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在數字資本主義全球布展、圈占勞動和建構新帝國的背景下，西方左翼發起了對數字資本邏輯及其引發的人的“新異化”的激進批判。西方左翼認為，數字資本主義引發了人的存在論變革，正在使人從現實實體向抽象虛體、從有身份的人格向無人格的身份、從獨立性個體向獨異性群體轉變。在數字資本驅動的這場轉變中，智能算法和數字技術實現了對人的新排斥，加深了對勞動的篩選，強化了對人的活動的監控和對數據的征用，最終使人在數字化生存境遇中漸漸無用化、貧窮化、邊緣化、微粒化，甚至淪為無用階層、剩余之人、數字窮人和虛擬微粒人。相比較而言，中國式現代化成功破解了資本邏輯與人的邏輯的悖論，有效規避了數字資本主義引發的人的“新異化”，但在發展數字經濟和建設數字中國的過程中，我們仍要警惕數字資本主義對人的發展的挑戰，堅持以人的勞動邏輯駕馭數字資本邏輯，以真正的共同體規約虛擬的數字共同體，以數據共有共享彌合數字鴻溝，不斷促進人的發展。
【關鍵詞】西方左翼 數字資本主義 “新異化” 資本邏輯 共產主義
作者簡介：鞏永丹（1990-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助理教授，首都高校黨建研究基地研究員（北京 100191）。
文章來源：《馬克思主義研究》2023年第1期。
當下人類正親歷“數字-智能革命”，數字化、智能化引發的社會加速和生活遽變，已經成為經濟全球化時代標志性的“存在論事件”。這場持續生成、加速推進和影響深廣的劇烈變革，極大改善了人的存在境遇、增進了人的整體福祉，但同時也把人引向了一個“極端事物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資本與數字技術不斷“聯姻”和“共謀”，數字-智能技術逐漸“失守”，淪為資本“圈占”的對象，資本也以數字化的形態橫空出世。應該說，當下方興未艾的“數字資本化”和“資本數字化”正在把人類引向資本邏輯宰控的“新帝國”，形成了以臉書、推特、谷歌、亞馬遜、蘋果、微軟為代表的國際數字資本寡頭。在這個由數字和資本共同構筑的龐大帝國中，作為歷史主體的人發生“失墜”，人的主體地位深受“抽象帝國”的宰制，這一趨勢顯現為：技術越是強大，作為技術創造主體的人就越趨向“非人化”發展。德國新銳學者哈特穆特·羅薩也認為，在數字技術與資本勾連的現時代，人被一種新的異己的抽象力量（數字資本邏輯）所統治，人的真實的生存界域逐漸被數字資本所侵染，人的空間、物界、行動、時間、自我和社會等都發生了“新異化”。這說明，數字資本主義時代人的存在似乎再度陷入馬克思所批判的“物役邏輯”，數字時代的人正在從真實向虛擬、從實體向虛體、從獨立向獨異轉變，這種轉變是數字資本主義對人的發展的新挑戰。基于此，系統梳理西方左翼對數字資本主義人的“新異化”的批判，檢視資本與數字技術結盟所引發的人的“存在論變革”，分析人的“新異化”的現實表征，以期能夠回到馬克思所開創的人的解放視界和道路，探尋揚棄數字資本主義時代人的“新異化”的可能方案。
一、西方左翼對數字資本主義人的“新異化”的存在論批判
在大數據、人工智能霸權和元宇宙崛起的時代，數字化似乎建構了更加透明、公開和民主的社會結構，極大促進了社會進步和人的發展。但不可否認，“今天，整個星球都是資本主義的工廠”。在資本邏輯的主導、引誘下，“數字技術資本化”和“數字資本人格化”共同對現代社會及人的生存境遇發起了前所未有的挑戰，以至于貝爾納·斯蒂格勒指出，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使數字技術與資本的聚合成為可能，在此意義上，“技術產生了各種各樣前所未有的新型裝置：機器被應用于流通、交往、視、聲、娛樂、計算、工作、‘思維’等一切領域，在不久的將來，它還會被應用于感覺、替身（遙控顯像、遙感、模擬現實）以及毀滅。生命機器：類似‘獅身人面獸’的生命奇觀現在不僅觸及無機物的組織，而且也影響到有機物的再組織”。西方左翼認為，數字技術邏輯與資本增殖邏輯的“聯姻”加速了現代社會的異化，資本裹挾下的數字-智能技術的無序發展和瘋狂擴張正在威脅著人的主體性和共情性，甚至正在把人引向虛擬化、微粒化、符號化、獨異化的境地，造成了人的機械化、片面化發展。齊格蒙特·鮑曼指出：“由于技術因素而導致的時間-空間距離的消失并沒有使人類狀況向單一化發展，反而使之趨向兩極分化。”在數字資本主義時代，人面臨的控制力量更加復雜、多元和龐大，在某種程度上，人的現實境遇正發生著存在論意義上的變革。
1.數字化生存批判：從“現實實體”到“抽象虛體”
