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誰把美元拉下了神壇？
——關于我國外匯儲備的認識與管理
余云輝
俄烏戰爭爆發后，美國及其盟國凍結了俄羅斯的外匯儲備及其海外資產，顯露出歐美國家文化基因里固有的海盜特性。這一國際金融重大事件讓所有手持歐美國家金融資產作為外匯儲備的發展中國家感到恐慌，各國如夢初醒：原來自己的血汗錢是托管在海盜的手中。
一、正確認識外匯儲備
外匯儲備主要是指可用于國際結算和國際支付的外國主權貨幣以及可變現為外國主權貨幣的資產（如外國國債、黃金和特別提款權等）。目前中國的外匯儲備主要是美元資產、歐元資產以及存放于美國的黃金等。主權貨幣背后站立著主權國家的政治和軍事。各個主權國家的地緣政治取向、經濟規模和軍事實力不僅決定著主權貨幣的信用及含金量，而且決定著對外履約的意愿選擇。中國現有外匯儲備的安全性控制在美國及其軍事同盟手中。有人認為，除了短期外債因素之外，外匯儲備多多益善（詳見王永利《美國真敢凍結或沒收中國的儲備資產嗎？》一文，京華世家財富2022/3/28）。這一觀點忽視了外匯儲備背后的國際地緣政治因素可能使得中國外匯儲備歸零的風險。
此外，外匯儲備不是解決經濟問題的萬能鑰匙，談何多多益善？中國外匯儲備是中國經濟參與全球化的結果，而不是前提。中國外匯儲備從1978年的1.67億美元到目前的3.2萬億美元，是中國經濟通過自身的市場化、貨幣化、證券化等各種改革，并接受和參與了美國主導的經濟全球化的產物。外匯儲備指標如同進出口總額指標一樣，只是衡量國民經濟參與國際經濟循環的數量指標，而不是衡量國民經濟內在素質的質量指標。
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的能源和糧食可以自給自足，芯片技術和大飛機生產技術處于當時的世界第一梯隊，以自主工業體系支撐的導彈、潛艇和核彈頭組成的武器系統足以保衛國土安全，國際貿易可以使用人民幣結算。在當時歐美國家對華實施經濟封鎖、國家經濟以內循環為主的情況下，盡管無法形成大量外匯儲備，但是也不需要大量外匯儲備。事實上，外匯儲備并不能替代自主創新而解決中國工業現代化和國防現代化問題。今天的3.2萬億美元外匯儲備并不能改變能源、糧食、芯片、大飛機依靠進口的局面，更不能解決中國軍事工業的技術迭代，而只能依靠自主創新。因此，把外匯儲備的數量及其增長率當作經濟發展的成就，屬于錯誤的經濟金融政績觀。
主流觀點認為，對外招商引資可以帶來國外技術、管理和人才等，因此，外商直接投資收益率高于外匯儲備的海外收益率，由此造成的國民財富流失具有合理性。這個觀點也經不起推敲。這是因為：外資進入中國注冊公司之后所引進的技術、管理和人才等生產要素，完全歸屬于外資企業法人所有和控制，這一切生產要素在法律權屬上并不屬于中國；至于由中方控制的合資企業所得到的國外技術基本上不屬于先進技術和核心技術。當然，如果一定要把上海特斯拉這樣的外資公司視同為中國企業而不是外國企業，那只能當作缺乏經濟常識的笑話，令人無語。事實上，四十多年對外開放的實踐已經證明，以市場換技術的發展模式是失敗的。再說，美國在最新的中美貿易協定中規定，中國不得把外資準入與技術引進相掛鉤。這使得未來進入中國境內的海外資本完全成為收割中國財富、實現美元紙幣資本化和食利化的金融工具，而沒有任何技術進步的意義。
中國需要對外開放，但不是無原則、無底線的對外開放。中國對外開放應該培育出更多的華為，而不是聯想，更不是為北約效力的上海特斯拉。引進海外資本、增加外匯儲備并不能帶來中國的工業現代化和國防現代化。
就外匯儲備數量本身而言，外匯儲備并非多多益善，相反，外匯儲備太多反而是有害的。經濟增長從來不是無成本、無代價的。外資大量流入、外匯儲備大幅增長一方面帶來經濟總量增長，另一方面也造成經濟自主性下降、資本市場暴漲暴跌和國民財富的流失。
從1996年到2001年的五年時間里，外匯儲備由1050億美元增長1倍，達到2121億美元；從2002年到2006年，五年時間外匯儲備增長了5倍，達到了1.066萬億美元；三年后再增長1倍，2009年達到2.399萬億美元；五年后外匯儲備接近4萬億，達到3.99萬億美元。
