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前幾天，在一個什么什么首席經濟學家什么高端論壇上，黃市長提出，人民幣的發行不能再以美元為“錨”了，要以中國的什么什么商品、資產為“錨”，還有位“戎評”同志，對黃市長的這個建議大加贊揚。
黃市長提出的這個觀點，既有進步意義，也有極強的局限性！進步意義我認為有二：其一，終于公開了過去三十年內，人民幣發行居然以美元為“錨”的事實（其實是以引進的美元外資和出口創匯得到的美元為“錨”），這簡直是愚蠢至極、罪大惡極。不禁讓人追問：人民幣發行居然以中國美元外匯儲備為“錨”，這是誰的決策？有貨幣常識嗎？有經濟常識嗎？有貨幣發行的主權和政權意識嗎？有獨立自主的意識嗎？不要說毛主席那代人會氣活過來，打這些人的臉，就是管子、秦皇、漢武、桑弘羊這樣的老祖宗，也會從棺材里爬出來，打這幫不肖子孫的臉。堂堂中華，貨幣術的發明者，居然上了美國人的當，把人民幣發行以美元為“錨”，受華爾街金融騙子控制。
人民幣發行權美元為“錨”，就是當年蔣介石發行金圓券的老做法。就是完全交出人民幣發行權，就是將中國萬劫不復的殖民地深淵。
當“人民幣發行權美元為‘錨’”，中國就不會再有“賣國賊”，只有“送國賊”。“賣國賊”好歹出賣了國家，還能給自己賺點錢。而“送國賊”則不然，白送國家主權，還附送一大堆“饒頭”，美其名曰“引進外資 、開放金融、開放市場、與國際接軌”，還生怕美國鬼子不要，天天擔心“資本外逃”，又是優惠政策、又是通過法律加以保護。
其二是如果人民幣發行不再以美元為“錨”，而是以中國的什么什么商品生產和什么什么資產為“錨”，那至少意味著在表面上中國急得了貨幣發行的獨立自主權，似乎是一種進步。
這兩個進步，第一個是實的，第二個是虛的。這兩個進步，值得不值得贊揚呢？我認為不值得。不但不值得贊揚，而且還在重點批評。
我只能說，黃市長，其實并不懂貨幣：講人民幣發行以什么什么為“錨”，就是不懂貨幣的一種表現。
“戎評”提到俄羅斯油氣出口用盧布結算支付，迅速扭轉了盧布匯率下跌的局面。他說，你們看看，油氣成了盧布的“錨”，盧布就堅挺了。所以，中國人民幣發行也要以中國什么什么大宗商品、資產為“錨”，人民幣也必然堅挺。
但“戎評”沒有考慮到：第一，俄羅斯油氣出口用盧布結算支付，和盧布發行有什么關系？沒有關系。第二，俄羅斯國內的盧布發行，還能靠和油氣掛鉤嗎？不能吧！那么，以什么為依據發行盧布呢？
黃市長說，人民幣發行，“錨”在中國什么什么資產上，比如，中國的土地、礦山、森林、銀行、大型國企上吧，或者說，“錨”在天安門上吧。那么，是不是說，中國為了保證人民幣信用堅挺，也必須如俄羅斯對外國出售石油那樣，向私有資本出售中國的這些資產呢？比如出售天安門。為了貨幣的堅挺，而出售這些資產，不就是賣國嗎？
把人民幣“錨”在中國的什么什么資產上，何其荒謬！簡直不可容忍。
大清朝也有位貨幣專家，叫王茂蔭，他就主張發行貨幣，要“錨”在大清朝國庫的白銀上，就是必須給自己發行的鈔票以兌換白銀的承諾。王茂蔭的這個建議，被咸豐帝痛斥：只考慮商賈的利益，不考慮朝庭的利益。可兌換成白銀的鈔票發出后，向普通百姓采購商品，普通百姓未必有能力向皇上要求兌換白銀，但是，大商大賈最能得到這些白銀，并有能力向皇上要求兌換白銀；如果發行的鈔票不可兌換白銀，那么，大商大賈便會抵制其流通。王茂蔭建議把大清的鈔票發行“錨”在庫銀上，大清朝哪有那么多白銀供兌換？黃市長建議把人民幣“錨”在國有資產上、“錨”在天安門上，那中國當然有足夠的國有資產供出售。不過，把國有資產都出售了，國家還有什么，人民還有什么？把天安門出賣了，“皇上”住哪里？
