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正面臨著改革開放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困難，具體表現為：國際政治經濟環境惡化、拉動經濟的傳統“三駕馬車”（投資、消費和出口）失速、債務危機（包括地方債、企業債和家庭債務）爆發、失業上升、股市下跌、貨幣貶值等等。面對這種日益嚴重的危機局面，宏觀經濟管理部門出臺了一系列刺激經濟的政策，如鼓勵發展民營經濟、鼓勵外資來華投資、降低貸款利率、刺激購房需求、活躍資本市場等等，遺憾的是，中國經濟體仿佛病入五臟，虛不受補，出臺各項政策如雞湯下肚，病情并未緩解，指標還在惡化。面對這種前所未有的經濟困難，宏觀經濟管理部門開始表現得束手無策，茫然不知所措。
為了盡快找到解決當前中國經濟問題的關鍵鑰匙，迅速扭轉經濟下行趨勢，擺脫經濟危機，防止經濟下滑失控導致社會危機和政治危機，我們需要認真思考以下三個問題：（1）當前經濟危機的性質是什么？是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危機還是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危機？（2）是什么原因導致這一制度性質特征的經濟危機的爆發？（3）中國未來應該選擇怎樣的不同于以往的經濟發展道路？解決當前經濟金融問題的關鍵鑰匙在哪里？如果對以上問題采取無視的態度，那么，所有拯救經濟的政策和方法必然藥不對癥，隔靴搔癢，貽誤時機，造成經濟走勢進一步惡化，最終形成政治危機和社會危機。
一、當前經濟問題的性質與根源
“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四十多年來，中國的經濟成就來自于改革開放；同樣，當下中國的經濟危機也是來自于改革開放，即來自于以資本利益最大化為導向的經濟體制改革，來自于引進國際資本、參與美國主導的國際經濟秩序的對外開放。當國內資本主義經濟矛盾和國際資本主義經濟矛盾相互交集疊加，便構成了當下中國經濟危機的總震源。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總是表現為社會兩極分化所造成的有效需求不足、生產相對過剩、資本收益率下降、企業入不敷出甚至資不抵債，最終體現為企業債務危機和國家金融危機的大爆發。因此，從本質上看，本次經濟危機在性質上屬于資本主義經濟危機，而不是社會主義經濟危機；經濟危機的根源在于國內過度的市場化改革所造成的兩極分化和有效需求不足，以及對外開放所形成的對國際資本、國際市場、海外核心技術的過度依賴；解決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根本手段不可能存在于資本主義制度本身，而必然在于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之上。
如果人體總是可以解決自身的健康危機，那么，人就可以永生；同樣，如果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總是可以解決自身的危機問題，那么，資本主義就是人類社會的終極制度，美國學者弗朗西斯·福山提出的歷史終結的理論就可以成為真理。但是，社會經濟制度的歷史發展規律并非如此。事實上，每一次資本主義危機都推動著歷史朝著社會主義的方向前進一步，小危機帶來小進步，大危機帶來大進步。這是因為：解決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鑰匙在于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手中，正如切除患者身上毒瘤的手術刀不可能在患者手中，而必然在白衣天使手中一樣。這正是目前一系列拯救經濟的政策，如刺激房地產需求、鼓勵發展民營經濟、降低外資準入門檻、刺激股市上升等政策，收效甚微的根本原因。
