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后，“K型”復蘇一詞逐漸走紅。此詞由摩根大通的分析師提出，最初是用來描述美國疫情后經濟活動復蘇的分化，然而，就其復蘇分化這一本質特征來說，已成為一種全球性普遍現象。“K型”現象在經濟中無處不在，從國家到行業，從區域到產業…… “K型”復蘇產生的原因是什么？“K型復蘇”將產生什么影響？我們可以得到什么啟示？
K型復蘇是什么？
經濟遭遇整體性衰退后，一部分反彈上升，另一部分仍處于低位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后，全球經濟遭受重創，美國GDP在當年第二季度出現了自二戰以來最嚴重的收縮，下滑幅度高達32.9%，經濟很快陷入蕭條。
為了應對沖擊，美國政府采取了大規模擴張性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以穩定宏觀經濟和金融系統。
由此，各界普遍預期美國經濟在經歷嚴重沖擊后會出現反彈，然而以往經濟危機后觸底反彈的“U型”“V型”復蘇并未出現，反而呈現出“K型”復蘇的特點。具體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實體經濟和金融市場出現分化。雖然美國經濟大幅下滑，但美國股指卻屢創新高。
二是不同行業之間出現分化。奢侈品、電子商務等行業強勁復蘇，而航空、旅游、娛樂休閑等行業依然十分困難。
三是疫情對不同收入階層的影響出現分化。高收入人群所受沖擊較小，低收入人群所受沖擊較大。
四是勞動力市場出現分化。技術工人失業率相對較低，而非技術工人失業率相對較高。
五是大型企業和中小企業之間出現分化。大型企業融資環境較好，現金流充裕，而中小企業融資難度較大，資金較為緊張。
一般來說，經濟學家用四個字母來描述經濟復蘇，分別是“V型”、“U型”、“L型”和“W型”。
“V型”復蘇是指經濟增速出現大幅下滑后快速復蘇，這個過程大概需要幾個月的時間。在這種情況下，經濟衰退給經濟帶來的損傷較小。
“U型”復蘇是指經濟增速在出現大幅下滑后不會馬上復蘇，經濟處于底部的時間較長，可能在幾個季度后才會出現顯著復蘇。
“L型”復蘇是指經濟增速大幅下滑后經濟處于底部更長的時間。在這種情況下，經濟衰退會給經濟造成永久性沖擊，經濟可能長期持續處于低迷狀態。
“W型”復蘇是指經濟增速出現大幅下滑后快速復蘇，但隨后又出現大幅下滑，之后再度反彈,經濟復蘇呈現不穩定的狀態。
“K型”復蘇是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后由摩根大通的分析師首次提出，用來描述不同地區、不同行業、不同部門以及不同人群復蘇的不平衡性。
當經濟遭遇整體性衰退后(類似于“K”的一豎)，經濟的不同部分以不同的速度、時間或程度復蘇(類似于“K”的兩臂)，這種類型的復蘇被稱為“K型”復蘇。
根據摩根大通的分析，新冠肺炎后復蘇路徑分為兩個方向：上臂代表復蘇速度較快的科技型企業、大型企業、虛擬經濟部門及其從業人員，下臂代表復蘇速度較慢的非科技型企業、小型企業及其藍領工人。
“K型”復蘇與以往對于經濟復蘇路徑的認知存在本質區別。此前，經濟學家普遍認為，經濟衰退和復蘇的周期在經濟的大部分甚至所有部門中具有廣泛的相關性。
不管是“V型”、“U型”、“L型”還是“W型”復蘇，經濟內部的分化都不是十分明顯，而“K型”復蘇與前述各種類型的復蘇最大的不同之處在于“分化”。
盡管經濟的某些部分可能在經濟衰退后立即出現復蘇，但其他部分可能仍然低迷，甚至會繼續下跌。
“K型”復蘇不是美國“獨有”
中國也存在“K型”經濟跡象
“K型”復蘇雖然最先描述的是美國經濟復蘇狀況，但就其復蘇分化這一本質特征來說，是一種全球性的普遍現象。
