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疫情這段期間，圍繞物資供應出現的各種亂象一直是一大嚴重問題，一是很多區域最后一公里，甚至最后一百米的運輸問題始終沒能解決好，這些天才開始見到好轉，另一方面，其中也不乏“投機倒把，發國難財”的情景，恍惚間彷佛從現實題材轉眼變成了歷史劇，穿越到了七十多年前的上海灘中。比如前些天剛爆出來的公寓負責人將獲得的捐贈物質跨區倒賣牟利一事，就頗有幾分當年KMT菁英們“前方吃緊，后方緊吃”的風采。
不過筆者注意到，在諸多議論中，有相當多的一些人將矛頭指向了所謂的“計劃經濟”，認為這些亂象正是近年來因種種社會矛盾而在思想上有所回潮的“計劃經濟”所造成的，還說什么“對于沒有經歷過計劃經濟的年輕人，這也是一個體驗和學習的機會”。
這個認識恰好觸及到了長久以來對計劃經濟的根本誤解和扭曲，筆者不由得見獵心喜，于是借此機會想就計劃經濟的前生今世做一簡要梳理。當然，這一話題的理論之復雜、歷史之沉重遠超筆者學識，只能管中窺豹淺做一家之論，歡迎大家指正。
在近幾十年通行的歷史解釋中，計劃經濟下的社會被形容成為一個低效、陳腐、官僚、荒謬的社會經濟體系，某種程度上被等效為了短缺經濟。在《不為公眾所知的改革》這本書中，作者以親歷者的身份回顧了80年代中期那場在整個中國現代發展史上的各個層面都具備重大影響力的“莫干山會議”。書中詳細描述了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內的著作《短缺經濟學》對那一代經濟學人的震撼和顛覆，以至于計劃經濟一定會導致短缺成為了經濟學界思想鋼印以及某種程度上的政治正確。
在這個經典解釋中，掌握了對市場絕對干預權的行政機構會扭曲價格信號，從而使得人們的需求效用無法真實反饋和評估，從而導致了價格的不對稱，即人們為了購買價格被控制的產品和服務而需要輪候。因為被切實需要的商品長期“供給不足”，輪候中的人們寧愿支付更高的價格，但是法律禁止他們這樣做，這時候就會出現黑市或非貨幣交易的方式，從而使得掌握了法律解釋權和執行權（也就是這一場景下的資源配置權）的人能夠擁有超額收入，以貨幣或人情等各種方式。
是不是聽起來就和現在上海的一些情況很像？
但這一切討論的前提，其實都是預設了一個先驗的條件“價格是唯一可以反饋人民實際需求的信號”，因此當價格被扭曲時，就必然會出現生產和消費的背離，導致過剩和短缺同步出現，并最終造就了分配的失衡。換言之，他們認為計劃經濟的本質是一種分配制度，而短缺以及因短缺造成的亂象，是一個分配的問題。
而這正是一個根本性的誤解，那就是計劃經濟從來就不是一個分配的制度，它是生產性的。計劃經濟是作為對市場經濟的批判和補充（否定以及否定之否定）而出現的，而市場經濟之所以被某種程度認定為是資本主義的核心，正是因為市場經濟指導和決定了社會生產的目的，使得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成為了社會經濟生產的主要方式，而這一切的論斷實質上都圍繞著“生產”在進行。
在政治經濟學的描述中，生產通常被區分為兩種目的，為了使用的生產和為了交換的生產。而市場經濟只有在產品被生產的主要目的是要通過市場進行交換的前提下才會出現并具備實質價值，而一旦生產的目的不再是使用而是進行交換，最大限度獲取能夠沉淀積累的交換價值（可以等效為資本）就成為生產的唯一意義，而在這個意義上，是沒有分配的地位的。
分配的作用突出的體現在對“交換價值”的評估和衡量上，市場經濟中所強調的“價格信號”正是對某一時刻某樣商品交換價值的貨幣體現，市場會自發地按照人們地需求以及愿意付出的貨幣計算出一個公允價格，如果這個價格高于成本，廠商就會加大生產提高供給；如果這個價格低于成本，廠商就會降低生產減少供給，最后在保障最大利潤地情況實現了生產品的分配——至于最終是有20%的需求得到滿足，還是60%的需求得到滿足，其實并不重要，因為支付不起能最大化生產者利益所對應價格的需求不被認為是有效需求，即所謂“價高者得”。