這一切試錯與碰壁，只是告訴專家、學者與官員一個樸素的真理：資本主義拯救不了資本主義，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在資本主義充分發展然后必然走向深刻危機的過程中，歷史必然選擇社會主義，即：必須用社會主義的手段和方法改造經濟和拯救經濟。這是避免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最終釀成社會危機和政治危機的唯一正確道路。這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規律。
二、需要動用國家核心權力進行制度改造和經濟轉型
歷史總在循環，但不是簡單的重復。
上個世紀50年代，中國經濟完成了第一次社會主義改造；一個甲子60多年過去了，為了擺脫目前內外交困的經濟局面，中國經濟需要進行第二次社會主義改造，進而，如同第一次社會主義改造一樣，為中國經濟未來數十年的發展奠定堅實的基礎。我們需要在這樣一個宏大的歷史背景下探索中國經濟擺脫危機、再次騰飛的出路和答案。
在市場經濟高度發達的制度前提下，第二次社會主義改造不需要采取“剝奪剝奪者的暴力手段”，而是通過解決政府、企業和家庭的債務危機、幫助市場主體恢復經濟活力的和平手段，即：借助主權國家之貨幣發行權的運用來完成市場化的社會主義改造。
政權、軍權和幣權（即鑄幣權或貨幣發行權，簡稱“幣權”）是主權國家的核心權力。其中，政權和軍權為幣權背書，形成幣權的壟斷性和強制性；反過來，幣權服務于政權與軍權，使得政權得以鞏固，軍權得以保障（如下圖）。
【注：政權、軍權、幣權的一體化結構，符合“陰陽合道、三生萬物”的中國世界觀。】
政權、軍權和幣權是三位一體的國家核心權力。只有同時掌握了政權、軍權和幣權，并理解和運用好這三大權力之間的內在關系，黨才能更好地領導國家、領導軍隊、領導經濟，即黨才能更好地領導一切。削弱政權和軍權是否定黨的領導，同樣，削弱幣權也是否定黨的領導。
宏觀經濟決策者需要把幣權提高到政權和軍權的高度，重新認識幣權的重要性，以政權和軍權作背書，利用幣權來解決經濟結構問題以及地方、企業和家庭的債務問題，實現中國經濟的第二次社會主義改造，從而實現以國內大循環為主的宏觀經濟轉型。
政權、軍權和幣權屬于執政黨核心掌握和行使的國家權力。當地方經濟干部提拔到中央經濟領導崗位工作，他們對幣權的運用往往缺乏經驗，甚至不知道幣權的存在。比如，面對地方債務危機，財政部領導的意見是“誰家的孩子誰抱走”，即地方政府債務危機應該由地方政府自己解決。但是，地方政府不掌握幣權，正如地方政府不掌握政權和軍權一樣，他們無法解決債務危機。地方債務危機最終只能由中央政府通過行使幣權來解決，因為中央政府掌握著政權、軍權和幣權。財政部領導發表上述意見，說明其對幣權的理解和運用是陌生的。
當然，自1921年7月建黨以來，中國共產黨人對政權、軍權和幣權的認識與理解也是一個漸進式的過程。早期黨的領導人，如陳獨秀等，只看到政權的重要性，沒有看到軍權的重要性，更談不上對幣權的認識。在蔣介石發動“4·12”政變之后，中國共產黨人第一次認識到軍權的重要性。毛澤東主席提出了“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著名論斷，把軍權提升到與政權同等重要的地位，即沒有革命的軍隊，就沒有紅色的政權。隨著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建立，蘇維埃政府迅速成立了紅軍造幣廠和江西工農銀行，統一了根據地的財政與金融，牢牢掌控了蘇維埃的鑄幣權，并與國民黨統治區進行了嚴格的金融與貨幣的隔離。蘇區的政權、軍權與幣權緊緊地聯系在一起，構成了蘇維埃政府三位一體的核心權力，其中，幣權處于跟政權和軍權同等重要的地位。