　“個別企業生產的有組織性與整個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之間的矛盾”，其主要強調的是勞動生產力的快速提升條件下，勞動與需要的對立關系難于調和，即所謂的“盲目生產”不可避免。實際上，勞動與需要在內容、數量、質量、時間、空間等維度上的某些不夠吻合的問題，即使在計劃經濟時代我們也沒有完全解決。在當年信息化建設極端落后的年代，僅靠政府計劃部門的幾個人手工去做關乎幾億人口的生產計劃，絕無可能做到全社會的生產計劃與整個社會的客觀需要完全吻合。正如周恩來總理曾在接見亞非作家協會的外賓時說：“計劃不可能很準確的，而且一定是不完善的”，往往會出現“有些該搞的沒搞，有的不該搞的搞了，有的搞多了，有的搞少了，有不平衡。” 可見計劃經濟也沒有徹底解決供求吻合的問題，但即使這樣它就是不會引發經濟危機。大千世界蕓蕓眾生，需求各別且千變萬化，沒人能對全社會的各種生產做出完美無缺的計劃，勞動與需要在某些領域發生某種程度的不吻合是常有的事。實際上，任何制度下的供求關系都有平衡的方面，也有不平衡的方面，平衡大都是局部的暫時的，不平衡才是廣泛的經常的，也就是說，在現實生活中勞動與需要出現一定程度的背離是難免的。毛主席在評論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二十六章 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規律）關于社會主義經濟和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中的各種比例和平衡問題的觀點時說：“這段寫得不對，既否認了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某種平衡，也否認了社會主義制度下的某種不平衡。” 可見，兩種制度下供求關系都不那么平衡，都存在一定程度的供求背離情況，但計劃經濟時代它就是沒有發生過剩類經濟危機這類怪事，這又是為什么呢？可能有人會跳出來說：“社會主義經濟就是短缺經濟，當然不會出現過剩啦”。什么叫短缺？假如一個孤島上有100人，他們生產了60只手表，你說是短缺還是過剩呢？如果分配公平，人人買得起，它就短缺。如果分配不公平，錢都落入了極少數人手里，結果只有10個人買得起，它就過剩。

　　今天的資本主義已經在網絡技術的支持下逐步建立起了訂單生產，許多行業都有自己的大數據，加上壟斷資本主義的出現，相關生產已經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生產的盲目性，按理說經濟危機也應當同時根絕才是，為什么經濟危機不僅沒有絲毫的減弱，反而日益頻繁和規模空前了呢？事實證明，核心的問題不在于生產的盲目性，而在于大眾消費能力無法與生產的發展同步增長。資本主義企業即使實現了絕對的壟斷和全部訂單生產，也不能避免經濟危機的發生，因為資本主義制度無法消除90%以上的社會財富被20%以下的人占有的矛盾。雖然市場供求可以在網絡技術的支持下求得某種程度的“平衡”，表面上看也不會有太多過剩積壓產品，但一定會有太多窮人和餓殍，他總是讓資本主義生產瘸掉一條腿，永遠邁不開健康的步子。現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所謂“過剩”，雖然也存在某些產品的某種程度的絕對過剩，但更多的是相對于有效需求規模和速率的“相對過剩”，相對過剩的商品是合乎人們客觀需要的，只是相當多的人因收入拮據買不起而已。相對過剩嚴格地講還不屬于“盲目生產”的問題，更主要的是個分配問題，它是特定社會制度條件下引發的問題。我們怎么能把經濟危機的原因簡單地歸咎于“盲目生產”呢？ “個別企業生產的有組織性與整個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之間的矛盾”的確比較容易造成勞動與需要的背離，這種背離主要來自于各個企業相互獨立的組織生產和相互競爭的市場生存法則，它在有效提高每個企業的勞動生產率的同時，又使得每個企業都無法掌控同業市場供給的總規模，極易造成某些商品的供過于求或供不應求，但這個問題常常會因相關商品價格的自動漲跌和訂單生產的逐漸普及而得到相應的改善，并不至于演變成大蕭條、大失業、大失序、大紊亂、大停滯、大分化、大對立、大恐慌和大批企業倒閉的經濟危機和社會危機。

