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2022年以來，全球經濟出現不良預警，中國經濟也持續承壓。事實上，近十年間，世界經濟增長深陷所謂的“長期停滯”狀態，尚未走出陰影，未來一段時間，國內外經濟仍將面臨承壓轉型的難題。

　　在這樣的背景下，如何革新理論工具，實事求是地分析和研判經濟發展趨勢，尤為重要。本文指出，世界經濟增長實踐正在發生深刻變化，以往流行的傳統經濟增長理論和方法，未能充分考慮新的變量，越來越難以適應現實需要。從實踐看，當前出現的最重要的8個變量是：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國際投資貿易規則新變化、全球經濟區域化周邊化、大國經濟政策溢出效應、“一帶一路”倡議、雙循環新發展格局、全球減碳戰略實施，以及大數據和人工智能。

　　作者認為，這些新的重大因素，正深刻沖擊和改變傳統世界經濟增長格局，客觀上也在影響和重塑傳統經濟增長的速度、總量、資源配置結構、企業組織、產業結構、規制結構以及全要素生產率的新機理。在追蹤和分析各種新條件、新因素、新變量的基礎上，極有必要推動傳統世界經濟增長理論和研究方法的新一輪變革。

　　本文原載《學術月刊》2022年第7期，原題為《世界經濟增長分析框架：新變量及其創新發展》，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供諸君參考。

世界經濟增長分析框架：新變量及其創新發展

　　最近十多年來，世界經濟格局發生了深刻變化，世界經濟增長進入了所謂“長期停滯”狀態。傳統的支撐世界經濟增長的國際貿易、國際投資、國際金融、國際規則以及國際經濟治理的理論工具和方法也都出現了許多新變化、新趨勢和新特點。如何根據實踐發生的深刻變化，更加科學地分析、研究和預測世界經濟增長問題，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新課題。

　　筆者認為，世界經濟增長實踐本身出現了許多新的變量和因素，這些新變量和新因素在傳統的世界經濟增長理論分析和工具中尚沒有被充分考慮進來。如何把這些年世界經濟增長和發展中出現的新變量、新因素考慮進來，重新納入并綜合形成一個新的分析世界經濟增長的理論框架和方法工具，是非常值得思考的一個重大理論問題，也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實踐問題。這里特別提出如下幾方面的新變量和新因素，值得在對世界經濟增長分析過程中加以考慮，以期待形成世界經濟增長理論分析的新框架和新視角。

　　▍“疫情變量”與世界經濟增長的“供需雙重沖擊”分析

　　長期以來，我們分析經濟增長趨勢，大致可以從供給和需求兩端進行分析。從供給側來看，主要看生產要素投入、勞動生產率以及技術進步效率和資源配置效率，最終主要看全要素生產率，通過投入產出分析框架即可大致判斷經濟增長的潛力和趨勢；從需求側來看，主要是短期分析方法和觀察消費、投資、進出口等所謂“三駕馬車”的變量與經濟增長的態勢；從全球來看，則主要立足比較優勢原理和國際分工理論，分析國際貿易、國際投資、國際金融等諸多變量及其變化趨勢，進一步分析影響世界經濟增長的問題。同時，宏觀經濟學也立足經濟危機、金融危機等這類經濟活動，觀察分析一旦發生危機、衰退、蕭條等現象時，如何通過宏觀經濟政策進行有效干預，進而擺脫危機，走向復蘇和增長，與此同時也注重觀察長期的經濟增長及其波動問題、外部沖擊問題等。應該說，這方面已經形成了許多成熟的理論和模型，如早期的強調資本積累為代表的哈羅德−多瑪模型、資本與勞動均衡替代配置式的索羅−斯旺模式，以及以羅默等為代表的強調知識進展、技術積累和創新等新經濟增長理論等，從生產要素投入視角分析長期經濟增長的理論；也形成了宏觀經濟學中需求管理理論、蕭條理論、進出口理論、國際投資理論、國際貿易理論、外匯理論，以及所謂“危機理論”“蕭條經濟學”等，從需求側進行調節的宏觀經濟增長和管理理論。

　　特別需要提出來的是，20世紀30年代大危機沖擊后形成的凱恩斯經濟學、70年代石油危機沖擊后形成的供給經濟學、80年代在對凱恩斯經濟學反思中出現的所謂理性預期學派、貨幣主義學派等等；后來，經濟學家也針對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等沖擊性因素，做了大量的深入研究，形成了大量的有關外部沖擊與經濟增長的理論研究成果和方法。這些研究成果和方法對于我們思考外部沖擊因素如何影響經濟增長，尤其是從全球范圍內觀察，類似于金融危機、經濟危機等因素如何從短期和長期兩個層面影響世界經濟增長，都是很有啟發和思考價值的。

　　值得進一步思考的是，起始于三年前的這場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顯然已經對世界經濟增長產生了嚴重沖擊，如何科學分析疫情大流行對世界經濟增長的影響，如何把這次新冠疫情大流行納入經濟增長分析框架中，形成一種科學的令人信服的分析框架，則是值得思考和研究的新課題。原因就在于，這次疫情大流行影響范圍極其廣泛，時間也比較長，影響程度也極其深刻，運用傳統的蕭條經濟學分析框架或者是短期的外部沖擊分析方法，實際上難以分析清楚這次如此大范圍的疫情流行對世界經濟的深刻影響。

