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倫為什么判斷錯誤？
（2022年6月12日）
美國又一次掉進了停滯膨脹的經濟陷阱，今年第一季度GDP的增長率為負的1.5%，1月份的CPI卻創下了40年來的最大增幅。而40年前的1982年美國才剛剛開始從上世紀70年代陷入的停滯膨脹困境中走出來。
任何陷入通貨膨脹的國家都脫不了政府政策的責任。曾經擔任過美聯儲主席的現任美國財政部長耶倫日前就承認，她去年公開發表過“通脹上行不會造成持續性問題”的看法，而這個判斷是錯誤的。去年美國就頻繁出現供應鏈斷裂的現象，而耶倫當時認為這只是新冠疫情造成的暫時現象，很快就會消失。在此基礎上，她做出了通脹上升不會造成持續性問題的錯誤判斷。
現在事實已經證明耶倫去年的判斷是錯誤的。可是問題在于耶倫為什么會做出這樣的錯誤判斷。
耶倫是曾經長期在大學任教的職業經濟學家，其丈夫是著名的經濟學家阿克勞夫，阿克勞夫獲得過諾貝爾經濟學獎。耶倫這樣一個有充分理論素養的人對經濟走勢的判斷出現重大失誤，當然會使人聯想到她信奉的經濟學說本身是否出了什么問題。
至少可以找到三個原因來說明，為什么耶倫對美國宏觀經濟走向的預判出現了重大錯誤：第一個原因是她低估了新冠疫情沖擊宏觀總供給的長期性和嚴重性；第二個原因是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根深蒂固地輕視通貨膨脹危險；第三個原因則是她夢想復制靠國外經濟因素造成的“格林斯潘奇跡”。
新冠疫情在美國大爆發以后一年多，美國出現了嚴重的供應鏈斷裂問題。在一個政府幾乎不對物價作任何管制的國家中，這樣的產品供不應求幾乎總是會很快導致普遍的物價上漲。當時耶倫強調供應鏈斷裂是新冠疫情造成的暫時性沖擊，其潛在的意思是認為新冠疫情本身會很快結束，它對供應鏈的沖擊不會長久。這本身就是低估了新冠疫情沖擊宏觀總供給的長期性和嚴重性。在那之后的一年中，美國的新冠疫情不僅沒有結束，反而一度加重，這通過病害減少了勞動力供給和正在工作的勞動者，直接減少了產品供給，最終加劇了通貨膨脹。這應當是耶倫當時沒有料到的。
那時我也寫過一篇文章談新冠疫情對經濟的影響。我那時強調的是疫情影響經濟的復雜性，指出疫情既會減少總供給也會減少總需求，而且它會通過減少勞動者收入而減少以后時期的總需求。但是我當時也低估了新冠疫情的長期性和嚴重性，因此沒有足夠地考慮疫情減少勞動供給的程度，而更多地把注意力放到了疫情造成的失業對人民的收入從而以后的總需求的影響上，據此著重主張直接增加政府給人民的轉移支付來抵消疫情對宏觀總需求的不利沖擊。
幸而我對疫情長期性和嚴重性的低估沒有使我提出更多有害的錯誤政策主張。美國民主黨的拜登政府顯然過高估計了新冠疫情對美國宏觀總需求的沖擊，竟然以強有力的擴張性貨幣政策來應對新冠疫情的經濟后果，還實行大規模的財政擴張政策以投資于基礎設施。以財政資金投資于基礎設施在長期中對美國經濟益處極大，但是在新冠疫情肆虐時作這件事，卻干的不是時候。這是在不適當的時機作一件應當以后作的事，它加劇了通貨膨脹的壓力。耶倫本人肯定對這樣同時實行大規模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負有責任，而他們這樣作的首要原因，應當是他們沒有想到新冠疫情會這樣長期而嚴重，特別是沒有想到新冠疫情通過減少勞動力而損害宏觀總供給的沖擊會這樣長期而嚴重。尤其是基于這樣的錯誤預估而實行的強勁擴張性貨幣政策，直接引發了目前美國出現的高通貨膨脹。
不過，耶倫去年嚴重低估美國面臨的通貨膨脹風險，并不僅僅是由于她低估了這次的新冠疫情沖擊宏觀總供給的長期性和嚴重性。耶倫低估通貨膨脹的風險，更是基于美國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根深蒂固的認識缺陷。耶倫的丈夫阿克勞夫是著名的中生代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耶倫本人也可以算作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信奉者。眾所周知，美國主流的宏觀經濟學分為凱恩斯主義和保守派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兩大家，在這兩大派中，我更多地支持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新自由主義的宏觀經濟學否認宏觀經濟領域中的市場失靈，導致它有關失業和經濟衰退的預判往往出現嚴重錯誤。但是凱恩斯主義的宏觀經濟學也有許多嚴重的缺陷，而它的根深蒂固的毛病之一就是往往低估了出現通貨膨脹的可能性。這一次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沒能預見到嚴重通貨膨脹的出現，正好重演了他們半個世紀前犯過的錯誤，那時他們就過度地實行擴張性的宏觀經濟政策，而沒能預料到20世紀70年代西方出現的嚴重通貨膨脹和停滯膨脹危機。
我對市場經濟中供給過剩的常態作了深入的觀察、思考和分析。這一研究正好可以說明，凱恩斯主義經濟學低估通貨膨脹風險的思維習慣，其實來源于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在經濟理論上的根本缺陷。