西方激進左翼學者斯拉沃熱·齊澤克著眼于數字時代再生產的數據化和數字商品的幽靈化特征發起了對數字資本主義的激烈批判，揭示了數字資本主義界域中人對物的迷戀引發的新異化，并對其進行了無“物”的拜物教批判。齊澤克認為，數字化導致了人的深層裂變，即“人類個體也變成了‘物’，他們的狀態和活動在其不知情的情況下持續不斷被記錄和傳播：他們的身體行動、金融交易、健康狀況、飲食習慣，他們買賣什么，讀什么，聽什么，看什么，所有這些都被收集在數字網絡中，數字網絡比他們自己更了解他們”。齊澤克認為，從存在論看，實在界是不能被符號化的，它只能以“征兆”的方式顯現，而人則是實在界中現實的實體。正如馬克思所言：“形體、存在、實體是同一種實在的觀念。不能把思想同思維著的物質分開……只有我自己的存在才是確實可信的。”也就是說，“我自己的存在”是現實的主體的存在，把“我”遮蔽在抽象的“實體”中是不可靠的，真實的主體是“我”，即作為現實存在的人。齊澤克認為，資本與數字技術的共謀和融合改造著人的實體存在，使人正在從“現實的實體人”向“抽象的虛擬人”轉變。特別是數字資本主義改變了人的實體表征，把人的關系納入本是外在化的數字平臺，人的“現實實體”在數字網絡中轉變為“數字虛體”，人所創造的數字產品也“不再是物質性的客體，而是新的社會（人際）關系本身”。人在數字生產中降格成“無實體的主體性”，降格為一種數字化的“虛在”。
邁克爾·哈特和安東尼奧·奈格里同樣認為，數字資本主義催生了人的存在方式的轉變，特別是正在促使人的活動方式和勞動形式走向非物質化、數字化，出現了智識勞動、情感勞動、科技勞動和賽博格勞動。他們強調，勞動的“計算機化”造成了人的主體性危機，即人的“主體性被剝去了所有看似有機的特質，從工廠中涌出來，成為智能的技術配置體”；在數字資本主義界域中，人的主體性出現了二重分化，即人既具有人性，也具有機器性，人在數字資本主義場景中變成了“沒有器官的身體，沒有本質的人類，賽博格：這些就是當下在地平線被生產出同時又能夠主動生產的主體形象”。在數字化生存時代，每個人的存在方式都被吸納進數字資本主義構造的交往平臺和虛擬界面之中，幾乎人人都擁有了“數字身份”，在數字化交往活動中，人的實體性身份被分割了，從中衍生出的“數字身份”成為主導性的“符號身份”，是“實體人”在數字網絡中的虛擬化，即虛體（vir-body）。虛體是人的實體關系在數字界面的“對象化”和“虛擬映現”。數字資本主義就是由龐大數字資本吸納“虛體”而建構的數字生產關系，在這個虛幻的數字資本共同體中，“實體人”漸漸以“虛擬人”的身份參與交往，被“虛擬人”所標注或替代，而“實體人”的活動也趨向于“非物質化”。
西方左翼認為，數字資本主義加速了“主-客”關系的異化，使實體與虛體之間產生了嚴重“撕裂”。數字資本主義所建構的各種平臺和虛擬空間使主體與客體的界分正在坍塌，人被現實與虛擬、世俗與政治、物質與精神等領域的多重身份所裝飾，人不再僅僅是真實生產關系的一個子集，而是“包含了一些在人口學或統計學上不具絲毫意義的信息和事件”。需要說明的是，馬克思認為，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中，資本是凌駕于人之上的物，“人的關系則表現為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的純粹產物”，即人不是依賴于人，而是依賴于物（資本），人在資本的世界里“受抽象統治”。據此，西方左翼認為，在數字資本主義中，人的“主-客”關系進一步分化，人不僅依賴于物（資本），而且形成“對虛擬關系的嚴重依賴”，人的交往和思維活動對象化在虛擬空間中，人在虛擬現實中形成對“非實體的主體”的依賴，人的活動體現為“人（身體）→虛擬物（虛體）—虛擬物（虛體）←人（身體）”的交往模式。在數字時代，“最耐人尋味的新興宗教正是‘數據主義’，它崇拜的既不是神也不是人，而是數據”。當下，人的存在已經離不開虛擬物（虛體），在數字資本邏輯構造的虛擬共同體中，“主體消失了——作為意志、自由、表征之決策體的主體和權力、知識、歷史的主體已經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模糊、漂浮而無實體的主體性”，人的實體主體性受到嚴重挑戰。
2.數字化權利批判：從“有身份的人格”到“無人格的身份”
人的存在除了表現為人的實體性和主體性，還表現為人是有身份、有人格的存在。人的身份和人格是人作為社會關系存在的權利表征。黑格爾指出，主體就是人，只有“一個人作為具有一定身份而被考察時，才成為人”。從這個意義上說，人是一種“有身份的人格”存在。“身份人格”確證了人的生命、肖像、名譽、隱私等社會屬性，是作為“主體人”在社會關系中的權利呈現。當然，人格并不是抽象的、無限的，而是有其內在規定和邊界的。“有身份的人格”正是人的主體性的實在之物和現實彰顯，人只有在真實社會關系中才能真正確證自己的身份和人格。馬克思認為，在資本霸權和統治的世界，人的身份人格與物（資本）的人格發生了倒置，“物的人格”逐漸替代了人的“身份人格”，衍生出了“物的人格化和人格的物化的對立”。從理論上講，人的“身份人格”是人之為人的“主題”，“物的人格”是人的身份人格的客體化，是人之為人的“副題”。但在資本主導的生產關系中，資本實現了“物性”與“人性”的統一，并經常以人格化的形象（資本家）對人發號施令。馬克思強調，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中，資本獲得了獨立的人格，升格為主導人的生活的人格化存在，而勞動的主體（人）則發生降格，淪為沒有人格的工具性存在，成為一種“物化的人”，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在本質上是“物的人格化和人格的物化”，在這種關系中，作為物性的資本不斷人格化，作為主體的人不斷物化，由此帶來的直接后果是“資本的人格”超越和替代了“人的人格”。
