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現代經濟統計系統中，“實際GDP”增長被用以表征真實的經濟增長。但一方面，“實際GDP”指標實際上并不能直接被統計，而需要經過特定的處理方法，由可被直接統計的“名義GDP”指標轉換而來。出于統計實踐需要的同口徑歸類處理法，使得產業升級的經濟價值被低估，繼而低估了“實際GDP”增長及其所代表的真實經濟增長。另一方面，GDP指標的統計范圍僅涵蓋已貨幣化部分的經濟活動，而真實的經濟增長是貨幣化部分和未貨幣化部分的總和。這兩類統計原因都使得經濟增長被低估。
[關鍵詞]絕對基期價格法；相對基期價格法；貨幣深化
在當今世界經濟舞臺上，GDP統計量是衡量一國綜合經濟實力的關鍵指標。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體制的市場化轉型，中國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由物質產品平衡表體系MPS轉變為國民賬戶體系SNA，相應核心指標也從MPS體系的國民收入轉變為SNA體系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同時，國家統計局還利用改革開放以前的MPS體系中的統計資料，估算了改革開放以前的GDP數據。然而，任何指標都有局限性和片面性，GDP指標也不例外，GDP不應成為經濟發展的首先目標。對此，習近平指出：“我們一直在講不以GDP增長率論英雄。‘六穩’‘六保’，我們追求的是經濟的科學發展、是貫徹新發展理念，追求的是廣大人民群眾的幸福美好生活。”
關于GDP指標本身問題的研究已有很多，但還有些問題屬于在運用GDP指標過程中出現的。這類問題更加隱蔽，更容易導致對GDP指標經濟含義的誤讀。本文就出現在GDP指標運用過程中的兩類統計問題進行分析：一是用名義GDP指標計算實際GDP指標的具體算法所引起的對產業升級的經濟貢獻度的低估；二是實際GDP指標對處于貨幣深化進程中經濟體的測度偏誤。如果經濟學家與統計工作者的本意是以實際GDP指標的增長來表征真實的經濟增長，那么由于這兩類問題的存在，實際GDP指標其實并不“實際”。
這兩類問題的存在都導致對真實經濟增長的低估，并且同時影響到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時期真實經濟增長的測算。而由于具體的歷史經濟環境與問題本身的作用機理，這兩類問題對改革開放前的真實經濟增長測算的影響更大。下文分別對兩類問題進行分析。
一、GDP的統計性：用名義GDP計算實際GDP過程中的信息失真
（一）從名義GDP轉換到實際GDP的數據結構問題
前文已經說明了GDP指標對于理解今日之經濟問題具有重要作用，但可能正因為人們如此重視其經濟含義，而相對性地忽視了GDP首先是個統計指標，利用GDP指標進行任何解讀都不能脫離其統計學特性。我們不妨從名義GDP和實際GDP的差異和轉換關系（尤其是這一關系的復雜性）切入，展開后文的分析。
依據國家統計局所公布的數據所繪制的中國名義GDP（按現價計算）隨時間的變化趨勢，1952年中國名義GDP為679.1億元，1978年中國名義GDP為3678.7億元，2014年中國名義GDP為641280.6億元。與名義GDP相對應的是實際GDP，但國家統計局并不直接公布實際GDP數據，只是給出了兩種GDP指數（以1978年為100和以前一年為100兩種）。這種GDP指數就對應著實際GDP，并且每年公布的經濟增長率也是依據GDP指數算出來的。依據上述的名義GDP數據，有觀點就指出：1952—1978年這27年中，中國經濟總量幾乎沒有多少增長，1978年之后，通過三次市場化改革，才有了三次高速增長和中國經濟的快速起飛。
尚且不論上述結論本身是否準確，經濟研究者不能直接以名義GDP為依據對經濟增長進行分析，這是因為名義GDP指標含有通貨膨脹的因素，不能成為計算增長率的基準。倘若以名義GDP的增長“論英雄”，那國民黨政權在大陸潰敗前的惡性通貨膨脹反倒對應著奇跡般的經濟增長了。然而，我們應如何有效地扣除掉價格水平中的通貨膨脹因素，由名義GDP得到實際GDP呢？