雖然凱恩斯主義經濟學不像新自由主義經濟學那樣基本上否認市場失靈對宏觀經濟運行的影響，但是它仍然不愿意放棄對單個產品市場上供求相等的迷信，實際上還是不相信在價格形成機制上市場會失靈。因為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們仍然迷信單個產品市場上會形成使供求相等的均衡價格，他們就不能認清供求不相等與價格變動之間的動態相互作用，從而不能從產品供應鏈的斷裂中預見到嚴重通貨膨脹即將來臨。
由于仍然相信單個產品市場上會形成使供求相等的均衡價格，大多數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不相信在達到美國標準的“充分就業”狀態時經濟中已經在孕育著出現通貨膨脹的過熱沖動，這導致他們在通貨膨脹正在出現時仍然主張實行擴張性的宏觀經濟政策。美國經濟學界有一個“失業率為5%時就已達到充分就業”的經驗定律，根據這個經驗法則可以很容易地推斷，美國的失業率下降到5%時整個經濟就會出現通貨膨脹率加速上升的可能性，即使當下的通脹率仍然接近零，也應提高對通脹出現的戒備，不應再實行擴張性的宏觀經濟政策。而美國的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每當面臨失業率已經下降到5%的經濟形勢時卻慣于推行強勁的擴張性宏觀經濟政策，由此而導致了嚴重的通貨膨脹。
2021年拜登的民主黨政府上臺之前，美國的失業率就在特朗普執政下降低到了5%的所謂“充分就業的失業率”之下。雖然美國當時的通貨膨脹率還很低，但這只是因為企業在經歷了長期的需求不足后還沒有認識到生產過剩的程度已經降低因而還不敢提高產品售價。如果生產過剩的程度繼續降低，企業在經過足夠時間的觀察轉而確信生產過剩的可能已經很低后，就會提高自己的產品售價。在這樣的總需求擴張已經足夠而企業尚不敢大膽漲價的通貨膨脹間歇期，正確的宏觀經濟政策應當是停止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但是特朗普卻害怕緊縮性的宏觀經濟政策會增加失業影響自己的競選連任，因而堅決反對美聯儲采取任何收緊貨幣政策的行動。這就為2021年以后美國出現嚴重通貨膨脹做好了足夠的準備。
2021年民主黨的拜登取代特朗普執掌美國之后，本可以在上臺之初采取緊縮性的宏觀經濟政策適當冷卻美國經濟，這是避免美國陷入嚴重通貨膨脹的最后希望。但是耶倫等一眾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顯然是從他們那一貫低估通脹風險的經濟學范式出發，反而力推大力擴張宏觀總需求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這時候發生的新冠疫情大流行又打亂了經濟學家們對經濟形勢的慣性思維，給了耶倫等人過度擴張總需求以新的口實。結果就是美國嚴重的通貨膨脹不可避免。
耶倫曾經寫過專門的經濟學著作來討論20世紀90年代美國的宏觀經濟運行。顯然她想在自己任內復制美國經濟在世紀之交出現的“格林斯潘奇跡”。所謂的“格林斯潘奇跡”，是20世紀末21世紀初美國經濟中出現的反?，F象：失業率已經長期低于按過去的經驗值估算的“充分就業失業率”，但是通貨膨脹率一直很低，經濟增長率也比較高。其實當時我和其他許多經濟專家就已經指出，這個反常的“格林斯潘奇跡”是外部的經濟因素造成的：當時美國從日本、韓國和中國等東亞國家進口的大量廉價商品壓低了美國國內的商品價格，特別是當時正在經歷痛苦的通貨緊縮的中國向美國低價出口的商品激增，使美國可以在很低的通脹率下長期保持過低的失業率。這種靠進口低價產品而在低失業的情況下保持低通脹的局面，對當時執掌經濟政策的人當然是極其愜意的，這就難怪耶倫想在自己任內復制這樣的“格林斯潘奇跡”。也正是因為她有這樣的意識，她才會在當前美國通貨膨脹嚴重的形勢下力主降低中國產品的進口關稅，還想靠進口低價的中國產品壓低美國的通貨膨脹率。
但是，世紀之交美國靠進口低價產品而在低失業的情況下保持了低通脹，這種短期宏觀經濟上的好處也還是給美國造成了許多長期的害處：它同時也造成了美國巨額的經常項目逆差，讓進口的低價外國產品沖垮了美國本土的制造業，加劇了長期性的美國經濟衰落；而且這種暫時的繁榮并沒能保證整個經濟最終不發生衰退和危機。在這個過程中擴張貨幣供給催生了狂熱的金融投機，最終導致美國由次貸的壞賬而落入震撼世界的2008年金融危機。這整個過程能夠說明的恰恰是，在失業率已經過低的過熱經濟中，靠廉價進口商品來壓低物價以阻止即將到來的通貨膨脹并不是長遠之計，需要以貨幣緊縮來遏止通貨膨脹之日終將到來，而這種貨幣緊縮又會促發經濟衰退。
20世紀末的日本正處于泡沫經濟破滅后的通貨緊縮過程中，中國也落入了物價總水平負增長的嚴重供給過剩。那時的中國、日本甚至受東亞金融危機打擊的韓國都可以向美國大量增加低價商品的出口，幫助經濟已經過熱的美國抑制通貨膨脹，這是美國出現“格林斯潘奇跡”的國際環境。而今日的中國已經不是靠低工資維持出口產品競爭優勢的國家，工資的上漲已經使中國無法再向美國大量增加廉價產品的出口?，F在的世界上似乎也還沒有能夠替代中國向美國出口巨量廉價產品的其它來源。而在美國，特朗普在充分就業下仍然強力推行的擴張性宏觀經濟政策已經耗盡了微觀行為上維持低通脹的潛力，新冠疫情對勞動供給的沖擊更是從供給方面增加了推動成本和物價上漲的動力。在這樣的國內外環境下，耶倫靠增加廉價產品進口來復制“格林斯潘奇跡”的幻想難免成為泡影。而對美國來說更糟糕的是，這場罕見的高通脹極可能只是一場嚴重的停滯膨脹的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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