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市場經濟制度下，金融是管理經濟的工具，決定著資源配置和財富分配。在具體的經濟金融運行過程中，金融機構（銀行、保險、證券、期貨、信托、基金管理、財富管理等等機構）是管理經濟的具體工具，決定著其具體掌控的社會資源的配置，并決定著相應的社會財富的分配。因此，金融機構的私有化本質上屬于國家向私人資本讓渡資源配置權和財富分配權；金融機構放開本質上屬于主權國家對外出讓資源配置權和財富分配權，即主權國家對外出讓“經濟金融治權”。我們無法想象美西方國家的核心商業銀行機構能夠允許中國金融機構與其設立由中方控股的資產管理公司或者理財公司，從而讓中國金融機構主導和決定著美西方國家的資源配置和財富分配。美西方國家盡管危機重重，但是面對中國巨額的外匯儲備，也絕不可能允許中國金融機構到其本土上依托他們的金融服務體系設立由中方控股的資產管理公司或理財公司。老牌資本主義國家雖已老朽，但不糊涂，還不至于犯這種低級錯誤。遺憾的是，這種錯誤卻作為中國金融機構“更高層次對外開放”的高大上亮點而公告天下：
2022年10月19日晚，農業銀行發布公告稱，全資子公司農銀理財已獲準與法國巴黎資產管理控股公司（以下簡稱“法巴資管”）合作組建中外合資理財公司，農銀理財和法巴資管出資比例將分別為49%和51%。截至目前，監管部門已批復工商銀行、建設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與外資機構共同設立合資理財公司，且均由外資控股，外資持股均超過50%。其中，中銀理財與東方匯理資管設立的匯華理財獲批開業于2020年9月，二者分別持股45%和55%；貝萊德金融管理公司、建信理財、富登管理私人有限公司設立的貝萊德建信理財獲批開業于2021年5月，三者分別持股50.1%、40%、9.9%；施羅德投資管理公司與交銀理財設立的施羅德交銀理財獲批開業于2022年1月，二者分別持股51%、49%；高盛資產管理有限責任合伙與工銀理財設立的高盛工銀理財獲批開業于2022年6月，二者分別持股51%、49%。
《每日經濟新聞》10月19日報道，中國農行成立由外資控股的理財公司的醒目標題是：“規模2萬億元！中國農業銀行重要公告：獲準籌建合資理財公司”。如果這家外資控股的理財公司管理和控制的資產規模達到2萬億，如果工、農、中、建、交五大商業銀行各自成立的由外資控股的理財公司控制和管理的資產都達到2萬億，那么，5家外資控股的理財公司將管理和控制10萬以上中國資產，每年理財的管理費收入將達到1000-2000億人民幣（平均按照1%-2%年管理費率計算）。這是一筆巨額且持續的國民財富流失。但是，外資控股的金融機構對于中國經濟金融的危害遠超看得見的直接財富流失。
外資控股的理財公司對中國經濟金融安全的危害主要體現在：
第一、海外資本通過控股的合資理財公司接管了中國資產和中國資源的指揮權和管理權。由外資控股的理財公司所管理的國內資金，必須服從于海外控股方的管理意志和盈利需要，必須聽從于外方的市場攻防策略與交易指令。中方事實上喪失了這部分資產和資源的管理權、控制權和支配權。
在金融領域，中國如果把10萬億以上資產交給外資控股的理財公司管理，類似于在國防領域，中國把百萬雄兵將給美國和北約指揮。對于任何主權國家而言，這是不可想象的。美西方國家是否同意把等同于10萬億人民幣的資產交給中國控股的公理財公司管理？顯然不可能。既然美西方國家不允許中國金融機構染指他們的資產管理權和資源配置權，中國金融管理部門為什么要把本國的資產管理權和資源配置權拱手交給外國人，甚至交給把中國列為頭號戰略對手并實施立體圍剿的美國金融機構呢？在中國面臨美國全面立體圍剿（包括貿易戰、科技戰、金融戰、生物戰、信息戰、軍事戰等諸多手段）情況下，我們不應該把金融戰的“兵權”交出去。
