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18年4月11日，筆者就已指出，美國戰略家很清楚對來自中國的產品加征進口關稅解決不了美國的貿易逆差問題，關稅問題只不過是美國施放的煙霧彈而已，他的真正目的就在于：一是給中國政府施壓，利用其直接投資在中國國內壓制中國價值鏈高端的發展；二是聲東擊西，迫使我國徹底開放金融市場。在隨后的文章中，筆者又指出，特朗普對中國發動的貿易戰并非局限于關稅戰，而是包括技術戰、知識產權戰、投資戰和貨幣金融戰等在內的全面經濟戰爭，因此，“應對中美經濟戰只和美國打關稅戰無濟于事，必須針對美元霸權和美國的投資保護主義采取對等反制措施。我國比美國更需要保護自己的民族產業，保護價值鏈高端，保護國內市場！”[2]問題的關鍵是：我國如何才能達到這一目標呢？2018年7月中旬，筆者上報了一篇相關內容的內參文章，但自此之后，筆者就完全轉入了對經濟思想史史學理論的研究。然而，中美經濟戰的形勢在12月初陡然緊張，促使筆者不得不重拾對該問題的研究，其結果就是提出了筆者曾自稱為“奪取戰略性根本勝利的奇策異謀”的“出口稅戰略”[3]。
本文的目的就是對這一戰略進行較為詳細的初步討論。文章的第一部分將討論我國為什么不能因特朗普關稅的“紙老虎”而對其做出讓步，從而提出對我輸美產品征收高額出口稅的設想。第二部分比較詳細地分析了征稅的對象、稅率設定和相配套的總體外貿戰略問題。第三部分借用英國古典經濟學家威廉·配第的“政治算術”概念，對這一戰略作為“免費午餐”的短期國家利益進行計算。最后兩部分則討論：如果將這一戰略擴展為進出口平衡戰略，它將如何引發中國經濟革命性的變革。其中，第四部分簡要說明它對主權信貸、減稅、財政投資和攻克核心技術的重要意義；第五部分從自主國內市場、民營經濟大發展和高端價值鏈的進口替代的角度，扼要論述它對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性作用。
一、問題的提出：美國對華關稅的“紙老虎”并不可怕
為了能更好地理解事情的來龍去脈，我們有必要簡述美國對中國發動經濟戰的過程和主要事件。迄今為止，我們可以將其大致上劃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從北京時間2018年3月23日開始，到中興事件暫告結束為止。3月23日凌晨，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備忘錄，基于美貿易代表辦公室公布的對華“301調查”報告，指令有關部門對華大規模加征關稅，并限制中國企業對美投資并購，中美經濟戰正式開打。4月16日晚，美國商務部發布公告稱，美國政府在未來7年內禁止中興通訊向美國企業購買敏感產品。5月15日，《華爾街日報》援引來自美國政府官員的內幕消息報道，美國放行中興的交換條件是中國放行高通收購恩智浦半導體的交易案，以及取消數十億美元的美國農產品進口關稅。據分析，一旦高通收購恩智浦成功，就會引發整個供應鏈的恐慌，對于國內正在快速發展的半導體行業是個沉重的打擊。過去十年，中國在半導體行業至少投入了1500億美元，希望獲得在全球半導體行業中的領先地位，但目前這種行業政策導向已開始影響美國在該行業的市場份額。如果高通收購恩智浦被放行，對于本就脆弱的國內半導體行業來說意味著將會被進一步限制發展空間。6月7日，中興通訊與美國商務部達成新和解協議，中興通訊支付巨額罰款并接受美國向其派駐合規監督官，中興事件暫告結束。
第二個階段是從美國政府對來自中國的出口產品加征進口關稅開始，到2018年12月1日中美兩國元首達成重要共識為止。北京時間2018年7月6日12點整，美國政府開始對中國出口到美國的340億美元的多種商品加征25%的進口關稅；8月23日，美國又對中國160億美元的出口商品加征25%的關稅。中方反擊措施是，截至8月23日，對美國的500億美元出口商品對等加征25%的關稅。9月24日，美國又對中國出口到美國的2000億美元產品加征10%的關稅，并聲稱自2019年1月1日起增加至25%；如果中國實行反制，則再對中國2670億美元產品加征關稅。但在9月24日時，中國已無法再采取對等關稅措施了，因為根據中國海關統計，2017年中國進口美國商品總額為1539億美元，而根據美方統計，僅有1304億美元，所以實際實施的措施是增加對美國出口到中國的600億美元商品征收5%~25%的關稅。但令人費解的是：我國為什么不對美國的服務貿易征稅？2016年，美國對中國服務貿易順差為557億美元。
第三個階段就是從2018年12月1日開始到本文完稿時仍未結束的現階段。據報道，2018年12月1日，中美兩國元首達成重要共識，停止相互加征新的關稅。