誰會向皇上發行的貨幣要信用保證？忠臣良將會嗎？不會，他們拿著皇上發行的紙鈔，替政權、人民辦事，只希望紙鈔能夠順暢流通，會不向皇上要信用保證。普通小商人、百姓，也不會向皇上要貨幣的信用保證，即使貨幣貶值，他們也沒有能力向皇上表達太多不滿。只有相互勾結的大資本、大商人、權臣，才會向皇上發行的貨幣要信用保證，要貨幣“錨”在什么黃金、白銀、國有資產上。因為，大資本、大商人、權臣們相互勾結，讓他們接受皇上發行的貨幣，他們就向皇上講條件，就提出要皇上把貨幣“錨”在什么國有資產上，其實是覬覦這些國有資產。黃市長的“錨”論，表達的就是中國各路私有資本的要求，特別是國際壟斷資本和國內買辦資本的要求，所以，我覺得黃市長的這個“錨”論，欺騙性極強，危害性極大。
咸豐帝對王茂蔭的痛斥，是很道理的。他接受了另一位大臣肅順的建議，發行不可兌換白銀的鈔票。但，由于大清朝沒有強大的國有經濟體系，各種私有資本太過強大，所以，這種不與白銀掛鉤的貨幣當然受到私有資本抵制，財政問題并未解決。
解放大清朝財政問題的根本出路在于建立強大的國有經濟，那當然建立公有制更好。但是，咸豐帝已經無能為力了。、
今天，同樣，解決財政問題的根本出路，也并不光是發行貨幣，而是建立強大的國營公有制經濟體系，至少是國有工、農、商業經濟體系，并壟斷貨幣發行。在當前中國貨幣發行旁落于各種資本的情況下，讓人民幣錨在什么銀行、國企、土地、礦山、森林、河湖等國有資產上，那就意味著國家必然失去這些國有資產！
黃市長的立場，我認為應該沒有什么問題。但是，對貨幣本質的認識，我認為錯得離譜，如同王茂蔭。認識上的錯誤，后果也很嚴重呀。
黃市長，“戎評”同志，請你們原諒，我講話有時很“沖”。
所謂貨幣“錨”的觀念，我認為就是一個針對中國的金融思想誤導！
“戎評”同志舉了個俄羅斯油氣出口用盧布結算的例子，來支撐黃市長的人民幣發行以中國什么什么資產為錨的觀點，其實是“風馬牛不相及”，關公戰秦瓊，根本挨不上。
按照互相尊重主權、平等互利的原則，一國的貨幣只能在本國經濟主權范圍內發行，并不能發行到別的國家。我們不允許別人控制我們的貨幣發行，我們也不去控制別的國家的貨幣發行。這才是相互尊重。
俄油氣出口用盧布結算，只意味著俄羅斯收回了盧布在其對外貿易上的結算權、支付權，還有油氣的定價權，甚至還自主控制了盧布的匯率，但，這和盧布的發行問題根本沒有什么關系。
俄通過收復盧布結算權，俄羅斯主權銀行手里也有了英國兌換來英鎊、法國兌換來的法郎、德國兌換來的馬克、美國兌換來的美元等等外匯，英國、法國、德國、美國就必須對俄進行價格合理、范圍合理的正當貿易，以回收這些英鎊、法郎、馬克、美元、歐元，必須保持和俄羅斯的經濟貿易往來，這就打破了美國人發起的所謂制裁、封鎖！甚至，俄羅斯還可以憑借油氣出口，給英法等國家提點政治條件，這意味著掌握了政治、經濟、外交上的主動權。
二
在貨幣發行問題上，我和主流經濟金融貨幣領域的各派最大的差別，是“幣”與“貨”的關系問題。簡單地說，我認為“幣”是第一位的，“貨”是第二位的；是“幣”決定了“貨”，而非“貨”決定“幣”，“幣”發行到哪里，相應的“貨”走到哪里。而絕大部分主流經濟金融貿易貨幣學者，甚至是中國的相關教科書，都認為是“貨”是第一位的，“幣”是第二位的，是“貨”決定“幣”。