　　“生產具有無限擴大的趨勢與勞動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對縮小之間的矛盾”，這是西斯蒙第關于經濟危機原因的核心思想，也是得到馬克思高度認同的觀點，但這段話也需要進一步解釋和說明。生產的擴大原因有四種情況：一是勞動者勞動技能的提升，或勞動強度的加大，或勞動時間的延長；二是勞動組織管理科學化程度的提高，特別是分工、協作和績效考核水平的提高；三是機器生產的大量引入和技術提升；四是新產品技術帶來的市場拓展和需求拓展。生活實踐告訴我們：一切以提高勞動者勞動技能和勞動負荷強度為前提的生產擴大，都是必須相應提高勞動者工資的，否則，輕則影響勞動者的積極性和創造性，重則引發尖銳的勞資矛盾和社會沖突。那種以事前買斷工人勞動力的管理模式既非科學也非能長久，它只能在資本主義初期的某些企業里暫時存在。籠統地說“生產的無限擴大與勞動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對縮小”是不夠清晰的。即使是那些因科學技術的快速進步所引發的生產發展，也要區別是新生產技術還是新產品技術帶來的發展。那種以新產品技術帶來的生產發展，不僅不會引發過剩類經濟危機，而且還會極大地改善供求矛盾，促進社會就業和經濟健康發展。只有以機器生產為代表的新生產技術的不斷提升，才會引發相關產品和產能的快速增長和過剩可能，但僅僅只是可能，引發相對過剩的另一個必要條件是按要素分配。

　　一般意義上的“分配不公”并不是制造經濟危機的元兇。分配不公有很多種，有按官位等級分配的那種霸道，有按勞動時間分配的那種愚昧，有按學歷文憑分配的那種可笑，有按技術職稱分配的那種幼稚，這些不公會導致經濟危機嗎？生活實踐告訴我們：按官位等級分配只會導致追逐官位，按勞動時間分配只會導致出工不出力，按學歷文憑分配只會導致上班看書或買賣文憑，按職稱分配只會導致人們買版面發論文，所有這些與經濟危機八竿子挨不著邊。而且歷史還向我們表明：少數人富裕是社會主義制度出現之前各個歷史時代的社會共性，分配不公在各種社會制度下都會不同程度地存在，何獨資本主義就不可以？就會帶來經濟危機？

　　如果從能否“發展生產力”的視角來看問題，資本主義制度不僅過去極大地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而且至今還在繼續刺激生產力的發展。一個社會只要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生產力就一定會以高速度超需要（超需要的產能就是過剩產能，它是資本家們不可承受之痛）的形式發展。資本主義制度的核心病灶不是它不能繼續發展生產力，而是它只注重發展生產力，毫無節制地擴張產能，不擇手段地攫取利潤，過多地將勞動成果收歸已有，過度地抑制大眾需求隨經濟發展同步增長，因此它無法實現勞動與需要的統一，無法實現供給與需求的同步。

　　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固然是引發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重要原因之一，但這得有條件，不能簡單地對私有制全面加以否定。私有制存在了幾千年，發生今天這種相對過剩的經濟危機只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空前發展之后才有的事。那些并不影響他人正常生產生活的私人產權都是可以合理存在的。比如那些個體工商戶就是這個社會不可缺少的生產經營群體，他們并沒有什么過多的特權，生產規模也不是很大，只要監管得當，使其合法經營，他們的存在，只會促使全社會的供給與需求更加吻合，促進社會就業和大眾有效需求的正常增長，絕不可能由此引發或加劇經濟危機。生產資料私有制只是權力社會中的一種權力——財產權力——的一種存在形態。許多私人產權是不可以輕率地加以消滅的，明晰并保護一定層面的私人產權，是人們相互之間建立和諧關系甚至平等關系的基礎，比如，家庭勞動所得的成果，這類產權是需要社會著力保護的。即使像土地這類生產資料，在一定社會歷史時期，平均分配并加以產權化，也不是最壞的權力架構。能給社會真正會帶來危害的權力是各種特權，這當然也包括對自然資源和某些關系國計民生的生產資料的被極少家族恒久壟斷占有的特權。