特朗普揮舞關稅大棒，一直在步步緊逼，企圖迫使中國對其提出的致命通牒妥協投降。中國談判代表團只能與其艱難地周旋。實際上，美國的這種高關稅恫嚇只不過是“紙老虎”的行徑而已。為什么這樣說呢？只要我們看一下統計數據，就會明白這一點：美國7月開始對中國征收高關稅，但8—11月美國對華貿易逆差不僅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了；11月，中國對美貿易順差激增至創紀錄的356億美元。[4]雖然到2019年上半年中國對美貿易順差將有可能出現較大幅度的減少，但事實已經證明，中國對美順差不減反增這一事實說明我國不應該答應特朗普的任何條件。即使美國在2019年3月2日將2000億美元的中國對美出口產品的關稅率提高到25%，對中國出口也不會造成多大影響，筆者估計不會達到十年前國際金融危機對中國出口一半的影響程度：2009年我國對外貿易進出口總值比2008年下降13.9%，其中出口下降了16%。[5]在筆者看來，美國提出的所謂中國強制性技術轉讓、非關稅壁壘和結構性改革等問題都是無端的指責和無理要求，中國豈能被特朗普關稅的“紙老虎”所嚇倒，從而接受其無理要求？
筆者一直主張，應對中美經濟戰，我國奉行的戰略應該是毛澤東主席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戰略思想。我們決不能被特朗普牽著鼻子走，我國不僅不應該答應他的條件，還應該取消已經實施的進口美國農產品和汽車的措施，拒絕批準高通-恩智浦交易，并對出口美國的產品征收高達美國進口關稅率3倍左右的出口關稅。對于筆者的這一建議，絕大多數人可能感到不可思議，因此，就有必要對這一戰略的可行性進行一番研究。
二、戰略打擊：對我輸美產品征收高額出口稅
據美國商務部數據，在美國2016年的貿易逆差中，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就占47%。[6]筆者這里首先要提出的問題是：美國這種巨額的對華貿易逆差是否形成了對中國進口商品的嚴重依賴？如果中國對出口到美國的產品征收高額出口關稅，會不會導致美國國內工業消費品物價大幅度上漲？繼續對美國農產品征收高關稅會不會導致其大量滯銷，引發美國農民的抗議？兩者的共同作用會不會導致美國股票和債券暴跌，從而引發美國社會特別是支持特朗普上臺的美國中下層民眾對其強烈不滿？即使筆者的這些假設都能成立，肯定仍會有很多人提出質疑：你這個餿主意定將“殺敵一千，自損八百”，它肯定會導致我國產品的大量滯銷、中小企業倒閉潮和勞動力的大量失業。而那些覺得我的建議似乎有道理的人可能會問：你這個計謀難道只是為了逼退特朗普嗎，是否還有更深層次的考慮？是的，在筆者看來，這是中國經濟轉型的一個絕佳歷史機遇！而要回答這些問題，關鍵在于搞清楚征收高額出口稅是否成立。這一問題將留待下一節再回答。在這里，筆者首先討論征稅對象和稅率的設定、征稅的基礎以及相配套的總體外貿戰略問題。
（一）征稅對象和稅率的設定
從2017年中國對美出口統計中，可以觀察到占比名列前茅的三類產品：機電、音像設備及其零件、附件（以下簡稱機電類產品）；紡織鞋帽、家具、玩具（以下簡稱紡織類產品）；雜項制品。具體情況如下：第一，在2017年中國對美出口4297億美元的總金額中，機電、音像設備及其零件、附件出口金額高達1985.89億美元，占比為46.20%，該類產品在2015年占美國全部機電類產品進口總額的39%左右，表明美國在該類產品上對華進口依賴程度很高。[7]而且，這類產品有一定的技術含量，一年甚至一年半之內中國生產商很難被其他國家和美國本土生產商所替代。第二，2017年全年，中國對美國出口的紡織鞋帽、家具、玩具等產品共計1094億美元，占中國對美國出口總額的25.5%，占美國全部該類產品進口總額的比例高達43%左右，表明美國在該類產品上對華依賴程度很高[8]，但短期內（至少6個月）難以從其他國家進口較大量的替代品。第三，雜項制品占中國對美出口的11.88%。暫不考慮對雜項制品征收出口關稅，我國機電類和紡織類兩大類產品就占2017年對美出口的69.20%，征收出口稅的產品總額共計3079.89億美元（機電類產品1985.89億美元+紡織類產品等1094億美元）。
針對我國上述兩大類對美出口產品，筆者根據美國尋求替代品的難度設定不同的關稅率，替代程度越高，征收的出口稅就越低，具體情況如下：第一，在機電類產品中，美國免征進口稅的蘋果手機等共計484億美元，中國對其征收85%的出口稅；對于特朗普已征進口稅25%的產品，中國再征收60%的出口稅。因此，機電類產品總的關稅率（美國進口關稅和我國出口關稅的加總）設定為85%。第二，紡織類產品的總關稅率設定為55%，其基本構成如下：美國已征稅10%的，中國再征收出口稅45%；特朗普沒有征收進口稅的，中國征收出口稅55%，總體關稅率為55%。
（二）征稅的基礎
對我國出口到美國的產品征收高出口稅，存在著客觀的基礎。第一，中國以犧牲環境和資源等為代價，一直在賤賣其產品。第二，外資企業特別是美國經銷商獲得了超額壟斷利潤，它們對中國的出口稅具有非常強的承受能力。第三，征稅的好處不能讓美國壟斷，而應基本上由中國獲得。以下兩個案例取自我國官方研究報告：《關于中美經貿關系的研究報告》。
案例1：中國小家電產能占全球產能 80%以上，出口額約占全球的45%。2016年，中國小家電出口額342億美元，但基本以代工為主，出口價格一般為終端市場零售價的1/4左右，有的甚至更低。[9]據此計算，美國分包商和經銷商的經營管理、運輸、銷售和利潤占終端市場零售價的3/4。
案例2：在中國出口的紡織服裝、鞋帽等商品中，美國進口商和零售商獲益占到商品整體利潤的90%。[10]例如，中檔羽絨服出口均價約每件40美元，美國市場終端銷售價則在200美元左右，出口價是零售價的1/5。中國企業在加工環節的獲利約占產品終端售價的1%～2%，獲益非常有限，美國進口商是主要受益者。[11]