一是除我國外，發達國家的復蘇總體上快于發展中國家，快于新興經濟體國家和地區。
二是世界金融經濟的復蘇快于實體經濟的復蘇。
三是世界各國高技術經濟的復蘇快于其他經濟的復蘇。
四是知識型、技術型階層人員在就業與收入方面，最先擺脫疫情的困擾，而不少其他非知識型和技術型階層的人員仍然處于疫情困擾之中。
我國2020年成為全球大型經濟體中唯一實現經濟正增長的國家，但是我們仍然可以在我國看到一些“K型復蘇”跡象。
從區域看，高新技術產業發達的地區與城市，如沿海地帶的杭州等，經濟增長的現狀和前景相對優于其他地區與城市。
從行業看，金融經濟、平臺經濟、高新技術經濟等增長明顯優于其他類型的經濟，特別是優于受疫情嚴重影響的旅游、航空等行業。
部分行業的內部也出現了“K型”復蘇。比如，酒行業就出現“K型”分化的趨勢，其中K型的上揚部分是社交性高端名酒，K型的下降部分是嗜癮性酒類消費。
中國酒類消費具有“階梯型”與“區域性”特征，這是中國酒行業持續分化的大背景，也是中國酒行業能夠分化的內在推動力，而新一代消費者在飲酒文化與社交偏好上的個性化需求，直接帶來中國酒行業的分化。
從產業鏈來看，產業鏈前端成本上漲向后端傳導，2021年上半年國內上、中、下游制造業利潤兩年復合增長率分別為30.1%、20.3%和3.4%。
從經濟指標來看，GDP領域的投資部分、消費部分均出現了比較明顯的“K型”特征。
投資領域中主要的投資項目是固定資產投資、基建投資、房地產投擇、制造業投資、高新技術制造投資，制造業投資和高新技術制造投資在2020-2021年兩年的平均增速分別為2%和17.1%，呈現出比較明顯的“K型”分化。
此外，固定資產投資內部還可以細分為地產投資、固定投資、制造業投資、軟件投資和計算機投資，其中軟件投資和計算機投資處于明顯上升趨勢，相比而言，地產投資、固定投資和制造業投資的整體漲勢較緩，也呈現出分化的K型特征。
在消費領域中，疫情發生后的兩年，新能源汽車銷售和汽車整體銷售的平均增速分化較為明顯，新能源汽車銷量的兩年平均增速為95.96%，而汽車行業整體銷量的兩年平均增速為2.4%。
為何會有K型復蘇？
技術迭代和宏觀政策受益差異的影響
經濟數據呈現出K型特征一方面意味著部分行業迅速恢復，而且強勁增長，但部分行業卻依舊受疫情影響而復蘇遲緩；
另一方面也意味著有的社會資產在升值而有的社會資產在貶值，同時意味著社會財富分配中的不平衡加劇，有的人收入財富急劇增加，有的人卻貧窮失業。
疫情之后，全球經濟復蘇的K型特征之所以十分明顯，且成為全球性的普遍現象，與當今國際經濟社會和技術變革以及疫情下的宏觀政策調控緊密相關。
首先是新技術迭代的影響。技術變革，特別是以數字技術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術以及生物技術影響著整個經濟社會的發展與變革。
處于技術革命領先地位的國家、地區和企業，在經濟危機中具有強大的抵抗力，在經濟復蘇中也必然處于遙遙領先的地位。
其次是宏觀政策受益差異的影響。每一輪危機之后的宏觀刺激政策都會對財富分配造成深遠的影響，這是因為貨幣天然具有分配效果。
美國經濟學家的研究顯示，不同群體在經濟衰退中受到的負面影響和在經濟繁榮中獲得的收益有較大差異。
一般而言，弱勢群體在經濟衰退中受到的負面沖擊更顯著，卻只能在經濟繁榮持續一段時間后才能收益。不同群體的收入結構有明顯差異，同時也具有不同的周期敏感性和利率敏感性。
面對新冠疫情突然襲擊下的產業鏈、供應鏈斷裂，以及隨之而來的經濟停擺，各國各地區采取了積極的財政貨幣政策、產業扶持政策等宏觀調控措施。
但由于對政策的受益程度不同，使得經濟主體中的一些部分比其他部分受益更多，使得企業的經濟表現呈現出K型特征。
以美國為例，在美國實體經濟不景氣的背景下，美聯儲的貨幣刺激計劃推升了金融資產價格，造成虛擬經濟領域復蘇程度好于實體經濟，而注入經濟體的巨額流動性多流向權益和固定收益類資產。