　　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私有制也有兩面性，它在一定條件下會具有反特權的性質。在權力高度畸形權責極不統一的國有社會里，只要有可能，人們就會去努力去追求個體的自由解放。因為自己生產又自己支配的生活，是天然就權責統一的，不會受到任何特權剝削的，這也是私有制在整個歷史長河中之所以受到許多人認可的一個重要原因。在另一些社會條件下，私有制則會變成一種最大的特權和滋生各種腐敗的溫床。那種認為土地按人口或戶籍均分，恒久私有，自己的勞動成果交完稅后完全自由支配，然后大家共享萬世太平，這樣的好事歷史上從未有過。歷史上有些朝代的官府雖然大力推行過某種程度的均田制和授田制，甚至將這些耕地私有化，其結果并沒有想象中的那么美好。分田時間長了，其結果總是與初衷相去甚遠的。無人能阻擋窮人在極端情況下出賣自家的土地，也無人能阻擋富人在特殊情況下兼并土地。只要在生產資料私有制下，資本的自由擴張和兼并就是不可遏制的，與之相對應的是生存資源逐漸被極少數人所壟斷。這種生存資源被極少數人壟斷的私有制，與那種生存資源在全社會均等分配的私有制是完全不同性質的兩回事，前者是基本權力大致相同的平等社會，后者是基本權力超大懸殊的特權社會。而一旦各種重要生存資源都被極少數家族恒久私有后，這個社會要想維持太平絕無可能。

　　如果說上述因素與經濟危機存在某種聯系，無疑是正確的，但我認為都沒有講到問題的關鍵。

　　經濟危機的根本原因究竟在哪？或者說資本主義的死穴在哪？我們說資本主義的死穴在于資本統治與機器生產的結合。

　　資本統治是個什么狀況？就是資本獨占資源，資本掌控生產，資本壟斷管理，資本主導分配，資本控制就業，資本主宰民生，資本操縱金融，資本左右法律，資本把持傳媒，資本強奸真理（連諾貝爾獎都受到資本統治的嚴重污染），一句話：“資本主宰一切”。當一個國家的一切重要生存資源均被資本勢力壟斷掌控時，社會將會變成一潭污水，人民將變成案板上的魚肉，權力將變成官僚和資本奴役他人的工具，利潤將成為企業追逐的終極目標，司法將成為各路資本和強權的保護傘，官員沒有情懷，專家不講道德，在這里，不僅一切都只向錢看，而且，只要資本不帶你一塊“玩”，你還真不知道該怎么活？

　　資本統治的核心是資權畸大，勞動大眾的各項基本權力均被邊緣化。權力的兩極分化必然導致分配的兩極分化，分配的兩極分化必然導致消費能力的兩極分化，而大眾消費能力的不足，才是“總有效需求不足”的真正原因。

　　在資本統治的世界里，不僅土地、礦山、森林、湖泊等多種重要自然資源全被資本收入囊中，而且機器、廠房、企業和公司都是資本的“田地”。在這里，資本集團絕不僅僅只是掌控著全社會各種生產資料的所有權而已，它通過這種掌控，完全實現了對企業生產經營管理權、勞動成果分配權和企業內部的各種人事管理大權的壟斷掌控，并通過這種超大的生產經營管理權力，實現了對各種經濟資源，包括全社會所有的自然資源、社會資源和勞動力資源的完全自由支配。依利而動，按需用工，按權分配，壓迫勞工，排斥異己，欺負消費者等都是順理成章的事。追逐利潤既是資本主義生產的目標，也是維系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生命活力的基礎。在利潤目標的驅使下，廣泛采用機器生產，超時使用工人勞動，設法降低工人工資（指真實工資而非名義工資），不斷裁減冗余員工，充分利用自身優勢參與市場博弈，都是資本慣用的手法。資本統治不僅確保了生產環節資本集團對機器生產成果的獨吞，而且確保了商品流轉環節所得到的交易溢價大部由資本集團獨占，此外，各大資本還可充分利用自己的資源優勢、資金優勢、信息優勢、平臺優勢和規則霸權優勢，不斷在證券交易市場上對社會弱勢群體反復實施收割打劫。正是這些手段日益加劇了勞工生活的貧困和社會就業的不濟，不斷加大貧富兩極分化，不斷制造大眾需求的不足，不斷加劇市場供求矛盾和經濟危機。

　　機器生產是個什么狀況？一臺推土機勝過100個普通勞動力，一臺挖掘機也勝過100個普通勞動力，一輛大卡車同樣勝過100個勞動力，假如用一臺推土機、一臺挖掘機和三輛大卡車來平整土地，過去500個強壯勞動力拼命干一天的土方平整量，現在只要五個人加上這些機器就能很輕易地完成。