從此，無論土地革命時期，還是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哪里有紅色政權和人民軍隊，哪里就有人民的貨幣。邊區政府銀行及其貨幣發行權為解放區政權的鞏固和人民軍隊的發展，提供了堅實的經濟基礎。如果沒有邊區政府銀行及其貨幣發行權，沒有邊區政府銀行發行的紙幣，即“邊幣”，那么，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就不可能取得勝利。
從井岡山出發一路走來，中國共產黨始終把政權、軍權和幣權有機結合在一起，牢牢掌握在手中，直到1995年3月制定和頒布《人民銀行法》，央行開始獨立，幣權開始與政權、軍權分離。
上世紀90年代是新自由主義思潮盛行的年代。《人民銀行法》是以改革開放、與國際接軌的名義，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專家的指導與推動下制定和頒布的。他們在《人民銀行法》條文中塞進了新自由主義的私貨，即，以金融穩定、防止通脹的名義，推動央行獨立。根據《人民銀行法》第七條、第二十九條、第三十條規定，中央銀行要獨立于政府（部門），依法執行獨立的貨幣政策；央行不得服務于政府財政，不得認購和包銷國債和其他政府債券，不得向地方政府和政府部門提供貸款。在央行獨立獲得法律確認之后，一批接受了英美教育、親近于IMF、世界銀行和華爾街的所謂金融專家進入了央行的關鍵崗位（其中是否隱藏著美國派遣的經濟間諜和戰略間諜，目前不得而知）。中國央行曾經一度使用英文作為內部會議的工作語言，并把一部分本土培養的業務干部邊緣化甚至排擠出央行系統。
在美國操縱的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完成了中國央行的法理獨立與人員布局之后，美國進入了收獲的季節：以美元為主的外匯儲備開始決定著人民幣基礎貨幣的發行，即，美元紙幣進入中國央行系統的數量決定著人民幣基礎貨幣的供應量，并由此派生出一系列經濟金融問題和產業結構問題。
隨著外匯儲備的增加，人民幣投放量逐年增加。為了控制貨幣流通量，央行通過提高存款準備金率等手段，回籠資金，收緊商業銀行貸款。最后形成了這樣的金融局面：美元流入中國越多，存款準備金率越高，商業銀行貸款頭寸越少，商業銀行貸款利率和民間利率越高。如果把央行一放、一收的貨幣政策聯系起來看，可以發現，央行一手把國內企業的流動資金收上來，另一手就轉手給了美元持有者作為資本金。把本該屬于國內企業使用的流動資金轉換為跨國資本和買辦資本的資本金，其結果是，一方面國內利率水平居高不下，本土企業發展受限，紛紛到境外融資和上市；另一方面跨國資本背靠海外資本市場，攜帶泛濫的美元潮水，在中國資本市場、房地產市場、股權投資市場、產業并購市場等諸多領域，乘機滲透和擴張，收割著中國財富。
在2013年前后，外匯儲備與人民幣基礎貨幣發行量之間甚至形成了1:1的關系，即，外匯儲備或美元紙幣完全決定了人民幣基礎貨幣的發行量。中國央行事實上承擔了美聯儲的北京辦事處職能：央行服務于美聯儲，人民幣成為美元的影子貨幣。美元紙幣借助人民幣完成了在中國的資本化和食利化，實現了在中國的產業布局和產業滲透。比如，聯想、百度、騰訊、阿里、京東、美團、抖音、恒大、碧桂園等知名科技企業和房地產企業早已成為美元版圖上的買辦化企業，華為早年也險些被美元資本收購。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當前地方政府債務危機、房地產企業債務危機和家庭購房債務危機，實際上屬于本世紀初以來錯誤的經濟金融政策的產物。
中國經濟的結構失衡、兩極分化、對外依賴并最終陷入經濟危機，其根源在于央行的獨立，在于幣權與政權、軍權的脫離，在于央行獨立所導致的政府宏觀經濟調控的長期失效。
