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兩天，貝萊德（Black Rock）的CEO Larry Fink接受日本經濟新聞采訪時表示，當前“出現(xiàn)資金從中國股市轉向日本股市的趨勢”，日經轉述道，“對于轉變疫情防控措施、推進經濟復蘇的中國，市場當初期待很高，但是‘樂觀正在被推翻’，這是因為中國國內消費并沒有像市場預期的那樣恢復。”所以，海外投資者對中國中長期增長放緩表達出擔憂。（《貝萊德CEO：資金從中國轉向日本股》）再加上巴菲特大舉押寶日本商社，全球資金投資日本的熱潮開啟。
這其中有沒有地緣政治安全對資金流動的影響？有沒有G2博弈限制美元投資對資金流動的影響呢？當然是有的。這兩方面在之前我們已經深入討論過，在本文就不展開。
本文想討論的一個問題是，我們的消費能力，到底去哪里了？
中國大陸與任何其他國家都不一樣。作為后發(fā)國家，中國大陸的經濟一直依賴三方面：一是出口，二是地產，三是服務。服務是最末端的，是接前兩者的漏油。關鍵在于出口和地產。
一、出口的變化及現(xiàn)狀
從出口來看，中國大陸與日本、韓國、德國這些嚴重依賴外貿的先發(fā)國家有相似性，也就是海外需求決定出口水平。這是全球化到目前階段后的表現(xiàn)，也就是當前的全球產品需求，其實是由少數(shù)國家來生產完成的。換言之，外貿國家的生產能力是對應全球需求的，而不是只對應本土需求。全球需求的重點是在先發(fā)國家，因為先發(fā)國家因其科技實力、軍事實力和企業(yè)管理能力所奠定的經濟地位，至今仍然是高收入國家。民眾高收入意味著有高消費能力，同一款中國大陸生產的生活用品，在拼多多賣1元人民幣，在Amazon很可能就能賣1美元或者1歐元，在TEMU可能也賣個0.5、0.8美元，因此在這個結構下，海外消費能力和消費需求決定了外貿生產的這部分收入，也就決定了這部分生產企業(yè)和人群的收入。現(xiàn)實情況是，盡管海外疫情管控早已恢復，但由于俄烏戰(zhàn)爭的短期沖擊，以及更重要的，全球化的重構，許多生產已經從中國大陸遷出。說遷出其實并不完全正確，具體而言是這樣：
1、G2有高度爭議的科技產業(yè)，并非是遷出，而是跨國科技企業(yè)重新布局。例如：歐美日韓和臺灣地區(qū)的半導體企業(yè)開始將更多的半導體工廠布局在美國、德國和日本。本來更多布局到中國大陸，現(xiàn)在不干了，當然這部分中國大陸的產能，相對的就減少了。這是預期沒有滿足的問題，還不是遷出的問題。
2、 本土生產性行業(yè)主動遷出。這是真正的遷出，前期主要是到東南亞，后來逐漸開始到墨西哥、葡萄牙等，未來還可能擴展到其他地區(qū)。一講到本土企業(yè)產業(yè)遷出，網絡輿論就十分負面，把本土企業(yè)的這種行為與“潤”掛鉤。這是不符合事實的。之所以出現(xiàn)這種主動遷出的情況，最重要的兩個原因是：（1）海外生產的綜合成本可能更低；（2）可以規(guī)避一系列進口限制。產品的海外銷售成本取決于兩個大的方面，一是本土生產成本，二是出口目標國的關稅。在2014年中國大陸跨過劉易斯拐點之后，加上2016年以來“漲價去庫存”助攻，由于本土房地產價格大幅提升導致本土生產的綜合成本大幅提升，許多低價產品的利潤本來就很薄，此時海外如果學習中國大陸在1980年代那樣搞工業(yè)園區(qū)，施以各種稅費減免政策，如果當?shù)氐膭趧恿λ刭|尚可，人工夠便宜，那這部分生產就會自動遷出。