從以上兩個案例可以看出，對中國出口到美國的產品征收高額出口稅可以迫使美國經銷商給中國企業讓利。我國不應再允許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趾高氣揚地宣稱：“拿走利潤，給中國留下GDP！”2010年，筆者曾針對這種狀況，提出建立中國出口產品價格卡特爾的建議[12]，但卡特爾的組織不易建設，實施成本也比較高，而出口關稅就可以很容易地解決這一問題。以案例2為例，出口價格為40美元，如果我國對其征收55%的出口稅，美國進口價格（沒有計算海運成本和利潤）將為66美元，假定美國市場終端銷售價仍為前述200美元，那么，美國運輸商和經銷商的成本和利潤總計為134美元，仍是我國生產商出口價格的兩倍！
（三）總體外貿戰略
上述征收出口稅的措施需要一整套外貿戰略與之相配套，這包括：（1）取消對美出口的所有出口退稅；（2）人民幣匯率升值10%。自中美經濟戰以來，截至2018年12月中旬，人民幣匯率已貶值12%以上。基本的思路是，在人民幣匯率升值10%后，匯率基本上維持不變。對于人民幣匯率的升值幅度問題，仍需進一步討論。在采取這兩項措施后，對美出口機電類產品總關稅水平為110%（征稅85%+假定取消的出口退稅率為15%+匯率升值10%），對美出口紡織類產品總關稅水平為80%（征稅55%+假定取消的出口退稅率為15%+匯率升值10%），兩大類出口產品簡單非加權總關稅水平為95%。在半年至一年半之內，假定匯率穩定，再假定美國經銷商和發包企業等減少25%的利潤，從別國進口替代性商品抵消價格上漲25%，那么，美國國內同類商品物價上漲將是多少？45%！在這種情況下，美國的物價總水平和消費物價將上升多少？只要消費物價上升15%，就能達到對特朗普政府的戰略打擊目的。
此外，我國還應采取以下配套措施：第一，對稀土等大量有色金屬征收高出口稅，保護生態環境！[13]第二，繼續對美國農產品征收高進口稅，恢復進口農產品的國內生產，振興農業，這是對糧食危機防患于未然的根本措施，其他理由還可參看筆者的相關研究。[14]第三，取消外資企業（包括合資企業）對美國以外國家的出口退稅，對出口到美國以外國家的中國企業仍保留新的出口退稅政策，但宣布2~5年的調整期，5年后將全部取消。第四，爭取在5年左右實現我國進出口的基本平衡，也就是在5年左右將貿易順差降低為零；對“一帶一路”國家實施進口資源（逆差）、出口制成品（順差）和略有逆差的貿易平衡戰略。
（四）美國經銷商尋求替代中國進口品的難度問題
筆者曾經指出，美國巨額的對華貿易逆差形成了對中國進口商品的高度依賴，如果中國對其征收高額進口稅，美國短期內（比如半年）很難從其他國家獲取較大量進口，而美國國內恢復生產需要較長時間（比如一年）和更高成本（至少提高一倍）。問題是，筆者的這種假定是否成立？這是高額出口稅戰略成功實施的關鍵問題之一。筆者在這里要問的是：什么叫高度依賴？即使不考慮產品質量，加工組裝價值鏈從中國遷出并在別國重建、美國發放產品質量國際認證資格證書等各種進口手續難道不需要半年（紡織類產品）和一年（機電類產品）嗎？由于篇幅所限，筆者在這里只引證一些相關看法。
對于機電類產品，曾有專家告訴筆者，出口美國需要很多門檻。例如，一個簡單的LED燈，涉及三四十個零部件，每個都必須有條碼和相關質量標準，美國如果要尋找這些產品的替代品，僅僅在對產品各個部件走流程化的審定上就得需要一年的時間，更何況目前全球很難找到從性價比上與中國制造相提并論的產品。對于紡織類產品，肖立晟、袁野使用“進口滲透率”的概念計算了美國目前免征進口稅的產品對中國出口產品的依賴程度。所謂進口滲透率，是指進口產品銷售額占國內市場總銷售額的比重，在其計算中，進口滲透率超過50%的有：玩具（96%）、運動用品（81.73%）、羽絨及其制品（75.06%）、帽類及其零件（64.31%）、鞋靴（55.74%）、其他紡織制成品等（54.59%）、家具等（51.81%）和雜項制品（50.98%）。[15]
針對美國經銷商尋求替代中國進口品的難度問題，黃樹東曾有如下論述：“那些不可替代的產品美國則依然必須從中國進口，不影響中國對美國的出口。那些低端的可替代產品，有人認為可以完全被其他發展程度更低的國家或經濟替代，其實，這是不可能的。首先，低端產品不可能由發達國家替代；且由于數量巨大，也不能被其他發展中國家替代。我們以印度和越南為例。印度的GDP約為2.2萬億～2.3萬億美元，5500億美元相當于其GDP的1/4左右；如果讓印度1/4左右的經濟轉變成對美國市場的出口，這即使不是不可能，至少無法在幾年內完成。越南的GDP不到3000億美元，不可能出現大規模的替代。要把5500億美元產品從中國轉移到其他低水平的國家去，是一個巨大的資源和產業鏈在全球的重新配置過程。就算不是不可能，至少在短期內不現實。短期內，這種替代非常小，對中國出口的影響非常小。總之，即使由于貿易戰一些中國產品被替代，中國也有非常長的窗口期，來成功管理它和進行轉型。”[16]
三、對我輸美產品征收高額出口稅的免費午餐：驚人的政治算術
如果我國在中美經濟戰中征收高額出口稅對特朗普政府實施定向戰略打擊能夠成立的話，那么，現在還必須回答的問題是：這一戰略將會對中國國內經濟產生什么影響？它是否會像許多人所擔心的那樣導致我國產品的大量滯銷、中小企業倒閉潮和勞動力的大量失業？相對于出口稅戰略對美國實施定向戰略打擊而言，這是我國許多人更關心的一個問題。英國古典經濟學的先驅者威廉·配第，曾被馬克思譽為“政治經濟學之父”，《政治算術》是其代表作，筆者在這里借用其術語，對高額出口稅戰略將對我國經濟利益產生何種影響進行一番計算。
