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0日，深圳寧南山發表文章《供應鏈應在國內再分布—從疫情看上海對全國的影響力》，主要從新能源汽車和集成電路兩個產業分析上海作為中國經濟中心對全國的影響力，認為上海在新能源汽車和集成電路在全國影響力過于集中，從這次疫情情況看，已經影響到中國的經濟安全。而且不僅在新能源汽車和集成電路兩個產業，而且還在醫療器械和制藥，船舶，航空工業方面，都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這里面就包括航母建造和C919飛機制造。
寧南山得出結論，由于全球化在倒退、疫情以及美國為主的國家對中國崛起的壓制，供應鏈在世界各國的分布不再是單純的根據成本、市場和效率，而是要考慮供應鏈的自主性和安全性。這次上海疫情，體現了上海作為經濟中心對于全國的影響力，尤其是汽車產業受影響巨大，需要考慮產業鏈在國內的再分布。盡管上海的GDP總量在全國占比并不太高，但對全國的影響卻不只是汽車，還有半導體，醫療制藥等等。與之形成對照的是，產業鏈高度全國分散的比亞迪，卻成為上海疫情下唯一沒有受到太大影響的汽車企業，銷量保持了增長。過去十來年，深圳就有不少企業逐漸轉移到了內地，比較典型的有富士康把大量產能搬遷到河南省，華為把總部搬遷到東莞，比亞迪在重慶、西安、長沙、青海、濟南等全國各地大量新投資設廠等等，我覺得這是雙贏的局面。這次上海的疫情，盡管對全國經濟影響很大，但是如果能夠影響和刺激供應鏈在全國再分布，越多的產業在國內實現轉移，實現多點分布和備份，降低單點出現問題對全國的影響，這對于國內的供應鏈安全以及全國打工者的個人選擇都會是一件好事。
我很認同寧南山的分析，將中國主要產業及產業鏈過于集中于我國東南沿海地區甚至集中于上海這樣的超大城市對我國產業鏈的全國布局和國家經濟安全以及實現共同富裕都是不利和不安全的，當前嚴峻的國際形勢和上海持續三個月的疫情也證明了這一點。我國應該從國家戰略安全的高度，從全國產業鏈安全和平衡的角度，從實現共同富裕的政治站位考慮這一問題，盡快調整全國經濟產業布局，使我國在面臨持續性、重大災難性危機時，不會出現全國經濟癱瘓和崩潰。
4月26日，我寫過一篇《從上海疫情思考中國如何應對日益嚴峻的戰爭和戰略安全風險》的文章，我在其中寫道：
“這次疫情發生后，上海這種超大城市的管理出現了問題，這或許不僅僅是上海的問題，而是所有超大規模城市的通病和共有隱患，再加上上海處于中國東部沿海，風險更大。超大城市一旦發生不可控的生物疫情，一旦遭遇外敵入侵或其它形式的戰爭，像上海這種超大規模城市一定會面臨嚴重問題，如大量超高層建筑、人口密集、生活物資保障、垃圾轉運、人員向外疏散轉移等等都會面臨重大危機，如果再加上斷電、斷水、斷氣、斷網等危機出現，這種超大城市立即就會陷入癱瘓、混亂甚至災難。”
“而且上海聚集了太多教育、科研、高端制造業資源，又是一個國際性金融中心，一旦出問題，必然引發全國性危機。2008年春節期間我國南方發生冰災時，我就在水、電、氣全停的湖南郴州，那一次我對電、水、氣全停狀態下的城市所遭遇的災難有了更深切的感受。千萬不要認為上海不會遇到郴州那種災難，當前的國際形勢十分嚴峻，加上美國及西方的無底線圍剿，什么意外都可能發生。”
“因此未來中國需要對大城市、超大城市的發展進行反思，這是一個事關國家戰略和整體安全的重大安全問題。未來中國城市發展之路一定要重新定義，要全面考慮國家戰略安全，考慮戰爭因素，考慮重大災難因素，考慮全國政治、經濟、教育、科研和金融的區域布局，將國家發展重點導向中西部地區、導向中小城市和城鎮，不能被沿海所困住，不能被房地產所綁架，將國家安全放在第一位，這是上海在這次防疫中的表現留給我們的重要警示和思考。”
現在我們再從以下六個方面進行深度分析。