以筆者井蛙之見，不管是學馬列主義的，還是學西方經濟學的，在這個問題上，我尚未看到他們有什么區別，都異口同聲地認為是“貨”決定了“幣”。
顯然，筆者非常孤單，“寡人”一個。
兩種貨幣觀，差之毫厘，繆以千里。
所謂“貨幣錨”的觀點，即是“貨”決定“幣”的典型表現。
動輒強調貨幣的信用，也是“貨”決定“幣”論的典型表現。
以筆者個人的經驗，“幣”決定“貨”論，是中國古代王朝和毛主席在經濟實踐上采取的觀點。或者說，筆者的“幣”決定“貨”論，是對中國古代王朝、共產黨毛主席在革命根據地、新中國建立后的貨幣實踐的總結。
筆者同樣認為，“幣”決定“貨”的觀點，在西方資本主義世界很流行，直到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才被“幣”決定“貨”論取代。筆者相信這是美國人模仿新中國、模仿毛主席的結果。
相反，在中國，進入改革開放之后，我們拋棄了“幣”決定“貨”論，而采取了“貨”決定“幣”論。
兩種不同的貨幣觀，簡要而重大的區別在于：
筆者，因為強調“幣”決定“貨”，所以，不單單強調貨幣發行數量，也必然強調貨幣發行領域、對象、方式及貨幣回收，能夠把貨幣發行的內容區分為發行對象、發行領域、發行方式、發行數量，以及貨幣回收。認為貨幣發行決定了商品生產的數量、種類和流通方向（流向政權）。強調政權為了控制商品生產的數量、種類、流動方向，必須完全或者大部分地壟斷貨幣發行，根據政治、經濟、軍事、外交需要，突出重點，按照比例，決定貨幣發行對象（國營企業，還是私有企業）、發行領域（工業、農業、商業，還是其他第三產業）、發行數量、發行方式（即撥款，還是貸款）、發行時機，和貨幣回收，一邊發行貨幣、邊以某種方式回收貨幣，這就控制貨幣的整個流通過程，從而迅速、高效、準確、有目的地動員主權范圍內的人力物力、分配行業領域勞動力資源、平衡行業利益，支撐國家動員能力，滿足政治、經濟、軍事和外交上的需要。另外，各行業貨幣發行數量之比，也構成了各領域貨幣發行比例，要讓重工業、輕工業、農業、商業、其他服務業等各行各業按比例、高速度健康發展，就必須考慮到這個比例。我反對再用“綜合國力”、GDP來衡量一國有所謂實力，我建議用動員能力來衡量國家的實力。
再強的生產力、再完備的生產要素、再多的勞動力、再豐富的資源、再先進的科技，如果政權動員不了、不能為我所用，或者動員成本太大、動員速度太慢、動員效率太低，都仍然不構成國家的實力。而控制貨幣發行，是動員能力的重要支柱。
因為強調貨幣發行是政權動員能力的支撐，所以，強調貨幣發行的政權屬性，即不能允許別的什么勢力發行貨幣而隨意動員人力物力。也強調貨幣發行的主權屬性，不允許外國勢力竊取我貨幣發行權以動員我國人力物力。
而曾經流行于西方資本主義世界、今天又流行于中國的“貨”決定“幣”論，只考慮到貨幣的發行數量，并未考慮貨幣的發行領域、對象、方式、時機、各行業貨幣發行比例。甚至，也未充分考慮到貨幣的回收問題，或者即使考慮到了，也不對公眾明確講出來。當然，也不可能考慮到貨幣發行的政權和主權屬性，當然也不會防止國內某種勢力和國外某種勢力對本國人力物力的盜竊性動員。所以，我認為“貨”決定“幣”論，即“錨”的觀念，是對中國的一種刻意的誤導。
兩種貨幣理論，均起源于中國。皇上主張前者，權臣、豪強、財閥、大資本、大商賈主張后者。