面對外資涌入和外匯儲備劇增所形成的貨幣超發和通脹壓力，誠如王永利所言，“央行完全可以通過提高存款準備金率等措施，抑制銀行信貸投放及派生貨幣的規模（控制貨幣乘數）”。但是，問題在于，海外資本流入并兌換為人民幣，增加的是外國投資者的人民幣資本金，而央行通過提高存款準備金率等措施回籠的貨幣實際上屬于國內企業的流動性資金。央行一方面通過增發人民幣來兌換外匯，為外國企業提供人民幣資本金，形成貨幣超發；另一方面通過提高存款準備金率等手段，從商業銀行系統收緊國內企業的流動資金貸款，以便回籠貨幣，避免貨幣超發。如果把二者聯系起來，可以發現：央行的公開市場操作，事實上是把商業銀行抽回來的國內企業的流動資金轉手給了外資企業作為人民幣資本金，最終結果是，在金融上支持了外資企業的發展而壓制了本土企業的發展。
例如，2011年綜合考慮存款準備金、財政存款和央票的影響之后，銀行系統存款總額中29.7%已被凍結；大型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高達21.5%（西方國家存款準備金率是0%-2%）。這就形成了中國經濟的奇特現象：外資流入并沒有帶來市場資金寬松和利率下降，而是相反，外資流入越多、外匯儲備增長越快，而國內企業流動資金越緊張，銀行貸款利率和民間利率越來越高，倒賣資金比做實業更好掙錢，最終導致國內實體企業的金融環境日益惡化，中國經濟結構日益脫實向虛。
面對這種力挺外資、壓制內資的宏觀金融環境，多數國內優秀的高成長企業和高科技企業只有兩種選擇：一是引進外資，背靠海外金融市場（主要是美國金融市場），成為買辦企業或半買辦企業；二是破產或被并購。美國資本市場上“中國概念股”的群雕是中國金融“揚外抑內”貨幣政策的產物。美國的“中國概念股”不是中國對外開放的成就，而是中國金融貨幣政策的污點和怪胎。
在市場經濟制度下，資本市場是資源配置和財富分配的樞紐，基礎貨幣發行權、匯率定價權和資產定價權構成了“市場經濟的頂層權力”，其中，基礎貨幣發行權處于核心地位，直接決定著股票市場和外匯市場的穩定與波動。一旦形成基礎貨幣發行與外匯儲備增減綁定的基礎貨幣發行機制，那么，外匯儲備的增減將導致基礎貨幣發行量的增減，進而直接影響匯率市場和資本市場的穩定。
隨著外匯儲備的持續增加，外匯占款在基礎貨幣發行總量中的比重逐年攀升，一度超過100%。但是，物極必反。2014年下半年開始，外匯儲備從3.99萬億美元的規模調頭開始快速下降，2016年末下降為30105億美元，由外匯儲備下降導致基礎貨幣投放量減少6萬多億人民幣，按照4倍貨幣乘數估算，市場流動性大約減少了24萬億人民幣。這導致了2015年下半年爆發大股災，2016年股指創新低，年線收陰，股票市值大幅縮水，IPO和再融資一度中斷。
可見，外匯儲備數量的暴漲暴跌對國內金融的資金供應、利率水平、股市升降、經濟結構演化都會產生重要的影響。外匯儲備絕非多多益善，也不是越少越好，而是應該將其控制在一定的數量與結構的區間之內，服務于國家宏觀經濟目標，實現供求之間的總體平衡。
二、如何管理好外匯儲備
第一、在理論上重新認識美元
歷經二百多年的演變，美國已經發展成為一個強大的軍工復合體國家。美國的軍工復合體是美元霸權的生產力基礎，但同時又是美元作為世界貨幣的敵人。世界和平、人類大同是世界貨幣的政治基礎。美元作為世界貨幣，本該虛心接受中國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積極維護世界和平，不制造國際爭端，不塑造戰略對手，以追求世界大同與和諧作為美元的國際政治前提，并據此提供國際貨幣的基本信用與安全性。但是，作為美元霸權基礎的美國軍工復合體，它需要一個分裂的、充滿對立和戰爭的世界，需要樹立一個足夠強大的、足以創造軍工產品需求的地緣政治對手，并把這些地緣政治對手及其支持者排斥在美元版圖之外。這一點恰恰構成美元作為世界貨幣的內在敵人。美元與美國軍工復合體之間的內在矛盾讓美國的智庫和政客深陷于悖論與糾結之中而難以自拔。把美元拉下神壇的不是中國、俄羅斯或者印度，而恰恰是美國自己。這一點，美國的理論家、戰略家、政治家和金融家至今還沒有清醒地認識到。