曾經的中國大陸就是這樣吃到了全球化的利，今天你的成本控制不好，自然就會讓別人去吃到這個利，這就是全球化本身。另一方面，由于先發(fā)國家（尤其是美國，也包括歐盟）開始保護本國生產性行業(yè)，在這幾年開始設定一系列進口條件，尤其是差異化的關稅措施，因此將生產的最后部分（或者再前面一些部分）放在這些關稅優(yōu)惠的覆蓋地區(qū)（例如墨西哥、葡萄牙）將更有利，所以這種遷出也變得很多。站在一個全球視角，這有利于這些曾經被全球化遺忘的國家和地區(qū)的經濟發(fā)展，作者將此稱之為“全球化重構下的多邊嵌合”（《四邊脫嵌與多邊嵌合：經濟摩擦、政治沖突與技術擴散》），許多老讀者此前都已了解。
以上兩個情況是具有長期性的，至少從全球投資者來看是這樣。如果當前中國大陸不做出十分重大的經濟結構性調整，那么上述情況至少要持續(xù)十年以上，這是海外投資者的普遍看法。為什么是十年呢？因為也說不清楚是多少年，就先說個十年。
那么這個情況會帶來什么呢？中國本土的外貿增速會放緩，請注意，這里講的是中國本土，而不是中國企業(yè)。因為中國大陸企業(yè)走出去“魚肉海外”，對企業(yè)本身是有利的，這就跟當年全球化歐美搞水平分工一樣，把產業(yè)鏈中后端遷往亞洲，使得成本更低，雖然本土生產性職位大幅減少，但企業(yè)的利潤卻變得更多。那么本土外貿增速放緩意味著什么呢？那就是本土對接海外需求的生產能力開始過剩。產能過剩帶來的是什么呢？就是生產性崗位需求的下降，那就要開始裁員了。這就是當前面臨的情況。
對策是什么呢？
從官方而言，要“外爭國權”，對一切造成出口受限的因素，都要去相關國家爭一爭，會有一些效果。但在全球化重構的大背景下，方向是確定的，外需長遠而言是會減少的。也就是，即便我們拼盡全力，在對接外貿的出口上維持了目前的總量地位，但如果沒有質的突破，要想還有曾經那樣的增速，是完全不可能了。這就是對外貿預期這部分的影響。完全沒有必要把這個問題上升到民族情緒，這是一個全球化下的結構性矛盾，我們要發(fā)展，人家也要發(fā)展，如果我們只會“走別人的路，讓人無路可走”，最后我們也會被人設置障礙，讓我們無路可走。外貿國家都經歷過這個階段，德國、日本、韓國都經歷過這段歷史，最后只有靠以創(chuàng)新創(chuàng)造需求和滿足差異化需求才能走出來。如果還想抄，就去抄這段歷史吧，刷題、雞娃是沒有任何用的。
對企業(yè)而言，要活下去，就不得不以市場為依歸。滿足差異化需求幾乎是唯一的選擇，否則在中國大陸當前的生產能力下，一個行業(yè)很快就會進入紅海。差異化需求是什么，無非就是兩方面：滿足消費者更細微的需求，或者，創(chuàng)造需求。一個國家的創(chuàng)新力，在產業(yè)上，體現(xiàn)在創(chuàng)造需求方面。例如曾經的IBM和硅谷企業(yè)家創(chuàng)造出PC市場，Steve Jobs引領創(chuàng)造出智能手機市場。我們目前也開始有這樣的企業(yè)出現(xiàn)，例如大疆。但具有這種創(chuàng)造需求能力的企業(yè)，在中國大陸還極少。如果我們的下一代從小就沒有自己的興趣，沒有終其一身依靠興趣的引領和沖動，從小就以獲得高分和證書為目標，那下一代面臨的經濟環(huán)境和就業(yè)環(huán)境，一定比這一代人還要糟糕，因為這一代人在就業(yè)時仍然是人口紅利的末期，是依靠經濟規(guī)模就能獲得個體紅利的時期。所以，家長認為雞娃好歹會有一個好結果，那最終的結局很可能是，集體都只有一個最差的結果。