筆者要問的一個問題是：如果對我國輸美70%的產品征收95%的關稅，美國從中國進口的產品的數量在一年之內將減少多少？會減少50%嗎？筆者估計將減少30%左右。但在這里，筆者仍假定中國在2019年對美出口產品數量減少50%。2017年，中國對美輸出的機電和紡織兩大類產品總金額為3079.89億美元，為了計算方便，假定征收100%的關稅（出口稅+進口稅），雖然數量減少了一半，但總的出口價值沒有減少，中美雙方關稅總收入為1540億美元。那么，中國的出口關稅收入將是多少呢？
據陳驍等人研究，美國進口第一大類“機電、音像設備及其零附件”征稅占比為47.6%；征稅占比低于10%的有“紡織原料及紡織制品”“鞋帽傘等；已加工的羽毛及其制品”等。[17]按照這種研究，2017年，中國對美出口機電類產品共1986億美元，美國征稅產品的占比為47.6%，共945億美元產品被征稅，因為美國征收25%進口關稅的產品總計才500億美元，筆者在這里高估被征稅25%的機電產品數量為400億美元，據此，對這部分產品美國征收進口稅100億美元；征稅10%的是545億美元的產品，美國征收進口稅54.5億美元。2017年，我國紡織類產品等對美出口1094億美元，美國征收10%關稅的占比為10%，美國征收紡織類產品的關稅金額為10.94億美元。因此，美國對我國輸出到美國的機電和紡織兩大類產品征收的關稅總收入共計165.44億美元（100億美元+54.5億美元+10.94億美元）。
前面已提到中美雙方關稅總收入1540億美元，排除掉美國進口關稅收入后，中國關稅總收入為1375億美元（1540億美元-165億美元）。由于取消對美出口退稅，出口退稅將減少多少呢？假定出口退稅率為15%[18]，中國對美出口退稅支出將減少462億美元（3079.89億美元×15%），這是中國變相的財政收入。因此，中國增加的財政總收入為1837億美元（1375億美元+462億美元），按美元對人民幣匯率為6.3計算，折合11573.1億元人民幣。
在2017年中國對美出口中，外資企業占54.2%[19]，我國財政部使用新增出口關稅收入購買下全部中國企業（基本上是民營企業）出口減少的705.32億美元的產品，共花費4443.52億元人民幣；給出口美國的中國企業假定減稅7%，支出622億元人民幣（3079.89億美元×45.8%×6.3×7%）。為什么減稅7%？因為許多中國出口企業是靠出口退稅活著的，沒有出口退稅就要倒掉一大批，這是不是該清理的“僵尸企業”？但現在為了穩定經濟，這些“僵尸企業”的大部分還必須活著，所以對出口產品轉內銷的原出口企業減稅7%，而原先的內銷企業卻沒有這個減稅優惠。
財政部購買下民營企業出口不出去的產品以及給中國企業減稅7%之后，財政盈余為6507.58億元人民幣（11573.1億元-4443.52億元-622億元），但財政部也不留著。假如全部直接支付給農民工，購買下來的產品也假定全部免費送給農民工，農民工總收入=11573.1億元財政總收入—給出口美國的中國企業減稅7%支出的622億元人民幣=10951.1億元人民幣。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17年全年農民工總量28652萬人，農民工平均月收入3485元。[20]出口關稅總收入在支付減稅后，全部剩余10951.1億元支付給農民工，每位農民工將增加年收入3822元，年收入增加9.14%［3822元÷（3485元×12個月）］。由于農民工及其農村家庭是消費傾向最高的，所以，這一措施可以有力地擴大內需。
當然，購買下來的產品全部免費送給農民工只是一個形象的比方。筆者估計，應對中美經濟戰需要五年左右的調整期，在這個非常時期，我國可以對民營企業出口不出去的產品實行統購統銷（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歷史上例如戰時也曾采取過同類措施），并根據不同地區的經濟發展程度制定不同政策，比如最貧困地區，根據農民需要，可以免費贈送紡織品、鞋帽，小件家具、玩具，建筑材料，等等；再根據經濟發展程度不同，按原商品價格的10%、20%……60%出售給農村居民和城市居民，具體辦法是：基層政府給貧困戶和低收入者發放購物券，持有者到指定統銷商店按折價比例進行購買，農村地區包括建筑材料、家具等。這些措施說明，只有社會主義國家才能將這些好處全部給予低收入者群體，并有強有力的組織能力實施這種戰略。
至于外資企業出口減少的部分，只能讓其自行解決；如果在國內市場上賣不出去，就得降價。為什么？因為“一模一樣的衣服在中國的商場通常要賣1000元，比美國的兩倍還高”[21]。美國450元對中國1000元，在中國生產的在中國銷售，在中國國內市場理應比在美國市場更便宜，所以，外資企業沒有理由在我國國內市場獲取壟斷暴利。但如果中國政府也買下其產品，怎能促其降價呢？