　　首先，新冠疫情的影響不同于以往的供給沖擊或者需求沖擊，而是對供給和需求兩個層面同時帶來了雙重沖擊。疫情蔓延以來對全球供給和需求都帶來了深層次影響，制約了生產和供給方所必需的勞動、資本等要素正常流動和原材料等基本投入，大中小企業幾乎同時被迫中斷生產和經營活動，沖擊了制造業的正常投入和產出；同時，疫情極大影響和制約了人員和科技等要素流動，深刻沖擊了服務業的正常運行，造成全球范圍內總需求進一步收縮，服務業發展嚴重受阻。從一定意義上說，新冠疫情對世界經濟增長的沖擊程度、衰退程度乃至疫情防控客觀上造成的各方面的影響和代價，也遠超傳統金融危機的沖擊和代價。在這種情況下，顯然很多簡單地運用傳統的供給沖擊或者需求沖擊進行分析是不夠的，需要從供需兩側雙重沖擊及其相互關系角度全方位地動態分析疫情對增長的影響。

　　其次，疫情不僅對市場方面帶來沖擊，而且對基于比較優勢、資源稟賦條件而長期形成的國際分工體系也帶來了影響。換句話說，傳統的基于比價優勢和資源稟賦條件形成的國際分工體系與全球產業鏈體系受到疫情蔓延的嚴重沖擊，特別是疫情全球蔓延及其防疫的全球不同步帶來全球供應鏈不穩定、全球產業鏈受到嚴重沖擊；全球分工體系從原來注重效率導向轉向安全導向，全球產業鏈、創新鏈和價值鏈體系幾乎都面臨新的重構。在這種背景下，傳統的全球價值鏈理論和分析方法面臨新的挑戰，需要從全球產業鏈調整態勢以及出現的新特征出發，思考全球化價值鏈的重構及其對世界經濟增長的影響。

　　第三，全球疫情大流行嚴重影響了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原來快速發展的國際資本流動、國際貿易發展和跨國公司的全球化生產布局及創新網絡受到極大沖擊，這也造成傳統的基于效率優先的市場化配置資源和跨國公司全球流動性大大受到沖擊。因此，疫情如何影響全球資源配置，多大程度降低全球市場配置資源效率等等，進而深刻影響世界經濟增長潛力和效率，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重要問題。我們需要跳出傳統的增長函數理論、需求管理理論或者外部沖擊理論等單一分析框架，從世界經濟增長的供需兩端雙重沖擊及其互相影響、全球微觀資源配置效率改變、全球價值鏈和產業鏈的重構和影響等多個視角，深入分析全球疫情大流行對世界經濟增長產生的深層次沖擊和影響，探索疫情沖擊對世界經濟增長的影響機理和綜合效應，形成疫情全球蔓延下供需雙重沖擊型經濟增長分析框架。

　　▍投資貿易新規則與世界經濟增長內生性新態勢

　　長期以來，分析世界經濟增長離不開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國際貿易被認為是世界經濟增長的引擎，國際投資尤其是跨國公司主導的國際直接投資是促進世界經濟增長的內在動力。因此，人們主張自由貿易和投資便利化，特別是根據WTO的貿易及投資規則，所有加入WTO的成員都按照WTO規定的貿易規則開展國際貿易及其相關投資。事實上，我們也確實發現，WTO作為推動世界貿易自由發展的國際經濟組織，在推動國際貿易發展、國際經濟合作，進而推動世界經濟增長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近幾十年來，世界主要經濟體既是WTO的積極參與者，也是世界經濟的重要貢獻者，世界經濟也是按照WTO的貿易規則和投資準則，獲得了空前的發展和進步。

　　這方面，我們也先后形成了很多重要的理論，如WTO框架與國際貿易理論、國際投資理論、跨國公司理論、國際經貿合作理論等，特別是圍繞WTO的規則，也形成了許多貿易和投資的新規則、新理念，如關稅減讓、市場準入、非市場壁壘、公平交易、自由貿易、市場透明度、有效監管、市場規制、市場體系、反不正當競爭、反市場壟斷、國際仲裁等等規則規制。在這些理念和規則的引導和影響下，我們基本傾向于世界主要經濟體借助WTO多邊主義合作機制和框架，推動自由貿易，實現合作共贏，共享世界經濟增長紅利。

　　但是，最近這幾年，WTO框架及其功能正在出現某種“失靈”，影響世界經濟增長的國際貿易、國際投資也進入了規則多變和規則重構的新階段。

　　首先，WTO成員就削減關稅和補貼等實質性問題進行的磋商陷入僵局，持續5年之久的多哈回合全球貿易談判幾乎是長期中止，WTO上訴機制也陷入停擺。WTO多哈談判的停滯給世界經濟，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和貧困國家的經濟增長造成了巨大沖擊；與此同時，呼吁WTO改革的聲音此起彼伏，但是改革的方向是什么？WTO新的出路在哪里？各方面并未形成一致意見。因此，作為世界經濟重要的多邊主義體制機制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戰。