綜上所述，也就不難想象，當前外貿這部分產業(yè)員工的消費能力是怎樣一個情況了。
二、地產的變化及現(xiàn)狀
作者一直認為，2015年漲價去庫存其實是個糟糕的選擇。一線在2015年，二線最遲在2017年，住宅價格仍在合理區(qū)間。所謂合理，一是指租售比，二是指收入房價，三是指租金月供比。這三個指標，在當時都是十分合理的，可以說，當時的年輕人對未來充滿憧憬。漲價去庫存之后，一線價格靠六個錢包都難以支撐，北大清華的畢業(yè)生在這段時間有一半都選擇離開北京發(fā)展，這還不包括那些出海留學的。那么目前中國大陸的房價情況是怎樣的呢？現(xiàn)在我們的媒體每天都在批評韓國的“全租房”問題，正確的稱謂應當是“傳貰”制度，似乎韓國經濟要崩潰了。那我們來對比一下，到底哪里的房地產問題更嚴重呢？我給一組當前的房價收入比的數(shù)據(jù)：被我們的媒體認為要崩潰的首爾，房價收入比是14倍；臺北更高，21倍左右；接下來請看清楚：深圳36.5倍，上海35.2倍，北京29.4倍，廈門28.9倍，杭州22.2倍，廣州20.3倍。
過去多年來，作者寫文章大量引用海外數(shù)據(jù)，目的在于“借外警內”，在于預警、在于提示，無論對官方還是對平臺、教培行業(yè)，都是這個目的。但我們的媒體，則十分樂意宣傳海外的問題；我們的某些企業(yè)，又十分樂意宣傳官方的問題。2016年，作者建議年輕人主動前往二線，是認為中國這樣一個超大規(guī)模的國家，不應當只有三四個一線城市，許多地區(qū)都有發(fā)展的空間。但漲價去庫存之后，二線房價收入比快速一線化，錯失“以空間換時間”的最佳時機。
“漲價去庫存”是以居民側債務快速提升為代價來修復金融這一側。那么金融側（及其背后的部分，下同）修復之后，這幾年都做什么了呢？這兩年辜朝明的書被翻譯成中文，仿佛每個專家不說兩句“資產負債表衰退”，都對不起觀眾。各種“防止資產負債表衰退”的建議紛至沓來。然而問題來了，日本當年泡沫經濟破滅后，居民側資產負債表很糟糕，官方出面投入，所以維持了平穩(wěn)。但中國大陸的歷史是，2008年金融危機后，中國大陸在官方一側已經擴張過了，正因為擴張過度，才寄希望于靠漲價去庫存來由居民側負擔以修復金融側。也就是，我們經歷的順序是與日本相反的。現(xiàn)在專家們仍然高喊，老百姓已經沒錢了，官方要發(fā)力呀。問題是，官方已經發(fā)過力了啊，你沒看到水電氣、公路、高鐵、5G網絡設施已經覆蓋到什么程度了嗎？還要怎么發(fā)力呢？四線以下全部建地鐵嗎？
所以，今天真正的問題是，2008年官方金融側擴張之后形成了龐大的基建實物類資產，但資產負債表不好看，于是2015年漲價去庫存讓居民側去做了修復，那居民也是很給力的，六個錢包都貢獻出來了，當然現(xiàn)在就沒有任何能力了。
中金公司前兩個月出一個《中國財富報告（2023）》，我們來看看當前的情況：
他們還畫了一個金字塔：