理論上，如果一段時間內的產品與服務的類目完全相同，可用某一期的價格為絕對基準的方法，直接扣除掉價格水平中的通貨膨脹因素，得到實際GDP。但即便在這種假設的理想情形中，也面臨一個棘手的問題：不同期之間價格水平的差異除了包含通貨膨脹因素，還包含因生產力的非平行變化以及需求的非平行變化所引起的相對價格變化因素。兩種因素混雜在一起，前者是應該被扣除的，后者是應該被實際GDP指標所反映的，而絕對基準期價格法把兩種因素都一并扣除了。
為解決此問題，有學者提出了一種新的實際GDP計算方法：“新GDP平減指數等于按基期產量計算的現期價格總量與基期價格總量的比率，新GDP等于名義GDP與新GDP平減指數的比率，即是經過新GDP平減指數修正的名義GDP。與傳統的名義和實際GDP不同，新GDP既排除了通貨膨脹或緊縮的影響，又充分考慮到了商品相對價格的變化。”當然，這里所指的“實際GDP”，即前文所述“以絕對基準期價格法得到的GDP”：使用基期價格來加總當期的產出。（后文會給出另一種“實際GDP”的計算方法，相對基期價格法。）這種新的實際GDP計算方法在理想情況下較好地解決了該問題，后文在進行演算時也采用此方法作為一種比較基準。但是，一旦脫離了理想情況的設定——“一段時間內的產品與服務的類目完全相同”，依賴于基期產量的新GDP平減指數就不能很好地反映當期的通貨膨脹因素。
（二）有“產業升級”情形下的兩種實際GDP算法
在現實的非理想情況下，產品與服務的類目隨時間不斷變化，新產品進入，老產品消失，并且新老產品不一定具有可比性（例如汽車和馬車）。客觀上，這類新產品并無上期可比的價格基準，除非強行為其指定接近的產品的價格作為基準（后文會闡述這種強行同類化統計操作的后果）。因此，即便新產品的定價受到普遍的通貨膨脹影響，我們也沒有充分有效的依據來扣除新產品所對應的名義GDP增量中的通脹因素，這還是因上文所陳述的理由“價格水平同時包含了通脹和產品間的相對價格兩方面因素”。而又因不存在新產品的前期作為基期，這樣一來，新GDP平減指數就較難適用于新產品，當然，老產品及其價格在當期的消失也為這種新GDP平減指數的計算造成障礙（價格不存在也不能等同于價格為0）。因此，不妨假定新產品的名義GDP等于實際GDP，我們以一個數值算例來展示這種現實的非理想情況對實際GDP計算的影響。
假設在一個發生著持續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的經濟體內，連續4年的生產情況如表1。
表1列出了各年的各產品產量、價格與名義GDP，如第１年生產dA產品3個，單價1元。由價格變化可知，經濟中存在持續的通貨膨脹。為盡量扣除通貨膨脹的影響，計算實際GDP，我們必須選取基準年及對應的商品籃子，但理論上存在兩種典型的基準年選取方法：絕對基準年和相對基準年。這就對應著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兩種GDP指數的算法。
絕對基準年法是指：選取某一年（如第1年），然后每年實際GDP的計算都參照此年的價格與商品籃子。但問題在于，距離基準年的時間距離越遠，商品籃子的可參照性越低，并使得可被扣除的通貨膨脹因素未被扣除。依據此法，我們以第1年為絕對基準年，計算得各年的實際GDP，列入表2。
觀察表2可以發現：第3年中的產品eF價格中顯然的通脹因素沒有被扣除，第4年中的產品eF和eG價格中的通脹因素也沒有被扣除。而第2年的新產品eF、第3年的新產品eG和第4年的新產品eH的定價雖然也可能受到普遍的通貨膨脹影響，但由于沒有前期的參照，不能做直接的判定。正因實際GDP中含有非實際的通脹因素，GDP指數依然虛高。
相對基準年法是指：逐期調整基準年，選取被計算年份的上一年為基準年，這使得基準年的商品籃子具有最大的可參考性。但問題在于，隔年的實際GDP（如第1年和第3年）由于價格不一致而不具有可比性（也是因通脹因素未被有效扣除）。依據此法，我們以前1年為相對基準年，計算得各年的“前期實際GDP”（不同于基于設定的絕對基準年計算得到的實際GDP），列入表3。