基于此，西方左翼學者吉奧喬·阿甘本認為，在數字資本主義霸權的邏輯中，人的“身份人格”進一步物化（數字化），物（資本）的人格進一步虛擬化，人從“有身份的人格”進一步物化為“無人格的身份”，成為資本主義現代景觀中處于邊緣的他者。阿甘本強調，人格的原初意蘊即人在社會性關系中獲得的“身份”，是主體間的文化認同和社會認同。但在現代數字技術與資本合謀的時代，人的“身份第一次不再有社會‘人格’和他者認同的功能，而只有生物數據功能，它可以和人格沒有任何關系”。在阿甘本看來，數字資本主義時代的人，與其說是人，不如說是“純粹的生物學數據”，因為數字化徹底撕毀了人的“社會性面具”和“關系性認同”，取而代之是由人的指紋、基因編碼、數字照片、數碼信息、電子身份等虛擬印記編織的“虛假面具”。在數字-智能技術與資本權力編織的現代資本主義共同體中，“人再一次落入動物式的非人存在之境”，表現為人在虛擬數字場域中不斷以虛假的面具偽裝自己，不斷縮減自己的社會性身份，從而構造了真實身份與數字面具（虛假身份）之間的裂縫。阿甘本強調，當代資本主義正在把身體化的活人“鍛造”成生命赤裸化的“活死人”，他們的生命遭到棄置，只剩下無語言的身體，墜入了動物化的存在，成為“當代神圣人”，最終變成了一種“無人格的身份”。“新的無人格的身份確證了這樣一種幻覺，它不是一個整體，而是一種無限倍增的面具。當個體被歸結為純粹生物性的非社會身份時，他同時也被賦予了這樣一種能力，可以戴上各種面具，可以在網絡上過第二種或第三種生活，盡管所有這一切都不真正屬于他。”所以，在數字資本主義構造的網絡化、數字化關系中 ，人依賴于智能機器營建的虛擬空間進行交往，人越來越失去了親密關系、人格身份和各種真實的擁有，人逐漸變成了機器識別和智能解析下的“虛擬數字人”。在此意義上，人的存在的確證更多依賴于數字場域，因為數字-智能機器記錄了人的活動數據和數碼信息，由此人不被遺忘。
3.數字化交往批判：從“獨立性個體”到“獨異性群體”
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是“迄今為止最發達的社會關系”，在這種生產關系中，人在不斷擴大的共同體或地域中建立“普遍交往”，人獲得了“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即人擁有了自我意識的獨立交往，建構了相對獨立的社會關系。特別是在資本主義高度發達的商品經濟中，精細的分工使人成為獨立的“私人生產者”，商品交換中的買者和賣者也都實現了相互獨立，至少每個人在表面上可以在這種關系中表現自己的力量和自己的個性。但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歸根到底是資本主宰人、控制人的共同體形式，人的獨立性僅僅是相對的、暫時的，而資本的獨立性則是絕對的、恒久的。“在資產階級社會里，資本具有獨立性和個性，而活動著的個人卻沒有獨立性和個性。”或者說，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中的人的獨立性歸根到底是資本的獨立性宰制下的“有限”的獨立性，在這種關系中，“人與人的互相獨立為物與物的全面依賴的體系所補充”。
西方左翼學者安德雷亞斯·萊克維茨認為，與馬克思所處的工業資本主義時代人的獨立性不同，數字資本主義加速了人的交往的獨立化，使人從“獨立性個體”逐漸走向了“獨異性群體”。萊克維茨認為，數字資本主義是人類從機械技術向數字技術轉變過程中衍生出的全新價值增值體系，它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廣度催生著人的獨異化。在數字技術鋪就的現代社會中，人追求的不再是“普遍”，而是“獨特”，人期望自己在網絡世界卓爾不群、獨一無二，數字化不斷制造著“獨異化現象”，即“追求與眾不同和關注度而不斷競爭的個人形象、社交網絡，從用戶的‘數字足跡’追蹤，到獨特的網絡社群，再到有自己世界觀的數字‘部落’，所有這些它都包括”。究竟如何理解“獨異化”？萊克維茨強調，數字化即獨異化，“正是數字—算法領域中普適性邏輯的強化，使得主體、客體和集體能夠進行獨異化”。實際上，人的獨異化就是人為了在數字界面獲得他者的關注、認同，以一種“標新立異”的形式再現自我，希望深深吸引他者，以提升關注度和獲得“價值賦值”。在數字資本主義主構的社交平臺和界面中，數字性主體的自我塑造就是推動著自己獨異于他者的過程，因為數字主體要想實現“流量武裝”和“價值賦值”，就必須在關注度競爭和賦值競爭中表現出自我的獨異性（與眾不同），以個性化的原則塑造自己的奇異性和“個性化的‘我’”，從而在虛擬環境中“不斷積累獨異性資本，保證自己在社會游戲中的地位和認可度……只有被人看見，才能保證社會認可，而不被人看見就意味著主體在數字世界中的死亡。這是獨異性社會的一個根本原則，是獨異性社會媒體技術造成的一個根本后果”。由此來看，數字資本主義實際上把人卷入了虛擬化和獨異化的旋渦，使人拋棄了普遍性和共同性而在數字界面展現出異質性的活動特征，這些活動特征在市場上演變成“商品”，不斷爭奪著可見度和賦值。