上午跟幾個（富裕的）朋友討論這幾幅圖，有人認為，占人口總數(shù)92%的13億人，人均只有2.3萬元人民幣財富，不太真實。但其實，從我了解到中西部地區(qū)三線以下的收入情況，這還挺真實的。因為沒有收入的老年人、兒童都被平均進去了。我到各地旅游、出差的時候，尤其愛看貼在各種墻上的“招工啟事”，這是了解各地老百姓收入的一個好辦法。在許多中西部網紅旅游城市，許多工作，至今的月收入也就是1500-2000元左右。并且不要忘記，我們廣大的農民同胞是沒有城鎮(zhèn)居民那樣的退休金的，但他們不也是14億中國人民中的一員嗎？做統(tǒng)計的時候是不可能忘記他們的。官方也曾經公開講過，還有6億人月入在1,000元人民幣。而在三線及其以下，所謂房產根本談不上任何“資產”（你非要講會計意義上是也沒錯），你會去投資嗎？你去看看，租售比是多少，能租出去嗎？能賣出去嗎？那么三線以下的房地產市場價格是如何產生的呢？我們在2016年最初談房地產的時候就講過，那些地區(qū)都是開發(fā)商定價形成的“市場價格”，與老百姓是無關的。與美國不同，美國老百姓習慣于把房產抵押了獲得現(xiàn)金用于消費，中國老百姓是無論如何都不可能這樣的。
所以知道為什么消費這么痛苦了嗎？因為大多數(shù)老百姓的資產負債表已經擴張到極限了，他們的可支配收入其實很低。如果沒有漲價去庫存和六個錢包，那許多小地方通過考學來到大城市的年輕人，以及他們還在小鎮(zhèn)生活的父輩、祖輩，可能目前的收入都足以讓他們憧憬未來，他們的消費能力很可能足以大幅緩和當前外需減少的痛苦。但當前的情況是，他們的消費能力已經微乎其微了，根本無法替代滿足外貿受限那部分產能。當然這也是拼多多能夠崛起的原因，自然也是生育率大幅下降、少子化時代提前到來的原因。
所以消費去哪里了呢？消費是取決于可支配收入的。我們的專家為什么連這個最真實的問題都不敢面對呢？為什么房地產、金融專家還對“央媽再愛我一次”抱有希望呢？講難聽一點，央媽再愛你十次，你覺得中國老百姓能把全球最高的房價收入比再提高多少呢？
三、債務怎么化解
現(xiàn)在地方、許多專家與中央在債務化解問題上，是存在不同看法的。地方和許多專家的意見是，中央應該發(fā)行特別國債，將地方天量債務接過來，這樣地方就能恢復活力。這個觀點，我想評價一下。
首先，地方債務是怎么形成的呢？明明都漲價去庫存了，按說金融側（及其背后）應該修復得很好啊，怎么會地方和許多金融機構都陷入地方債問題里面了呢？漲價去庫存的目標，難道不是基于依賴金融側的“專業(yè)能力”，不惜以居民側負責大幅增加為代價，來把引領未來的接力棒，交到金融側和地方手里嗎？那在短短幾年時間內，都在做什么呢？
所以中央把地方債務接過來的前提是什么？我們回到一個根本問題，人類為什么需要有債務，債務為什么要履行？難道痛苦的時候，把債務一筆勾銷不就完了嗎？大家無債一身輕，重新開始，好不好呢？這就是所謂破產制度。但破產也好，重整也好，總是會有損失的，大家接受可控損失，就可以重生，如果不接受，那就只能總是希望借新還舊，直到連利息都覆蓋不了。債務之所以要履行，是因為道德約束。如果債務可以不履行，也不考慮除清，而是靠各種倒逼，那就跟上一輪化債一樣，替地方和金融機構解決了問題，但這實際是鼓勵了下一次出更大的問題。
有人講，如果不管就有流動性危機，這話沒錯，都這個年代了，誰還不講兩句伯南克的理論呢？所以博弈一定是有的，只是怎么可能全部得到解脫呢？
說到底，決策層可能還是不信任部分地方和金融機構，這個天量債務問題的快速形成是不符合初衷的，這里面有道德問題、責任問題，最終體現(xiàn)為信任問題。還是那句話，專家們能想到的辦法，決策層不可能想不到。那就，繼續(xù)博弈嘛。只是，經歷這番之后，下面不還是這幫人嗎，接力棒繼續(xù)給他們？