　　其次，各種新的投資貿易規則，尤其是區域性的雙邊、多邊規則層出不窮，各種新的規則、新的標準不斷出現，國際投資和貿易的規則出現碎片化和邊境后的特點。這些年，先后出現了TPP、CPTPP、RCEP、ATAAP、MUSCA等新的貿易便利化、投資自由化的新規則。值得指出的是，這些新規則背后的邏輯基礎已經與傳統的基于比較優勢和WTO框架下的講自由競爭、講效率導向、講規則導向等在理念和導向上不同了，新的國際貿易投資規則出現了從邊境外的關稅減讓措施等走向邊境后制度創新的新態勢，新規則開始深入并影響一國內部的經濟體制和制度安排。

　　第三，新的投資貿易規則體現出更加高標準、高要求、高水平的新動向和新趨勢。需要特別注意的是，這些新規則從原來講效率導向、講比較優勢原則轉向講公平導向、講安全發展的新態勢。因此，特別需要深入思考和研究正在出現的高水平、高標準的投資自由化規則、服務貿易規則、電子商務規則、貨物貿易規則、知識產權規則、競爭政策規則以及補貼政策、勞工標準等等，這將對未來的國際經貿合作、對外直接投資以及世界經濟增長帶來哪些深層次的影響，需要運用新的方法、新的視角來思考和構建新規則下世界經濟增長的內生性趨勢和新增長態勢。

　　▍產業鏈區域化周邊化與世界經濟全球化新變化

　　與上述分析有關的一個問題是，全球化與區域化問題正在成為影響世界經濟增長的新問題。過去我們分析國際市場、國際分工以及國際貿易、國際投資、全球治理、國際經濟機構和協調等等這些決定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變量，都是基于全球化發展的視角，基于全球生產一體化、貿易自由化、金融國際化的理論和實踐邏輯來展開分析和討論的，其背后的微觀基礎都是國際跨國公司根據市場化原則，推動全球科技創新，在全球配置資源，提高全球勞動生產率和資源配置效率，為全球化發展和世界經濟增長不斷注入新的活力和動力。也正因如此，世界主要經濟體都秉持開放合作與創新發展的理念，積極參與和推動全球化發展，認為以市場化配置資源和世界科技革命為根本動力的全球化發展是當今世界經濟發展的基本方向，也是世界經濟增長的內在動力。也是基于這樣的判斷和實踐經驗，我們也形成了許多新的世界經濟學理論，如比較優勢和國際分工理論、全球生產一體化理論、跨國公司理論、國際投資理論、國際貿易理論、全球化理論以及所謂的全球化宏觀經濟學等等。

　　但是，目前的現實和問題在于，經濟全球化發展正在遭遇逆轉，民粹主義、貿易保護主義勢力不斷抬頭，國際貿易、國際投資以及全球科技創新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挑戰，全球化發展正在遭遇全球發展失衡、收入分配不平等、環境保護以及各種傳統安全、非傳統安全等因素的種種質疑和實踐困惑。盡管以中國為代表的世界許多國家，都正在積極探索如何形成包容、開放發展的全球化新路徑，繼續推動世界經濟開放發展、創新發展、協同發展和綠色可持續發展；但另一方面，全球化也出現區域化、周邊化的趨勢，全球多邊主義體制、自由貿易規則等受到重創，各種區域性和雙邊的國際貿易、國際投資正在不斷加快。面對這種新的實踐變化，我們不得不思考至少如下兩個問題。

　　首先，以市場化和效率為導向的經濟全球化究竟何去何從？逆全球化思潮對當下世界經濟增長帶來哪些深層次影響和沖擊？毫無疑問，經濟全球化必須更好地處理好公平與效率的關系，全球化發展不能僅僅關注效率導向，而且要實現效率與公平的內在統一。舊的全球化發展實際上只強調經濟增長的效率，忽略了經濟增長的公平、共享和包容，這也是造成今天世界經濟增長出現嚴重失衡，反對全球化的聲音越來越多，出現所謂逆全球化思潮的根本原因所在。

　　從經濟全球化發展的內在邏輯來看，全球化不可能出現逆轉趨勢，市場化的邏輯和跨國公司的創新動力決定了經濟全球化發展仍然是基本的趨勢，但新的全球化發展必須高度重視解決公平問題，只有實現效率與公平相統一的全球化，方可真正成為包容、開放和可持續發展的全球化。而與之相關的另一個現實問題，就是世界經濟也必須處理好增長與分配的關系問題，世界經濟也不僅僅只有唯一的高速增長的問題，也存在一個收入分配問題，特別是一國國內的收入分配以及國與國之間的收入分配如何更加合理、更加公平，這也是值得反思和解決的問題；相比較一國國內收入分配的各種制度設計，包括一次分配、二次分配體制機制等問題而言，國與國之間的收入分配問題、收入不平等問題等等，不僅是一個理論難題，更是一個實踐難題，需要全球合作發展、共同治理加以解決。