所以，萊克維茨強調，數字資本主義不僅制造著人的多面性，也促成了集體的獨異化。人的獨異化不是單個個體的奇異化，而是被吸納進數字資本主義體系中的整個集體的獨異化。數字資本主義建構了全新的“社交圈子”，而獨異化就是在數不清的“社交圈子”中產生的“集體失墜”。在臉書、推特、YouTube等平臺中，誰受到了關注，誰就有可能獲得更多的關注，人們借助于訪問量、轉發量、點贊量、好友數量確定自己的關注度。實際上，鏈接和點贊正在加速集體的獨異化。在數字資本主義主構的交往圈子中，個別個體按照“贏者通吃”的法則獲得了價值賦值，絕大多數人淪為獨異的大眾，他們的存在不是通過真實身份來確證的。內嵌在臉書中的“鏈接”和“點贊”功能恰好說明了獨異大眾的存在，即“我鏈故我在”“我贊故我在”。
二、西方左翼對數字資本主義人的“新異化”的政治經濟學批判
資本主義是人的自我異化的最高實際表現，它使人發生了“非現實化”“外化”和“物化”，最終導致了“人同人相異化”。西方左翼認為，在數字時代，人類仍然處在馬克思所揭示的異化邏輯之中，人類非但沒有擺脫資本邏輯（資本）對人的邏輯（勞動）的宰控和排斥，反而被數字資本主義主構的新帝國和新景觀所規訓、擠壓和籠罩。正如哈特和奈格里所言，當代資本主義使資本與勞動之間的矛盾深度激化，“資本越來越成為一種掠奪公共性的機器，掠取公共性產生的價值，并在這個過程中制造各種形式的痛苦和破壞”。西方左翼認為，工業資本主義時代人的異化主要表現為身體異化和勞動異化，而在數字資本主義時代，由于數字資本對勞動的雙重篩選，智能算法對人的深度監控，人的數字活動被資本強制征用，人的異化則深入到人的交往活動、精神生活和生命領域，使人在數字資本的霸權邏輯中貧窮化、邊緣化、微粒化，漸漸淪為“數字窮人”“剩余之人”和“虛擬微粒人”。
1.數字資本的雙重篩選：人的“剩余”和“無用”
資本主義最核心的問題是資本邏輯（資本）與人的邏輯（勞動）的矛盾。作為矛盾的雙方，資本與勞動的關系可以表述為：資本吸納勞動或勞動從屬于資本。馬克思在《1861—1863年經濟學手稿》中全方位審視了勞動對資本的形式從屬和實際從屬，哈特和奈格里將之稱作資本對勞動的形式吸納和實質吸納。前者是指在資本榨取絕對剩余價值階段，勞動在形式上受到資本的宰制，后者是指在資本榨取相對剩余價值階段，由于自然力、工藝的發展和機器的“介入”，勞動全方位地從屬于資本，人的肉體、智力和精神都受到資本的操控。西方左翼認為，數字資本主義就是資本對勞動的實質吸納的普遍實現，是后福特制發展的產物，是“馬克思‘機器論片段’的經驗實現”。在此階段，資本實現了智能化、網絡化、數字化，進而侵入人的生產活動和日常生活，滲透到人的交往、欲望、智力和情感之中，不斷篩選、圈占和征用人的活動，正在使一部分人趨向于“剩余”和“無用”。
第一，從物的視角看，數字資本對技術的篩選和征用造成了人的“剩余”。西方左翼認為，數字時代資本積累的過程就是資本吸納勞動和篩選技術（數字機器）的過程，就是使“物”不斷增殖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勞動資料不斷轉變為數字機器體系，而活勞動則轉變為這個機器體系的“單純的附件”，成為機器中的“有意識的機件”。喬蒂·狄恩指出，在當下數字資本主義建構的虛擬體系中，數字資本依然遵循馬克思所論述的資本的吸納和篩選規律來運轉。特別是在大數據、人工智能編制的生產體系中，“通過互聯網，通過個人之間的交往和信息技術，資本主義已經找到了更為直接的榨取價值的方式”，這集中體現為數字資本滲透到智能生產、生物醫療、金融交易、基因工程等前沿領域，不斷篩選具有強大資本增殖力的新技術并與之合而為一，而那些不具備數字技能的人則淪為“淘汰品”和“被驅趕者”，成為數據網結中的另類他者，成為被數字資本排斥的“邊緣人”。在數字資本吸納的知識、技能、社會智力等前沿領域，數字技術被資本納入新的剝削和積累模式，人的獨立形式的勞動（體能勞動）成為“多余”的東西。由于人與數字資本篩選、裹挾和圈占的新技術發生脫鉤，大量勞動者從數字資本霸權的場域中游離出來，成為“被分離的人”和“被排除者”，最終淪為數字網絡冪律分布中的“剩余之人”，即“無產階級化的人”。
第二，從人的視角看，數字資本對勞動力的篩選和吸納造成了人的“無用”。在資本主義生產中，人的勞動的社會形式有兩種，即主觀形式和客觀形式，前者是勞動過程中人的條件的發揮，后者是勞動過程中物（機器）的條件的發揮。“隨著機器生產的發展，勞動條件在工藝方面也表現為統治勞動的力量，同時又代替勞動，壓迫勞動，使獨立形式的勞動成為多余的東西。”據此，西方左翼強調，資本對勞動客觀形式的篩選即“利用機器排擠人”，而資本對勞動主觀形式的篩選即“利用勞動力排擠勞動力”。資本對勞動力的篩選使得一部分人被納入資本的增殖體系，而另一些人則陷入失業和貧困，即“最富有的人會變得更加富有、更有影響力，而缺乏技能的人則會變得更窮、更加邊緣化”。當下數字資本的擴張和增殖過程深刻體現為對勞動力的篩選和吸納。一方面，數字資本總是想方設法吸納那些代表“一般智力”的知識精英、技術專家和智力巨星，而多數勞動者則不被數字資本“光顧”，他們最終可能會淪為“無用階級”。另一方面，數字資本不斷篩選人的活動所生成的數據，不斷把人的交往、情感、經驗等日常生活數據化，對人的言行和習慣進行資本化賦值，最終使人的身體行動、健康、飲食習慣、消費記錄等活動都被納入裝載著APP的數字系統之中。在數字資本對人的活動的篩選和征用下，個體似乎變成了無用之“物”，人的活動數據成為數字資本的“原材料”，這種“數據是一種被提取、被精煉并以各種方式被使用的物質。數據越多，用途越多”。誰占有更多的數據，誰就擁有更強的統治力。相反，那些被數字資本篩選后剩下的人，則變成了“功能性愚蠢的僵尸”和“信息資本主義的黑洞”。