一切貨幣都是政治與經濟的投影，一切國際貨幣都是國際政治與國際經濟的投影，美元也不例外。當年美國瓦解蘇聯，接納中國，進而形成以美國為中心的單級世界格局，這是推動美元走向巔峰的國際政治經濟基礎。一旦美國在單級世界格局中剝離和塑造出一個甚至多個戰略對手和敵人，并形成一個多級化的世界格局，美元必然跌下神壇。歷史終將證明：美國重返亞太并發力圍剿中國，是美元盛極而衰的歷史轉折點。當美國主動與中國進行政治與經濟的切割，把中國視為全球主要戰略對手，并試圖把中國趕出美元版圖，拒絕中國商品為美元紙幣背書，促使中國、俄羅斯、伊朗和印度走向國際政治經濟聯盟的時候，美元作為主要國際貨幣的政治基礎和經濟基礎開始加速崩解。俄烏戰爭爆發之后，美元通貨一夜之間成為制裁俄羅斯的美元武器，俄羅斯政府準備宣布美元是非法貨幣，不再接受美元作為俄羅斯能源與資源國際貿易的結算貨幣。這一切都進一步推動美元從全球貨幣向區域貨幣、集團貨幣的退化。
在多級世界開始逐步替代美國“一股獨大”的單級世界的政治經濟大格局之下，美國不斷稀釋美元購買力的量化寬松政策以及嚴重損害美元基礎信用的“美元武器化”金融制裁政策，進一步削弱了美元的國際信用和國際地位。
第二、優化外匯儲備存量結構，降低外匯儲備增長速度
中國是美國的朋友還是敵人？這個“定義權”和“定位權”并不掌握在中國手中，而是掌握在美國手中。今天，美國早已完成對華戰略的重新定義和定位，針對中國的信息戰、貿易戰、科技戰、生物戰已經付諸實施，中美在臺海和南海的軍事較量也愈演愈烈。在此情況下，中國外匯儲備越多，風險就越大。為此，需要優化外匯儲備的結構，控制外匯儲備增長的規模。
1、在扣除常規用匯額度之外，把大部分多余的外匯儲備轉化為國家的能源儲備、黃金儲備以及其它資源儲備，也可以用于回購境內外上市公司和非上市企業的外資股權。
2、嚴格控制稀土等各類稀缺資源類產品以及其它低附加值、高污染產品的出口，停止把大量優質農田變為世界工廠而服務于出口產業的GDP增長，從而控制外匯儲備的增長。
把良田變為工廠，靠外匯儲備進口糧食，這是極度危險的、不可持續的國家生存模式。
3、停止執行美元紙幣可以兌換人民幣進入中國資本市場（包括股市、債市和銀行間市場）的金融開放政策；叫停國內企業到美國上市。關閉一切美元紙幣進入中國實現其資本化和食利化的通道，以此控制外匯儲備的增長。
美國不允許任何國家紙幣直接向美聯儲兌換美元來購買美國的股票、債券和其它資產，不允許任何國家紙幣在美國完成資本化和食利化。這一點，中國應該向美國學習。
中國企業到美國上市，本質上是向美國出口企業股權以及這部分股權背后對應的資產權益，實現美元紙幣的資本化和食利化，并向美國監管部門敞開大門，披露該企業及其所在行業的全部相關信息。
面對西方國家的制裁，4月16日，俄羅斯總統普京簽署法律，要求俄羅斯企業在外國發行的股票存托憑證必須退市，必須轉換為在俄羅斯股票市場交易的股票。俄羅斯沒有向美元資本妥協，而是以股票退市的方式，最好地保護了俄羅斯企業的市場價值。
俄烏戰爭爆發之后，面對美國的站隊施壓，印度不僅沒有低頭，而且斷然叫停印度企業赴美上市，切斷美元紙幣借助印度企業股權實現資本化和食利化的金融通道，同時，允許俄羅斯盧布（紙幣）進入印度資本市場購買債券，支持盧布在印度的資本化，提高盧布（紙幣）的含金量。
與此相反，面對美國的金融施壓，中國監管部門不僅再次表態支持國內企業赴美上市，而且還將按照美國針對中國而制定的《外國公司問責法案》之要求，進一步向美國證監會提交中國在美上市企業的審計底稿。從此，每一個在美上市的中國公司都將成為美國收集各類數據信息的窗口，中國經濟的數據安全墻將被打得千瘡百孔。
面對中美經濟、技術與金融逐步脫鉤的客觀趨勢，中國金融部門正確的做法應該是：停止中國企業赴美上市；拒絕美國監管部門的無理要求；利用中概股暴跌的機會，動用外匯儲備回購那些具有戰略價值的、被低估的中概股股票，奪回中國企業在國際市場上的話語權和定價權。
有關金融管理部門的確需要加強國際政治與經濟知識的學習，堅定愛國主義立場，堅決維護國家利益，盡快把國際金融市場的實戰能力，提高到印度“三哥”的水平上。
第三、積極主動擴大人民幣在國際貿易與國際投資中的使用范圍和規模，降低美元的使用范圍與比例
1、進出口金額統計改為主權貨幣計價，即采用人民幣計價，而不是采用美元計價。以美元作為貨幣媒介開展的進出口貿易應按照美元與人民幣匯率折算為人民幣金額進行計算。這一點應該學習日本。