觀察表3可以發現：在“前期實際GDP”指標中，第3年相對于第2年的通脹因素沒有被扣除，第4年相對于第3年的通脹因素也沒有被扣除。第3年的“前期實際GDP”的參照系應是第2年的名義GDP，二者的價格體系也最接近，所以第3年相對于第2年的實際GDP的比值應為179/120，所以第3年的實際GDP應為179/120*100=149.2元。類似的，第4年相對于第3年的實際GDP的比值應為278/203，所以第4年的實際GDP應為278/203*149.2=204.3元。
對比表3和表2中第3年和第4年的數據可以發現，以相對基準年價格法計算得到的實際GDP2顯著低于以絕對基準年價格法計算得到的實際GDP1。例如，對于第3年，實際GDP2/實際GDP1=149.2/167=0.893；對于第4年，實際GDP2/實際GDP1=204.3/267=0.765。這是因為，當經濟體發生持續的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時，絕對基準年價格法允許了通貨膨脹因素沿著產業升級的方向逐年累積，而相對基準年價格法則逐年消除了這種累積性的影響。這就意味著以相對基準年價格法計算得到的實際GDP2與以絕對基準年價格法計算得到的實際GDP1之間的差距逐年增大，即0.765<0.893。
（三）無“產業升級”情形下兩種實際GDP算法
為了更加充分地說明上文發現的關鍵性，可將其與無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的情況進行對比。我們再次考慮理想情況，給出可對比的算例，并使用新的實際GDP算法提供一個參照，如表4。
表4對應表1，具有相同的名義GDP，表中后3列演示了新的實際GDP算法。我們同樣采用相對基準年價格法和絕對基準年價格法計算實際GDP得到表5和表6。
表5對應表2，表6對應表3。我們發現在無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的情況下，以相對基準年價格法計算得到的實際GDP2與以絕對基準年價格法計算得到的實際GDP1之間并無顯著差異，并且與新實際GDP3也比較接近。在通過算例發現兩種情況的差異后，我們再次關注中國的實際GDP數據。
（四）中國的實際GDP與同口徑歸類處理
由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國內生產總值指數（上年=100）對應著相對基準年價格法，但需經過累乘處理，該數據從1952年開始；國內生產總值指數（1978年=100）對應著絕對基準年價格法，該數據從1978年開始。依據這兩套數據，我們將從1978年開始的中國實際GDP2數據和實際GDP1數據繪制如下圖：
觀察圖2，我們發現：以相對基準年價格法計算得到的實際GDP2曲線與以絕對基準年價格法計算得到的實際GDP1曲線高度貼合，兩個指標之間無顯著差異。以2014年為例，依據兩種算法得到的實際GDP數據分別為104324.3億元（GDP1）和104152億元（GDP2），均不到名義GDP（641280.6億元）的1/6。
因此，實際數據顯示了接近算例中無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的情形。這顯然不符合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發生了顯著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的實情。那么，國家統計局的兩種GDP指數是如何得到的呢？