　　其次，全球化發展的同時，會不會出現周邊化和區域化的新態勢？世界經濟增長的區域性、周邊化合作會不會逐漸替代全球化合作與發展？尤其是這次疫情發生以后，全球產業鏈分工客觀上在明顯收縮，安全性、穩定性正在成為全球產業鏈空間布局的優先選項，各國在全球化發展中不得不統籌考慮如何處理好全球化發展與國家安全、高水平開放與高水平安全等新課題和新問題，這就需要從理論上思考全球化發展與周邊化、區域化發展是什么關系？統一于市場化邏輯的全球化發展機制與基于安全需要、安全發展的區域化、周邊化發展機制有什么不同？哪一個更有利于推動世界經濟增長？顯然，需要從更深層上思考如何更好地處理市場化、國際化的發展原則與地區主義發展之間的關系，我們既需要深入研究和思考全球化與世界經濟增長的內在關系，也需要深入分析和思考區域化、周邊化與世界經濟增長的內在關系。能否構建一個全球化與周邊化雙重影響下的世界經濟增長分析框架，也同樣是一個十分期待和值得研究的課題。

　　▍大國宏觀經濟政策溢出效應與世界經濟增長政策協同

　　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發展，國家之間尤其是大國宏觀經濟政策不僅會深刻影響國內經濟增長，也必然通過世界經濟彼此緊密的依賴性關系發生溢出效應。這種溢出效應，實質上是宏觀經濟政策的外部性，即一國的宏觀政策不僅會通過國際金融市場渠道、貿易渠道、大宗商品價格和信息渠道等對本國國內目標經濟變量發揮作用，而且也會影響到其他國家金融市場的穩定性和實體經濟發展，背后的邏輯源自世界經濟一體化和金融國際化的運動機制。

　　從這個意義上說，分析世界經濟增長，既要研究具體的國別經濟增長本身及其宏觀政策效應，也要分析他國尤其是大國經濟宏觀經濟政策及其溢出效應。這方面，近幾年學界關注比較多的就是作為世界經濟第一大經濟體的美國，其宏觀經濟政策的溢出效應及其對世界經濟增長的影響，尤其關注美國的貨幣政策通過匯率、內需和金融市場等渠道影響世界經濟增長。實際上，美國的宏觀經濟政策對世界經濟增長的溢出效應，關鍵在于美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和影響力，特別是隨著美元作為各國主要的外匯儲備貨幣和貿易結算貨幣，美元在國際金融和貿易領域的影響大，美元匯率的強弱變化，必然會直接影響資本在全球范圍內的流動以及國際貿易的擴張和收縮，這幾乎成為美國影響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工具和最大變量之一。也正因為如此，無論是理論界，還是世界各國政府，實際上都特別關注美國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整和變化及其影響。

　　值得關注的是，2008年以來，以美國、歐洲等為代表的發達國家經濟體，為了應對金融危機帶來的沖擊和影響，幾乎都采取了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刺激經濟增長，甚至歐洲央行、日本央行分別采用負利率貨幣政策，試圖應對危機沖擊，刺激經濟復蘇和增長。但需要思考的是，多年來，無論是量化寬松還是負利率政策，盡管本質上都屬于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政策理念和范式，即采取所謂逆風向宏觀政策調節機制，刺激經濟增長，實現經濟復蘇；一些世界經濟組織和機構也呼吁各國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共同為全球經濟復蘇增長做出積極貢獻。但實踐表明，這些政策應對危機、刺激增長的實際效果并不明顯，世界經濟并沒有隨著這些非常態的量寬政策實現復蘇和增長，反而出現了所謂的“長期停滯”狀態，以至于部分發達經濟體央行采取負利率政策進行刺激，助力復蘇。這就為我們提出了幾個值得思考的新問題。

　　首先，如何認識和評價美國、歐洲等發達經濟體近幾年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及其對世界經濟增長的溢出效應？顯然，一種貨幣政策是否能產生溢出效應，首先要分析這種宏觀經濟政策的有效性如何。前面的分析已經指出，發達國家這些年來采取的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實際上并未產生實際刺激效果，其根本原因在于世界經濟增長面臨的問題，不僅是危機沖擊后增速下降，總量增長放慢的問題，同時也面臨著十分緊迫和復雜的結構性困境和矛盾，尤其是全球性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結構、供需結構性不對稱、人口老齡化帶來的勞動生產率下降等等，正是這些深層次的結構性問題，嚴重制約了世界經濟增長。顯然，結構性政策需要通過結構性改革來推進，簡單地運用刺激總量增長的逆風向調節政策，無法解決這些結構性矛盾和問題。而這一點，恰恰暴露出了傳統凱恩斯主義宏觀調節范式的內在缺陷：這種政策實際上是強調在結構不改變或者經濟結構既定條件下，總量型政策在短期內如何發揮有效調節總需求并刺激增長的作用，針對今天世界經濟增長面臨的總量和結構性雙重矛盾，其有效性當然值得懷疑；同時，持續的量化寬松的宏觀經濟政策不僅不能夠解決長期增長和復蘇問題，反而帶來了更多的負面作用，如全球性通貨膨脹甚至滯脹的壓力等。