所謂“政權選舉化”“軍隊國家化”“幣權獨立化”是瓦解政權、軍權、幣權三位一體的國家核心權力的三支毒箭。只有瓦解了由政權、軍權、幣權所構成的國家核心權力之整體性，美國才有機會控制戰略對手，攫取對方財富。
為了解決當前的經濟危機，需要重新恢復政權、軍權和幣權一體化的制度，讓貨幣發行權服務于經濟結構調整，服務于第二次社會主義改造，服務于解決經濟危機和社會危機，從而鞏固國家政權，壯大軍事實力。
為了從國家核心權力的高度上加強黨的領導，必須像反對“政權選舉化”“軍權國家化”一樣，堅決反對“幣權獨立化”，堅決糾正“幣權獨立化”的現狀。
在戰爭年代，如果沒有控制貨幣發行權，黨將無法推翻三座大山，取得革命的勝利；在改革開放年代，如果央行獨立，幣權失控，黨將無法幫助人民推翻新的三座大山，無法解決債務危機、就業危機和經濟穩定。
三、通過行使基礎貨幣發行權，解決當前經濟金融問題
傳統貨幣理論認為，貨幣具有五大基本職能，即：價值尺度、流通手段、貯藏手段、支付手段和世界貨幣。這其實是貴金屬貨幣時代的貨幣理論。在紙幣時代，并不是所有的貨幣都具備世界貨幣的職能。當貴金屬貨幣時代發展到紙幣時代和電子貨幣時代，作為貨幣的紙幣增加了另外三大職能，即紙幣資本化職能、財富分配職能和資源配置職能。其中，紙幣的財富分配職能和資源配置職能是紙幣資本化職能的派生職能。“貨幣五職能說”應該發展為“貨幣八職能說”。正是因為現代紙幣具有資本化職能、財富分配職能和資源配置職能，國家通過行使基礎貨幣發行權，即幣權，可以調節經濟結構、推動產業升級、解決債務危機、克服兩極分化、刺激消費、增加就業等，并在解決上述經濟金融問題過程中，實現第二次社會主義經濟改造。總之，基礎貨幣發行權，即幣權，與政權和軍權一樣，是用來解決政治、經濟和社會的全局性問題的有力手段。
當政府、企業和家庭出現普遍的債務危機的時候，當長期依托于國際大循環的依附性經濟體需要轉向未來以國內經濟大循環為主的自主型經濟體的時候，當中國需要聯合和團結第三世界國家特別是金磚國家組成統一戰線來抵抗美國主導的新殖民主義國際秩序的時候，中國必須把幣權提高到政權和軍權的高度，用以解決以下經濟、金融與社會問題：
第一，關于解決地方債務危機問題
中央政府行使幣權，可以解決地方政府債務問題。由中央財政部門申請發行0利率的特種國債，用于直接購買地方政府城投債所投資形成的各類固定資產，以此改善地方政府的資產負債表，解決地方債務危機，讓地方政府可以恢復正常的經濟活動。
這一類特種國債和地方債只能由中央銀行通過增發貨幣來購買，而不能由央行指派商業銀行來購買。唯有如此，才能避免地方債務危機傳導到商業銀行系統，才能避免商業銀行壞賬率上升和銀行板塊股票下跌并拖累大盤指數，才能避免形成更大規模的資本市場危機和金融危機。
目前由商業銀行來購買此類特種國債和地方債的做法是錯誤的。商業銀行被大規模攤派購買特種國債和地方債，會提高商業銀行不良資產率，降低商業銀行整體資產收益率，這將導致商業銀行收益下降和股票下跌。商業銀行股票基本上都是大盤權重股，其股價下跌必然帶動大盤指數下跌，使得資本市場進一步低迷，這又將造成資本市場融資和再融資的困難，從而在資本市場與實體經濟之間形成惡性循環。可見，用于解決地方債務危機的特種國債和地方債只能由央行通過增發貨幣來購買。地方債務所形成的資產包可以抵押給中央銀行。
通過發行0利率的特種國債和地方債，把地方財政從高負債的本息壓力下解放出來，讓地方財政收入重點用于解決當地百姓的教育、醫療和住房等民生問題，逐步實現社會主義國家應有的免費教育、免費醫療和免費住房。這是第二次社會主義改造的重要內容。
第二，關于解決房地產企業債務危機問題
各省級地方政府可以針對當地破產的房地產企業和爛尾樓工程，成立“地方特種房地產基金”，低價收購破產企業資產和爛尾樓資產，在投入部分資金完成工程收尾工作之后，以廉租房和廉租樓的方式，低價出租給年輕人和創業者。積壓樓盤和爛尾樓屬于社會資源，不得任意炸毀。“地方特種房地產基金”向財政部申請發行，由中央銀行認購。該基金購買的房產資產全部抵押給央行。在時機成熟之時，央行可以成立不動產管理機構，將全國各地抵押的房地產全部收回，并入央行資產負債表。央行以紙幣換取各地的房地產資產，這是人民幣紙幣完成資本化的好生意，可以增加人民幣的內在價值，有利于穩定幣值。