通過上述討論，我們可以看到，在我國征收高出口關稅后，中國企業基本上沒有受到影響（政府買下全部產品），外資企業會倒閉一些，失業的工人也不會多，政府使用出口關稅收入支付其失業救濟金或采取“最終雇主”雇傭計劃雇用其就業即可，無須增加新的財政負擔。筆者估計，支付金額不會多于給出口美國的中國企業減稅7%支出的622億元人民幣；如果按2017年全年農民工平均年收入41820元計算，政府使用622億元的出口稅收入可使149萬農民工再就業。如果減去這部分支出，財政總收入余額為10329.1億元，每位農民工增加年收入就不再是3822元，而是3605元，28652萬農民工年均收入增加為8.6%，而不再是9.14%。
筆者這一番政治算術的計算說明，所謂我國將出現產品大量滯銷、中小企業大量倒閉和勞動力大量失業的擔心是毫無根據的。不僅如此，在征收高出口關稅后，政府財政沒開支一分錢，產品過剩沒有增加，工人局部的失業得到了妥善的解決，每位農民工年收入反而增加8.6%，國外同類產品在國內市場將降價。由此看來，出口稅戰略難道不是一種令人驚異的“免費午餐”嗎？
四、主權信貸、減稅、財政投資和攻克核心技術
但上述討論存在一個問題：如果我國對出口美國的產品征收高出口稅，美國經貿商通過轉口貿易由別的國家從中國進口，怎么辦？這個問題需要海關研究，比如通過對發貨目的地嚴查進行控制等。如果海關不能通過這些手段進行嚴格控制，就得考慮對出口別國的產品制定具體辦法，比如在對發貨目的地嚴查的同時，也對發貨目的地征收比美國較低的出口稅。但如果這些辦法的效果都不理想，是否有可能對美國以外的國家采取與對美出口品一視同仁的辦法？這種辦法是否可行？筆者認為是可行的，理由如下：
2017年，中國出口22600億美元，進口18400億美元，貿易順差總額為4200億美元，其中對美貿易順差為2758億美元，對美貿易順差約占中國對外貿易總順差的2/3（65.7%），而對其他國家貿易順差僅為1442億美元。2017年，中國對美貿易順差為2758億美元，假如計劃用5年消滅這2758億美元貿易順差，對美貿易順差降為0，將會對中國產生何種影響？或者進一步假定，我國計劃用4~5年將出口退稅降為0，并就我國對世界各國的出口產品征收高出口稅，也就是在5年后，中國對所有國家的對外貿易都將實現進出口平衡，沒有貿易順差，這將會發生什么事情？以后者為例，我們先看兩個數據：根據海關總署的數據，我國2017年貿易順差為28700億元。[22]又據財政部公布的數據，2017年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172567億元，同比增長7.4%，其中，稅收收入144360億元，同比增長10.7%；出口退稅金額13870.37億元，創歷史新高，占我國稅收收入比例已經達到9.6%。[23]
假定5年后，我國每年不再有28700億元人民幣的貿易順差，其結果是：我國再也沒有必要以4556億美元外匯占款增發28700億元人民幣了。那么，在這種情況下，企業擴大再生產的資金將來自哪里？由于不可能再依靠美元增發貨幣了，我國就可以完全實行以國債為基礎發行人民幣的機制。本來，我國每年來自貿易順差的外匯占款——比如2017年的4556億美元——就是美國財政部發行美國國債印刷美元購買中國產品的產物，出口企業通過結匯制將貿易順差產生的美元交給中國人民銀行，從而堆積了大量“燙手”的美元儲備。在外資和我國出口企業通過結匯制獲取人民幣信貸，從而服務于美元經濟的同時，我國大量以內需經濟為市場的民營企業卻因為缺乏信貸資金而陷入困境。[24]
正如筆者早就指出的，自布雷頓森林體系在1971年崩潰以來，“美元霸權的誕生使世界貿易異化成為一種美國印刷不被任何實物支撐、只由美國軍事力量支持的美元紙片交換其他國家實物產品的貿易形態，使出口導向型經濟成為美國剝削和掠奪的對象，徹底顛倒了歷史上英國、日本和許多小型經濟體通過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模式實現國家崛起的經濟學邏輯”[25]。在這種情況下，我國在對外貿易中所積累的美元外匯儲備實際上是向美國繳納的賦稅。自2009年以來，筆者在多篇論文中談到，巨額外匯儲備是我國自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通貨膨脹加劇的根源，而國際金融危機后外匯儲備的劇增則是中國經濟金融化的開端，它不僅導致中國貨幣主權在相當程度上的削弱，也導致面向內需的民營企業資金極度短缺，高利貸盛行，基礎設施投資和公共福利開支嚴重缺乏資金，直到2014年之后，這種狀況才得到緩解。我國對外貿易的貿易順差戰略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征收出口稅是解決我國貿易順差常年居高不下問題的有效戰略。我國沒有必要采取貿易逆差戰略，但大量的美元順差在理論上必須降低到零，而在實際經濟中存在少量順差也是可行的。
如果我國每年不再有比如2017年的4556億美元的外匯占款，那么，我國的貨幣自主發行權和主權信貸就可以得到較完整的恢復，財政部就可以發行28700億元人民幣國債，由此所獲得的資金就可以通過購買國內企業的產品和服務注入經濟體系之中，服務于內需的企業將獲得源源不斷的資金供給，民營企業的信貸難問題將會得到很大的緩解。