　　其次，需要思考的另一個問題就是如何理解負利率貨幣政策？負利率貨幣政策的理論依據是什么？如何評價其溢出效應？宏觀經濟學特別是凱恩斯主義在分析宏觀貨幣政策有效性時，提出所謂的貨幣流動性陷阱假說，實際上說的就是利率下降到零以后會出現流動性陷阱，即人們處于流動性偏好從而造成寬松的貨幣政策失效。現在的問題是出現所謂負利率政策，如何在理論上解釋從“流動性陷阱假說”到“負利率政策”？背后的經濟運行邏輯是什么？負利率如何影響經濟增長？如何評價負利率貨幣政策的溢出效應？從目前初步的效果來看，負利率政策似乎同樣也沒有達到刺激增長和實現復蘇的目的。

　　再次，在考慮美國等大國宏觀經濟政策及其溢出效應的同時，要不要以及如何分析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經濟對世界經濟增長的影響及其宏觀政策的溢出效應？顯然，中國經濟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本身的經濟地位和作用，也必然會對世界經濟增長帶來深刻影響，尤其是在中國經濟增長已經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達25%以上的現實狀況下，中國經濟增長及其貨幣政策一方面會受到美國等大國宏觀經濟政策的影響，另一方面也會影響世界經濟的增長。從這一點來說，世界經濟的大國宏觀經濟政策及其溢出效應，實際上是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這是由世界經濟一體化及其相互依賴性決定的。因此，分析世界經濟增長，從理論到方法都需要把大國宏觀經濟政策及其溢出效應等這些新變量、新變化，充分納入到分析框架中來，形成一種宏觀經濟政策綜合溢出效應與各國宏觀經濟政策協同機制和作用下的經濟增長分析新思路。

　　▍“一帶一路”倡議與傳統國際投資貿易理論創新發展

　　上述分析中已經提到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分析世界經濟增長，必須充分考慮中國經濟這個重要變量對世界經濟增長的重大意義和影響。過去，我們分析世界經濟增長，更多的是關注發達經濟體，如美、歐、日作為世界經濟增長的三大火車頭，如何影響世界經濟增長。近些年，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顯然已經對世界經濟穩定增長、復蘇增長產生了十分深刻的影響和意義。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近幾年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對促進世界經濟增長朝著更加公平、更加包容、更加普惠、更加平衡和更加開放的方向發展意義十分重大。尤其在面對世界經濟和經濟全球化發展面臨一系列結構性困境的背景下，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有助于推動世界經濟加速轉型和結構調整，有助于推動世界經濟走向新的長周期的孕育和增長新階段，更有助于推動傳統國際投資貿易理論創新發展。

　　從實踐發展來看，“一帶一路”倡議，從提升全球投資增速、促進全球貿易增長、推動全球金融開放合作、創新全球經濟發展方式、培育全球經濟增長活力、完善全球經濟治理等方面，為世界經濟走出復蘇并邁向新的發展周期，擺脫經濟全球化的增長困境提供了重要的契機。中國的“一帶一路”建設，強調創新驅動發展，加快全球基礎設施互聯互通、貿易暢通等，通過科技創新、制度創新推動國際投資體系、國際貿易體系、國際金融體系創新完善和發展，為推動全球實體經濟繁榮發展和世界經濟創新增長注入新的動力。截至目前，中國已與149個國家、32個國際組織簽署了200余份共建“一帶一路”合作文件；中歐班列2021年開行15000多列，同比增長29%，截至2022年1月29日，中歐班列累計通達歐洲23個國家180個城市；跨境電商海外倉近2000個，大幅增長80%多；中老鐵路、以色列海法新港等一批重大建設項目順利竣工；中國進出口總額2021年首次突破6萬億美元大關，比上年增長21.4%，其中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進出口增長23.6%，比整體增速高出2.2個百分點；2021年對外非金融類直接投資額增長3.2%，其中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非金融類直接投資額增長14.1%。到2021年年底，中國已向12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提供了超過21億劑新冠疫苗，其中許多提供給共建的“一帶一路”國家，為其有效抗疫提供了重要支持。在實踐發展的基礎上，有必要深入思考的是，我們如何從理論上分析“一帶一路”建設與世界經濟增長的關系。

　　首先，從理論上來說，“一帶一路”倡議體現的是合作共贏、開放包容的平等和共同發展新理念，與早期發展經濟學和國際政治經濟學提出的國際發展援助理論不一樣。國際發展援助，作為一種對外援助，主要是指一國政府對他國在經濟、軍事和技術等方面提供資金和實物上的支持和幫助，包括有償優惠貸款、無息貸款和饋贈方式。此外，“一帶一路”倡議也和“馬歇爾計劃”不同，后者作為所謂的歐洲復興計劃，實際上就是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對受戰爭破壞的西歐各國進行的經濟援助和重建計劃，是美國單方面以金融、技術、設備等各種形式的援助計劃，這個計劃對歐洲后來的政治經濟格局變化產生了深刻影響。“一帶一路”倡議明確提出“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這“五通”分別與世界經濟增長框架有關的“國際合作、基礎設施、貿易便利化、投資自由化以及文化交流”等相對應，它順應全球化發展的規律和合作共贏的新趨勢，通過商業化和市場化模式，以“五通”為抓手，為世界經濟增長，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機后的全球復蘇增長提供了重要的推動力。“一帶一路”遵循互利平等、共贏與合作的發展理念，倡導開放、包容和共同發展，因此體現了各參與方的“共商共建共享”的新理念。