　　各種新型機器設備和新型工藝流程的出現和由此帶來的自然力做工的大量引入，極大地提高了社會勞動生產率，同時也節約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勞動力，它總是使一切生產都變得容易和快速起來，只要不是新近發明的全新技術產品，其社會供給都會變得相當充足，如果生產與消費對接不緊密，極易造成嚴重的過剩。而且，機器生產的運用，理論上講是可以伴隨科學技術的進步和資本積累的增加而不斷改進和普及的，隨著各種全新智能機器的不斷引入生產，這種趨勢還將進一步加劇。也正是由于機器生產對人類勞動的各種替代，才使得各類生產中的大部分勞動都可交由機器去完成，社會已經完全不需要全體勞動者個個滿負荷工作，甚至每日只工作5小時都嫌多。盡管新的產業和新的產品總是在不斷地吸收多余出來的勞動力，但只要新拓展出的市場不能同時快速地吸納機器生產空前發展所排斥的勞動力，勞動力過剩就是必然的。

　　機器生產本身不是個壞東西，我們現在之所以能在極短的時間里修高速架高鐵，建造無數的高樓大廈和打造美麗的城市，甚至幾個人就可以耕種數百畝、上千畝的土地，就是得益機器生產。機器生產極大地改變了人類征服自然的能力，也極大地提高了全社會各行各業的勞動生產率，但是，它在一定條件下會大量排斥就業，制造兩極分化和供求失衡，造成眾多行業商品和產能的過剩，遂使機器設備越多反而變得累贅越大和利潤率越低，這個條件就是資本統治。

　　在資本統治的世界里，機器生產所帶來的巨大勞動生產率絕非是勞動大眾的福音。在一切可以由機器進行生產的地方，資本家們總是毫不猶豫地采用機器生產而裁減員工，從而不斷地制造社會失業和極低工資要求的求業者，使得工人們在與機器和工友的競爭過程中，工資訴求越來越低，并不斷向僅夠維持其最低生活水平的費用靠攏。

　　在資本統治的世界里，按權分配是通行的法則，機器生產所帶來的巨大成果總是悉數被資本家占為己有，與勞動者的收入增長毫不相干。這里仍以推土機、挖掘機、大卡車替代人工為例。采用推土機、挖掘機和大卡車平整土地的勞動成果，不會給你司機，而只能屬于這些機器的所有者。假如這些機器是一個人投資的，那么，從理論上講這個資本家的收入將是這五個司機收入的總和的近百倍，扣除機器設備折舊后，也是工人收入的數十倍。一個資本家可以擁有多少臺這樣的機器呢？理論上講是可以無窮大的，只要他的資本足夠強大。伴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和機器設備性能的日益改進，伴隨著資本積累的快速增長，對資本家們來說要實現收入的倍增，十倍增，百倍增，甚至千倍增都不是什么難事。我國最新生產的挖掘機一斗可鏟煤40噸，用時只需20秒，若用人力去完成，100斤一挑要800擔，每擔從裝筐到挑上汽車怎么也得要3分鐘，也就是說一臺挖掘機的工作效率約合人工的7200倍。對工人們來說想要使自己的收入增加一倍也是件極為困難的事情，因為他只能依靠自己勞動價值的倍增。從有效勞動量公式我們知道，在勞動有效值不變的情況下，要使勞動價值倍增，就必須使勞動強度增加一倍，或者勞動熟練程度增加一倍，或者是勞動時間延長一倍。也就是說，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工人們要想實現收入倍增希望是極其渺茫的。在沒有通貨膨脹和經濟危機困擾的條件下，即物價不上漲，勞動者地位不下降（經濟危機總是迫使勞動者接受更低的工資）的情況下，要實現收入的倍增也只能靠加倍的勞動付出才能實現，若在通貨膨脹和經濟危機的大背景下，勞動者的地位和收入只會更加可憐。

　　在2017年世界經濟論壇上，國際樂施會根據《福布斯》及瑞士信貸銀行(Credit Suisse)的資料撰寫的名為《99%人的經濟》的報告稱：“全球最貧窮的10%人口，在1988至2011年間，每年收入的增加少于3美元（遠不及通貨膨脹率水平），而最富有的1%人口，收入卻暴增182倍”。由此可見，在資本統治的世界里，資本家與工人們的收入差距，理論上講是隨著資本數量的膨脹、科學技術的進步和機器設備的運用而不斷加大的，貧富兩極分化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是一種自然趨勢。若沒有資本家們相互之間的殘酷競爭，沒有市場空間的極其有限，沒有由此帶來的巨大相對過剩，機器生產的成果對工人們來說是邊都沾不到一點的（雖然競爭和過剩帶來了某些商品價格的下跌，但它帶給普通民眾的好處又被持續不斷的通貨膨脹給吞噬了），特別是日益嚴峻的寡頭壟斷，更是將許多商品的價格和寡頭企業的利潤始終維持在一個畸高的水平，致使階級分化和國家分化日益固化，工人階級和第三世界國家的貧困不斷加劇，各種社會矛盾和沖突不斷升級。