這便需要依靠同口徑歸類統計法，其效果等同于通過算法構建了前文的理想情況。新產品被納入已存在的某個大類，這使得所有時段內的產品與服務的類目完全相同，從這個加總層面的統計操作來看，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仿佛沒有發生。我們仍然以上文的算例進行演示，對于表1中的產品dA、dB、dC、d，我們將其全部歸為D，對于產品e、eF、eG、eH，我們將其全部歸為E，并依據這種歸類計算其對應的單價，結果列于表7。
表7對應表1，具有相同的名義GDP。我們同樣采用相對基準年價格法和絕對基準年價格法計算實際GDP得到表8和表9。
表8對應表2，表9對應表3，可以發現：經過同口徑歸類處理后，以相對基準年價格法計算得到的實際GDP2與以絕對基準年價格法計算得到的實際GDP1之間的差異度顯著下降。例如，對于第3年，實際GDP2/實際GDP1=113.511/118.875=0.955>0.893；對于第4年，實際GDP2/實際DP1=142.117/155.75=0.912>0.765。
但與此同時，經過同口徑歸類處理后，雖然實際GDP2和實際GDP1之間變得接近了，但是二者同時顯著降低了。例如，對于第3年，實際GDP2=113.511元<149.2元（表3中數值），實際GDP1=118.875元<167元（表2中數值）；對于第4年，實際GDP2=142.117元<204.3元，實際GDP1=155.75元<267元。這是因為，經過同口徑歸類處理后，原本不應該視為通貨膨脹的新產品的高價格（體現創新帶來的高價值）也被視為純粹的通貨膨脹現象，以這種過高估計的通脹因子為依據計算實際GDP就會造成低估的統計現象。另外，同口徑歸類的統計處理也使得本已在產業升級中被淘汰的產品的低價格也對基期的價格計算造成影響，通過拉低基期價格的方式同樣造成對通脹因子的高估。
綜合而言，兩種不同算法得到的中國實際GDP數據序列的高度一致顯示了同口徑歸類方法在統計過程中的運用，而這導致對通貨膨脹因子的高估，對先進產業經濟價值的低估，從而致使中國的實際GDP被低估。這類低估發生在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整個時段。但由于改革開放以前的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對應的是從傳統農業國向現代工業國轉變的歷史性跨越，是從0到1的過程，這導致相對意義上的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的速度快于改革開放后（發展經濟學界也將這段歷史時期的國家戰略概括為趕超戰略），因此，改革開放以前的實際GDP增長被低估得更嚴重。
二、GDP的貨幣性：測算貨幣深化進程中經濟增長的信息遺漏
（一）GDP增長與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差異
在SNA核算體系中，GDP統計量被稱為“國內生產總值”，然而，事實上，這一統計量所描述的只是“國內生產總值”的一部分，是在貨幣交易的過程中被統計出來的“國內生產總值”。因此，“國內生產總值”包括貨幣交易部分（GDP）和非貨幣交易部分，以GDP代表“國內生產總值”則存在信息遺漏偏差。從經濟增長的角度去理解這種產值分解，真實的經濟增長的絕對值便大于貨幣化部分的GDP增長的絕對值，而增速的對比將在下文中被討論。當然，由于上文已經討論了名義GDP和實際GDP的區分及問題，下文所稱GDP皆指實際意義上的GDP。
無論按現價，還是某種不變價，GDP的計算都離不開價格變量。然而，如果存在一個掌握完整信息的中央計劃者，就可以推行完全的計劃經濟體制，貨幣價格對于這樣的完全計劃經濟體而言是多余的。因此，在完全的計劃經濟中，GDP不能被統計出來，或者說GDP始終為0。然而，這一經濟體又是可以進行擴大再生產的，從消費者所擁有的物質財富和享受的服務而言，國內生產總值是增長的，但GDP及其增長率卻為0。
反過來，我們設想一個進行簡單再生產的封閉經濟體。因為簡單再生產的性質，該經濟體的年度國內生產總值始終不變，即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為0。然而，當該經濟體的生產組織方式從完全遵照指令的計劃經濟體制逐漸過渡到以貨幣價格為信號的市場經濟體制，并且生產效率尚未發生顯著變化時，GDP卻實現了大幅增長。顯然，這種統計層面的增長對于國民而言，沒有任何福利增進的意義。