　　其次，“一帶一路”倡議最為重要的價值和意義之一，還在于它推動了內陸型開放發展的新理念和新實踐，推動傳統國際投資和貿易理論的創新發展。傳統意義上的開放和國際貿易理論，我們總是強調沿海區域開放，因為貿易尤其是海運總是最有利的開放經濟發展模式，甚至人們對世界經濟的地理板塊的認知，一般都認為沿海地區開放和港口貿易總是世界經濟的增長極。經濟學尤其是傳統的國際貿易理論也一直認為，開放發展、港口貿易發展等只能在沿海便利的地區，內陸是不具備開放型經濟發展的基本條件的。但是，“一帶一路”倡議強調向西開放，沿海開放與內陸開放聯動發展，在事實上也產生了十分積極的效應，如“一帶一路”倡議推動中國中西部地區的開放發展，形成了許多內陸開放發展的增長點和增長極，尤其是中歐班列等帶動的中國與中亞、西亞以及歐洲大陸的經貿聯系與合作，本身就開啟了內陸型開放經濟發展的新模式。因此，從世界經濟增長來說，需要深入思考和研究的是，與以往的國際援助、“馬歇爾計劃”不同，旨在推動開放合作發展的“一帶一路”倡議，在促進世界經濟復蘇增長、推動包容性發展、實現世界經濟平衡增長以及加快全球經濟治理完善等方面的內在機理和積極作用；同時，也要系統研究“一帶一路”倡議帶動的內陸型開放經濟發展模式，對傳統國際貿易、國際投資等世界經濟增長理論的創新價值和理論意義。通過研究，形成“一帶一路”促進世界經濟增長的新分析框架和內陸開放型經濟增長理論。

　　（新華社記者肖藝九攝）

　　▍中國雙循環新發展格局與世界經濟增長新動力

　　與上述分析有關的另一個問題，就是需要深入研究中國雙循環新發展格局對世界經濟增長的影響，形成中國新發展格局與世界經濟增長相互關系的新視角。在過去幾十年實踐發展中，中國實際上是利用自身的勞動力市場比較優勢，通過實行“兩頭在外，大進大出”的對外開放戰略，積極參與國際分工和世界經濟，在促進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也為世界經濟增長做出了巨大貢獻。這種對外開放在一定意義上，可以理解為中國單向參與國際經濟大循環，主要是充分依靠自身比較優勢和參與國際市場分工優勢，引進利用外資，學習國際先進技術和理念，彌補自身發展的儲蓄短缺和外匯短缺，快速實現經濟增長的趕超。

　　但是，近幾年來，中國的國際環境發生了深刻變化，貿易保護主義、保守主義抬頭，中國面臨的國際市場在不斷收縮；另一方面，國內發展的比較優勢也發生變化，原來的勞動力比較優勢出現衰減，而國內超大規模市場優勢潛力不斷顯現，因此需要發揮國內市場新優勢，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際國內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客觀上來說，中國原來的“兩頭在外、大進大出”的發展格局，其內在的邏輯仍舊是比較優勢與國際分工、國際貿易理論，因此可以說是傳統的對外開放性經濟模式。從實踐發展來講，這種對外開放模式，實現了中國與世界經濟的共同發展和合作共贏。而構建新發展格局，實質上也是強調對外開放，只是強調從原來的依靠外部市場為主的開放，轉向以內部市場為主體，通過國內強大的內需市場帶動國際市場復蘇和繁榮發展，因而是一種高水平的對外開放。但需要從理論和實踐上進行深入分析。

　　首先，從單向循環的發展格局到雙向循環的新發展格局，背后的邏輯和機理是什么？構建新發展格局是中國經濟進入新發展階段，實現現代化建設的戰略路徑。這種戰略路徑的實質和意義，就是在進入新發展階段以后，受制于各種因素和影響，中國經濟對外需的依賴性已逐漸下降，而內需的動力不斷增強，中國經濟逐漸進入內需拉動型增長的新階段。顯然，這種經濟增長動力的內生性變化，既是中國經濟邁向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也是中國平衡自身經濟結構、推動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平衡增長的重大舉措。顯然，需要深入分析新發展格局的內在邏輯和機理以及發展態勢，這樣的分析更有助于豐富和創新過去幾十年人們對中國經濟趕超型增長的實踐認識和理論內涵；同時也有助于人們換一個新的視角，重新思考和定位中國與世界經濟的內在關系及其變化邏輯。

　　其次，需要深入分析雙循環新發展格局對中國自身經濟增長的影響，以及雙循環新發展格局對世界經濟增長的深刻影響。過去，中國經濟參與國際經濟大循環，通過利用外資、國際市場、先進技術、管理經驗等實現了自身經濟高速增長，也為世界經濟增長做出了積極貢獻。雙循環新發展格局對中國經濟會產生什么影響，尤其是如何擴大內需，如何更好發揮擴大內需這個戰略性引擎的積極作用，為中國經濟增長注入高質量發展的新動力；目前看來，要涉及很多方面的結構調整、體制改革和機制創新等。特別是，新發展格局對如何加快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引領和實現高質量發展、建設現代化國家的目標等至關重要。