房地產企業的債務危機，本質上屬于生產過剩與有效需求不足并存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通過房地產企業的債務重組，對房地產企業及其資產實施國有化，一方面可以解決企業的債務危機；另一方面，可以讓老百姓特別是年輕人住上廉租房、用得起廉租樓，讓房地產業回歸于為人民服務的道路上來。這也屬于國家行使貨幣發行權即幣權實現第二次社會主義改造的內容。
第三，關于解決家庭債務危機問題
城市家庭因購房形成高負債的狀況是制約居民消費、制約人口再生產的重要因素。解決方案是：各地省級地方政府可以向中央財政申請成立“地方政府個人房貸應急基金”，由央行發行貨幣進行認購。對于僅擁有唯一一套按揭貸款住房的城鎮居民，在證明家庭成員沒有足夠還貸儲蓄并且失業的情況下，可以向“地方政府房貸應急基金”申請不超過未還貸款80%的資金，用于歸還銀行按揭貸款，從而減少每月房貸的還本付息支出；同時，房屋主人按照所申請的基金占房屋總價款的比例，將房屋的部分產權讓渡給“政府房貸應急基金”，形成政府與家庭按不同出資比例共同擁有該處房產的住房模式。
通過此項制度設計和債務安排，一方面可以讓低收入家庭和失業家庭從房貸的本息壓力下解放出來；另一方面可以讓人民幣轉換為資產，實現人民幣資產化。這是中央政府通過央行行使幣權為人民辦實事的重要舉措。這將有利于基層百姓切身感受到國家的幫助與關懷，有利于培養廣大群眾的國家共同體意識。實行家庭住房混合所有，降低家庭負債率，提高家庭消費能力，這也是實行家庭資產社會主義改造的重要內容。
只有通過中央政府行使幣權，解除地方政府、企業和家庭的債務危機，才能重新激活各地政府、企業和家庭的投資能力和消費能力，才能重新激活國內市場、恢復經濟活力，才能實現以國內經濟大循環為主的經濟發展模式的轉型，才能避免經濟危機和社會危機。
第四，關于解決資本市場長期低迷問題
在市場經濟制度下，資本市場是資源配置的樞紐，是推動科技創新、產業升級、結構調整和拉動消費的源頭。股市低迷、融資困難、企業外逃境外上市，這一切與證監會無關，而與中國央行有關。
自股票市場建立以來，每一次救市都是證監會出面，或者召集券商和機構投資者下場救市，或者減免印花稅和交易手續費，甚至揮刀自宮，直接廢了資本市場的融資功能、流動性供給功能和資源配置功能，比如，暫停IPO、再融資、限制大股東減持退出從而剝奪大股東的再投資能力等等。事實已經證明，這些措施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資本市場長期低迷問題，并不能從根本上推動市場的長期繁榮。近期出臺的一系列救市措施僅僅帶來了8月28日開盤的一分鐘行情，成為政府救市的搞笑版。為什么政府救市經常遭到群嘲？其錯誤在于：第一，救市主體不對。證監會是資本市場的監管者，其職責在于規范市場，保護投資人，不要亂搞所謂的金融衍生品創新、推出融券做空和指數做空等做空機制、或引進海外金融大鱷來禍害國內中小投資者。證監會的職責不在于救市，而在于監管市場，提高資本市場投融資效率以及資源配置效率，而不是動輒自宮資本市場的融資功能和資源配置功能。目前，證監會救市的聲音越大，股市跌得越厲害。這就是現實的佐證。第二，救市方法不對。券商和基金等機構都是資本市場的參與者，只有市場繁榮，他們才能多掙錢。如果券商和基金等機構有能力改變市場低迷的狀態，他們早就行動起來了，股市早就繁榮了，哪需要證監會號召？在經濟下行、流動性枯竭的情況下，券商和基金也是受害者，也無能為力。他們本身就是池塘里的魚，而不是水，更不是水源。
水源是央行，因此，責任在央行。