第三，從后果看，數字資本對物與人的雙重篩選造成了人的“貧窮化”。在資本主義生產體系中，“機器不僅代替了活勞動，而且還代替了勞動者及其手工工具”。西方左翼認為，當下數字機器代替勞動的過程就是資本對勞動主觀條件（勞動力）和客觀條件（機器等）的雙重篩選過程。這種代替和篩選引發的直接后果是“工人的貧乏化”，催生了“從事認知勞動的社會實體”，他們是處于貧窮、焦慮和恐慌之中的“信息工人”。福克斯強調，在數字化生產時代，數字資本作為機器等固定資本的最新發展形式，也是數字技術的資本化形式，它以一種異己的、抽象的形式對勞動者發號施令，把用戶吸納在數字界面和平臺中，由此催生了寄存于數字資本主義中岌岌可危并為生存而奮斗的“信息中下階層”，他們是隱匿的“數字窮人”，是數字資本主義時代毋庸置疑的弱者，他們并不占有數字生產資料，而是把自己的生命和時間耗費在虛擬的空間，成為寄居在數字資本大廈中的“窮人大眾”。據此，迪恩指出，“這些群眾需要用冪律分布的‘長尾’這一術語來理解——即99%比1%”。其中，1%是處于數字資本“食物鏈”頂端的“超級巨星”，而99%則是“底層大眾”。“數字窮人”就是被數字資本所排斥和拋棄的人。
2.智能算法的深度控制：人的數字化與“微粒化”
西方左翼認為，在馬克思所處的時代，社會技術發展的最高點即“利用機器生產機器”，但在數字資本主義時代，技術發展的最高點即利用智能生產智能，利用算法生產算法，利用數據生產數據。在智能算法深度控制和監視資本主義全球布展的景觀中，現代人的生存境遇發生了翻轉，受到智能機器和算法的深度控制，人越來越像機器，而機器則越來越像人。
一方面，資本驅動智能算法使主體之人漸漸延伸為“數據人”。西方左翼學者指出，在數字資本主義的生產邏輯中，“算法式生產”是其主導形式，算法和監視已然成為數字資本增殖的核心內驅力，這意味著數字資本主義把個人的日常生活軌跡、意愿偏好、情感等納入“監控”范圍，而作為主體的人則成為被算法技術跟蹤、解析和監控的對象。“在監控資本主義的邏輯中，沒有個人，只有跨越世界的有機體和其中所有最微小的元素。”韓裔德國學者韓炳哲對數字化時代的監控資本主義持悲觀的態度，他指出，“大數據的確可以非常有效地進行控制……數字化全景監獄實際上讓人能夠360度全方位監視其中的每個人”。如果說，在工業資本主義構筑的機器生產體系中，人是機器的“附件”，是一種“工具人”，那么，在數字資本主義構筑的數字化生產體系中，人則是算法監控的“獵物”，是一種“數據人”。“數據人”是數據的人化和人的數據化的結果，是寄生在由監視、數據化和行為控制所決定的“伺服系統”中的人，他們是數字資本主義再生產的主體，他們在數字生產邏輯中屈從于計算性法則的支配，是被數字資本驅動的算法所掌控的人。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數字資本主義的根本目的就在于不斷地生產出數據人，讓它們成為適宜于算法治理的對象。”在數字資本主義界域中，算法與數字資本共同把真實的人吸納為“宰控對象”，使之淪為不具有生物生命的抽象數字人，成為“賽博格”式的“假人”，他們是“一個不斷穿越物質勞動與非物質勞動邊界的由機器與有機體組成的雜合體”。
另一方面，資本驅動智能算法使主體之人漸漸降格為“微粒人”。西方左翼強調，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中，人由于物（或資本）的宰控而成為“片面的人”，即成為“單向度的人”。而今，在數字資本主義界域中，人由于受到智能物、數字資本和算法的操控而從“單面人”變成了“微粒人”。“微粒人”是數字化的程序算法對人的監控、識別和解析而催生的人的數字化形態，是被數字算法技術捕捉和高度解析的人。克里斯多夫·庫克里克在《微粒社會》中指出：“由于數字化進程的發展，我們所有人都在一步步地進入精細解析的社會。”正是因為數字資本對智能機器的大規模征用，現代世界才最大限度地被智能算法所“解析”，而寄居其中的人則與數字化機器共事，他們“在沒有機器幫助的情況下將無法理解自己”。如果說“工具人”是機器與資本共謀對人的發展的貶抑，那么“微粒人”則是資本驅動智能算法對人的數據化“拆解”，即利用數字圖繪技術對人的身體器官、性格偏好、健康指數、行動軌跡、生活消費等進行精準識別或程序化編碼，使之成為通過數據集合就能清晰可辨、計算評估的數字生命體。在此意義上，有學者認為，智能算法將人類裹挾進永不停歇的“24/7式的資本主義”世界，在其中，人類個體被智能技術進行改造、美化、模擬和建構，人類進入了“后人類”時代，在此階段，人類不再是純粹的自然人或生物人，“而是經過技術加工或電子化、信息化作用形成的一種‘人工人’”。