2、國內資本市場、銀行間債券市場、股權投資（風險投資）市場只對境外的人民幣持有者開放。美國已將中國列為“最重要的戰略競爭對手”，中國也必須對等地把美國列為“最重要的戰略競爭對手”，并制定相應的戰略與對策。中國的資本市場、銀行間債券市場、股權投資市場可以考慮向中國“最重要的戰略合作伙伴”開放，比如向俄羅斯的盧布適度開放，但絕不能向“最重要的戰略競爭對手”開放，向美元紙幣持有者開放。俄羅斯天然氣只為盧布的含金量背書，不再為美元和歐元背書；同樣，中國首先要利用資本市場、銀行間債券市場和股權投資市場為中國自己的主權貨幣即人民幣背書，而不能為“最主要戰略競爭對手”的美元紙幣背書。
人民幣的國際化需要兩大貨幣錨定物：即，人民幣發揮世界貨幣職能的“政治錨定物”和“經濟錨定物”。為此，中國應該盡快著手做好以下兩項工作：第一、通過立法，以法律形式對外承諾：中國倡導和堅守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精神理念，在任何時候都不會將人民幣的世界貨幣職能用于國際間的金融制裁。這是人民幣發揮世界貨幣職能的“政治錨定物”。第二、人民幣基礎貨幣發行與外匯儲備脫鉤，而與國內資本市場掛鉤，發揮中國的經濟優勢，打造人民幣的“經濟錨定物”。中國的優勢不在于能源與資源，而在于完備的產業體系和有效的國家治理能力，因此，央行應該通過資本市場購買上市公司股票、債券和國債等途徑來投放人民幣基礎貨幣，從而把企業發行的有價證券和中央政府發行的國債作為人民幣的“經濟錨定物”。這也是扭轉中國資本市場長期低迷的根本途徑。
人民幣基礎貨幣發行必須與外匯占款脫鉤，不能綁定于外國主權貨幣，否則，人民幣始終是美元等外國主權貨幣的影子貨幣。
3、以中國完備的產業體系為基礎，立足中國貨幣金融市場，以此推動人民幣跨境銀行間支付系統（CIPS）的發展壯大，提高人民幣在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中的比重，同時，降低美元的投資與結算比重，減少外匯儲備和美元資產儲備。
人民幣跨境銀行間支付系統是中國經濟金融實現區域化和全球化的重要基礎設施。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的發展壯大離不開人民幣的廣泛使用。中國政府和企業應該在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中積極主動倡導使用人民幣，通過人民幣對外投資和進口商品，讓人民幣走出國門；再通過境外機構以人民幣對中國開展投資和貿易，讓人民幣再循環回來。在此，國內貨幣金融市場對境外人民幣開放，讓境外人民幣可以投資于國內證券市場、貨幣市場和股權投資市場，并嚴格限制美元流入國內金融市場，顯得十分重要。
只有把人民幣基礎貨幣發行錨定于體現中國政治經濟能力的“政治錨定物”和“經濟錨定物”，而不是外匯儲備占款；只有國內資本市場、貨幣市場和股權投資市場在制度設計上力挺境外人民幣，而不是力挺“最主要戰略競爭對手”的美元紙幣；才能引導海外企業和投資機構認可和接受人民幣的貿易、投資和儲備的職能，才能發展壯大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的全球客戶群體，才能逐步實現人民幣的國際化，才能打造出一個安全的、無法被美國金融制裁打垮的、國內和國際循環相結合的全球化經濟體。
（余云輝，中國紅色文化研究會學術委員會委員、中國社科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鄭州大學當代資本主義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福州大學民建經濟研究院特聘研究員、福建藍田書院理事長）
2022年4月13日初稿
2022年4月16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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