第二、把國內資金和資源交給外資控股的理財公司和資產管理公司將導致中國喪失資產定價權和匯率定價權。基礎貨幣發行權、資產定價權和匯率定價權屬于市場經濟的頂層權力，并構成中國金融主權的核心內容。一旦海外金融機構借助國內合資控股理財公司管理和控制了數量足夠大的國內資產和資源，比如達到10萬億人民幣以上規模，那么，外資金融機構就可以在國內股市、債市、期市和匯市上相互配合，呼風喚雨，借力打力，在關鍵時期主導著中國的資產價格走勢和匯率走勢。若真如此，意味著中國喪失了資產定價權和匯率定價權。資產定價權和匯率定價權的喪失就是金融主權的喪失。
第三、外資控股的理財機構一旦獲得足夠數量的國內資產的管理權和控制權，進而獲得國內金融市場的資產定價權和匯率定價權，就可以綁架中國政治、經濟和社會輿論，可以“砸盤示威”、做空中國，制造矛盾。今年十月中旬之后股市和匯市的走勢已可略見一斑。
第四、外資控股的理財機構是中國財富的收割機。外資金融機構不直接創造財富，但直接參與分配財富。外資控股方可以獲得理財公司大部分稅后利潤，形成外資金融機構的直接收益；同時，外資股東可以利用理財公司管理的社會資金充當“接盤俠”或通過聯手操縱市場等隱秘方式（包括利用國內理財資金配合現貨市場、期貨市場和外匯市場的聯動），獲取巨額的隱形收益。
第五、外資控股的理財公司可以成為外國刺探和收集我國產業與金融情報的高級平臺，可以收集國內機構客戶信息和個人客戶信息的大數據，由此對國家經濟金融安全與產業安全構成潛在威脅。
為此，金融領域對外開放政策和合資理財公司的監管政策需要重新梳理和調整：
第一、在對外開放的指導思想上，必須頂著美西方國家的壓力，敢于斗爭，善于斗爭，清除西方金融殖民思想及其政策代理人，總結以往金融領域對外開放的失誤，擺脫以資本利益為中心的西方國家指揮棒。金融領域對外開放必須以人民利益為中心，必須服務于中國工業現代化和軍事現代化，必須體現社會主義有組織的市場經濟制度精神。對外開放政策必須同時接受國家的戰略性規范和制度性規范，不能偏離正確的方向與軌道。這是制定對外開放政策的原則。面對國內外新形勢和新挑戰，我們必須堅守金融領域對外開放的原則，并根據這一原則對央行負責人宣布的“擴大金融業對外開放具體措施和時間表”進行調整，采取亡羊補牢的措施（詳見《易綱宣布擴大金融業對外開放具體措施和時間表》2018年4月11日人民網）。
第二、停止審批和成立新的合資理財公司以及其它合資金融機構。
第三、為了杜絕各類危及國家經濟金融安全的隱患，對于已經成立的各類合資金融機構，尤其是外資控股的金融機構，包括外資控股的理財公司，有關金融監管部門應當重新梳理和制定監管政策，實施差異化的分類管理。
比如，對于已經成立的外資控股的理財公司，可以允許其設立全國性的金融產品零售網絡，但不得通過國內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銷售其理財產品；鼓勵外資控股的理財公司開拓國際理財市場、管理海外資金，同時規定國內資金管理規模必須小于海外資金管理規模，可以規定，國內資金管理總規模以及具體金融品種的資產規模不得超過海外資金管理總規模的50%以及具體金融產品資產規模的50%，以此體現外資控股方的責任和義務；可以鼓勵外資控股的理財公司發行和管理并購基金，幫助中國企業并購和控制海外優質資源和高科技企業，服務于中國的工業現代化和國防現代化。
總之，金融領域“高水平的對外開放”不是簡單的“更大范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的對外開放”，而是在有利于實現國家工業化戰略目標、有利于鞏固社會主義有組織市場經濟制度、有利于加強黨的領導的政治經濟前提下，堅持以我為主，實現中國與世界各國之間對等、有序、互利互惠、一視同仁的開放。自我單方面開放并不屬于“高水平的對外開放”，極可能是高水平的利益輸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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