3.數字活動被強制征用：人的智力物化與精神異化
人是有意識的活動體，“有意識的生命活動把人同動物的生命活動直接區別開來”。人的自由自覺的活動標定了人的主體性，是人存在的基礎。西方左翼認為，在數字時代，人的活動從“現實場域”延伸到“虛擬場景”，人們的“愿望、渴求、夢想、壓迫，全都被信息化的要素侵染”。特別是在數字資本主義界域中，隨著人的交往活動的加速化和資本化，人的創造力和智力活動被資本強制征用，人的情感、精神、交往活動再度發生異化。
首先，數字資本征用人的智力活動，使人的智力和創造力不斷物化。西方左翼認為，在數字資本驅動的生產體系中，人的智力和創造力成為數字資本增殖的主要內驅力。數字資本的生產歸根到底是以智力、創造力為主導的“非物質生產”。在這種生產關系中，傳統的勞動力“越來越被通訊交往領域智力化、非物質化的勞動力量所取代”，人的智力和創造力受到數字資本的強制征用和支配。與工業資本主義剝削人的體能勞動并使之發生異化不同，數字資本主義不僅剝削人的體能勞動，更剝削人的智力和創造力活動。揚·穆里耶·博當指出，當代資本主義存在著兩級剝削：Ⅰ級是資本剝削體能勞動，Ⅱ級是資本剝削智力和創造力，“這兩種剝削形式可以在同一活動中共存”。數字資本主義就是以征用和剝削人的智力、創造力為主導的積累模式，在這種模式中，只要人在數字資本主構的界面中“活動”，他的智力型活動（網絡游戲、娛樂、消遣）就會被征用、編碼和賦值，他的活動的結果（數據等）成為獨立于他的物化的存在。
其次，數字資本侵染人的情感活動，使人的情感和精神活動發生異化。情緒、情感和欲望是人的本能性存在，但在數字技術和資本的誘導下，人的情緒、情感和欲望也深受資本的操縱，人的“情感活動”在數字界面中逐漸演變為“情感勞動”，“這種勞動是非物質的，即使它是群體的和感情性的，因為它的產品是不可觸摸的，是一種包含放松、幸福、滿意、興奮或激動的感覺”。在數字資本主義界域中，諸如臉書、推特等社交平臺構筑了“朋友圈”式的交互模式，實現了受眾情感的自我表達，用戶可以發泄情緒、記錄心情、分享喜悅，甚至可以吸引粉絲（引流），表達“粉絲情感”等。這種情感性交往已經不再是毫無價值的本能性交往，而是數字資本操縱的能夠創造經濟價值的活動。“在數字資本主義時代，數十億人在工作以及政治和日常生活中使用臉書、谷歌、推特、微博、蘋果手機、音樂播放器、網上銀行、在線新聞網站以及其他媒體”，這些都是人的情感勞動的發生場域。在數字界面的情感勞動中，個人看似獲得了無限自主表達情感的渠道，但這種渠道是數字資本為了增殖而將人的情緒、情感、欲望、注意力納入“數字殖民體系”的灰色通道，在此過程中，資本監視并利用人的情感、情緒、參與感、存在感和意念等主觀要素實現了對人的精神世界的全面操控。
最后，數字技術量化人的交往活動，使人的交往關系越來越“不受掌控”。數字交往是當下人類實踐活動的重要表征，這種交往是一種“虛擬交往”，它貶黜了人的真實交往關系，使人的社會關系漸漸被虛幻的關系所取代。當前，“數字化前所未有地掌控了世界。世界和我們之間也就是屏幕上滑個兩下的距離”。羅薩強調，對我們而言，整個世界似乎借助于智能手機和搜索引擎就能被一覽無余和全面掌控，甚至人的身體指數（血壓、心跳、步數、血糖、睡眠時長等）亦可通過智能手環而被“全天候掌控”。然而，吊詭的是，今天人們的真實交往活動卻變得越來越“不受掌控”，因為人們越是在數字界面中擴大交往，他就越是窄化自己的真實關系；他的數字關系的交往越豐富，他的現實關系就越貧乏；他越重視對“數字身體”交往的塑造，他就越依賴于“數字身體”的交往。在數字時代，人們每天都在建構自己的虛體，瀏覽網絡虛擬世界，人們從中展開交往，豐富精神世界。然而，人們一旦脫離虛體、離開數字世界，人的孤獨感、焦慮感就會油然而生，甚至會成倍增加。人越是在數字世界中建構自我，他就越依賴于數字世界；人越是有豐富的數字世界，一旦離開數字世界，他就越孤獨、越空虛，越沒有親情感，越覺得被大眾所排斥。“我們在當下社會所面對的夜以繼日的工作很少令人愉悅，常常讓人感到無聊和單調，甚至痛苦和折磨。資本主義社會的工作日復一日地重復，像是奴役我們力量的監獄，它偷走我們的時間，余下的閑暇時間似乎只讓我們感到消極和無力。”今天，人們在虛擬世界中“發布更多的真實的自我表達，參與更多的人際交往，他們就將更為物化，也就更去異化。換個角度看，他們勞動的越多，創造越多的剩余價值，他們被剝削的程度也就越深”。所以，數字資本主義時代人的異化已經擴展為人的數字交往關系的異化以及人的心靈、精神的異化。
三、西方左翼對數字資本主義人的“新異化”批判的中國啟示