　　另一方面，更要關注和研究雙循環新發展格局對世界經濟帶來什么影響，尤其是如何發揮中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為世界經濟增長提供新動力和新機遇，如何發揮進口和出口雙向作用對世界經濟增長的積極推動作用。非常明確的一點，就是從參與國際經濟大循環到內外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中國的出口、進口、外資、外匯以及增長速度等都會發生變化，這些新變化都會對中國和世界經濟增長同時帶來深刻影響，特別是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中，突出強調內外循環相互促進，這就需要形成良好的內循環、外循環及其相互促進的體制機制條件，只有這樣才能發揮好雙循環對世界經濟的拉動作用。總之，構建新發展格局，對于重新思考和認識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的關系提供了一個新視角，我們需要從這個視角出發深入系統研究，形成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下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增長相互作用的新分析和新理論。

　　▍全球減碳戰略與世界經濟增長路徑新變革

　　面對全人類氣候問題帶來的各種挑戰，加快傳統經濟向低碳經濟轉型，是世界經濟增長結構性調整的必然方向和戰略選擇。經歷繼農業革命、工業革命、信息革命之后，世界經濟增長正在開啟綠色低碳經濟增長的新的一場革命，這場革命將與全球化、信息技術的發展一樣，成為重塑世界經濟增長版圖的強勁力量。

　　從實踐來看，以傳統工業化、高耗能、高碳排放等為特征的經濟增長如何轉向低碳發展，如何走向綠色可持續發展，幾乎對所有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及其轉型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從理論上來說，傳統的GDP增長實際上主要看生產要素的投入和產出關系，不關注GDP本身的要素結構和增長質量，尤其是綠色增長、低碳發展以及GDP的收入分配結構等等。因此，面對人口與資源環境的壓力和挑戰，世界各主要經濟體實際上已經形成基本共識，那就是必須實現綠色低碳轉型。這方面，過去我們經常講得比較多的是可持續發展框架，主要討論的還是人口、資源與環境如何協調發展，如何實現可持續以及代際公平公正發展。

　　最近幾年，全球提出低碳戰略，世界主要經濟體都明確提出實現“碳達峰”和“碳中和”的減碳式發展目標，實際上這是對傳統生產方式、消費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一次轉型和深刻革命。低碳經濟轉型意味著決定經濟增長的生產函數和條件將發生深刻變化，不僅是投入的生產要素條件，而且也意味著技術條件和參數的改變，更意味著整個生產和生活方式背后的能源結構、動力結構、生產結構、消費結構等都將發生深刻變化。在這種現實背景下，我們需要深入思考和研究，低碳轉型或者雙碳戰略（即碳達峰、碳中和）對一國經濟增長和世界經濟增長帶來什么深刻影響？背后的影響機理是什么？對現有的經濟增長理論帶來哪些新的變革和創新要求？

　　首先，低碳增長對傳統生產函數帶來新的改變。長時期以來，世界經濟主要依靠傳統工業化、城市化等來推動增長，而傳統工業化和城市化基本上都是以高碳排放為特征，特別是以傳統的石油和能源結構為基礎，形成高碳排放的所謂粗放型增長方式；尤其是許多國家都選擇以快速發展的重化工業和制造業為支撐引領高增長，投入結構、能源結構等決定這種增長模式往往伴隨高耗能和高碳排放。走向減碳和低碳發展，意味著傳統的生產函數條件會發生根本性改變，減碳和低碳發展也意味著技術創新的支撐以及生產方式的深層次調整，甚至引發新的能源革命與可再生能源的誕生等，這些變化必然深刻影響傳統經濟增長方式，必然會引起世界經濟增長方式的深層次調整。

　　其次，減碳低碳以及雙碳戰略的實施，除了改變傳統生產方式之外，也意味著生活方式、消費方式等都會發生深刻改變，這些改變從供給與需求兩端會重塑世界經濟增長模式，也會加快對世界經濟結構性的調整進程。因此，把雙碳變量引入世界經濟增長分析框架，分析碳達峰和碳中和如何影響經濟增長的總量和結構以及技術變遷，如何影響和重塑經濟增長的生產函數、消費函數以及對生產和消費行為及預期的改變等等，都是需要深入思考和研究的重要理論問題，從而通過研究構建并形成雙碳戰略下的世界經濟增長新的理論和分析框架。

　　▍數字化轉型和人工智能與資源配置新機理

　　隨著數字化、大數據、人工智能、互聯網等新技術、新業態、新模式的崛起，傳統經濟增長的實踐路徑和理論邏輯也正在發生深刻變化。如前所述，過去，我們分析經濟增長問題，包括研究世界經濟增長的預測和走勢等，基本上都是基于傳統的生產要素投入−產出結構、傳統的物質基礎和傳統的工業化、城市化發展模式，有關經濟增長的經濟學分析，也基本遵循索羅−斯旺、新經濟增長理論，除了關注基本的勞動、資本、土地、企業家以及知識進展、技術進步等要素投入之外，也關注資源配置效率改善等因素。因此，對經濟增長分析來說，長期增長主要看生產函數投入產出及其技術進步效率；短期增長則主要看投資、消費和出口“三駕馬車”，這方面的分析從理論和方法上應該說非常成熟、非常完善。