那些美英留學歸來、身居高位、掌握著中國金融話語權和行政權的高官和師爺們，從來閉口不談以下事實：是美聯儲決定著美國資本市場的流動性，決定著美國股市的長期上漲趨勢；他們還避而不談：為什么日本央行可以代表國家買入并持有日本股票市場60%以上的流通股？為什么中國央行沒有持有1股中國股票市場的股票？從這個角度看，日本央行制度是不是比中國更像是社會主義制度？中國資本市場的每一次股災，都成為這些滿腦新自由主義思想的金融高管和金融師爺們推動中國金融市場對英美資本開放的機會，其背后的邏輯仿佛是：只有美聯儲發行的美元紙幣是錢，只有美元紙幣可以為中國股市提供流動性，只有美元紙幣可以在中國完成資本化和食利化。這種貨幣金融制度安排，事實上把中國金融市場變成美元資本的金融殖民地。
當人民幣基礎貨幣發行量主要掛鉤于外匯儲備量，當人民幣成為美元紙幣的影子貨幣，當中國眾多優秀的科技創新企業紛紛被逼到境外上市而成為美元版圖上的棋子，當資本市場的定價權掌握在美元資本手中，而不是掌握在人民幣資本手中、不是掌握在中國央行手中，當中國央行仍然被《人民銀行法》綁架、可以對中國經濟下行和資本市場低迷采取依法見死不救的態度，總之，一句話，只要幣權脫離了“政權-軍權-幣權”一體化結構而不再服務于政權和軍權的基礎利益，而是服務于美元紙幣的在華資本化和食利化，服務于推動中國經濟金融的殖民化和非自主化，那么，中國就無法打造出獨立自主的國內經濟金融大循環系統，就無法避免外資大規模撤離背景下的債務危機、股市危機和經濟危機。
兵來將擋，水來土掩。解決債務危機、股市危機和經濟危機的鑰匙就是要用人民幣潮水來填補美元潮水退去所留下的類似于高空空氣失壓一樣的“金融失壓”，把貨幣提高到國家和軍隊的高度，使用國家核心權力之一的基礎貨幣發行權，即幣權，來重塑獨立自主的國內大循環之經濟結構，避免經濟金融危機和社會危機的醞釀與爆發。
與貨幣市場不同，借助資本市場投放貨幣，央行不僅可以為經濟循環提供流動性，而且可以實現人民幣資本化，使得中國經濟體不再依賴美元紙幣的資本化，不再依賴外資輸入。從此，中國不再資本匱乏。中國央行可以通過購買ETF和各類行業指數基金的方式，買入并持有二級市場股票，向股票市場直接投放流動性，進而提高資本市場首發融資和再融資的能力，以此推動國內經濟結構轉型和產業升級，促進國內經濟恢復高速增長。只有央行直接入市，才能從根本上解決股票市場長期低迷問題，才能在資本市場上體現國家意志，并重新掌控資本市場的資產定價權。
央行直接購買二級市場流通股，一不存在虧損問題；二不存在通貨膨脹問題。這是因為：央行以增發基礎貨幣的方式換取二級市場股票資產，其持股成本為零，所以，不存在投資虧損問題；央行在資本市場投放貨幣，屬于在社會再生產過程的生產環節投放貨幣并完成人民幣資本化，可增加社會生產性資本并提高社會再生產能力，可增加社會商品供給并抑制通貨膨脹。在生產環節投放貨幣本質上不同于在社會再生產的流通環節和消費環節投放貨幣。正因如此，日本央行買入并持有60%以上的流通股，并沒有引發日本通貨膨脹。
在市場經濟制度下，資本市場是以市場化的金融手段實現第二次社會主義改造的樞紐。大部分上市公司是國內各行各業的龍頭企業。假設中國央行通過投放基礎貨幣逐步買入并持有60%以上上市公司股票，相當于中央銀行代表黨和政府行使國家核心權力的幣權，完成了這類優秀上市企業的國有化改造。這將進一步鞏固了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和黨的執政基礎。
總之，正確的資本市場發展思路是：維持印花稅率不變，追加征收二級市場投資者的資本利得稅，以此增加財政收入；降低企業融資、上市和大股東減持的門檻，解決國內資本市場資源配置效率偏低的問題；取消融券做空和指數做空等做空機制（如果出現股市過熱、股價暴漲，可以通過央行拋售股票加以控制）；把資本市場打造成為中央銀行向社會再生產領域直接投放流動性、實現人民幣資本化的樞紐。試想一下，有主權貨幣做后盾，有中央銀行向資本市場提供無限流動性的市場預期，誰敢做空中國股市？何愁股市不漲？何需限制IPO和再融資？哪能出現大量國內高科技企業被逼到境外資本市場的狀況？哪會出現中國政府喪失資本市場定價權、廣大中小股民天天指望海外美元資本（如“美元皇軍”）入市為其解套的局面？可見，中國金融體系的根本性問題已經到了不得不解決的時候了。