中國古代是半國有制社會，“官山海”“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海之濱，莫非王臣。”“鹽鐵銅官方專營”“常平”“均輸”“確場”，政權壟斷貨幣發行，有占主導地位的國有工業、商業體系，政權抑制大商大賈、打擊土地兼并，保持農業生產的分散性，防止其構成對國有經濟的優勢。所以，我國古代王朝是“幣”決定“貨”論，而不是“貨”決定“幣”論，也堅決禁止“貨”決定“幣”，所以，也并沒有所謂“錨”之說。
“貨”決定“幣”論，近代，在西方理論和實踐上，都很盛行。直到1970年代初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那是因為西方資本主義和中國最大的不同是：一、中國是半國有制社會，“官山海”，且有強大的國有工商業體系，小農經濟比較分散；而西方是純私有制；二、在中國古代，貨幣發行權、經濟主導權均掌握于中央政權，而西方貨幣發行在銀行等私有金融資本手中；三、中國不允許豪強、權臣分割政權對貨幣和經濟的控制權，而西方則恰恰相反，保護大資本的利益，政權反而沒有貨幣發行權。
即使是西方的“貨”決定“幣”論，也還是講究貨幣發行的主權和政權屬性的。
西方貨幣的“錨”論，其實也是假的。盡管西方長期把自己的貨幣“錨”在黃金白銀上，但是，哪家銀行履行承諾、給客戶兌換白銀黃金？沒有。最著名的例子就是美國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美國拒絕為法國、英國用其手中的美元兌換黃金。
中國不可以效法美國的做法嗎？不可以。美國可以拒絕為法國、英國用美元兌換黃金，那是因為英法等國，均不敢反擊美國，美國可以欺負它們，即使如此，也導致英法的離心。中國現在不一樣，中國的買辦資本勢力相當強大，背后還有美國華爾街金融寡頭撐腰，中國如果把人民幣“錨”在什么國有資產上，那么，買辦資本在得到人民幣后，就會向政權提出要求，用人民幣兌換這些國有資產！到時候，真的連天安門都得賣給它們。
在西方銀行發行貨幣以黃金白銀為“錨”的時代，因為其黃金白儲量畢竟有限，與其工業生產和商品貿易所需要的貨幣量有很大差距，經常遭到“擠兌”，銀行業倒閉，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實質原因主是遇到了“擠兌”。對此問題，西方并沒有想到也不可能采取“公有制”生產、并將貨幣發行和公有制生產相結合，而是想到了在貨幣發行問題上搞投機，即發展了股票、國債、期貨、虛擬貨幣、外匯市場等金融市場，將中產階級手中的錢，最大限度地回收到大金融資本手中，防止擠兌，并積累金融資本。再者，就是金融資本聯合政府，控制大宗商品生產、定價和銷售，減少貨幣流通環節，把貨幣控制在自己手中，防止金融崩潰。
能把貨幣與大工業生產相結合，這是西方資本主義在貨幣發行問題上的進步，但邪惡的地方在于，大金融資本把醫療、教育、住房、人口等一切都商業化、商品化、市場化，操控商品和勞動力的定價，壓榨工人、擠壓資源、搶占市場，導致民不聊生、戰爭頻發！而戰爭的一個重要的目的就勒索白銀、搶占市場。這也好理解，白銀越多，金融資本就越強大。