西方左翼以強大的理論勇氣對數字資本主義人的“新異化”進行哲學存在論批判、政治經濟學批判，揭示了西方數字資本主義霸權邏輯中人的存在境遇和現實處境，在一定程度上書寫了馬克思異化勞動批判理論的“新篇章”。然而，西方左翼學者對數字資本主義之人的存在境遇的分析和批判并沒有超越馬克思的批判邏輯，也沒有深究資本邏輯與人的邏輯在數字時代的“較量”。在當代中國，我們黨成功推進和拓展了中國式現代化，這種現代化成功破解了“資本邏輯”與“人的邏輯”的悖論，既激活了“資本的文明面”，又有效促進了“人的發展”，走出了一條協同“促進物的全面豐富和人的全面發展”的新路，有效規避了數字資本主義對人的發展造成的“異化”。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強調，要“加快發展數字經濟，促進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數字產業集群”。面向未來，我們在建設“數字中國”和發展“數字經濟”的過程中，要積極應對數字資本對人的發展的挑戰，就應該回到馬克思資本主義批判的經典論域，并結合西方左翼對數字資本主義批判的“新語境”，積極探索有效規避數字時代人的“新異化”的應對之道，進而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中促進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
1.堅持人民至上：以人的勞動邏輯駕馭數字資本邏輯
西方左翼學者看到了數字資本主義對人的存在發起的挑戰，分析了數字資本主義界域中人的“新異化”的表征，但他們并沒有找到一條破解數字資本控制人、壓制人的可行性道路，他們停留在對數字化時代西方社會的財富分化、階級對抗、社會撕裂的表象性分析和悲觀性吶喊，卻并沒有找到揚棄“新異化”的道路。即便羅薩提出了在“加速社會”中揚棄異化的“共鳴理論”，但他卻忽視了數字資本邏輯的增殖性本質。實際上，馬克思早已指出，“共產主義是對私有財產即人的自我異化的積極的揚棄，因而是通過人并且為了人而對人的本質的真正占有”〖。應該說，在數字資本主義霸權的邏輯中，人的“新異化”的罪魁禍首依然是資本邏輯及其控制的數字技術擴張。因此，要在數字資本邏輯中揚棄人的異化、促進人的解放和全面發展，必須堅持人民至上，倡揚人的勞動邏輯。
第一，堅持人民至上就是堅持人的勞動邏輯。資本主義生產是資本驅動勞動的生產，在這種生產中，資本是主題，勞動是副題，資本是目的，勞動是手段，資本是統治者，勞動是依附物。“資本主義生產的目的（從而生產勞動的目的）不是為了生產者的生存，而是剩余價值的生產”。在資本邏輯主導的生產中，出現了資本與勞動的嚴重撕裂，造成了資本的人化與人的物化、資本的增殖與勞動的貶值、資本的豐饒與勞動的貧困。要破除資本邏輯界域中人的“異化”，必須對資本主義進行“完全的經濟革命”，從資本邏輯中解放人、發展人，最終重塑人的勞動邏輯。在馬克思看來，揚棄人的異化的最直接道路是消滅資本對勞動的奴役，“把資本變為公共的、屬于社會全體成員的財產”，最終使人的勞動邏輯成為社會生產的主導性邏輯。在當代中國，我們始終堅持人民至上，堅持人的勞動邏輯。
第二，以人的勞動邏輯駕馭數字資本邏輯。數字資本邏輯在根本上是高抬“物性”貶低“人性”的發展方式，它以數字資本為最高存在，把人作為資本的附庸和工具，在人與資本的關系上顛倒了“主-客”體關系。相反，人的勞動邏輯是超越數字資本邏輯的發展方式，它圍繞當代人的生存境遇、共同命運和個性自由構筑數字化時代屬于人的勞動方式、生活方式，倡揚人在數字時代的主體性，把人的發展作為數字技術進步的目標，集中解答數字時代人類所面臨的共同難題。馬克思指出：“全部歷史是為了使‘人’成為感性意識的對象和使‘人作為人’的需要成為需要而作準備的歷史（發展的歷史）。”在數字時代，堅持人的勞動邏輯就是把人的智力勞動、創造力活動等作為價值創造的要素，尊重人在數字化生產中的主體地位和創造精神，它是歷史規律內蘊的“善的邏輯”，是合乎人性、促進人的生存發展的價值邏輯。在數字時代堅持以人的勞動邏輯駕馭數字資本邏輯，就是堅持勞動至上、生命至上，讓“生產勞動給每一個人提供全面發展和表現自己的全部能力即體能和智能的機會”，讓數字勞動不被數字資本所奴役，而是變成解放人的手段。
第三，為數字資本設限，建構符合人的勞動邏輯的分配機制。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推動數字經濟健康發展，要堅持促進發展和監管規范兩手抓、兩手都要硬，在發展中規范、在規范中發展。”當前，要抑制數字資本邏輯對人的勞動的圈占，需要為數字資本設限。具體來說，在數字生產關系中，要按照所有權原則為數字資本設置“紅綠燈”，防止數字平臺壟斷和數字資本無序擴張。同時，要不斷健全數字勞動的產權歸屬，構建數據基礎制度，建立健全數據確權機制，明確數據的占有權、使用權，明確數據用戶、數字企業、數字技術員等不同主體的地位，建構基于數據要素的分配機制。比如，堅持以“屬人優先”建構數字勞動的主體性原則，在人機交互性勞動、數字化雇傭勞動或數字化自由勞動中注重“活勞動”的主體地位，建構屬人原則下的按勞分配機制。再比如，堅持以“平等占有”建構數字勞動的所有權原則。在數字生產關系中，既有數字生產資料的占有者，也有數字勞動者，要按照以上兩種主體探索數據要素參與收入分配的平等原則，堅持數字生產資料平等占有和數字產品按勞分配并舉。
2.構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以真正的共同體規約數字資本共同體