　　但是，隨著數字化發展，整個經濟增長系統可能會發生幾個新的變化，這些新變量和新變化對我們思考和分析經濟增長理論的創新和發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價值和意義。

　　首先是生產要素概念的擴圍和拓展。即大數據發展和互聯網技術使得數據成為一種重要的生產要素，這種生產要素和資本、勞動、技術、土地等屬性不一樣，本身具有可重復利用的非稀缺性和非排他性等特點。尤其與資本、勞動等稀缺性特點相比，數據要素可以復制性循環利用和非排他性使用，這就決定了數據要素使用和消費的邊際成本極低甚至為零；另一方面，數據要素又是由許多具體的研發活動、生產活動或者消費活動生產的，數據要素也要實現可交易、可流動，這就需要明確界定數據要素的產權關系，通過產權界定激勵數據生產、流動和交易，實現數據生產要素的合理配置。因此，需要研究數字化條件下生產要素結構、產權結構、信用關系、企業組織、廠商行為、市場結構以及平臺經濟等新變化對增長結構、增長動力等帶來的深刻影響及其內在機理。

　　其次，數字要素和數字化發展賦能傳統產業，推動產業數字化轉型和經濟數字化轉型及其資源配置新機制。數字化作為一種生產要素和技術工具，本身可以賦能傳統制造業和服務業，提升傳統產業的能級和活力。數字經濟作為一種新業態、新模式，本身就是一種新經濟增長模式，這種新增長模式因為數據生產要素的可復制性以及非排他性、滲透性、協同性等特點，也從根本上改變了傳統經濟增長理論中生產要素邊際報酬遞減的趨勢，進而形成報酬和收益遞增型的增長模式，這顯然也是一種高質量的經濟增長方式。數據要素和數字經濟如何改變傳統的生產要素配置機理等等，都為數字化時代的經濟增長理論創新帶來了巨大發展空間。

　　再次，數字化轉型賦能傳統城市化模式、傳統的社會治理模式、傳統的生活方式，從而推動城市數字化轉型、治理數字化轉型、生活數字化轉型。數字化、智能化技術賦能城市化和社會治理體系，即可形成智慧城市、智慧交通、智能社區、智慧醫療、智能教育等等，這種基于數字化轉型為基礎的新型生產、新型生活方式以及新型資源配置機制和方式等，都會對傳統生活方式、生產方式以及經濟增長方式帶來深刻沖擊和改變。

　　最后，基于大數據和算法、算力等為基礎而形成的人工智能技術的廣泛運用，也會給傳統的增長方式、就業方式、倫理觀念等帶來深刻變化。原來我們研究技術進步與經濟增長，往往從技術進步帶來的勞動生產率和全要素生產率提升，來分析經濟增長的內在源泉；同時，我們也格外關注技術進步與就業增長的關系，因為經濟增長客觀上會帶來就業增長，但也取決于技術進步的性質和方向，如技術進步是否帶來的是勞動節約型技術進步？如果是這樣，高增長的結果可能就不是高就業，反而會帶來更多人的失業。因此，經濟學提出中性技術進步推動型經濟增長，這對于勞動力充裕的國家實現經濟增長和高就業則是一種最優的選擇。而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的廣泛運用，很大程度上會改變傳統的技術進步與經濟增長的路徑和關系，也會改變經濟增長函數與就業和增長的內在關系。從這一點來說，我們需要探索和研究人工智能技術發展對傳統經濟增長理論的創新空間和創新方向，要研究人工智能技術本身的協同性、滲透性、創造性、替代性等特點，對經濟增長的效率、公平等帶來的影響和沖擊，探索形成人工智能技術型經濟增長理論。由此，大數據、互聯網和人工智能技術等在全球的發展，一定會從深層次上沖擊和改變傳統經濟增長理論，我們在分析世界經濟增長實踐和理論問題時，應該要前瞻性地考慮這些新的重大變量對世界經濟結構、總量以及效率等影響，深入研究這些重大變量對經濟增長理論的創新帶來的巨大空間和潛力。

　　總之，經濟學理論創新發展，總是伴隨著偉大的實踐變遷和革命性變革。正如同20世紀30年代大危機沖擊形成的由凱恩斯主義革命引發的宏觀經濟學范式變革，也如同20世紀70年代石油危機引發供給經濟學派的誕生，更如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發展奇跡以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民族復興所引發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創新變革和繁榮發展一樣，當今世界經濟增長格局、結構、動力、路徑以及全球化發展新機理、國際投資貿易規則、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新科技革命等正在發生深刻變化，這些新因素、新變量和新變化必將推動傳統世界經濟增長理論和研究方法發生深刻變革。世界經濟增長理論研究正在面臨極具潛力的創新和發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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