根據2017年中國4556億美元貿易順差計算，在我國消滅這種貿易順差后，每年財政部將增加財源28700億元人民幣，而在每年存在4556億美元貿易順差的情況下，財政部白白地損失掉這28700億元人民幣的鑄幣稅。[26]2017年中國出口退稅金額為13870.37億元，如果取消所有出口退稅后，政府減少13870.37億元支出，這反過來等于財政部增加13870.37億元收入。其結果是，中國每年至少增加42570億元的“財政收入”，這還是在沒有考慮假如我們不這樣做這五年間順差和出口退稅繼續增長的情況下。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經濟將會發生何種變化？
很明顯，出口稅戰略的推行最終將導致中國對外貿易順差大幅度減少。假定中國進出口貿易達到絕對平衡，也就是進出口金額相等，那么，按照2017年的數據計算，我國中央政府的財政收入將增加四分之一，但這種“財政收入”沒有一分錢再是來自出口稅收入。五年后，假定貿易順差和出口退稅均為零，中國每年至少將增加42570億元的“財政收入”，而2017年國家財政收入為172500億元，也即每年增加的財政收入相當于2017年財政收入的25%。這不僅將有力地支持目前對企業的減稅，用于社會保障體系等社會福利支出，還會有大量資金投入到新工業革命的核心技術研發上，還可以在振興農業中大量投資于農田水利基礎設施建設。
例如，我國社保基金和養老金余額嚴重不足。“我國社保基金2010年余額僅為8566億元人民幣，而2010年一年的出口退稅就達到7300億元人民幣，我國可以用由此節余的中央財政資金充實社保基金、增加教育經費、投資農田水利基礎設施建設和修建免費高速公路等。”[27]2017年末，我國社保基金資產總額為22231.24億元，其中，基本養老保險基金資產總額3155.19億元。[28]我國2017年一年的出口退稅金額就等于我國社保基金資產總額的62.4%，是基本養老保險基金資產總額的4.4倍。
又如，清華大學微電子所所長魏少軍教授指出，我國每年用于集成電路的研發總投資才45億美元，不到300億元人民幣，僅占全行業銷售額的6.7%，不到英特爾一家企業的一半。[29]集成電路的研發投資總額只占2017年我國外匯占款的1%，占該年出口退稅的約2%。我國有錢用出口退稅補貼外國消費者，卻沒有錢大力支持集成電路的研發！在這種情況下，我國將如何與發達國家在核心技術上展開競爭呢？只要進出口貿易達到平衡，國家財政使用相當于2017年外匯占款金額的鑄幣稅的十分之一，就可以將集成電路的研發投資增加十倍！
五、自主國內市場、進口替代與突破“中等收入陷阱”
自主掌控國內市場，為本土核心技術創新提供有保障的市場，這是歷史上所有成功崛起國家的最基本的歷史經驗。本文之所以提出率先取消外資企業的出口退稅、對我國出口產品征收高出口稅并在一段時間內對民營企業出口過剩產品實行統購統銷，重要的目的之一就是為民營企業的大發展和大規模進口替代提供戰略性國內市場空間，從而推動我國經濟發生深刻的結構性變革。
在過去的八年間，筆者一直在講，如果外資企業將其產業鏈特別是對我國經濟負面影響最大的加工貿易從我國遷走50%，中國民營企業的春天就到來了！因為只有這樣，我國才能給民營企業騰出更大的產業發展空間，使其大幅度地增加投資機會，特別是在外資占據我國價值鏈高端的情況下更是如此。在外資企業從我國遷走50%的同時，它就給中國民營企業騰出了巨大的國內市場空間；同時，由于遷走的50%的外資再也不能在國內直接銷售了，它如果想通過出口將產品銷售到中國，就必須繳納進口關稅，國內市場因此就可以得到保護。那么，50%的外資遷離中國，將為我國民營企業的大發展提供多大的市場空間呢？
以美國在華企業為例。根據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的數據，2015年美資企業在華銷售額高達4814億美元，遠高于中資企業在美256億美元的銷售額。[30]按照這一數據進行計算，2015年美國實現對中國“投資順差”為4558億美元(4814億美元-256億美元)。又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15年中國對美貨物貿易順差為2610億美元，其中54.2%也就是1415億美元是由外資企業所實現，中國對美服務貿易逆差為333億美元。如果按照從事貿易和投資的企業的國家性質進行計算，那么，2015年中國企業對美貿易順差總額為862億美元（2610億美元-1415億美元-333億美元）。將“投資順差”和貿易順差進行加總，我們可以看到，2015年中國對美“貿易和投資逆差”高達3696億美元（4558億美元-862億美元），中國企業為了獲得對美862億美元的貿易順差，竟然損失了高達4558億美元的國內市場。這說明：如果將直接投資考慮在內，美國不僅對華沒有貿易和投資逆差，反而具有巨大的順差！美國在華企業在沒有通過國際貿易的情況下，其產品隱蔽性地大量占據著我國國內市場！如果將日本、韓國和西方所有發達國家在華跨國公司都考慮在內，我國國內市場被其支配的狀況將是驚人的，其后果也是嚴重的，筆者在以往的論文中對此已有許多探討，但并沒有討論它對我國進口替代工業化的危害，本文僅以存儲芯片的案例說明這一問題。