在上述兩種極端的假想情形中，GDP增長與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差異以極端的方式呈現出來。中國經濟所經歷的現實情形介于兩種極端情形之間，即在經濟增長的同時，完成了從不完全的計劃經濟向貨幣化的市場經濟過渡的過程。對這一過程的認知有助于我們正確地利用經濟統計量，客觀地分析中國經濟的增長。但在對中國的情況進行分析前，我們先引入一個一般性的理論——宏觀最優貨幣深化理論。
（二）宏觀最優貨幣深化理論
貨幣深化是指貨幣在經濟媒介中的比重上升的過程，貨幣深化是金融深化的重要方面。然而，研究者較少注意到貨幣深化的發生是伴隨著城市化進程的，而城市化意味著熟人社會的解體。
在貨幣深化的初期，大都市經濟對宏觀經濟和國民生活的影響力遠小于現在，人口的流動性較低，熟人社會對經濟生活的影響是全方位的。熟人經濟圈中的信用是天然的，因此對貨幣信用的依賴度就較低，人們互相提供多種類的勞動服務，并在這一過程中增進彼此間的聯系。同時，正因彼此信任，人們在互幫互助時往往不收取或僅收取少量的報酬，因此這種勞動的產出并沒有成為被貨幣計量的商品，即低商品化，從而也不能被GDP統計量所涵蓋。事實上，只有在人與人之間信任不足的場合，貨幣信用才能凸顯其作用，部分地消除信任缺失所造成的合作障礙。
熟人經濟的天然信用優勢為其帶來了較高的協同效應，然而，熟人經濟最顯著的不足是不能充分發揮生產的規模效應，帶有小范圍自給自足的特征。熟人圈內多種類別的互幫互助服務（如鄰里之間互相幫工蓋房子）使得每個成員都具備多種勞動技能，在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的同時，也降低了專業化程度和勞動分工深度。因此，熟人經濟可被視作一種擴大范圍的自然經濟，顯然，也是一種低貨幣化的經濟形態。
經濟體的貨幣深化突破了熟人經濟的地理空間限制，使得每個人都面臨一個大市場所帶來的機遇與挑戰，與陌生人產生了更多的經濟聯系。因此，貨幣深化通過充分發揮規模效應，提升了勞動分工的程度，而專業化又進一步帶來了生產效率的提升。這一過程被總結為“依靠貨幣進行分工要比依靠組織進行分工更有效率，價格信號所提供的信息要多于組織所掌握的信息”，這也是主流經濟學中的基本假定。按照這種邏輯，貨幣化程度越深，生產效率越高，國民經濟增長越快。然而，貨幣深化所帶來的規模效應亦有其成本。貨幣的信用畢竟不能完全替代人與人之間的信任，貨幣深化在削弱熟人社會經濟功能的同時，也使得熟人社會中那種人與人之間擁有較高信任度的社會習俗被淡化，而這種習俗又是道德調節的基礎，當道德調節的效率下降時，新的交易成本就會產生。這便從相反的方向上印證了這樣的觀點：經濟的超常規效率來自道德基礎。
當代資本主義社會是高度貨幣化的市場經濟，資本力量的統治已經深入經濟運行的毛細血管，按照流行的西方經濟學理論，這種所謂“成熟的市場經濟”的運轉效率應該是最高的，這與西方經濟運行中的高交易成本的實踐情況恰好相反。當然，私有制也會帶來高交易成本，但私有化與貨幣化的邏輯方向是一致的，私有化為所謂“非扭曲的貨幣價格”提供了條件。關于貨幣深化壓縮道德調節空間的情況，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對其所處時代的資本主義經濟社會的描述依然適用于當今的資本主義經濟社會：
“資產階級在它已經取得了統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園詩般的關系都破壞了。……它使人和人之間除了赤裸裸的利害關系，除了冷酷無情的‘現金交易’，就再也沒有任何別的聯系了。它把宗教的虔誠、騎士的熱忱、小市民的傷感這些情感的神圣激發，淹沒在利己主義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嚴變成了交換價值……資產階級抹去了一切向來受人尊稱和令人敬畏的職業的靈光。它把醫生、律師、教士、詩人和學者變成了它出錢招雇的雇傭勞動者。……資產階級撕下了罩在家庭關系上的溫情脈脈的面紗，把這種關系變成了純粹的金錢關系。”