那怎么辦呢？我想，這里面還有很多其他博弈，不是外部人能夠知曉的。但我只是指出來，今天網上有不少專家寄希望于一個特別國債就解決所有問題，這是不現(xiàn)實的。現(xiàn)實比想象復雜很多。在金融側（及其背后）和居民側資產負債表之間倒來倒去，過去早就發(fā)生過了。不是你幾位專家去年今年剛讀了辜朝明的書之后才被考慮的，它在上一輪解決危機的時候早就用過了。我們的歷史順序跟日本是不一樣的，請牢牢記住這點。
四、能想到的方案
這里只能是講我能想到的方案，畢竟，比我聰明的人多太多了。這個方案其實挺難的，但一定是符合初衷的。我們當前最大的問題包括：一是外需預期和外需實際都在下降，并且具有長期性；二是希望更加依賴國內需求復蘇（加大內循環(huán)力度），但現(xiàn)實是復蘇不夠；三是無論居民側還是金融側（包括地方），債務壓力都拉滿了；四是老齡化、少子化急劇加速，新增人口數(shù)量將大幅下降。
要同時針對上述四個根本性問題，作者以為，還有一個辦法，那就是回到初心。簡言之，就是要在債務增量不明顯提升的前提下，大幅提升居民側的可支配收入。這在其他國家是很難實現(xiàn)的，但在社會主義中國，是完全有希望實現(xiàn)的。
作者的建議是，回到1998年房地產改革的初心，痛下決心，在商品房市場之外，重新建立經濟適用房、廉租房制度，經測算后放量供應。先在一線試點，然后快速推向二線。如果要類比，那就是新加坡的“組屋”制度。
這個策略的可行性在于：
1、我們的土地制度支持，在出讓地之外，我們有劃撥地。
2、我們的產業(yè)支持，我們的房地產建設企業(yè)基本都是國有企業(yè)。
3、我們的金融支持，房地產建設需要杠桿，但組屋這樣的經適房，杠桿率非常低，我們本身擁有全球規(guī)模最大的國有金融體系。
這個策略之利在于：
1、可以快速拉動房地產建設恢復，從而拉動建材等上游產業(yè)。
2、可以快速讓一二線年輕人擁有屬于自己的住房，從而拉動家具、家電等產業(yè)，有了房子才有可能有各種新增的內需需求，各種內需創(chuàng)新才有著力點。
3、年輕人貸款壓力非常低，在相關產業(yè)的消費恢復后，可支配收入將明顯提升，從而用于其他消費。
4、有屬于自己的住房才敢生孩子，有足夠面積的房子自己的父母才能住在一起幫忙帶孩子，這難道還難理解嗎？
這個策略之弊在于：
1、一二線商品房價格可能出現(xiàn)實質性下降，進而導致房租大幅下降，有一、二套房人群的“紙面財富”將大幅貶值，莫名其妙擁有很多套房的人，其真實財富將大幅貶值。（這個貶值速度之快，甚至快得連他們想賣掉潤出去的時間都不夠，也就是說對資本流出沒有壓力，當然這不能算弊）
2、漲價去庫存以來這六七年新購入房產的老百姓，會遭受損失，這部分房貸可能會出現(xiàn)問題；銀行房貸的預期收入會下降（但看你是怎么預期，當前已經是買不起，也不可能貸得起）。總體而言，就是商業(yè)銀行房貸的好時代確定結束（當前其實已經結束了，只是不想認賬，還有幻想）。
3、這可能是最重要的，那就是土地財政要走向終結。最近看了一下國內AI的能力，取代很多擅長寫稿子和做PPT這部分工作，已經指日可待了，這正好能夠匹配公務人員需求的不再提升，甚至長期是實質性下降。
4、相應的，轉移支付的錢會減少，只能用在刀刃上，只能倒逼地方去放權讓利，在現(xiàn)有基礎設施基礎上，讓民間去創(chuàng)造經濟活力。
上述，就是作者所謂的，房地產部門、金融部門和房東需要共同讓渡利益。
這個策略的難處在于：
1、決策者的決心。更重要的是，要獲得大多數(shù)人的理解，因此光有決心不夠，還需要花不少時間去公開討論以達成共識。