近年來，長江存儲等我國一批企業開始攻關存儲芯片，意圖突破三星、SK海力士、東芝和鎂光等廠商對中國市場的支配。然而，為了狙擊中國存儲芯片，特別是為了狙擊長江存儲2019年的大規模生產，三星采取了三項重要措施。“一是三星刻意控制產能，防止存儲芯片價格下滑。由于三星可以控制產量，直接導致美國一些半導體設備廠商的設備出貨量在短期內下滑了20%左右。三星之所以要這樣做，極有可能是想在國產存儲芯片上市前，再大賺一筆錢，存儲充足的彈藥，為將來和國產存儲芯片打價格戰做準備。另一個消息是三星在不久前宣布其第五代V-NAND正式量產。……如果國產存儲芯片上市之時，三星開始暴增產能，而且是最新的第五代V-NAND，國產存儲芯片將面臨技術和成本雙重競爭，將會處于非常不利的局面。”[31]第三項措施是在中國開辦新工廠。據報道，2018年3月，三星在西安舉行存儲芯片二期項目開工奠基儀式，總投資額為70億美元，這是三星繼2012年在西安投資100億美元建立電子存儲芯片項目后再次追加投資。三星在中國開辦新工廠無疑是針對長江存儲等我國存儲芯片的幼稚工業而來的，一些文章的題目就表達了作者對這種態勢的憂慮，例如，“豪投70億美元！三星又一次在中國開建工廠，將與國產存儲一決高下”，“三星出手，投資70億在國內建新廠，國產芯片再難翻身？”，等等。
進口替代是指進口被國內工業所替代。長江存儲所從事的事業無疑是進口替代工業化，但在與三星等國外廠商的競爭上，它所建立的幼稚工業在剛開始量產的時候無疑處于劣勢地位，因為技術人員、管理者和工人只有通過“邊干邊學”，才能學會以發達國家的標準高效地利用技術，他們需要時間積累生產、技術和管理等方面的經驗，特別是在大規模生產存儲芯片這種尖端技術上需要比一般工業更加復雜的經驗。在這種情況下，進口替代工業就需要關稅保護，以便使其安然渡過陡峭的學習曲線，這就是美國第一任財政部長漢密爾頓早在1791年就已提出的“幼稚工業保護理論”。從英國到20世紀下半葉的韓國，歷史上所有成功崛起的國家都經歷過這種“幼稚工業保護”的進口替代工業化階段。
“幼稚工業保護”的實質是市場保護，因為幼稚工業渡過陡峭的學習曲線需要其成長的戰略性市場空間。就中國存儲芯片而言，如果限制三星在華進行直接投資，中國就可以使用關稅保護手段應對三星以摧毀長江存儲等幼稚工業企業為目的的低價傾銷。正是為了防范中國出現競爭者，同時也是為了預防中國對幼稚工業采取關稅保護的手段，三星早在2012年就在西安通過建立存儲芯片生產工廠提前進行了戰略布局，而2018年3月的追加投資更是直接地瞄準了2016年才建廠的長江存儲。在三星于我國進行大量直接投資的情況下，關稅保護的手段已毫無作用可言。如果三星打價格戰，長江存儲將面臨陷入虧損和無力追加研發投資的嚴峻考驗；假如政府對其提供補貼，其效果也遠不如關稅保護。假如在政府大量補貼之下，長江存儲還不能戰勝三星的話，政府的這種干預行為就成了新自由主義者攻擊產業政策的口實。因此，產業政策的成敗取決于其自身正確與否以及為其提供理論指導的經濟學類型。[32]
通過以上討論，讀者不難領悟高出口稅戰略對于我國自主掌控國內市場、推動民營經濟大發展和實施進口替代戰略的重大意義，不難理解它對于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性作用。有世界經濟史上血淚斑斑的教訓，我們豈能重蹈令人悲嘆的歷史覆轍——“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后人而復哀后人也”？故而，請允許筆者以六年前一篇論文中的兩段話作為本文的結束語：
以貿易保護為基礎的進口替代是落后國家產業升級的基本途徑和自主創新的基礎。如果我國永遠實施自由貿易政策，那么，高端產業（或產業價值鏈高端環節）的進口替代就無法展開；而如果要實施進口替代戰略，那么就必須對高端產業的國內市場進行關稅保護，但按照目前外國直接投資在中國的發展趨勢，這種關稅保護將無法達到保護民族企業的目的，反而保護的是跨國公司的既得利益。這就是我國在將來如果對國內市場進行保護將不得不面對的世紀性難題，這個難題就是拉丁美洲國家長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不能自拔的主要原因。
與19世紀下半葉美國保護主義的進口替代工業化時期嚴厲拒絕外國直接投資不同，拉丁美洲國家的進口替代工業化戰略卻指望外國直接投資給其帶來福音。其結果是，雖然拉丁美洲國家實施貿易保護主義的目的是讓民族企業獨享國內市場的工業化收益，但是，在外資企業控制了拉丁美洲國家國內經濟的情況下，這種貿易保護反而成了跨國公司在關稅保護之下利用壟斷地位在拉丁美洲國家國內市場攫取巨額利潤的工具。因此，拉丁美洲國家試圖通過貿易保護改變其不利國際分工地位的努力又完全被外國直接投資所瓦解，這是拉丁美洲國家進口替代工業化戰略在其后期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也是拉丁美洲國家即使實行貿易保護也無法改變其依附型經濟命運的基本原因；同時，它也是19世紀的美國之所以能夠超過英國成為世界頭號工業強國的秘訣：在實行貿易保護的同時必須排斥外國直接投資。[33]
注釋：
[1]本文根據筆者在2018年12月13—14日給研究生授課的錄音和12月23日所做學術報告的PPT整理修改而成，完稿于2018年12月31日。
[2]賈根良.只有保護民族經濟才是應對中美經濟戰的正確選擇.（2018-09-05）.http：//www.cwzg.cn/theory/201809/44331.html.