綜合而言，貨幣深化在提供規模經濟收益的同時，也帶來了協同效應下降的新成本。貨幣深化程度并非越高越好，過度的貨幣深化便會走向其反面，成為侵蝕經濟增長的力量，這是主流的金融深化理論所忽視的。當我們考慮這兩個相反方向的效應，便可從宏觀上完成對“最優貨幣深化”概念的構建。
值得注意的是，金融深化理論的創始人麥金農從銀行作為貨幣發行人的微觀視角提出了“最優貨幣化”的概念，所謂“最優”便是指發行貨幣（銀行的負債）的成本在邊際上等于銀行進行投資的收益。而因為不考慮協調效應下降的成本，貨幣深化所帶來的規模經濟效益應當使得銀行的投資收益不斷上升，“最優貨幣化”在宏觀上就指向“一切的貨幣化”。顯然，本文所構建的“宏觀最優貨幣深化度”要低于“微觀最優貨幣深化度”，或者說“微觀最優貨幣深化”已經是“過度”的貨幣深化了。
由于社會主義社會處于從資本主義社會向共產主義社會過渡的階段，適度的貨幣深化是必要的，但貨幣最終會消亡于共產主義社會，在社會主義高級階段的人類將會經歷去貨幣化和經濟增長同時發生的過程。
（三）對貨幣深化過程中GDP增長的分解與分析
依前文邏輯，在貨幣深化初期，貨幣深化的收益大于成本，可以提升效率，促進經濟增長，因此統計出來的GDP指標理應是增長的。但是，GDP的增長來自兩個部分：一部分是已貨幣化成分的自身的增長，這是可納入時間序列進行縱向比較的GDP增長；另一部分是未貨幣化成分的貨幣化，這是原先就存在但未被納入GDP核算統計的部分。這便是對貨幣深化過程中GDP增長的分解。
我們已經假定了適度的貨幣化是必要，是有利于促進生產力發展的，所以在貨幣深化的初期（貨幣化程度尚低于最優值），非貨幣化經濟成分的增速會小于貨幣化經濟成分的增速，那么我們就可以判定如下關系：
“在貨幣深化的初期，GDP增速大于經濟增速。”
我們也用一個數值算例來加深對這一關系的理解。我們假設在貨幣深化初期的某個基年，經濟體中有80%的成分未貨幣化（且可被貨幣化），其增速為6%，有20%的成分已貨幣化，其增速為8%，未貨幣化成分的貨幣化率為2%/年。
在第二年，未貨幣化經濟成分的規模為0.8·（1-0.02）·（1+0.06）=0.831，貨幣化經濟成分的規模為（0.2+0.8·0.02）·（1+0.08）=0.233。則整體的經濟增速為0.831+0.233-1=6.4%，GDP增速為0.233/0.2-1=16.5%。顯然，16.5%>8%>6.4%>6%。
與之類似，依據上文提出的宏觀最優貨幣深化理論，在貨幣深化的后期（貨幣化程度超過最優值），GDP增速小于經濟增速。此時，貨幣經濟的效率低于非貨幣經濟；在資本主義經濟進入衰退周期時，這也是一種常態。
如果我們沿著上述規則進行遞推，還可演繹出GDP指標增速的“逐年下降，并趨近于8%”的動態路徑，但與此同時，實際的經濟增速卻逐年平穩上升，并趨近于8%。GDP指標與實際經濟運行發生嚴重脫離，方向恰好相反。如果貨幣深化在過程中加速進行，GDP指標的增速可以保持上升或平穩，但隨著非貨幣化經濟成分不斷減少，GDP增速無可避免要下降。這說明：盡管對于已經高度貨幣化的市場經濟國家而言，GDP是比較合適的宏觀經濟指標，但對于一個處于從較低貨幣化的計劃經濟向較高貨幣化的市場經濟過渡的經濟體而言，GDP指標增速的變化可能和真實經濟增速的變化不一致。
（四）貨幣深化進程對解讀中國GDP增長指標經濟含義的影響
中國的貨幣深化進程始于改革開放，上文分析表明：如果假設中國經濟未發生過度貨幣化的情況，那么對于改革開放以后的中國經濟而言，GDP增長的規模小于經濟增長的規模，但GDP增速高于經濟增速。這就意味著：以GDP指標來測算改革開放以后的中國經濟增長，存在絕對意義上的“低估”和相對意義上的“高估”并存的情況。而貨幣深化進程對解讀中國GDP增長指標經濟含義更關鍵的影響，發生在對改革開放前后的經濟成就進行對比時。