一般來說，財富水平越高者，其權益和固定收益類資產占比越多，中低收入者因權益和固定收益類資產很少，所以幾乎不能受益于資本市場。
再者，貨幣政策刺激主要受益者往往是大企業，他們可以通過政策刺激更方便地發行低息債券或者直接拿到補助來渡過難關，相關高層人員的待遇也得到保障，而廣大的小企業和個體往往沒有渠道拿到這個好處。所以，大企業往往比中小微企業更易實現復蘇。
因此，伴隨著每一次危機后的貨幣政策刺激，貧富愈發分化。金字塔底端的大多數人不僅沒有享受到經濟復蘇所帶來的就業改善和收入提高，反而由于房價、股價以及通脹上漲進而導致生活境況的下降。
“K型”復蘇是一把雙刃劍
一邊拉大貧富差距、產業間差距，一邊優化資源配置
客觀地看，在全球范圍內，“K型復蘇”是一把雙刃劍。
從負面影響看，首先，“K型”復蘇可能拉大貧富差距。
疫情導致低端產業的衰退甚至停產停工，進而引起就職于低端產業的低收入群體的財富進一步萎縮，高新技術產業以及互聯網服務業在疫情期間復蘇快，甚至有可能受益于強制居家工作生活的模式，使得本來就屬于社會高收入層次的群體收入穩步上漲。
“K型”復蘇直接引起高低收入群體增速不均衡，從而導致不同的收入群體財富差距更為顯著：我國財富基尼系數從2000年的0.599持續上升至2015年的0.711，隨后有所緩和，降至2019年的0.697，但2020年疫情沖擊下再度上升至0.704。
貧富差距的拉大不利于社會穩定和社會團結，也違背了我國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根本目標“共同富裕”。
其次，疫情沖擊后不同的產業、行業復蘇速度不一致，導致近兩年產業間差距擴大。
房地產、交通運輸、電影文娛、旅游業、住宿餐飲、實體零售、制造業、線下教育培訓等相關行業在疫情期間都受到較大沖擊；
受疫情防控的特殊要求，醫療衛生用品、快遞外賣，各類互聯網信息服務提供者，比如線上教育、線上文化娛樂等細分領域在疫情期間逆勢增長。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通過比較1995年以來主要行業增加值增速發現，疫情在2019年對于經濟增加值的沖擊達到7.5%，其中對于交通運輸和住宿餐飲的負面影響最大，分別高達-14.7%和-16.1%。
同行業內企業間的差距也進一步拉大。疫情利好的行業中，處于行業龍頭位置的企業依托品牌效應、資金實力、人才儲備、高效管理，反而加速布局，在行業中進一步建立護城河，借助疫情特殊時期，拉大了與同行業綜合實力靠后的企業之間的差距。
而受疫情影響較大的行業中，中小微企業在原本較為艱難的經營上雪上加霜，同行業內企業間差距進一步拉大。
疫情沖擊的主要是傳統行業，大量的傳統企業處于復蘇相對乏力狀態，這不僅會損傷大量中小企業的生存發展元氣，也會影響到民眾基本生活用品和服務的供給，影響普通人群的就業，從而進一步加劇社會的貧富分化，引起社會矛盾的激化。
不過，也有觀點認為“K型”復蘇不是只有負面影響，即K型復蘇在某種程度上起到了優化資源配置的作用，引導資本、技術、人才等生產要素朝高技術產業、新興產業方向集聚，加快產業轉型升級。
疫情后中美兩國乃至世界的經驗表明，經濟危機對于經濟中弱勢主體的影響更大，無論是低收入人群還是中小企業都會受到較大影響。
因此，當經濟面臨外部沖擊時，一方面需要通過總量型政策穩定宏觀經濟形勢，另一方面需要通過結構型政策加大對經濟中弱勢主體的支持力度。
這樣才能避免貧富差距進一步拉大，緩解因外部沖擊而可能帶來的結構性問題，同時也有助于經濟盡快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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