[3]賈根良.我國對出口美國產品征收出口稅將使美國一敗涂地.公眾號“賈根良經濟學”，2018-12-13.
[4]外媒關注：中國11月對美貿易順差創新高.（2018-12-09）.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19341384401098333＆wfr=spider＆for=pc.
[5]2009年進出口數據：去年貿易順差減少三成.（2010-01-11）.https：//business.sohu.com/20100111/n269498285.shtml.
[6]美商務部.美國2016年貿易逆差中國占比47%.（2017-02-08）.https：//finance.qq.com/a/20170208/017632.htm.
[7]鄂永健.貿易戰對中美兩國物價影響的深度分析.（2018-06-16）.http：//finance.sina.com.cn/zl/bank/2018-06-16/zl-ihcyszsa2792607.shtml?tj=none.
[8]鄂永健.貿易戰對中美兩國物價影響的深度分析.（2018-06-16）.http：//finance.sina.com.cn/zl/bank/2018-06-16/zl-ihcyszsa2792607.shtml?tj=none.
[9]中國商務部.關于中美經貿關系的研究報告.商務部官網，2017-05-25：24.
[10]中國商務部.關于中美經貿關系的研究報告.商務部官網，2017-05-25：24.
[11]中國商務部.關于中美經貿關系的研究報告.商務部官網，2017-05-25：25.
[12]賈根良.解決“美元陷阱”和人民幣匯率問題的正確思路.廣東商學院學報，2010（4）.
[13]賈根良，劉琳.中國稀土問題的經濟史透視與演化經濟學分析.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4）：136-144.
[14]賈根良.擴大進口戰略的隱憂與國民經濟平衡增長新論.當代經濟研究，2012（12）.
[15]肖立晟，袁野.若對2000億美元中國產品加稅，美國通脹幾何.中國經濟時報，2018-08-15.
[16]黃樹東.科學辯證看待貿易戰對中國和美國的真實影響.中國經濟導報，2018-08-02.
[17]陳驍，魏偉，楊璇.詳解美國2500億加征關稅清單.（2018-07-12）.https：//www.sohu.com/a/240790696_313170.
[18]2015年1月1日起，部分產品出口退稅率再度調整，其中紡織品服裝出口退稅率提高至17%，實現全額退稅。參見紡織產品出口退稅率再度調整 部分提高至17%.（2015-01-07）. http：//www.chinairn.com/news/20150107/110241239.shtml。2018年9月和11月兩次提高出口退稅率，機電類產品和紡織類產品受益最大。財政部于2018年9月15日起對機電、文化等產品提高增值稅出口退稅率，最高達16%。
[19]李永.中美貿易戰峭壁下的“關稅之傷”，美國利益首當其沖.（2018-07-04）.http：//baijiahao.baidu.com/s?id=1605044694378992583＆wfr=spider＆for=pc.
[20]國家統計局：中國農民工達2.8億人 月均收入3485元.（2018-04-27）.http：//baijiahao.baidu.com/s?id=1598876545591281866＆wfr=spider＆for=pc.
[21]聶輝華.為什么“中國制造”在美國更便宜？.經濟學家茶座，2010（48）.
[22]海關總署：2017年貿易順差為2.87萬億 收窄14.2%.（2018-01-12）.http：//money.163.com/18/0112/10/D7UM7I5C002581PP.html.
[23]財政部2017年財政收支情況新聞發布會實錄.(2018-01-25).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590561373630117325＆wfr=spider＆for=pc.
[24]賈根良.外儲問題的根本在于外資和美債.中國經濟周刊，2011（38）：20-21.
[25]賈根良.新李斯特經濟學作為一個學派何以成立？.教學與研究，2015（3）：16-17.
[26]賈根良.新李斯特經濟學作為一個學派何以成立？.教學與研究，2015（3）：16-17.
[27]賈根良.外儲問題的根本在于外資和美債.中國經濟周刊，2011（38）.
[28]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社保基金年度報告（2017年度）.(2018-07-31).http：//www.ssf.gov.cn/cwsj/ndbg/201807/t20180731_7417.html.
[29]來莎莎，李娜，錢童心.“芯”痛之下，中國如何破局.第一財經日報，2018-04-18.
[30]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關于中美經貿摩擦的事實與中方立場.（2018-09-24）.http://www.gov.cn/zhengce/2018-09/24/content_5324957.htm#1.
[31]鐵流.三星抑制存儲產能賺取高利潤 國產存儲芯片恐被狙擊.（2018-07-17）.http：//www.sohu.com/a/241639229_119709.
[32]賈根良.開創大變革時代國家經濟作用大討論的新綱領.政治經濟學報，2017（1）.
[33]賈根良.新李斯特主義：替代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新學說.學習與探索，2012（3）.編者對這兩段話的部分文字作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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