第一，長期以來，我國將城市化和城市化率當作我國發展的一個重要指標，這一指標與GDP指標崇拜一樣對我國的發展產生了過于嚴重的依賴癥，也留下了嚴重的安全隱患，城市越建越大，大城市特大城市超大城市人口越來越多，重要的高校、科研機構、重要產業、產業鏈全都集中于東部沿海地區的超大規模城市，然后再從超大城市到海沿城市群、灣區，這樣中國的人口、經濟、制造業、產業鏈、財富就越來越集中于沿海超大城市，這種經濟和產業布局對國家戰略安全非常不安全，甚至存在著嚴重的安全風險，這次上海因疫情而停工停產三個月給全國造成嚴重影響就充分證明，我們不能盲目迷信城市化和城市化率，不能盲目迷信上海、深圳、廣州等超大城市，而應該從國家戰略安全考慮對產業鏈重新布局。
第二，當前的國際形勢十分嚴峻，臺灣仍然孤懸海外，臺獨勢力仍然十分猖獗，美國、日本等敵對國家勢力更是利用我國臺灣仍處分裂狀態而對我國進行軍事挑釁，美日都在叫囂要以武力干涉我國解放臺灣、統一祖國進程，這對我國構成了巨大的戰略壓力。我國將重要的教育、科研機構、重要產業和產業鏈主要布局在沿海超大城市，一旦發生重大災難乃至戰爭，必將影響我國整體經濟安全，也必然中斷我國整個產業鏈運行。這次上海疫情、上海停工停產造成我國汽車、造船（包括軍工）、半導體產業等等受到嚴重影響就對我國經濟布局提出了重要警示，絕不能將所有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里。
第三，我國中西部地區有廣袤的國土，有眾多的人口，有重要的能源基地、有充足的水資源，多年來我國一直在搞西電東送、西氣東輸、西數東算，而且在湖北、陜西、四川、重慶、湖南有重要的高質量大學，整體上能夠承接東部沿海地區向中西部地區的產業轉移和經濟遷移，能夠在中西部地區形成完整、安全的產業鏈。破除東部沿海地區經濟崇拜，破除超大城市崇拜，在中國整個國土上平衡經濟布局，對實現國家戰略安全有重大意義。
第四，從實現共同富裕和鄉村振興戰略考慮，我們也應該調整對中西部地區的戰略布局和產業布局。長期以來，我國經濟一直存在著東高西低的問題，東部經濟一直對西部經濟有碾壓態勢，這不利于全國經濟均衡發展，不利于共同富裕，不利于鄉村振興。只有東、中、西部均衡發展，只有將一些重要制造業、新興產業及產業鏈在全國均衡布局，平衡發展，才能既保證戰略安全，又能解決中西部地區長期甚至是永久落后于東部地區的問題，因此重新進行東部地區與中西部地區的產業和產業鏈布局既是一個經濟問題，更是一個政治問題。
第五，不能讓超大城市崇拜再繼續下去，這次上海疫情已經暴露出超大城市隱藏著的嚴重問題。未來我們可能還會面臨更嚴重的生物戰爭風險，還會面臨中國與美日之間發生軍事沖突的風險，還會面臨可能發生的能源危機、糧食危機、生活供應危機、電網崩潰、經濟蕭條造成的大量失業以及社會不穩定的重大風險。一旦大城市病集中爆發，大城市里的數千萬人口將面臨嚴重的生活保障問題、社會穩定問題、醫療保障問題，因此我們現在一定要深入進行城市發展規模極限、產業規模極限、人口規模極限、交通極限、經濟規模極限的研究，還要深入進行產業集中度過高對國家經濟安全帶的負面影響的研究。我們不能再以大城市、特大城市、超大城市、城市群的趨勢來規劃我國經濟，而應該向著中西部地區、向中等城市及城鎮調整，向著鄉村經濟、鄉鎮經濟發展，以減輕特大城市病給我國戰略安全風險，以解決我國區域經濟不平衡風險。
第六，在全國經濟布局方面，我們不能盲目崇拜自由市場經濟那一套，不能任由城市向著越來越大的方向發展，不能將國家產業鏈、高端制造業全都放在像上海這樣的大城市，而應該由國家主導，重新規劃，政府推動，全國布局，這既是一個經濟問題，也是一個民生問題，還是一個國家安全問題，因此這是一個重大的政治問題。東中西部平衡、南北平衡、城鄉平衡、大城市與中小城市平衡，應該是我們把握的一個重要尺度，不是絕對平均，但一定要強調平衡，這對中國未來數十年甚至百年的經濟健康發展、國家戰略安全、人民共同富裕有重大意義。
現在到了需要深刻反思反省的時候，只有深刻反思反省，認識問題，看清前路，才能均衡發展，才能行穩致遠，才能消除戰略安全隱患，才能在危機到來時能夠從容應對，才能在戰爭來臨時能夠有穩固的經濟體系、健康的產業鏈、穩定的社會運行，對中國來說，這可能是一個艱難的選擇，但卻是我們必須做出的重大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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