2、操盤手的專業(yè)能力，新加坡的“組屋”制度能夠成功，不是簡單因為便宜，也不是鼓勵養(yǎng)懶漢，組屋制度背后是一系列專業(yè)的分析和安排，既然當年為了改革開放連英國遺留下來的香港地產批租制度都愿意認真學，新加坡的制度是否也可以認真學呢？組屋制度并不偏廢商品房，如何形成一個合理的搭配，相信有許多經驗可供汲取。
3、既得利益的反對，比如，有觀點認為，我國房地產制度是信用之源，不可偏廢。作者第一份工作就在房地產行業(yè)，這個問題，稍加探討。房地產能夠產生信用這是沒問題的，甚至在過去三十多年，中國大陸的城市化確實是依賴了現(xiàn)有房地產制度。作者認為，如果不是因為2015年漲價去庫存，房價其實是合理的，作者甚至認為，2017年中國大陸的房價總體都沒有泡沫，只是后來問題很大。房地產能夠創(chuàng)造信用，這是對的，那這種信用創(chuàng)造對經濟的影響，不能只是喊個“創(chuàng)造信用”的口號，而要細看每筆資金流向。開發(fā)商貸款最終花在了幾個方面：一是土地出讓金（最終是流向財政），二是建筑本身（建安、人工等等）；三是銷售費用。購房人貸款是用于購買。這兩個貸款，最終流向老百姓的錢，一是開發(fā)商工作人員，二是建筑工人（農民工），三是開發(fā)商聘請的銷售人員；四是上游產業(yè)（各類建材）工作人員。但這些都是小頭，大頭是兩個：一是土地財政收入，這個已經講了；二是開發(fā)商企業(yè)家和高管。“組屋”制度只是大幅壓低了最后這兩個大頭的收入，但前述流向產業(yè)上下游老百姓的錢是沒有下降的，因為只要還在建房出售，這個經濟循環(huán)就會發(fā)生。也就是組屋制度對信用的影響僅僅在于土地財政收入的下降和開發(fā)商富裕（巨富）階層收入的下降。現(xiàn)實是，在漲價去庫存和六個錢包之后，疊加疫情影響，賣地模式已經持續(xù)不下去了，從新增人口數(shù)量來看，也是這個結論。所以，當前又一次出現(xiàn)了結構性改革的時機。
其實，作者認為，只要將一二線住宅價格降低到合理的收入房價比之內，無所謂哪種制度，都可以一試。但有一個前提，就是要滿足人民群眾的住宅需求。因為這個需求不滿足，所有關于房地產的經濟循環(huán)就會中斷。就此而言，供應量是關鍵。如果像目前一樣，將共有產權房和廉租房置于偏僻的地方，人為體現(xiàn)各種區(qū)分，那最終也不可能調整成功。
如果上述策略得以有效施行，從紙面財富看，我們的財富總量短期可能下降，但這都是統(tǒng)計標準的問題。從長遠看，我們的財富會逐漸過渡到房地產占比降到一個合理的范圍內。盡管當前新增人口大幅下降，但未來十年內，每年畢業(yè)的本科學歷以上學生數(shù)量和新進入勞動力市場的人口數(shù)量，仍有十分旺盛的住宅需求。
作者一直以來的觀點，不要花時間去關心那些沒有出生的人，而要十分關心那些已經在世的人。如果你足夠關心在世的人，那生育、財富的增長都是自然發(fā)生的。在當前的財富結構之下，在當前的房價收入比之下，在當前這個全球化重構期，對地產經濟模式做徹底調整是作者唯一能夠想到的方案。當然，作者愚鈍，十分愿意看到各位專家能夠提供其他可行方案。作者將一如既往地觀看各位的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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