西方的這種貨幣理論和實踐，一直持續到1970年代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布雷頓森林體系，是典型的“貨”決定“幣”論。但美國的黃金儲備再大，畢竟有限，不可能滿足其戰爭期間對貿易的需求。所以，布雷頓森林體系從建立那天起，對美元霸權就是一種潛在的“天花板”限制，即黃金儲備。筆者稱之為“黃金腳鐐”。據說，布雷頓森林體系是一位蘇聯間諜為美國設計的。如此事為真，那說明兩個問題：一是此蘇聯間諜及其背后的人，是真正懂貨幣的；二是美國鬼子太愚蠢了。據說，美國人背后有什么共濟會金融寡頭，那么，這說明至少二戰期間，這個猶太資本集團仍然不懂貨幣，所以，才上掉進了蘇聯間諜設計的金融陷阱之中。
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后，據流行的看法，美國與沙特等國陸續達成其石油出口用美元結算的協議，稱“石油美元”，所以美元繼續稱霸世界。前幾天，橋水資本的創始人達里奧在中國某大學的金融論是壇上，還這么講。這種觀點的錯誤有：
一是當美國宣布美元與黃金脫鉤后，美元信用立即崩潰了，歐洲人完全拒絕美元，此后的十年，美根本沒有什么世界霸權，而且美國相對老實得多，在蘇聯的戰略進攻面前，不得不采取守勢。
二是沙特等國石油用美元結算，只能局部地挽回美元信用，而不能成就美元霸權，因為，沙特等石油輸出國，還掌握著石油的定價，可以隨時漲價。
三是沙特等石油輸出國生產和出口的石油，對全世界沒有那么重要。比如，中國、蘇聯、法國這樣的大國，并不需要中東的石油，它們都是石油生產大國，所以，不會受“石油美元”的約束，美國控制了沙特石油，也不能控制這些大國。
再強調一下，美元霸權于1970年代末再次建立，與沙特等國石油出口用美元結算，沒有任何關系，而和中國、蘇聯兩國拋棄獨立自主的經濟、貨幣體系，分裂自己的陣營有直接關系（我只能說這么多）。達里奧先生在說謊，中國主流學界對這個問題的認識，很膚淺。
錯誤之四在于：即使沙特石油出口用美元結算，也不能稱“石油美元”，沙特等石油輸出國為什么接受其石油出口用美元而非本幣結算？美國有沒有滿足沙特等國的什么條件？有，即向沙特等國（即歐佩克組織）出口美國軍火，防衛這些國家，以反擊美國的另一個盟友以色列。沙特等國（即歐佩克組織）石油出口換來美元，而美元則可以采購到美國的軍火，對沙特等國來說，美元，實際上“錨”在了美國軍火上，稱“軍火美元”才更準確。
其他擁有美元的國家，應該也可以用美元向歐佩克組織采購石油。但這顯然會傷害這些國家的本幣結算權，成就了美元的結算權。實際上，蘇聯、中國當時并不曾用美元向沙特等國采購石油，因為他們都不需要沙特等國的石油。所以，沙特等國石油出口用美元結算并不能成就美元的霸權。
歐佩克和美國的關系，可以簡圖為：石油出口——美元——美國軍火。
那么，美國想采購歐佩克的石油，就必須向其出售軍火。要是歐佩克漲價，則美國軍火也漲價。美國對石油的需求量很大，也必然需要歐佩克國家進口的軍火增加，才能平衡這個以美元為媒介的貿易。而為了加大對歐佩克組織的軍火出口，則美國必須挑動歐佩克地區的軍事危機，讓其經常發生戰爭，即系列中東戰爭。為了讓中東動蕩，就必須加大對以色列的支援，為阿拉伯提供一個強大的敵人，從而形成一個惡性循環的大陷阱。所以，中東的災難，根源是美國。解決這個災難的根本辦法，就是中東擺脫美國的控制，讓其石油和美元脫鉤。
三
對于異國來說，比如沙特之于美國，其接受美元為石油出口的結算貨幣，還真的需要美國人為其美元提供一個沙特很需要的大宗商品為信用保證，即“錨”，美國人提供的這個大宗商品就是軍火。
