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經有很明顯的感受：許多地方政府的財政兜不住了。
這個月各省市在大密集調整預算，其中大部分都是通過增加債務來緩解收支矛盾。但是自2016年以來全國地方政府每年增量規模已經是在持續增加，截至2021年底地方政府債務余額達到30.47萬億元——2016年末時約15萬億元，五年間債務規模翻倍，增速驚人。
此時，地方債繼續舉堆，形勢不明。
去年全國只有上海市和西藏自治區的債務比小于120%，天津、江蘇、重慶、云南、貴州五個省級大于350%。
去年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曾有明確提出：“堅決遏制新增地方政府隱性債務”，但在現實困境面前于事無補。
也可能也是為什么今年的全國兩會政府工作報告中，對嚴控地方政府隱性債務只字未提（去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是提了“穩妥化解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及時處置一批重大金融風險隱患”）。
之前第一財經的數據顯示，今年地方財政自給率預估49.9%，正式滑落到50%紅線以下，較2021年再下一個階梯——2021年雖在比較基期低的基礎上財政收入出現兩位數的恢復性成長，但2020年和2021年兩年的財政收入平均成長速度依然是個位數。
在疫情防控和民生保障很難動搖的情況下，現在各地方壓減一般性支出和項目支出已成了常態。
2022年的退稅減稅降費規模達到2.64萬億元，為歷史上最高值，其中1.5萬億元來自增值稅留抵退稅。在5月23日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在更多行業實施存量和增量全額留抵退稅，增加退稅1400多億元，全年退減稅2.64萬億元。
前五個月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本級收入約4.62萬億元，同比下降8.9%；地方政府性基金預算本級收入約2.05萬億元，同比下降27.6%。
這里面房地產業爆雷和金融業震蕩也是兩大預期外歷史級現象。
之前寫過，一直到2020年，全國土地財政依賴度超過100%的城市有二十個，土地財政依賴度超過50%的城市有四十個（所以去年的房地產稅“試點”也就順理成章選在了深圳這種土地依賴度低又沒有過多歷史遺留政治勢力的城市）。
細化到省級，去年財政對土地依存度超100%的也有多達五個省份，簡直不可思議。
再看今天5月17日財政部公布的財政收支狀況，上半年1-4月，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15012億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9.8%，幾近三成。
其時去年第三季度的地方賣地收入就同比少了8000億元，已是單季度銳減的歷史記錄。
為了應對地方財政的壓力，財政部已連續三批轉移支付，額度達到1.2萬億元，也包含了提前下達2023年預算的4000億元專項資金，但恐怕依舊杯水車薪。
這也就是為什么有的地方政府連居民大規模核酸檢測的費用都承擔不起了。
比如四川閬中，一會兒讓市民自費核酸，一會兒公開拍賣行政機關未來三十年的“食堂食材配送服務”。
花明天的錢補今天的債，然后再花后天的錢補明天的債。
危機之下，公務員的工資福利待遇也在近兩年迎來了大下調。
去年年底時江蘇、浙江、福建及上海等多省市的公務員就被爆出降薪兩成，還有人“抱怨”年終獎金也取消了。
去年《政府工作報告》就提到：“各級政府必須真正過緊日子……其中非急需非剛性支出壓減50%以上。”
不過即便如此，近兩年的考公熱潮還是達到了堪稱改革開放以來的最熱頂點，原因很簡單：體制外更是哀鴻遍野。
體制內可能是每人少領兩桶油，但體制外則是欠薪大軍和失業大軍混雜奔涌。
前年2020年時，城鎮非私營單位就業人員的年平均工資為97379元，私營單位的則是57727元，相差4萬，體制內的平均收入高于非體制內的收入70%。
兩年后的今天，更是完全不敢想。
說財政危機，不得不提還有一支：養老金困境。
還記得去年鬧得沸沸揚揚的“延遲退休”風波吧，延遲退休政策的本質是不先解決平等問題，而謀求對契約開刀、想著先去解決空賬問題。
這實際是延續高臺階層的福利——至于提供福利的喂養人，只能是下游的被剝削階層。
階級不平的背景下實行無差別政策，顯然是一種固化壁壘的“雙軌制”。
造成的結果必然是少數人叫好（該退不退、坐擁體制內福利），而多數人根本不可能會去支持如今早已“996事實合法化”的處境里的延工制度。
養老財政困難、老齡化危機等事端的禍首，并不是不愿意生育的年輕人，而是讓年輕人畏懼生育的社會現實，學區房、高物價、996……
養老黑洞不是今天才出現的，早在二十余年前瓦解國企時就應該想到會有這樣的后果。
1998年前后，伴隨著國企改制（工人下崗潮）的還有取消福利分房、取消國家保障建立社保制度，緊隨其后便是醫療市場化、教育市場化——與強行解散國企相同步的，是被強制下崗的工人們由國家養老變為現收現付（代際補償制），這同樣是一種單方面打破契約的強政行為。
早在1993年11月，十四屆三中全會就通過了《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若干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建立新的社會保障體系”。
但從一開始，新養老保險制度的建立就遇到資金籌措的困難，發生了昔日國有企業老職工的賬戶中沒有基金積累或者積累很少的「空賬戶」問題，并由此引發此后十幾年成批的老工人在退休時需要“花錢退休”——填補賬戶空白，才能退休并領取養老金的亂象。
80后、90后的焦慮到底來自于什么？既生不起孩子，未來也養不起老。
今天交的養老金都是在供養著當下的老人；而待到他們自己年老時，沒準又能把退休年齡推遲到70歲、75歲……
老齡化社會，眼下的政府也無奈。
2015年職工養老保險撫養比由2014年的2.97：1降至2.87：1，意味著三個在職職工要“養”1個老人；至2018年，已六個省份的養老金入不敷出。
私有制下，房企和金融企業瘋狂地“對內借貸玩票+對外轉移資產”，民眾則在高物價下消耗著積蓄，政府的信用和財政也被雙雙透支——這一切縱使被踩下急剎車，其慣性震蕩也會產生不可控的風險。
不久前刺殺安倍晉三的山上徹也，此前以臨時工為生——臨時工制度，就是安倍十年前上臺后推出的重要“企業脫困制度”，去掉終身雇傭制的緊箍咒“給企業松綁”，傷害的自然就是成千上萬的臨時工群體。
日本大家族大門閥控制的企業再度迸發活力，頻頻出海兼并收購，但日本國內內壓繃緊幾乎沸騰。
2012年安倍上臺之后，日本十年內貨幣擴張約五倍（印錢刺激借貸和消費），但是日本流通中的貨幣量卻增長不到一倍。
日本的老百姓根本沒有興趣去借貸創業、逛街購物、吃喝玩樂……反而「宅」一族、「喪」一族、「不戀不婚」一族的數量在平成時代的高規模之上進一步擴張。
這可能就是曹德旺在2020年時就“歷史遺留問題”提出的預測：“我們會遭遇一場信任危機”……
泡沫是必須要掐滅的，但爆炸的那一刻很可能會淹沒許許多多人……所謂“歷史遺留問題”，必然需向歷史叩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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