　　問題的核心還不在于資本家得了多少，也不在于這種分配的公平與否以及是否存在剝削，而在于這種分配制度必然導致全社會絕大多數人的收入水平不能隨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科學技術的進步而同步增長。在這樣的制度結構中，整個社會的供給能力和供給總量總是伴隨著資本積累的增長、機器設備的改良和科學技術的進步而突飛猛進的，保障全社會的所有人員各種基本需求絕非難事；而在需求方面，占整個社會消費群體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其消費能力的增長則是極其緩慢甚至基本靜止的，與整個社會的生產力發展和科技進步沒有多大聯系的。無論科學技術的發展是何等迅猛，也無論社會財富的增長是何等快捷，工人階級中的絕大多數人的生活只能維持在最低水平線上，他們永遠只是制造財富的工具，而不是社會消費的主體。按權分配雖然賦予了占人口總數不足20%的人以90%以上的社會財富支配權力，但無法同步提升其超大的消費能力。據國際慈善機構樂施會2014年的研究報告顯示，全世界最富有的1%人口的財富在全球財富份額中所占比例為48%，緊隨其后19%的最富有的人控制著余下全球46%的財富，剩下80%的人口僅占有全球財富的5.5%， 而且這種分化趨勢還在日益加大。在資本主義“典范”和“楷模”型國家里，這種兩極分化情況又怎樣呢？美國《外交》雜志2016年1/2月號刊登的《不平等與現代化》一文中說：“1915年，美國最富有的1%人口的收入，占全部國民收入的18%左右，而2011則掌握全國40%的財富”。“1965年，美國350強里CEO的薪金，是普通工人的20倍，現在則是273倍”。2017年11月8日英國《衛報》報道，福布斯上月發布的財富報告顯示，美國最富有的三個人——比爾·蓋茨、杰夫·貝佐斯和沃倫·巴菲特三人加起來擁有2485億美元（約合人民幣16479億元），相當于半數美國人口（即1.6億人）的財富。報告稱，美國最富有的400人，身家合計達2.68萬億美元，超過了美國64%人口2.04億人擁有的財富總和。所有數據都在向我們表明：隨著科學技術的快速發展，兩極分化在全世界范圍內不是在縮小而是快速擴大。極少數人的超級暴富，并不表明這些人就有能力消費這些財富，相反，他們無論如何也揮霍不完現代生產力所能創造出的產品，這就造成了全社會的總消費能力總是不能與同時代的生產能力相適應。因此，從全社會來說，生產力越發展，物資越豐富，生產與消費的矛盾就越突出，供求關系就越加失衡。

　　問題的嚴重性還遠不止于此。供求不平衡出來后，大量過剩倒逼生產放緩、物價下跌和投資萎靡，而生產減緩、物價下跌和投資萎靡又倒逼企業裁員和工資降低，續而就業不濟和工資下降則進一步導致占人口總數比例最大的普通民眾“有效需求”不足，這種情況與投資需求的萎縮疊加在一起，導致整個社會的總有效需求嚴重不足，供求矛盾日益突出，進而嚴重影響生產的發展和社會穩定，無論投資、生產、就業和民眾生活都舉步維艱，經濟危機日益深重，許多企業挺不過去而關門倒閉，許多民眾挺不過去而流落街頭。機器生產走到這個時候，它已遠非只是給那些雇傭工人們帶來厄運，它在不斷地將眾多中小企業逼向絕路的同時，也在不斷地將大批中產階級拋向貧民階層，而資本主義制度本身不僅不能消除這種危機，而且日益使其加劇，同時也不斷加速市場競爭機制的退出和壟斷機制形成。

　　當然，作為真實生活中的一個復雜事件，它在歷史上的每一次表現都不是千篇一律的，而是經常會有許多新的因素夾雜其中，這使得每一次經濟危機的爆發都各有其特點。像這一次的新冠病毒的全球爆發，無疑加大了當前經濟危機的慘烈程度。但新冠病毒不是引發經濟危機的一般原因，沒有新冠病毒的蔓延經濟危機照樣發生。新冠病毒只是戳了經濟危機的軟肋，致使世界經濟陷入極大災難之中，是矛盾的特殊性而非普遍性。

　　（原創首發，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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