改革開放前，中國經濟的低貨幣化在更大程度上使中國的GDP規模低于真實的國內生產總值規模，但低貨幣化實際上又發生在兩個相續的環節上—— “勞動成果（含產品和服務）的低商品化”和“商品的低貨幣化”（即商品價格低于價值）。前文在構建宏觀最優貨幣深化理論時所重點闡述的實為生產的低商品化（假設商品化后，即達到充分的貨幣化），而商品的低貨幣化可能對于理解改革開放前的中國經濟更為關鍵。
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國借鑒蘇聯模式建立了計劃經濟體制，但中國經濟依然保留了一定比例的自由成分，如農民的自留地。因此，中國經濟并非完全的計劃經濟，貨幣價格信號依然在生產和消費中發揮一定的調節作用，但由于這種價格并非市場價格（通常低于市場價格），依據這種計劃體制主導的價格所計算的GDP便小于真實的國內新增產品和服務的價值，也就是說貨幣價格系統性地低于商品價值。而當價格低于價值時，消費者便會經歷短缺經濟的體驗。而對于短缺的產品和服務的分配，組織的計劃與調配權力就發揮了巨大作用，各種票證或批條往往就成為比貨幣更關鍵的交易媒介。可以說，貨幣和票證共同成為產品和服務的交易媒介，對應地，市場和組織共同調節著勞動分工。我們自然可以想到，如果票證可以被貨幣所定價，則商品的價值便可被貨幣價格和票證價格之和所顯示。這正是雙軌制時期所發生的事情，但在單軌制時期，由于平行的自由交易場所并不存在，票證難以被定價，我們只能定性地認識到GDP小于其對應的貨幣化部分的國內生產總值，也很難做定量分析。
對應前文算例，這意味著在改革開放前，即使貨幣化部分的真實經濟增速也是8%，但用GDP指標所統計出來的增速卻長期低于8%。這使得改革開放前的GDP增速低于真實經濟增速，也就意味著：以GDP指標來測算改革開放以前的中國經濟增長，存在絕對意義上的“低估”和相對意義上的“低估”并存的情況。對比改革開放前后的情況的差異，我們便發現改革開放前后GDP增速的差異不能代表真實經濟增速的差異。然而，由于種種研究認識上的疏忽，學者們常常以GDP規模代替國內生產總值規模，以GDP增速代替經濟增速，繼而以此為基礎比較改革開放前后的經濟發展成就。
但對于中國這樣處于經濟轉軌期的發展中國家而言，GDP并不是合適的進行時間序列上縱向比較的宏觀經濟指標，我們并不能直接依據GDP增速來對比改革開放前后的真實經濟增速。如果我們要對改革開放前后的真實經濟增速進行公允的比較，必須先完成對GDP增速的貨幣化和非貨幣化經濟成分的來源分解，而這種分解所需的來源性數據是尚未被公布的。當然，即使有了這種數據，我們還需要分析這種非貨幣化成分的形成時期，這在理論上存在三種可能：新中國成立前、新中國成立后至改革開放以前和改革開放以后。由此可見，對改革開放前后真實經濟增速的對比研究將涉及大規模的數據整理和分析工作，需要得到相關部門的支持。
GDP指標更能適應市場化體制下的統計工作需要，對于了解經濟增長具有重要參考價值。但長期以來，各界對于GDP指標賦予過高的價值判斷意義，上至國際排名，下至官員“GDP錦標賽”，都成了GDP指標的“不能承受之重”，并造成了一些經濟發展的不良后果。為此，近年來，中央已經淡化對GDP指標的強調，并引導人們認識到GDP增長并不等同于經濟增長，更不等同于經濟高質量發展。可以說，這在一定意義上也“解放”了GDP指標本身。
為進一步促成這種“解放”，使GDP回歸原本的統計指標屬性，本文分析了GDP指標在以往的運用過程中出現的兩類統計性問題：一是用名義GDP計算實際GDP的方法性問題；二是經濟的貨幣化程度對GDP指標造成的統計范圍的制約性問題。前者造成計算所得的實際GDP指標反映信息失真，后者造成GDP指標遺漏信息。兩類問題都會導致GDP指標低估了實際的經濟增長。與此同時，本文論證了這種低估問題對于改革開放前的經濟增長測算的影響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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