第五，如何解決科技創新的資本不足問題
沒有強大的科技實力，就沒有強大的經濟發展潛力和強大的國防軍事實力。政府需要行使國家核心權力之一的基礎貨幣發行權即幣權，發揮貨幣的資源配置職能，推動科技進步和產業升級，解決科技領域和生產領域的“卡脖子”問題。
具體做法是：根據全球科技和產業發展趨勢，由國家發改委發起設立各類高科技產業股權投資基金。該基金的認購方是中央銀行；該基金的管理方是近年來股權投資業績良好、投前和投后管理能力較強的基金管理公司。這是建立人民幣資本化、推動國家科技進步和產業升級的重要金融制度。
過去二三十年，美元紙幣進入中國，以外資股權投資基金的方式實現美元紙幣的資本化，形成美元資本投入于國內各個領域，培育出聯想、阿里、騰訊等高科技企業，把一大批代表中國未來的成長型公司成功納入美元版圖。這是美元紙幣證券化和資本化的典型成功案例。當美西方國家開始孤立和圍堵中國，企圖扼殺中國科技發展和產業進步，美元紙幣在華資本化的潮水開始退潮。在這一背景下，中央政府應該快速反應，通過設立萬億級別的科技投資基金，交由不同的專業基金管理公司開展創新投資，引領人民幣資本化的潮流迅速填補美元資本退潮所造成的資本不足和投資不足。
在基礎研究、應用研究、科技產業化的不同發展階段，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需要有所分工：基礎研究主要由國家財政撥款來完成；應用研究和科技成果產業化主要由央行的人民幣資本化所形成的股權投資基金來完成。
在中國，通過美元紙幣在華資本化，由美元資本控制的高科技企業，本質上是買辦企業；相反，由人民幣資本化而發展起來的高科技企業，則屬于本土企業；由人民幣資本化而形成的國家資本所控制的高科技企業，則屬于社會主義性質的本土企業。通過國家資本逐步替代美元資本，可以完成對現有高科技企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讓聯想、阿里、騰訊等不再成為美元資本的經濟陣地。
現階段，不用擔心人民幣資本化可能引發通貨膨脹。中國業已成為世界工廠，人民幣已經可以用于國際能源、礦產和其它各類大宗商品的進口結算，中國已經有能力生產出絕大部分的可流通商品為人民幣背書，在此條件下，中國在社會再生產過程的生產環節增加貨幣投放量，不會引起通貨膨脹。這是因為，在此投放的并非紙幣性質的貨幣，而是具備商品生產能力的資本。那些動輒抬出增加貨幣投放會引發通貨膨脹的金融專家，他們的金融認知還停留在陳舊的教科書里。美聯儲和日本央行的貨幣政策文件比西方金融教科書強多了。還是那句話，別聽美西方國家怎么說，要看他們怎么做。
當代中國需要站在更高的角度，重新認識金融、重新認識貨幣、重新認識世界。中國不僅要成為世界制造中心，更要成為世界需求中心，通過增加能源和礦產的進口，拉動金磚國家和第三世界國家的經濟增長。人民幣不僅要滿足中國經濟發展的需要，還要通過國際貿易和國際結算而走出國門，滿足金磚國家和第三世界國家的需要。這一切都離不開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離不開向境外人民幣開放的中國資本市場。在中國經濟發展的新階段，中國經濟金融政策的制定，不僅要著眼于中國，還要著眼于金磚國家以及其他第三世界國家，著眼于打造一個以中國為中心、足以與美西方國家抗衡的新的經濟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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