沙特石油出口用美元結算，沙特就喪失了本幣結算權，沙特貨幣，在其對外貿易上，就處于無用的地位。盡管沙特和美國就石油價格、軍火價格大打價格戰，但是，最終，沙特因為沒有貨幣結算權，還是吃虧。占便宜的是美國軍火商和美國金融資本。
貨幣在本國主權范圍內發行，就不應該需要什么“錨”。
中國古代，在貨幣發行上，是不允許“貨”決定“幣”的。皇上發行貨幣，也沒有什么“錨”，中央采用發行貨幣的方式，調動人力物力，用以修長城、挖大運河、反擊匈奴，維護天下安定。貨幣發行，如同皇上的指揮棒，發行到什么領域，就將人力物力投入到這個領域，比如戰爭。發行給什么人，就賦予此人運用貨幣動員人力物力以修長城、挖運河、打仗的權利。是貨幣發行的領域、對象、方式、數量、時機，決定了人力物力投入方向、商品生產的種類、數量，并讓這些商品和勞動流向皇上需要的領域。所以，政權必須控制貨幣發行！依據自身需要決定貨幣發行數量、領域、對象、方式和時機。政權還必須控制貨幣發行機構，憑此控制貨幣發行，并防止貨幣發行權旁落。發行權一旦旁落于大商人、大資本，則這些大商人、大資本就可以動員人力物力！形成“財閥”，干擾中央的權威。
今天的馬粑子、柳教父、王大富、李半城、許皮帶、潘十億之類，其實就是控制了相當的貨幣發行權，所以，才形成尾大不掉之勢。
當然，應該考慮到，如果沒有強大的國有工、農、商業，即使政權掌握了貨幣發行權，對人力物力的動員能力，也很有限。私有經濟比重過大，就會抵制中央發行的鈔票，在出售商品時拒絕接受中央發行的紙鈔，即不承認中央的貨幣發行權，中央運用發行貨幣動員人力物力的能力就會受到損害。大明朝為什么滅亡？大明朝原本發行“大明寶鈔”這種貨幣，但大商巨賈權臣相互勾結，并勾結西洋人，大量進口白銀，其間的貿易用白銀結算、支付，將中央發行的“寶鈔”排斥出商品和資本市場。明中央在喪失了運用貨幣發行動員人力物力之時，便不得不依賴向私有大商巨賈收稅以滿足財政開支，必然捉襟見肘，受制于私有資本。所以說，白銀成為明朝的貨幣，決非是歷史的進步，而是中央政權瓦解的根源，是大明滅亡的經濟根源。
同樣地，大明的權臣、豪強、大商、巨賈，也極力底毀明中央的國有企業，指責太監濫權，必欲除之而后快。原因很簡單，國有企業的存在，妨礙了權臣、豪強、大商、巨賈等資本的利益。
今天，中國同樣有人指責國企“壟斷”，叫囂國有企業退出競爭領域，為“社會辦醫留足發展空間”“政府購買服務”。甚至還有人指責國有企業“剝削”。
國有企業存在不存在“剝削”？存在。國企工人創造的價值，是不是都歸了這家國企的工人？當然不是。國企工人創造的大部分價值并沒有給這些工人，甚至也沒有給這些國企，而是由政權支配，用于修長城、挖運河、修鐵路、抗美援朝了。
想想看，如果國有（公有）企業工人創造的價值全都歸了這些企業的工人或這個企業，那么，并不直接創造價值的解放軍、老師、醫生、科學家，靠什么打仗、吃飯、搞科研？這樣的企業，不就是私有資本的企業嗎？就不能再叫國有（公有）企業了。
現在國企使用“派遣工”，不負責工人醫療、教育、住房、養老等基本保障，不在我以上所說之列。
（已經太長了，還有些問題沒有說透，我只能以后再說。如果有人愿意，我們可以以中國貨幣史、西方貨幣史、中西方貨幣斗爭史、當前中國貨幣問題為題，做一些課題研究，對于當前的經濟金融斗爭將具有重大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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