我們都知道一個經典的比喻，假如世界糧食減產10%，那么糧價漲多少？正確答案是漲到有10%的糧食消費需求不再是有效需求為止。所以我們可以發現，即便是市場經濟下，由于生產者最大化利潤的生產目的所需，其實價格信號也并不總能反應市場得真實和全部需求，也是被極大扭曲過的——和所謂被干預導致需求信號扭曲的計劃經濟一樣，總有一部分需求會被忽視和放棄，問題只在于是哪些？
而實際上的計劃經濟，則恰恰是試圖解決總有一部分需求被無視這一問題，試圖通過一種不依賴這種基于對額外交換價值占用為目的的市場交換體系來指導生產，有計劃的統計和預測全民需求，并生產足夠滿足每個人基本需要的產品，來做到“一個都不能少”。
當然，受限于生產力和計劃能力，所實現的效果不免大打折扣，但我們可以想象，難道在同樣的生產能力下，市場經濟就可以做到對需求的保障嗎?恐怕更加不能吧（這點看當代占了世界數量主體的廣大窮國們的情況就知道了）。而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哪一個更能促進生產力的發展，這是一個更大的話題，也和本文主旨沒有核心關聯，我們下次再討論。
回到上海。我們會發現，其實當前“爛蔬菜”暴露出的問題，除開最后一公里，一百米配送協調和運力瓶頸問題外，就是在生產（當然，這一場景下，生產體現在物資的配送能力上）被控制的情況下，為了實現盡可能大的所有者權益所制造出的價格扭曲。假如拋開捐贈救災物資的這個背景，其實質和奢飾品商人為制造供應不足從而抬高單品價格、打造品牌形象的策略并無不同。
所以問題的關鍵，不在于計劃還是市場，而是為什么這些人擁有了分配物資的權力。對此，馬克思有一段經典的論述：
活動和產品的普遍交換已成為每一單個人的生存條件，這種普遍交換，他們的互相聯系，表現為對他們本身來說是異己的、無關的東西，表現為一種物。在交換價值上，人的社會關系轉化為物的社會關系；人的能力轉化為物的能力。
交換手段擁有的社會力量越小，交換手段同直接的勞動產品的性質之間以及同交換者的直接需求之間的聯系越是密切，把個人互相聯結起來的共同體的力量就必定越大--家長制的關系，古代共同體，封建制度和行會制度。每個個人以物的形式占有社會權力。如果你從物那里奪去這種社會權力，那你就必須賦予人以支配人的這種權力。
在馬克思的理論框架中，日益進步的生產力會讓每個勞動者的勞動能力不斷增強時，也愈發只能作為原子化的獨立個體參與社會大生產。而此時，個體也就必須通過廣泛的交換來獲取自身生存所必需的商品——
打個比方，如果說農民還可以靠自己的家庭獲取衣食住行所需的大部分產品，實現自給自足的自然化小農經濟，那么一個現代的工人只能靠出賣自身勞動力獲取貨幣，然后去市場上購買其它所需的商品，因為他自己所生產的商品注定只是全部生活所需品類的極小一部分，在這種情況下，某種意義上人被商品所支配（也就產生了所謂的拜物教），但是馬克思認為這是進步的，因為它廢除了人對人的直接支配，即“人與人的相互獨立為物與物的全面依賴的體系所補充”。
那么，當一個以市場為主導的社會，人們業已在拜物教指引下一步步被貨幣支配的背景下，又突然地短暫的“從物那里奪取這種社會權力，”自然就只能如馬克思所預言地那樣“你就必須賦予人以支配人的這種權力。”某種程度上就體現為封建主義下的人身權力關系疊加上了資本主義下的商品交易需求，一種官僚統治下的決策管理機制混雜了計劃經濟存在的集中生產規劃，這是一種在完整的市場經濟和完整的計劃經濟下都不會出現的雜交現象，可以說是一種“既要又要”所導致“這也沒那也沒”的四不像。
當然唯物的說，一切社會制度都是在歷史的發展中形成的，不可避免的帶有歷史的痕跡。不參雜封建主義的資本主義從沒存在過，不帶有官僚統治特征的計劃經濟體系也從沒有建立過。但是“愷撒的歸愷撒，上帝的歸上帝”，根源到底是“計劃經濟”還是某些地方和某些問題，矛盾到底是生產問題還是分配問題，我們還需有清醒而冷靜的分析，才能真的找到可以作為的點，不至于淪為只會二元論一刀切的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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