在資本邏輯主導的社會，“資本是共同體的公認的普遍性和力量”。在數字化生產時代，數字資本主義把人與人的關系貶斥為虛擬物與虛擬物的關系，把數字資本的增殖作為目的，把人的主體性降格為手段，使人的關系從現實性延伸到虛擬性。馬克思指出：“人的本質是人的真正的共同體。”但在數字資本主義界域中，人逐漸脫離了自己真正的共同體本質，脫離了真實存在的共同體關系，變成了虛擬共同體中的人。弗洛姆曾言：“過去的危險是人成為奴隸。將來的危險是人可能成為機器人。”數字時代的人并沒有成為“機器人”，但卻充溢著虛擬性、數字化和面具性，成為生活在虛擬共同體中的有生命的“假人”，這種刻印著數字化標簽的“假人”完全是由數字技術與資本的結盟造成的。當前，“在數字化的‘全球化’時代當中，社會親近性與物理鄰近性之間越來越脫節了”，人的親近感、共情性漸漸“褪色”，人的現實空間位置與時間序列在數字化的虛擬共同體中發生“脫嵌”，人在虛擬共同體中對數據、游戲唯命是從，成為虛擬現實或數據的制造者和依附物。可以說，當下“精確信息的泛濫，枯燥游戲的普及，在提高人的才智的同時，也使人變得更加愚蠢”。因此，揚棄數字資本主義界域中人的異化，就是要不斷規約數字化結成的虛擬的共同體，使人回歸真正的共同體關系，以真正的共同體關系為指引規范虛擬共同體的交往制度、道德和文化。馬克思認為，人的社會關系本質構成了人的本質之內核，人的發展和人類解放的目標即建構“人類社會或社會的人類”，這一目標是指引當下人的發展的鎖鑰。在數字時代揚棄人的異化，就是要依循馬克思建構的人類解放的道路前行，不斷超越數字資本主義對人的發展空間的“圍堵”，以馬克思設想的“真正共同體”和“自由人聯合體”為指引，不斷超脫“虛擬現實”的負面效應，“努力推動構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不斷使“人以一種全面的方式，就是說，作為一個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質”。
3.堅持數字生產資料公有制：以數據共有共享彌合“數字鴻溝”
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人的異化最典型的表現即人的勞動異化，這種異化以私有財產對人的統治為標志。馬克思認為，“對私有財產的積極的揚棄，作為對人的生命的占有，是對一切異化的積極的揚棄”。同樣，在數字資本主義界域中，人的異化歸根到底是人的活動關系、人的數字產品以及人的數字財產的資本化、私有化，特別是在數字資本主導的界域中，數字生產資料的私有化和人的數字活動的資本化使得人與人的發展差距拉大，由此產生了“數字鴻溝”。“數字鴻溝”是數字資本主義制造的新的不平等現象，是全球范圍內的信息鴻溝、數字知識不平等和數據赤字。從更宏觀的視角看，“數字鴻溝指的是在制定信息資源生產和分配政策方面的社會權力差距”。實際上，數字資本主義正在將人類引向十足的數字帝國主義，它深深改變了數字技術的占有格局，進一步擴寬了國家之間的發展差距，在世界范圍內引發新的分化和矛盾。可以說，數字資本主義因數字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而充溢著不平等和不正義，因內蘊的新的剝削邏輯而使人類深處資本的枷鎖之中。為此，要揚棄數字異化，彌合數字鴻溝，必須回到馬克思所倡導的生產資料公有制，在數字時代倡揚和激活共產主義，“用公有化邏輯取代資本邏輯，把數字勞動轉化成為數字工作”。揚棄數字資本主義界域中人的異化，就是要堅持以數據共有共享彌合“數字鴻溝”，有效抑制公共數據的私有化、資本化，規避數字技術壟斷和數據獨占造成的社會不公。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推動實施國家大數據戰略，加快完善數字基礎設施，推進數據資源整合和開放共享，保障數據安全，加快建設數字中國，更好服務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生活改善”。在當代中國數字經濟發展中，我們始終堅持共享原則，建構和完善以人為本原則下的數字共享機制，培育數字時代利益共享的價值鏈，推動“私人數據”的價值補償和“公共數據”的共管共享，積極探索數據要素參與分配的體制機制，為人類擺脫數字資本的鉗制提供了全新的中國方案。總而言之，當代中國在新時代實現共同富裕戰略目標的指引下，不斷激發數字經濟活力，縮小數字勞動中的分配鴻溝，推動數字經濟健康有序發展，有效抑制了數字資本對人的生產生活的圈占，為揚棄人的異化、通達馬克思所設想的“人類社會”鋪墊了新的路基。
參考文獻：
[1]《黨的二十大報告輔導讀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
[2]張一兵等：《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年。
[3]孫偉平：《人工智能與人的“新異化”》，《中國社會科學》2020年第12期。
[4]肖峰：《數字技術資本化與勞動新異化》，《馬克思主義研究》2022年第5期。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